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效益范文

社会效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广播产品 社会效益 原则 分析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要求精神产品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必然受到商品规律和市场法则的制约，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的产出，尽可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产品只有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然而，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赚钱，精神产品的价值主要不在于获得了多少经济利润，而在于他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等。精神文化产品的这一本质特征，亦即它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要求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这是人类新精神观、价值观、道德观生成延续的主要途径和来源。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就是要求精神产品问世之后应当对社会生产积极的、进步的、良好的影响和效果，能够引导人们陶冶高尚情操，完善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激起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始终是幸福生活和美好人生的内在要求，广播宣传工作者担负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责任，只有好的精神产品才是美好的精神食粮，才会有补于世，有益于人，才能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发挥应有的作用。精神产品只有符合社会公德、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春风化雨滋养灵魂，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如同和煦的春风温暖着人们的心灵，如同丰沛的夏雨滋养着人们的精神。当代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展示、形象表达和具体阐释，它们润物无声，在育人化人方面有着重要凝聚力和感召力。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就要确立正确的价值坐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唱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梦想的时代主旋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并在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促进和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发展。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就要努力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位。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和漠视社会责任、混淆是非标准、消解主流价值的错误倾向，积极营造和谐的思想氛围和健康的文化生态。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就要正视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特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和现实针对性。要以开放开明的心态和气度，以博大的胸襟和风范，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用各种生动、活泼的艺术探索和创新努力，拉近精神文化产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距离，扩大文化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让群众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抽象地游弋在遥远的地方，而是具体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就要树立精品意识。要用更多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经得起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的优秀作品来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传递正能量。

社会效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翻译 可读性 时尚性 适应性

1.引言

人类的翻译活动源远流长。语言交流，少不了翻译这个媒介。然而，任何翻译活动都必须最终服务社会，使社会受益，因此，社会效益是检验翻译的意义、翻译的质量和翻译的价值的重要标尺。在此前提下，笔者尝试确立以下翻译原则。

2.翻译原则

2.1文韵可读性原则

所谓“可读性”（readability），指书面语词语组合、章句及至语篇的可读程度，具体包括以下要素：①合乎语法（grammaticality）；②合乎习惯（idiomaticness）；③含义明晰（clarity）；④语体适应（stylistic adaptability）；⑤条理性（organization）。一般来说，可以根据以上要素确定某一书面语章句的可读性档次，如最佳可读性、一般可读性、基本可读性、无可读性等。就翻译而言，一般原则是目的语的可读性要与原语的可读性相适应，如以下译例。

I buried my head under the miserable sheet and rug，and cried like a child.

原译一：我把头埋在悲惨的被单和毯子下面，像孩子样地哭了起来。

原译二：我把头埋在那仿佛感染了我的悲惨心情的被单和毯子里，像孩子样地哭了起来。

改译：我非常难过，一头扎进被单和毯子里，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原译一”将“the miserable sheet and rug”译为“悲惨的被单和毯子”，不合乎汉语搭配习惯，“原译二”译为“那仿佛感染了我的悲惨心情的被单和毯子”既啰唆且不明晰。原句各成分之间搭配贴切自然，而原译一与二僵化地保留原句语序，造成搭配不当，然而，改译根据需要调整了译句中相关成分在句中的位置，使其尽量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2.2文风时尚性原则

所谓“时尚性”，指某种倾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相对普遍性和暂时性，文风也如此。为了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坚持社会效益观，翻译的目的语应该与当代文风时尚、与当代读者公认的可读性标准相适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貌和时尚，在语言的运用上呈现不同的格调。以下段落引自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名篇Of Studies，所用语言属早期现代英语：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conference a ready man，and writing an exact man.And therefore，if a man write little，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if he confer little，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and if he read little，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其中，有的语言形式在现代英语中已经不用，如maketh=makes，doth=does，had need=ought to。（方梦之，2007：172）王佐良先生用夹白的文言文译了以上两段，亦多用培根善用的排比手法，译文字字珠玑，精炼顺达，风格与原文相当：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做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

2.3文体适应性原则

“语贵适境，文贵适体”。 特定的社会交际情境要求特定的文体与之相适应。因文体差异的影响而有不同的语言运用特点，如口语语体自然生动，书面语体抽象严密。例如老舍《柳家大院》中多用口语体。英译文也用口语体，包括用较粗俗的俚语：大家见面，招呼“吃了吗？”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盘儿。爱说话的自然也有，可得先吃饱啦。When people meet，they greet each other with a “Hi” ju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rly feelings. But if they should cut each other dead，nobody would care.When one’s knocked about from pillar to post for his bread day in and day out，he won’t find ginger enough for gas and gaiters. Of course，there’s those who are all jaw like a sheep’s head among us. But one can hardly be in a mood for rag-chewing when one’s guts cry cupboard.其中：to knock about=to wander much；from pillar to post=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ginger=spirit，energy；gas and gaiters=nonsense；to be all jaw like a sheep’s head=to do nothing but talk；to chew the rag=to grumble；guts=the stomach and intestines；to cry cupboard=to be hungry.

3.结语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须以社会效益为准则。就翻译而言，既然原语所含的内容值得翻译，即有社会效益，就应以社会能接受的目的语实现转换，原文可读性好的，固然应尽可能译成可读性好的译文，原文可读性差的，也不应削足适履，故意译成可读性差的译文，而应保证目的语的一般可读性，以便读者接受。同时，语言是发展的，语言的稳定性是一个相对概念，语言的非稳定性是一个绝对概念，故此就翻译而言，目的语必须坚持文风时尚性原则。最后，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的适应性。只有在文体与语言情境相适应的情况下，语言的社会功能才能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社会效益范文第3篇

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在国内电视传媒界向来以“龙头老大”自居，吃惯了免费的午餐，自然不想多掏钱来购买足球甲A联赛的转播权。

所以，当中国足协根据国际惯例，要求央视出资800万人民币买断中国足球甲A比赛的转播权、报道权和集锦权时，央视又如何肯接受？他们有自己的预算和所能接受的心理价位。毕竟在中国，央视的垄断地位目前无人得以撼动。

但是，中国足协在某种意义上也处于垄断地位，自然也不肯相让。足协和央视两家似乎都有理有据，既然是买卖，就得遵循市场规律，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但殊不知，这两家垄断巨头的相争，却是以牺牲广大球迷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当地有甲A球队的球迷还算幸运，起码每轮还能看到当地电视台转播的那场比赛，而当地没有甲A球队的球迷就只能干瞪眼了。并且，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是没有甲A球队的。

于是，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作为新闻传媒，究竟应该以何为重？眼下，似乎一切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是，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不是一个商业机构，更不是生产企业，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新闻宣传单位，因此，在权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时，必须以前者为重。这是新闻传媒必须严格遵守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条规定：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并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如果以此来衡量央视的所作所为，显然有悖这一基本准则。或许有人会说，少播几场球赛，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多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外的“5．19”事件和今年发生的“3．24”事件，充分印证了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的话：中国足球要么不出事，要出就出大事。对此，央视怎么可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置国家利益和安定团结于不顾呢？天天挂在嘴上的讲政治和讲大局，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所作所为就足令堂堂的央视无地自容。据3月20日《足球报》报道：由于担心没有电视转播会引起上海球迷的不满，上海文广集团领导出于大局考虑，指示上视必须就甲A电视转播问题达成协议。因此，上海电视台的最后成交价接近350万元（包括上海申花SVA文广和上海中远两支球队转播报道权和集锦权），高于中国足协最初的300余万元报价，是所有地方台中成交价格最高的。而且，除上海电视台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台都和中国足协就电视转播达成了协议。其实，中国足协向央视提出的转播价格（包括转播报道权和集锦权）不过是区区一年800万元人民币。据传媒报道，中央电视台去年光从转播甲A联赛和相关节目中得到的广告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个亿！况且，去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总收入达到了56．5亿，可谓中国传媒首富。而现在，即使经济实力和广告收入远不及央视的地方台都就能接受中国足协的开价，可见中国足协绝非是漫天要价。因此，央视为了一己利益，而置广大球迷和全国观众的利益于不顾，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央视即使是作出一些牺牲和退让，也是应该的。因为若没有国家的政策倾斜，没有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资助，没有全国各地电视台的无偿支援（比如每天无偿转播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及其附带广告），没有广大观众的关心和爱护，央视能有今天？据媒体报道，转播协议迟迟谈不下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央视内部体制上的问题，涉及到央视体育中心和广告部的利益分配。正是由于利益的驱动，才使得全国成千上万的球迷至今看不到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实况转播！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央电视台竟滥用新闻报道权，在体育新闻中不播报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赛况，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虽然央视没有和中国足协达成协议，不能播放比赛镜头，但至少可以口播新闻，或用字幕打出比赛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第三条规定：严禁以播谋私。试问，这和“以播谋私”有何区别？当然，这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小团体的私利。

社会效益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效益投资 债券　地方政府融资

2010年11月，摩根斯坦利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了一份研究报告（Impact Investments: An emerging asset class)，把Impact Investments正式定义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投资性资产分类（Asset Class）。根据这份报告及另一份由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相关报告，社会效益投资是指任何“主动投资于既能创造社会效应和/或环境效应、又能为投资者带来各种收益水平（从收回本金到高于市场）的企业和基金。”这对于社会效益投资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定义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形式如何，运作的主体是哪方，社会效益投资着眼的传统资本市场所不愿意涉猎的微利市场，使得“经济效益”不再是资金运作效率的唯一标准。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手头紧”的问题。虽然“社会效益投资”相关的理论研究仍就十分的匮乏，但是，“实践先行”的社会效益投资已经引起了政府、投资机构、公益组织等多方的关注。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在融资平台和融资渠道上遇到瓶颈。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社会效益债券这一新型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有助于拓宽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

1.社会效益投资与社会效益债券的定义

社会效益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impact investing）（也有人把他翻译成社会效应投资，或者社会投资），广义的来说，就是指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资机制。对于定义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些研究报告中强调了“社会效益”的首要性，而有些报告则认为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关于社会效益投资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投资形式也有所分歧。有些报告中将其与最近兴起的社会效益债券画上等号，而有些报告则将“社会责任投资”、“小额信贷”等发展相对成熟的投融资模式也列入其中。

笔者认为，无论对于社会效益的定义如何，其核心都是试图打破“公益”与“私利”的绝对界限，打造“公益”与“私利”融合的新型投资价值观。社会效益投资是一个相对较为宽泛的定义，除了社会效益债券之外，还包括小额信贷、社会责任投资、社会企业投资以及公益创投。本文主要讲研究重点放在社会效益债券这一最新的金融工具。

起源于英国的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unds）可谓是社会效益投资领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的创意源自英国首相的顾问组。最初，他们试图通过投资服刑人员早期干预的项目降低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因为英国审计署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0%的短期服刑人员会在刑满后的一年内再次犯罪，由此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100亿英镑。报告建议英国司法部将更多的预算用于减少重复犯罪率上。因此，致力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公益组织（如St.Giles Trust）计划为短期服刑犯提供回归社会的各种服务，但是相关费用高达5百万英镑。非政府组织“社会筹资组织”（Social Finance）尝试研发了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社会效益债券”，解决了这一资金问题。Social Fiance项17名私人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公益组织的项目运行，如果在六年内，短期服刑犯的在犯罪率相较于对照组下降7.5%，投资者这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在犯罪率的降幅越大，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也就越多（上限是13%）。2010年9月，项目正式启动。2012年8月，高盛联手纽约市发行社会效益债券。新闻报道中称，高盛将为纽约市的一个公共项目提供960万美元的贷款，该项目旨在减少再次犯罪后重新入狱的纽约年轻人数量。

2.国外社会效益投资的发展现状

摩立特集团在汇总了小额信贷、清洁科技和可持续投资等几个行业的分析后认为，未来五到十年效应投资的市场规模可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资产管理市场总额的1%左右，几乎为目前美国慈善捐款总额的两倍。于此同时，按照香港研究机构Asia Value Advisors的数据，亚洲地区迄今完成的“社会效益投资”项目不超过100个，以平均投资额100万美元计算，当前亚洲的“社会效益投资”总额仅为1亿美元。目前全英国的“社会效益投资”总额不过在1.5亿到2亿英镑之间，而其中90%的投资来自于最大的7到8家投资机构。Cohen爵士认为英国需要10-20年时间才可能培育出完全成熟的“社会效益投资”市场。由此可见，虽然大家对于社会效益前景十分看好。

但是，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在金融风暴中的惨败，让人们对于这类新兴的金融工具有所忌惮。首先就是目前的社会效益投资的市场规模和运行机构的规模都相对较小，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市场，使得一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感到困难重重。

首先，由于社会效益投资要求“公益”与“私利”的融合，这就对投资对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投资对象范围的局限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效益投资的发展。

其次，最大的制约因素来自于社会效益的评估上，既然是“社会效益投资”，是否能制定出一个“言之有理”又“切实可行”并且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体系，就成了决定着社会效益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效益投资能否国际化、规模化的关键因素。

最后，“公益”与“私立”本身的矛盾性也给社会效益投资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壁垒。虽然很多投资机构打着“公益先行”的旗号，但是一旦遇到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恐怕“社会效益”很难得以保全。而且，既然社会效益债券是以“社会效益”做为导向的投资机制，那就不可避免的会使大部分资金流向“成效快”的公益项目，从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不公平。

社会效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园林；社会效益；建设

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城市建筑越来越拥挤密集，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化的急剧进程对整个城市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已然成为城市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在性制约因素。“人类渴望自然，城市呼吁绿色”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的城市环境建设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更反映了现在的社会人们普遍需求。以园林建设为核心，建立一种对于城市用地及在空间布局上具有先导作用的生态系统，是在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研究分析城市园林的社会效益，是建设城市园林的重要参考线。

1城市园林――创造城市的景观

城市园林建设具有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属性，能够满足人们在文化上和艺术上的享受，许多风景美丽的城市，大多具有优美的自然风貌和独特风格的园林建设。其中园林建设对城市的总体设计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想丰富城市整体的面貌，城市园林建设必须从艺术和自然的角度出发结合城市功能等多方面的问题综合考虑。既要充分的利用地貌地形，文化古迹，又要理论及功能上考虑，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园林的修饰作用。

园林景观是一个兼具社会自然和艺术等多元功能的综合体系，既要承担生态环保休闲和美化城市总体的责任，又要符合植物学科特性的自然规律，同时在艺术上还要体出现创作哲理和个性风格。单纯或极端地追逐其中的某一项功能，都是不够完整的。在园林设计中，主要的设计应该是绿荫草地花卉及水体，同样是花草树木，不同的构思创作出不同的世界，这些都是永恒。世俗、潮流都将是来去匆匆，随着城市人口日益膨胀，高楼大厦的不断增长，工厂车辆等形成交通拥挤的环境污染。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固体和气体废物及水质空气的污染，噪音、光热及视觉污染，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随着生态学不断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利用生态学原理与实践为依据，建设生态园林将是城市园林建设的发展所趋。生态园林建设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建设的经验以及遵循生态学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群落建设，达到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关联的新秩序，打造生态、科学、文化三美及艺术之美的结合。应用生态化工的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实现良性的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园林环境。

2城市园林――提供休憩游戏的场所

在城市的建设中，大量的硬质楼房形成了轮廓笔直的建筑体，而园林的建设则化为柔和的软质景观，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却能丰富城市的景观成为美丽的风景线。如在道路旁的林荫道绿化带，即衬托出建筑的阳刚之美，增加了城市的艺术化效果，也为城市居民带来了休憩游戏及观赏的空间。随着人们业余时间的增多，人们更加迫切的希望得到更多的提供休闲及保健的户外场所，而不是总宅在家里。而城市园林的建设，就是为这样的人群提供休闲和保健的场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离开自己的家，到居住的区域外游玩，放松一天的紧张心情，而城市园林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可供娱乐休闲的场所及视觉上的享受。

3城市园林――文化传播的原地

城市园林的绿地，特别是在一些公共设施专用的绿地，是城市或者单位的宣传橱窗，可开展多种的方式进行活动，提高人们的艺术涵养水平。公共设施中常备各种展览馆，陈列馆等还有专属公园如植物园，动物园等，是向群众进行文化传播，进行科学教育的场所，使游人在游玩中丰富科学技术知识解读历史，陶冶情操，提高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思想道德的修养。

4城市园林――社会交往的空间

社会交往是园林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公共开放性的园林空间是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社会交往的理想场所。使人们在生活中更多的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在城市开放性的空间系统中，园林绿地成为人类文化，文明物质和空间结构上的投影，它是反映现代的文明，城市的历史传统以及发展成就特征的载体。城市园林也为人们提供了保护，避难以及减灾的作用，绿地中的植物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还能够防风固沙。根据测定，成立防风林冬季可以降低20%的风速，夏季可以降低50%～80%的风速。城市的园林建设中绿色植物还应该具有大量的水分，从而能阻止发生火灾，为保障我们的城市安全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城市园林建设作为城市基础建设，其社会效益主要在于保护环境资源，促进城市文明，提高生物多样性及综合的功能。城市园林建设通过人工重建出仿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仅对城市原有自然环境进行了合理的维护，更是对自然环境的再创造，使园林植物被这种可塑性自然空间的资源在城市的人工环境中合理再生，扩大积蓄以及持续利用。城市园林的建设可以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的文明建设，这不仅体现于优化环境的质量，促进人类的身心健康，也充分体现出继承和弘扬本国的文化，陶冶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化涵养，培养艺术审美观以及行为道德。城郊风景区，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工建造接近自然生态环境的园林地，可为植物动物等提供适应的生存环境，为生物的多样性创造出了有利的条件。园林植物的综合功能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态因子所不能代替的。

5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园林建设中的各项社会效益进行阐述分析，探讨了城市园林建设的重要性及其社会效益的不同存在。加强城市园林建设对提高城市品位及环境质量，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小春.关于国家园林城市绿地指标的探索[J].中国园林，2009（09）.

[2] 江娜，王沛永，梁伊任.生态健康游憩体系初探[J].中国园林，2006（01）.

社会效益范文第6篇

一、充分发挥文化产品特别是新闻媒体自身的社会职能，增强责任意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必须看到，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影响，因而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避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充分认识文化产品特别是媒体自身的社会职能，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力量。文化产品特别是媒体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及时真实地传播信息；广泛持久地推广知识；正确地引导舆论，表达党和人民的意志，坚持有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舆论导向；积极主动地推动发展，挖掘和介绍先进典型和新生事物，以榜样的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和先进文化发展；生动形象地教化公众，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关心社会进步、生态环境文明的责任感，影响公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度负责地坚持舆论监督等。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更好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斗，就必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的作用和力量。

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一是提供思想保证，增强向心力。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保证作用，增强社会主义的向心力。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们必须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是提供精神动力，形成凝聚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通过文化建设，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增强社会各个阶层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是提供智力支持，开发创造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视和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倡导科学方法，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大大激发人们的创造精神，激活人们的创造潜能，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二）增强政治责任意识，严把文化产品舆论导向关。正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于了文化特有的作用和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辱使命，不负重托，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增强政治责任意识，严把导向关一是必须始终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农业部党组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党的新闻宣传纪律，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自觉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首位。

二是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增强政治敏感性，提高政治鉴别力，提高把关能力和水平，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只有加强学习，全面理解、深刻领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新闻宣传业务知识，才能以发展为主题，以繁荣为己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政治敏感性，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也才能真正做到绝不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和传播机会。

三是要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严格执行有关禁载条款和党的宣传纪律，特别是在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等方面，要严格把关。在民族、宗教、台湾、外交（包括国界、称谓、地图等方面）等敏感问题和保密问题上要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不能疏漏。对低级、粗俗、迷信、伪科学、虚假、色情等内容，坚决不能刊登。要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四是确保责任到人，严格程序，严格管理。要确保把住政治导向关，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责任，严格检查、监督。要精采、精编、精排、精校、精检，每道程序每个责任人都要加强政治责任心，切实负起政治责任来，要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审稿，绝不能不审稿只签字，要严审严改慎签，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稿件，要坚决退改或退稿。既要把好发稿关，又要把好付印关，还要把好成品质量检查关，对不合格的产品，对有政治问题的产品，坚决不能放行，同时还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五是用新的思路、视角和方式加强和改进“三农”报道，讲究宣传策略，提高引导艺术，实现舆论的有效引导。“三农”宣传工作目前是重点多、热点多、难点多，同时也是矛盾多、敏感点多。怎么样既能更好地为“三农”工作大局服务，又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真正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有机结合起来，把反映舆论与引导舆论两种功能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吃透“上情”，又要明了“下情”，既要迎着“难”点、“热”点上，又能积极引导社会各阶层舆论，用党的方针统一思想认识，维护社会稳定。政策宣讲和法律咨询方面的内容，务必要做到权威准确；提供技术信息要真实可靠，绝不能虚假；市场分析必须权威科学。特别是对矛盾和问题报道，我们有责任以平和、宁静、舒缓的基调疏导社会意见，削弱社会对立情绪的撞击力，维护和形成平和的社会意识气氛和环境，坚持用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评判新闻价值，坚持用辩证的观点进行舆论监督。力戒搞新闻噱头，偏面吸引读者，说过头过激话。绝对不允许与中央现行政策和精神相违背或相抵触。力求做到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入手，使之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

二、在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追求经济效益，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一）充分认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产品的社会职能和文化特有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我们新闻出版单位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必须毫不动摇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企业化管理的新闻宣传单位，绝不是说不要经济效益，相反，必须在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重视经济效益。只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才能够加大必要的投入，有条件做到不断吸引和培养人才，才能够引进有效的管理机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有效地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事实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职能，更好地发挥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才会有好的影响，好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也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并有无限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反之，则不然。不讲社会效益，即使捞取一时的利益，好景绝不会长久。

（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必须遵循文化产品特有的规律性既然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而文化企事业单位又必须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就必须按照文化产品特有的规律性，实施生产、经营和管理。

1.准确把握读者定位，及时了解读者需求，坚持“三贴近”，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坚持社会效益的根本，也是创造经济效益的基础和前提。

文化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要求首先必须老老实实下苦功夫做好产品，做出品牌，视产品质量为生命，没有精到的产品质量，根本就谈不上有到位的经营和管理。也只有准确把握读者定位，及时了解读者需求，才能把握好栏目和内容的定位。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进群众，才能有源泉，有激情和动力，才能有取之不完用不之不竭的新鲜有用的内容，也才能在贴近中引导，在引导中服务，吸引读者，有感召力。

2.坚持三个定位，避免三张皮，走经营期刊等媒体的道路。具体到中国农村杂志社就是要走经营期刊、经营期刊社的路子。过去往往容易办刊归办刊，发行归发行，经营归经营，各不往来，三张皮。其实办刊、发行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可以相互作用、影响和支持。办好刊物是前提，质量是生命是基础，有好的产品，宣传起来才能理直气壮，发行起来才会更容易被读者欢迎，广告客户也愿意在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上做广告，读者也才能相信和接受有信誉的广告信息，社会活动也才能有地位有影响力。刊物质量不高，发行和经营就乏力。刊物质量尚可，但不注重宣传，不加大发行力度，发行不出去，领导成了主要读者，仓库成了最终归宿，没有读者还谈得上导谁去。没有一定的发行量，也就难以实施真正的经营。即使有一定的发行量，也必须加大策划和经营力度，要在服务中策划和经营。因此，要在坚持读者定位的基础上，要准确把握包括发行网络队伍建设等在内的宣传发行工作的定位，还必须把握广告客户的定位和社会活动的定位。办好刊物为发行、经营打基础，实施有效发行为广告经营和社会活动构筑平台，通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促发行，发行信息和读者反馈为办刊提供需求信息支持，有效的较大的发行量为办刊人提供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好的经营效果更有力支持发行，更大程度反哺办刊。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办刊、发行和经营相互作用、影响和支持。

3.培养一支优秀的队伍，建立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创造条件。只有培养一支优秀的队伍（包括编采、发行、经营和管理），同时建立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否则，再好的设计和愿望只能成为泡影。首先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要有长远思想，要舍得投入，要有计划按步骤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人才锻炼，使人才尽快脱颖而出，发挥作用。要建立保障机制，为生产高质量产品，为有效发行和经营提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以及服务等支持，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运转；建立激励机制，充分整合文化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促使各项工作高速有效运转；建立约束机制，包括质量评价体系，编校质量和印装质量管理体系，广告审查制度、责任追查制度等，避免不重质量，不讲信誉，不讲效率，不讲效益，不计成本的一切行为和取向，规范管理，严格管理，确保各项工作健康稳步运转。

社会效益范文第7篇

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是指文化产品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所产生的效用或作用，它较多地与全民族精神和社会利益相关。那么在中国国情下的社会效益有着中国特色，我们创造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从我国文化艺术产品的内涵及其本质来考察，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因为文化艺术产品的社会效益就是对人精神的影响和塑造，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通俗文化，都会对人的精神产生教化作用、实现其文化价值。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益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以激励人、鼓舞人为评判依据与追求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国画创作也不外乎依循这样的方针良性发展，以此来创造当代社会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二、国画创作的社会效益变迁

中国画是我国特有的画种，是我国文化精粹。国画创作历史悠久，在不同时期国画创作显现不同的社会效益。魏晋时期到唐代的人物画，其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教化民众，歌颂伟人，赞扬美德，为封建统治服务。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中对女子美德的赞扬，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初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为统治者树立在民众心目中伟大形象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其作品赞扬明君，贬斥昏君，作用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另如唐代周的《簪花仕女图》表现了唐代仕女在锦衣玉食下的悠闲心态和雍容外表，歌颂了唐代统治下人民生活富庶的内涵和盛唐时期宫中女性在闲适环境下无所事事悠闲的情态。宋代，统治者重视国画创作，中国画创作空前繁荣，国画创作仍然以皇家要求为主题。北宋初期由皇家主宰画院，帝王的喜好控制着绘画样式。当时黄筌、黄居父子的繁花富贵、珍奇艳丽极其精细的花鸟画作品正迎合了帝王特别喜爱的华贵画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精微再现了汴京一派繁荣景象，不仅是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也为我国历史研究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图像史料，歌颂着汴京人民生活的繁荣丰富。明清时期的宫廷国画创作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如《康熙南巡图》表现了康熙南巡时的情景，歌颂统治者勤政的美德。纵观中国古代美术史，历朝历代的国画创作在社会效益的创造上多数都是为国家稳定、歌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鼓舞人民斗志、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服务。

建国初期，大多数画家对新时代新社会抱有一种热情的赞许，对突然变为现实的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艺术家加入到新生活的洪流中，以画笔作为歌颂新社会的武器，以艺术作为装饰新时代的花朵成了他们热切的心愿，为歌颂新政权，为欢呼人民的伟大胜利，艺术家们将全部身心贡献给这种惊天动地的历史性事业――国画创作。此时，涌现出大量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爱国画家和国画作品。在人物画创作上，如当时已蜚声画坛的国画家蒋兆和、叶浅予与黄胄、杨之光、刘文西、卢沉等一批后起之秀都先后将自己的创作重点转到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表现之中，《洪荒风雪》《雪夜送饭》《祖孙四代》《新队长》等一批洋溢着新生活气息的作品在他们笔下诞生。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新金陵画派”，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 以及其他各地的传统派画家，如胡佩衡、贺天健、吴湖帆等亦纷纷走向大自然，给山水画创作以新的语言和新的意境。此时产生了许多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新山水画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情感的载体，从总体上转向对“人民大众主导山河”这一时代精神的表现上。总之，建国初期，国画创作多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提倡写实精神，创造出来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内容和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画坛处在最为开放的时期，因而形成了中国画有史以来对于创新的最大宽容。继承传统，融通中西艺术以求创新的趋向，几乎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主流。在当代，中国画好像已成为人们热衷的一道“中国菜”，表现的是“中国味”。这道“中国菜”不断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当代国画创作中的社会效益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为皇权服务的。那么，当代我国的国画创作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在党中央对文化的部署和期望下，新时期国画创作必须紧扣时代主题，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使新时期国画创作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国画创作中对社会效益的创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第一，提高国画作品质量。对中国画家来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和理论修养，提高对生活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提高对中外绘画名作的分析能力与鉴赏水准，提高对画面效果整体的控制能力与作品内涵的把握能力，以一种庄静自然的心态努力提高中国画作品质量。作品质量，无论怎样形容它的重要都不为过。只有提高了作品质量，中国画在历史和国际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化界应大力宣传那些有较好的艺术潜力、兢兢业业、甘于寂寞、辛勤耕耘的艺术家，鼓励他们向更高的目标冲刺。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中国画作品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最美丽、善良、勤劳、智慧的一面。

第二，继承传统，表现当代。首先可以从题材选择上进行推敲，选择能够表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题材，能够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题材，选择能够鼓舞斗志，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题材。其次从制作过程中体现传统绘画的制作手段，大力传承传统工艺进行传统绘画，保留中国画的非物质文化遗存。

第三，表现形式的扩展。丰富中国画创作表现形式，继承传统中国画优秀的形式、笔墨和构成。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西方美术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西方美术为国画的有益补充，扩展国画创作形式，鼓励国画形式创新，增强国画创作活力。

第四，增强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大传播领域，扩充传播手段，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播，国画创作的兴衰与传播和交流息息相关。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总之，中国画创作历来发挥创造社会效益的作用。在不同时期，社会效益显现不同。封建社会时期，国画创作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今国画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国画创作不但要继承我国优秀的美术传统，而且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内容、形式创新，吸收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增益我国艺术发展，努力提高中国画作品质量，才能在新时期创造更有价值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一般项目（编号：12C0538）论文；

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论文

社会效益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过度投资； 政治关联；社会效益

一、引言

政治关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社会资源而与政府形成的一种“关系”。目前，有很多学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关联的影响。Claessens 等（2008）[1] 研究发现，在巴西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易获得优惠的银行贷款，而这些资产带来的投资效率却很低。Faccio（2006）[2]研究发现，在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力度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治关联作为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替代机制而越来越受到中国企业的追捧。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房地产行业（罗党论 等，2009）[3]，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余明桂 等，2010）[4]以及更多、更长期的银行贷款（Fan et al.，2006）[5]。

企业的投资行为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一个热门话题。管理层的教育水平、平均年龄（姜付秀 等，2009）[6]，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辛清泉，2007）[7]，管理者的过度自信（Malmendier et al.，2005）[8]，公司的股利政策（魏明海 等，2007）[9]，负债融资（童盼 等，2005）[10]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上述研究都只是单独地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此外，一些文献已经开始研究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张功富等（2011）[11]认为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呈现负相关，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并为企业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梁莱歆等（2011）[12]认为政治关联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概率，且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过度投资的概率越大。上述文献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既可能是“帮助之手”，也可能是“掠夺之手”（Shleifer et al.，1994）[13]解释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可以分为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过度投资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尚未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损害了企业价值，也不利于利润最大化的实现目标。然而，为什么明知是损害公司价值的过度投资行为，企业高管却为之呢？这种过度投资行为是否为企业高管带来隐形的资本呢？本文从较公司层面更为宏观的社会效益角度出发探究了其中的原因。

本文以2008-2010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或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除去独立董事）现在或曾经在中央、地方政府、人大或政协、法院、检察院任职情况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过度投资行为对社会效益的影响，其中社会效益由创造就业和税收两个维度去衡量（唐清泉 等，2007）[14]。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1）从社会效益这个新的视角去分析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为政治关联是否有利于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持。（2）本文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企业的过度投资对社会的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提高了就业水平，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然而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也会减少对社会的税收贡献，所以过度投资行为对于社会效益来讲是一把双刃剑。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政治关联和过度投资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本身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政府任命企业高管以确保政府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央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的案例也早已数见不鲜。从另一方面，尽管民营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干预大，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营上市公司为了寻求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机制替代不完善的地方产权保护，往往非常有动机与政府形成政治关联（罗党论，等；2009）。因此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非常有动机与政府形成一种“关系”，而且一旦与政府形成该关系，就会为双方的寻租行为搭建一条便利的通道。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政府也以政策为导向逐级分配任务确保政府宏观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贯彻实施。

在我国地方政府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财政收入的现实任务。因此地方政府的竞争就往往表现为当地GDP、财政收入、就业率等量化指标的竞争（Li and Zhou，2005）。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往往有强烈的动机去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特别是有“关系”的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的投资项目并不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促进当地经济“短期繁荣”，创造政治资本，为政府官员的晋升之路提供筹码为最终目标。这种项目不仅不能为企业的价值带来增值，甚至会成为企业的负担。

在中国转型经济制度的背景下，政府仍然拥有许多社会资源的配置权。Faccio（2006）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更优惠的税收条件、更高的市场占有率等。吴文锋等（2009）[15]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罗党论等（2009）实证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说明了民营企业家热忱于政治参与的背后利益动因。通过政治关联能给企业自身带来“寻租”空间的文献还有很多（Shleifer and Vishny，1994；Bertrand et al.，2004；Li et al.，2008）[16]。因此，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在政府部门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面临较少的融资约束，当企业存在大量的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时，企业的高管人员就可能会为了谋取私利而将这些自由现金投资于非盈利项目，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Jensen，1986）[17]。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行为正相关。

（二）政治关联、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

目前研究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支持“帮助之手”理论，一类支持“掠夺之手”理论。Faccio（2006）发现，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企业价值显著上升。Li（2008）[18]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律保护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地区，这种影响更加明显。潘红波、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19]研究并购前后上市公司市场业绩的变化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可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地方政府损害。但是目前尚未有文章研究政治关联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利用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衡量社会效益，实证研究政治关联是否会提高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基于上文分析，政府会出于非经济目的去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这类投资项目虽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但会产生当地经济短期繁荣的海市蜃楼现象。Shleifer 和Vishny（1994）认为政府部门会从政治关联产生的利益中攫取一部分，以此来实现政治目标。例如政府利用有形的手迫使企业投资NPV小于0，可能损害其公司价值的项目，但是却会为地方官员的政治目标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GDP增长。林毅夫等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是来自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对于这种负担将会采取融资便利、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形式对企业进行补偿。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年）实证研究证实，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确实存在这种预算软约束的现象。因此，在预算软约束的预期下，企业的高管更有动机投资NPV小于0的项目，即使该投资无益于企业价值，但是却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雇佣更多的员工。所以本文假设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

政府的分权改革让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同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员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动机。地方政府有动机不断地将地区优质资产或优质投资项目通过重组置入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的同时，则会让既得利益的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上缴更多的税收，已达到促进当地就业市场稳定、经济稳步增长的社会目标。唐清泉、罗党论（2007年）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的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比例、上市公司提供公共产品、上市公司的高税率等显著正相关， 政府补贴在维护社会目标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确实有很强的动机利用利益诱惑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社会效益的目的。

第二个模型加入了政治关联这一主要的控制变量。对此本文提出假设2：

a.限定政治关联因素，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

b.政治关联与上市公司的社会效益正相关，且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2008—2010年沪深交易所A 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然后做如下剔除：（1）剔除样本期间被ST、PT的公司；（2）剔除数据异常和相关指标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包括1544家公司，共4683个样本观察点。对于本文所使用到的主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用winsorize剔除了0—1%和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政治关联的数据是CSMAR数据库提供的公司高管简历，然后通过手工搜集得到。本文所使用其他的公司财务、行业特征数据均来自CSMAR研究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

其中：OINV代表过度投资，PC代表滞后一期的政治关联虚拟变量，具体定义为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或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除去独立董事）现在或曾经是否在中央地方政府、人大或政协、法院、检察院任职。将政治关联变量滞后一期是因为企业当年建立的政治关联很可能不会立刻在当年就能给企业的投资行为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竞争”，导致地方官员较中央官员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的投资行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中央政府官员很可能没有动机对各地的企业实施影响。所以，为了区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两种政治关联对各地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可能影响，我们进一步将政治关联PCt-1 分为地方政府类政治关联（LPCt-1） 和中央政府类政治关联（GPCt-1）。在细分地方和中央时，政治关联KPC是指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关键高管的任职情况。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还设置了如下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定义与模型（1）一致；DOU定义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由同一人担任，如果是同一人担任则DOU=0，否则DOU=1。此外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作为控制变量。

2.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

为了检验假设2过度投资对社会效益的影响，考虑到政治关联可能对社会效益同样产生影响，所以加入PC作为特殊控制变量，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social contribution是指社会效益，本文分别从税收和就业角度去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这样避免了从单一角度去衡量社会效益的片面性。从就业规模维度，社会效益=公司在职员工总数/期初总资产，单位为人/万元；从税收维度，社会效益=纳税总额/期初总资产。模型（3）加入了新控制变量SSR，定义为公司固定资产比例，当总资产规模一定时，SSR越大说明公司机器设备越多，需雇员数量越多。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具有替代关系，在高新技术行业公司雇员可能越少，故SSR的符号难以预测。GROW公司成长性变量，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雇佣规模可能存在差异，成长性低较成熟的公司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相对雇员数量可能高于成长性高的公司，所以预计符号为-。与此同时，税收规模也可能存在差异，成长性高的企业比成长性低出于成熟期的企业相对利润额往往更少，因此纳税额也相应更少。PC同样分为中央和地方政治关联分别对社会效益的影响进行检验，其余变量的设定与上述一致。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政治关联描述性

在被解释变量中，用员工规模衡量社会效益即Socialcontribution1的最小值是0.0003，每万元资产只雇佣0.0003人，而最大值为0.0782，每万元资产雇佣782人，说明企业的每万元员工规模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跟行业的类型有很大关系。被解释变量OINV的均值是0.6436，说明大约有64.36%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在总样本中，总经理、董事长或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中有政治关系的比例（PC）平均约为34.42%，低于民营企业的46%（余明桂，2010），说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比例要低于民营企业，在产权保护较弱的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机制的动机大于国有企业。进一步，中央政治关联GPC和地方政治关联LPC分为大约为4.2%，13%，说明我国与地方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更为普遍。

3.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

表3是本文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3可以看出，OINV与PC显著正相关，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公司的过度投资，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的初步支持。OINV与社会效益（Socialcontribution1，Socialcontribution2）均显著正相关，说明过度投资可以提升公司的社会效益。Socialcontribution1与广义的政治关联变量PC正相关，而且很显著，说明从解决就业问题考虑，政治关联会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Socialcontribution2与PC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说明从税收贡献角度考虑，政治关联可能并不会提高当地的税收收入。其余变量的相关性详见表3。

（二）实证结果分析

1.过度投资变量确定

我们对模型（1） 进行了回归分析，用计算出的残差值来计量过度投资水平。具体回归结果。

2.政治关联、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

我们对模型（2） 进行了回归分析，检验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列出了不同的政治关联变量与过度投资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在（1）列中，以前一期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KPC 作为解释变量，检验结果发现，两者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0.072，w=3.41）。这个结果初步说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确实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在（2）列中，以广义的政治关联PC作为解释变量，检验其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0.072，w=4.702），说明除了关键高管，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比如副董事长、董事等的政治关联同样会引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为了进一步区分中央政府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在引发企业过度投资方面的差异，在（3）列中，我们把政治关联分为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GPC和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LPC，结果发现，LPC的系数为0.089，w值为3.479，显著性较KPC有所提高；而GPC的系数-0.017，且不显著。为什么地方政府政治关联比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的影响更显著呢？本文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大多表现在当地GDP的竞争，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仕途往往需要各地方企业的鼎力支持，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经济自，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受地方政府管辖，因此各企业为了与地方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就可能违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去投资一些促进当地短期经济繁荣的项目，而产生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官员则没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治任务，他们可能更加注重长远利益，所以不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甚至会限制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

其他控制变量：OINV与LEV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结果与Ahn（2006），辛清泉（2007）结果一致。说明债务治理作用，负债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受到债权人的管理监督；正如Jensen 所言举债可以约束公司经理的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OINV与GROW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上市公司成长性越好越可能进行过度投资（Chen et al.，2011）。OINV与DOU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由于缺乏相互的约束和监督，而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OINV与FIRST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过度投资的概率越低。

3.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

我们对模型（3） 进行了回归分析，检验了社会效益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了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小于3，所以自变量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结果如表6所示。

（1）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1回归结果分析：OINV与Socialcontribution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1）列中系数为0.001，t=2.599；（2）列中系数为0.001，t=2.591。此结果证明假设2a成立，在限定政治关联因素的条件下，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正相关，说明过度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的就业水平，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广义的政治关联PC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LPC均与socialcontribution1正相关且显著，而与GPC无关。说明从解决就业的角度来看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给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益，或者说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是高效的，假设2b政治关联与上市公司的社会效益正相关，且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更显著成立，则这一结论与Yuan（ 2008）[22]的结论一致。

（2）过度投资与社会效益2回归结果分析：OINV与Socialcontribution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1）列中系数为-0.026，t=-5.951；（2）列中系数为-0.026，t=-6.113。此结果说明从创造税收的角度衡量社会效益，假设2a不成立。企业的过度投资减少了税收规模，不但没有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财政收入。也就是说，政府基于可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干预企业过度投资的这一行为是低效率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广义的政治关联PC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GPC均在10%的水平上与Socialcontribution2显著正相关。说明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税收方面贡献更大。存在这样的结论可能的解释是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了

与政府保持“关系”，必须要为政府进行正当的利益输送，这就直接反应在所纳税额上。虽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获得较高的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但是企业高管为了这种“关系”并没有很强的动机进行税收筹划来规避纳税，或者也没有动机进行偷税逃税的违法行为，这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就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缴纳更多的绝对税额量，承担更多的税负。

（3）其他控制变量：SIZE与socialcontribution1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规模经济原理，公司规模越大，单位万元资产需投入的劳动力越少。固定资产比率SSR与socialcontribution1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当总资产规模一定时，SSR越大说明公司机器设备越多，需雇员数量越多。公司成长性GROW，成长性越好的公司比成长性较差的公司雇佣更多的员工。公司的盈利指标ROA与socialcontribution1，socialcontribution2均没有相关性。

4.敏感性测试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做了如下的敏感性分析：（1）用托宾Q替代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企业增长机会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保持不变；（2）在模型（3）中删除政治关联这一变量，直接检验过度投资OINV和社会效益socialcontribution之间的关系，OINV在5%的水平上与socialcontribution1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1（t=2.56），OINV在1%的水平上与socialcontribution2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26（t=5.945），证明结论与前文一致。（3）本文用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KPC替代在模型（3）广义政治关联PC检验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回归结果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表明模型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本文手工搜集了2008—2010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除去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数据，进一步删选出关键高管并区分中央政治关联与地方政治关联，实证研究了各类型的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行为对社会效益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行为显著正相关，且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增加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概率。接下来，本文以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来衡量社会效益，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过度投资对社会效益的影响：一方面从解决就业问题（socialcontribution1）来看，过度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的就业水平，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税收贡献来看（socialcontribution2），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会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与社会效益负相关，说明政府部门基于提高当地的税收收入而促使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是低效率的。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确实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职能，雇佣更多的员工，上缴更多的税收，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

政策意义在于：本文为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研究结果证实企业中存在的政治关联在为企业寻求更多的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这种过度投资行为，虽然会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但是也会减少当地的财政收入。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该有效适度地抑制企业投资过热的社会问题，利用这把双刃剑真正地解决民生问题。

目前我国投资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这对于某些特定行业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笔者认为政府在控制企业过度投资方面应该按照“区别对待，扶优扶强”的原则。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创新型科技产业和部分服务业等，政府应该引领企业大力发展，因为这些行业可以增添较多的工作岗位从而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促进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就业率相对较低的地区，政府更应该适度放宽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制，把保障民生放在首位，让优秀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保障当地的就业水平。然而，过度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也不能一味地放纵过度投资，它毕竟会损害企业的价值，而企业价值的减少必然会对当地政府的财政

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上文的实证结果也证实过度投资确实会减少企业上缴的税收额度，从而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部分面临高负债隐患的政府应该对企业的过度投资采取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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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范文第9篇

城市内河整治工程的效益后评估研究，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例应用正在逐步开展［1，2，3］。城市内河整治作为一项环境工程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效益［3］。盘龙江作为滇池入湖河流中最大的一条(图1)，对其上段截污工程实施后带来的生态和社会效益进行后评估，将对盘龙江以及滇池流域其他河流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后评估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1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概况 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是昆明主城入滇池河道整治及末端截污治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建设内容为以松花坝为起点，昆明市第五污水处理厂为终点，沿盘龙江两岸铺设管径为0.8～2.0m的截污干管，管线全长17.51km，主要接纳盘龙江沿岸旱季的纯污水和雨季的雨污混合水(设计污水流量16.16万m3/d)，处理后的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在五污厂出水口流回盘龙江，作为生态和景观用水。工程于2003年12月1日开工建设，2004年5月31日竣工验收。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本项目组对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进行了环境影响后评估。 2评估方法 项目组成员于2007年6月～2008年3月期间，系统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先后对该河段进行了6次现场调查(包括2007年的旱季(6月)和雨季(10月)两次水生生物采样分析)，采用背景资料收集法、问卷调查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 2.1背景资料收集法 系统收集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的地理位置、工程概况、整治历程等背景资料;此外还对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服务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资料进行了收集。 2.2问卷调查法 在盘龙江西岸、东岸路边和居民小区及月牙潭公园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回收获得有效问卷191份，根据盘龙江上段流经乡镇和街道的居民数，抽样率为0.435‰。问卷内容包括七个方面:①按照昆明市发展规划，政府将继续为盘龙江等河道投资治理，改善其生态面貌，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吗?②您觉得自己应该为改善盘龙江的生态面貌做些什么呢?③如果您愿意出资支持政府部门治理盘龙江，您最多愿意每月从您的收入中拿出多少元?④您的居住地点?⑤您认为盘龙江河道投资治理前后变化如何?⑥施工过程的影响?⑦您的其它建议。 2.3条件价值评估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是在假想市场情况下，直接调查和询问人们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的措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或者对环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compensation，WTA)，以人们的WTP或WTA来估计环境效益改善或环境质量损失的经济价值［4］。本研究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计算被调查者对于盘龙江综合整治的平均支付意愿，之后将平均支付意愿乘以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服务范围的人口数，从而得出截污工程后的盘龙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3评估结果 3.1社会效益评估 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之后，其沿岸亲水平台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盘龙江水质改善与水生生态系统的逐步恢复，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来此游憩人群的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评估其社会效益。针对周边市民对于盘龙江治理工程的必要性和支持盘龙江治理的行动意愿两个方面，设计问卷问题，通过面对面采访，填写问卷的方式，调查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对公众环保意识与参与意识的影响。治理必要性调查结果表明，86.91%的人认为昆明市政府有很大必要继续对盘龙江等河道投资来改善其生态，仅有2.62%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见图2)。市民行动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抽样调查的人群中所有人都愿意以不同方式为盘龙江河道生态改善出力，其中14.66%的人愿意捐款，20.94%的人愿意交纳定额的环境税，35.60%的人选择以义工的方式出力，62.83%的人愿意大力宣传昆明市政府投资整治盘龙江的政策，18.32%的人愿意以其他方式行动(见图3)。以上公众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市民有良好的公众环保意识，支持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实施以改善生态，公众的参与意识较强，都愿意以不同方式支持盘龙江河道生态整治。 3.2截污后盘龙江上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3.2.1CVM问卷的设计 问卷采用了支付卡方式，调查形式为面对面采访，并填写调查表，其核心估值问题如下:如果您愿意出资支持政府部门治理盘龙江，您最多愿意每月从您的收入中拿出多少元?(您实际上并不必需要这样做)0元10元25元50元60元70元80元90元100元125元150元200元300元400元或更高如果您选择0元请说明您的理由:。 3.2.2盘龙江上段生态服务价值估算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62.30%的被调查者具有正支付意愿，支付意愿(WTP)主要分布在0、10和50(元/月)，其中0元/月支付人数比例最大，占有效问卷的37.70%;10元/月的支付人数占28.27%，50元/月的支付人数占28.27%(见图4)。正支付意愿的数学平均值为73.6134元/月;—40—以73.6134元/月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62.30%)得到最终平均支付意愿，为45.8339元/月。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服务范围内具有正支付意愿居民为439120人×62.30%=273571人。将平均支付意愿应用到这部分居民，相应的盘龙江整治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2.4152亿元/年。但由于CVM假想性偏差的存在，计算的平均支付意愿可能较实际支付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高，盘龙江上段实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该较计算得出的2.4152亿元/年低约1/4～1/3，即实际盘龙江上段的生态服务价值为1.6109～1.8114亿元/年。 与国内外不同城市内河整治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结果进行比较(见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公众对盘龙江的平均支付意愿较美国低，但由于盘龙江两岸人口密度较大，因此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美国(PlatterRiver)评估结果相近［5］;公众对盘龙江的平均支付意愿与上海(张家浜)接近［6］，但由于河流两岸总人口的差异，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上海(张家浜)较低。#p#分页标题#e# 4结论 盘龙江上段截污工程的实施，为其两岸的居民和来此观光游玩的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亲水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周边商贸、房地产业的发展，作为城市内河整治的一种模式，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服务价值。随着滇池治理的不断深入，流域内30多条入湖河流的整治力度也将不断加大，用于评价河道治理效益的后评估工作也在有效的跟进。本评估工作作为滇池入湖河道治理环境影响后评估的首个项目，必将为盘龙江水环境的进一步治理以及今后水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后评估工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社会效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工人文化宫；学校和乐园；社会效益；基层；作用

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成分，其实是承担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阵地逐步的繁荣起来这样一项职责的，也需要使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的丰富的文化需求得以满足。公文文化宫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的，将包含着职工群众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做好是其不可以推卸掉的责任。

在时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起到的促进性作用之下，工人文化宫承担着的历史使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工人文化宫逐渐的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分之一，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之中逐步的将“学校和乐园”的双重职能发挥出来。

一、首先应当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展现的工人文化宫文化发展观

工人文化宫是作为数量众多的职工群众开展知识学习、才干培养，以及各项娱乐休闲活动，并发挥出来“学校和乐园”作用的活动中心，其本身具有的最基本的只能及时为工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教育以及娱乐休闲等综合性质的服务，在面向基层服务社会大众的基础上开展包含在“学校和乐园”职能中的各项服务。工人文化宫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企业工会和职工开展联系和沟通的时候需要使用到的最为重要的纽带，从始至终都应当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从思想理念的层面上使得我党占据的执政地位不断的得到巩固，与此同时也是能够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先进性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证的。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和谐社会构建思想，对于在崭新的r展背景之下的工人文化宫文化观的树立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简单点来说，在崭新的时展背景之下工人文化宫想要将“学校和乐园”的职能充分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最为根本的就是需要将崭新的文化发展观念树立起来，在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之下引导职工群众并为其提供服务。工人文化宫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设置出来的市场导向和服务定位应当以我国社会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直接面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类型的机遇和挑战，在能够对工人文化宫的宣传和教育这两项基础功能正常发挥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证的同时，也应当予以工人文化宫所发挥出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的重视。

二、工人文化宫应当在面向基层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的活动

工人文化宫假如说想要在崭新的时展背景之下发挥出来“学校和乐园”的作用，作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面向基层，在将广大的工人群众作为基础的情况之下开展各种综合性活动和服务，使得进入到工人文化宫中的工人群众能够在阅读、培训以及娱乐等活动中，满足精神发展层面上的需求。在此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崭新的时展背景之下工人文化宫始终都是需要对基层职工群众发挥出辐射功能的，并以此为基础将工人文化宫本身具有的组织和协调方面的功能发挥出来。

三、美术教师在新时期工人文化宫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在崭新的时展背景之下工人个文化宫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宣传和教育，只有在使得工人文化宫生产出来的文艺产品社会效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的基础之上，才能够为工人文化宫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出一定程度保证，在工人文化宫文化产品生产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美术教师凭借其本身具有的艺术和审美眼光以及绘画能力，可以使得工人文化宫在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使用到的文艺产品满足时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提出的客观要求，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以说美术教师在工人文化宫文艺产品社会效益提升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是较为重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工人文化宫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其实是应当将基层作为出发点的，以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做，在付出我们经过艺术化修饰之后的辛勤劳动之后，以期能够在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中继续将“学校和乐园”的作用发挥出来，更是希望能够为工会正常宣传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就能够在“三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之中，做出我们本应当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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