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论文范文

人文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以职业教育课程理论、学习理论和教学环境理论为基础探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理论依据，并以现有的其他专业的实训基地开发的经验为借鉴；结合护理专业自身的特点，探讨护理专业所特有的实训基地建设的思路。

一、设计的理论基础

对职业教育来说，课程实施环境的开发是一个重要课题。从职业教育的特点来说，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实践教学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有什么样的职教课程观就有什么样的实训基地建设理念和技术路径。

1、职教课程理论与校内实训基地设计

1.1突出实践是职教课程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方法首先是“学科系统化”的，在经历了“职业分析导向”和“学习理论导向”的课程开发模式后，目前正向“工作过程导向”模式发展[1]。对我国职业教育较为有影响力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主要有：MES课程模式、能力本位教育课程模式、行动导向（行为导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群集课程模式、工作本位学习，从这几种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和发展趋势来看，强调的都是以个体职业准备为目标、突出工作岗位需求来培养学习者的各种综合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必须以具体的行动导向、职业领域、实际情境为基础，即强调突出实践教学，而教学的实施依赖于实施教学的条件的创造。突出实践教学的开展，则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各种实训基地的建设，其中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是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形式。

1.2职教课程方案是实训基地设计的基本依据

不同的课程理论，会产生不同的课程方案；不同的课程方案需要不同的课程实施条件。以实践为主的职业教育课程则强调实训条件的创造。所以，实训基地建设方案的开发，要充分建立在对相关课程理论与课程方案的理解的基础上，要依据特定的课程方案来确定实训基地的功能与装备标准。同时，实训基地建设方案的开发，通常还会用到许多相应课程的开发方法。如本文所建构的以工作任务分析为基础的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开发方法，就借鉴了能力本位课程开发中的工作任务分析法。

2、学习理论与校内实训基地设计

2.1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它强调“学习是反应的获得和强化”[2]。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强调“做中学”，这与我们职业技术教育提出的“实践环节是职业技能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相一致的。但在“练习”、“训练”思想的指导下，各校的实践场所也就只限于提供简单的、机械的、缺乏真实情境的“操作练习室”而已。其结果常是学生只能重现简单的操作，而不能与临床情境相结合。如护理技术中最基本的病人的床铺准备，如果你明确指出让学生铺一个“备用床”或“暂空床”，学生基本能正确完成，但如果提出“现在门诊来了一位尿失禁的病人，请你为他准备一张床铺”，这时学生往往表现得束手无策。原因是他不能结合实际需要，不能确定应为该病人准备哪种床铺。

而我们护理专业的特点，就是面对不同的病人及病人突然出现的病情变化等都能及时给予正确有效的处理，所以按传统的行为主义的学习模式，只是简单地进行机械的模拟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2.2信息加工理论

在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下，有关动作技能学习，亚当斯和施密特分别提出了“闭环理论”和“图式理论”[3]。这两种动作学习的理论依靠的是储存中的规则和信息，集中于有意识的推理和思维，却忽视了态度与情感，忽视了文化的和物理的情境脉络。显然它很难解决“以人为中心”的护理专业领域中各种实际问题。因为人不仅是有思想、有情感的自然人，而且还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社会人，人的健康问题还随着各种具体的情境不断地变化着。

2.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而学生的就业能力就是其职业岗位工作能力的体现。而工作能力的获取绝不是传统的只在教室情境中，由教师在黑板上的填鸭式的传授知识，就能获取的。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学生只有置身于真实的工作情境和真实的工作过程中，主动地积极地构建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但从学生的学习心理角度来说，尤其是护理职业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因为它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如果直接把学生置身于其中，一则是从伦理学的角度，从现代护理学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适合的；再有从学生角度来说，势必造成学生紧张害怕的心理，极不符合学习的心理基础。所以基于以上观点，最佳思路是在校内以真实工作情境为环境设计的基础，以实际工作岗位的工作情况分析为实训内容来进行校内实训基地的构建。换句话说，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要达成职业教育的目标就得“做中学”，而做则必须提供做的条件和做的项目内容。这个条件就是前面所说的工作情境，内容则是我们相应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但由于护理职业环境的特殊性，在校内实训基地建构完全真实的工作情境是有困难的，因为最大障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物而是人，在校内实训基地中真实的病房物质环境及一定的病区护理文化环境比较容易实现，但很难构成真实的护患人际关系，因而在建设思路上必须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采用电子或网络技术将真实情境的案例引入到实训教学中来；再者就是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相结合，构成适合护理职业教育的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2.4情境学习理论

研究情境认知与情境学习时必须认识到，对于以行动为目的的知识必须提供以下学习机会，这种学习机会既跟真实的职业实践的情境相整合，又能十分贴切地模拟实践的需求；在发展与从业者相关的技能的全部课程中，都必须提供基于真实情境的学习的机会；在情境认知与情境学习中必须提供学习者对各种基本的假设进行反思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同时形成专业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发现与问题解决；必须为学习者提供机会，从多种观点中识别关键概念，由此促进学习者对真实活动过程复杂性的鉴赏力，以及形成学习者在根据独特的真实活动情境，发现应对问题的方式时的灵活性。

3、教学环境论与实训基地设计

“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事物都可能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心智活动和行为变化”[4]。但是，马克思认为，环境一方面影响人，另一方面，人也能改造环境，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创建出一个适宜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积极环境，从这点来说，正确把握教学环境的作用及创建良好的教学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Bloom）所指出的，教学环境是一种能够塑造和强化学生行为的重要力量。而护理实践教学实际上是护生职业行为形成的过程，所以从教学环境的理论来看，创建一定职业环境的教学环境利于学生职业行为的形成。

二、设计的基本思路

1、基于工作体系

基于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强调的都是以个体职业准备为目标、突出工作岗位需求来培养学习者的各种综合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必须以具体的行动导向、职业领域、实际情境为基础，强调突出实践教学，突出实践教学的开展，则必须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各种实训基地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方案的开发则必须以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为技术手段。

2、遵循学习规律

根据Fitts和Posner1962年的研究结果，一项技能的形成需要经历：认知、强化和自如

三个阶段[2]。结合护理专业的学科要求，从操作技能学习的过程来看，护理操作技能的学习最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校内实训中心进行反复的、无风险的、轻松的、自由的练习；第二阶段，在操作技能有一定掌握之后，在校办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实训，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定的面向病人的真实服务，重在完全真实的情境下体验如何为病人服务、如何与病人交流；第三阶段，进入综合性医院进行完整的临床实习。从这三个阶段的实训基地来看，前两者可作为校内实训基地，后者各级各类医院则是校外实训基地。社区医院也可完全以工作过程模式来建设，即以医院模式为主来进行构建。校内实训中心则应将课程内容导向模式、工作过程模式、和环境模式相结合，既考虑医院临床要求又要符合教学要求，将病房环境设计与教学环境设计相结合。

校内实训基地则应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课程专家和教学委员会的分析讨论确定学

生在学校阶段的实训模块，并根据临床该项任务出现的频率和工作的难易度确定实训仪器设备的数量，最终形成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实训室结构布局和实训室功能与实训设备的确定。

3、强化人文环境

从教学环境或学习环境理论出发，结合护理专业的特点，则提出了护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人文环境这一“软环境”建设的特殊要求。所以护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应强调基于工作体系、遵循学习规律、强化人文环境几个方面来进行硬件规划和软件设计。

不同专业实训基地的设计既要遵循共同的原理，又因其所特有的职业环境而有各自的特殊要求。护理专业实训基地设计除了要遵循上述一般原理的要求外，还有其所特有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是由护理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

随着职业教育课改的深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实训基地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从文献资料及各级政府颁布的有关实训基地建设标准来看，主要是对各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硬件标准做出了详细规定，如占地面积、实训设备的数量、实训基地的投资额、实训师资的多少等等。这些固然很重要，它是实训基地建设的框架基础，是职校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前提条件，但从能力完整的角度看，学生仅有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还远远不够，职业精神的培养也同样重要。护理专业实训基地尤其要突出人文环境建设[5]。

护理专业人文环境建设的内涵主要是从物质、制度、精神几个层面去渗透，最终目标是使护生深刻认识护理内涵、产生坚强的护理信念、形成良好的护理行为。按照行为改变的“知信行”模式，即，若想改变行为，必先学习知识、转变态度，最后产生行为的根本改变，具体建设方案要围绕这物质、制度、精神这三个层面，同时结合“知信行”的模式进行方案设计。即通过感知物质层面的人文环境建设，形成精神层面的护理文化理念，最后从护理行为规范等制度层面去形成良好的护理行为。

参考文献：

[1]赵丹丹，赵志群.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综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25）

[2]戴维H乔纳森，等.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德恩，等.职业教育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5、40

[4]田慧生.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

人文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才环境；现状分析；对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6-0035-02

1 河北省人才环境发展现状分析

人才环境是一个由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构成的动态开放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影响着人才的产生与发展。从上述各要素来看，河北的人才环境建设现状形势严峻。

1.1 经济环境

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是城市吸引力和人才聚集能力的重要基础，是人才环境建设的关键环节。2012年，河北大力实施“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产抓拓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 GDP26575亿元，居全国第6位，比上一年增长9.6%，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543元，虽比上年增长12.3%，但仍达不到上一年度全国平均水平21810元，仅排在全国第20位。收入水平的持续低迷使河北的人才引进工作缺乏底气，人才外流现象愈益严重。

1.2 政策环境

近年来，河北的人才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得益于良好的人才政策环境。2009年，制定出台了《河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住房建设行业人才等行业性人才中长期规划，形成了完善的人才规划体系。同时，根据省内中长期规划实施了八项重点人才工程和各类行业人才开发工程，打造了海外高层次人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高端人才队伍，为省内人才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平台和通道。但与先进地区和周边省份相比，在政策的创新性和投入的突破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在县域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上，山东兖州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将人才工作层层分解，责任到单位，责任到个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全省目前尚未建立相应机制；在高端人才支持力度上，同为国家“”专家，浙江金华的省级配套资助额度为500万元/人，全省仅为100万元/人，差距很大。

1.3 生活环境

在基础生活条件方面，河北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2531元，与上一年度国家平均水平15161相差近3000元；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3.6%，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过大；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4平方米，刚刚超过上一年度全国平均水平；医疗卫生机构79688个，床位29.3万张，万人拥有床位数较低；公共图书馆169个，图书18457万册，人均图书2.5册。在人才特殊待遇方面，建立了梯次分布的津补贴制度，境内院士每人每年补贴20万元，院士后备人才每人每年补助科研经费20万元，博导每人每月津贴800元，省管优秀专家每人每月津贴400元，省“三三三”二层次人选每人每月津贴200元；同时，在医疗待遇、交通、休假、进修培训等方面享受不同级别的相应待遇。与周边省份相比，河北的生活环境指数相对较低，亟须改进提升。

1.4 人文环境

河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孕育出了独特的燕赵文化。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其特征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这种特征从古至今，深刻影响着河北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当前，河北正在开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大讨论活动，整个社会正掀起一轮树立新的四种思维的浪潮，为人才的脱颖而出、有所作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1.5 自然环境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地形多样，既有高原、丘陵，又有平原、海洋，总面积18.77万平方千米，东临渤海，海岸线487千米，全省森林覆盖率26%，自然环境较为复杂，生态污染情况较为严重。《2012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结果显示，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评价，仅秦皇岛、张家口、承德3个设区市达标，石家庄、邯郸、唐山、衡水、保定、邢台、沧州和廊坊8个设区市均超标，甚至出现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全省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Ⅲ类和好于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48.5%，主要污染物氨氮、化学需氧量浓度年均值分别下降17.3%和16.1%。

2 优化河北人才环境的对策选择

人才环境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强烈的导向效应。那么，如何放大这种效应，营造具有比较优势的河北人才环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优化思路。

2.1 夯实基础的经济环境

一是打造沿海发展增长极。科学确定三港四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培育全国知名大港，努力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港群体系。在盯紧盯牢现有项目落地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更多的央企、民企、外企引进来，促进临港产业的加速聚集，带动港口、港区、港城一体化发展。二是大力培育环京津地区新的发展增长极。整合环京津地区各类产业园区，每个市都要重点建设一两个吸纳首都科技成果转化、承接高端产业要素转移的基地。要建设一批环京津的中小城市，选好立市产业，搞好生态环境，成为吸附力强、宜居宜业的卫星新城。环京津地区的发展，要把握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讲政治、顾大局，坚持绿色崛起，在服务首都中实现自己的发展。三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要坚持县城建设、工业园区、民营经济、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多位一体结合抓，尤其要在县城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四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环境治理。要立足“有中生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引导每个传统企业通过上新项目转型升级，加快向高端、高质、高效迈进。要加快“无中生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引智，使更多的新兴产业在河北落户，并要采取有效措施，在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产业等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海洋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打造局部强势。

2.2 打造开放的政策环境

一是创建公正的人才法制环境。把人才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规范轨道，以法律法规来维护和实现人事公正；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政策法规体系，为人才资源开发提供政策保障；建立和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人才的合法权益。二是构建配套的人才政策环境。围绕党委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抓紧制定出台一系列服务中心大局、紧贴经济转型、着眼紧缺急需的人才开发政策，方式要活，力度要大，能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打造宽松的人才创业环境。对科技人才实施宽松、灵活的流动政策，解除他们的创业后顾之忧；在土地指标、土地流转等方面，对科技人才创业实施更加倾斜的政策，本着“能免即免、能减即减、从低征收”原则，实施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大力宣传人才创业的先进事迹，不断完善人才创业的服务体系，努力为人才创业营造一流环境。四是建设科学的人才体制环境。各市、县（市、区）党委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担任组长，党委组织部长和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党委、政府人才工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党委、政府所属的宣传、统战、教育、科技、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卫生、国资委等人才资源规模较大或与人才工作密切的职能部门，也要建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设，明确职能，配强力量，切实发挥好办事机构作用。

2.3 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一是切实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放缓GDP增速，合理控制物价水平，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争取“十二五”末使人们的收入水平翻一番。二是着力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抓紧实施地铁1号线和2号线工程，进行主干道快速路建设，打造立体交通网络。三是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提高离退休工资水平，增加基础医疗设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四是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深入挖掘河北的文化艺术传承，以燕赵文化为主题打造河北的文化名片，用现代化的手段宣传推广河北文化。

2.4 营造创新的人文环境

一是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崇尚创新、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宽容失败，让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科技人员进行思维碰撞，寻求多角度、多侧面的思考，激发创新灵感。三是改革传统教育体制。真正地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完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基础教育环境。

2.5 共建绿色的自然环境

一是大力实施“蓝天行动”。以控制煤炭总量、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扬尘污染，搬迁城区重污染企业为主要内容，切实改善大气环境。全面整顿燃煤小锅炉，推进煤炭清洁利用，提高煤炭洗选比例，限制大气污染较重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二是强力推进“碧水行动”。以保护饮用水源地、防治重点流域和输水沿线、重点海域湖泊和地下水污染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与环境管理，建立饮用水源环境基础调查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饮用水水源环境预警应急管理体系，提高水源地环境应急能力。三是深入开展“绿地行动”。以城乡绿化、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矿山修复治理为主要内容，不断提高生态修复与保护水平。

参考文献：

[1]陈京辉，赵志升.人才环境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人文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情绪；情感；生态；发展；主体

【作 者】周泓，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疆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34-010

From the Framed and Constructed Subject to the Self

-independent Subject : the 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 of Sentiment，

Circumstances and Development

――the Body Itself Study of Anthropology (3)

Zhou 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ody itself study of anthropology referstothe subject ， through arguing the study ofemotion and sentiment in anthrop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ofthe study of circumstances in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the 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 of development.

Key word: sentiment; emotion; ecology; development; subject

一、人类学的情感与情绪研究

(一)被文化框塑的情感、情绪:文化建构论

有关情感或情绪的人类学研究，在后现论兴起前即已出现。如A.I.Hallowell(1955)，J.L.Briggs(1970)， R.I.Levy(1973)， G.G.Harris(1978)等，均关注文化模式对情感或情绪的影响，即情感、情绪如何被文化形塑而有不同的表现和再现方式，因不同的社会对类似的情感、情绪会有不同的解释。如在英美社会爱与快乐相连结，印尼社会爱则与其最核心的哀伤相结丛(Karl Heider 1991)。又如对亲人死别的悲哀，有的族体以在众人面前的放声痛哭来表达，有的族群是以唱丧跳丧来追思，有的社群以静默、肃穆表示哀悼；有的以停业、休业来守孝，有的却以更加忙碌的劳动来哀思，有的则为兼而有之的不同阶段。同一族体的同样情绪，在不同时期可有不同的意义。18世纪～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都市化前期，工作场所与家的分离，使如何控制个人在工作场所生气的情绪成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容易生气甚至被视为一种疾病。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家与工作场所被看作不同的生活领域，在家庭私人空间，每个人必须避免生气；而在工作场所，生气的释放被认为是发挥个人竞争的动力而受到鼓励(Stearns 1986)。上述人类学情感、情绪研究的主要关切点即，情感、情绪因社会、文化的塑造有着不同的表达和再现；其方式的改变凸显其文化意义上的不同。1986年C.Lutz和G.M.White合力撰写人类学情感、情绪研究的回顾并试图建立此分支人类学学科，其不同文化建构情感、情绪的不同意义和表达方式之文化建构论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①Catherine Lutz(1988)Ifaluk人研究中，情绪fago包含了怜悯、爱和悲哀。它与西方同类概念的差别是建立于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上，通常是地位较高的人对地位较低者的情绪反应。但其建构有外在的社会结构基础，具有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意义，强调集体性的关怀照顾和分享，而非自我内心的独立性。即强调情感或情绪与文化的关联性，认为日常生活的情感或情绪经验由文化所框建，必须在共享的社会位置和道德观念中，才能清楚该社会的情感，象征的转化必须建立于文化成员共有的灵知或认知体系。这一文化相对的认识论，或透过情感、情绪了解文化相对的认知，至1990年代初受到后现论的质疑而有了突破性进展。因为，同一社会对各种情感、情绪会有不同程度的关注或强调。

(二)后现代性人类学情感、情绪研究

1.情感、情绪作为文化形成的元素

后现论对此研究领域的重要影响在于，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本身(尤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不可言说的经验)是人类学的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承认以往科学观影响下的理性主义与系统理论的制限，突出近现代西欧文化认为的“非理性”之类的情感、情绪，对认知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及阐释能力，有很强的文化本质论倾向。其实，博厄斯曾以文化自成一格的论说，代替了文化――功能性的建构，即以文化有着情绪的基础概念，取代了文化建基于理性的观点，以支持相对论形式。同样，当涂尔干由因果决定论的实证主义转向文化自成一格的立场时，亦排拒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代之以一种阐释或主观的分析方法，而强调文化与行为的情绪基础。②韦伯曾提charismatic领导者与其跟随者间权威关系的建立，实有其心理上的情绪基础或机制，因前者具有的expressivity和vitality使其赋有人格的感染力，使后者感验到超寻常的魅力而追随之。历史社会学家N・Elias认为，中世纪及其前的人身暴力至近现代对其的控制，说明社会功能的分化演化，提出文明的进程在于控制人类先天的攻击欲本能(1982)。Harris(1978)研究显示，Taita人认为其各种不幸都由神秘者的愤怒造成。因而，其所有仪式或习俗都为着消除神祗者的愤怒，使之予爱。因此，愤怒与爱是其宗教仪式的两个基本主题。C・Lindholm(1982)的研究，部分同于F・Barth(1959)所描述的社会男性(即使亲人间)与社会秩序相辅相成之独立、个性、竞争和攻击性，而难看到亲密、信任和爱等情感情绪表现；高地位者均被羡慕、畏惧或嫉妒，地位低下者皆被轻视。同时，却呈现出不寻常的友情，补充出社会结构之外的情感、情绪模式，以普遍或深刻的友情来弥补或替补社会结构内个人独立造成的孤惧感。以此，人类的情绪有其真实的存在与机制，是推动生活及历史的动力因素。对于以往有关礼物的讨论，T・Maschio(1998)以Rauto人为例，说明其礼物的回馈，不是基于礼物的精灵对于没有回报者的惩罚，而是基于对未能回报者产生情感或情绪上的悲伤、羞耻、愤怒、复仇等反应以致使用巫术或暴力作为报复，即报复行为来自情感或情绪而非神秘的概念。情感、情绪成为文化的元素，更能理解经验的层面，它涉及感觉与想象力及内心价值之连结，且文化思考和感觉模式与情感、情绪不可分。

2.情感、情绪：文化能动的机制

Briggs(1970)的Utku人研究认为，亲属关系和居住格局及其他社会层面皆具有弹性，家中成员间的奉献、依赖，个人的偏好喜好，其私有时间的欢娱等记忆，均能够触动成员间给予安全感和束缚所形成的亲密关系；此外，共有的情结，如共同的宗教祈愿、感觉、感情，亦能触及亲属联系。即人格而非亲属更能决定人之间的亲密或喜欢与否。这里实际提出了人际变化的情绪机制，是对情感之于结构的一种博弈。D・Parkin(1986)以情绪重新理解权威，将恐惧分为表现为敬畏的和原态的。前者为制度化支撑，包含可预期，与需要回报相连结，往往是权威用以控制一般人的潜藏工具；后者是未经加工的，不具预期性，与无须回报相连接，但可以是导致社会创新的动力。在此，脱离心性而转换为敬慕、尊崇来表现的恐惧情绪，成为助长权力的元素；而未脱离人格、未成为交易品的原生情绪，可避免为权威服务。即情绪机制可固守或削弱权力结构。另， A・Kleinman等人(1992)由长期病痛者对于其文化分类的挑战而重新解释抵触和对抗。

此外，P・Stoller(1989)、S・Feld(1990)、A・Gell(1995)等建议以听觉来弥补以往人类学田野过于依赖视觉而受到的圄限，挑战近现代西方理论理性观察方法的视觉基础。Steven Feld认为，声音是一种文化体系，可以显现群体深刻的情感和美感，在其Kaluli人研究中并将哀伤情感归属于美感范畴(1982)。胡台丽(2000)研究到，“情感极可能是排湾文化最重要的元素”，“感觉哀思情感很可能是排湾文化的核心，是塑造排湾文化最重要的元素”③。其凄婉的笛音是胸的哭声，是心的忧伤和思念，向神吟诉着悲凉和孤怨。以此，排湾人喜欢这种抑郁的悲伤，不介意男子的哭泣，认为它意味着同情和善良，伤感在排湾社会被正面褒称为美感。因之，形成了排湾人的感伤文化，即人在世间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后代能够思念，祭仪、经语、乐曲……田地、家屋、族名都是后代哀思纪念的对象。哀思情感及其美感是排湾文化得以延续的主因，排湾人延伸着隆重繁复的五年祖灵祭与送祖灵祭。这里，哀伤与思念、情感与思想无以二分。在此，胡氏一方面认为声音文本必须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理解，而同时则倚重主观描述来领略情感与美感的境界。因而，情感是族群研究的中心而绝非边缘，在文化中扮演着基本的组织性的角色。由此，情绪的切入与研究对以往人类学的课题提出了新的视点和观点，并挑战人类学既有的社会文化论而有助于认知本身的进展。

3.主体及其间性观照

Overing、Passes(2000b)认为，整个亚马逊土著社会的社会性是以融洽的欢乐conviviality来表现的，当地人必须实践关于爱、照顾、陪伴、慷慨、共享的精神美德。它并非以社会结构或社会权利的角色、身份为中心而构成其群体，而是以互动和互为主体的自我间的关系相依附成群，讲求好的生活品质和与他人欢快地生活，以及生活实践与技巧上的艺术品位。超越了西方思想之社会与个人、公民社会与家庭、理性与情绪、身体与心灵、技术与艺术、客观与主观等二元对立的观念。L・E・Belaunde(2000)Airo-Pai人研究认为，对愤怒的恐惧和避免愤怒是当地人愉快生活的由来。F・Santos-Granero(2000)Yanesha人研究更认为，爱、友情、慷慨、信任、快乐一旦被打破，则产生极强的恨、羞辱、罪恶、愤怒等情感，以致阻碍当事人继续在附近生活。Gow(2000)Piro人研究补充到，亚马逊社会的情绪机制，还有以怜悯和安慰克服无助而达到好的生活。C・Ales(2000)认为，Yanomami人不是先有社会或团体存在，而是通过个人间的互动来创造和维持社会内聚力，日常生活的各种交往和交换(食物、服务、说笑等)是重要的动力。他们依靠情感和感性的互动交往与交换，构成其社会的欢娱机制，交换、交往因使人接近、常访或拜访而被概念化为陪伴与友情，在此，交换意味着喜欢某人的陪伴和共享爱与亲善。F・Cannell(1999)Bicolanos研究，涉及情绪惯性于灵媒治病的过程。治病灵媒为神灵附身替人医病，颇为辛苦，少有自愿者。其始皆厌恶病人，但得知前来者大都是无钱买药的穷人时，则同情之，予以爱心治疗。同时，因情绪惯性有性别、年龄等属性差异，如暴烈的激情与年轻人自我意识相连，因而，治病灵媒多为女性。

1980年代人类学因将情感、情绪看作由文化建构，而未涉猎情绪本身的特性和属性，虽然扩展了人类学情绪研究的空间，却限制了该主题本身对人类学理论的突破(Lyond 1995， Leavitt 1996， Reddy 1997)。Rosaldo以注重情感的研究来作西方关于思想与情感二元对立的修正，虽然提出思想不会离开情感而独立存在，但又认为情感被文化所形塑(1984)。这依然使族群情感特征研究被社会组织与制度的论述所遮掩或埋没。因而，其情感或情绪惯性的概念是模糊的。Lindholm(1982)所讨论的爱与恨、结合与分离、社群与个人等普遍性情绪结构，亦不够明了具体。至1990年前后本领域研究有了新的成果。Parkin(1986)将尊敬与畏惧视为不可分的情感或情绪连结。Lutz(1988)的情绪fago包含了悲伤或悲哀。Cannell(1999)所指情绪惯性为爱、怜悯、压抑、厌恶等的情绪丛结。2000年的情感、情绪研究则凸显出欢乐和愤怒的情感共性。

4.本土历史及应用研究

情感、情绪研究在台湾学界已吸引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代表作《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2000)和《礼教与：前近代文化中的后/现代性》(1999)论文集。后者呈现了17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文化的两大走势“礼教复兴”和“觉醒”。提出这两种看似对立却不断对话的思想力量，是考察中国近代与前近代衔接的重要线索，凸显“礼制”与“人情”关系在清季的极其敏感性(张寿安)；认为“情的意识”与“情的文化”之扩散，并未使“情感世界”与“礼法规范”直接冲突，而是将个人生活领域再分割，即在原伦理中分离出一个经营情感世界的私人场域，具体化于原来妾的角色上(王鸿泰)。2001年中央研究院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欲掩弥张：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国际研讨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每年举办该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如“述说、记忆与历史：以‘情与文化'为核心的论述”(1999)，“情、欲与死亡”(2000)，“情感、情绪与文化"(2000)等。可知，情感、情绪研究已步入中国人类学研究主流。J・G・Ballard认为，“感觉的死亡”是“最不幸的灾难”。“个人观念，人类主体……通过让自己的一套意义诠释与他的意义幻想相一致来改变他在宇宙秩序中短暂而偶然的存在，从而将他从自己的无意义中解脱出来。”④沃特斯《感觉的美学》质疑西方现代主义者的视域和美学传统理性化的偏向，主张回归主体的感觉和体验。

人类学情感、情绪的应用研究，主要体现于文学与人类学的糅合及其治疗效应。“歌者本身就已属于疗治范围，广义的诗――文学也即是对病的避免和防治”(徐新建1999)。作为仪式延伸的文学对于个体情感层次具有不懈的活力。文学创作如同人类学的礼俗仪式表演行为，对拟造致幻情境、宣泄释放内在压抑，排解情感、意志和理性间的冲突，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的融和，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文学象征的世界是仪式象征世界之延伸或置换。V・特纳的《表演人类学》指出，人的表演是自我表演，其演示反归自身，“他在表演中向自己揭示自己”，并且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除危机的重要方式。⑤神话与仪式传达着人类无意识中的希望与恐惧，并希求解除那些可能诱惑罪恶的强烈愿望和具有潜在伤害力、危及个人或集团存活的恐惧情绪。神话、叙事的这一情感镜象从未断失，它是因着人类需要的内在动力。同样，诗者往往对意念的超现实力量有自觉的意识，这也是文学发生和传承不衰的主体心性根源。诗歌与诅咒和祈祷的因缘得到文学和人类学者的双重关注(叶舒宪1999)。同时，文学的审美对心灵的净化使人的精神不被社会的压抑和文化的扭曲所压垮，而获得支撑人性的力量。其功能如同。歌者心中的主人正是美和自由之神，创作可视为与神合一的体验，能够解脱内心和灵魂的障碍，而作品以此唤起感觉快乐和对抗精神疾患的能力。马尔库斯因之倡扬审美精神的解放，通由“感知和理解的重组……能使现实的本质在现象中被揭示出人和自然被压抑了的潜能”。⑥

诗学对于组织自我经验和愈合精神分裂具有相当的力量。尼采《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1873)认为，解除精神紊乱的理性也离不开想象和隐喻。弗洛伊德由患者的呓语、幻觉和梦境捕捉意蕴象征，以暗示、疏导、宣泄、冥想缓解和排遣心理压力，治愈被压抑者、抑郁者、癫狂者、神经质、自卑受挫者、愤世嫉俗者、精神病患者等。情感的沟通和移情使人们困苦、忧愁、焦虑、不安的心境彼此共鸣、慰藉、补偿和采借经验，获得度越危难的勇气。文学在此充当着精神医生的角色，以调谐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互动。弗莱称文学是“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文学”，凸显其反抗理性和对完整人性的帮助，⑦即人的理性与直觉、抽象与想象、体验与超验的精神生态需求，失去感性制约的纯粹理性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文学治疗的讨论空间除了传统意义的身心和谐和精神理疗外，还有对非文学语言实践形式和文学本身的治疗，即文学与其他语言实践形式的对话，以及对“正常”和“优先”语言形式和地位的质疑。现代主义文学以现代社会赋予的语言实验权，指认、揭示和修正“正常”语言秩序的僵化和病症，借助“正常”语言规则所允许的违反常规的权限，扩充“反常”的式样和限度，并以与其他语言实践的对话，将之渗透和扩散至文学外的语言领域，演化为“正常”的语言现象之部分，将不被承认和压抑了的经验塑造成新的现实。亦即文学活动经过反观“正常”语言之“合理”和激活语言，增添“正常”语言对新的经验的命名能力，摆脱被限定的状态，修订人们自以为“正常”的生活世界的固化的撕裂和扭曲。同时肯定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不具有优先权。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涉及到文学-文化治疗，认为被历史忽略的或被强势文化压抑的边缘弱势文化的民间文学传统，是对其群体赋有特殊疗效的文化资源。

情感、情绪的社会学治疗。弗洛姆弥补弗洛伊德只在个体内部讨论的缺陷，提出了社会诊疗理论。认为“压抑现象是一个社会现象，……个体总要压抑与他那个社会思想模式不相符合的情感和幻想的意识”，需要治疗的是不健全的社会秩序，应消除的是异化的社会制度对个体的情感和幻想的压抑。“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情感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认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作用就象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经验除非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就不能成为意识”。⑧即生活对个体的压抑是经由这一社会过滤器实现的，消除压抑实际上是拆解和重组社会过滤器。戈夫曼从总体性制度压力来探讨其对心理病症者的压抑。认为，很多由个人决定的事是在管理的公共权威控制下的。个体被剥夺了诸多个人认同的特性。管理组织往往忽视互动过程中应有的尊重，个人拥有的信息和角色的空间距离被指责。然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作为分化的个人而存在，他们以各种方式保持其人格完整性，寻求个人表达领域。且个体往往并非仅仅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行为，其行为还为着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并因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自己，因之个体的每一次观点转换又可能被抵消。⑨因而，同类人以各种方式建立起互动的反作用模式，以“侵蚀既定的权威”。⑩在这些方式中，有很多被外界认为不恰当和不适宜的表达，即未能依循外界的行为规则。后者代表着正统性，前者被冠予“精神病患者”。 因此戈夫曼认为，“任何群体的人……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你接近他们的生活，你就会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是富有意义和理性而正常的。而且……了解这些世界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们中成为一员，并感受他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微的事件。”[11]即异常感觉情绪和心态的排除亦应依靠情感和体验，“即使不能感到与社会完全情投意合，也至少可以发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我实现了某种自我治疗”。[12]哈贝马斯以阶级分析出情绪：“肉体损害(饥饿、疲劳、疾病)，个体损害(贬黜、奴役、恐惧)，精神绝望(孤独、空虚)。反过来讲，所有这一切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相应：身体强壮与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认为“社会反常行为(和冷漠忧郁症)可能唤起涉及动机控制的新调整。届时，某种社会福利、自主化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将被合而为一”，[13]以抵制“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

情感与情绪的人类学应用也存在于医学人类学关注心境情绪对身心影响的研究中。李美枝《女性犯罪的形态与社会心理过程：以台湾第一所女子监狱受刑人为例》和《围墙内的社会关系与人性》，[14]可纳入或属于这一研究。后者调研和讨论了监狱工作管理人员，因长期面对受刑者的抵触或抵抗意识和社会媒体的偏见或监视，以及职业责任与上级机构组织的监督，形成紧张压抑的情绪对身心健康的直接负面影响。认为在对受刑者情绪压力疏导的同时，应考虑与其接触和生活的工作管理人员的抑郁情绪之松解。作者梳理了监管人员压抑紧张的心绪或情绪缘自对立的情绪，如受刑人敌意或敌对的神色、话语、态度，不轨企图，身体的攻击，联名抗议，自杀、脱逃、暴动；受刑人重病发作，痼疾随时发作，假装患病，精神异常或具人格，护戒受刑人出外就医或探亲；受刑人亲属和社会关系的压力；媒体或舆论的误解；封闭的工作环境；上司的训诫、不满、指责、反对、警告、处分，不正常的生活作息及工作性质和同事间的戒备等。这种情绪悖立直接造成身心的伤害。即情绪影响生理心理：内心不安，烦躁，觉得忧郁、寂寞，感到害怕，对事情过分担忧，感觉紧张胃肠不适，头痛，肝功能不正常，血脂过高，尿酸偏高，心率不齐，神经功能紊乱精力减退或感觉迟钝，失眠多梦，易为某些事情责备自己，对做事不感兴趣，做每件事情都觉得吃力，丧失性的兴趣和快乐感。在此，情绪本身之成分、成因、转换和相互影响得以人类学应用的连续讨论。

关于“意义”之于治疗，参见拙文“主体心性还是文化象征：身心体验的信仰人类学研究”。

人被长期掠去自身的属性，而包含于社会文化的本质，被当作历史性的概念予以考察。人们不是在一个个性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规则总谱或符号阵列中，“‘我'被消灭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发现存在(there is)……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M.福柯，1966)。人的创造和反省活动都是为着符合解释对象的结构逻辑。这个现状应该被认识和改变了。

二、空间的相对――人类学生态研究的转型

(一)环境与文化的竞演

传统生态人类学往往关注人们局于生存环境的生计手段，以环境-文化两分法，强调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肯定环境对于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形成了20世纪初以传播论者拉采尔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继之，因其单线性解释缺乏的包涵力，而为“环境可能论”代替，后者认为环境与文化并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能对文化发挥消极、限制或选择的作用，这一观点集中于博厄斯、克鲁伯等历史学派者中。

1930年代，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探讨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将与人们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文化特质视为适应环境的途径。同时，其以“多线进化论”，主张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多种进化路径。二战后，萨林斯和塞维斯将之与怀特的单线进化论概括，提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新进化论概念。格尔茨认为，文化生态学突破了环境论中环境与文化的分立，在同一生态中讨论二者的互动作用，强调文化的个性相应，是学科理论的创新。而凯・米尔顿(Kay Milton)则批评，文化生态学不过是精微的环境论，即特定环境对特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后来，受系统论影响的新功能论反驳新进化论，主张生态系统的整体观，注重生态系统内部的多重平衡，不再寻找特定文化的环境解释，认为人口和生态系统的观念较之文化更为重要，从而将文化概念边缘化。1968年，维达和拉帕波特提出以“生态人类学”替代文化生态学。

上述诸流派在学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却忽视了文化的独自份格和价值理念，以及作为参与者的人及其主观能动性。1970年代民族生态学受到挑战，文化对于环境有决定作用，它通常由人们对环境的界定、赋予意义及真实性来获得。美国人类学者比尔赛克(Aletta Biersack)指出，人类学初期的生态研究，将文化看作功利的和适应性的工具，并只关注边界分明、稳定的群体及其生存环境，现今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应摆脱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框定。

同期，受“叙事理论”与“过程理论”影响，生态人类学研究从系统和结构，转向社会过程与行动者模式分析。这两种学说成为1980年代后，人类学多种生态研究的先声和铺垫。与之同时，“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类型得以提倡和确立，使有形与无形、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在自然、人文的原生地，整体地、原状地、由居民自己保护，使人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文化与人及其遗产一起存活于一个动态的空间。它应理解为，文化及其遗产只有在它生存的环境中才更有生命力，并使当地人的主动、参与和责任心得到发挥和保障，主体性原本即造就了社群自己经营、爱护、珍惜生活环境和关切、书写、诠释自身历史的天然状态。

(二)象征、历史和政治的生态学

1999年比尔赛克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3月号发表“从单数的新生态学到复数的新生态学”论文，提出“复数的新生态学”包含象征、历史和政治生态学。象征生态学基于象征人类学理论，从环境的意境和意义考察环境的社会建构，它附着于人类的神话、图腾、巫术、生育仪式、人观、分类系统等多种文化符号中，借助于文化史、地方史、自然史以及自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等研究。

历史生态学质疑自然不依赖于社会的独立运作，认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是人们实践积淀的“工艺品”，是文化历史条件下的空间，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的体现，文化想象和构建了环境。它探讨环境的生产活动、技术传输及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即空间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经由人类活动烙印于自然景观上的文化理念，甄敏心智活动在自然空间留存的印证。环境被历史地、社会地塑造，实践被维持或修正，因而空间是相对的；同时，社会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也重塑了自身。在此人类的能动性与自然的互动紧密联结，从而历史生态学不是以环境为重心而是以人为重心的(Biersack 1999a：9)。历史生态学正是基于空间相对的理论及其主体重心观取代了传统人类学的生态研究。

政治生态学考究在生物-文化-政治交叠中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批评传统生态学封闭其研究单位，忽略了乡庄与国家、当地与全球的社会联系，关心地方如何受到国家、市场和殖民主义的影响，注意环境的历史变迁背景，摈弃以往的“文化孤地”概念。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影响，政治生态学出现了“去中心”研究模式，注重特定地方、区域以至国家，面对全球化和世界体系所采取的话语和实践，尤其是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抵制技术和社会运动(Biersack 1999a：10)。由此，政治生态学从而生态人类学，已不是以生态为中心的，也不是以文化为重的(Biersack 1999a：11)，它在意权力与不平等、文化与历史的关联、知识生产的意义和跨社会交往的重要(Brosius 1999a：278)。

人类学多重生态研究的凸显，是人类学理论在当展的呈现。从文化的适应到象征、建构，自社会功能到过程、实践，由动态平衡到结构的打破，由价值中性和二元分立到主观认定和殖民批判，从封闭孤立和主体隐失的空间到文化、历史、政治、象征、经济的多重研析，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本体论发生了改变，其研究的核心对象成为人类自身。

三、边缘实践――发展的人类学批判：中国农村主体观照

农民个体、家族、村落及乡镇社区过程的运转，导致了对农民文化与本性(个性)的探讨；并因区域哲学的差异而呈现出文化与社会结构(系统)的分疏的探讨，以及理解作为宗族和村落共同体中社会的人的思维与行为的探讨。农民社会作为一个动态的结构，其变迁过程的各个方面，从经济、政治、心态、信仰乃至农民运动，都处于人类学诸分支和相关学科的视野之中。

(一)文化与社会审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构了研究“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至上的地位强调了工业化进程和结构的确立，提出了以科技输出实现现代化的步骤。它使东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生活逐渐被经济化，现代化、全球化在非西方国家农村的进程，基本被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行为而成为工业化的过程，工业文明的价值成为农业文明的价值，经济水平低变为优先于不平等、疾病及道德沦丧的问题。

在此，衡量发展的经济指标似乎是中立的，但以之作为衡量先进、发达与否的指标本身因于西方化，附带着鲜明的工业经济取代非工业经济的工具理性色彩，以及西方模式对东方文化的否定。从而，价值相对和历史观照被忽略，以二元对立模式定位的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贫困与富裕、乡村与城市，有着明显的族性中心主义色彩。农业落后被商业化、工业化、现代化划出[15]。

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重审文化和社会的纬度，反思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目标，以及第三世界是落后的、停滞的和没有秩序的观点。人类学者将发展对象的文化置于突出的地位，认为工业化速度和生产结构对经济的偏重，使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简单移植到东方社会，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因素，许多传统文化被看成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对发展没有价值的东西，而西方的科学知识在发展机构中则居于主导地位。在霍巴特主编的《人类学的发展批评：无知的增长》(Hobart ed. 1993)中，作者们指出了多元的地方知识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Hobart ed 1993)。1980年代，人类学者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一部分人主张参与改变经济至上偏见的实践，使弱势群体的文化受到重视；另一部分人以突出语言及意义在构成社会现实中作用的后结构主义权力、话语建构的角度，直接批评工业化是西方国家借助实力向其它国家的渗入，[16]西方技术和知识移植否认了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

(二)政治、理论与主体性反思

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发展的人类学始于对“发展”这一概念的反省。人类学对“发展”即主体传统形式向现代化形式的改变，是族群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必由途径提出质疑。埃斯科瓦尔的研究从政治视角，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如何被发展的话语和实践所制造出来，何以由种族为中心的、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话语和实践制造出发展者、被发展者(Escobar， S. 1995)。他指出二战后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以及政府机构性干预经济，创造了一个制造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向第三世界行使权力的极为有效的工具(同上，9)，“发展”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同上，44)，并构成现代文化主流。正是发展机构压制并破坏了地方性知识(Hobart 1993: 5)，参与发展的规划者把发展对象看成是无知的，是西方科学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中性的技术制造着文化、观点，转变着社会关系(Ferguson 1990)。发展的人类学研究认为，发展并非是一种自然过程，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种发明，是可辨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使地区文化朝着现代标准的取向转变(Ferguson 1990)。

从理论上讲，认为传统社会是落后的，现代社会是应该的方向(Jan Knippers Black 1999)，发展是传统社会对现代文化的追随，这种单向直线发展观有着明显的社会进化论色彩。它从时间上解释不同文化，将不同文化看作同一线路上的进展，用一种文化价值来判定其他文化。工业化、西方化成为社会进化观支配的一种必然过程，非西方文化成为一种暂时和不利于现代化的符号被历史化。然文化并不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线性轨道递进的，是在空间上相对独立的衍生。文化作为一种空间存在被时间化、阶段化，“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被空间化、全球化，这不是社会历史的自然演进，而是西方发明借于全球化的延伸。[17]实际上，文化和发展的属性都是空间的，即多维的，而现代化则使其均置于历时的和一维的序列架构中。

(三)中国农村实践观照

直至20世纪90年代，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仍被看作是发展的障碍，或是对发展没有价值而被边缘化(Hobart ed 1993)。在中国，这种观点亦普遍为人们接受。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工业化是治愈贫困的方法。

传统文化成为多数学者解释贫困的切入点。而将贫困归因于传统文化的错误在于，不同文化间量或价值的差异在本质上没有可比性。贫富比较的前提应是主体处于同样的文化价值观中。把贫困归于农民观念滞后，无疑将人的素质归于商品意识。农村贫困与城市富裕相对而言，它是城市富裕后问题化的。农村贫困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张有春2002)。在农业卷入工、商市场中，工业化的需求变成了对农民的要求，改变城乡生活质量差别变成了消除城乡文化差异。楼厦、产品填充村地、草场，医院、学校、影剧院在发展经济中建起，而穷困者依然购享不起，住在村子的多是看不起病的老人、上不起学的孩子。

“刀耕火种”曾被当作生产方式落后的典型，遭到批评。而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应伴随着农村形态及其生命力被瓦解。有规律的烧田耕作曾经是相当流行的有价值的生产方式，是劳力投入少而产出多的生计方式。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调查以及庄孔韶在1980年代的调研[18]，均倾向于肯定游耕对于山民生计的便捷与生态适宜性，以及20世纪中叶后社区植被与环境保持的生态与文化成因。云南独龙族游耕地使用人工仅为水田的一半，产量却为籽种的30-60倍，而水田产量只为籽种的18倍[19]。即不用人工田间管理、烧田作肥的山地火种，较之同等条件下的水田作业，是省力而回报高的农业形式。云南潞西崩龙族烧荒后犁耕松土三载连种不同谷物以增加土地肥力，或林粮间种、林茂退粮。广西金秀大瑶山长垌乡瑶族，刀耕火种与退林还山同时进行，循环往复地间种、轮作，既在广种薄收中获得生活所需，又在休耕轮作中保持地表层的植被结构，使生境在刀耕火种与退林还山的良性循环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1988年长垌乡新开荒地3720亩，当年退耕还林1476亩。

四川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彝族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山神、树神皆不可侵犯，特别是家族的坟山，其竹林和树林更是子孙昌盛的象征，因而每片森林都有特定的家族管辖，不准任意砍伐。这成为山地族群文化的重要构成，并包含生态合理性。广西板腊瑶族严禁在庙宇旁、坟地和风水山(水源林)伐木、种地。其地虽习尚刀耕火种，但瑶村内及四周山包、尤其是土地庙和风水山皆林木茂郁。1950-80年代，由于传统文化被完全否定，国有林打破了习惯法，虽然刀耕火种被革除，但彝区森林覆盖率却降低了。

与自然相依的文化、技术、风习的创立，是人类自我生存的部分和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是人类文化(风尚、科技、政策、制度)应有的积极发挥。在今日大量的人类参与的生态系统中，应从人的因素(人口、人文、人与资源的互动等)、社会的因素(技术的传播、观念的更新、政策的适宜等)，求得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主体的协调[20]。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开发已导致生态退化和毁坏，然政府与多数学者较少意识到这一结果与过程中，地方传统和族群文化对自然尊重和保护的作用。农民被动于工具理性，没有权力选择做什么。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各工业国家的发展机构都通过提供资金和“新方案”，在中国农村发挥着积极作用，以促使人类发展目标相一致，改变地球的文化构成。

贫富差异似乎属于经济范畴，实际是分配不公、尤其是城乡分配不均造成的(王春光1996；陆学艺1998；林乘东1999；张有春2002)，是社会不平等问题。保罗・法默尔提出了何以在一些人群中肺结核、艾滋病、疟疾更易发病和感染的社会原因[21]。构成全球化内容之一的艾滋病，其在发展中国家感染率远高于西方国家；在中国主要集中于云南、新疆、广西省区及四川梁山彝族自治州，即边地族群感染率远高于汉族。其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使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医疗卫生差距日剧，对农村资源的分配不公累及到边域群体，而在市场经济中这种不平等愈加凸显，全球化并导致了边缘人群的脆弱性。国家和企业对地方的开发，使土著资源、生境及传统秩序被破坏；外部资本与劳动力的涌入，使当地族群的文化和生存受到巨大冲击。许多种烟者挺而贩卖，边缘人群的地位又使之易从事自危行为而吸毒[22]。

发展的方向是多维而非单一的，富有绝不仅依赖于单纯的经济指标，而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地位的人对之有着不同解释。存款、轻松的生活方式、自由的时间各具合理性。这种认识既是社会文化的，也是个人的(Majid Rahnema 1993: 160)。农业社会的土地是财富的标志；在欧洲，穷人一度是与有权力的人相对的，而不是与富裕相对的(Majid Rahnema1993: 159)。以人均纯收入作为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标准，实际使物质品成了人们的主要追求，形成经济对文化价值的霸权。

在西方文化中，人对于自然的创造被赋予最高价值，人工建筑、工业制造、工艺流程和人为艺术，被认为具有最大的创造性，其思维标准是逻辑的、理性的、科学的、思辨的；东方文化尊尚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天人相通、感应而合一”是最高境界，人与自然相宜的创作是理想的，伴随着人文、伦理、感性的、联想的意识和意愿。人们不应以追逐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应虑及地域、文化差异，避免区域发展与全球化接轨中造成(自然、人文)环境恶化和文化的消亡。工业化带来的气候恶化、水域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重全球性问题，城市化中损害人类身心的生理、心理疑症，应使我们审慎其对于人类发展的价值。

在西方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使之自身置于自然与人文环境危机的后现代，其已开始对征服自然的反思；那么，东方世界是否仍要因循、依随西方现代化的步骤、步伐，承西方误区之后尘，直至逆工业化、逆城市化出现后，再虑及人与自然的相谐而返朴归真呢？中国尤其是边地族群的城乡趋同、城郊化、城乡一体化，是否能与城镇化、城市化同期成长，而不必要到工业化高度发达之后再生成呢？！

笔者“人类学的本体研究”(之一、之二、之三)，旨在讨论的议题是“从被建构的到能动自主的主体”，提出和解答的论题主要是：

1.人类学的本体是什么？是作为文化和社会主体的人类自身与人性；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只在于文化和社会，更有政治、历史、空间。文化是主观的并具有个体性。

2.主体只是被文化和社会所框塑、形塑吗？不是。文化不只是主体的符号象征，而有能动性，政治实践亦可以建构文化及其主体。文化和社会且是人类自身的造化；主体对于文化与社会有解构和反结构的能动，她(他)可以使权力向文化协适。

3.现代化是人类的方向吗？文化、社会和发展的属性皆非时序的，而是空间的；现代化不是人类社会扩展的惟一模式和选择标准。

福柯曾认为主体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成的，“主体化”即人被社会历史实践所建构的过程，亦即主体被社会实践所制造。[23]论析到，近代伦理发明了人们内心的道德元点，牧师权力形成了一种人们把自身交托于权力看护的关系， 造就了现代主体千面一人的观念立法和基督徒的本性，即人们的道德自我是被社会强制置入和构造的。1980年代，他研究主体被文化制作的不同方式，关注到现代主体为知识―权力所铸造。指出，主体存在由话语实践的整体结构所决定，知识的实践生产了主体，规定、确定了我们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是正常人，有理性的人，有责任的人，不是失常者)。同时，主体存在于权力关系中，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权力关系深植于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并与社会一体化，社会关系即一种权力关系，个体成为主体化的权力样式。因而，主体难以具备自主性。[24]

继而，正是注意到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亦即每一个主体在其中的构成，福柯修正了其先期的主体观。认为，主体不只是高居其上的权力控制的后果和效应，也是权力运行中的具体实施者、承受者和权力可能的条件。人们的实践与他们的自我有关，同样的伦理、法规，即使在同一时期，对不同人们的约束力有差异，与人们自身的主观塑造相联。因而自我实践，摆脱看护人和被看护人的权力关系，使自己成为自由创造的主体，仍应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内在关注点。[25]“自我不是给予我们的”，我们可以拒绝成为我们之所是，改变我们之所是。

最终，福柯提出，为什么人类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创造呢？我们为何习惯于艺术是不与生活或个人连系的对象？[26]生活本应是异彩纷呈的，主观自在的，能动和创造性的。生活与艺术的分离，功能、结构与主观自主性的分立，是高度一体的现代性社会实践的结果，不应是普定的信念。艺术而非机械地生活，能使我们赋有抵御结构权力的动力，成为自主的主体，而非被社会框定的主体。

注释：

人文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两岸学人携手探究、发展生态论述，助力实现共建美好家园的梦想，是历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的共同宗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回顾了自2011年起前五届研讨会的主题：厦门大学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台湾中兴大学的“全球生态论述的地方演绎与实践”、山东大学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与美学”、台湾中山大学的“环境、主体与科技”、南京大学的“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新趋势”。本届会议主题则深入到思想层面，希望通过解读中西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寻找到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梁坤教授还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从希腊文■而来，意为“关于家园的学说”，因此生态文学当解为“关于家园的文学”，它处理的是危机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家园”母题的延续。

生态批评自发端之始就内在地蕴含着跨学科的要求。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而是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视角，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的责任感。与会者就多个主题开展研讨，体现出不同视域的对话与融合。现将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各方学者基于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试图从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剖析、比较和对话中进行价值重估，寻求救赎之道。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林耀福先生从对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谈起，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终结论总是跟西方文学与思想传统中对乌托邦的追寻互为表里，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制度因其结构性缺陷，无法达成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建构，因此历史的终结尚未完成。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误，推动历史迈向生态意识文明的建构。他将当代环境运动的起源置于“落魄世代”（the beat generation，即“垮掉的一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认为当代环境运动和生态意识从一开始就肩负起鲜明的政治、道德和乌托邦使命，生态主义的发展将生态的层面引入乌托邦与上层建筑的建构，终结了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由意识形态的典范更替展开了历史的新页。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归去来辞》和《饮酒》等诗歌中见出历史与自然的互动，认为那里呈现一则以道德界定的乌托邦故事，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道法自然，没有人为的暖化导致气候变暖，扰乱天纪，也没有背信弃义的钩心斗角。

从生态视角对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和价值重估，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集中议题。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石海毓副教授指出，美国生态文学以雄厚的生态思想为基础，具备自觉的生态写作立场和现实生态危机的迫切语境，它的出现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根源和思想理论依据。她从自然主体性的回归，人类伦理与审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唤醒人类的感官体验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文学并非存在于自身的独特空间里，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定其文学性，无异于断离了它与其他体系的联络。而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表达之中方兴未艾，是因为一些作家“懂得自己的书写是在作这样的尝试，即不但要写出美丽而抒情的语言，还要能够_成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这个星球的现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生态文学用生动的语言形象、深刻的生态思想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和生机，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尊崇，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生态智慧以及生态批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带来的价值重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分裂的，与自然相比，人与神更为近似，可以支配并征服自然。基督教这种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二分，加上文艺复兴之后与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共谋，造就了今天的生态灾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分别与当代生态批评中的理想派和现实派相类似；同时，中国文化明显的阴柔特性也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尺度将会对中西文化传统发生颠覆性的重新估价。

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解读了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Nature）一词含义的演变：由“本性”过渡到对象化的“自然界”，词义重心的转移标志着西方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他以《呼啸山庄》为例，认为其中“自然”的含义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天性”“自由”“自然而然”的含义，在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上，倡导二者的和谐交融，其中体现的东方意蕴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对于生态危机时代修补西方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具有启发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晓辉教授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国内外状况。她指出，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先后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对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及作品的译介，发展到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生态文学研究态势的阶段。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第一人（自然写作第一人）野田研一教授、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副会长结城正美教授等学者成为研究阵营中的领军人物。跨学科性和对日本本土公害疾病的关注，是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较为显著的特点。

二、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

向宗教神话回归，通过对原住民生态理念、生态智慧的考察，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是本届会议的一大亮点。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伽丽娜・柳比莫娃女士从人类学、宗教学与当代生态研究相融合的广阔视域展示了乌托邦建构的实例。她首先介绍了西伯利亚作为全人类精神复兴开始的领土的特定形象（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形象）理念。在“黄金时代”，正是在俄罗斯的亚洲区域存在着地球的精神地带，现在这一地带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村。在这个农村里的信徒定期会举行宗教仪式（“吠陀仪式”），这些仪式保护着农村作为“地球能量中心”的神圣地位。西西伯利亚还是一个产生于俄罗斯本土的“原始宗教”的诞生地。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她介绍了西伯利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宗教运动和祭仪的特点：“新世纪”宗教尤为关注生态问题，而西伯利亚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为新宗教教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最后之约教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应该同对待活着的事物一样，同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母亲只乐意为孩子奉献自己的一切。要学会向自然“正确地索取”它的资源，强行向地球索取（包括借助硝酸盐）对人类无益。柳比莫娃阐明了西伯利亚针叶林区景观发展的独特性，揭示了与环境空间神圣化相关的创建生态村落的原则，包括具有当代环境保护理念的可替代能源的使用、垃圾利用以及在公社的生活基础上“发展小型生产、手工业和民间手艺”。这一社会乌托邦的现代形式，为一系列道德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适应了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同样将视角转向了西伯利亚。她结合近两年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多次实地考察的经历，对多神教、萨满教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她认为，神话怀乡病是20世纪俄语生态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作家们自觉运用神话思维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试图通过神话来反拨现代文明、理解自然。这是20世纪西方文学向神话复归大潮中独特的一支，是原生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自然体现。这一传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综合性，即东正教和原始多神教的综合，东斯拉夫和蒙古鞑靼文化成分的综合。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东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如何浸入并成为文化主流，植根于社会底层的斯拉夫多神教和萨满教都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存活于人们的礼仪行为、生活方式、原始巫术和自然历法中。神话就是生活本身，是无形态、无意识的自然力。梁坤教授进而从土地―女性崇拜、祖先―圣地崇拜、自然―神树崇拜、图腾-动物崇拜几个层面解读其与列昂诺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等几位作家的现代神话创作的内在关联。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珍稀动物保护学会名誉会长赵连石先生多年从事第一线生态考察。他指出，生物多样性的背后是文化多样性。他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为例，提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启发了合理利用自然的行动，又以当下西部地区过度推崇农耕文化、取消游牧业对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破坏为例，提醒盲目推进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强调，一个尊崇敬畏自然、适度索取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生存方式的消亡，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悲哀。每种生态环境都孕育一种文化类型，应当尊重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不受破坏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梁艳讲师着力分析了夏曼・蓝波（Syaman Rapondan）的海洋文学作品，探讨中国台湾地区达悟族的“泛灵信仰”的生态观对现代社会环境危机的启示。达悟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源自“泛灵信仰”，这一信仰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原始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现代性驱除巫魅，但生态平等与共存的原则受到摧毁。因此，否定之否定的“复魅”又被人们提出，并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作家作为人类学家在思考关于民族未来的问题，即如何在强大的现代哲学文化包括强大的汉族文化的冲击下保持自己的原始文化和民族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增喜从神圣―去圣―神圣的层面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心路历程。他认为，宗教史既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人类的自然观念史。当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对宗教观念与自然观念的互动表现出密切的关注，其宗教史⑹黾仁嵌匀死嘧诮汤砟钪演进的追索，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变迁的回溯。他指出，前现代人大体生活在充满神圣的宇宙中；犹太―基督教对历史的重视，开启了自然的去圣化进程；现代科技得益于这一进程，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现代诸多文化思潮的盛行及“回归自然”口号的提出，无不露出现代人对于神圣的隐秘乡愁，多维度地彰显出人与自然之间难以割舍的统一性。现代人要走出文明的重重危机，就有必要重新唤醒、激活自己感知神圣的能力。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虽有浓重的想象色彩，但不乏重要的当下价值和持久意义。

三、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

来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前沿的最强音，以及学者们对地方性书写的阐发，对经典生态论述中“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等概念的深度辨析，使本届会议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特色。

生态批评缘起于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生态文明建设者和环保实践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生态农业、河流保护、西北沙漠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他们切身的思考，为相关的理论探讨提供了现实的维度，令与会者了解到当下生态危机的现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与方向。

在大地上挥毫作画、谱写山水诗篇的齐齐哈尔市原副市长、拜泉县原县委书记、现市政府生态建设顾问、拜泉县生态文化博物馆馆长王树清先生是地球奖获得者。他介绍了拜泉县40年来实行高效循环生态农业的实践经验，展示了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以及坡、水、田、路、村一体化的生态发展模式，并从生态文学与知性书写，生态意境与生态艺术的天然结合，形象艺术与生态技术的结合，生态伦理与形象艺术的人文教育等方面探讨了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多重路径。他寄语与会学者：“生态文学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给读者带来的思想力量以及感染力，文化不仅仅是历史文化知识，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存在；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暗地里决定生命的生长和发展；文化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总有一种光芒如影随形，这就是文化的光芒，它浸润、洗礼着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充满浮躁、焦灼和困惑危机的心灵以慰藉和安妥，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快乐、自由和充实。”

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家园的志愿行动，为中国绿家园环保组织创始人人汪永晨女士带来了中国环境地球奖、环境使者、h境保护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前不久她又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6年度“全球100位优秀人物”。她用大量实地考察的图片，展示了黄河、长江、澜沧江、渭河、洞庭湖等江、河、湖泊水源地区在30年间的水文地貌和人文环境的恶化。江河污染尤其是水源地环境的恶化常被处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中的现代人所忽略，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会给江河水源带来负面影响，而滥用地下水、水源地化工厂污染物排放等人为因素更加剧了江河危机。她呼吁生态写作者关注江源地区原住居民群体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情状，号召更多研究者以实际行动参与环保实践，推进环保事业的发展。

生态关注首先应当是地方性的，人们总是从对地方的身心经验出发，想象并评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学者们对泉城济南、伦敦地景和奥德修斯的水球环境的研究，与来自现实的报告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蓓教授从环境史视野出发，探讨在“泉城”的城市形象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泉水这一自然景观、文学的传播、不同时期城市建设政策制定者对泉水态度的变化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这一个案启示我们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中进一步思考生态文学的作用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台湾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倪志N以心灵地理学为方法，探讨英国当代作家伊恩・辛克莱（Lain Sinclair）作品中描写的伦敦地景。他认为，作为空间实践的奉行者，辛克莱以行走伦敦的模式重新书写伦敦，其作品长期聚焦伦敦都市现代化给自然与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现代都会生活经验中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北京农业大学钟燕副教授从《奥德赛》中主人公对故乡伊塔卡岛的土地依附、岛上亲人对家园的持续守护两点入手，讨论故乡环境在想象记忆和生存现实中的意义，并从归返途中“群岛”地理构成的欲诱、博物学知识对成功返乡的帮助两点出发，探析归途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她认为，《奥德赛》是以大海为辽阔背景的返乡作品，主人公奥德修斯的返乡体现了水球环境中人类家园情怀的隐喻。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和深圳大学文学院王晓华教授分别从理论上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环境美学”关注融入环境之中的欣赏者与环境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游戏，他对环境美学的三位代表性学者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卡尔森（Allen Carlson）与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各自的关键词“融入”（involvement）、“浸入”（immersion）与“交融”（engagement）进行了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理论思路隐含着“生态”和“身体”两种理论取向，前者使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密切相关，后者则使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与相关美学理论形态的对比过程中，环境美学的独特理论价值才进一步凸现出来。

王晓华教授则从“生态学”创始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一元论思想出发，对“生态美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梳理。他指出，海克尔反对二元论和人类特殊论，提出了一元论艺术概念，其生态美学具有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两个维度。但由于海克尔没有明确界定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生态美学发展过程中，机体美学逐渐被遗忘而环境美学日益凸显。在环境论的视野中，世界实际上被划分为人工化的世界和自然，二元论的幽灵又出没于文本之中。王晓华教授认为，为了避免二元论带来的理论困境，生态美学的当代研究者应该追本溯源，回归一元论世界观，以重构完整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

四、生态文学主题研究

生态批评自肇始之日起，经历了荒野回归叙事研究、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研究、环境正义的物质主义叙事研究等浪潮，后又出现了混杂叙事。拥有持续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经典的美国文学为当代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对美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生态批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会议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延伸到英国经典文学和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批评视角从“再栖居”的荒野乡村到“人类纪”的城市和科技困局。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红教授基于对美国生态文学的深入研究，首先梳理了“再栖居”概念的四重内涵：离乡之后的返乡，经历多重生活方式后对先人、前辈适应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重新认同；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重建本地生物区域内生态平衡；多地价值视野下对敬重生命、关爱他者的在地价值与责任意识的重新认识；以“星球意识”平等看待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亚洲传统佛教。在此基础上，她探讨斯奈德、霍根与贝瑞这三位生态作家对这一主题的不同演绎。斯奈德的再栖居主要是荒野再栖居，他提出星球意识下的再栖居，再栖居书写融有跨文化的色彩。霍根则在《靠鲸生活的人》中以人与动物之情的变化，体现返乡栖居是融入多地体验的复合在地，是经历多重价值影响后对在地价值及融入地方生活方式的重新肯定。贝瑞的再栖居书写涵盖荒野在地与农场栖居：《长腿屋》重申了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主义思想；而《土地家园》提出在农耕生活中培养与增强个体对家庭、社群、土地与自然的责任感，续写了杰蜚逊农业民主社会的理想，体现出兼顾人类与其他物种安康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张华教授介绍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批评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拓者、《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创刊主编墨菲教授作为诗人的生态情怀。他认为，墨菲教授的诗作体现了其生态批评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二者在相同时期相互呼应，思想变化的脉络明晰。

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朱翠凤反思“生态美学之父”约瑟夫・米克对生态危机的起源与悲剧、喜剧关系的探讨。她认为，米克假设悲剧中存在人高于自然、将自然视为对立面的意识，将超自然的力量或一个先验伦理秩序存在的预设视为悲剧的特点：“为了结束人与自然世界之间长期的、灾难性的战争，人们有必要拒绝悲剧的人生观。远离悲剧，是人们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前提。”米克推崇喜剧的解决方式，认为人应该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改变。在这个观念背后，似乎假设环境本是好的、人为了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改变也是好的。我们要做的似乎是像工业烟中的蛾子一样，改变自己的“颜色”，而不是想着如何治理这些空气中的污染物。

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张紫嫣以《乡村时光》《北方农场》《沙乡年鉴》为研究文本，从“俚厍榻帷薄巴恋芈桌怼钡冉嵌忍致巯绱宓拿姥Ъ壑岛吐桌硪庖濉K认为，与荒野的人迹罕至有异，乡村参与者多了一份日常伦理和悲喜情感；与都市、花园的人造景观不同，乡村与自然的联系中多了一重野性的特性。人置身于乡村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是无可替代的，美国自然文学中乡村书写的意义在于观察人对自然环境的作为，记录人与自然相遇的历史，反思人与自然的变化关系。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张建国研究员论述了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科学散文代表作的三个特征：其一，通过阐释和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观；其二，反对滥用科学宣扬男性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倡导人人平等互爱的生态社会；其三，倡导生态科技观，反对滥用科学。古尔德五部代表性作品讨论的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共存共容，人类因为贪婪无知而破坏环境才导致生物灭绝。古尔德强调，人类需要为保护自己在内的生活圈负起责任，他强调对自然的关爱之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汪海副教授将研究引向“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他以狄更斯的小说为例，认为雾霾的出现更被狄更斯看作是一种警示：它彰显了维多利亚时代被排斥、压抑和遗忘的各种不可见物，暴露了潜藏的现代性危机。他认为，狄更斯以哲学现象学式的敏锐与深刻，从空间、意向性关系与时间三个层面揭示了雾霾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包括雾霾导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造成的感官体验与心理感受，催生的新的美学经验，以及引发的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根本变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宋丽丽副教授以刘慈欣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为例讨论“人类纪”的混杂叙事，将现实思考、学术视角和科幻文学文本作了一次成功的对接。通过介绍三波不同的叙事研究浪潮，她认为“人类纪”是指人类已经很明显地改变了地球表面海洋和大地，而且重置地球生命的秩序，其暗含话语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以及殖民主义的反思。“人类纪”概念的确立，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与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人类纪”的背景下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叙事混杂性研究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她分析了《三体》的混杂叙事，即地球与三体，末世与轮回，现实与虚幻，荒野与科技困局，人造万物与自然法则等叙事，试图从中理解“人类纪”的混杂迷局与人文主义的可能走向。她认为，“人类纪”背景下的生态批评研究将要超越唤醒大众环境意识的道德理想化层面，而走向环境人文精神的认识与建构层面。

五、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

从万物平等、环境正义的角度探究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与会代表一致关注的话题。资深学者借助后现代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解读文学经典，体现出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性；青年学子对中外古代经典的研究则给会议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淡江大学英文系蔡振兴教授援引德勒兹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和瓜塔里的“生态哲学物件”（ecosophic object）理论，结合施宾拉德（Norman Spinrad）的小说文本《温室夏天》（Greenhouse Summer），对气候变化问题和资本主义机器对自然、媒体、科技的控制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新物质主义对现有哲学思想有两点启发意义：其一，突破人类中心论和意义建构论，强调物质的能动性，其存在意义可以独立于人的主观感知；其二，超越语言学转向后对语言的过度强调，物质可以独立于语言的建构之外存在。“生态哲学物件”以符号的、机器的、虚拟的和存在的为特征。通过“物件”的概念导向“混沌宇宙分析”（chaosmosis），而“混沌”体现对秩序的挑战和补充，这有助于我们突破决定论限制，走向他者所代表的多重可能性。

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梁一萍教授从自然写作、非人本主义生态论述、后殖民生态论述、生态女性主义、跨物质生态论述以及植物哲学等角度，给予经典文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新的诠释。迈克・莫德（Michael Marder）认为，“植物―思考”（Plant-thinking）的特点是非感知（non-cognitive）、非理念化（non-ideational）、非形象化（non-imagistic）的，相对于形而上学传统，它强调植物生长的生命力（vegetation），抗拒统一逻辑，排斥工具理性。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达洛维夫人摆脱不掉中产阶级的繁文缛节，她所买之花和散步经过的伦敦市区公园代表了城市化、商品化与阶级化对自然的控制，买花不是为了亲近自然，而是以人本主义奉献的精神，服从文明社会的符号。因此，以意识流著称的《达洛维夫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批评意识，是值得重读的经典文本。

同样涉及植物思考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谢超。他结合物质生态批评、跨身体理论、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理论和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的“植物生态批评”（vegetal ecocriticism）理论，探讨劳伦斯植物诗歌中植物、动物及人的身体三者间的转换，认为劳伦斯企图通过对植物拟人化和拟动物化的书写，重建人与自然和谐有机的联系。

淡江大学林国浒博士通过对比法国电影《野兽》（La Bête，1975）、阿尔比（Edward Albee）的戏剧《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2003）和美国纪录片《动物园》（Zoo，2007）三部与动物恋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探讨动物恋争议背后的伦理、政治与美学因素，动物伦理与主流话语体系之间抑制与颠覆的关系，以及基于差异、多元与跨界的伦理―美学范式重新定义动物恋的可能性。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与文化学院的李贵苍教授从东西方神话与文学想象对比的角度，分析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生命“变形”的不同特点，指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生命体之间的变形和转换体现了能量传递、彼此关联、统一整体的生态原则。他认为，《聊斋志异》表现出中国自然观的灵性特点，《变形记》则体现出西方自然观的野性特点。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金美玲分析了托尔斯泰儿童文学作品树和动物的形象以及登场人物认识的变化。她认为，作家所表现的生命思想与爱的观念并不局限于人类，还适用于植物、动物乃至无机物等超越时空的广泛存在。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界作为生命共同体和谐共存的生物平等主义的生态思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魏薇认为，爱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夜莺与玫瑰》讲述的是能量流在生态环境与人之间运作的故事。王童康试图用“儿童般天真”（child-like innocent）的眼睛关照自然的重要性。她从《世说新语》咏雪篇中“撒盐空中差可拟”和“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撒盐”和“柳絮”两个比喻出发，指出二者的差异既展现儿童对自然独到的鉴赏力，而前者暗示的“人的在场”与后者中蕴含的“放弃的美学”也可以体现出二者不同的自然审美。

六、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

将文字为主的生态文学研究转向图像描绘研究和电影研究，可以认为是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延展，在各种不同的跨界书写中传达的是同样深切的生态关怀。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英语系暨研发处罗宜柔副教授选定格林（Candace S. Greene）与松佟（Russell Thornton）的《天星陨落时：拉可达冬日历书》（The Year the Stars Fell：Lakota Winter Counts at the Smithsonias）为研究文本。她指出，冬日历书为北美原住可达族（Lacota）民常用之年历，记载着自每年首次大雪至隔年首次大雪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初期原住民并无文字传承，因此此类历书多以简易符码或象征绘出，即汇集拉可达约17位历书记载者历时200年（1700―1925）的原住民生活记录。透过原住民图像符码记载，深究并体验北美原住民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将自然融入生活、师法自然、崇敬自然的环境伦理观，验证原住民“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生态铭刻。原住民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强人类中心还是弱人类中心，都是警醒人类对生态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论述了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与黑泽明电影的俄国自然形象。他认为，黑泽明的自然观既受到日本文化传统文化的滋养，又受到西方宗教及哲学思想的陶冶。而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的拍摄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环境问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泽明表达了建构于西方文化的“自然人”理想，又将自然现象作为辅助叙事和传达象征意义的手段，让人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神秘，他用长镜头展示乌苏里的严冬和盛夏，色彩斑驳的树林、篝火、风雪，脚印、河流，日月交辉、风雪和冰原奇观。森林是温柔美丽与阴暗野性并存的地方，让人类在其间顿感渺小。通过对原始森林的描述所展现出来的“森林文化”，培育与自然的共存感、对自然的敬畏、万物有灵的虔诚之心，反省砍伐树木、残杀动物的恶行。这种深存于日本文化的土著价值观，在危机时代反而可以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阳副教授回溯中国生态电影制作和生态电影批评的历史，提出在当前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中，生态电影批评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和展开，研究者将好莱坞生态灾难大片和生态纪录片视为生态电影的范本，因而忽略了生态电影以及生态电影批评所具有的更加深广的内涵。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他对中国生态电影的现实维度展开探讨，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以生态自然的思想反对消费主义文化；关注自然本真的纯朴天性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回响；面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转换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向大自然学习无私给予的品格；家园意识和对“诗意栖居”的诉求。在中国当下生产的电影中，许多目光敏锐的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将生态意识转换到叙事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抵抗消费文化及其所造成的人生困境的文化斗争场域。中国生态电影批评由此也可以找到新的切入点和新的阐释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连丽丽讲师分析了电影《追凶者也》中由迁祖坟酿成的悲剧。她指出，在工业文明物质至上的原则下，人类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大自然，并导致了新的野蛮，做出物伤其类的非理。对大自然的征服与占有，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危机，更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佳奕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伦理观和深层生态学的角度重新解读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她认为，小说选取的生态叙述策略表现在对立、反抗和救赎三个层面，而生态叙述与隐喻的选取，既彰显了野夫作品独有的气质，又突出了该小说的实质所在，即让“生态”成为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实的隐喻和对未来不可测的预估，暴露潜藏其中的现代性危机。

七、余述

本届研讨会首次设立硕博论坛，来自北京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几所高校的六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得到资深学者一对一的点评。年轻学子频发新见，被寄予继往开来的厚望；资深学者细心点拨，使得本次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训练营”。

主编论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主编张冰主持，中国台湾地区《淡江评论》主编蔡振兴、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艺》主编夏忠宪、《外国文学》副主编姜红、《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胡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宁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鄱阳湖学刊》副主编胡颖峰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的情况、学术前沿问题以及论文写作和发表经常出现的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届研讨会还设书展，展出参会学者的专著、译著和期刊共计近百余册。其中包括程虹教授著作《宁静无价》《寻归荒野》、译作《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心灵的慰藉》），蔡振兴教授等主编的著作Key Readings in Ecocriticism，王晓华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梁坤教授的著作《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神话诗学研究》，杨慧林教授主编的“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谢天振、许钧主编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等等。另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美比较文学》《美文・汉风专刊》《鄱阳湖学刊》等刊物。

生态问题本身兼具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本届会议成为跨文化对话、跨领域交流和跨学科研究的复调合唱与思想狂欢，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出了中国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关于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还是关于原住民的生态论述，关于人与动植物等他者关系的考量，关于生态文学主题研究以及跨界书写，均多从尊重自然的万物有灵论、万物平等的理念切入，最终归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呼吁人类省察自己对生B危机的责任。由研究者和践行者汇聚而成的生态学术共同体，对进一步繁荣学术，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