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柔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

(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棘手的区域公共问题。近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在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空间重组和空间集聚,其结果也萌发了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表现在:1.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目前占社会六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村城市化的压力巨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也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差异,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的问题。从这一视角看,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值得区域公共管理开展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究,比如“假性城市化”现象、“城中村”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村改居问题、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等等。2.行政区划变革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行政区划的调整更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股动力的促动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尤为频繁。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治理权限在区域空间上的较量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过程,其中隐藏着多维的利益博弈关系,牵涉到公共管理的深层次症结。因此,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科视野的研究。3.流域治理问题。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是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上下游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又是不完整的,它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特别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俨然成为流域内利益独立的博弈主体。因此,流域治理的公益要求(如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城市规划等)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主要是经济发展、财税指标、后发困境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总之,流域治理引发的区域公共问题甚为棘手但又亟待解决。(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加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理论视角来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建国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历经艰辛,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因而与西方发达现代化诸强相比,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仍基本处于“经典现代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再现代化”甚至超现代化水平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尤为突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严重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空间区域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一系列事关国家或地区发展前途的区域公共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国内的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明、社会发育、竞争优势等方面差距明显,形成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2.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滞胀和结构性萧条的发展困境,已经凸显出“问题区域”的态势。3.老、少、边、穷的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容乐观,与沿海先发区域间有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4.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内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较为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逻辑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处理和解决好了上述一系列区域性公共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二、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就目前来看,对于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难以胜任区域公共问题的合法、合理和高效治理。这些缺失主要是:(一)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和“大一统”治理意识,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管理,历代统治者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是强化了“国家简单化”的治理理念。如果从治理的技术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传统的这些治理特质,可以概括为“行政区行政”。所谓行政区行政,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单位行政区域界限的刚性约束,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它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看,行政区行政适应了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封闭社会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发轫于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契合了政府专制统治的传统。自工业社会以来,基于韦伯的“现性”而构建的稳态的“科层制”结构,更是使行政区行政模式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2.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根据行政区划的人为切割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向型行政”或“闭合型行政”模式。内向型行政模式从根本上讲是“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3.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上看,行政区行政是一种垄断型统治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惟一主体,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可以预见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问题,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从而包办和代办了单位行政区域内部的大小公共事务。4.从公共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看,行政区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管理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也就是说,根据“科层制”所内蕴的层级分设和层级节制的基本法则,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在行政单元内部的日常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和单向度的,由此形成一种单一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式闭合结构。特别是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从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层次设计是行政区行政的基本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切割为若干层次,进而设计机构类同、职能重叠的等级治理架构。很明显,那些跨越这些等级层次的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不在等级制治理的层次设计视野之内。

(二)现代区域政策框架尚未成形。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1](P540)。其理由是:1.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2.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区域政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4.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实际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误区和问题。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由于长期受人治行政、集权体制、全能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就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健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除了上述两大问题外,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也很不健全。主要有:1.宏观与中观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国际上“深度一体化”进程和宏观区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当属“欧盟”。与之相比,我国与亚太国家结成的宏观区域或者与相邻国家结成的次区域,其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加以完善。2.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安排非常脆弱,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病灶。3.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制度弊端甚多,其中涉及的水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4.区域公共协调机制并不健全,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制度、省际区域公共协调制度,等等。5.行政区划调整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突出,政策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浓厚,尚未有建基于制度和法治原则的制度约束机制。6.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

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的政府制度创新,首先要突破以单位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政府统治为要义的行政区行政的缺失,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1.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因应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区域性和区域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倍增。2.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它摒弃了传统的“内向型行政”或单边行政的弊病,奉行“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哲学观,把大量跨越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由此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3.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形成了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4.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总之,根据区域涵盖界域的大小,我们可以把现代区域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间区域公共管理、次区域公共管理和国内区域公共管理3种类型(见表1)。

(二)治理机制的创新:从科层制到组织间网络制。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杂芜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传统的科层制面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借助于科层制、市场机制、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来对其进行“多中心”治理,形成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新机制。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所指出的:“全球性的最大特点是网络性,因此,这些治理机制也应当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治理仍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与实际不符,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网络化而难分彼此。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P13)组织间网络治理最成功的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欧盟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认为:集体意愿的组织原则和的观念是区分社会政治体系的两个构成性要素,因此,根据两者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以区分出4种不同种类的治理机制(见表2);在这4种治理类型中,法国一般被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美国以“多元主义”而著称,瑞士是“和谐主义”的典范,而欧盟则成为“交织主义”(即网络治理)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对贝娅特?科勒—科赫的4种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归纳和概括出其中的主要特征(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这些特征也与上文分析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要特色并无二致。

(三)制度基础的建构:从“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由于尚未建构起适应区域公共问题管理需要的相应制度体系,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袭“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所谓国家简单化管理,是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国家官僚的极度理性而设计的一种“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逻辑下,政策具有随意性,制度设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问题的针对性。简而言之,国家简单化管理,就是官僚在过分自信的情况下滥用国家权力,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治理安排[5](P3)。国家简单化的管理制度,难以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那种“国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家精密化管理,是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官僚,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比如以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例,为了确定结构基金(StructuralFunds)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的受益区域范围,欧盟当局制定了通用的区域体系(NUTS区域)。整个欧盟的区域划分为3个NUTS层次,每个成员国分为1个或多个NUTS-1区,每个NUTS-1区又分为1个或多个NUTS-2区,NUTS-2区又进一步分为几个NUTS-3区。同时,对应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3类区域问题,至少有3类问题区域划分,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又如,具体到英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来看,英国把英伦三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英格兰划分为9个标准区域,分别成立9大区域发展局(RDAs)①,在9大RDAs下面又做次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区域划分,从而使区域问题的治理变得更有针对性,工具和策略更有可操作性。反观中国或国内的一些省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度基础尚较为薄弱,表现在:政策随意性强,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框架;区域的划分非常简单和笼统,而且变动很大,很难真正确定区域政策的受益范围;尚未有相对独立、具有法治基础的专门区域管理机构,等等。

(四)区域政策的创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传统上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只有面向国内或地方的内部政策,缺乏面向国外和区域间的区域公共政策。要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政府制度创新,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实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将以在1986年成立的环渤海区域市长联席会为例来研究公共管理在区域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公共管理职能对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就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促进区域合作组织中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此次会议的宗旨及原则，并从中剖析公共管理职能是如何应运而生的。首先，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的宗旨：以国家对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总体规划为中心、以增强经济合作区域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而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扩大经济合作区域内的交流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其次，联席会的组织原则是“在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和社会全面合作中，坚持政府协调、市场运作、企业自主、社会参与的合作原则，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共同发展的工作原则”。从宗旨和原则中不难看出在章程的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公共政策理论在实践中所必然表现出来的利益倾向性、整体性、合法性与强制性等一系列特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区域合作组织要想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为了适应公共政策理论落实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也为了满足区域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区域合作组织通常都有《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宣言》等文件，可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协议、宣言落到实处，而不是束之高阁。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推进经济合作的积极探索与创新。进一步发挥公共政策和共同决策的重要作用，围绕区域合作的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进行综合调研和比较分析，而这一过程正是公共管理职能在区域合作组织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二、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议

在促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仍面临着重大的问题，陈瑞莲曾经对合作组织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提出，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非凡，但是缺少实质性推进，其主要原因是区域城市政府间没能够形成统一、合理、公正的公共管理体制，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活动无法做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公共管理体制是否能够让人满意，是由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等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区域合作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难题，其最终的解决往往是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分不开的。在促进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曾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自己的建议，本文归纳后得出主要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是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

职能不可缺少的支撑。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共同利益驱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国家的参与，要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引导。

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机制

这样的官员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区域合作中的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有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扩大。

3.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要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存在的冲突，并不是否认地方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是可以通过一种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挥政治协调的积极作用，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同时实现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最终实现区域合作组织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三、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宽度，对我国经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区域合作发展便是新的问题之一。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依靠公共管理职能加以有效解决。本文从区域合作与公共管理职能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公共管理职能，强调了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的作用，得出其推动区域合作的结论，并对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提出了一些建议。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区域管理机制中新兴的主导形态是行政区行政，行政区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演进的时代标志，在人类行政区划史的伴随下诞生并发展。由此可见，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导机制。传统的行政区域管理机制存在一定弊端，比如行政区域管理目标模糊、治理主体单一、“权力至上”等[2]。随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下，国家行政部门对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认识更加深刻，切实感受到区域性公共管理对构建有序社会的积极意义，使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在新形势下，区域性公共管理面临着多种因素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机遇，“无界性”和“外溢性”是当今世界格局下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突出特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事业的治理急需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规范，它要求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划模式，同时发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全新形态，进而推动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

2.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

区域性公共管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现代观念的突出表现形式，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都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体系性。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挣脱了传统行政划区的硬性束缚，同时弥补了行政区行政的制度缺失，在全新的世界格局下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管理机制的稳固框架。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价值导向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探析。

2.1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出发，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社会开放和制度透明的时代产物，它满足了公民知情权的合法享有，是构建民主社会的机制保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权利变更、风险加大、难以估测是社会生态复杂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科技信息的普及化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高度渗透巩固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依存状态，进而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层面不断扩大，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广度”与“深度”的全方位管理。

2.2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出发，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业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价值导向关注的重点内容，弥补了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中以行政区划为一切工作重点的固有弊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秉承区域性行政和共同合作治理的科学观点，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事务分层和细化治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广泛的，既有国家部门，也有私域机构和第三组织，切实构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新格局。

2.3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运行机制出发，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实现了多元、分散、上下互动的管理对象的有机整合，理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中合作网络和交互重合的复杂关系。协商、洽谈、调解、谈判等方式方法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对区域内部以及与该区域有横向或是纵向交错关系的区域进行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模式遵循了经济市场的内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点，实现了公共利益的多元认同，加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

3.推动区域性公共管理发展与崛起的策略方法

3.1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

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实践工作，继承并革新先前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精华，打破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束缚，与现代管理理念接轨。在满足时展需求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合作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还需加快改变区域性公共管理“集权式”的传统模式，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与多层客体之间的关系，加强主体与客体的现实联系，促成新形势下多元化的区域性公共管理模式，体现出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创新的优势。

3.2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规范区域性公共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使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始终走科学化、理性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责任践行范围和权力使用范围，加强区域间公共管理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间的国际化合作。纵观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律制度化树立了区域性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威形象，保证了区域性公共合作管理的持续性。

4.总结

总而言之，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势在必行，只有切实践行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现代模式，才能创新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树立满足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管理体制革新的时代观念，继承并发展科学的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内部机构，实现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促进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公共管理是指根据公共政策理论，在特定的时期为服务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公共管理实施的好坏，几乎完全取决于公共政策理论。公共政策是现代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其表达形式十分广泛，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指示、政府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公共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规范机关、团体、个人的行为，而在区域合作中其作用则主要是为了规范区域合作组织的活动。目前，关于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在公共政策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很受政府重视，也实实在在地发挥着管理区域合作的作用。随着区域合作组织数量的增长、影响力的扩大，一方面，关于加强对区域合作组织的管理问题便暴露出来，并且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如何适当地发挥出公共管理职能的作用也是一个问题。前文已经提到公共管理职能的作用在于规范区域合作组织中的活动，那么自然而然加强对区域合作组织的管理与公共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变成了密不可分的两大要素。充分利用好区域公共管理和区域合作，明确区域合作应采取“中心结构”模式、“龙头”模式、“多中心结构”模式以及“多中心集聚”模式，并且不同区域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区域合作组织的公共政策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够减少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阻力，更有利于区域之间的合作。目前，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反之，公共管理职能的诞生从根本上来说也少不了不断壮大的公共区域合作组织的推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壮大。

二、公共管理职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以在1986年成立的环渤海区域市长联席会为例来研究公共管理在区域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公共管理职能对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就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促进区域合作组织中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此次会议的宗旨及原则，并从中剖析公共管理职能是如何应运而生的。首先，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的宗旨：以国家对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总体规划为中心、以增强经济合作区域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为目标，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而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扩大经济合作区域内的交流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其次，联席会的组织原则是“在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和社会全面合作中，坚持政府协调、市场运作、企业自主、社会参与的合作原则，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共同发展的工作原则”。从宗旨和原则中不难看出在章程的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公共政策理论在实践中所必然表现出来的利益倾向性、整体性、合法性与强制性等一系列特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区域合作组织要想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为了适应公共政策理论落实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也为了满足区域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区域合作组织通常都有《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宣言》等文件，可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协议、宣言落到实处，而不是束之高阁。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推进经济合作的积极探索与创新。进一步发挥公共政策和共同决策的重要作用，围绕区域合作的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进行综合调研和比较分析，而这一过程正是公共管理职能在区域合作组织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的建议

在促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仍面临着重大的问题，陈瑞莲曾经对合作组织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提出，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非凡，但是缺少实质性推进，其主要原因是区域城市政府间没能够形成统一、合理、公正的公共管理体制，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活动无法做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公共管理体制是否能够让人满意，是由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等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区域合作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难题，其最终的解决往往是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分不开的。在促进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曾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自己的建议，本文归纳后得出主要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是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可缺少的支撑。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共同利益驱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国家的参与，要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引导。

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机制。

这样的官员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区域合作中的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有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扩大。

3.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要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存在的冲突，并不是否认地方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是可以通过一种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挥政治协调的积极作用，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同时实现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最终实现区域合作组织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宽度，对我国经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区域合作发展便是新的问题之一。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需依靠公共管理职能加以有效解决。本文从区域合作与公共管理职能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公共管理职能，强调了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的作用，得出其推动区域合作的结论，并对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职能提出了一些建议。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字体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

、几点启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④Metcalfe,LesRuhard,Sue:《ImprovingPublicManagement》,London:SegaPublication1987.

⑤＞DavidOsborneAndTedGaebler:《Rein-ventingGovernment》,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1992,P.25.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园区积极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先进的公共管理意识、体制和模式。本文分析了园区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论证了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以及园区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并在提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立足本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开发思想为指引，一大批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动力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就是其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由邓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创造了两国政府之间合作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案例，并由于协议中对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规定而使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如今，八年过去了，园区不仅按照预定的设想运转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价值而受到政府、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园区建设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在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从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创新——经济发展。

一、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因，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首先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它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从管制思维到亲商思维（服务思维）

在全球化趋势日愈凸显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管制思维，树立权利本位、亲商思维、服务理念。在亲商思维的指引下，政府行为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谓亲商思维是指园区行政部门以为客商服务为最高宗旨，把亲商思维消化在招商引资、日常管理服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帮助客商获得满意回报率，同时使园区获得相应收益从而形成双赢格局。亲商思维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核心，它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些企业取得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快速提高。亲商思维把政府——工商业——人民利益三者统一于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园区管委会将亲商思维溶入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亲商观念的培育，园区各部门依靠高效的招商网络，建立了无微不至的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尊重客户的意愿，为客商提供快捷、简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同时采用敲门法的“国际招商网络”，即有的放矢地主动招取优质投资项目；建立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即园区管委会给予客商确定、清楚、快速的答复，一旦承诺，务必兑现；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确立为我而用的招商标准。园区依靠新加坡经发局的国际招商网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由浅入深地逐步形成点一线一面一化的园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招商策略。亲商思维改善了园区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誉，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产业巨头落户园区，从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的园区发展格局。

2．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

国际贸易中的公正观念。互惠观念、谈判协商观念本质上都与规则观念紧密联系。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规则办事，公正、公平、互利。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解决纠纷和难题。政府应制定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地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府管理模式从个人权威转向规则权威，使政府理念由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坚持依法治理。严格执法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法治经验的引进一一借鉴——运用，以法治思维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园的法规体系和执法机制，形成工业园区完善的法制环境。其内涵表现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专家治园的规划管理体制。园区的规划管理体制推行专家治园，公开公布政府的园区规划，然后授权规划师分级管理，行政首长只处理违规申请和上诉案例。同时实行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以杜绝腐败。

其次，完善和明晰园区法规。结合中国国情和园区实际需要，园区管委会共编制了18项管理办法，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才十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性收费目录搏动管理办法、公积金管理办法、国家公务员实施细则、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等等，将园区公共管理纳入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轨道。

最后，执法透明化。园区制定的《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划管理的内容。程序和工作时限，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园区投资环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园区管理依据、程序和方法，从而使执法主体与外商企业之间形成信息对称。管委会依法治园的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评，增强了园区的综合竞争力。

3．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公共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公共管理的目标木单纯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且也包括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是园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内容。“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资源”是新加坡人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共识。它将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来开掘和利用，其内涵体现为：充分有效地发现城市内外、国内外人力，做到人尽其才；提供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条件，知识更新和再培训的条件；发展教育和智力投资。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借鉴，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视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资源是工业园区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环境是工业园区最重要的投资环境”的理念。园区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寓简明于透明之中，寓灵活于规范之中，寓亲商于服务之中，寓动态于有序之中。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干高质量的公务员队伍和复合型经营管理技术队伍的引进等方面效果显著，适应了园区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需求，并使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分散型服务向一条龙服务转变；从低层次服务向高层次服务转变。

二、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

政府体制改革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内向外地表现为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动机。政府体制创新亦是一个过程，表现为：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渐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奠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地位。

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实践的中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进行体制创新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1．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加人世贸组织必将加快我国政企分开的步伐，使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行政控制，保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同一竞争平台上，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随着我国加入MO，政府经济职能又被赋予了新的内蕴，这体现为：引导，政府应研究和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寻找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调控，政府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扶持，在WTO制度规范的框架下积极寻求发展本国工业的途径，在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的经济。

园区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借鉴和创新优化了园区投资环境，吸引大批跨国企业落户园区，三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已形成了适合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投资产业结构。

2．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转变职能应以社会本位为导向，应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作为自身价值的参照体系，不断依据社会变量决定自身的结构、权限及其运行方式的转变，把政府全方位控制社会的冲动减小到最低限度。政府主要是社会的服务者、协调者和一定范围的干预者，社会才是主导者，因而评判政府职能的标准将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逐渐趋向政府公共政策化、公共管理社会化从而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在这样的政府中，公共管理的职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政府从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不仅自身可以达到消肿减肥的目标，而且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更小的政府——更好的服务是园区管委会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中轴。首先，更小的政府。园区管委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仅设立七套常设机构共12个局和1个非常设机构，定编120人，却承担了相当于市一级党政机构和近百个部门和职能，实现了对外（新加坡20多个政府机构）接轨，对内（苏州市及省，国家）接口的要求。同时，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了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又有利于实现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其次，更好的社会服务。园区管委会的社会职能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营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良好的园区生活环境。

三、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巨动

现代公共管理以社会需求为起点，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过体制创新以满足社会福利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关系。它表现为：经济发展要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

1．经济发展呼唤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用脚投票选择投资领域。在全球化环境下，跨国公司根据区域投资环境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劳工法律松、市场机制完善的区域或国家。跨国公司这种用脚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仅仅要求而且迫使政府进行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亲商理念、法治理念、从刚性行政转向柔性行政。

园区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经验，正是希望通过对其借鉴、消化和吸收，在园区尽快形成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制度创新来构造新的招商优势，并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构造新的增长点。此外，园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必须依靠体制创新为先导。园区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以及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超前试验区，以“管理示范”和“产业辐射”有效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就必须“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体制改革为先导，探索出一条以注重功能效益的体制供给来取代单纯的优惠政策，进而形成新一轮经济成长驱动机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完善政府过程功能，从而使政府输出功能符合社会生态环境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体制创新赋予了政府理念、体制、行为新的内涵。

首先，高瞻远瞩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园区依据产业发展战略、人才资源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的研究，提出园区产业结构发展的原则是“先二后三到二三并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当发展高效益产业、高就业产业；提出园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立足苏州，依托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

其次，亲商思维下更快捷的服务。园区建立上海——苏州工业园区的海关绿色通道。在上海海关和园区海关之间建立电脑联网，使园区的进出口实现直通与口岸式管理，从而极大提高通关速度，方便了客商；园区建立起由网络化职业介绍系统、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系统、法制化的管理系统等等。

3．经济发展为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体制创新——经济发展——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的良性循环。园区在借鉴新加坡经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一个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严格，借鉴新加坡裕廊镇规划模式建设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城区已在金鸡湖畔初现。

园区对新加坡经验的大软件和小软件借鉴已基本完成，园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园区之一。在此基础上，园区又树立了新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继续努力把园区建设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符合国际惯例的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园区。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求通过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借鉴和体制创新，从而形成制度供给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环。

四、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园区八年来的实践证明，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制度的创新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建立新的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开发区协会、山东省开发区协会、江苏省对外经贸厅先后在苏州举办了“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研讨班”，对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应该看到，这种辐射的力度是有限的。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加入WTO则构成加速这一改革进程的外部动因。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之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种种现实情境的制约：

第一，从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看，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存在着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体制创新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恰恰就凝结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当中，实际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它们曾经有过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于当下人们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对于体制转变的紧迫性的认识，对于改革将要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层次的一定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制约体制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影响到园区经验对外辐射的接受程度，同时意味着学习园区经验同样有一个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的问题。

第二，从体制创新的外部条件来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探索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撑构成园区经验对外推广的第二重制约因素。园区作为中外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从中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到双边三级联合协调体系的建立以及被赋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优惠政策，为园区的运作营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园区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实体，是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设计和运作的，它的资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负担很小，使其得以高起点发展，高效能运转：园区以150人的机构编制规模创造了130多亿元的GDP。园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

3．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行政关系的平衡发展。以绩效目标的设定为例。绩效目标来自于对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而公共问题的本质是公共需求与经济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因而既可以从经济社会现状方面来解释公共问题，也可以从(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角度来说明公共问题。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现状解读问题容易引发不满，因为任何现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且通过割断历史的横向比较，更加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从需求角度阐释问题，则更加容易使人清醒地看待现实，因为这会使人明白，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甚至可能是需求过于超前。比如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城市管理执法问题。从现状看，城管工作的缺陷的确很多，包括队伍构成、执法方式、部门协调等，执法矛盾非常突出；但从需求角度看，会发现城管工作有很大的改进，很多问题恰恰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需求猛然提升，导致城管工作面临很大压力。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实践教学的内容与学时比重1.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凸显特色，且内容更新快。在欧美，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以需求为导向，为适应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趋势，各大学在实践教学内容设计方面力求体现地区、行业和学科等特色。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密西西比大学侧重于农业地区的行政管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侧重于公共政策、社会机构管理及规划等内容，印第安纳大学侧重于环境政策等内容。法国马赛第三大学则结合区域特点开设了与欧洲地中海管理相关的特色内容。同时，为了更好培养适应时展变化的实践型行政管理人才，国外大学还注意及时调整和更新实践教学的相关课程。如，在美国一般每年都要淘汰掉5%左右的旧课程，增加9%左右的新课程。即便是保留下来的课程，任课教师每年也都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做出调整。［1］2.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比重较大。为了留给学生充足的实践时间，欧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压缩理论教学内容的学时，提高了实践教学的学时比重。在美国大学，实践教学学时普遍占总学时的30％以上。一些以培训公务员和MPA教育为主的院校实践教学的学时比重则更高，比如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的实习课时在总课时中高达50%左右，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学院的三年制培训实习时间占47%，德国杜塞尔多夫管理学院两年制的公务员培训实习时间比重甚至高达60%。［2］

实践教学的模式与方法1.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针对学生的个体和需求等差异，国外一般采取多样化而不是单一的实践教学模式，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选择。美国行政管理教育历史悠久的希拉丘斯大学的学生可以选择多种形式的考察和见习课。哈佛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学生可以选择全职实践或业余实践，也可以选择在学期中的实习或是暑期的实习。［3］德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实施两个实践学期制度，即第三、四学期安排4-6周的认知实习，第七学期再安排9-12周的顶岗实习。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采取的是工学交替模式，允许学生将课堂学习和公共部门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以获取实际技能。2.先进的实践教学方法。国外大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用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教学方法。比较典型的有：①互动式的案例教学法，改变了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案例教学著称，拥有多达1000多个的世界上最大的行政管理案例库，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应用能力。②团队协作而不是单一个体的项目教学法。德国大学普遍采用项目教学法，根据某个实际项目组织攻关小组，成员可以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协作中完成项目，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协作能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也采用这类教学方法。③倡导自主学习的教学法。爱尔兰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技能，实验、作业等实践教学环节不指定教材，由学生个体或学习小组自行确定目标，查阅资料，验证解决方案等。

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为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国外大学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在韩国，应用型大学常把是否具备实践经验视为聘请教师的重要因素，通过把好教师“入口”关为实践教学提供合格的师资。汉城大学的行政管理教师不仅学历高（大多是海归博士），而且大部分都曾经或正在政府的重要部门担任职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德国通过立法推动大学“双师型”队伍建设，颁布的《实训教师资格条例》详细规定了教师的教育资格、知识证明和职业证书等方面的要求。还有很多大学优化“专、兼结合”的实践教学师资结构。专职教师主要进行理论教学和研究，同时聘请在职或曾经的公共部门官员甚至政府高官担任兼职教师，主要进行实践经验方面的传授。在美国许多公共管理院系中，来自实际部门的兼职教师比例一般达20%。［2］以希拉丘斯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为例，公共管理课程就由曾任联邦人事管理署署长的坎贝尔教授主讲。［4］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也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类型。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学院等培训机构也非常重视聘请实际经验丰富的人士担任兼职教师从事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的校外平台国外大学行政管理实践教学之所以取得成效，离不开社会各界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①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公共部门都参与实践教学。从基层政府到中央政府，从本国政府到国际组织，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等都能成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参观、实习场所。②公共部门参与实践教学的形式丰富。“不仅提供参观、实习场所，举办讲座，而且提供个性化指导，联合开展研究，提供资金支持。”［3］如美国很多政治领袖和政府高官常给行政管理专业的师生开设讲座，法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对“跟随学习”的国家行政学院学生进行专业指导等。③构建“校、基”双赢的合作模式。以公共部门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公共部门提供资金、项目，对接高校师生的实践和研究，解决实际管理和政策难题。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实习计划”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管理学院的实习学生提供60%的薪金支持；德国政府通过有关法规使高校和公共部门的合作制度化，为实践教学校外平台建设提供保障。

实践教学的质量控制实践教学质量问题受到国外大学的普遍关注，为此，大多学校施行严格的实践教学质量控制体系。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高校就开始了以教育评价为主体的质量监控工作。目前，实践教学质量控制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包括多元化的考核主体、明确的考核内容与标准、严格的考核程序、科学的考核方法、考核结果的奖惩以及救济等。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教师教学情况开展评议活动，评议主体包括同行评议课堂教学情况以及每学期两次学生评价课程，评议结果公布在院报上。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考核学生的实践结果时，考核主体包括教师和实践单位，考核方式包括对学生的书面报告、个人和小组陈述、实践单位评语等的综合评价。德国的应用型大学对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价往往也会吸收实践单位参与。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路径

改革和完善我国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并不只是对教学方法、内容等的局部变动，还涉及在系统论指导下对包括教学动力、目标、内容、组织、控制、保障等多方面的重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借鉴国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对我国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提出以下路径：

（一）增强实践教学的动力机制

1.激发教师投身实践教学的动力。主要措施有：①社会心理驱动途径。通过思想教育、交流研讨、培训等手段，消除教师的思想误区和畏难情绪，增强教师实践育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使教师更加自觉地改进实践教学质量和提高自身的实践教学水平。②利益驱动途径。出台教师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科学计算工作量，适当提高工作量的报酬标准，对实践教学成效突出的教师及时给予表彰奖励，提高教师从事实践教学的积极性。③制度约束途径。对不同类型教师每年的额定实践教学工作量进行合理厘定并作为年度考核内容之一，规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化压力为动力。

2.作为“学”的重要一方，也要增强学生配合实施实践教学的动力。①要端正学风。每个实践环节的任务都应做实、做精，而不能做虚、做泛，力求取得实效，严防学生走过场。②提高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意识。处处留心皆学问。应教育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牢牢把握实践机会，如校内外劳动、志愿者活动、假期实践等，以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③建立激励机制。对于学生的实践活动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通过评比优秀论文和调研报告奖、计算学分等形式，总结和激励学生的实践活动。

（二）完善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

在实践育人动力的驱动下，新建本科院校要立足校情，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一是目标定位应体现自身特色，这是新建本科院校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包括：①结合高校自身优势。行政管理的实践教学应与本校优势学科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资源，彰显学校的特色。②与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对接。结合区域发展战略，提高学生解决区域问题、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③注重与行业发展相结合。针对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技能需要的变化，制定人才培养的相应能力目标。二是整体构建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方向，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和创新等能力，拓展以道德素质为重要特征的综合素质教育。三是科学分解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的分目标。将总目标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等原则分解成各门实训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实习目标、社会实践目标等分目标，注意分目标之间的连贯和衔接，构建一体化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三）优化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学时

1.构建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要摆脱教学内容安排“先理论、后实践”的思想束缚，按照实践教学自身的规律和内在逻辑重新设计实践内容，构建包括基本技能操作训练、专业能力训练、综合能力训练等全方位、协调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同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

2.改进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为增强人才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实践教学内容要紧贴发展变化着的实际进行优化改进：①增加具有跨学科、前沿性的“基础类”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的通识技能。②补充反映时代特征的实践教学内容。在网络时代，网络政府应对能力正成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之一。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设的《网上政府导论》做了很好的探索。③设计体现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教学内容。如某学院所在的区域提出“海西建设”和平潭开放等战略，高校可从地方公共管理的角度加强相关案例教学、项目研究和社会实践。

3.增加实践教学的学时比重。实践教学学时的具体比重因学校差异而不同，但多数学者认为，占总学时的比重在30%-50%之间比较合理。目前，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学时比重普遍不到30%，应重新修订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压缩理论教学学时，把实践教学的学时比重提高到30%以上，方可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此外，在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实践教学各环节的学时结构，改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占大头的局面，适当增加专业训练、社会实践等环节的学时比重。

（四）深化实践教学的运行改革

1.探索“工学交替”的实践教学模式。进一步完善“16+2”人才培养方式，探索“工学交替”弹性灵活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在第一、二、三学年，按照每学期“16周理论课+2周实践课”的教学计划进行培养；第四学年实行三学期制，前8周以实践学习为主，中间12周以理论学习为主，后20周实习与就业一体化，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良性循环。

2.改革实践教学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科学的、灵活多样的、新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专题研讨、经验交流、‘双讲’式教学等等多种形式和方法”［5］。尤其要加强以下两种教学方法：一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在新建本科院校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要研究好案例教学法的理论问题，抓紧经典案例库的建设，建设专门的案例实验室，探索案例教学的新形式，如现场教学、官员讲座等。二是虚拟实践教学法。充分利用现代网络，通过建立专业论坛等形式打造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的行政管理专业虚拟实践平台，增强学生对外部环境的体验，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成效。大胆探索组织实施实践教学环节的新做法，力求取得实效，避免形式主义。①在实训实验环节，应减少验证性、演示性的实训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的实训环节，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②开辟课外实践活动阵地。实践活动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还要引导学生开辟课外实践活动阵地，包括假期实践、行政管理论坛、文体活动、学生社团、“挑战杯”竞赛、学生科研项目等，全面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③改变毕业论文的单一模式。目前，大多文科专业实施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时选择的是毕业论文写作，但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不尽如人意，可探索调研报告、典型案例分析、课程综述等新形式，指导学生进行组织结构、流程、制度等方面的毕业设计，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五）夯实实践教学的保障基础

1.加大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实践教学经费是行政管理专业顺利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学校每年安排教学经费预算时，应根据实践教学需要，优先安排实践教学经费预算。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实践教学经费的总量不少于当年收取学费总额的30%，并确保逐年增长。要完善实践教学经费的使用管理制度，加大对实践教学经费的督查力度，保证实践教学经费足额到位和合理使用，提高教学经费的使用效益。

2.加强实践师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实践师资队伍是实现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关键。一方面，要完善培训进修机制，着力提高专职教师的实践经验和能力。包括：①把提高教师实践水平纳入师资培训计划，成立相关机构加强领导。②每年组织教师到公共部门从事6个月以上的挂职锻炼，学校给予正常的津贴、差旅报销等政策支持。③引导教师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和进修班，考取国家承认的专业资格证书。④鼓励教师申报和研究横向课题，积极参与公共部门的决策与咨询等。另一方面，要扩大兼职教师的队伍，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公共部门人士授课，逐步提高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学时比例。

3.大力开拓实践教学基地。首先，构建社会参与、支持校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良好格局：①教育主管部门应积极协调校、基关系，提供相应的政策、经费等支持，必要时可通过法规进行规定。②公共部门应增强主动意识，自觉地将参与实践教学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提供实践场所和给予业务指导。其次，要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创新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模式：①探索建立“校内行政管理部门实习基地”。校内管理部门的体系、工作性质与校外公共部门具有相似性，学生在校内相关管理岗位进行实习体验，也能收到良好的实习效果。国内其他高校如西安邮电学院等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探索。②建立“校内学生社团实习基地”。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实习岗位毕竟有限，所以，可以建立学生社团实训基地，引导学生参与学生社团的运作管理，在实践中锻炼管理才干。

（六）健全实践教学的控制体系

1.完善实践教学的预先控制机制。①制定一套实践教学的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作为实践教学活动的约束依据。相关规范应涵盖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主体行为，既包括对实践教学计划、实施、评价、责任、奖惩、救济等诸环节的详细规定，也包括对师资、经费、实习基地等条件保障的规章。②明确实践教学的质量控制标准。标准是控制的前提。要根据各实践教学环节的目的、内容、能力要求等因素，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不同的实践形式，质量标准应有所区别，以便客观、公正地衡量出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

2.加强对实践教学活动的过程控制。①建立实践教学的组织体系。构建“学校—教务部门—系—教研室—专业教师—学生”六级管理体制，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②抓住过程控制的四大环节。准备环节要检查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实践教学大纲等基本文件；初期安排环节要落实教师、教材、经费、场所等要素；中期环节要掌握教学进度和学生实际情况；结束阶段要做好学生考评及教师工作总结。③采用有效的控制手段。加强跟踪听课的教学督导力度；建立实践教学档案制度，及时填报实践教学完成情况；利用网络技术实现实践教学的网络化管理等。

3.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对师生的实践教学效果进行科学评价与反馈，这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督促。①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实践单位、学生、教师、学校、第三方专家等共同参与评价。②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教师教学评价的指标包括教学理念与态度、教学准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与方法、教学效果等；学生学习评价可根据不同实践教学环节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可选择的方式有考试、实验操作、实训报告、获奖证书等。③规范化的评价流程。通过规范流程，减少评价操作中的主观随意性，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④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及时将实践教学评价结果告知当事人，督促其不断改进实践教学质量。

结语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本科院校应增强实践育人的意识，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推进实践教学工作，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新建本科院校的良性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经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是地方财经类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需要，是遵循教育内、外部发展规律，适应大众教育阶段以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自2007年以来，西安财经学院结合西部地方财经院校的实际，探索并提出了“明确一个目标、创新两个体系、联动三个课堂、突出四个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多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综合实践，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用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一、明确一个目标：应用型创新人才

明确、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学校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自身条件及发展潜力，不断转变教育思想观念，逐渐明晰了“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西安财经学院2007年组织召开了“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加强实验实训教学，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08年组织召开了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10年召开了“加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为“应用型创新人才”。2011年《西安财经学院“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创新两个体系

1、理论教学体系

学校按照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内涵和特征，2009年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创新了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更新整合了课程教学内容。第一，构建了“四个平台、五个模块”的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个平台包括公共课平台、学科共同课平台、专业课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五个模块包括公共必修课模块、任意选修课模块、学科共同课模块、专业必修课模块和专业选修课模块。第二，加强基础教育，打通大类平台课，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2009年起在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数学类四个大类的14个专业，实施了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第三，各专业加大应用性课程的建设力度，着重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第四，依据财经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设置系列课程强化学生的数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实践教学体系

学校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了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目的。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公共课实践、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爱心服务；专业实践旨在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技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共同课实验（实训）、专业课实验（实训）、课程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第二课堂等。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时，充分体现实践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实践教学的学时和学分。目前，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文科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25%，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方面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以引导实践教学环节的高质量开展。对超过18课时的实验实训课均独立设课；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每学年设置两周的实践教学周。针对财经类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实训课程教学、管理和投入，编制实践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规范了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考核办法，保证了实践教学质量。

三、联动三个课堂

1、第一课堂（课堂教学）

学校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实施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融入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学校要求课程所属系（教研室）定期进行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研讨，在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的以案例式、呈现式、发现式、讨论式和创造式的开放教学方式为主，引导学生积极地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学校每年开展课堂教学观摩、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实验室（实训中心）评估、优秀教案和优秀多媒体课件评比等活动。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特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如：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推行“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信息学院倡导“教学互动，重在实践”，文法学院开展“模拟教学”，《高等数学》课实行“分类分层教学”，《大学英语》课推行“听说领先，综合训练”等，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教学方法。

2、第二课堂（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学校以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学术讲座为载体，推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近三年来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大学英语竞赛、高等数学竞赛等科技创新竞赛的学生达8000余人次；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作高水平的学术讲座600余场，参加学生10万余人次；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历届陕西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举办了5届“博学杯”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010年学校成立了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学校现有人文类、体育艺术类、科技类、理论学习类、社会实践公益类学生社团组织共56个，参加人数达8000余人；创办了《区域财经论坛》、《管理论丛》、《经济新视野》、《蓝风铃文学报》等10余种学生刊物；定期举办书画大赛、英语演讲赛、辩论赛、摄影作品比赛、“校园之星”风采大赛等一系列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3、第三课堂（社会实践）

多年来，学校利用寒暑假及节假日组织社会实践团，分赴全省各地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支教扫盲、法制宣传、社区援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社会化、品牌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特色格局。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达1.5万余人次，广大学生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使学生开阔了视野眼界，锤炼了思想品质，提高了实践能力，增强了创新精神，积累了社会经验，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四、突出四个能力

1、知识应用能力

在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课程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中，突出实习的专业对口性；制定和完善教学大纲、明确实践教学任务、教学内容、组织方法，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以改革实验实训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为重点，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重，逐步建立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

2、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实施“2+2”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学校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学生个人特长、兴趣和未来就业取向，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在专业大类内采取分流培养，提高学生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核心，在人、财、物上支持学生参加参与各类社团活动、科技竞赛活动及教师科研项目，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深化对课堂教学内容理解的实践性活动，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新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3、数理分析能力

学校按照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要求，着力提高学生的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尤其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加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相关课程的开设力度。通过强化量化分析课程教学，提高学生依据数据和模型进行经济管理、经济分析的能力。另外引导与鼓励教师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量化分析教学方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4、语言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