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核心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核心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核心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6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核心，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参考文献：

[1]黄耀丽聂磊陈希平:开放型历史文化名城主题公园的建设.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3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8篇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9篇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文化软实力论文范文第10篇

大学历来是一个国家培育人才、创造知识和传承文明的重要阵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又更加明确地承担起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使命。知识和人才无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大学在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使命，使得大学成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而大学文化软实力则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一、大学是文明传承的主渠道

人类的文明成果薪火相传，绵延不息，主要包括人文传承和科学技术传承。

对人文的传承，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何谓“人文”?周易贲卦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人文传承内在地包涵着“善成价值、化成天下”的功能。世界五大古代文明，唯独中华文明从无间断地传承下来，这无疑得益于中国历史上各类学校担负“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使命和功能，其中处于高等教育层次的机构，诸如太学、书院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明确把大学界定为大人之学，也就是学习如何进行道德修养以成德成物成为大人、君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首先在于“知本”，即循流知源。《大学》开篇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明”的过程，就是传承的过程。尽管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历史不长，但作为传承人文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构(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始终参与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

对科学技术文明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认识、科学方法的传承上。这些传承一是通过生产实践的科学技术操作来进行，一是通过学校的书本和课堂来进行。在以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中，科学技术文明的传承实际上主要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这种传承，当然也包括反思科学技术的“异化”，在充分认识科技发明可能给人类带来利益、财富和方便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反思，又使科学技术文明的传承和人文社科文明的传承水融地形成合流。应该说，任何其他社会领域对文明的传承很难同大学相媲美。必须明确的是，大学是培育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因而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类文明传承的主渠道。

二、大学是文化创新的主阵地

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只有随着时展和社会的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当今中国正处于不断创造奇迹的时代，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历久弥新，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大学与中小学在传承文明的职能上是相同的，那么创新文化的职能则是大学所特有的。因而大学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能力的源头。正如在清华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所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实践永无止境，文化创新也永无止境。为什么大学会成为文化创新的主阵地?因为大学是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又是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还是学术民主思想活跃的地方。由于大学生年轻，所以条条少、框框少、思维活跃、敢想敢说，这就使青年学生成为社会中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活力的创新主体。由于是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所以才能使学习和工作在大学里的师生知识面宽、视野宽、信息多、学派多、分歧多、碰撞多，这就可以为知识创新提供足够的素材和智慧启迪。由于学术民主，才能包容差异、鼓励多样、宽容失误，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出乎争；新，也出乎争，于是大学便形成了最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环境。显然，大学这种宽松环境最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专门人才。大学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所培养出的创新型人才，就会不断把文化创新的种子播撒到各地，所以说，大学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创新的主渠道。

三、大学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

论文联盟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大学始终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是引领社会潮流，确立主导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决定了大学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大学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人才基地。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在大学中汇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已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强大生力军。

第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立项的课题总量中，大学所占比例平均在85％以上。全国各类学术刊物论文的作者90％以上都是高校专家学者。在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即便按最苛刻的标准来遴选，高校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依然占据显著位置。据《2010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的资料：2009年在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成果中，高校发表的论文占研究论文总数的50.74％，无疑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主阵地。

第三，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要性和广阔前景，纷纷搭建平台，成立基地，延揽人才，占领文化研究的制高点。以湖南大学为例，早在2009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国内相当一批热心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先后加盟这个中心的研究工作。目前中心已经推出了以第一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有份量的优秀研究成果，成功召开了两届中国文化软实力高层学术研讨会，对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四、当前我国大学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日趋激烈，知识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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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以知识创新力和文化影响力为核心要素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日益引人注目的领域。如何加强我国大学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目前，我国大学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建设任务还非常艰巨。主要表现在；一部分教材、一部分教师，对文化中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高与低、对与错的鉴别与选择能力还比较欠缺；一部分师生对思想政治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重要地位缺少深刻的理解，缺少学习的自觉性；少数教师对理论创新、知识创新不热心、不善为、不作为；还不能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富有创造力和奉献精神的文化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民族论文联盟认同、国家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在一些大学中还存在政治上和学理上的挑战，等等。应当看到，大学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大学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以及大学对文化的研究力和传播力之中。大学作为文明传承的主渠道、文化创新的主阵地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要履行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建设好大学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始终坚持大学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研究学问、传播知识、服务社会、传承文明的重要场所，也是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坚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高等学校在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开展大学文化建设的时候，必须坚持和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人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教师，教育学生，用先进文化熏陶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永葆大学的生命力。大学是先进文化的播种机、知识创新的发源地，要主动为国家昌盛、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和动力。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进程中，大学应该着眼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团结友爱、社会的和谐进步，应该着眼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自觉担负起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不断增强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光荣使命。

第三，提升大学的创造力。大学要把求新作为己任。文化繁荣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人的思维活力和知识创新力。大学的繁荣与否取决于大学是否能够为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提供独特的，适宜的学术环境；是否善于将各个不同领域形成的亚文化，吸纳、整合并形成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尊重、理解、包容、吸纳、整合成为大学提升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第四，增强大学的吸引力。大学的吸引力无疑在于其杰出的教师与优秀的学生。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他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青年学生冲着名师、大师而来，名师出高徒，高徒不断传播知识与学问，大师和高徒一代代教学相长便形成了大学独具个性的人文传统和大学文化，这就是大学具有吸引力的精要所在。

第五，提高大学的文化研究力和传播力。首先要把大学文化研究和文化软实力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予以高度重视。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要有专门的队伍，专门的平台，专门的教材。其次，要重视和提升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一方面要加强和提升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德育中的地位，要通过高等教育的功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推动优秀文化在全体国民中的普及和教化；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学的留学生培养和各大学在国外创办的孔子学院等，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传播和交流，发挥大学文化在公共外交层面的独特作用，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