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论文范文

时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政论文；文体；功能对等；

Abstract：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are subtle and concern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sentences and word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tones of the political articles should be very firm， and their contents should be very concise so that they are suitable to the political occasions.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so as to avoid ambiguity or the damage of the benefit 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rticles from th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aspects.

Key words： political articl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1.引 言

在翻译原则中我们提倡“忠实于原文”， 即严复所提“信”，严复认为： 译文要从全文要旨出发， 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减， 只要不失原意， 不必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对此， 笔者针对政论文的特点， 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讨论。

2.文体特点

众所周知，英汉表达方式不同， 为了不破坏原文的意思， 使译文更加通顺， 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我们应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 以求忠实与原文。在政论文中， 由于政论文使用的场合较为严肃、语气强烈、口吻郑重， 有时涉及的话题甚至于敏感， 因此政论文翻译必须考虑它本身的语体特点且要多加推敲， 力求文章简洁， 同时政论文的翻译要准确， 与原文内容一致。如：从长远看， 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只要各国、各地区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克服困难， 亚太地区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译成：It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f all the countries pull together in time of trou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这一段政论性文中， 其文体特点就是简洁、严肃、微妙，所以在翻译时既要避免使用冗长的语句， 一一对应地翻译， 也要避免辞藻过于华丽。用“pull together”表现了原文中的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有其丰富的暗含。如果“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译为“in the same boat ”and “cooperate”， 那就只是的形式生搬硬套， 并未领会原文的意旨， 就会使译文单调没有韵味， 整个语句就是大白话， 失去了政论的意味， 没有了政论文坚定的语气。因此也就不符合政论文体的特点。

3.功能对等

奈达认为， 功能对等翻译是以读者为主的翻译。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视意义， 然后是风格。如果我们翻译的文章被读者阅读之后， 产生了与原文读者不同的心理反映和理解， 那文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 家没有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政论文多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正式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和对方在心理反映和理解方面相似即功能对等，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同世界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合作， 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例：I know American wants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 know Americans want progress. And we must seized this moment and deliver.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和平统一。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进步。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个时机并付诸实践。译文中， “付诸实践”这一短语将“deliver”表现得很充分， 很具有深远意义。这里深层次的要表达说话者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号召，如果译为“努力去实现”， 就使文章太过于通俗化，就无法表现出说话者内在的决心，也就起不到号召呼吁的作用了，就无法达到功能对等。因此用“付诸实践”进一步使译文达到功能对等， 即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心理反映相似。

4.总结

本文就政论文翻译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政论文在文体上讲究严谨，正式，甚至在用词上谨小慎微，翻译时要注重目的语接受者反应，因此在翻译时不可随便大众化，要全方位考虑接受者反应。

参考文献：

[1]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2]王弄笙. 近年来汉英翻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J ]. 中国翻译， 2002， 1 （1） ： 23227.

[3]吕俊， 候向群. 汉英翻译教程[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时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策略

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一、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讲求确切，严谨，富有鼓动性；词语多具宏观性；繁使用政治术语；句型单一、连接成分少、句与句之间无明确的逻辑关系。而英语则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

二、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战略实质就是走向全球，翻译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实质相。又如：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报告中并未直译”大水漫灌”，而是着重于它对于经济的影响译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与译文有机结合，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语，报告翻译中确并未将其翻译得具有文学色彩，只是根据全文译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这里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也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将其理解为振兴经济、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

3.解释翻译策略。《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使用政治术语。简单来说，就是“职业行话”。一般而言，行话只有“圈内人”懂得，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晦涩难懂。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释翻译策略对于政府报告中某些特定术语的翻译颇为重要。它准确地再现出某些术语的内涵，能够很好地解决汉语政论文英译中的某些术语空白。例如，政府报告中“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严三实其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仅仅翻译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若是加以解释译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则更具体。又如报告中出现的“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中解释性的译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结语

政论文涉及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在其英译中，灵活地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既能合理准确地表达出带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虑到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促进中外交流，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李秋荣.李新新.中国特色用语在政论文中的英译策略探析――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海外英语，2016.

[2]李晓君.浅谈政论文体的特点及翻译策略――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为例[J].China’s，2011.

[3]杨敏.《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研究[D].山东大学，2012.

[4]张克燕.浅析政论文英译的问题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报告》为例[D].苏州大学，2012.

作者介：

陈娜（1991-），女，汉族，湖北咸宁人，硕士，研究方向：翻译。

唐利平，女，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时政论文范文第3篇

报章文体的演进与形成

其实，报章文体并非梁启超所独创，这是一种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报刊文体，这种新文体的形成有着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大概要算中国古代文人们写的政论文章了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议政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中国文人更甚。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弘大气象。于是，以“言论报国”便成了一些文人实现政治抱负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中国的政论文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等就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后来报刊上的政论与这种传统的政论文相比，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别，可以说是由其脱胎而来的。

当然，报刊政论文体从中国传统的政论文发展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刊有言论稿，但均为阐发教义之作，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之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辟有言论专栏，政治时事性很强，可说是最早重视政论的外人办的中文报刊。但作者多为外国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文章词义不甚可晓，也并未引起读者的重视。此后很长时期所出版的中文报刊(包括由中国人所主编的报刊)，均不设言论栏，政论也较少见。直到1872年《申报》创刊后，才把言论列为必备的内容，开报纸重视言论之风。此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均仿效，一时蔚为风气”。这些外报对推动这种政论文体的成长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些报纸曾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评论时政、鼓吹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若干颇具见解的佳作。这些文章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不拘一格，为适应不同读者的文化水平，文字较浅显通达。少见雕琢。政论文体的若干特色在这里已初见端倪。中国报刊上的最初的政论文体就是在这些报纸上产生的。”

遗憾的是，报刊政论文体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它们所刊的论说大多为应景之作和一些无关宏旨、格调平庸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有所突破，但这些旧传统对它的束缚仍然存在”，在盈利的目标驱使下，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不会太顺利。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是国人自办的报刊，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王韬的《循环日报》，王韬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刊政论家。他不仅在实践中为报刊政论文体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同时也对这种文体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他在报刊政论文体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可是，由于受所处时代及真正的政论文体起步较晚等原因的局限，王韬的政论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被束缚的痕迹。真正对报刊政论在理论及实践上有全面发展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时务体”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虽很年轻，却早已是“康、梁”并称、名闻全国了，尤其是他的那些以骈散合一、笔端带有丰富感情的文字写成的政论文体――“时务体”，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就有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篇文章，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令读者耳目一新。前者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做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地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开篇的这些“通塞”之论，实在是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同时，也是他“时务体”的典范之作。而另一名篇《变法通议》，则更是将他的“时务体”展现得淋漓尽致。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乌，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文中所展示的“变”、地球之形成及人类万物之进化，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还是极为新鲜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示给读者。因此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艰难。梁启超的文字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给国人以极大的震动。《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销量已突破一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时间，“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更有对梁启超的文章评价之高如此者，恐无人能及：

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如此看来，报章文体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已是颇具规模了，成为公认的维新派诸报刊的文章魁首。之后。梁启超还经历了《清议报》的过渡，但真正代表其成熟文风的，则是《新民丛报》了。

梁启超与“新民体”

《新民丛报》的创刊，把梁启超推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无人能及的巅峰。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笔下显得从容多了，“大概是从日本人的诸多翻译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识，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

《新民丛报》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他的文字华美犀利，文风恣肆，笔锋饱含感情。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入颓废，相反以其知识的广博、新颖及笔力的雄健和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妙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他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难怪黄遵宪在《致饮冰室主人书》中赞叹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还认为，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至少。从形式到议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也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种文体。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风格的完全确立。梁启超对此的认识是，著书立说需要“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文体，因为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梁启超坚持并强调文章“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样以觉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在当时的确让梁启超成为时代的骄子，文坛执牛耳者，而由他发展并成型的报章文体也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甚至后世的报界及文坛。

时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王韬 文人论政 《循环日报》

一、王韬政论文的内容

1、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

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驳斥顽固派的反动谬论，宣传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已成为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知识分子的责任。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率先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10 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思想积极的政治新闻言论，包括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改良等忧国忧民、令人振愤的言论，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是近代中国提出“变法”的第一人。另外，王韬还提出变专制制度为立宪制度的主张。王韬认为，19世纪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经济反差的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撰写提倡社会改良类新闻言论的核心思想。他冲破了“洋务”救国的藩篱，更进一步地关注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较早地提出在中国开议会、通民情的主张，并借助报刊媒介将这一主张在全国传播，带动了一批如宋恕、郑观应、汤震、陈炽等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发出要求开设议院以张国势的呼声。

2、探讨国际形势，关注中外关系

在王韬撰写的大量新闻言论中，阐述这类问题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这些新闻言论在分析各国政局变化时，一般都不是孤立地谈论个别国家的个别事件，而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和评述他们之间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而预测政局发展的趋势，尤其提示了对中国的威胁。如评述欧洲各国军事力量消长的《论西国兵额日增》，分析欧亚时局和发展前景的《论亚洲已半属欧人》，探讨制约强国称霸对策的《合六国以制俄》等，都是这类新闻言论的代表作。与谈论国际时事的评述相比，王韬探讨中外关系的新闻言论更富激情，反映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王韬主笔《循环日报》期间，西方列强正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期间，“他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是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面对强敌压境，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王韬针对当时中国边陲“强邻环视，伺隙而动”的险恶形势，多次提出“今时之所急，惟辑强邻、御外侮”这一爱国思想和主张。

他的这些文章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抨击外国政府歧视、虐待华人的政策，为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而大声疾呼，集中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日俱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

二、王韬政论文的文风和文体

在中国近代报刊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人仍以八股文为进身之阶，以模仿桐城派文章为时尚。这种封建、凝固、僵化的文章模式，内容空泛、故作深奥，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对于报人来讲，就更需要突破这种脱离现实的章法束缚，寻求一种报刊政论写作的新表现手法。王韬大胆冲破了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或痛击黑暗、或臧否人物、或倡导改革，篇篇言论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论据充实、段落有序；短小精悍、清新生动。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使读者如饮甘泉，耳目一新，不仅适应了报刊的需要，还开创了一代新的报刊政论文风。这种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即后来的社论体，成为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最早的尝试。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1、以新式政论为主的言论形式

各个时期报刊的言论，都是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或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思想斗争的产物。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复杂化、尖锐化的时候，报刊言论最为活跃。早期中国报人所处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清朝渐腐朽衰败之时，报人们希望通过办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和推动改良运动发展。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早期民营报刊言论严格来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而是政论文。政论即评议时政得失，与报纸评论接近。王韬对当时报纸的政论文体作了深刻思考，他认为报刊政论不仅要继承古代杰出政论的优点，还要结合当前现实，发挥创造性。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辞达而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王韬力求政论能破除“言不论政”的陈规，摒弃桐城古文刻意追求义理、章法、辞章的做法，努力适应时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基于此认识，王韬在行文中很少使用典故，而是采用浅近文言，不用艰难语词，不务典雅，不拘泥于章法，不墨守成规，唯求畅达，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从而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王韬的努力促使早期报刊逐渐从“代圣人立言”、“托古证今”的程式中摆脱出来。虽然《循环日报》的政论仍带有时代的烙印，论说极少与新闻结合，但《循环日报》第一次较好地将中国古典政论文体与近代报刊评论特性结合起来，开创了适应中国读者需要的政论文体——王韬体。王韬的政论在报刊言论沿革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确立了不拘一格的政论文风

王韬的政论文风，一扫当时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息。清初以来，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化思想界的气氛令人窒息。乾嘉学派的诠释经义、考证史籍成为学术时尚；桐城派脱离现实，执意于义理章法，刻意追求格律声韵的文风风靡全国，成为“时文”。而王韬崇尚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学说，认为文风要适应社会变化，不能拘泥章法，墨守成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王韬的文章极少引经据典，毫无刻意雕琢之嫌，开创了崭新的报刊政论文风。他的政论短小精悍、观点鲜明，冲破了桐城派、八股文的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篇篇联系实际，直陈时弊。为便于日报刊登，王韬的绝大多数政论在1000字左右，辑录于《弢园文录外编》中的179篇政论文，超过1500字的仅占10% 。遇到有重大问题的论述，如变法问题，在报上则采用上中下三篇的连载方式，每篇约计1200字。他不求辞藻华丽，行文流畅简洁，论述时多采用单刀直人、开门见山的手法。

3、摒弃了“言不论政”的陈规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出色的写作实践，在八股时文仍旧猖獗的时代，敢于突破各种清规戒律，标新立异，以清新自如、纯朴务实的文风，把古代政论这种传统文体移植到报刊上，并加以改造，使其更适合于表达崭新的思想内容，这不能不说是王韬对中国报刊新闻言论发展的一大贡献。另外， 在中国内忧外患的非常岁月，王韬勇敢地面对现实，摒弃了“言不论政”的陈规，为其他已经存在和即将问世的现代报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当时和后来的报刊新闻言论写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运动中的改良派报刊政论，是对王韬开创的报刊政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梁启超便是继承和发展了王韬的政论体，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语

由于时代的局限， 在王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留有许多历史陈迹。在思想观念上，他并未能自觉地把报刊政论作为一种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其主观动机还是出于面向当权者，而不是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意见信息，有些地方还流露出不少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写作实践上， 王韬也没能完全突破“代圣立言”的变种，“托古证今”的老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他的政论在国内不能广泛传播。上述局限性表明， 脱胎于传统文体的中国报刊新闻言论，其发展道路的漫长曲折，要完全挣脱因袭的重负和消极的影响，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完善和成熟。但王韬的这些历史局限性并不能抹去他所做出的贡献，王韬留下的新闻言论，依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①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和晚清的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③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⑤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J].历史研究出版社，1990

⑥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J].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⑧袁新洁，《〈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⑨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⑩丁淦林：《中国新闻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时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宋代 政论散文 鼎盛时期

一

宋代在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以“词”著称的。但散体文是宋文最高的成就代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明代宋濂在《文原》中说：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此评价是非常客观准确的。宋代散文的成就是辉煌的，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庞大而丰富，也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

首先，宋代散文较之唐代在内容上讲是相当广泛的。

《全宋文》共8345卷，分360册，文字1.1 亿，文章178292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技、法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到了反映。

其次，宋代散文在体裁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宋代继承了前朝所有的散文体裁，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赞颂、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外，还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展。如文赋、记叙文、书序等，在内容和艺术上，比唐朝更为成熟，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创制了一些新的体裁，如艺术散文、日记、诗话、词话、随笔，书画的题跋品评等。

第三，宋代散文在作家作品数量质量方面是极其众多的而优秀的。

《宋史?艺文志》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这说明在宋代散文的创作非常普遍，不仅作品内容丰富多样，而且作家数量众多，作家构成也非常繁杂，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布衣百姓都参与其中。《全宋文?序》称：“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由此，宋代散文的创作盛世局面可见一斑。 《全宋文》收录作者9176人，这个数字是先秦至隋代作家总数的三倍。其中著名作家也多，唐宋家宋代就占了六位。优秀作品传世也很多。唐代优秀散文集中出自韩愈、柳宗元之手，而宋代优秀散文作家流传于世的就有十几位。

二

宋朝一代，虽国力较唐衰微，且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然宋代立国达300余年，北宋王朝政权统一达160余年之久，英才辈出，文章鼎盛，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散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取得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这众多的散文中，以关心国计民生，参与讨论国家政事为主题的论政散文这种实用文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在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在朝堂之上用于商讨国家大事，解决公共事务的实用文，即政论散文。但在宋代之前很少有这种文章的汇编，也少有人专门研究政论散文。这是政论散文本身的性质和文书工作的特点及一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一，这类文章有的涉及国家机密，具有机密性；其二，自古围绕文章所做的文书档案工作都是世袭，皇家绝不允许文书档案流传民间，所以文书工作中传帮带的方式形成文书工作的封闭性。正由于与文文章与文书工作的这种特殊性，即使有“章表奏议”文章的收集文选，也只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评论。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开始，各体文书尽管为历代选家所重视，但一直与文艺学混同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也说:“接《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由于宋代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政论文与文书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大发展，达到了封建文章史上的最高峰，文书专辑也相继问世。不仅文书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架阁库这样完备的档案馆，而且文书工作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且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传递文书的驿站网络。文书数量大增，文风健朗，而且宋代几乎无论平民，官吏，在朝在野，皆言事论政，大大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并且由此，议论之风极盛，波及诗歌，散文，辞赋等，无不议论，而且论及内容之广，论政，论兵，讲学，鸣道皆有涉及，形成文章盛世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三苏，黄庭坚，宗泽，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样具有代表性而且声名显赫的文章大家。其中尤以欧苏水平为最高。时评欧阳修文章“众莫能及”。他更以其雄冠一世的文章成就和奖掖后进的风范成为一代宗师，极大影响了宋代及后世的文章。在众多文字中最能体现欧阳修的思想和人品的就是政论之文，代表作如《朋党论》，针砭时弊，放言无忌，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素养和文章才能。苏轼在其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下，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早在应试制科时就写了针对朝廷用人问题的策论《御试制科策》。当时还撰有《策略》，《策别》，《策断》共25篇，都是进献给皇帝的治国建议。苏轼的文章写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水平，宋孝宗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

三

这种政论散文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所在。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

时政论文范文第6篇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时政论文范文第7篇

鼓吹变法,在中国近代科学

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

王韬出身于乡塾家庭,自幼苦读经史,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22岁那年,他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任职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协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译书,共13年。1862年回乡探亲时,因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建议太平军不该先围攻上海,而应该与清朝争夺安庆之天下。这道禀帖后来落入清军手中,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其间旅英3年,两度访法,加深了对西学与西方政治的了解,提出了变法主张。在那个年代,王韬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扬名海内外。

从1849年至1862年的13年间,王韬不仅协助麦都士及伟烈亚力编辑及校订“西书”。他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还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一书的翻译,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他的译著《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而他的译作《光学图说》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王韬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

王韬鼓吹变法的文章曾在《万国公报》上长期连载,这些论说文章,诚如朱昌鼎在《中东战纪本末》序中所言:“能言诸生所不能言,且敢言翰林御史所不敢言,大声疾呼,发聋震聩,俾当世之为翰林御史者,读之骇然。”他在其创办的《循环日报》上撰文,大力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西方的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放下身段向西方统治者学习。

王韬有关变法改良的主张,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以深刻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积极鼓吹“变法自强”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王韬的评价很高。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显然受到了王韬及《循环日报》的影响。

创办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

独立掌管的中文报纸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大约出现在公元8世纪初叶)。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古代报纸(邸报、京报)才逐渐为近代报刊所取代。中国近代报刊主要有宗教性、政治性、商业性、专业性等几大类。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报活动迅速深向内地,在外报影响下,中国人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办报纸,其中最早的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1865年办),其后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办,在广州),《申报》(1872年,在上海),《昭文新报》(1873年,在汉口),《循环日报》(1874年,在香港),《汇报》(1874年,在上海)等相继出现。尽管上述前4种华文报都标榜以华人读者为服务对象,但严格地说,除了《循环日报》外,其他的都不能称为华人自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当时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而它的创办人就是王韬。

王韬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到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继续协助理雅各完成其尚未完竣的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巨著――《普法战纪》的编译工作。1872年,理雅各完成其译书任务,受聘回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王韬因而结束其佣书生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友人黄平甫(黄胜)等合资2.1万元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黄平甫原籍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1825―1902年),他出身贫寒,1840年底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布朗赴美留学,与容闳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1848年因病归国,回到香港,先到《德臣西报》学习印刷技术,并借以熟悉报纸经营业务。以后又受聘主持伦敦布道会设在香港英华书院内教会印刷所的工作。1864年后,先后担任香港《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主编。1873年,王韬与他共同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后,创立了中华印务总局。王韬著作《普法战纪》就是中华印务总局最早出版的书籍。王韬早就有创办“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的中文日报的意愿。早在1857至1858年,他在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期间,参与了这份上海第一家华文报刊的工作,汲取了办报的知识与经验,为日后独立办报打下了基础。他和黄平甫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后,就积极筹备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2月4日)面世,王韬为创办人兼总主笔,黄平甫为创办人,陈蔼廷为总司理。

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其他华文报不同的风格。它的第一个特点是评论文章多;第二个特点是广告少;第三个特点是一开始便以日报姿态出现;第四个特点是“新”和“快”,把最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读者,每天都发行“行情纸”(将每天截稿后的重要消息刊登出来)。出版“号外”,这在当时的华文报界是一项创举。

在王韬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点。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为能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前期,该报一直是香港的一份著名报纸,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停刊外,一直出版到1947年。

开创报刊政论文体,

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是评论多,而在这些评论当中,又以政治文章占大多数。王韬在该报担任总主笔10年间,在该报“中外新闻”栏内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王韬政论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评述国际时局的发展是他的政治文章的重点,他既关心安南(今越南)形势,也留意俄国人在中国北方的行踪,更密切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例如他在《辟西人立论之谬》一文中论述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本位,鄙视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错误;在《书西字日报后》一文指出西报将当时在华的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中国兵法、立功杀贼,然后携银归国者;另一类是教人为善,以不杀人为原则的传道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论调,文章彻底揭穿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伪善面孔;他的《严禁贩人出洋》及《秘鲁厚待华佣不足信》揭露在秘鲁工作的华工受到“苛刻暴横”的待遇,“往者数万人而生还者无一二”的悲惨事实;他在《论茶弊》中指出当时市面上出现的“伪茶”,咎不在华商,而在于洋商,竭力维护华商的利益。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成功,王韬对日本问题也十分关注,如《日本禁烟说略》一文,他指出中国不应沉迷于鸦片,而应奋发图强,“国以民为本,民以志为先”即是该报与王韬对中国当局及读者的呼吁与期望。

他还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和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十分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王韬对内疾呼当局应放弃保守思想,主张“变法自强”,科举制度成为他鞭笞的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对外,王韬主张加强海防,不许外来者对中国任何权益进行丝毫的侵犯。

1884年,王韬获李鸿章默许,回上海定居。1885年,在上海创办园书局,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在此期间,他仍继续为当地报刊撰稿,评论时政。他曾任上海《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从1890年第二十二册起到他逝世前的1886年6月第八十九册止,几乎每一期《万国公报》上都有他的时事评论或政论文章,如《哥伦布赞》、《论宜得人以理财》、《论出使须求真才》等等。他还曾担任上海《申报》编纂部主任,但此时所写稿件多为游戏之作了。188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所著《园文录外编》一书,收录了他历年为报刊所写的政论文章,是中国第一部政论文集。

新加坡卓南生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对王韬倡办的《循环日报》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循环日报》的问世,无疑打破了过去报纸的传统与作风。它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它将西文传教士旨在改变中国人对外态度的传播媒介――报纸,转而成为中国人自己论政的讲坛(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该报同仁深知报纸的功用,也深知只有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主持的中文报(甚至是外文报刊),中国人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与此同时,王韬也提出报纸应该扮演‘上意下达,下意上达’,沟通民意的桥梁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报纸的报道应该忠实,评论态度应该客观且对民众有所教育意义……《循环日报》在版面编排与内容方面的成熟,正标志着近代中文报业迈入新的里程碑。”(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210页)

王韬撰写的众多政论文章,毫无疑问地开创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先河。王韬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政论家”,他的《园文录外编》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政论集”。他对后来政论报纸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政论报纸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刻的。

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专家

《循环日报》自1874年2月创刊以来,王韬任该报主笔10年(1874―1884年),他1884年正式移居上海。纵观其一生,由于父亲早殇,家道中落使这个吴中才子不得已而辍科举仕进之途,靠佣书西人谋生,旅沪遁港,游历英法及交谊洋儒的殊异经历,将他造就为“西学巨擘”。脱离香港《循环日报》后,他跻身商界,返沪期间虽开园书局成了书局老板,但他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却不属于市场行为,而是靠充任报纸编纂以及担当格致书院山长一类的收入维持生活,成为靠新知谋生的新型文化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主笔10年,缘借该报确立洋务人才、政论专家的社会名流地位。但他怀恋故土,最终驱使他离报而去。可以说,王韬在政场上一无所成,却始终没有退出报业舞台,报业令他声名显就。

王韬还是我国较早提出办报思想的先行者,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等。他的办报思想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一、报纸的基本功用为“广见闻,能上下”,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二、报纸的报道必须忠实与详尽,有所根据,不应杜撰或夸张。

三、报纸的评论必须客观与公正,而且应该“隐恶扬善”,达到教育民众,移风易俗之目的。

四、正因为报纸影响力大,因此,主笔人选择必须慎重挑选。

五、为了杜绝部分报人滥用报纸的影响力,可以仿西方国家制定报纸法令,对报人之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但却不能因此而扼杀新闻自由,因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六、对于不负责,“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报人与报纸,读者应予抵制和摒弃。

七、自古圣贤都乐于征求民意,中国人论中国事不但未有不宜之处,而且应该受到鼓励。

此外,王韬认为,报纸与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局必须重视这个媒体。

王韬这位“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年近50岁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时政论文范文第8篇

1 引导学生走出政治学习的误区

我所任教的是一所农村高中，我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政治学习中存在误区。有的把政治学习简单化，有的又把政治学习复杂化，这两种误区都不利于学生学习。由此我认为，要想做好高中政治教学工作，首先要引导学生走出学习政治的误区。

误区一：把政治学习简单化。也就是认为学习政治就是简单的背诵，政治学得好不好就在于记忆力好不好。这类学生往往不注重知识的理解、运用，只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却效果不佳。结果学习积极性受挫，逐渐丧失信心，最后干脆放弃学习政治。针对此种误区，我在每一届高一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上就初、高中政治学习的不同特点进行专门的分析指导，特别强调指出高中政治的正确学习方法，从而引导学生走出学习政治的误区。

误区二：把政治学习复杂化。也就是认为政治是一门深奥的学科，学习政治太过抽象，不能同现实生活相联系。这类学生往往表现出信心不足，被动学习。其结果是一提到政治就头痛，学习效率自然低下。针对此种误区，我在教学中注重将教材知识同学生实际相结合，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让学生觉得学习政治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从而引导学生走出学习的误区，乐学政治。

2 充分用好课堂主阵地，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如何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直接关系到课堂效率的高低，教学效果的好坏。

21 运用“探究与共享”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教材每一课时都设有一个“探究与共享”栏目，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的例举，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认识，以帮助学生对该课知识的理解。我充分利用这个栏目，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深化学生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高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通过这种活动，也能提高学生对学习政治的兴趣，变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学习为学生讲老师引导的主动学习，学生体会到政治学习中的乐趣，就能乐学政治。

如在讲政治生活的《民主监督》部分时，“探究与共享”设置的是对派出所民警不作为的行为进行认识，并提出了四个探究问题：①在派出所民警拒不履行职责时，刘某可以行使什么权利？②上述方法中，你认为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③你还能提出哪些解决问题的方式？④把你认为合法的方式按其重要性排序，然后说明理由。针对这一活动，我组织学生进行预习并讨论、交流，选取部分学生交流认识，而后老师再做总结引导。通过这一活动，学生基本明确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合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同时也能将抽象的知识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明确学习意义后的学生学习热情高涨，积极主动参与。其结果是不用我多讲，学生就把问题搞清楚了，而且印象深该，其整个过程同学们都很兴奋，很快乐。这完全能说明政治学习也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

22 运用“综合探究”活动，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教材每一单元结束后，都设立了一个“综合探究”活动，通过这一活动的开展，既能总结本单元的知识体系，完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还能让学生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展示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例如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结束部分的“综合探究”活动是《正确对待金钱》，其目的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这个问题如果是老师总结出来的，学生不一定会信，但如果是学生自己总结出来的，那他们不仅不会怀疑，还会身体力行。所以，我先设立四个问题：①怎样正确认识货币？②金钱是不是万能的？③如何正确获得金钱？④如何正确使用金钱？然后将学生分成八个小组，每两个小组从不同侧面研究一个问题。准备时间一周。一周后，活动在科代表的主持下进行了。每个小组都积极发言，多数同学能准确认识问题，但就金钱是否是万能的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辩论，这也体现了当前中学生中的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冲突。当然最后同学们还是认可了金钱确实非常重要但不是万能的正确观点。活动结束时我还要求学生反思：①为什么会就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认识？②怎样判断哪种认识才是正确的？③学了政治后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在哪些方面？④今后你会树立什么样的金钱观？活动圆满成功了。这次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的搜集、整理、交流、辩论不仅获得了感性认识，而且获得了理性认识，知识掌握了，能力提高了，兴趣、热情有了，效果自然也好了。

3 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高中政治课堂时间十分有限，我所在的学校高一每周仅2课时，高二每周3课时，高三每周4课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励学生自觉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成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习实效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衡量学生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学习的重要标准。

31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撰写时政论文。

我在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收看《新闻联播》等新闻类电视节目，查阅报刊，上网看社会热点分析等方式，主动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并定期组织学生交流心得体会，每半期撰写一篇时政论文。老师批阅后选出写得好的时政论文在教室张贴。

32 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实践，写出调查报告。

针对学生身边的一些社会现象要求学生去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如《民主管理》一课中的社区调查活动，我就要求学生放假后到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调查后，就“如何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并就学生调查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政治的现实意义，从而调动其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时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新闻职业化 邵飘萍 清末民初

廖金英，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四川省教育厅项目“本雅明文化传播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11SB024）

从19世纪70年代国人开始自办报刊至20世纪20年代，报人只是被描述为论政报国的文人，其最佳归宿是通过办报实现政治理想后，掌握政权从而达到从政治国的人生理想。而清末民初的社会状况发生改变，使报人脱离原先所属的“士农工商”的第一阶层“士”而开始进入一个全新领域――“新闻职业”，职业化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原来的报人也相应成为新闻职业者。可以说，民初的职业流动是形成民初新闻职业的社会条件，职业意识的萌芽是传统文人向新闻职业者转化的内在动力，职业制度是新闻职业形成的根本保障，职业组织的建立为新闻职业团体捍卫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基本阵地。[1]

邵飘萍活动的时间正处于清末民初新闻职业形成之时，他不仅见证了新闻职业的形成，也是新闻职业化的思想及行动先驱。本文从我国新闻职业意识形成的角度出发，探讨邵飘萍新闻职业思想的表现。

邵飘萍是一代名记，从1912年赴杭州办《汉民日报》开始进入新闻界。1916年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两年内发表文章250余篇以及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创办《京报》，与此同时，又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是少见的新闻领域全才，当过特约记者、编辑、社长，创办过报社、通讯社，从事过报社经营管理、新闻教育。在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性的，这种贡献使与他同时代的新闻界人士望尘莫及。他的新闻职业意识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新闻道德的职业化、新闻内容的职业化、新闻业务的职业化和新闻教育的职业化。

一、新闻道德职业化

职业首先是一种道德理想，“职业主义”从一开始便界定了善的行为标准、美德的特征和道德承诺。[2]邵飘萍自觉地将新闻事业提升到道德层面，突出强调其社会责任和道德期许，这集中体现在他在意识上对新闻从业者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办报实践上对道德原则的践行以及在制度建设上对新闻立法的思考。具体而言，邵飘萍的新闻道德职业化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思想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

1. 思想层面上，邵飘萍的职业意识体现为对自我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期许。他曾亲手书写一幅字悬挂于报社墙上：“铁肩辣手”。铁肩，乃铁骨铮铮，所谓“辣”，言厉也。“铁肩辣手”改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本强调传统士大夫的社会担当及忧国忧民情怀，而在邵飘萍这里，将“妙”改为“辣”，寄予的期望正是他对于新闻职业的道德追求，他理想中的记者应人格独立、敢写敢言、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邵飘萍推己及人，将这样的道德期许推广到新闻从业者群体当中，这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衍化。在《京报》创办之时，有不少报社、报人畏于权贵之而三缄其口，唯唯诺诺只求自保，妙笔雪藏。邵飘萍常常勉励报社同人，认为只有言辞激烈、立场鲜明地报道、评论才能激荡社会浊气，真正说出百姓心声。他认为记者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3]胡逸民曾这样描述邵飘萍：“谈话间，他总是对反动军阀、张宗昌痛骂不止，毫不顾忌。”[4]

2. 行为层面上，邵飘萍践行他的新闻道德观，与权贵斗争，代表民众发声。邵飘萍一生曾三次入狱、《京报》两次被封、几度流亡日本，数次受到警视厅威胁。邵飘萍撰文评说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认为当时政坛轮番上演的议和、停战、退位、迁延，只不过是袁世凯帝王思想在作祟。[5]文中直呼袁世凯为袁贼，其强烈的爱憎好恶表露无遗。他也讽刺军阀，在1925年12月7日《京报》推出的“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上，在及张学良的照片底下文字描述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依然不改辛辣本色。在其文《飘萍启事》中戏谑章士钊、讽刺段祺瑞，可谓豪气干云。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知自己已被权贵记恨，却毫无惧色，并严词拒绝了的30万元的收买费。这是新闻道德职业化在行为层面的集中体现。

3. 制度层面上，邵飘萍认为应建立民主思想的新闻法规保护新闻自由。邵认为，新闻道德职业化光靠新闻从业者的自觉和抗争毕竟有限，须有制度上的保证，使新闻事业在“基础正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运行。有了“正当法律”，一方面可使新闻界有一个武器，以保护自身的自由；另一方面可适当地约束政府，使政府的压迫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使新闻事业“达到法律上相当自由之目的”。[6]虽然在当时，从制度入手保护新闻职业道德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但是体现了邵飘萍对新闻道德职业化的追求和坚守。

二、新闻内容职业化

邵飘萍新闻职业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强调报纸内容的职业化，改变了之前政论为王的时代，开创了新闻本位的思想，并坚守报纸的独立性而为万民代言。

邵飘萍说：“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新闻。”邵在这番话里明确提出新闻信息对于报纸的重要性，报纸之所以称其为新闻纸，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刊登了新闻。短短一句话，精辟界定了报纸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而不是党派宣传刊物的实质。既然是新闻，就得客观公正，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进步。《京报》时评大都紧扣新闻事实，持论中立客观，一改之前政论文高谈阔论、“少事实而多论断”的缺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报界一直把政论文而不是新闻看做一张报纸最重要的原料，且政论各方都站在各自的利益团体基础上，持论难以照顾到社会公众。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中，王韬独树一帜每日发表一篇政论文纵论国家大事，此种做法经康梁一脉传承至张季鸾达到顶峰，一直褒扬其为文人论政。一篇政论文被视为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理想抱负的载体，而一张报纸、一家报馆也因拥有一支政论文队伍而为人称颂。而伴随清末民初时局的动荡，邵敏锐地察觉到论政的爱国文章潜伏着被权势利益集团收买造势利用之隐患。于是邵认为报纸该跳脱派别分歧，应以最大多数之社会公众为报道对象来进行新闻写作，他提出：“最佳新闻即为贻爱大多数人以最大兴味者”“于此应研究多数人何以爱读，则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为彼等所欲知之事”。[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闻报道自然替代政论文成为大多数读者最愿意看到的信息，而新闻纸也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服务，提供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新闻本位逐渐代替政论本位就成为新闻界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三、新闻业务职业化

不论是道德职业化，还是新闻内容的职业化，都是以新闻业务的职业化为前提的。邵飘萍在新闻业务职业化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 对新闻敏感的强调。邵飘萍强调新闻人一定要有“新闻鼻”“新闻脑”，要求“一闻而如香色味之立能辨别”，正所谓“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这是对新闻人职业敏感的要求。1917年3月震动国内的中德断交一闻正是得益于邵飘萍的新闻敏感而最早传播出去。邵自己也在授课时与学生谈起这一案例并感叹：“假使当时不甚注意，亦即将机会错过，可见新闻记者之耳目，当时时留意，不可因无足轻重而忽之也。”

2. 对新闻采访的看重。邵飘萍认为，由于新闻纸的任务是报道公众感兴趣的各种消息，那就必须要求新闻人经常奔跑在一线，新闻现场才是记者最该出现的地方，之前梁启超那种“独居小楼之上，挥汗如雨，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政论文写作法已不适用于新闻写作。

3. 对使用专电的重视。邵飘萍不满当时新闻电稿大多译自外电的现状，认为外电往往蛊惑民众，以讹传讹，提倡国人自发电文。他认为外电“多为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之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化真伪之举，抄载偶一不慎，鲜不附其术中”。[8]因此，他极力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以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政局”的状况。

4. 对广告新闻的拒斥。邵飘萍曾严正批评某些报社因收受钱财而影响新闻报道之不耻之事。他指出以“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无异于将“新闻之性质与广告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实，亦无宗旨主张，其论说朝秦暮楚，唯以津贴为向背。”[9]在当时的时局下，报社要保持绝对的独立实属不易，被迫接受津贴多有发生。但他认为报社仍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而不应以金钱为转移，要客观报道新闻，持论中立。在他看来，无论政府何种机关，如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少金钱，言论界也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10]

四、新闻教育职业化

邵飘萍除在业务上对新闻职业化颇多贡献外，还是我国新闻教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社会混乱，利益集团相互倾轧，新闻从业队伍良莠不齐，这也是造成当时新闻整体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邵飘萍很早就认识到当时中国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希望新闻教育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后来他身体力行，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发展。

1. 对新闻教育职业化的认识。邵认为中国新闻事业不振兴的根本原因在于记者人才的缺乏，“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以”。他希望能培养一批既掌握新闻理论又有实践技能的新型记者人才，而他这一想法在1918年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相关课程的开设后终于变成现实。邵以其实践经验之丰主讲“新闻记者外交术，专研究探索新闻材料之方法”。[11]

2. 授课内容体现新闻教育职业化。从1918年11月3日起，邵每星期进行两个小时讲授，介绍各国新闻机构的组织、报纸出版程序、新闻采访的任务以及记者应有的素质、品格及准备，“渐及于编辑营业诸事”。[12]部分讲义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3年时集结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这部书正是我国新闻业务研究的开端。

另外，邵又在其所著《新闻学总论》一书中系统论述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简要介绍了中国报业发展史。至此新闻作为一门职业所应了解的各知识板块在邵的著作中均有所涉及，新闻教育俨然已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他也曾欣慰道：“自是而新闻学乃占我国大学之一席地矣，不可谓非新闻业前途之幸也。”[13]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虽只存在了一年半，但其新闻教育的星星之火已蔓延至北京平民大学、国立法政大学并进而影响波及上海等新闻业较为发达之地，新闻教育真正成长为一门专门学科，邵飘萍也作为先驱永留史册。

参考文献：

[1] 方艳，申凡. 我国新闻职业形成于民初的社会学解读[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2] 商娜红. 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业[J]. 新闻大学，2005.

[3] [8] 邵飘萍. 实际应用新闻学[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388.

[4] 孙晓阳. 中外名记者丛书：邵飘萍[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7.

[5] 方汉奇. 邵飘萍选集（下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80.

[6]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47.

[7] 1923-12-07《京报》《评坛》栏，署名飘萍.

[9] 孙晓阳. 中外名记者丛书：邵飘萍[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19.

[10] 邵飘萍. 通讯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乎[N]. 京报，1921-01-07.

[11] 邵飘萍. 通讯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乎[N]. 京报，1921-01-07.

时政论文范文第10篇

隐喻（metaphor）是一种语义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语义角度看是迅猛的，即在两个语义域之间通过某种抽象图式类比的方法，将一个词从一个语域（始源语义域）应用到另一个语义域（目标语义域）（LakoffandJohnson,1980）。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语言学所探讨的隐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修辞学的范围。隐喻不再只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贯穿于一切自然语言之中，是语言更是思维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国语言学家I.A.Richards曾说，人们时刻都在运用隐喻，如果不使用隐喻，就不可能流畅连贯地说上三句话（转自詹蓓，2003）；如果不使用隐喻，要描写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现代隐喻理论已明确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活动的反映和手段之一。隐喻是一种认知模式，把熟知的、一致的、具体的范畴概念投射映现于抽象的范畴概念而形成的隐喻性表征，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础；而且，语言就其本身而言具有隐喻性（Lakoff&Johnson,1980）。许多习语、诗歌，甚而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隐喻，来满足人们“以某一领域的经验来看待或认识另一领域”的需求。

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明喻被当作两种并列的辞格。而在现代隐喻学中，明喻则是广义的隐喻的一个种类。明喻一般用like，as等连接方式，典型形式是：AislikeB或AisasB.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它的主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典型形式是AisB.在使用时，明喻的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喻体也经常出现。喻体的出现省去了读者的思考时间，显得很直白，但同时也缺少了一种朦胧美，因此明喻往往被用于说理性文章，而隐喻则更多地用于文学文体中，让读者费尽心思地去理解，进而获得一种深层次理解所带来地。

二、时政翻译中的隐喻

纽马克把时政翻译体裁归之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text）中的“官方文告”（authoritivestatements），主要包括“领导人的讲话、条例法令、政治法律文件、科学和哲学以及学术方面的权威著作”等：

Typicalauthoritivestatementsarepoliticalspeeches,documentsetc.,byministersorpartyleaders;statuesandlegaldocuments;scientific,philosophicaland‘academic’workswrittenbyacknowledgedauthorities.(Newmark,1988:39)

时政翻译体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文本，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二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公众演说等。西方时政文体的主要形式是公众演说，包括竞选演说、就职演说、会议发言等内容。公众演说历来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今天，我国的政论文形式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主要有社论、政治评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等，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说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是西方特有的政论文形式，那么我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报告则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形式，也是时政文本的主要形式。

在时政文本中，隐喻是一种极为重要并被广泛运用的修辞手段，例如：

1.KeepingUStroopsinEuropeisthepsychologicalepoxyofthealliance,thegluethatholdsNATOtogether.

译文：将美国兵力保留在欧洲是盟军的心理黏合剂，它能把北约纠合在一起。

句中的epoxy原意是环氧基树脂，即一种粘合剂，在这里是一种隐喻。

2.ThepoliticalfalloutfromthegasolineshortagewasspreadinginAmericaatthetime.

译文：那是，汽油缺乏在政治上的灾难性后果正在美国蔓延。

例句中“fallout”原意为原子弹爆炸后存留在空气中的微粒，即放射性微尘，在这个句子里词意扩展为“灾难性后果”，形成隐喻。再如一些短语也具有隐喻意义，如：information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theneckofabottle(瓶颈)等等。

我国学者束定芳（2000：50）认为，传统修辞学把隐喻仅仅看作一种语言的修辞活动是不够的。他把隐喻分为三类：根隐喻，新隐喻和明喻。其中，根隐喻也被称为亡隐喻（deadmetaphor），是指使用者完全把喻体和本体看成同一事物，没有意识到人们是在使用一个隐喻，并逐渐成为固定的说法。例如：Valueshaveshrunkentofantasticlevels;taxeshaverisen;ourabilitytopayhasfallen;governmentofallkindsisfacedbyseriouscurtailmentofincome;themeansofexchangearefrozeninthecurrentsoftrade…

译文：价值难以想象地贬缩了；课税增加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各级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入短缺；交换手段在贸易过程中遭到了冻结……

以上例句中“frozen”原本不应修饰货币，但其比喻性随着在金融界的长期使用已失去了新鲜和生动，成为一种固定说法。汉语中例如说一个人“早晨10点才从床上爬起来”，这里的“爬”也是属于根隐喻。

新隐喻是指使用者借用彼此不同但又具有相似性的两事物来传达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传达的信息，形成生动、形象的比喻。例如：ThereisamixtureofthetigerandtheapeinthecharacterofaFrenchman.虎恶猿狡的性格，法国人兼而有之。此处借用“虎”和“猿”来描述法国人的性格，达到了很好的比喻效果。明喻指利用喻体和本体之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并常常指出这一相似性。例如：Thenewfinancialpolicyislikeamish-mashofthosepoliciesthatwehavecarriedoutinthepastthreeyears.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我们过去三年实施的那些政策拼凑而成的大杂烩。

三、时政翻译中隐喻的译法

Newmark(2001:113)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对于时政体裁中隐喻的翻译，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法

（1）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共同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使英汉两民族有着许多对应的比喻。显然直译法是求得形神兼备效果的最佳途径，可以有效地保留隐喻的形象及喻义的色彩。同时，为了促进文化交流，有时不妨中英直译对方的比喻以保存原文的形象描述，以给人一种新的视角，予人以新鲜的语言感受。

Anorganizationisamachinethatoccasionallybreaksdown,andrequirestheservicesofanexternalexperttofixit.Whenthathappens,itneedstobere-tooledtobecomemoreefficientandmayevenrequireperiodicre-engineeringinordertoremain“cuttingedge”.

译文：一个组织机构就是一台偶尔会出毛病的机器，它需要外部专家经常进行维护和修理。在进行维护和修理时，它需要更换零件，以便更为有效地运转；它甚至还需要进行定期重新装配，以保持其“犀利”。

例句原文明显使用了隐喻，由于英语和汉语均可采用相同的隐喻方式来描写组织机构，故汉语译文中可以采取同原文一摸一样的隐喻进行完全对应的翻译。

（2）英国最近在伦敦城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以庆祝马岛之战的胜利。……还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导弹这些道具，场面可谓不小。但是，在有识之士看来，这不过是一场闹剧。

译文：TomarkitsvictoryintheMalvinasWar,BritainheldrecentlyintheCityofLondonamilitaryparade,thelargestofitskindsincetheendofWWII.Alsoinspectedwassuchparaphernaliaasplane,artillerypieces,tanksandmissiles.Averygrandiosespectacleitwasindeed!Buttopeoplewithkeeninsight,itisnothingbutafarce.

（3）反腐败的斗争仍然只是个口号。但是，即使口号也是一个开端。腐败地图上最深的印迹有些正在褪色。

译文：Thewaroncorruptionremainsaslogan,butevenasloganisastart.Someoftheblackestspotsonthecorruptionmapareturningpaler.英汉比喻型习语常常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因而也可以用直译法翻译：Asbusyasabee像蜜蜂一样勤劳

Acunningfox一只狡猾的狐狸

Aslightasafeather轻如鸿毛

Ashardasastone坚如磐石

Asboldasalion像狮子一样勇猛

Rottentothecore腐烂到核心坏透了

Throwcoldwateron泼冷水

2.借用法

当两种文化中喻体差别较大时，为了便于理解，可以采用借用目标语意象翻译的方法。例如：Iftheprovisionsforourlifeherecontinuetoshrinkwhileourtasksandresponsibilitiesgrow,governmentunitsmayfindthattheyhavebeenpenny-wiseandpound-foolishitwillbecomeincreasinglydifficulttorecruitcompetentprofessionalsforimportantjobsrequiringforeignexpertise.

译文：如果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而工作任务和责任却越来越重，那么政府部门可能会发现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要想在需要外国专家的重要岗位聘到称职的专业人士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例句出自于一位在华工作的外籍专家，他在感谢中国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给其提供的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善意地呼吁要想聘请到高水平的外籍专家，需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作者是通过这样一个比喻让人们掂量孰重孰轻，提醒有关人员莫要贪小利而毁了大事。译文翻译时借用了汉语中类似的俗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谓非常贴切，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作者的本意。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采用借用的隐喻表达：

Gooseflesh/skin(鹅的皮肤)——鸡皮疙瘩

Aspoorasachurchmouse(想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一贫如洗

Fishintheair(空中钓鱼)——水中捞月

Teachafishtoswim(教鱼游泳)——班门弄斧

Setafoxtokeepone’sgeese(用狐狸看守鹅群)——引狼入室

Castpearlsbeforeswine(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对牛弹琴

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

theappleofone’seye(想眼睛一样珍贵)——掌上明珠

3.意译法

英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基于不同的观察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心理，既是对同一事物也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标准。因而在翻译时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这时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

PleasedobesttoconvinceSINOCHEMthattheyreallybarkingupthewrongtree.Weareliablefornothing

译文：请尽量说服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他们确实怪错人了。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句中“barkupthewrongtree”如果直译成“啃错树皮”，显然会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因而意译成“怪错人”则比较恰当。有些习语也宜采用意译方法，舍弃原文形象，直接表达其比喻意义，如：

asboldasbrass厚颜

asclearasnoon一清二楚的

ascheerfulasalark兴高采烈的

ascleanaspin非常整洁的

ascoolasacucumber非常冷静的

ascrossastwosticks非常生气的

asdeepasawell高深莫测的

4.注释法

如果隐喻喻体对目标语对象而言虽不陌生，但喻义却不易被理解，这时就要对喻体进行简短释义，运用注释法，以补足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语义损失。例如：

（1）SmallenterprisescomplainthatgettingloansfrombanksnowisCatch-22.

译文：小企业抱怨说要从银行得到贷款真是比登天还难。（注：Catch-22是约瑟·赫勒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根据这条军规，疯子可以不执行飞行任务而回国，但必须自己提出要求。可凡是意识到飞行危险而要求停飞的，要求本身就证明他不是疯子，所以不能回国。这是条自相矛盾、无法执行的军规。据此，Catch-22常被用来指“难以逾越的障碍”。）

（2）TocarrycoalstoNewcastle.

译文：运煤到纽卡斯尔，多此一举。（注：纽卡斯尔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运煤到此是多余之举）

5.明喻化

这是指把有些隐喻翻译为明喻，既保留其原有的意象，又可避免隐喻造成的突兀。例如：

龙飞凤舞：likedragonsflyingandphoenixesdancing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likethe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thatfeeds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