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范文

社会关系范文第1篇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提出的健康三条标准，一是生理健康，二是心理健康，第三条就是良好的社会关系。医学科学研究证明，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健康的标准，也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曾发表一篇研究报告，研究人员让志愿者暴露于感冒病毒中，结果发现，有六种以上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中只有35%的人最终得了感冒；而只有三种以下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中有62%的人最终患了感冒。这说明有更多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他的免疫力更强大。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的调查研究也证明，缺少社会联系的人比那些有更多社会联系的人死亡危险性高二至三倍。

医学专家认为，社会关系广泛的人能获得更多的友谊，而友谊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它可以降低人们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减少体内一些激素的过量产生而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

那么，如何评价我们的社会关系呢？美国哈佛大学老年医学研究员布拉德利・威尔克斯医学博士曾提出一个打分体系，来评价人的社会联系水平，下面结合我国中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列出12个问题，请你如实打分，就可以客观地评价你的社会关系。

1.如果我想去旅行，可以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 ）

2.有人可以和我分担我最隐秘的焦虑和害怕。（ ）

3.如果我病了，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人帮我做家务。（ ）

4.经常有人邀我一起去做某件事。（ ）

5.我能找人倾诉个人问题和听取处理意见。（ ）

6.如果我决定下午去看场电影或逛街，很容易找到人一起去。（ ）

7.如果我临时需要一笔钱，能很快从别人那里借到。（ ）

8.如果我公出或去旅游，家里没人时可以很容易找到人照顾一下住宅。（ ）

9.如果我病了，有人为我着急，并千方百计安慰我或帮我治疗。（ ）

10.如果我遇到困难需要出趟车，可以很快找到合适的人选。（ ）

11.我的生日可能收到除家人之外的人的祝贺。（ ）

12.如果我搬家或装修需要帮助，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 ）

社会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村；社会关系；综述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时期，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深刻变革，首当其冲应该考察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社会关系的嬗变无疑是最基本的视角。同时，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井然有序和和谐发展，仅仅重视基础设施和物质层面的改善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乡村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说，考察研究乡村社会关系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定义

在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个体所能涉及到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村民与村民之间交往所形成的关系；村民与组织（村委会、基层政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村民个人所属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韦伯认为“社会关系”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为”；青井和夫将其定义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互动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一个功能性单位”；本文中“社会关系”的释义参照贺雪峰关于“村庄社会关联”的定义：“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就构成了村庄社会关联，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西方学者也曾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村庄并非是封闭性的，总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和外界发生联系；韦伯则认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伪能力较强的村庄联合体；黄宗智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关系紧密且封闭的关系共同体，因为乡村有着高度的自给自足性；施坚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乡村的乡镇集市贸易，认为中国农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并不在村庄，而在基层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认为村庄共同体中农民有着社会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意识，并会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塞缪尔，波普金则有着跟斯科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村庄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搁置集体利益，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日本学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争。平野通过考察村落传统的祭祀仪式、集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等活动认为，庙就是村落共同体的表征；戒能通过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疏散，从而否认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

以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可取之处，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不应该单纯的从“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视角，而应该以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本土社会，这样才会使研究结果更具精确性和适用性。

三、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就开始重视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概况和发展有利于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乡村组织的运行和农民的行动逻辑。其中，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

（一）传统的文化和心理视角

传统的文化视角以中国儒家价值取向为基础，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起源。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倾向，因其深刻的解释力度一直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过程缺少实证数据资料的支撑和动态意识，导致对当今乡村社会关系的解释力减弱。典型的代表就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关系本位”论、林耀华的“关系均衡”论等。特别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概括，对后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孙立平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建国后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翟学伟的“缘、情、伦”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模式；陈俊杰、陈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伦理、情感、利益”的三维建构等，都是对差序格局模式的补充。

（二）变迁中的结构视角

从结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把整个乡村社会内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它属于宏观或是中观层次，其中最能体现这个分析视角的是对中国家族和宗族组织的研究。宗族组织的研究假设是传统的“皇权不下乡”思想，认为整个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共同体，村民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可以得到情感、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满足。“乡绅阶层”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农村“士绅阶层”不仅是乡村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调节者，是农村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的缓冲地带，孔飞力的“士绅统治”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士绅的力量。

自中国社会学重振以来，农村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就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却没有随着现代因素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式微，相反，许多学者在研究近年来的农村宗族问题时，却发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农村有复兴的趋势。王沪宁从功能主义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杨善华、刘小京从变迁的视角详细解读了中国农村宗族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贺雪峰、全志辉从社区记忆的层面分析了村庄中国家、村级政权和村民三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肖唐镖则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家族的各项功能。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宗族的复兴，不少学者开始挖掘农村家族在乡村治理中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对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乡村社会关系网的窗口。

（三）日渐流行的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视角

相对于文化和结构视角，运用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专门研究乡村社会的视角还比较新，研究成果也比较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不同阶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公司企业等组织的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专门对农村关系进行考察的有：张文宏对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胡荣运用普特南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林聚任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的“明流”特点；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长久以来，学者都视中国乡村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做的对比分析中，共同体内亲属、乡邻和朋友的交往原则是情感、认同和依恋；而社会中成员的交往原则则为理性、功利和弱认同。显然，村民的社会关系状况深受所处的共同体结构的影响，然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乡村共同体的结构和内容。村民对原有乡村共同体的认同已经逐渐弱化，功利主义不断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因此不少学者预测乡村发展的终点将是城市化，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人际交往最终将成为城市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特征在乡村的复制。然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邻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集体利益都是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的，这些村庄特征仍然将日益个体化的村民联结在一起。村民仍然对乡村共同体有着最原始的认同，这可以解释，虽然村民间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断增强，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人情味。这种充满人情味人际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村庄变革的未来绝不是简单的对城市的复制，而是带有自己独特之处的乡村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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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雪峰.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5] 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3（3）.

[6] 徐晓军.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J].浙江学刊，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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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贺雪峰.论村庄社会关联[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社会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资本，社会关系，历史，新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34-05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乃至整个思想体系，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这种范式转换的思想效应将是极其深远的，《资本论》的哲学意蕴这一经典问题，就在这种范式转换中获得了明晰的求解线索。用最简洁的表达式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之于《资本论》的奠基意义，就是：“世界=历史”推出“资本=社会关系”。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扬弃了纯粹的自然状态而成为历史，因此在历史当中的存在物，也扬弃了纯粹自然物的性质，应被看作是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体；而现实世界的万物之主，就是资本。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逻辑中，《资本论》获得了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方法，进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研究范式。

一、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唯心史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深层对象

纵观整个古典经济学，马克思认为林林总总的思想体系具有同一个方法论前提：把资本看作自然物，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当代化地表述这种方法论前提，我们借用库恩的概念将其称为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库恩认为，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乃是世界观的改变”。〔1 〕 （P101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范式）“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要素的特殊规定”，“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2 〕 （P214 ）从我们剖析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生成（从而理解其历史本质）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批判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因为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封建主义最早的系统批判，具有农业经济残留的明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印记，是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这一范式的历史奠基，深远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走向。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概括了重农学派的总体特点：“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构成的。” 〔3 〕 （P19 ）重农学派具有一项巨大历史功绩，就是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的“生理”形式，是不以意志、政策等为转移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物质规律”发现的意义，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说，这就给予从哲学唯心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成见以有力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通过肯定重农学派发现“物质规律”的功绩，实质是批判了哲学唯心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但马克思同时又揭示出重农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3 〕 （P15 ），显然，这又是马克思对从旧唯物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观点的批判，实质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式的唯心史观。可见，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是一种奠基于世界观批判的经济学批判。在重农学派领袖魁奈那里，一种以自然法为载体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对其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魁奈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自然法” 〔4 〕 （P304 ）。他从永恒的“自然法”出发，只是就劳动产品作为自然物的属性方面看待剩余价值。在魁奈眼中，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与作为一个绝对实体的自然的二元关系，是衍生出经济事实的出发点。诚然，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中也有“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一旦被归附为纯粹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无差别的同一性产物，其真实的社会关系就被蒙蔽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而不是无差别的、依赖性的）统一中，才会始源性地形成人与人之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否则人类个体只不过是受同一物种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预定的，不具备构成“关系”的差异性维度即“为我”的维度。只有达到对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才能够扬弃把价值、资本等本质上是社会交往关系的事物看成是自然物的观点。

借用库恩的术语来说，由魁奈奠基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支配着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生产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一个阶段，而是看成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这一局限使得他们看不到现实经济运行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的中介，他们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马克思在无数地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这一世界观批判。经济学家们视为前提的东西，实质上全部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通过暂时性的范畴――也就是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范畴的中介作用，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对理论矛盾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对此，马克思揭露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5 〕 （P292 ）这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决定了的功利主义认识论结果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形式说成是永恒的形式。” 〔5 〕 （P285 ）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观点。首先，把世界看成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物的社会存在本质：“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5 〕 （P290、326 ）进而，把物看成社会关系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经济范畴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而是“由历史性差别造成的” 〔6 〕 （P99、111 ）。当然，在揭露出古典经济学所奠基的研究范式的总体缺陷的基础上，还需要正面说明由唯物史观所支撑的《资本论》的总方法――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

二、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

马克思有了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超越，进而有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他在研究中得出“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7 〕 （P44 ）深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就是解释清楚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这一唯物史观的问题。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外物与我的区分，动物意义上的外物与我同样按照盲目的自然规律运动，不论是按无机界的规律还是生物本能。动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对象性形式，对象性形式只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物-人结构。但亲身进行对象性劳动的劳动阶级只是用实践无意识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只有脱离直接劳动实践的思想家，才有条件以概念的方式表达出这一现实，尽管是以把概念独立地幻想成主体的“倒立”的方式。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一方面由于脱离人的生存结构来抽象探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则以背反、因而越发深刻的方式说明了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历史的真理。世界经人的活动的改造变成文化产物，这就是物的人化过程；人只能通过改造世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人是并且一定是对象化的存在，这就是人的物化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

但是这还不够。以上我们只是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对象化形式，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统一。在这种说明中，为了得出“人类整体”的特点而进行了理论抽象，即暂时未予讨论人与人的分工差异。但是人的感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改造主体――改造客体”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仅仅从主客二元结构的层面看待新世界观，只能把它理解成为以“改造”的二元结构代替“认识”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改造主体内部的复杂历史关联尚缺乏具体说明，甚至有倒退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上去的危险――只是用抽象的“实践”结构作为解释原则取代“自然”、“上帝”、“理性”、“类本质”的结果，是重新把人归结为具有某种永恒本性的形而上学；只有把改造主体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质上，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过程：“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8 〕 （P11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创造物质产品（生活资料）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物质生活首先就表现在所有权上：“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 〔5 〕 （P417 ）

社会关系的最初产生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复杂的演变，阶级与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对抗及其衍生的各种对抗成为新社会关系的主导结构。同样，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相伴而行的，这就是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原理。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提及“现实的人”的时候，“社会关系”就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由于社会关系超越某个人类个体的“先验性”特点，它才是历史的本质结构。换言之，历史的本质结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是事先决定、制约人们如何发生某一特殊联系的普遍性前提、传统，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作为内核的文化之网。比如，作为无产者个体的我可以为甲资本家所雇佣，也可以为乙所雇佣，这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主体间性”选择；但我不能不被“大写”的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超越于我、甲、乙这些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总体逻辑如“月印万川”般支配着个体的心态。〔9 〕 （P95 ）一方面，社会关系能够被理性把握为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的真正指挥之“手”，“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10 〕 （P114 ）；另一方面，这只手又是“看不见的”，而只能“肉身化”为感性存在的“物”。所以研究社会关系又必须从它的物化形式入手。现在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思想，回答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总方法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不过，以上还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是指明资本与古代一切文明产物一样，都是人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凝结。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一是借助于现代视角追溯社会关系的起源，从而使资本这一近代产物作为社会关系发展一个环节的真相呈现出来；二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为分析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做好了准备。但是这种分析又是远远不够的。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独立假象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才是《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总方法的真正内涵。我们可以用表格表述以上研究结论：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唯物史观解释原则下“现实的人”，总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双重维度的统一，社会存在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又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提供了枢纽，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进一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内涵。

三、人的双重存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资本论》开篇分析了商品包含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构成它们的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1 〕 （P54-55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是《资本论》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枢纽，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人以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对象化既是人在改造自然中确证自己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生物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对象化产物――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经济范畴所指的事物，则既是物质资料，也是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不在于前者，因为抽象掉社会关系的“资本”不过是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等自然物；而在于后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产品等自然物才取得了“资本”的特殊规定。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力学定律看作亘古长存的自然前提一样，把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看成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了社会关系这一构成资本的本质因素，湮没了人的社会存在的特殊维度。因此，经济规律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取得了永恒的性质。《资本论》与之完全相反。在《资本论》中，资本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体现、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变化的。

两种经济学的截然对立表现在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范畴上，就是对其本质的不同理解。在资产阶级方面，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把商品同它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把商品包含的价值看作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直接对应物，庸俗经济学则走向了纯粹主观的效用价值论。结果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3 〕 （P7 ）马克思则不然，他认为商品内在地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而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基础，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相应地，商品价值中内蕴的剩余价值具有一个“纯粹形式”即社会本质：抽象劳动的价值增殖部分。利润、地租、利息等特殊形式都是这一社会本质的表象。商品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必然对象化着人的劳动本身。商品所具有的“微妙和怪诞”不能从商品本身或者某种神秘的母体中去寻找，而只能从创造商品的感性活动中去寻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种物质范畴的特性由商品的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加工者的技术操作等物质条件来提供，由购买者的使用来实现，它体现的是一种直接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具有千差万别的属性，但是它们总是为了与他人相交换而生产的，所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当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价值。这个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只能是对特殊劳动的共同点的抽象，而这种抽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社会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11 〕 （P55 ）换言之，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以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取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这种抽象是无从产生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存在把“具体劳动”划归成“抽象劳动”的必要。价值只能由抽象劳动来形成，它体现的是一种以物为外观的、人与人之间独特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只有把劳动分析为二重属性，才能为商品的二重因素提供对象性活动的说明。只有说明了商品内在包含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才能揭示出这一矛盾得以产生的私有制前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说明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间、资本的增殖目的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之间蕴含着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社会主义取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可见，只有“批判地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所包含着的二重性”，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枢纽和理解的枢纽。

但是这一“枢纽”又是以何为枢纽呢？由于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具体劳动是人的自然存在维度的特定化，抽象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特定化。劳动二重性学说以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枢纽。表面看来，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结论，似乎是我们把人理解成自然――社会双重存在的唯物史观“一般”观点的演绎产物。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有了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之后，人的双重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中，人也一直在事实上是基于“改造”特性的双重存在，但这一点还只是无意识的。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抽象的物之后，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被剥离了直接性的人身依赖关系、变成孤立的原子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原来自己是社会的存在，“失去后，才能懂得曾经的拥有”。这是因为，以往社会形态中由人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总是被归结为自然性的，从而把“社会存在”的维度还原为“自然存在”的维度；不是没有天才的思想家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属性，而是他们基于历史条件只能把这种属性理解为自然存在属性。因此在古代思想中，人在本质上只具有一个生存维度――自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历史观都没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和本质，他们所说的人之存在的“政治”、“社会”维度并不是区别于自然的另一个维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意为不能根据）。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8 〕 （P11 ）随着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和人对自然的改造，世界就从自然状态转变为历史状态。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世界已经彻底人化（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历史哲学开始萌发出新的解释原则（唯物史观产生的思想前提）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与思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唯物史观产生的阶级前提） 〔12 〕 （P30 ）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这一转变。这三个前提又应唯物主义地归结为一个前提――历史前提：“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10 〕 （P46 ）以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作为解释原则来重新理解世界，人的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才能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产生出来。

马克思发现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存在维度的过程，也就是发现这一关系在现实中“被取消”的过程――商品世界中的人已经“孤立化”，各自占有各自的生存资料（资本或劳动力）、各自从属于各自的生存资料、各自等同于各自的生存资料，相互交换商品（名誉、地位、人格等一概商品化）成了人们联系的唯一纽带，物格代替人格运动，人们彼此之间不再发生超出物的范畴的联系。正是这一“取消”反衬了其曾经的存在，而这一“取消”个人日常联系的力量，正是把“具体劳动”无差别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而价值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货币。货币无孔不入的流通取消了人们在商品买卖之外的一切联系。融化在“抽象劳动”即货币中的“人”就是“物”，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文艺复兴所发现了的“人”刚刚脱去“神”的外衣，又马上戴上了“物”的面罩。正是“人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的被“取消”，正是“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才让马克思醒悟到历史上是存在过人与人的直接紧密关系的。这就像运动着的物体才能够向眼睛呈现出其运动状态一样，“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10 〕 （P114 ）。相反，静观着的、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古代思想家却发现不了“关系”，他们只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纯粹的自然关系，意识不到“关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当马克思醒悟到人原本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才能领悟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不存在“人的关系”，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异化为“物的关系”。这就是关于“社会关系”发现的辩证法，也就是关于“人的双重存在”发现的辩证法。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提供枢纽的逻辑，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自己证明自己的逻辑，是一个辩证的圆圈。

参考文献：

〔1〕〔美〕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杨在平，潘 峰.低收入群体政治心态与政治安定研究情况分析〔J〕.理论探索，2004，（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社会关系范文第4篇

如果说奥巴马去年获选美国总统当晚的演讲算得上经典的话,那他今年在哥本哈根申奥投票前的一番感慨则跌落到《读者文摘》心灵鸡汤或者好莱坞励志电影总结发言的水平,只能算是陈词滥调,不能打动见多识广老谋深算的奥委会委员,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在奥巴马感兴趣的非政治话题中,篮球和芝加哥是很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他的最爱,一个是他生活的城市。但他与中国的关系,最近被发现,也非同一般。

他2009年11月中旬访华的时候,在公务之外,还见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位总统小弟在中国发展,就已经是新闻了,而他居然还娶了一个河南姑娘做媳妇。这桩事情被报道出来之后,导演姜文紧急出手,将总统小弟请进自己的新片,在《让子弹飞》中间客串一个人物,在宣传上居然与周润发、葛优平起平坐,据说最近又辞演了。

2009年11月下旬,奥巴马在白宫摆国宴款待印度总理辛格,在公开的众多来宾的照片中,总统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在其中,这次的惊喜是,这位总统小妹有一个华人丈夫。

好了,接下来说篮球。美国的感恩节假期,白宫也关门,总统也放假,但奥巴马没闲着,带着老婆孩子丈母娘奔了华盛顿的史密斯中心,跟普通人一样,吃着爆米花看了一场大学篮球赛,是当地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对阵远道而来的俄勒冈州立大学。总统大人不是冲着当地的大学球队去的,他去看球完全是因为客队,因为客队的主教练克雷格・罗宾逊是他的大舅子,也就是他老婆的哥哥,他丈母娘的儿子。

克雷格・罗宾逊能当上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主教练与他的妹夫是总统没什么关系,但奥巴马能当上总统,却与克雷格・罗宾逊不无关系,因为克雷格・罗宾逊过去两年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奥巴马竞选,去年11月4日的晚上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发表那篇著名演讲的时候,身高近2米的克雷格・罗宾逊就站在台上。

要是再往前算,克雷格・罗宾逊15年前与奥巴马一起在芝加哥打野球的时候,他妹妹米切尔还没开始与未来的总统谈恋爱,而到了妹妹为嫁不嫁奥巴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克雷格・罗宾逊给出了积极的建议。

克雷格・罗宾逊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在校队的教练正是“普林斯顿进攻”的鼻祖卡瑞尔,他毕业后带的球队用的都是改良版的“普林斯顿进攻”,他去年4月开始执教俄勒冈州大,把球队胜率从前一赛季的不足20%提高到50%。

再来说卡瑞尔,老人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到国王队当起了助教,把“普林斯顿进攻”推广到NBA,从中受益最多的就是国王当时的主教练阿德尔曼。后来阿德尔曼来到休斯敦,也希望在火箭推广“普林斯顿进攻”,也有人说姚明总受伤,与“普林斯顿进攻”不无关系。

社会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命理学；社会关系；思维模式；术数学

术数学，单纯从学术上来看，其研究对象归根结底就只有三类，天、地、与人。其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现实服务的。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其推算或者预测都是通过相关事务所具有的特征来进行判断的，例如通过观察人的面相、长相、声相、骨相、字迹等特征来推断出人的命运发展轨迹。其中研究方法较为特殊、民间影响较大的则是八字术数学。

八字术数学，简而言之，是根据人的出生时间来预测人生,由于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法，所以，年、月、日、时每个时间点一共就有八个字。其中日干代表了日主本人。日干的属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日主的属性。在赋予天干地支以金水木火土的五行属性后，通过年干支、月干支、日支、时干支的五行属性与日干的关系再并以日主的大运，最后通过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预测日主今后命运的走向及其凶吉等。

如果说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当中，统治阶级或者是精英阶级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是以忠义孝为中心的儒家学说。那么八字命理学则是植根于民间的以实利为核心的俗世。命理学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平民所关心的。

《渊海子平》一书是公认的八字术数学的奠基之作，在书中十神所代关系来说明此问题。在《渊海子平·十神》中，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原理来描述日干与周围年、月、时关系的术语被称为十神，分别是：比肩、劫财、食神、伤官、偏财、正财、偏官、正官、偏印、正印。十神当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其特定的意思。

正官、偏官（七杀），在五行属性当中，都是克制日主的区别仅在于阴阳，如日主属于甲木，甲木又为阳木，金克木，金有庚金和辛金其中庚属阳、辛属阴。甲木见到辛金，辛金即为甲木之正官，庚金即为偏官。官既管也。正官犹如政府或上司，代表了权威。可以合法地对日主进行管理。用相对比较轻柔的方式引导日主发展。这是正官。官来源都喜正，都是上级领导委派，且对日主加以善意的引导。而偏官，来之不正，故名为偏，正官为大人，那么偏官就是小人。小人心性残暴，类似强盗。可以管住日主，但也可以伤害日主。偏官与七杀的区别仅在于有制无制，有制就是偏官，会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比如被招安的强盗即可为我所用。七杀则是一味的伤害日主。

正财、偏财，这是民间算命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财在命理学中代表了妻子、财富。古人曰：财为养命之源，凡人八字不可无财。正财代表了通过辛勤劳动获取的财富，而且还代表了妻子而且是正妻。偏财则是代表了众人的财富还代表了妾、父亲，比如等。

正印、偏印，印是五行当中生日主的属性，比如水生木，水就为木之印。印代表了文采、权力、名声。正印代表了日主的正母。偏印代表了日主的偏母，庶母及祖父。

伤官、食神，这是五行当中日主所生。比如，水生木，木就是水的伤官或食神。

同时在《渊海子平·六亲篇》中将十神与人所处的社会人事关系加以联系。如开篇即说：“夫六亲者：父、母、兄弟、妻财、子孙是也”。这种人事的联系的理论基础就是五行思想。“用日干为主，正印为母，偏印祖母祖父也，偏财是父，乃母之夫星，亦为偏妻。正财为妻，偏财为妾，为父是也。比肩为兄弟姐妹也。七杀是男，正官是女。食神是男孙，伤官是女孙及祖母也。”其中对于女子来说，十神所带六亲与男子略有不同。“取官星为夫星，七杀为偏夫，食神是男，伤官是女”。但不管如何变化，其理论基础还是五行思想。

从十神所代表的六亲，经过归纳有以下特点：

一、 浓厚的血亲关系，《渊海子平·六亲》开篇即言“夫六亲者，父母、兄弟、妻财、子孙是也”。这六亲都是与个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些术语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类关系都是在古代社会中的一个单独的社会个体所能接触到的人际关系。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与社会个体的血缘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间接反映出古代人情关系纽带的重要性。

二、 强烈的宗族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六亲不仅是血缘的延伸，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家族的基本构成，体现出了古人对宗族观念的重视。正如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八字所代表的六亲，正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另一种反映，也代表了中国古人的“关系观”。

三、 淡薄的社会观念，在这八字所设定的关系中，我们也能发现，八字术数学所设定的六亲当中并无“社会”这一说。说明了古人社会观念的淡薄，虽然在《大学》里面谈到了，有治国、平天下类似的词语，但这些与社会观念相差很难大，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古人的家国观念。民间也有俗语“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也注定了现代社会所强调的“社会公德”在中国的推广所遇到的阻力。从这里也可以以小见大，那就是我们整个文化当中对“社会”及其所衍生的一切事物的缺失。

四、 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对六亲的看法上，男女有别，如男性的配偶就是他所克之正偏财，女性的配偶就是克她之官杀。男生就应该是强旺，女生就应该是柔顺，这些都说明了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

最后，细致入微的和谐思想，吉凶关系完全取决于双方力量（日主与十神）的对比是否平衡或者和谐。比如，正印能量很强，而日主能量很弱，那么印这时不但不能扶住日主，反而会伤害日主。土能生金，但强土能将金埋没。这在家庭关系当中就是，印代表父母，印的能量很强，父母对子女的爱本来是好事，但过多过强，反而害了孩子。反过来，本来正财是为日主所克，如果正财能量过于强大，超过了日主所能承受的范围，在八字术语当中，称为“财多身弱”。比如，火能克金，但金过多，火力量薄弱，不敌强金，反而会被侮辱。而前面提到，正财代表了日主的妻子，能量过强，妻子的脾气暴躁，而日主能量薄弱，那么就说明日主惧内。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婆媳关系都是相当难处的。反应在八字术数学当中也是如此。婆婆代表了正印，媳妇代表了正财，财克印也。而日主力量有限，协调不了两者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说，八字术数学观察时的细致入微。

【参考文献】

[1]陆致极.中国命理学史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郑同.御定子平：故宫珍藏子平秘本[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社会关系范文第6篇

阿斐

写诗，作文，编剧。著有诗集《青年虚无者之死》，随笔集《善神与恶灵之斗》，长篇小说《跑步进入中年》。

每个人都是一名演员，社会为他们提供舞台，角色由此而生。所谓角色，这里指的是一个人任一个社会或一种人群中处在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他“止于至善”的点，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恰如其分地踩正这个点。角色看起来像“名分”――名正则言顺，看起来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实与它们大不相同，建立在某种维护特权的秩序基础上的名分、君臣父子论，是一种对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命运的强迫，而角色，却是以个体的自由（至少是思想的自山和选择的自由）为前提的，没有压抑与强迫。

对个体人而言。在角色的世界里。他需要有一个领悟角色、扮演角色、反思角色、角色再扮演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看似这是一个很机械的路途，但人的成长步骤原本就如此简陋，像植物的生长周期。角色的领悟以个体人的理性思维为基础，以超验或先验的领会为辅，领悟的结果则是认识到自己的精神趋向，这一精神趋向决定了他的角色取位。这一过程会在人心中形成系列问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自己可以回答“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以此自我回答为基准出现在人群中时，他便开始从领悟角色进入扮演角色的过程。

做演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尤其是违背自己的个性去出演一名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那不只是辛苦，更是自我压抑或撕裂。所以，人类社会中，作为角色的扮演者，倘若不以角色的领悟为前提，你这名演员一定会感觉到难言的苦楚。而当你以自己的角色领悟为始去扮演某种角色，并始终不远离自己的角色定位，你的生存痛苦将会小很多。尽管活着从来没办法完全消弭苦闷感，尽管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也同样会遭遇痛苦侵袭，然而在角色的世界中，唯有此，才可能让自己趋近一个轻松自在的人。扮演角色时，看似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表演，但始终是以自己的精神趋向为出发点，因而你会发现这样的表演很舒服、很自然，甚至觉察不到自己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说到“人格”，我想，所谓人格，即是一个人在各种生活场内的角色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当一个人试图在某一生活场内突破自己的角色定位，这道人格的桥梁便容易断裂。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是人格分裂的，一定是他在某些生活场内越过或自低于自己的角色所导致的。每个人的准确的角色定位都是一个不允许高或低于它的点，高于它则为骄矜，低于它则为卑微。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强调“明明德”，强调“致良知”，我以为，这些都是强调个体人的角色领悟。当角色的领悟实现之后，以此领悟为基准去扮演角色，这或者就是“中庸”，而所谓的“内圣外王”，便可以实现。一个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人。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是自我之王。所谓“潜龙在渊”乃至“飞龙在天”，也一定是从领悟到自己“龙”的角色，到扮演好“龙”的过程。然而“飞龙在天”之后，即出现“亢龙有悔”，这便意味着角色的定位需要及时反思。时移世易，自己也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每个人的精神趋向都可能因时空的变幻而发生变化，自我的角色因而需要修正，需要以从前的角色领悟之法去重新领悟角色。反思之后，便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角色扮演。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人的角色扮演，倘若并非依据角色领悟而来，而仅仅是依靠强权，依靠暴力机构维持的现实地位，他的角色扮演与他本应处在的角色，都是不相称的，哪怕是“王侯将相”，也是脆弱的，也是易碎的，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从来没有哪个人，或哪群人，可以牢牢固守于某类角色。而对于在角色领悟之后，可望达到某种角色位置的人而言，只要他始终向着他可以实现的角色扮演的方向努力，“大丈夫当如此”，就不是一句空话。

社会关系范文第7篇

苏格兰公投最终以55%的反对票否定了独立派，大英帝国得以保持原有统一。而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称道的，不是独与统本身，而是英国政府对待公投的开明态度。

其实，国家的统与独，与夫妻的合与离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是感情问题，更是利益问题。55%的苏格兰人不赞成独立，主要是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这不是少数政客所能左右的。

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除了刮起一股马云旋风，最引人注目的，是造就了上万名千万富翁和上百名亿万富翁。这一结果在企业界引发思考最多的，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对这个互联网商业王国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笔者了解欧美日等国一些企业的股权结构，最特殊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上市公司的股权与治理结构。日本法律规定，任何一个财团或家族、个人，在同一个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其治理结构中，不能少于两名与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专业董事。日本经济学家解释说，5%的上限是为了让股权高度分散，使上市公司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设立两名专业董事则是为了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他们把这种结构称之为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概念――公有制。

任何社会都有其制度形式，社会制度的本质是社会利益关系，社会利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当一个制度有利于社会的财富创造与利益平衡时，这个制度就是先进的、好的制度，当一个制度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利益平衡时，这个制度就是落后的、不好的制度，当一个制度本身成为少数人占有财富和谋取利益的工具时，这个制度就是要被终止、被淘汰的制度。

在一个家庭里，兄弟三四个，长大有先后，没有结婚前，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只有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大家一起劳动生活，没有人在意付出与得到的多寡。一旦兄弟们陆续结婚成家，情况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就会有人计较付出与得到的对应关系，兄弟、妯娌之间也会因此产生矛盾，很多家庭最终都是以分家来息事宁人。

家与国同理。这里面有四大关系：

第一是财富创造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

第二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四是群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些利益关系的总和，就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财富创造主要考虑激励强者，利益分配主要强调照顾弱者。在第二种关系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应当有明确的法定权属和劳动分配关系，以实现财富的一次分配。在第三、第四种关系中，应当加强公共税收与财政管理，发挥其杠杆作用搞好财富的二次分配与统一平衡。

社会关系范文第8篇

人类经过漫长历程，生存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发现，自身作为与动物不同的存在，在于对同类的尊重；此种尊重，既是同类们生存的必要，也是自身生命本质的要求：克服存在的低级性，走出动物性的生存循环。

人们逐渐发现：对同类的过分失敬，确属低级行为；尤其是对以人的姿态存在的同类，发动动物性攻掠。这样的攻掠，既导致社会成员对攻掠者的鄙视，也招致人群必然的报复。仁慈的人，极不情愿地看到，动物性攻掠的发动者，在社会非常时刻，往往遭受难以名状的身心痛苦。

为了克服生存的低级形态，为了避免动物性攻掠和报复，为了缔结社会和平，社会成员不得不确定人的尊严和价值。

这种确定，与其说是对人本质的发现，毋宁说是为有效减少动物性攻掠和报复，制作的必要假定。

为了达到假定希求达到的目的，社会不得不变假定为真实 .人的尊严和价值，于是不再是超验的存在；它通过人的权利来体现。

权利具有物化的形式：农民通过土地体现权利，工人通过经济组织体现权利，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体现权利；即使婚姻权利，也总有张三李四的存在。

社会借助法律家的工作，厘清权利的物化形式，给予必要的固化、调整。

法律家云：关于土地的权利，是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劳动的权利，是获取报酬、失业保障等权利；知识者的权利，是获得知识产权、自由表达的权利……

社会对法律家权利物化的说法，认为言之有理，积极采纳。

法，逐渐在人的社会得到欢迎，露出头角。

二、法制度的构建

人类经过漫长历程，终于发现了维护人类尊严、价值和社会和平的可靠方法。

人们开始对法进行大规模的制作：这种制作，与其说是对“法律”这种文化创造物的热爱，毋宁说是人们对权利物化的热衷。

在欧洲大陆，人们开始用条款的形式，书写法律；在不列颠岛国及美洲大陆，人们以结绳记事的方式，串联起关于法的一个个判例；在其它地区，开始模仿学习，或者观望。

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政治，自古以来运用权力的“智慧”，发动动物性攻掠的“指挥艺术”，鉴于法的杰出表现，难免失落。曾经日不落的动物性权力，在权利运动的脚步声中，在法的威逼之下，开始了势不可挡的没落。反思的权力，亦在这样的没落之中，脱胎换骨，寻求与权利并存的可能。

政治，在不少地方，渐次从动物性攻掠艺术走出，从而转变为人的集体生存艺术，成为组织社会资源的方略。

权力开始频繁地与社会进行关于权利的对话。希求作为人而存在的社会成员，相互达成契约：让我们享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必须约束具有不良历史的权力；必须对失控的权力给予及时矫正，让受到伤害的权利得以及时恢复。

法的制度，开始承载这样的社会要求。

在西方、在东方，作为权利救济的法律，自身也走上物化之途：不同设计源流、不同外形的权利保护制度的物化形式，如同荒野中遮风避雨的小屋，布满了城市和乡村，成为人的社会中的生态景观。

三、法的进展

通过法的作用，象征不等权利的人民等级制度逐渐消亡；人民与国家的利益经过合意和统合，趋于平衡。人民开始以社会平等成员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公共权力不再恣意妄行。人们的动物性需要，在不伤害同类的情形下，亦得到满足；进而在和平的环境中，人类安全地进行人的文化创造。

在法的进程中，一位法兰西智者不得不发出惊叹：没有一个诗人，能象法律家自由地解释现实一样，自由地解释大自然……

人们发现，法律家热衷人的权利和公平，比热衷权力的政治家更为可靠；于是在人的社会，在厌恶动物性攻掠的社会，法律家享受了人民的极度信任；人民说：我们知道你的禀赋，让你领导社会前进吧。于是，在欧洲、在美洲，法律家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领袖。

这与其说是对法律家的偏爱，毋宁说是人民对权利热爱的爱屋及乌。

四、法的困境

在信息社会，权利在人民生活中的意义，法的维权作用，传诵四方。因此，即使是地球上非洲等等等等角落地带，也纷纷祭起了法的大旗。

飘扬旗帜之下，始料不及的是，维护权力的规则冒名顶替，成为了“法律”。而陷于低级生存的人群，也便将此种法律误认成为“人的法律”。

然而，当人们靠近“法律”，方才发现这个本应是社会成员遮风避雨的所在，对失控的权力给予矫正、让受到伤害的权利恢复的安全地带，没有安全；非当权力蜷缩其内，显现动物性贪婪面目。人们继而发现，这样情形何其多也。

因此，关于“法律”中有狼的传言，在角落地带，渐为人知。法，失去了应有的荣誉，陷入困境。

五、法的未来

胆怯的人，说：“人啊，你为何要进入法的程序？你在自己的茅草屋疗伤多好？不受法牵累的自行恢复，不亦帕累托最优乎”。

悲观的人开始悲哀；悲观者有悲观的理由。

乐观的人认为：狼，既然已经被发现，它还呆得住吗？进而提出有趣的问题：它何时、以何种方式得以驯化。

社会关系范文第9篇

一、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一)数据简介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此调查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份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CGSS(2008)调查共选择了6000个居民户作为访问对象，由访问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当前访问者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等。由于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劳动力市场，根据CGSS(2008)问卷中“您目前的工作状况是?”一项来进行筛选，选择回答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调查问卷作为考察样本。为分析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工资差异，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根据CGSS(2008)问卷中“您目前的户口状况是?”一项，将回答答案选择为“农村户口”归入农民工组，选择其他答案则归入城镇工组。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2282个有效样本，其中，农民工638个，占28.96%;城镇工1644个，占71.04%。

(二)变量设计首先，本文用来衡量收入的指标Income，来自被访问者对调查问题“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收入是多少?”提供的数值。由于本文重点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劳动力工资户籍差异的影响，所以需要对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度量。CGSS(2008)中提供了受访者在工作获取时的社会关系网络情况，可以根据您找工作时“您的亲友、熟人、其他人当时有多少人帮忙打听信息，沟通情况，提供帮助?”这个问题发现调查对象在工作寻找时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当然这种关系既可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户籍进入障碍、阻碍农民工进入高收入行业，也可以在农民工就业后，通过回报率歧视形成工资差异。不过，这有个前提，就是这种关系网络依然存在，没有中断。我们可以通过CGSS(2008)问卷中“您和他是否仍保持联系?”这个问题设置虚拟变量D，当选择“保持联系”时设置变量值为1，“没有联系”时将变量赋值为0。然后以前述发现的社会关系网络变量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构建另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变量。本文将同时采用这两个变量对社会关系网路进行度量，初始社会关系网络记为Network1，乘以虚拟变量后记为Network2。控制影响劳动力收入的其他因素，参考收入决定方程，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民族、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工作职位和劳动时间等个人基本特征因素。劳动力性别(Sex)，男性被赋值为1，女性被赋值为0;年龄(Age)的赋值为受访者在2008年时的周岁;受教育程度(Edu)，当受访者选择“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被赋值为1～13的整数;健康状况(Health)，当受访者分别回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时，其赋值顺次为1～5的整数;民族(Morality)，少数民族被赋值为1，汉族被赋值为0;政治面貌(Politic)，共产党员被赋值为1，非共产党员被赋值为0;婚姻状况(Marriage)，“同居”和“已婚”的劳动力被赋值为1，“分居”、“离婚”和“丧偶”的被赋值为0;工作职位(Jobp)，依据问题“在您目前的工作中，您的管理活动情况是?”来设定，当受访者回答“既不管理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和“只管理别人，不受别人管理”分别被赋值为1～4的整数。劳动时间(Jobh)来自问卷中“您目前的工作平均每周大约要工作/劳动多少个小时?”提供的数值。

(三)描述性统计进一步采用假设检验的方法来判断两组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表1中T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和城镇工工资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农民工的年度工资收入平均为1.623万元，而城镇工达到2.4790，具有明显的差异(见第1行)。由于工资差异与社会关系网络、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相关，表1进一步给出了两组劳动力各变量指标的差异性检验。通过表1可以看出，两组劳动力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工作职位和劳动时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比而言，城镇工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属于汉族、已婚和拥有党员身份的也更多。城镇工的工作职位要明显高于农民工，但劳动时间明显低于农民工。另外，表1显示，无论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度量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都略高于城镇工，不过这种差异不明显。那么城镇工和农民工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能力是否存在差异，即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回报率歧视是否存在呢?下文报告了以两种方法度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工资收入的线性拟合关系。图1显示，无论以哪种方法度量，城镇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回报率都要高于农民工，这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是形成劳动力工资户籍歧视和差异的重要因素。当然简单的线性拟合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估计为了考察“关系”对中国劳动力工资户籍差异的影响，本文将基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μ是随机扰动项。变量Income是衡量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指标，Net-work是衡量居民社会网络的指标，Χ是其他影响工资收入的控制变量矩阵，包括性别(Sex)、年龄(Age)及其平方项(Age2)、受教育程度(Edu)、民族(Morality)、政治面貌(Politic)、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工作职位(Jobp)和工作时间(Jobh)等，B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根据式(1)，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OLS)，本文依次对总体样本，城镇工样本以及农民工样本进行估计，表2中模型(1)～(2)、(3)～(4)和(5)～(6)分别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由于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度量存在两种指标，本文同时报告了两种指标下的模型估计，其中模型(1)、(3)和(5)是以Network1作为社会关系网络度量指标，模型(2)、(4)和(6)替代以Network2作为指标。表1总体样本模型(1)～(2)中，无论是以Network1或是Network2作为社会关系网络指标，社会关系网络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市场的力量不仅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高收入行业的进入壁垒(陈钊等，2009)，而且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通过扭曲市场规则形成回报率偏差(Lin，2001)，从而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模型(1)～(2)中，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性别(Sex)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说明相当于女性而言，男性得到了更高的工作回报，这说明即便控制了生产率差异，工资回报的性别歧视是存在的。年龄变量的水平项(Age)为正，而其二次项(Age2)为负，说明居民年龄与工资收入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劳动者工资收入将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和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受教育程度变量(Edu)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也和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人力资本越高，根据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工作回报也会越高，并且在工作选择、工资谈判中都会处于优势，从而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另外，模型(1)～(2)中，工作职位变量(Job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很大，这符合我们的基本直觉，职位越高的劳动者收入越高。需要指出的是，模型(1)～(2)中民族(Morality)、政治面貌(Politic)、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以及劳动时间(Jobh)等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这些特征变量不会对工资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表2中模型(3)～(4)、(5)～(6)分别对应城镇工和农民工样本的估计结果。在城镇工样本中，采用两种方法度量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显著为正，而在农民工样本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估计系数变得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农民工而言，城镇工更善于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高的收入。利用关系网络城镇工通过扭曲市场规则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而将农民工排斥在低收入行业，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行业壁垒。而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行业中，要素禀赋的回报率是存在差异的。通过对比城镇工和农民工样本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在城镇工样本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职位等变量的估计系数都要大于农民工样本，这说明城镇工和农民工要素禀赋的回报率差异明显存在，反映出了工资回报的户籍歧视。另外，城镇工和农民工样本中，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总体样本一致，这里不再说明。

(二)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影响存在差异，城镇工更善于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高收入，而农民工模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估计系数不显著。那么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距影响程度有多大?下面我们借鉴Oaxaca(1973)和Blinder(1973)的方法，通过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距进行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将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距分解成两部分:其中，下标1和2分别表示城镇工与农民工，Network和X分别指社会关系网络和模型中控制的其他变量，Π是OLS回归的估计系数。等式右边第一项是户籍工资差异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量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特征差异;第二项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表示具有相同的个人禀赋特征的两组居民由于歧视产生的回报率差异，也称系数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表3报告了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分解结果*?。表3显示，劳动者工资的户籍差异主要是由于特征差异引起的，解释比例约占86.19%。特别是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城镇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民工，大约52.70%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的。当然，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以系数差异来反映的户籍歧视在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中也占据一定权重，约占13.81%。其中，笔者最为关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户籍歧视具有重要影响，大约12.18%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社会关系网络所引起的户籍歧视引起的。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本文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户籍歧视对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力通过扭曲市场规则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而将农民工排斥在低收入行业，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行业进入壁垒。由于不同行业要素禀赋的回报率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社会关系网络是形成工资回报户籍歧视的重要因素，大约12.18%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社会关系网络所引起的户籍歧视引起的。此外，本文还发现，劳动者工资的户籍差异主要是由于特征差异引起的，特别是不同户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大约52.70%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的。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收入不平等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也提醒人们重视“关系”对劳动力工资户籍差异的影响。由于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更善于运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扭曲市场规则形成行业进入障碍，攫取高额的回报率，而由此形成的户籍歧视导致农民工更多流入低收入行业。这种由于长期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累积起城乡居民间社会资本的差异，已经从深层次影响到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配，不仅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且也会阻碍城乡二元社会的融合(章元和王昊，2011)。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深入和收入分配改革推进，不仅要从根本上变革户籍制度，而且要配套其他措施管理和控制社会关系网络等非市场的力量，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并维护这套规则体系的有效运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有助于弱化因“关系”不平等造成的机会和回报不平等，促进不同户籍劳动者之间的机会公平、回报公平，从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二元经济融合以及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关系范文第10篇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独立董事制度是解决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日益分散化、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 管理层日益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保护股东权益不被管理层侵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的制度。2001年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使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成为一种强制行为。监管机构的这种强制性安排旨在通过独立董事加入公司董事会的高层治理， 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 达到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投资者除了希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保护股东权益外，更希望独立董事能够从专家或行家的角度，为企业出谋划策，提高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水平，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以关系获取资源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位置，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总是通过建立关系，获得“关系收益”，其所带来的示范效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关系的建设中来，导致企业通过社会关系寻求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是一个主流方式。企业从外部引入的独立董事，常是企业借以拉上各种关系的重要渠道，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网络收集充分的市场信息，做出经济决策，而且通过独立董事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异质资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Liao、Young and Sun（2009）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招募独立董事主要是为了建立与获得有用来源和保护的联系，而不是为了让他们监督高管人员。本文在对114家研究样本的整理中发现，98.67%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那么这种名流效应所带来的社会关系能否影响企业绩效呢？其影响程度有多深？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研究设计的，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我国2007年至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以揭示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贡献程度。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Lee Rosenstein and Wyatt（1990）认为，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任职的独立董事可以利用自身在金融界的社会资源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Brickley（1994）的研究表明：具有专家影响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这种关系甚至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 。Ungson and Park（1997）指出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可以为公司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发展和交流的途径，对公司的发展和业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Agrawal and Knoeber（2001） 研究发现具有政治背景的外部董事确实起到了政治联系的作用，能带给公司一定的政治信息及政治保护。Kiang（2006）提出了著名的“关系是王”的论断，认为“关系”是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关键因素，他甚至把微软在中国的成功归于其在中央与地方的多年耕耘。Yangm in Kim（2007）认为独立董事有三大职能：一是监督管理者；二是为管理者提供建议和咨询；三是为公司发展提供外部资源，不成熟的独立董事体制更多地是履行第三职能。Guner et al（2008）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政府、学术、银行等职业背景在公司长期规划中发挥积极的作用。Goldman et al（2009）用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其比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幕消息，其公司价值相当较高。

（二）国内文献 我国学者唐清泉等（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聘请过多来自学术界的独立董事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过多学术界独立董事对公司绩效没有相关性，而只要公司即聘请来自企业界，又聘请来自非企业界的独立董事，且比例均衡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才有更好的表现。高雷等（2007）通过实证得出独立董事，如果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一致，更容易获得一些资源。魏刚等（2007）的研究证实了“关系是王”的论断，发现来自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陈伟明（2009）提出独立董事职业背景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他支持行业专长对公司长期绩效的发挥有显著的作用。郑路航（2010）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以托宾Q值度量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正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目前关于独立董事社会关系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还比较少，但在中国这样注重关系的国家，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由于独立董事拥有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他们往往能够帮助公司化解面临的各种危机，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创造和提升了相互不同机构间双赢、甚至多赢的关系。不仅给公司提供了关键的外部联络渠道，并且确保与其他机构有利交易的完成，而这些活动能够增进与其他公司的协调，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取得关键信息与资源的渠道。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将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主要分为政治关系、银行关系、企业关系，按照其强度分为强社会关系、弱社会关系来进行研究。本文假设：

假设1：独立董事的强社会关系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2：独立董事的弱社会关系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二）模型构建及变量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图（1）的概念模型。独立董事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与政府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本文采用5分赋值法，具体见表（1）。为了检验企业独立董事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息税前利润（EBIT），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净利率（ROS）指标为企业绩效变量。其中，息税前利润以自然对数形式（INEBIT）进入数据分析。本文选取的3个财务指标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企业的绩效，息税前利润（EBIT）主要反映企业税前利润情况，净资产收益率（ROE）主要反映企业资产在获取收益方面的能力，销售净利率（ROS）主要反映企业的销售对经营业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