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

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1933年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篇名《宫廷人物：宫廷社会学、宫廷社会和专制君主的构建》的职称论文，使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资格。但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国，随后奔赴英国。1954年他成为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在其57岁高龄时才开始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为加纳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和荷兰担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为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岁。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职称论文最初写的并不是关于宫廷社会的题目，而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导下写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谱系》。这篇论文的写作提纲是在他死后在阿尔弗雷德的文件中发现的，主要探讨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尤多。在他以后关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著述中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但这篇论文却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为卡尔•曼海曼的助手时，他中断了与阿尔弗雷德职称论文的合作计划，改变了他的研究主题，转而开始写作关于宫廷社会的职称论文。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这篇关于宫廷社会的论文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因此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发现了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宫廷社会》一书。那篇德文的职称论文现已遗失，它与该书的异同难以考究，不过该书的第一章《社会学与历史学》是为1969年出版该书而专门写的；关于散见书中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附录1等内容都是后来才写的。

二、诺贝特•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观点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表达的社会学观点，即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长时段的历史观。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个体的社会》一书中，在书中他将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与历史中来认识，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认为“单个的人，从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种具有完全特定结构的职能序列中，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职能序列，根据它来塑造自己，并且以它为出发点适时地发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开，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已成年之人”，这样，人的本质便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历史的构成。埃利亚斯不同于同时代多数社会学家，他主张在长时段中考察社会发展，反对社会的静态研究；同时又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的自然特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此，埃利亚斯一方面采取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时段研究传统，反对静态的社会研究，例如他反对他的主要竞争理论帕森斯的共时功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发展是能够走向倒退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其长时段历史观使他提出了“构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宫廷社会时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埃利亚斯的“构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强调人是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即社会关系之中的，网络由人构成，一旦形成便无法离开它；其次，强调了网络内部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因此网络或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的结构，需要对此进行动态和历史的研究。这样，“构型”这个概念便整合了他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观点。他在《宫廷社会》一书中最早应用了这个概念来研究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宫廷社会。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比较诺贝特•埃利亚斯

在《宫廷社会》中对宫廷社会的论述首先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比开始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研究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社会，而是旧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宫廷社会，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考察，两者区别明显却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他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会学家那样对其作横切面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较长历史时段中来考察，“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考察如果离开许多国家宫廷社会的长期发展将是无任何意义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释“在构型中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使统治者在少数人帮助下维持他们对压倒多数臣民的长期统治”这个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诸如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维持了自己的权位，社会学的研究则将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来考察，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但这种社会结构却正是个别君主策略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样，离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是目光短浅的、狭隘的。他对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认为历史学研究通常更强调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传统历史学（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将孤立的不可复制的资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统的或可作证的架构。”即历史学的个别研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质？”对他来说，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历史人物是很难评判的，只有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即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用“构型”理论来解释宫廷社会。他认为，“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因此法国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构建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少数人长期维持着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构型却是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构型形成后个人不能脱离它的原因。但构型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结构，其内部力量对比常有变化，一旦内部力量对比失衡构型便被打破；法国宫廷社会的终结便是构型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宫廷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后，诺贝特•埃利亚斯接着论述了宫廷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社会的这个“构型”是由国王、官员、仆人、顾问、侍从等人构成，国王自认为自己是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其他的人，国王是这些人等级、经济和职务升降的决定者，他们之间以某种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宫廷社会的前身和范例是教会的显贵，阿维农教廷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宫廷，而与之相竞争的则是意大利的各个王公的宫廷。但对宫廷的历史最为重要的则是法国宫廷的出现，因为在16世纪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各国宫廷的楷模。关于宫廷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在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和中心，正如近日城市和市民一样。由于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国王和宫廷，便妨碍了我们对宫廷社会地位的认识。革命中革命者对宫廷批评最多的是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以此否定宫廷的社会价值，但在他看来宫廷并不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的自我认同。宫廷的社会中心地位是与国王的绝对统治相联系的。在旧制度下，宫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家庭的扩大版而已，而国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家天下，法王路易十四将国家视为他个人的财产，而宫廷就代表着他本人，宫廷是国王与臣民的媒介，是上传下达的必经之路。宫廷的社会学即是君主的社会学。在宫廷中国王的行为国家化，在宫廷之外国家的行为国王化。接着，诺贝特•埃利亚斯探讨了旧制度下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他认为，法国的国王和大贵族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着既斗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国王与贵族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贵族阶层，都希望能维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到了17世纪，这两种倾向终于结合到了一起。由于旧贵族的衰落，国王便趁机将宫廷作为既保护又驯服贵族的工具。旧贵族只有进入宫廷依靠国王的庇护才能继续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样，宫廷贵族就取代了旧贵族；而国王只有将贵族赶进宫廷才能驯服，以保障自己的绝对权力。法国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宫廷礼仪，来确定国王和宫廷贵族的这种新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出现了宫廷社会。在宫廷社会中，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长期以来都在有意和无意中一直严守宫廷礼仪，原因就在于宫廷礼仪是对其权力关系的认同，是将他们联结为宫廷社会的纽带，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个社会。宫廷社会的构型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从，都必须遵从宫廷礼仪，以维持自己在构型中的特定地位。即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行为不具有自主性，社会构型和人们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五、宫廷社会的终结

最后，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探讨了宫廷社会的终结。他首先分析了旧制度下宫廷社会的权力结构。他认为在旧制度下社会等级与权力并不能等同，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穿袍贵族虽然在社会等级上低于佩剑贵族，但垄断了政府中的要职；而佩剑贵族虽然在等级上高于前者，但只能垄断军事、外交和宫廷职务。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相互竞争，从而构成了宫廷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在国王的干预下达成了权力的平衡，谁也不能在权力上超越对方，从而共同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并都受制于国王。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的异同。他认为在17、18世纪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一样存在着上层阶级内部相互争夺地位和名声的斗争，但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像法国那样界限分明，并成为国王维系其权力的手段。英国独有的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即绅士阶层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合，该阶层并不热衷于争权夺利；英国革命后英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宫廷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权力中心。因此英国宫廷的权力结构虽与法国宫廷类似但程度却不一样。这样，英国宫廷在英国革命后长期保持着稳定，绅士阶层也没有被毁灭，而法国的宫廷和贵族却因内部斗争和权力结构的僵化走向了灭亡。他指出，路易十四时期因为国王拥有巧妙的政治手段，他与所有社会等级都保持着某种距离，既使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达成权力平衡，又使他们都受制于他；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路易十六不再拥有路易十四的政治手段和权力，他不再充当权力斗争中仲裁人的角色，而是直接卷入了派系斗争。路易十六时期便形成了国王、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的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任何一方都不能超越其他另一方，造成了权力结构（构型）的僵化，而不能融入新的血液。但随着近代化、商业化、城市化和中央集权化的发展，壮大的平民阶层对这样的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满，而宫廷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虽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却因为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的惯性使其仍然顽固地不肯放弃权力。虽然在路易十六时期出现了许多的改革思想，但改革必会触犯到垄断权力的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在三方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改革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此他指出正是“这个构型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僵化和利益的固定化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并最终粉碎了这个构型自身。

六、结束语

国内学术界对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认识主要限于《文明的进程》、《个体与社会》等著作，对其关于西方文明形成的进程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较为熟知。他在几乎所有主要著作中都论及了西欧宫廷社会或上流社会的行为举止与文明和社会的关系，其对宫廷社会的研究最早始于《宫廷社会》一书。因此该书奠定了其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并在西方学术界最早专门探讨了西欧宫廷社会。该书以“构型”理论探讨了西欧尤其是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过程，反映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认识：他认为缺乏社会模型分析的历史学研究只是资料的堆积，不能说明问题；而缺乏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的社会学研究则是目光短浅的，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将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才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因此，诺贝特•埃利亚斯在西方学术界开创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对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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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韩非子·解老[M]

论文关键词：先秦社会思想特点具体表现

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韩国新农村建设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根据韩国国情和农村实情，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上一世纪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加剧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

（三）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农业萧条、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的统治，加上残酷绝伦的朝鲜战争，使韩国国土成为一片焦土，城市、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艰难，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的贫民、难民、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战争废墟和贫民窟。在农村农民因生活所迫，打架、酗酒、偷盗、欺诈、，饥寒交迫，离家出走，家破人亡。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农业、改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人们因战争而贫困潦倒，他们又为了生存偷盗和倒卖军需物质，民心衰竭到低谷，人人不满现实，相互猜疑、诋毁，甚至相互出卖、仇视和发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和温馨，贫富差距使政府公务员和民众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和不信任，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与居住环境条件成为农民家族生存的第一需要。

（四）农村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农民生活困难，民心衰竭，民风浑浊，农村的黄毒赌偷等社会丑恶现象应有尽有，农民有一点钱就喝酒、、打架，乡风恶劣到极点。加上、军政勾结、警匪勾结，社会腐败污浊，人们望天兴叹。农村基层政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管理混乱，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勤勉、善良、互助、合作等社会美德。农村环境污染严重。韩国人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首尔市郊的臭水沟，一见到有人来，从八旬老奶奶到娃娃，拿着瓢子从茅草屋走出来乞讨，臭气熏天的水沟几里外都能闻到味道。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

为解决光复后的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根据研究表明，韩国37年的新村运动中，自1970年到1984年15年间的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有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有2年接近城市居民收入，就是说有9年接近和超过城市居民收入，1980年以后，因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与扶持，农村消费水准逐渐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据统计，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达7.2万亿韩圆，年平均投入5177亿韩圆，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担11%，其余32%由民间团体和公司承担。按投资项目分类计算，生产基础建设占22.2%，增加农民收入42.8%，改善福利和环境条件占27.5%，精神启蒙教育占2.8%，城市与工厂的新村运动占4.7%。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这15年内完成的。

进入上一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首尔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据最近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的民意调查，在政府与国民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中新村运动运动都排在第一位，根据首尔大学的民意调查回答应继续继承和发展新村运动的人占总人数的73.8%，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只占19%。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从1974年到2004年先后有133个国家派出41610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

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国家为目标，以勤勉、自助、协同、奉献为精神理念，以脱贫致富为动力，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显示出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如合作精神、勤劳致富、官民一体、学者参与、民主决策和以农民为主体等，把东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全体国民的共鸣，成为国家宝贵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取得了综合社会效益。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行政官员在办公室预先策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形成的。

（一）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通过启发农民从改善身边的生活环境，脱贫致富开始，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政府扶持，官民一体，成为建设家乡和新农村的自觉行动。农村的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大大改善，农业基础和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农产品实现了有效供给，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体系得到改进和完善，城乡、区域差距基本缓解，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齐心合作，民主讨论，增加收入，增强了改变自家和家乡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开始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新村运动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从新农村建设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从1970年到1984年的14年时间完成基本框架和任务，再过4年成功举办了“88首尔奥运会”，再过5年举办了大田世界博览会，再过9年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这一过程中，用新村精神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和国家发展动力，逐步构建了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经济发展每隔1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人均GDP从1970年的200美元达到1985年的2000美元（1988年举办奥运会时达到2800美元），1995年实现了1万美元，虽然经过此后的金融危机，但成功度过难关，从1997年的6千多美元到2005年达到1.6万美元。

（三）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韩国学者总结新村运动时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农村建设、新国家建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辉煌成就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精神理念、内在动力和社会实践的体现。新村运动长久不衰，并能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的原因在于新村教育，建立健全了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教育机制，与时展同脉搏，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公民的发展需要，这是不可能用简单数据和模型说清楚。

（四）官民一体和“民主导”：韩国新村运动在发展初期是以“官主导”，产官学众齐心团结、积极参与，后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步转变为“民主导”，韩国的学者登上了政府总理、部长和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的舞台，国家的依法行政更加科学化。即使是财政投入也逐步走向“民主导”，在初期1971年投资额的122亿韩元中政府和居民负担比例是33.6：66.4，而到了1978年的7074亿投资额中这一比例变为10：90，显示出新村事业各村自立、自助，事业规模也逐渐扩大。仅在发展初期（1970年——1978年）8年时间内参加新村运动的新村指导员就达到27.8万人，公务员30万人，190多所大学学生参加支援者服务活动，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达2170万人，超过半数的国民参与了新农村建设。总统和各级公务员都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经常与农民和市民对话，拉近了官民的距离，改善了干群关系，克服了政府官员的和形式主义，建立了政务公开、民主协商的社会机制。农民从政府公务员和专家、学者的言行举止中深切感悟到政府与公职人员的诚信和辛劳，产官学众大家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五）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以往学者的教学和研究严格按学科分类和发展，很少顾及社会热点问题，新村运动的开展，感召和聚集了广大学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新村与新国家建设，把专业研究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学问脱离社会现实的难题，各大学和研究所纷纷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所（会），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有关新村运动的论文就达1860篇，190多所大学参加新村建设。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问题，再把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验证，好的经验和技术加以推广，提高了政府科学决策和运作效率，政府公务员树立了尊重科学和学者的风气，全社会尊重科学和人才的风气蔚然成风。

（六）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不管初期发展目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与变化，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难题，也克服了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在发展中的差异和东西方文化存在的相互撞击和冲突带来的诸多复杂矛盾，圆满地实现了平等、和谐、诚信、文明的公民社会。并且在跨入世界文明国家后，如何处理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走向成熟的制度文明，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也找到了很好的答案。让全体韩国国民通过一次次考问、自省，感悟到不能只为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违背世界文明规则的道理，知道了在自我批判、自省自律的痛苦过程中才能诞生一个文明成熟的国家和民族的深刻道理。

四、借鉴韩国经验，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难题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任务，而是我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今后几十年的中心工作，更是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各部门今后的中心工作。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总书记、总理亲自领导和过问这项工作的缘故。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确有很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更加开放、开阔、开明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思考我国“三农”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和对策，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实践，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好经验、好办法，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不可能在原和生产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基础上再有什么政策性开创和突破一样，必须依靠来自最基层的经验和做法，依靠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来自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系统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是相辅相成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更加关注和学习邻国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出自好奇和追求时尚，而是我国自身的实际需要。经过分析和比较，发现了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找到了应该避免和防止的试行错误，更加领悟和坚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气。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时总统亲自发动、宣布，由内务部具体负责，各部委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后来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由退居二线的政府总理、部长（都是专家、学者）、学者担任会长，下设新村指导者中央协议会、新村妇女会中央联合会、工作单位和工厂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文库中央会、新村金库联合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新村日报等，上述机构逐渐成为民间或法人代表，独立行使其社会职能，至今韩国全国有20、30万名新村指导员，成为韩国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人员，为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和做法，由党中央亲自负责，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可以委托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具体负责，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市、县、乡、村成立相应的对口负责单位（为节省人力，可以挂靠），职责、任务落实到人。在中央领导小组内，成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会，专兼结合，主要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调查研究和各级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出咨询报告。

（二）完善财政投入体制：为避免层层划拨财政经费后，层层被消化和削弱的现象，中央财政由中央新农村领导小组直接负责，通过专款专用、专款配套、直接到村或农户等多种方式，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管理体制。有些经费可以兑换成物质，直接支援农村和农户，才能调动农村和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些财物支援过程中，各级政府公务员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专家、学者紧密配合，并监督、检查，直接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不断矫正和改进以往政策和做法，为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和不断完善、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决策失误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各项制度：韩国在上一世纪90年代总结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强调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鉴于这种教训，我国在组织实施时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委托新农村建设研究会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在制定实施规划、分类指导、政策研究、投入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矫正机制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运作制度和机制。专家、学者们要与农业部门的职能、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紧密结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要摆脱书院式的封闭研究，学者们也可以帮助各级政府摆脱脱离农村实际的“办公室预案”和“办公室行政”，真正为农村建设和农民实际需要办实事、办好事。

（四）充分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在农村选举一些有热心、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农民为农村建设的指导员，并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可以直接向任何一级政府领导反映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想法。由他们组织村里的农民制定自己的建设方案，及时和乡村政府的方案核对并协调、统一。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韩国之所以从“官主导”转变为“民主导”，是因政府人事换届、政府权利难以控制、政府行为和长官意志容易抑制农民的创造性等弊端之故，能否真正调动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文明政府深深懂得学者参与研究出的政策要比官员自己编出的政策科学；学者的评价比官员自己的评价社会置信度高；农民发自内心说好，比官员说好要可信得多的道理。组织人事部门也走出考试加演讲加打分的“办公室预案”，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人才，改进工作。

（五）推动体制创新：与新农村的建设业务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委有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全国供销总社等，如果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积极支持和参与，很多事情都会顺利，但各部委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很有可能变成新瓶装陈醋，还是那一套，形形的“行动计划”和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纷纷亮相，政府攀比“烧钱”，收效却不佳。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一阵风、一刀切，但又不能走老路，各行其是，各自扩张和点缀自己，要有国家统一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各行各业紧密配合，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旋律。教育部重点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继续教育。农业部实行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和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尤其是通过农科教结合实现制度创新，教育部、科技部等其他部委紧密合作与支持。农科教结合是来自我国基层的成功做法，是中国版的新村运动，有很好的经验，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和光大。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己的银行——农协银行能否建立健全，是解决农业企业化、农村金融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成功的新村教育，成功地把新村运动上升（升华）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国家层面，成为国民永不枯竭的精神与奋斗动力。二是建立健全了韩国版的“农科教结合”模式，即集农林部科技教育行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为一体的机构农村振兴厅，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有效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体系之一，韩国农林部的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这里，这是一次制度创新。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全国农协，这是农业发展的组织保障，是农民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家园。

（六）善始善终，与时俱进：由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和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由几届政府来接连完成，不能受政府人事换届的影响，是党中央制定的国策，必须善始善终，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和总结各地、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教训，矫正原有的政策、做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既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经济和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相适应，与世界文明接轨，同步发展，不仅能解决好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过渡中的问题，还能为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填充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美好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村研究会，《新村运动论文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4.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网站，2006年2月

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1、论文题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目：论文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社会实践论文格式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2、团支部及作者名称：团支部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标题下方注明，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团支部应用全称（例如：建筑工程系建工0901班团支部）。

3、摘要：论文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概括的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进入前十名的项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社会实践论文要求有英文摘要，而且至少要有100个实词）

4、关键字：一般不少于三个

5、正文：正文是实践论文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活动的详细表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述。这部分内容为作者所要论述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包括介绍实践活动目的、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以及对实践活动中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得到的结论的详细叙述。

要能够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有新观点、社会实践论文格式新思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和借鉴作用，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内容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文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字通畅、精炼。字数一般控制在5000字以内。

6、结束语：结束语包含对整个实践活动进行归纳和综合后的收获和感社会实践论文格式悟，也可以包括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7、谢辞：谢辞通常以简短的文字对在实践过程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直接给予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帮助的人员表示谢意。

8、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实践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反映实践论文的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也是作者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承认和尊重。

9、附录：对于某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又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以编入实践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论文的附录中。

二、撰写社会实践论文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的准备与主要步骤

实践论文的写作过程应包括以下步骤：收集资料、拟订论文提纲、起草、社会实践论文格式修改、定稿等。各个步骤具体做法如下：

1、收集资料，资料是撰写实践论文的基础。收集资料的途径主要有：通过实地调查、社会实践或实习等渠道获得；从校内外图社会实践论文格式书馆、资料室已有的资料中查找。

2、拟订论文提纲：拟订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论文提纲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根据论文主题的需要拟订该文结构框架和体系。

3、起草：论文提纲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确定后，可以动手撰写实践论文的初稿。在起草应尽量做到“纲举目张、顺理成章、详略得当、井然有序”。

4、修改、定稿：论文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初稿写之后，需要改正草稿中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因反复推敲修改后，才能定稿。

三、社会实践论文的写作细则

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这类文章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因此，学生在解读时就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抓住中心论点

社会论文的论点能表明作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作者立场和世界观的反映。作者为了形成他的论点，需要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抓住文本的论点能帮助读者把握文意，了解作者的观点。而社会论文的论点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论点的概括性强。社会论文反映社会问题，揭示社会规律，关键是靠论点的确立。因此，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篇首篇末或段首段尾的概括性强的句子，有时文章的标题就是文章的中心观点。

2.论点准确度高。论点如果表达不准确，就不能确切地反映社会现象，甚至还会给读者带来困惑。所以，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语意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总结性语句。

3.论点的角度新颖。所谓新颖就是能关注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具有创新性。当然新颖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这需要作者有敏锐的眼光，对社会现象作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

二、注意论证方式

社会论文肯定要通过讲道理使人信服。而为了充实内容，作者决不会一味翻来覆去地空谈抽象的大道理，而一般在确立了论点之后，会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进行论证。

1.运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论证。社会论文中的事实都是确凿可信的，因为事实是为观点服务的，在事实论证的前面或后面肯定要有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可以让读者顺藤摸瓜，找到文章的中心观点。

2.运用经典的或权威的理论论证。在社会论文类文本中，经典著作的原文或学科权威人士的原话可以作为理论论据，各门学科的理论也可以作为理论论据，而某些经过时间检验广为流传的谚语、格言等也能作为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一样，理论论据也是为中心观点服务的。

3.运用区别鲜明的比较论证。比较论证包括类比和对比两种论证形式：类比论证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论两者在其他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对比论证则侧重于从事物的相反或相异属性的比较中揭示需要论证的论点的本质。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要格外注意这种区别鲜明的论证方法，从而迅速切入对文本问题的解答。

4.运用形象风趣的比喻论证。为了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说得透彻，深刻，社会论文的作者往往采取比喻论证，深入浅出、形象风趣地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所以，学生在遇到这种论证方法时，就要考虑本体和喻体分别是什么，二者有什么关系等。

三、注意语言风格

社会论文如果提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并进行深入剖析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大体为庄重的、严肃的；如果它讽刺一定的社会现象，批判某种不良风气，表达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往往又会亦庄亦谐。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应先思考其主要内容，进而注意其语言风格，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

四、领会作者感情

作者在赞扬或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带着明显的感情倾向，而领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确了作者的态度观点后，对文章的解读便可势如破竹。

当然，表现手法的分析、构思特点的说明、句子含义的揭示等在其他文本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在阅读社会论文时也应注意，这些题型的解题方法是相通的，我们可以灵活地加以运用，举一反三。

阅读训练一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郑永年

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外界的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机会；二是将其看成一种威胁。表现在政策层面，前者主张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后者则鼓吹要拖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

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如何理性地看待自己。如果不能理性看待，不仅内部的持续发展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会产生影响。

中国的确正在崛起。但现实地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而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中国向外国政界解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时候喜欢用乘法和除法，告诫人们不要光从数字来看发展。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能源短缺、社会分化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创造了良好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更受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如果经济上的崛起造就直接的军事崛起，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步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实际上，中国是否会把经济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的主要问题。如果军事崛起必须避免，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

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尽管有人提倡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

政治上的崛起也尚未实现。这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与经济的变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如何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并且在平稳中取得成功，是个巨大无比的困难。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单方面的崛起不仅较之目前世界的诸多强国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而且较之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人把中国目前的崛起视为复兴，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包括在秦汉时代、隋唐时代、明清时代的崛起。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在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在今天的亚洲国家仍然处处可见。当代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就是中国历史上全方位崛起的最好见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往的崛起并非是军事上的崛起。近现代西方式国家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军事上的扩张。但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贸易是中国和各国交往的一种“双赢游戏”，而文化的传播则主要依靠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的动机。

由此看来，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因为“赶超”而崛起。而且，因为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的难度更大，中国仍有待建立起强大的制度机制来支持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到完成文化和政治崛起之后，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选自《参考消息》）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同看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2.请简要概括中国目前崛起的现状。

3.文中画线句子有什么内涵？

4.为什么“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作者认为“诵经教育”与社会的变迁不协调，你赞同这种说法吗？请简要阐述理由。

阅读训练二

警惕“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

李扬

搬出“专家观点”似乎已成时尚。然而，专家意见的可信度似乎也在大幅度滑坡。

在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时，不少专家在许多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竟盛情邀请专家作现场演讲，请他们“房价不会下跌”的观点。不管说得如何动人，其实都只不过是引你掏钱。试想，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

前不久，国内一家专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研究竟然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质疑。很快，有报道“揭开了盖子”――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此外，在“苏丹红”“雀巢奶粉”的风波中，专家的表现忽左忽右，难怪新华社记者感言：专家“别卖了科学精神”！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上这些专家的表现玷污了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

专家观点失却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也就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些学者凭借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签字权等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费用，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剑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如果最信赖的专家把屁股坐到“利”字上去了，日后谁还听专家的话？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做到这两点，也就自然远离利益的诱惑。

当越来越多的专家走进百姓生活、进入公众视野时，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自律，而且更要善用制度性的他律来共同维护专家观点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剔除那些“利益专家”，实现专家观点的“去功利化”，才能聆听到坚守科学精神又为公众服务的“专家观点”，如此既有益于社会，又裨益于学术。

（选自《新华日报》）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文观点的提出有什么特点，第一段中的两个“似乎”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态度？

2.“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这句话有什么深意？

3.作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主要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4.请简要分析本文语言上的特点。

5.人格是专家的脊梁，中国工程院也告诫新增选院士要“自律”，请你结合社会现实谈谈专家学者应如何加强自律，保持操守？

本期参考答案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社会论文》

阅读训练一：

1.认同中国崛起的国家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而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威胁的国家则要阻挠中国的发展。

2.①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搞军事扩张。②中国人口多，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很少了。③经济的崛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3.现在盲目地追求浅薄的“现代化”，流行的是快餐文化，没有营养，没有底蕴，没有令人回味的价值，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美感。

4.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②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③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④现在中国的崛起只有经济上的崛起，没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不赞同。

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谱写了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文明、礼仪的光辉篇章，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精粹，做到不保守但有创新。如果从小学起就进行“诵经教育”，这能让学生从小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延续民族文明礼仪，做到“读圣贤书，立君子德，做文明人”，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精神品格和生活质量，使民族道德精神发扬光大，培养出道德高尚、学识丰富、勇于竞争、敢于拼搏的中华民族新一代。（说赞同也可，只要能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皆可）

阅读训练二：

1.开门见山提出了观点。

两个“似乎”是用看似否定的语气表达了肯定的意思，表达了作者对这类现象的不屑和鄙夷，引出下文辛辣的嘲讽和严肃的批评。

2.这句话把专家与售楼小姐相提并论，他们的行为都为利益所驱使，讽刺专家的为人不齿的行为。

3.目的是批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的学术腐败现象，倡导专家远离利益诱惑，坚守科学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主要论证方法是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如第二段与第三段列举了某些专家成为利益俘虏的所言所行，所举事例的性质越来越严重，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讽刺意味越来越浓。

4.①文章的语言犀利，如：“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一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家如果不能坚持操守的话，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②语言中充满蔑视和愤慨。如“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质疑”一句用惊讶的语气说明了某些“专家”的做法竟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以突出这类人的蜕化变质。

③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拟人，如“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中的“缺席”一词；设问，如“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一句。

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从黑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来看，他们需要权力的庇护。在我国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保护伞”，它并非法律概念，而是政治概念，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阻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的行为，也即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庇护行为。黑社会性质犯罪跟腐败为什么会这么紧密联系在一起，究其成因，可以说腐败的庇护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保障。

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挖空心思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造“关系网”，寻求“保护伞”。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并逐步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后，就会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新的发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来讲，在经济领域，他们注定不可能公平地从事正当经营，而只会采取种种非法手段(诸如走私贩私、倒卖枪支、贩毒、拐卖人口、弄虚作假搞行业垄断等)去迅速攫取暴利。而要使这些非法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或为之提供足够的掩护，也只能借助于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

历史证明，罪恶的力量一经得到合法权力的翼护，就必然会形成“权威”。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权威”，一经形成，社会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效力。大多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深知“两手都要硬”：一手要心狠手辣，一手要寻求“保护伞”，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才能坐稳江山。第一手不硬难于敛财起家，第二手不硬难于长期立足。在这些“官人”的暗中照应下，一些地方的黑社会组织获得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借树蓄阴”，“茁壮成长”。浙江苍南以许海鸥为首的“托运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设立了专门从事拉拢腐蚀干部的“公关部”，其负责人张明清对当地党政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的阅历、爱好、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烂熟于胸，一天到晚忙于迎来送往、请吃行贿、歌舞娱乐，腐蚀了一批干部。

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干部为何心甘情愿替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主要是利益驱动和情惑。现今社会人们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享受为很多人所期盼。国家干部做为有权阶层很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手中握着权力却只能得到相对“微薄”的工资，面对花花世界却不能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满足。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心理作用下，这些人群在外界诱惑下就很容易丧失抵制力，一旦尝到甜头也就欲罢不能，一部分人群甚至会主动想方设法得去进行权钱交易，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从腐败分子的物欲膨胀心理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孝敬”正好填补了其欲壑。而部分腐败分子还需要黑社会组织这样的隐形杀手为自己的权力发展扫除障碍。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编织“关系网”的手法也非常原始却非常有效，主要靠钱色牵针引线。部分思想变质、品行败坏、生活堕落的干部极容易被黑社会犯罪集团的“糖衣炮弹”所俘获。

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黑社会势力一经得到“保护伞”的翼护，就无异于与腐败分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筑起一道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伞”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下，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才得以横行城乡，危害一方，为非作恶，肆无忌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许多参加“反黑”工作的司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的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哪里的腐败现象就严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滋养，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二、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对策

研究犯罪无非就是要防止犯罪，寻找预防和惩治对策，争取有效控制不良态势的发展。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司法腐败恰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机会。黑社会性质组织为谋取最大经济、政治利益，通过物质引诱、金钱收买、美色勾引，甚至利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在政府及司法机关寻找“合作伙伴”，寻求保护。一些手握国家权力的人为满足个人欲望，置国家法律、人民利益于不顾，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腰助阵。不难看出，腐败现象在我国的根除将是漫长而艰巨的，因而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斗争的不断加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将不断与腐败勾结，以维护其生存与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预防和惩治它们如果单用严厉打击这一手，而社会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难免有“打不胜打”之患，这就必须强调“打黑除恶”要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

首先，要切实加大反腐力度，深挖黑社会组织“保护伞”。必须高举反腐败之利剑，打碎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腐败本身并不产生黑社会，但一旦黑社会性质犯罪与腐败相结合，两者必将“相辅相成，共促发展”。一方面，腐败为黑社会性质犯罪“保架护航”；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为腐败提供无穷的动力。因此，一是要加强各类基层组织的廉政建设。在广大基层组织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防止基层干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腰打气，也要防止基层干部自身堕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或骨干成员。二是要加强党政领导部门的廉政建设。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与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相互勾结，篡夺重要的权力职位。三是要加强公、检、法部门的廉政建设，坚决治理司法腐败。

司法机关是反黑斗争的最前沿，其内部的腐败分子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勾结，直接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民利益得不到保护，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也必然籍此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因此，凡是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牵连、助纣为虐的司法人员，一经发现，应坚决清除出公、检、法队伍，构成犯罪的，应从重处罚。

[摘要]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呈现出一个明显不同于国外黑社会犯罪的特征，即与腐败联姻，在腐败的滋养和权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并与腐败在犯罪的道路上相互照应，并辔同行。本文试从社会犯罪与腐败关系二者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最终的防治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黑社会犯罪腐败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跨国跨地区有组织犯罪及其惩治与防范[J].政法论坛，1997，(4).

[2]游伟，肖晚祥.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初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4).

[3]陈显容，李正清.犯罪与社会对策——当代社会犯罪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

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会计模式的职能是指会计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作用，包括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对微观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各种作用。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所以会计模式的主要职能是信息的加工和传递。这是会计自身的内在职能。由于不同国家会计模式的构成和运行方式不同，在会计模式主要职能之外还赋予其不同的社会职能。一般地讲，会计模式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行为规范、资源分配、利益保护和行业管理。

1、信息职能

信息职能是会计固有的功能。会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借助于特定会计方法，收集加工、记录和报告信息。被公认为现代会计之父的巴其阿勒在其1494年发表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中，详细介绍了在当时如何通过设置账簿和应用借贷记账法记录、加工和报告会计信息的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会计从生产过程的附带职能中分离出来，逐渐产生了专门从事处理会计信息的职业和会计组织部门，同时也就产生了委托受托责任关系。而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完成主要通过会计信息的记录和报告来体现。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要求企业产权明晰，所有者和经营者完全分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委托关系。委托人通过了解会计信息，可以掌握受托者，即企业经营者职责的履行情况，并对受托者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企业经营者可凭借会计信息向委托人报告自身职责的完成情况，以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所以，向委托人提供其所需要的经济信息，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

会计的信息职能必然在会计模式中得到体现和发展。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会计模式不同，会计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因此，要求会计提供的信息种类、口径。方法会有差异，提供信息的目的和衡量信息的标准也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而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哪种会计模式，无论为谁提供会计信息，也无论按什么标准提供信息，都是在会计信息职能的基础上派生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从一项应用技术发展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其所固有的信息职能为世人所公认。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之交，会计模式的信息职能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2、行为规范职能

在会计仅仅用于记录剩余产品数量时，或是仅仅作为累计家庭收支的工具时，还没有具备行为规范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需要通过会计核算与记录的业务数量越来越大，参与会计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会计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监督会计人员忠诚与否和考核其工作效率高低的需求，会计模式对会计行为的规范职能应运而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模式的行为规范职能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和重视。尤其是在股份公司迅速发展的19世纪更是如此。便如，在英国允许恢复公司制的同时，就要求公司加强会计核算，提供“真实”、“明确”的财务报表，特别是盈利报告。美国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自20世纪30年代，授权民间机构制定公认会计准则。日本国会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情况，制定了三套不同的会计法规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对会计信息的规范。而会计信息是由会计工作人员通过其会计行为提供的，对会计信息的规范，最终也是对会计行为的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非常重视会计模式的行为规范职能。除了制定和实施规范会计业务的准则和制度，还颁发并不断修订用于直接约束会计人员行为的法规文件，例如《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人员职权条例》等。

3、资源配置职能

会计模式的资源配制职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由人们逐渐认识并逐步强化的。会计产生于对剩余产品的计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合伙与委托等形式的两权分离，并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形式，会计开始走出家庭和庄园，逐步演进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会计的资源配置职能因此更为人们所重视。例如，在记录和呈报会计信息时，按照什么标准计量资产，按照什么方法确认收入和费用，按照什么原则报告可分配收益，会对企业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价值耗费量的确定，是对补偿基金的确定，也是对收入中需要扣除金额的确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计算出当期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已消耗价值的补偿，多少可以用于分配。会计核算中的确认和计量过程，同时就体现了会计的资源配置职能。会计因此而成为传导资源信息，分配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在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中，所有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业务都作为会计核算规范而被置于会计难则和会计制度的管辖范围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会计准则中的会计核算规范既执行着规范信息活动的职能，同时也执行着规范分配活动的职能。

由于企业财务信息在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和分配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作用，对会计准则制定目标的取向，必须以政府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取向为前提。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禁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下的会计模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1992年，财政部以《企业会计准则》的方式对会计的计量和确认等方法及标准进行了框架性规范，并在以后陆续和实施了9个具体准则。会计准则的和实施不仅是会计规范形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会计模式所具有的经济资源分配的职能。

4、利益保护职能

利益保护职能是资源配置职能的延伸。在发挥会计模式的资源配置职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过会计制度制约会计人员，还是依据会计准则规范会计信息，都是借助对会计行为的规范，实现对某些利益主体的保护。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利用会计模式的利益保护职能来达到预期经济效果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在美国铁道业的早期，发起人通常都在企业创办初期从资本中支付高额股利。投资人认为这是企业真实的收益，因此纷纷出高价购买其股票。当这种高额的虚假股利不能维持下去并危及企业的经营时，就导致股票市价急剧下降，使企业的长期投资者（永久股东）蒙受了重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铁道业开始以成本为基础提取折旧。这种措施明显地体现了对长期投资人的利益保护倾向。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实行分行业、分所有制的会计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计报表中的主要报表——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方的排列顺序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产。这种会计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其依据在于，企业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投资；其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又占最大比例。因此，必然要求通过会计报表重点反映国家财产的安全完整情况。

上述几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会计模式的利益保护职能，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在会计实践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以实现对特定经济主体的利益保护。

5、行业管理职能

各国会计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职业及其组织通过法规、制度等对会计行业进行规范。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会计职业在该国家的工作范围和法律责任有所差别，制定规章条例的机构也会因国而异。因此，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以我国的情况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计划经济时期，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主要表现在财务开支标准和成本费用范围两个方面，主要的管理手段是财经纪律大检查。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会计模式的管理功能主要表现为对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人员素质和职业道德、企业会计行为的管理和考核等方面。主要的管理手段是组织人员培训、对会计职业资格的认证、推广先进的核算手段和方法等。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2、郭道杨《会计史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3、陈今池《现代会计理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

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

关键词：

贫富差距利益不均差距公平和谐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1】

2、仇富还是仇腐

前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

3、在农民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一个个“天价”。

首先是“天价出生费”，有人表示现在“孩子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买来的”。根据调查数据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生孩子的费用至少上涨了100倍。其次是“天价教育费”，知识最有力量，对于农民，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为了孩子能上学，有些农民砸锅卖铁，有些农民惆怅自杀，……再次是“天价交易费用”，农民在城市间、企业间流动，承担着高额的“交易费用”进城打工，遭遇种种门槛，可谓“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农村才是农民的归宿地”；农民进入企业后，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赖掉他们的工钱。因为贫穷，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上不起法庭、无法举起法律之剑。还有就是“天价医疗、养老费用”，农民有病没钱医，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比较安宁和舒适的晚年，往往有“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不料子女越多负担越重，因此陷入了一个“贫困——多生——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不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来临之后，还有“天价的丧葬费”等着他们【2】

二、三个方面的质疑

1、公平与效率之争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2、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应平等待人而不是试图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市场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实际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别的对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另一句话是“不试图使人平等”，强调不要国家或集体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试图使人平等”如果从“不试图使人的行为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是积极的。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在能否把握机会，对机会的把握程度，主观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结果是不会也不应该平等的。社会给个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均等的机会，然后，任由个人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这样是有利于人的不断发展的，在竞争体制下，可以优胜劣汰。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要有不同点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对象物上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确要反对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从“不使人社会行为的前提，机会平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恰当了。反对使人平等，不应当反对旨在促使机会平等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因为，国家所提供的法律，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为每个人保证社会行为前提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种种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种种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体现出来了，如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现象，给各方在经济中的平等发展造成障碍。需要国家的干预，使之平等，协调发展。平等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体制完善的过程。

3、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5】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6】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老白姓至今对感恩戴德，但对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好处于他们无关，至少他们会一直这样认为，并且抱怨声到处都是。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7】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8】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9】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11】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a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b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

首先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12】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13】

c、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

20年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再次，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最后，“鲶鱼效应”的观念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1、贫富分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社会、企业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使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悬殊直线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说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更为可怕的是，个别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实现了富裕的目的。这就让大多数人对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14】另外，社会财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数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数人相对贫困，这就违背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种贫富悬殊继续下去，如果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

2、贫富分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主题。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15】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六、如何缩减贫富差距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发因着手。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多种解决办法。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四，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最后，加强公款消费的查处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费推动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到外国去吃不饱肚子决不是一句笑话，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国内吃得太饱，以至于撑大了肚皮。必须对公款消费以及借公款消费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约。

标注

【1】濯玉忠《流浪富豪——兼论中国商人阶层意识的缺失》博客中国

【2】邓璟《农民真苦，农民真累，农民真危险！》博客中国

【3】盛子修《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批判》《经济学家》2004年11月

【4】吴忠民《贫富差距合理论”有误？专家撰文挑战权威》，《中国经济报》

【5】光《从简单到复杂的跨越》《中国经营报》05年1月1日

【6】陆学艺《专题研究报告之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世纪中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52-254页

【7】吴忠民《贫富差距合理论”有误？专家撰文挑战权》》，《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8日

【8】陆学艺《专题研究报告之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世纪中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52-254页

【9】吴忠民《贫富差距合理论”有误？专家撰文挑战权》》，《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8日

【10】陆学艺《专题研究报告之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世纪中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52-254页

【11】左大培《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中国报道周刊2004年8月

【12】桑百川《国有资产流失猛于虎加大社会贫富差距加剧腐败》《环球》2004年02月

【13】常亮《问张维迎对贫富差距是关注过多还是关注不够》《中国改革论坛》2004年10月

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一、发挥人文历史资源作用，重在开发。我国历史悠久，先人们创造了彪炳于世界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人文历史资源十分丰厚。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变迁及其中涌现出来的具有高尚情操和精神境界的英雄豪杰，以及对于生产实践，科学发明，历史进步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都是德育工作的重要资源。进行“史”的教育。是对青少年进行中国优良道德传统、革命传统教育的基本途径，是激励青少年迈向21世纪的重要举措。如何进行好“史”的教育呢？必须在充分发挥历史等课程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辅之以课外阅读，探幽访古，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这既是学生自我丰富“史料”的过程，也是“书本”与“实际”结合的过程。历史遗迹、遗址教育基地的建立，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地方史志，专门史的编纂和使用，以及专项历史教育，都是对人文历史资源的开发过程，而教育活动效果的取得都证明开发人文历史资源对于其发挥德育功能的重要。

二、发挥自然景观资源作用，重在规划。壮山、秀水、沃壤、宝藏是祖国概念中的内涵之一。爱祖国除又应包括对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制度有深厚的感情之外，还应包括对自然景观有深厚的感情。而且通过爱自然景观的教育，会对其它方面的教育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低年级学生，由于自然景观具体形象、充满情趣，可能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入点”的作用。但是，自然景观资源的客观性决定了其作为德育资源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其分布的“非规律性”，决定了发挥自然景观资源的德育功能与普遍地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以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德育规律矛盾的客观性。因此，在发挥自然景观资源的德育功能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注重规划，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两个转化，一是自然影观资源的客观性向教育性的转化，二是时间空间的转化。

三、发挥建设成就资源的作用，重在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德育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生动的建设成就资源。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教育资源处于现实的实践之中，因此它是动态的，可称之为动态德育资源。动态德育资源无疑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建设成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建设成果都有必要或可能纳入德育资源范畴。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性或为实践证明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才可作为德育资源加以运用。因此，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循教育自身规律，有选择地从建设实践中吸收教育素材，必须唯物辩证地分析探究这些处于实践中的事物，以不断丰富建设成就德育资源。

四、发挥社会人力资源作用，重在组织。万物之灵是人，德育是以人育人的工作。任何一种德育资源发挥作用都离不开人。学校内部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通过严密的教育教学组织和教育法规而纳入一定的教育程序；一个家庭有以血缘或非血缘法律关系为纽带的权利义务关系，将教育和接受教育的人组织起来。同样社会上的人力资源也需要以某种形式加以组织。社会上的人力资源有的是革命史的参加者或见证人：有的是某社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等等。这些人，自身成就的典型性、代表性只有发挥组织作用才有益于德育工作。

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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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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