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从简单化和严重概念化的中学历史课本吗？或者是越来越繁琐艰涩的大学论文集？实际上，中国人开始不喜欢历史，恰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盛行！

中学历史课本剔除了历史细节，把历史脉络搞成数学定律，没有李自成一定会有张自成，纷复曲折的历史故事蜕变成一连串儿难于背诵的年份。

大学历史专著旁征博引，不知所云。有道是，“我们走得太远，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种历史钻研，以远离红尘为骄傲，成为极少数人孤芳自赏的古玩，密不宣人，谁要是去《百家讲坛》讲了些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谁就会遭到围剿。

这是一种离奇的文化氛围，反对细节，反对通俗，认为只有枯燥和深涩才够得上客观和经典。这种把学术神圣化殿堂化的变态情结，几乎要了历史的命，它使大多数国人从上了中学开始便厌恶历史，最后因为忍受不了故纸堆里散发的腐朽气味儿，放弃最后了一丝期盼。

其实，我们厌恶的不是历史，是关于时间的流水账，我们抛弃的也不是历史，只是死气沉沉的中国式的史学研究。

真实的历史是生机盎然的，如同它被称为“新闻”时一样，曾经五彩斑斓，因为充满各种关于成功和胜利的可能性而弥漫着喜悦，也因为充满遗憾和失落而具有悲剧之美。

真正的历史没有定论，它总是在新的发掘中接近着真相。于是，历史不应该是一组组年代和数字，而应该是一场场有意思的讨论，找出其中失败的缘由，分析哪些成果未能实现。

真正的历史是有趣的，因为真历史总是充满细节，一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既然历史用无数鲜活的细节编织出它的发展方向，复原这些细节，历史便会赢得人民的喜爱。

真正的历史一定是通俗的，至少没有现阶段历史论文表述得那么繁琐。

今天，中国人能否亲近历史，取决于我们怎样描述往事。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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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2005年10月22日来源:网友提供作者:未知字体:[大中小]

钱的作用和功能在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是不能低估的。钱是社会财富积累的象征，是人民富裕程度的标尺，也是贫富的依据。我国人民经过十七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生活达到温饱型，现在正向小康型迈进。

人民币的五大功能不能低估。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有些功能会更强化，更具有神明的魅力。这应该看作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钱多了，对国家、对人民、对集体、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钱同世间万物一样，不无二重性。有人把它比做双刃剑、两面斧，是恰当的。钱的正面效应我们要承认，但其负面效应仍然不能忽视。钱本身是不分美丑善恶的，然而，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如何赚钱，如何用钱，却有美丑善恶之分。不管我国古代的鲁褒也好，外国的莎士比亚也罢，他们对金钱绘声绘色地给予贬斥和诅咒，都不能否定金钱的神明魅力。还是马克思伟大，他既肯定了金钱所显示的神明作用，又批判了金钱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丑恶。的确如此，钱的负面效应给社会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且不说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裸的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就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金钱走向腐化，走上犯罪道路的事例中不难看出，钱的腐蚀性、危害性，贪钱者必自毁，终究会落得个可悲可耻的下常所以，我们对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的时候，把金钱观当作切入点是非常正确的。

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应该使学生懂得：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勤劳致富是光荣的，合法的。金钱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标志。致富必然要掌握一定的金钱，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提倡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理合法。非法牟取暴利，我们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有亿万富翁。只要他们是勤劳致富、合法经营，我们双手赞同，也应该为他们写赞美词或颂歌。但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例如有，巧取豪夺；利用职权，鲸吞巨款；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穴演出，唯钱是图等等，是违法的，是缺德的。

二、君子惜财，用之有度。现在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数日益增加，只要是“取之有道”的，国家是认可的，人民是赞许的。因为他们创业经过了艰辛，也付出了代价。现在的问题是有了钱怎么办，怎么花？有的人手里有了钱，大吃大喝，大玩大乐，大置大买。这是颓废、腐朽、末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这种现象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我们提倡“君子惜财，用之有度”。什么叫度？就是适度。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什么事情总需要有个度，超过了度，就可以发生质变，就可能走向反面。

三、君子舍财，施之有众。邓小平同志讲得很透彻：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人们应帮助未富起来的人们，目的在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舍财帮贫穷，让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有不少的人有了钱，心里装着大众，有的办学校，办医院；有的办幼儿园、敬老院；有的捐款“希望工程”；有的架桥修路，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等等。这些人自己富了，并没有忘记人民大众，他们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情怀，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精神为目标，舍财为众，为民效尤，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我们崇尚“君子舍财，施之有众”的伟大情怀，坚决反对“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电脑互联网络把世界各国图书馆联在一起。学校可以很方便地从联网电脑中调取丰富的声像、文字资料和最新世界教育信息，为学校师生打开一个新奇、充满魅力的世界，增强了教、学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促进了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

然而，伴随着电脑教育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普及，其消极作用也愈来愈明显，令不少教育专家忧心忡忡。

据美国的一份调查显示，电脑教育严重削弱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有位女生在撰写历史论文时，欲引用出版家巴特利的一句名言，于是只在电脑键盘上轻轻一敲，便很快从电子书架中查到所需的语句，可悲的是她并未读过包括那句名言的作品，也并不了解那句名言的历史背景和涵意，其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弄巧成拙。

电脑教育给人们带来的另一个忧虑是它不能像教师一样面向学生传授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毫无疑问，电脑的应用为教育提供了异常丰富、迅速而及时的信息。但事实上，这些信息如果不被消化、吸收，不可能自动地变成学生的知识，更不可能变成智慧。机械地调用片断信息，只能导致学生整体系统知识的残缺不全。

面对此情此状，美国一位中学校长莫西贝克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学生并不缺乏应用现代科技成果的权利，他们缺乏的是起码的道德观念和睿智。这恐怕要算是教育的悲哀。

美国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电脑教育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育质量并无明显改观；相反，不少学生把电脑当作高级娱乐工具，虚掷了时光，耽误了学习。

教育专家提出，电脑教育的美好愿望是把电脑作为现代教育的有效辅助手段，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增强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以提高教育的质量。但少数学生曲解了电脑的用途，从而忽略基本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忽略了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使教育的质量面临滑坡的危险。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一、加强课前预习

历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思想内涵广泛渗透到其他各门课程中。在新课改的精神要求下，历史教学越来越要求历史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真正将课改精神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新课改标准所倡导的自主探究就是要求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搞好课前预习，不仅仅是要求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改变以往教师“要我学”为“我要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开展自主探究时，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问题，确定探究的对象，设计探究的程序，收集所许信息，检查自身学习中存在的疑惑，直到最后得出结论。简言之，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经过各种探究活动独立地解决问题。在自主探究时，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所需的资料及提示相关信息，起着活动的活动的辅助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主探究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这样学生获得的知识也更直接，印象也更深刻。

二、发掘学生潜能

1.激趣指导。兴趣是学生学习是否成功的关键。那么，如何使一堂课上的生动有趣更有价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呢？a、科学搭配，合理分组。这既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协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又能培养学生合作、社交等各种能力。b、教师参与，适时调控。在教学中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共同研讨，是实施“合作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角色转换，重心下移，与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和学习的引导者，在具体分析问题时，教师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分析、交流。c、在传统教学形式中教师是“主角”，而少数学习被动的学生只能当“观众”，致使部分学生心理承受力小，感觉不到老师的重视，产生消极思想，破罐子破摔，成绩越来越差，甚至与老师产生敌对情绪，不断地滋事生非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这些现象是学校和社会都不愿看到的，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的组织他们在课堂上举行演讲、讨论等，为他们提供锻炼和表现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兴趣得到极大提高并积极地投入到师生互动合作探究中去。

2.讲究听课技巧，注意听课方法。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是举疑解难的过程。在听课的方法与习惯养成上，由于每个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特色各异，历史教师在刚开始接受新班级授课时，都有一个了解、融通、适应到默契的过程。

了解与融通。关键是感情上要沟通。学生了解老师讲课的个性，老师更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古人有言：“亲其师，信其道”，其实，这句话再也没有比历史教学中表现得更充分更直接了。适应与默契。首先老师要适应学生，适应学生的基础，适应学生的特点，关键要适应学生以往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其次老师要放开架子让学生适应自己。适应的最高境界就是默契，每个学生不同的神情，老师能体察出对知识的掌握运用程度；老师的每一种神情、动作，学生都能体会出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当然，良好默契的历史学习氛围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活动的难点，也是闪光点，它要求教师：教风民主、知识全面、思维敏捷、驾驭课堂娴熟自如，调控得心应手。特别表现在学生质疑问难题上教师要坚信：态度上只有沉下来，学生的问题才能提上去。同时，师生都应明白这样几句话：举疑不在大小，不会则难；解疑重在点拨，喻则善教；求知不应待知，自得才乐；知识重在探究，积累乃博。

三、举办第二课堂

1.观看影片。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还可以带学生到电教室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鸦片战争》、《我的一九一九》，《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2.写作论文。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环境保护》，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聘，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谈新课改　初中历史教学

一、加强课前预习

历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思想内涵广泛渗透到其他各门课程中。在新课改的精神要求下,历史教学越来越要求历史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真正将课改精神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新课改标准所倡导的自主探究就是要求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搞好课前预习,不仅仅是要求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改变以往教师“要我学”为“我要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开展自主探究时,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问题,确定探究的对象,设计探究的程序,收集所许信息,检查自身学习中存在的疑惑,直到最后得出结论。简言之,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经过各种探究活动独立地解决问题。在自主探究时,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所需的资料及提示相关信息,起着活动的活动的辅助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主探究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这样学生获得的知识也更直接,印象也更深刻。

二、发掘学生潜能

（一）激趣指导。兴趣是学生学习是否成功的关键。那么,如何使一堂课上的生动有趣更有价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呢?a、科学搭配,合理分组。这既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协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又能培养学生合作、社交等各种能力。b、教师参与,适时调控。在教学中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共同研讨,是实施“合作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角色转换,重心下移,与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和学习的引导者,在具体分析问题时,教师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分析、交流。c、在传统教学形式中教师是“主角”,而少数学习被动的学生只能当“观众”,致使部分学生心理承受力小,感觉不到老师的重视,产生消极思想,破罐子破摔,成绩越来越差,甚至与老师产生敌对情绪,不断地滋事生非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这些现象是学校和社会都不愿看到的,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的组织他们在课堂上举行演讲、讨论等,为他们提供锻炼和表现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兴趣得到极大提高并积极地投入到师生互动合作探究中去。

（二）讲究听课技巧,注意听课方法。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是举疑解难的过程。在听课的方法与习惯养成上,由于每个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特色各异,历史教师在刚开始接受新班级授课时,都有一个了解、融通、适应到默契的过程。

了解与融通。关键是感情上要沟通。学生了解老师讲课的个性,老师更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古人有言:“亲其师,信其道”,其实,这句话再也没有比历史教学中表现得更充分更直接了。适应与默契。首先老师要适应学生,适应学生的基础,适应学生的特点,关键要适应学生以往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其次老师要放开架子让学生适应自己。适应的最高境界就是默契,每个学生不同的神情,老师能体察出对知识的掌握运用程度;老师的每一种神情、动作,学生都能体会出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当然,良好默契的历史学习氛围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活动的难点,也是闪光点,它要求教师:教风民主、知识全面、思维敏捷、驾驭课堂娴熟自如,调控得心应手。特别表现在学生质疑问难题上教师要坚信:态度上只有沉下来,学生的问题才能提上去。同时,师生都应明白这样几句话:举疑不在大小,不会则难;解疑重在点拨,喻则善教;求知不应待知,自得才乐;知识重在探究,积累乃博。

三、举办第二课堂

（一）观看影片。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还可以带学生到电教室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鸦片战争》、《我的一九一九》,《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上伸下延，“勤奋”，论文写作，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03-05

《历史教学》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指导研究生学习和写作的文章，其实在这方面我并没什么经验可谈，我只指导过三届硕士研究生，之后就调到出版社工作。河南大学历史系申请博士点时，我并未参与，只是在河南大学初招博士生后，由于课程准备不足，我曾代博士生导师讲过两届专题课，也参加过校内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仅此而已。下面所谈的指导研究生学习和写作问题，包括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陈连庆先生指导我们学习和写作情况，也包括我带硕士研究生时的一些体会，说不上什么经验，只是略抒己见而已。

研究生的学习与本科生不一样，本科生主要是靠课堂讲授和课后辅导，这都是集体活动，师生间分别指导比较少，研究生虽然也有课堂讲授，但仅是学术引导，主要是靠自学，导师对研究生课后指导时间较多，可以因势利导，所谈问题各不相同。如我招收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设有两门专业课由我主讲，政治学和外语请外系老师讲。两门专业课，一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但不是系统地讲授，只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重点、难点及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二是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关系或是讲军功爵制，都是我研究的课题，当时尚未出书，已印成讲义。在课堂上也顺便给研究生介绍学习秦汉魏晋南北朝必读的古籍和当代名家的论著，也向研究生介绍几本秦汉简牍及汉至南北朝的墓志铭。我对研究生讲，在你们学习期间，一定要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这是学习、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基本功中的基本功，没有这种基本功，你们就读不懂秦汉简牍及墓志铭，不知哪些出土文献所具有证史、补史、纠谬的学术价值，就不能写出既准确又有创新意义的史学论著。我还对研究生讲过，不论学哪段历史都必须上伸和下延。如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必须上伸到先秦史，下延至隋唐史，了解先秦史和隋唐史的基本情况，否则就不会了解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就发现不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发展规律。

为了补充我指导研究生的学历不足，我还聘请了十几位历史学、考古学大家，贾兰波、胡厚宣、吴泽、金景芳、白寿彝、何兹全、李学勤、韩连琦、安金槐、安作璋等先生给研究生讲学。请外地学者来校讲学还有个目的，就是让研究生开阔眼界，结识一些名家和史学前辈，使他们容易进入史学界，增加其史学研究的兴趣和信心。

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问过我怎样自学的问题？我根据自己的笨经验，总结出两个字，就是“勤奋”。所谓“勤”，包括五项，就是眼勤、脑勤、手勤、口勤、腿勤。

眼勤，就是多看书。知识是有继承性的，不管研究哪一门学问，不吸收前人和同行人的成果，是不可能登上科学顶峰的，特别是学习社会科学、学习历史，必须阅读大量古今文献，掌握丰富的资料。学者们常有句自谦的话：“读书未遍，不敢轻下结论。”当然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相关的书都读完，不过只读一两本书就下结论，那的确有点轻率，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创见。

脑勤，就是多思多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讲的是学习中眼勤与脑勤的辩证关系。多思多想有助于消化学习中的知识，能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并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怕费脑筋，浅尝辄止，学了也等于白学。

手勤，就是动手多写多记。要把自己看过的书中有重要价值的资料都写成卡片，把点滴的体会都记下来，使你以后写出的论文和专著都有扎实的根据。写文章是一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有时资料和观点都具备了，就是写不出满意的文章，请不要轻易放弃，需要重写或修改。就是一位写作老手，也难一挥而就，笔和刀一样，越磨越快。

口勤，就是遇到疑难问题多向人请教，或是学习时的互相讨论，互相启发。研究学问不能孤立无友，孤陋寡闻，除了质疑问难之外，还可以相互争辩，切磋琢磨，这样才能互相促进。所谓学问，就是有学有问，只学不问，就是故步自封。

腿勤，就是走出去搞调查研究，参观考察。我们曾组织研究生去敦煌、西安、洛阳、安阳、淮阳等地去参观古代艺术、古城遗址、甲骨文发掘遗址。古人说：“读万卷书，必行万里路”，都是至理名言，经验之谈。如果死啃书本，顶多也只是记问之学，只有走出去，才能使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把所学知识用于社会实践。

所谓“奋”，属于精神范畴，就是奋发有为，奋力拼搏。学习历史的人必须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科学研究，是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业，也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有兴趣为历史科学作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奋斗目标。目标明确了，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就。对于稍遇挫折就垂头丧气，或见异思迁的人，其结果必然是半途而废。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十里路是特别艰苦的，但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为实现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只要百折不回，坚持目标，就会有所建树，而绝不会“虚度年华空度一生”。

关于指导研究生如何写作的事，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很少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和我的导师陈连庆先生一样，认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不要急于写论文，主要任务是积累知识，积累资料，以备毕业后教学、科研之用。但是研究生毕业最后一关是必须要写一篇毕业论文，而且要求比较高，要有史有论，有自己的新观点，还要经过答辩委员会通过才能授予硕士学位，否则只给毕业证，不授学位。对此，研究生非常重视而且很紧张，此时就不能不再谈写作问题了。有时研究生连要定什么论文题目都要找导师商量。对此问题我基本是“放任自流”的态度。我首先问他们，你们在学习过程中，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对什么问题搜集的资料最多？我听了研究生的答复后，就告诉他们，就选择你们最感兴趣、搜集资料最多的问题，作为论文题目。这样选题虽不见得很尖端，但写起来得心应手，再用一年时间搜集和认真写作，自然会比一般论文要深入一些，也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我也和研究生谈过自己研究过程中，关于选题变化的情况和意见。最初我的选题是随大流。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史学界研究最热闹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古史分期、民族形成、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等所谓的“五朵金花”。其中除资本主义萌芽没发表过文章外，其他四个问题我都写过论文，但后来一想，随大流研究历史，虽然入门较容易，却不能体现个人的研究特点。于是就寻找新的课题，遂对军功爵制、古代治安制度、户籍制度、名田制度等问题颇有兴趣。但研究这些新课题难度较大，历史资料难找，可借鉴的参考论著很少，当然难写出新产品，但也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过的新选题，即使写出来的论文水平不高，也是自己的新成果，并非抄袭之作，或许被认为是填补一项空白。

我还和研究生谈过搜集资料的重要性问题。历史是科学，论证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必须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不能臆想和捏造，甚至只有一个孤证也难成立。因为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几乎可以给任何一个历史谬论找到一个孤证。

过去老的历史学家，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历史问题，对所有资料必须“一网打尽”，如果资料搜集不全，别人发现一条过硬的新资料，就会把你的论点全否定了。此论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坦白地说，我就没有做到。我想现在用电脑搜集资料要方便得多，恐怕也难以做到。但我主张要尽可能地多掌握一些资料，而且应该是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只能作为补充和参考。在搜集资料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只搜集与自己论点有利的资料，而不搜集与自己论点不利的资料，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会以偏概全，难以令人信服。

搜集资料时要作卡片和写笔记。因为写一篇历史论文要看很多书，摘录很多资料，但在写作时总不能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面前，那就会乱成一团，摆不出前后的顺序。用卡片摘录资料，使用时非常方便。记卡片必须忠于原文，资料过长不能全部摘录时，要把中间不重要部分删除，删除时要加删节符号“……”以免被认为原文就是如此。作卡片还要注意以下三点：一、资料摘录后，要根据资料内容，在卡片上写出不同分类标题，以便用卡片时不看内容，就知道属于哪方面的资料；二、资料摘录后，要记上资料的出处，写上作者的姓名、书名、篇名、版本和出版年代、页数等，以便日后核实原书；三、一张卡片只能摘录一条资料。对于所摘录的资料短小，卡片还有余地，就不要再录上一两条资料。一张卡片录几条资料，在卡片分类排队时，就难于处理了。

除作卡片外，还要写读书笔记，主要是为了看原始资料和读参考书时，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记下各家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结论。记笔记有备忘录的性质，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时，忽然有所领悟，必须马上记录下来，否则时过境迁，就会把很好的体会和意见，忘得一干二净，而追悔不及。

当写论文的素材具备后，还应该有一个构思程序，通过构思最好能写出一个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的写作提纲。所谓构思，就是根据选题的要求和所掌握的资料，思考一下论文的写法，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分几个标目或几个段落，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都要简洁扼要地写到提纲中去。写论文构思和提纲是关键的一步。论文写好写坏、水平的高低，在提纲中已基本固定下来。有人认为在写论文之前写提纲是多此一举，是无关大局的小事。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如果是写一篇短小文章，内容简单，仅凭记忆就可完全掌握，不写提纲是可以的。我也不否认有的聪明才子，在写作之前打个腹稿，就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其实打腹稿也是需要构思的，只是没把他构思的结果写在纸上而已。对一般人来说，要写一篇长文章，没有提纲，就会写前忘后，甚至会把很重要的问题忘掉，或信笔写来，层次不清，思绪混乱，畸轻畸重，失去文章的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对一般人来讲，要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不经过一个构思过程，没有一个可依据的提纲，要想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那是不可想象的。

在提纲写好之后，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将资料卡片按提纲的纲目顺序，分组排队。把资料内容与提纲第一项内容有关的排为第一组，符合第二项内容的就排第二组，其后以此类推。在写第一项内容时，就用第一组卡片，用过后就把卡片收起来。写第二项内容时，就用第二组卡片，文章写完了，卡片也用完了，免得卡片成堆，先后不分，给写作造成混乱。在作前对卡片分组排队时，如果发现有的卡片内容，放到哪一组都不合适时，可以单放，在写作中如果发现它适合某个项目，就临时收进去，如果哪个项目都用不上，那只好割爱，弃之不用。

写文章最后一关就是修改、定稿。初写文章的人，下了很大工夫，使了很大的劲，写出来的文章连自己都感到不满意，不敢发表，或寄出去而不被刊用，就很泄气，抱怨自己文笔不佳、头脑笨、水平低，不是写文章的材料，准备放弃，这叫“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非常可惜。其实他不知道，已发表的文章多数都是修改出来的，初稿也很差。我承认有的学者思维敏捷，写文章可以一挥而就，但那是绝对少数，多数人的文章都是经过反复修改才定稿的。有的作者在他所发表的文章末尾写上一稿、二稿、三稿的时间就是证明。有的青年作者自认为写不出高水平的文章，就是因为没过好修改这一关。

修改文章首先是修改字、句。由于在写初稿时，急于要把储在头脑中的思想急于倾泻到纸上，很少考虑对文句的修饰，甚至会写出错别字或犯措词不当等“低级”错误。这些失误一定要改正过来，否则读者会认为那是“硬伤”，而贬低你的文章。史学论文一般是要求文字朴实，通顺流畅，简练准确，逻辑性强，不要求繁缛华丽，不必用过多的形容词来渲染史实，更不能哗众取宠。

修改文章更要注意论文的层次是否清楚，前后有无自相矛盾之处，特别要注意论点和论据是否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硬伤，是修改论文，提高水平的关键。如果层次不清，就要调整文章的前后顺序（我写这篇小文就调整过一次顺序），如果是次要问题过多，造成文章臃肿，层次混乱，就要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不能手软。关于文章中有无自相矛盾的问题，一般说作者自己是难于发现的，这是因为作者的意识中并不认为那是自相矛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论证甲问题时，用了一个标准、一个观点，再论证乙问题时，又用了另一个标准、一个观点。两者分开来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两者出现在一篇文章就自相矛盾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妨用数学上一个验证法来解决，即用乘法得出来的数字，再用除法还原一下，就知道是否正确了。把论文中的两个都用同一个观点，同一个标准论证一下，就知道各不相同了。关于论文中的论点和论据不一致的问题，大概是作者对论据的解释出了问题。如“阀阅”一词，在汉代是指“功劳”，如居延汉简中的“阀阅簿”，就是“功劳簿”，但在东汉以后，“阀阅”与“门阀”是同义词，是指门阀士族。如果你写西汉的历史，把“阀阅”作“门阀”解，就出现了论点和论据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把论据的含义搞清楚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对于自己论文的论点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必须认真考虑，但考虑要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下思考。因为历史学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史观后，才真正成为科学。历史唯物论要求，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当时的时间、地点、社会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如研究婚姻制度史，把群婚时代的婚姻关系，用一夫一妻的观念进行研究，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当然同样用历史唯物史观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由于对历史资料有不同的解释和其他原因，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自己写的历史论文，只要坚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就要坚持不改，如果经过别人的指点或批评，认识到自己结论是错误的，就一定要改正，这就是历史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还要着重说明的是，修改论文也包括修改提纲。因为在写论文之前所写的提纲，在没有经过写作实践之前，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在写作过程中如发现提纲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须修改补充。以便使提纲结构更科学，内容更充实，更符合文章的内在逻辑性，使提纲与文章内容和谐统一。

当研究生毕业论文写完后，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研究生的情绪很轻松了。由于他们感到在校时间不长了，颇有惜别之情，所以到我家谈话的时间就多了一些。谈话的主要热菔撬们毕业后怎么办，应该做什么，等等。我曾说你们毕业后如果脱离教育界和科研机构，那就由你们自处了。也有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经商不要见利忘义，如果从政不要当贪官污吏。我还说过，如果进入研究机构，那就要耐得住寂寞与清贫，一心搞研究好了。如果你们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就不要急于搞科研，要先在讲台上站住脚，如果你的课讲得好，一定会受到学生欢迎。如果讲得一塌糊涂，即使你发了几篇文章，学生也不会重视你，因为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但在讲台上站住脚后，就一定要搞科学研究。因为在书本上看得懂的历史问题，不一定能给学生讲得清楚，你会感到只能领会，不能言传。如果经过研究，把问题搞深搞透，自然能把问题讲清楚。还有如果不搞科研，你嘴巴再能讲，也只是照本宣科，没有新义。如果有科研成果作基础，就会讲得既深入又生动，运用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也会听得津津有味。如果科研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你就会欲罢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搞史学研究，当然可以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为了研究有个核心项目，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还是制定一个科研规划比较好，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一项重大课题。我还主张订规划要长短结合。即在一个长期规划中包含几个短期规划，比如我要研究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这是个长期规划，在其中我又订出“商鞅变法与名田制的建立”，“汉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三次土地兼并高潮”，“从汉简名籍中看汉代阶级关系”，“东汉的田庄经济”等短期规划。为什么订规划要长短结合？因长规划是要写成专著，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在学术界都是“以文会友”，你长时间不出成果，就不会有人理会你。研究学术不能孤立无友，必须交结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在一起谈心，交换意见，互相促进，才能提高学术修养。短期规划可以选几个重点问题写成论文予以发表，就可以得到学术界的反映，也可以为你出专著时起到宣传作用。关于我的写作长短规划结合问题，曾向我的导师陈连庆先生请教过，他很赞同，以后还向他新招的研究生介绍过。但现在看来，我的意见可能过时了。河南有一位中年历史教师，他想写某一方面专著，想让我帮他出出主意。因为彼此关系不错，我就对他说写这个问题应看哪些参考书，应注意哪些重点、难点问题，我还送他一本有关参考书，他很高兴地走了。我估计他写这一本专著，至少也需要二三年时间。结果在半年多以后，他那本书就出版了，还送给我一本，我很惊讶，问他怎么这样快？他说他用电脑搜集资料，用电脑写作，用电脑修改、定稿、排印，交到出版社就出版了。试想用半年多的时间就能写成一本书，还用制订长短结合的规划吗？

以上所谈得怎样学习和写作的几点意见，不用别人批评，我也自知是过时的“老生常谈”，仅属于一管之见而已。其实关于学习和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经验，而且殊途同归，都能学好历史和写出高水平的论著。就笔者而言，即使我会使用电脑，也还是要把从电脑中搜集的资料作成卡片，编号排队，以便在写作时使用，这是我的习惯，对别人就不一定合适。最后我想对会使用电脑的青年学者提个建议，从电脑上搜集到资料后，必须与古籍原书核对一下，还要看一看原书中的上下文，因为电脑上收录的文字也有个别错误，不查原书会被误导。不看原书的上下文，就会断章取义，我在读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时，都遇到过这类问题，所以我认为，不能仅靠电脑搜集资料，与所写论文有关的重要原书还是需要读的，以免出现大错。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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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意义及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_语文论文

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6-12-1222:46:28人：yujklj68kfg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

[作者]李丽

[内容]

一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培养审美意识的教育。

中学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内容，其中美育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普遍的情形却是许多学校及教育工作者轻视甚至排斥美育，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或认为无须美育而人自能审美，或认为审美无关宏旨，因而美育无甚意义。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对美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加以讨论。

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还是艺术的客观事物，只要具有美的属性，都可以作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但是，人们并非天然地就能进行审美，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1）］客观存在的美，先天健全的器官，只是审美的客观条件和素质基础，主体不具备审美意识，审美仍无法进行。审美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人在生理心理素质基础上，经过后天的审美教育并在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的产物。由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培育形成“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客观美才能成为审美反映的对象，主客体之间才能构成审美关系。概而言之：人们要进行审美活动，必须具备审美意识，要具备审美意识，美育是必不可少的。

更深入地看，美育的必要性、重要性仍在于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认识与改造世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审美意识是审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心理根源。客观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属性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要掌握客观世界（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须相应地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式。审美方式就正是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诸种方式之一。它能使人“按照美的规律”［（3）］去认识、改造世界，而只有充分拥有和运用包括审美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才能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亦即恩格斯所说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4）］总之，无论是从掌握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言，审美掌握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既然如此，作为形成人的审美意识的必要条件的美育，当然就绝不应轻忽而应予以高度重视。

美育之重要，还在于它对其它各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德育、智育）有着促进作用。在这里，只侧重谈谈它对德育、智育的促进。

美育的内容是培养审美意识（美的观念），德育的内容是培养道德意识（善的观念），智育的内容是培育科学意识（真的观念），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科学意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育能够对德育、智育产生促进作用。

审美意识中渗透着科学意识。科学意识是求真：以概括、理知的形式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审美意识是求美：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的美的属性。二者是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的；但是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着的，求美的审美意识必然是以对真的认识和把握为基础的。从最一般的如形色声动静等观念到人事景物情等理解，都是人们对事物的概括和理知的认识、把握，离开这种认识、把握，客观事物对于主体根本无美可言。我们对高山、大海的审美反映，就绝不只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渗透着一定的理性因素、具有对“真”的认识的性质的。特别是对社会美、艺术美的审美反映，更有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的重要因素，如对，对《红楼梦》的审美反映，其中必包含有对特定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认识、了解，如果对此无科学的认识、把握，断不能对它们的重大审美意义产生敏锐的审美感知和深刻的审美理解。

审美意识中积淀着道德意识。当人在实践中掌握了客观世界规律（真），并运用于实践中时，便产生了道德意识（它是人对客观现实、实践活动是否合乎主观目的、需要的反映、认识，是一种社会功利观念），其后，才从中孕育出审美意识。因而，审美意识在产生之初是等同于道德意识的，客观事物的目的性就是善，也就是美。但是，审美意识一旦产生，就开始逐渐从道德意识中分化出来，相对独立地发展，以自己独特的似乎无功利的形式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可以“不顾任何实用的考虑而喜爱美的东西”。［（5）］然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与之根本无关甚或相反的东西，不可能被感受为美；所以，分化独立出来以后的审美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尽管可以不与个人当前的实用功利发生直接的联系，在根底里却仍然包含着社会功的利性质，潜隐着比个人直接功利目的远为深广的社会功利目的、需要。总之，相对独立的审美意识虽不等于道德意识，却必然包含着道德意识，只不过它有道德意识的内容和效能，是体现、实现于比较曲折间接的形式里而已。

审美意识中含有科学认识因素和伦理功能性质，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同时，当然就能间接地使人也得到一定的科学意识、道德意识的培养。

综上所述，可见美育确实是不可缺少不容轻视的一种教育。

二

美育之必要、重要已毋庸置疑，问题的讨论便推进到：中学教育中如何实现美育？总的说来，美育应该且可以广泛地渗透到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乃至行政管理工作中，从而得到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体现。

在语文教学中实现美育，是语文教学应有之义，现行的《全日制中学语文大纲》就明确规定了语文教学目的应包括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观”，但认识仅止于此，无以理解它为何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要对此有透彻的理解、认识，必须对美育与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对语文教学实施、贯穿、强化美育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行性，予以探讨。

1．语文教学内容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决定了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必然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语文教学的过程必须贯穿美育，美育通过语文教学得以实现。

意识是存在的产物。没有审美对象的存在，绝无审美意识的产生。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6）］“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7）］培养审美意识的美育之实施、实现必须以审美对象为先决条件。而正是在这里，语文教学显示了实施美育的优越条件，为美育提供着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文学性既是语文教育的特征之一，又是语文教育的巨大优势。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80％的课文是中外文学名作佳作。文学是艺术美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的集中反映和形象表现。因此，文学正是绝佳的审美对象。其它非文学的议论文、说明文等，也都有一定的典范性，在思想内容、结构、手法、语言上有着美的品质，不失为审美的对象。由此可见，语文教材本身就是美的结晶，为美育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同时，既然语文教材以美为其本质属性之一，因而语文教学就必须贯穿着美育。必须从审美入手，引导学生对课文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作出审美感知，进而作出审美的判断和评析，否则，学生一开始就会被阻隔于艺术形象之外，进入不了作品创造的艺术境界，当然也就不能体察作品意蕴和艺术特点，即使是进行主题分析归纳也很难，因为作品的主题是潜藏于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之中的。不作审美启发引导，只作理论性分析，只能是对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粗暴，至多只能完成一些知识性教学任务，其主题归纳、形象分析、特色指点等都必是隔靴搔痒、抽象空洞、硬性外加的东西，无以实现语文教学的文学感染、思想熏陶的功能。

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质的统一性，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美育，乃是势之必然。

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育的优选途径。美育具有多端性，可以选择多种入手处进行美育。引导学生接触多彩多姿的大自然，使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得美的感染和熏陶；引导学生接触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使学生从社会美中去辨别善恶美丑，塑造美的心灵，都是美育的途径。但是，艺术美可以使学生集中地感知美、理解美、体验美，受到美的教育。在谈到社会生活美和文学艺术美时曾指出：“因为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8）］正因为如此，从艺术美入手去进行美育就能实施更高层次的美育，更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中学美育中，艺术美则是重要的审美对象，艺术学科的教学则是实施美育的便捷的途径。其中，语文教学以其课时多、内容广博的特点，自然地应成为实施美育的最佳手段和途径。

3．中学美育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语文教学是实施美能的重要渠道。中学教学的特殊性，中学生年龄、阅历、知识、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学不宜开设专门的美学理论课（即使是大学，也都是在较高年级才开设美学课程），中学美育的主要任务便只能交给艺术类学科去完成。音乐与美术当然是美育的基础课，且相当专业化，但是，这两门课程的学时实在太少（大多数高中取消了这两门课程），实难起到完成中学美育任务的主要作用。而语文是学生的主课，是学生接触量最多的学科（其学时占中学全部学科总数的30％），且其内容又集中了深广的美。语文教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切实而又有效地实施美育。

凡此种种，已足以证明：语文教学与美育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语文教学是中学美育的重要途径。

三

语文教学中的美是丰富的，进行审美教育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根据语文科的特殊性和语文美育的实践经验，可侧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进行美育。

1．在美读过程中充分感受美，审美感受力指的是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课文审美感知，获得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的、直接的把握领悟，从而发生审美愉悦的一种能力。它的核心是感知，如果对课文中审美因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若明若暗，那就无法对审美对象作整体或部分的反映。人们认识事物是从对事物的感知开始的，美也是通过人的视听感官进入人的心灵的。因此，感受美是审美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历史　学习　兴趣　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1-0020-02

兴趣是人们积极认识某种事物或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打开科学大门的导师”。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认为：“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学生一旦对某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就会以主动的、积极的态度学习。历史是一门对“过去事实的调查、探究的学科”，其涵盖了哲学、地理、政治、军事、社会等广阔领域，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历史也是一门枯燥而乏味的学科。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变为积极呢？

一、幽默的语言——打开学生历史的兴趣之门

英国学者M·鲍门在《幽默教学：一门表演艺术》一文中指出：“理想的教师应当达到艺术化的教学水平，善于利用幽默来激发兴趣，使学生学得更好。”魏书生先生则主张，每堂课都应充满学生的笑声。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把幽默搬进教学舞台，运用幽默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要有幽默的语言和动作。如果在课堂上教师只是照本宣科，语言干瘪，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味道，就如同“催眠曲”一样令人乏味。如果教师恰当地运用一些巧妙的语言，通过声音的变化，利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吸引学生的注意，这样就更能抓住学生的兴奋点，学生随之进入历史中的特定境界，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从而产生共鸣，兴趣也就随之而来，同样一句话为什么是笑星赵本山讲出来就有人笑，这就是因为赵本山有着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

现在初中阶段的历史教学通常都是开卷考试，学生在其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太多。进入高中后不少学生历史基础比较薄弱，而且高中历史内容大多枯燥无味，缺乏血肉，以致于我们学校在高二分科时大多数学生由于对历史不感兴趣而选择了理科，但即使选择理科，历史学科还同样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学生在高二、高三还要参加小高考或大高考。所以，激发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尤为重要，为此历史老师要学会幽默，要创造幽默性的语言，培养其学习兴趣。比如，在记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时，自南向北，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我用首字法记忆，广厦福宁上；把《北京条约》内容简化为：天天陪（赔）酒（九）；1980年开辟的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按“生（深）猪（珠）下（厦）山（汕）”来记忆。

二、积极的情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动力

情感，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好恶的心理倾向。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出伪君子。”情感对学生的学习乃至身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社会、爱人民的热烈情感，并运用它为学习服务，引导学生学习的兴趣。而学生只有在亲其师时，方能愈加信其道。因此，要想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建立良好的师生感情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作为教师，在课内外必须关心热爱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激励学生上进。例如，课堂上学生答错了问题，我们不要去讽刺挖苦，而要启发引导使之向正确的思路靠近。同时，要尽力捕捉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赞赏与表扬。使之振作精神，树立自信心。在学习中要使学生从细微处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怀，充分调动起学习的积极性。还要多利用辅导课或课余时间和学生谈谈心，使学生意识到自己被老师关心，从而对学习历史充满兴趣。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是激起学生学习热情的力量源泉之一。作为历史教师要利用这种爱的力量，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帮助其克服困难。每学年当我接任一个新的班级时，我都会先让学生们每人挑选一位自己喜欢的、崇拜的历史人物，搜集与该人物相关的所有资料，并撰写一些历史小论文。这样在学生的实践过程中既巩固了历史知识，又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加深了师生感情，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从而更能激发起其学习历史的动力。

三、灵活的形式——增加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助推器”

如果每餐都吃同一道菜，即使是最好的山珍海味也会令人厌烦。历史课教学如果老拘泥于一种形式，总是局限于“老师讲、学生听”的填压式课堂教学，学生难免感到单调、呆板、乏味，所以为了体现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我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变老师“上菜”为学生“点菜”，增强课堂教学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有时我会采用师生对调的方式，对于一些教学内容浅显，理论较为系统的知识，我会让学生来做老师，课前先提前布置安排好下一节课的教学内容，让每位学生认真做好讲课准备，同时老师还要提供大量材料并指导学生，这样既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又在角色转换中增加了学生的新鲜感，激发其学习兴趣。另外，在教学中还可以组织学生写历史论文，开展演讲比赛，举行“历史上的今天”模拟新闻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事实上，在学习中每位学生都非常重视老师对他的评价。因此，每次单元测试完毕，我都会针对每位学生的成绩和具体的学习情况，写上恰当的评语。俗话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只要我们在教学中对学生充满了希望、鼓励、鞭策、启发和提醒，多措并举，形式多样，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可使学生保持浓厚的兴趣，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和谐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软环境”

环境对人的心情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当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时，心情开朗舒畅；而当秋雨霏霏、阴风怒吼时，心情沉重压抑。学生的学习情绪很大程度上也受环境、课堂气氛的影响。所以，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设和谐、宽松、温暖的教学和学习氛围。首先，对待学生要保持和蔼的态度，即教师要用微笑的目光温暖学生的心灵，要积极倡导民主、平等的教学气氛，坚持以理服人、以身立教，切忌以“训”压人、以“势”制人。其次，要注意课堂气氛的营造。教师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地为学生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要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如沐春风”，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在友好的师生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要帮助学生疏导心理上的障碍。和谐的教学环境，不但表现在教学场所的和谐、师生关系的和谐方面，还表现在学生自身心理上的和谐。当学生遇到不愉快，甚至不幸的事情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如用散步、打球、听音乐、谈心的办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从而走出情绪的“低谷”。

五、合理的时间安排——巩固学生历史兴趣的“粘结剂”

历史是一门社会学科，学生要学会用不同的历史观来分析理解评价历史事件，教师除了利用课堂培养学生兴趣之外，还必须培养学生在课外学习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历史选修生来说，更要多方位培养其历史学习的兴趣。

1.创办班级历史学习角。每周利用一节自习课，作为班级的历史角时间。在活动中，采用确定主题和自定主题等方式，让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更加充分地发挥。比如学完辛亥革命后，我结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活动，让学生以“百年辛亥”为题，谈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与感受，以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与体会。为了使活动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我每次抽出三位历史成绩好，知识面较为宽广的同学作为视导员，主动引导那些不太喜欢开口说历史的同学发言，让他们主动交流、自由沟通，同时还安排课堂监督员，评出发言积极、思维敏捷、知识丰富的历史“活跃分子”，让他们总结学习历史的收获，形成经验，供全班同学学习。

2.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竞赛，并设立奖项。我在班级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竞赛，如“一对一”问答与默写、我是你的历史小组长等形式，并给予及时奖励。。特别是学习选修一《重大历史改革回眸》和选修四《历史人物评说》这两本书时，针对学生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的个性特征，我实行“因材施教”，让他们发挥出各自的演讲、表演或管理等特长优势，既增强了他们的学习信心，又培养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3.编写历史手抄报。每学期我都会对所任教的班级进行合理分组，明确小组负责人，并在组内进行分工，采编、资料搜集、书写、设计等各有专人负责，每个小组每周出一期历史手抄报，同时全班定期评比出优秀小报，适当给予一些物质奖励。通过这种活动，同学们拓展了历史知识面，并从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动手能力，也提高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以上这五大方法，是我在多年历史教学中的经验总结。通过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师、生、校等各方面的反馈效果不错，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绩。当然，历史课学习兴趣的调动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教学理论和业务水平，吸取新知识，积累新经验，探讨教改新路，才能真正使历史课教学从枯燥乏味的困境中走出来，才能不断提升历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历史教学的新视野》，赵亚夫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历史教育学新论》，周发增主编，广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3]《教学设计》，徐英俊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

[4]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探索“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原因和目的

为什么要进行“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探索呢?首先,这是时代的要求。同志多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处在社会前沿的教师教学应该创新,为祖国培养有创新精神的生力军,是教师重于泰山的时代责任。传统的历史教学重教轻学,重知识的灌输、传授,忽视了对学生探索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作为历史教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他们扎扎实实了解伟大祖国的过去,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利用祖国源源流长的文明,既会学习又会做人,这是历史教师的责任。其次,从学生的实际出发。(1)十几岁的中学生,爱动、爱说、喜幻想、愿表现是他们的突出特点。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几十个生龙活虎的孩子竟使课堂如一池静水,这本身就不是个正常的现象。课堂的气氛应该是和谐自由的,使每个学生都能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2)济南将军实验学校的生源几乎全是卷烟厂、酒精厂、轻化三厂子弟,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相当一部分学生基础较差,有八个学生升入初中时,数学仅考了个位数。而且,学生的家长文化底子薄,辅导不了孩子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给初中各科的教学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因而促进了我对历史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为尽到自己身为人师的责任,我首先迅速转变了教育观念,实现了由只注重学生外在表现向注重学生内在素质提高的转变;由单纯强调学生学习结果向强调学生学习过程的转变;由“教师中心”向“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转变;由面向少数学生、培养单一能力向面向全体学生、培养整体能力的转变。在此观念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的初中历史“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探索,以强调学生学习过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内在素质及整体能力为最终目的;以强化课堂意识、提高课堂效益为中心环节,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做人为近期目标,目的以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目标的实现成为最终实现目的的过程和形式。

二、“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教学原则

1.全体性。教师应面向全体学生,培养整体能力,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发言和尝试成功的机会,从而激发学习的兴趣。

2.合作性。分组之后,小组的合作、探究成为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分组既有利于组内合作,组际竞争,又有利于学习资源共享,成果交流,从而加强了学习中的人际互动,提高了全体学生的参与度,有利于团队精神的形成。

3.主体性。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其主体是学生,学生只有通过亲身操作和实践,才能真正探索到知识的奥秘。而教师只应该是导演和编剧,学生是真正的演员和主人。

4.开放性。开放性原则,一方面是指课堂教学形式上的开放性。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另一方面是指教学内容具有开放性,即让学生跳出教材,去广泛的涉猎与课题有关的知识。

三、“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

1.分组。我将全班48个学生分为8个小组,每组内的六个成员,学习基础有好有差,性别有男有女,性格有外向有内向,能力有大有小,基本上就是一个班级的缩影。即将过去的大班化教学分为小组教学。使“小组”成为课堂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而传统的班级制却无视这种差别,要求学生在一切方面都一样,这不仅不能促进不同智力条件的学生理想的发展,而且甚至不能使仅有的天资保存下来。班级制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它基本上只组织学生的个人认识活动,个人听教师讲课,个人复习做作业,很少交流讨论,共同研究。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培养集体主义,但是班级制却只让学生个人活动,这就是很大的矛盾。而“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突破了旧的班级制组织形式,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环桌而坐,使学生间的交流讨论研究成为课堂的主要活动。这样,便于学生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还加强了学生间的人际互动,扩充了学生的参与面,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

2.学导。学导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它可以划分为课前引导主动探究,课中引导自觉认知、信息交流、评析激励、归纳升华,课后引导,再次发现、整合知识。

(1)主动探究和自主学习。鼓励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去预习某课题,教师给予必要的指点。此过可查阅课本,翻阅资料,走访老人、专家,上网查询,通过自选方式找到与课题相关的知识。主动探究的过程使学生学习空间扩大,为学生提供了认识、参与、发展的余地,还保证了教学信息传递的准确,针对性强,有利于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2)信息交流。学生将获得的知识在小组内进行交流,可分为同学间的交流与师生间的交流。学生在班内交流,争相表述,这种层面上同学间的互动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极大地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组织能力。师生间的交流是个关键环节,也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知识结构、教材难点教师也要精讲,但语言力求精炼,点到为止,让学生感悟历史内在的、固有的精神。二是为了能与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交流,教师课前要精心准备题量不同、难易不同、分值不同的必答题和抢答题。而且万一学生答不对,另给学生换题,想方设法让学生品尝成功的快乐。这样不仅强化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处理困难的问题的能力。

(3)自觉认知。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有一部分基础知识的内容需要强调识记。这一环节老师要注意尊重学生个性的差异,给予学生恰当适量的学习内容,既要让每个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究能力、劳动成果得到肯定和尊重,又要让学生合理利用课余时间,使各部分学生都有适合自己能力的作业内容,都有成功的希望。这样对学生来说,自觉认知也是一件愉快、有趣的事。在

学生自觉认知时,教师则对学生进行分层次指导。

(4)评析激励。自觉认知结束后,立即对学生学习质量进行反馈,即评析激励。这个环节对老师的控班能力、掌握和驾驭教材的程度提出了比传统课型更高的要求:既要使课堂气氛热烈有序,又要对捕捉到的信息进行准确、恰当、精炼的点拨,提炼出知识的精要。点拨出学习的方法。还要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适时、恰当的语言或实质性的激励,即让每个孩子不论基础、智力、性格、家庭等因素的高低差异,都能感受到老师对他的爱护、尊重和信任,都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从而充分自信,也为了最大限度的表现自己而主动挖掘自己的学习潜能。

(5)归纳升华。归纳升华是对主动探究、自觉认知、信息交流、评析激励的再现和提高的过程。此时教师既要凭借教材这个载体,又要跳出这个载体,对知识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高精度的提炼,这是由分散到集中的必要过程,也是引导学生建立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维的点睛之处。方式从层面上看,可分为学生个人归纳、小组归纳、师生共同归纳、教师归纳五种形式;从知识层次上看,又可分为口诀归纳、歌谣归纳、结构归纳、升华归纳四种形式。不论哪种形式,为使学生的兴奋点进入最高峰,方法一定要有趣、活泼、既强化学生对本节内容的印象,又为学生渴望着下节历史课的来临设好伏笔。

四、“分组学导”教学模式的实效性

经过近两个学期的实践,这种“分组学导”历史教学模式成效显着。

从考试成绩看。在以往的期末考试中,我校平均分一般低于历下区平均分5-20分。而在2000年末历下区统考中,本校历史高分率达69%,及格率达91%,平均分78分,分别高出历下区平均水平20.8%、22.6%、1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