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论文范文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合作医疗

目前，农民增收困难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医疗保障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而陷入绝境的现象。本文拟从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兴衰、原因及政策性建议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对目前现状的改善有些帮助。

1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衰

建国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室）卫生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共同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疾病治疗和预防的一种社区型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相互配合，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71岁，①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为占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功不可没。然而，从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医疗保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随着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到1996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由1976年的90%锐减到5%左右。②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回到家庭保障。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村级卫生所、室或不复存在，或者转化为私人诊所。

2合作医疗衰退的原因

合作医疗大幅度滑坡以及恢复起来相当困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弱化。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生产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还拥有各项政治、社会、文化权力，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的分配，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控制力量是组织，推动和资金支持合作医疗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经营自越来越大，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资源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组织能力的弱化和只拥有十分有限的资源，挨家挨户收费又比较困难，使得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一如既往地组织和支持合作医疗。

3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合作医疗的衰退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消亡或市场化，导致农民医疗费用的急速攀升，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从1990年至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至2210.34元，增长了3.20倍；而同期每人次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了6.20倍、5.10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大大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村最贫困的农户（占4%）中，有一半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3．2政府投入不足。1998年政府投入的卫生费用为587.20元，其中用于农村的92.50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0%。政府投入不足不仅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市场化和服务提供不足，由此增加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且也限制了公共预防保健机构的能力。因为投入不足，使卫生防疫站、保健站等机构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预防保健服务有所削弱。

4发展农村医疗保障的建议

4．1真正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卫生投入，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医疗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卫生服务质量。

4．2加强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公共预防保健具有投入低、效益高的优点。必须改变目前基层政府忽视预防保健的现状，要明确公共预防保健是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财力、人力投入。尤其是在一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预防保健尤其重要。4．3继续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①地方政府，基层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组织和资金支持的责任。没有基层政府出面组织，合作医疗就会失去组织基础；政府的适当（根据财政支付能力）资金支持能够对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产生很大的引导和激励作用。②强化管理，规范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和监督。一方面要杜绝基金的被挪用，另一方面要维护基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避免出现干部与群众之间在交纳费用、享受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③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降低药品价格，合理确定补偿（报销）比例，保证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平衡。④目前许多国有上市企业减持国有股，所得部分资金应用于合作医疗基金，因为过去靠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国企，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才得以很快发展起来，在这过程中，农民是作了很大牺牲的。

4．4积极探索其他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形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合作医疗迅速衰退的同时，部分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障。1998年，除合作医疗外，享受其它形式的医疗保障农村人口占6.06%，约500万人。实践证明，农村医疗保障不必坚持“一种模式”，而应多种模式并存，毕竟中国地理广阔，各地农村情况大不一样。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确定适合本地农民需要的医疗保障形式。力求切合当地实际情况，也要符合农民的承受能力，并使农民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服务。如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郊农村，可以将农村的医疗保障纳入城市医疗保险体系，取消城乡之间的界限，这样可以拓宽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降低运营的费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870).

[2]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J]1999年4期(48-53).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2篇

（一）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正逐步拉大

中国城乡间医疗卫生资源差距显著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医疗卫生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极其匮乏。从人均卫生费用来看，2002-2011年城市由987.07元增长到2695.1元，增加了1708.03元，农村由258.33元增长到871.6元，仅增加了613.27元，城市是农村的2.8倍。从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来看，2007-2011年城市由4.9个增加到6.24个，增加了1.34个；农村由2个增加到2.80，仅增加0.8个。从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2003年城市为4.88人，农村为2.26人，城市是农村的2.2倍；2011年城市为7.97人，农村为3.18人，差距扩大到2.5倍。其中2011年城市每千人口执业医生数为2.8人，农村仅为0.95人，城市是农村的2.9倍；城市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为3.32人，农村仅为0.98人，城市是农村的3.4倍。［1］

（二）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低

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现状及对农民医疗卫生需求的满足程度，具体包括物质可及性、地理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三个方面。当前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低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低，农民的患病率未降反升，未就诊率居高不下等方面。2011年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为1.16个，人员数仅为1.32人。2011年全国设卫生室的行政村占93.4%，平均每村卫生室人员2.29人，每千农业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仅为1.53人。2011年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中，研究生学历的人员为0，大学学历人员仅为5.6%，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比例达60.5%。村级卫生组织中中专、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比例高达90%，其中1/3村医没有学历。2011年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构成中，初级职称及未聘的人员比例达84.7%，高级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仅占0.8%。乡镇卫生院2011年诊疗人次为8.66亿次，比2009年下降0.11亿次；入院人数为3449万人，比2009年减少359万人。［2］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离最近医疗单位距离1公里以上的比例为42%，其中边远地区的农村家庭离最近医疗单位距离5公里以上的比例高达22.9%；农村家庭1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医疗点的比例为34.4%，边远地区的农村家庭20分钟以上才能到达医疗点的比例高达36.9%。农村居民的患病率由2003年的139.5‰上升到2008年的176.7‰。2008年农村居民两周新发病未就诊率仍达35.6%。［3］

（三）农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过重

农民医疗卫生费用负担过重，是当前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困境的突出表现。医疗卫生费用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凸显。1990-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6，977.29元，增加了10.1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02元增加到436.75元，增加了22.96倍，农村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收入增长速度。从我国县属门诊和住院费用来看，1990-2011年门诊人均医疗费用由8.1元增加到131.8元，增加了15.27倍；住院人均医疗费用由309.9元增加到3549.3元，增加了10.45倍，同样也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4］尽管2008年全国已经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很快就吞噬掉了各地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一些农民只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农村为20%，其中医生诊断需住院而病人未住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的占70.3%；疾病或损伤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比例为37.8%。［5］

（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革缺乏可持续性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革缺乏持续性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制度与制度环境耦合性不足等导致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无法适应制度环境的现实与变迁。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没有健全的法律机制，都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然而，由于国家没有把发展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纳入强制实施的法律范畴，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从未上升为政府对社会的一种法定义务，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失去了强制性威力。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变革受制于意识形态、国家政策以及公共财政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供给不足和低绩效困境。如改革开放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民借鉴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创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与当时政治动员式的集权体制、制度和计划经济下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等制度环境实现了良好的耦合，发挥了较高的制度绩效。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瓦解，市场化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逐步形成。政府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没有把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列入社会发展目标，并未能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农村医疗卫生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变革，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低下。

二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影响因素

回顾和梳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改革理念的偏差、医疗卫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影响、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决策机制不科学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现实困境，阻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与改革理念的偏差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的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促进社会平等、公平，维护农民基本健康权利。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制度供给的“可以对经济发展过程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工具导向定位，体现了价值导向上效率偏重的理念偏差。改革开放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被视为服务于城市重工业发展战略的政策性工具，在思想上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在发展规模上盲目追求“大”和“公”，在办医体制上否定多种形式并存，极大地破坏了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和农村办医积极性，使许多地方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合作医疗制度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6］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重心从公平转向效率，创新重点在应对财政负担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制度供给成为服务经济发展、节约公共财政成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工具。新农合实施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制度服务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导向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医疗卫生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影响

医疗卫生传统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是造成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显著、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的重要原因。建国以来，受传统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战略等的影响，逐步形成和强化了城乡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导致了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差距的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逐步形成了以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三位一体”制度基础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在城市建立了公费医疗保障和劳保医疗制度，个人基本上不用付费。农村地区则实施以集体经济（公社、生产队）为依托社区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这种模式实质上是由农民隐性承担农村医疗卫生活动中的绝大部分成本，直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形成并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步开展了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了以效率为标准的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优质资源过分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广大农村仍然缺医少药。进入新世纪，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农村税费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然而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城乡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

（三）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决策机制不科学

决策机制不科学是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城乡二元差距显著，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以及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矛盾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医疗卫生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决策都由各级政府和决定自上而下的决定，不存在农民表达医疗卫生需求的个人偏好的渠道。改革开放后，和生产队被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所取代，实行“乡政村治”的新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农村医疗卫生供给主要不是根据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决定，而是由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强制性决策。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供给协商和谈判机制，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的驱动下没有动力和激励去考虑这种供给是否符合农民的需要，农民无法在农村医疗卫生供给中体现自己的意志。2006年，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开通了“我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专栏，诸多媒体还开展了相关的民意调查。然而，大多数农民未能参与到医疗卫生政策讨论中来，决策缺乏政府与公民平等对话的互动机制，最终政策方案老百姓直呼看不懂。另外，由于缺乏平等博弈的平台和机制，政策出台前进行网上征求民众意见的程序，但是往往“征而不听”，民主参与的“形式”与“实质”脱节，医疗卫生政策被强势利益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

（四）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医疗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的根本原因。建国后，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选择了“甩包袱”的财政释放路径，农村医疗保障成为抛弃对象，其所需资金基本属于制度外供给。国家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仅仅体现在补贴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并且严格控制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责任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由于受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差异以及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方式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1-2000年的10年间，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绝对值有所增长，但比重却由12.5%下降到6.5%。［7］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79年为1亿元，1999年下降到了3500万元，仅占全部卫生事业费的0.36%，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8］。1998-2002年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1998年全国乡镇卫生院总支出中只有10.5%来自政府财政补助。2003年以来，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绝对数虽逐年增加，但农村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状况并未得到扭转。城市人均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一直是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的3-4倍。大部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得不到足够的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能力较低。

三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破解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的现实困境，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科学创新，应从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以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以及注重培养多样学习源以寻求制度的有效创新和突破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

提升医疗卫生公益性，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农民健康权益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供给和变革的价值理念，坚持农村医药卫生事业为农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以保障农民健康为中心，以农村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为核心和关键。二是规范和落实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中的责任。明确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制度创新、战略规划、筹资、优化资源配置以及监管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主要责任。三是建立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切实保障所有农民都比较公平地享有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农村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四是要回应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着力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

提升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必须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创新模式。一是发挥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强化其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政府主导着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活动，享有制度创新的最终决定权，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政府应在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创建机制以及卓越创新实践的持续和推广中积极主动发挥自身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明确政府制度创新法定职责。二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应通过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职责，将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纳入绩效考核范围，推动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要促进各级政府间良性竞争与合作，加强宣传与培养地方政府创新精神，对于制度创新给予必要的奖励与政策扶持。三是健全制度创新专家咨询机制。地方政府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必须借助外脑和思想库，发挥专家的优势，运用集体的智慧，优化专家参与结构，提升制度创新的能力。四是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互动机制。要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决策听证、立法参与等制度，健全政府制度创新回应机制。要建立农村医疗改革政府决策承诺制、公示制度、民调制度、复决权制度等，实现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良性互动，保障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科学性。

（三）以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

建国以来，中国实行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是要建立城乡医疗卫生均衡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根据地方财政状况，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统一支援和有差别地资金分配制度。二是要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出的责任和范围，县、乡、村三级医疗财权与医疗事权要统一。三是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性投入体系，明确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合理确定城乡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共财政的比例，依法落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财政经费增长机制。四是促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交流与激活，促进城市医院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鼓励医疗机构和中高级卫生人员“错位下沉”，促进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良性互动。

（四）注重培养多样学习源以寻求制度的有效创新和突破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互动。当前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创新多为“刺激-回应”式的被动创新，创新理念较为僵化，创新难以走出“地方性知识”的困境。只有通过不断深入的实践去摸清、把握制度创新的规律性，才能使创新的制度具有生命力从而赢得普遍的支持。要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运行趋势、可持续性、制度化等问题的研究，拓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研究的视野，为制度创新提供思路与政策建议。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要通过合理分权，大力拓展地方自主创新、多样化的实践空间，鼓励地方大胆推进制度创新的探索，允许地方在制度创新方面展开良性竞争。同时要建立制度创新考核机制和推广机制，将经过地方实践检验、具有显著成效的基层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三是政府设计与社会智慧的融合。要重视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专家学者正确的建议对现实具有巨大的预见性和操作性价值，在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中，要培养一种宽松、平等的社会氛围，鼓励不同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积极发声，从中获取有益的建议对策。要创建一种合作、共享的机制，鼓励学术界和实践界的交流合作。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作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社区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自产生以来，先后走过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20年代的衰退和80年代的重建失败，如今又进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与普及阶段。纵观其兴衰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其制度体系设计的合理程度与功能完善程度是决定其适用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以及医疗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医疗的供求，还直接影响着新形势下农村医疗保障的制度构架和持续性发展问题。因此，如何看待新形势下的农村医保问题、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不仅仅是一个试点、总结和推广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国内农村医疗保障演进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分析

（一）初级农村合作医疗的“三位一体”均衡制

初级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概括为“卫生防疫医疗救助合作医疗”三位一体均衡制。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的“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于1955年初建立的医疗保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确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1976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达到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鼎盛时期。1976年之后，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逐步解体。据统计，到1989年，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已降至全国总数的4.80%，跌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低谷时期。

初级合作医疗的基本做法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以为统筹、以各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并实施“合作医疗制度”；第二，在公社所在地设立公社卫生所，在各生产大队设立大队卫生室，公社卫生所设有完备的门诊、住院科室及医护人员，负责全公社的医疗和防御工作，村卫生室配备简易的医疗设施和“赤脚医生”，主要负责本大队的简易病症诊治和预防工作；第三，公社社员以户为单位参加合作医疗，公社卫生所以户为单位发放合作医疗证，凭证就诊；社员每人每年需交纳一定的保健费，连同生产大队提取的公益金部分于头年的年终分配前统一扣除，然后及时上缴给公社信用社；对于五保户、贫困户，交纳合作医疗费用有困难的，可由生产大队在公益金中给予救济；第四，合作医疗费由公社信用社设立专账统一管理，公社信用社负有对合作医疗费的收缴、管理、支付以及监督公社卫生所合理使用合作医疗费的职能；最后，合作医疗费的使用遵循“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结余部分作为公共积累。

初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和普及，得益于“强制”参与和集体经济的全力支撑，使之具备了“广覆盖”和“筹资稳定”的特性，从而确保了合作医疗多项功能的顺利开展，基本上囊括了卫生防疫、医疗救助和合作医疗三个层面，具有了基本的防疫、保健、救助、诊治等多项医疗保障功能，共同构成了具有简单“综合”功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并且初步构建了农村“三级卫生防疫保健网”。

（二）单层次的农村医疗费用保险

单层次的农村医疗费用保险是我国第二次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到2000年全面改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提出了“恢复与重建”任务。习惯上，一般称该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为第二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缺乏集体经济的强力支撑，加之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城市化倾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首先就面临着“筹资瓶颈”困难——主要来源于“农户集资”，除东部个别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试点地区均以失败而告终。据卫生部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0%。

第二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单一性，直接根源于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下的农村“三级卫生防疫保健网”的解体，在财力不丰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农村“卫生防疫”和“医疗救助”的难以开展，因此，此时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就是仅仅局限于“病症诊治”的“单层次”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构架及其缺陷

2002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并于2002年末正式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为“新农合”），确定为中央、地方、农户、其他等多方出资的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开启了新农合的试点工作。2005年12月31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农合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因此，当前的新农合制度体系，基本是“强新型合作医疗弱医疗救助最弱卫生防疫”的三层次非均衡综合性制度框架结构，这是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领域有益的尝试。但是，以“自愿”参加和政府参与下的“多方出资”为特色的新农合制度本身就有着“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矛盾，影响并制约着其制度的完善性和功能的发挥。

首先，对于病症诊治，是当前新农合功能最强的一环，这也是“自愿”与“合作”原则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虽然受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多年缺失、医疗设施陈旧、医务人员匮乏及医疗费用高涨等的影响，各地的新农合制度构建并不甚理想，但毫无疑问，“病症诊治”仍旧是各地合作医疗制度最为重要的环节。

其次，卫生防疫是当前农村医疗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这也直接源于“自愿”原则下的“市场失灵”的结果。在医疗保障基金并不丰厚的现实条件下，医疗服务的天平必然倾向于病症诊治，而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防疫，必然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其实，自初级农村合作医疗解体以后，各地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前各地推行的新农合制度基本没有涵盖防疫功能。

最后，对于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其本身就属于政府转移支付范畴，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医疗救助的重要性和开展要求，但由于受当地政府财力和现行筹资渠道的影响，各地的医疗救助基金缺口较大，而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或调剂基金还没有真正建立，国家临时救助基金规模又很有限，导致农村医疗救助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的情况就更加严峻。

二、国外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构架的经验与启示

泰国和印度同为地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考察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做法，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有一定借鉴意义。

1.泰国“30铢计划”。泰国“30铢计划”是针对农民及流动人口而推行的一项全民医疗服务计划。它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标准（2002年为人均1202铢），将资金预拨到省，省卫生管理部门再分配给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本计划的国民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每诊次只需支付30铢的挂号费（对收入低于2800铢的农民可予以免缴），即可得到下列医疗服务：（1）预防保健，包括体检、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及艾滋病预防等；（2）门诊和住院服务，包括医学检查、治疗及《国家基本用药目录》规定的药品和医疗用品；（3）不多于2次的分娩；（4）正常住院食宿；（5）口腔疾病治疗等。

2.印度的“全国农村健康计划”和非正规产业的医疗保障制度。印度政府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在致力构建免费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现有的印度农村医疗系统包括四个层面：村卫生中心、初级卫生中心、社区卫生中心、地区医院。村卫生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母婴健康、计划生育和预防接种，也发放一些非常基本的药品；初级卫生中心很像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但是没有病床，较为严重或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送往社区卫生中心或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地区医院类似于中国的县医院和地区医院，其设施和医护人员配备相对较为齐全，一般只接受社区卫生中心转来的无法处理的病人。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4篇

（一）提高筹资水平，增加财政补助

2011年起，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确有困难的个别地区，地方财政负担的补助增加部分可分两年到位。原则上农民个人缴费提高到每人每年50元，困难地区可以分两年到位。将农村重度残疾人的个人参合费用纳入农村医疗救助资助范围。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确保财政补助和农民个人缴费提高后，参合率继续保持在90%以上。有条件的地区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加大筹资力度，让群众更多受益。

（二）优化统筹补偿方案，提高保障水平

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将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70%左右，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且不低于5万元。扩大门诊统筹实施范围，普遍开展新农合门诊统筹。人均门诊统筹基金不低于35元，力争达到40元以上。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经常服药费用纳入门诊统筹或门诊特殊病种费用支付范围。

（三）加快推进支付制度改革，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在门诊费用控制方面，各地要在开展门诊统筹的同时推行门诊总额付费制度。原则上门诊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仅限于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在住院费用控制方面，要积极推进按病种付费方式，扩大开展按病种付费试点县的范围，同时努力扩大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量并增加其对住院患者的覆盖面。对于未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的病种，探索按项目付费与按床日付费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在混合支付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住院费用总额控制的机制，在基金预算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支付总量的控制。医疗机构要配合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特别是对乡镇卫生院和民营医疗机构的管理，要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使新农合的管理与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相分离。要从卫生行政管理、第三方付费管控和医疗机构内部业务管理等方面，加大监管工作力度。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

1.增强县级财政支持度，加快县域发展，努力增强县级财政内生能力。指导各县做好收入征管，督促和帮助县级有效解决征管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收入增长考核办法，及时落实收入任务，强化收入责任，努力提高各县消化县级基本财力缺口水平，增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2.加大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补助资金，贯彻落实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和离退休人员经费。逐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在政府年度预算中应足额安排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核定的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医疗服务获得补偿的能力，以加大对医保基金的投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公共卫生补助资金挂钩，与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结果挂钩，促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完善拨付办法，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加强宣传新农合制度。通过广播、报纸、网络等方式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广泛宣传。主要针对新农合制度的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如何结算，如何报销等，特别是要利用大病救助的案例，深入开展新农合优越性的宣传，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争取达到全部的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规范农村医药市场的管理。规范农村医药品市场的运行，理顺农村医药品价格，既能有效减轻农民医疗救治费用，又能保证农村各项社会经济事业顺利发展。按照医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综合农民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农村医疗卫生技术劳务的价格。对于乡村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应低于县级医疗机构，以引导农民就近治疗。

3.把新农合的公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从根本解决新农合工作人员的办公环境、人员经费。另外，要有计划的制定具体措施，针对医疗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提高新农合人员素质。

（三）加快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1.依托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行政、业务、财务、药械、档案管理；推进“建设标准化”，力争80%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达标；推进“资质合法化”，使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具备执业资质的医生；推进“考核制度化”，对乡村医生进行定期考核，依据考核结果聘用并发放补助；推进“服务规范化”，使村卫生室医疗服务做到“看病有登记、配药有处方、转诊有记录”，逐步实行统一收费票据。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确保乡村医生补助政策落实到位。

2.继续加强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使每个县有1所符合标准的县级医疗机构，半数村卫生院得到进一步改造；合理确定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各村卫生院重点提高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能力，乡镇卫生院重点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急诊处置能力和对村卫生室的管理能力。调整乡镇卫生院科室设置，配备和培训人员。完善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机制，加强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纵向合作。

3.巩固和发展新农合制度。2012年，我省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240元后，中央财政将给每人每年补助132元，地方财政给每人每年补助108元，对地方财政负担部分，省级和市县各负担50%，市县负担比例由各市确定。除了提高筹资标准，还将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并对住院支付方式进行改革，实行了按病种付费的地区，限额内费用新农合按定额支付，参合农民可按实际住院费用的自付比例支付，超出限额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未纳入按病种付费的病种，将探索按项目付费与按床日付费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在混合支付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住院费用总额控制机制，在基金预算上对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支付总量的控制。扩大特殊病种大额门诊的病种范围，目前，我省各地列入大额门诊补偿的病种将不少于20种，病种范围将在省定的30个病种中选择，补偿比例应不低于50%，封顶线不高于10000元。

（四）鼓励商业保险经办医疗保障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尤其要提高保障水平，探索建立大病保障机制，将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发挥商业保险的参与优势，最大限度增加群众大病保障水平，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保险业开展大病保险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放大保障效应，加大对医疗机构和医疗费用的制约，有效降低诊疗成本。此外，通过鼓励商业保险进入医保的方式，可以提高居民的报销比例，鼓励商业保险经办大额医疗补助等补充医疗保险，解决参保人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以上、国家规定的最高支付限额以内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等医疗费用。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政府部门应当对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提出了相应的准入门槛，如经营健康保险5年以上；具备完善的服务网络和较强的医疗保险专业能力；配备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服务人员；能够实现大病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等。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卫生资源；供需能力；发展环境

Abstract：Presently，Chongqing''''sruralmedicalandhealthresourcesisseriousshort，healthservicesystemisnotcomplete，ruralhealthinvestmentisnotenough，peasantshavehighburden，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supplyanddemandofhealthresourcesisserious.Ontheotherhand，inrecentyears，thedevelopmentenvironmentofsupplyanddemandofChongqing''''sruralmedicalandhealthserviceisgraduallyimprovedundertheeffortsofeachgovernment.

Keywords：ruralmedicalandhealthservice；healthresources；supplyanddemandability；developmentenvironment

一.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现状

1.农村医疗服务机构。近5年来，重庆各类卫生服务机构的总数表现出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9375个减少为2005年的6380个，减少了31.95%(见表1)。其原因主要是2002年的卫生统计制度变更，医疗机构数统计口径改为注册机构数。在各类卫生服务机构中，县及县以上医院增加了80个，增加1.28倍；乡镇卫生院减少863个，减少44.48%；诊所、卫生保健室减少1710个，减少26.71%。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政府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农村村级卫生室的建设步伐加快。据统计，2005年，重庆农村地区建有村级卫生室11506个，村级卫生室的覆盖面达到100%。

2.重庆农村医疗服务床位及人员。从2000年到2005年，重庆卫生机构床位数及人员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人员数呈增长趋势(见表1)。200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增长1.15倍，卫生服务人员增加1.01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1.02倍；乡镇卫生院床位数比2000年减少13.06%，卫生服务人员减少20.77%，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减少6707人，减少23.32%。

黄泓：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现状与问题3.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分布。2005年，重庆县及县以上医院平均拥有床位123.22张；卫生服务人员136.2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7.78人。乡镇卫生院平均拥有床位15.10张，卫生服务人员23.7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0.47人；诊所、卫生保健室平均拥有卫生服务人员2.36个。乡镇卫生院拥有的床位仅为全市卫生机构床位数的25.16%，为县级县以上医院拥有床位数的36.57%；乡镇卫生院拥有卫生服务人员仅为全市卫生人员数的26.95%，为县级县以上医院卫生服务人员数的51.93%。此外，乡镇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偏低，根据璧山县的调查，乡镇卫生技术人员具有高级职称的仅占职工总数的0.52%，中级职称也只占4%。而且据相关部门资料反映，不少高级职称人员是靠工龄熬出来的，并不代表实际水平。

4.重庆农村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从2000年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统计数据看，乡镇卫生院承担的诊疗人次高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健康检查人数也高于医院，但住院人数略低于医院。2005年，乡镇卫生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基本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次相当，健康检查人数和住院人数则低于医院。乡镇卫生院健康检查人数为医院的70.97%，住院人数为医院的52.14%(见表2)。可见，乡镇卫生服务资源的承载率高于城市卫生资源承载率。另一方面，乡村医生在农村医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村落离镇乡卫生院的路程较远的情况下，农民生了常见病或者小病，一般不会专程去医院看病，而直接到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那里医治。另外，村民也不愿多花钱支付医疗费用，在医院不管大病小病都需挂号，有的小毛病药费可能还没挂号费用高。因此，乡村医生既为村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又为村民节省了医疗费用。

5.重庆农村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近年来，重庆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费用呈攀升之势。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重庆市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629.32元，比2000年增长了1.15倍，年均增幅为16.5%，超过可支配收入10.6%的增长幅度。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005年比2000年增长了2.07倍，年均增幅为15.68%，大大超过可支配收入7.83%的增长幅度。

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而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幅度却高于城市居民家庭。但农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并不是由于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付能力的提高，而主要是由于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提高所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22.67%，反映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服务支付能力的低下。许多农民处于无钱治病和买药的境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大幅度下降。

二.重庆农村卫生服务供需发展环境分析

近年来，农村卫生服务供需发展环境正在逐渐改善。随着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逐渐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将逐渐提高，这将大大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支付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农村卫生服务的发展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在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随后开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重点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着力解决农村居民因患大病出现的贫困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未来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雏形。试点情况表明，这项制度对于缓解农民医疗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医疗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至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先后在重庆渝北区、黔江区、江津市、铜梁县、巫溪县、忠县、荣昌县进行。据统计，至2005年9月，7个试点区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达230万人，占试点区县(市)农业人口总数的60.5%，共筹集合作医疗资金3475.36万元，为农民报销医药费6300万元，补偿103.64万人次，农民受益率45%，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受益率达到90%。重庆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8.83万人次因病住院治疗，他们共报账3706.82万元，人均每次住院之后大约可以报销420元。

为推进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重庆市每年都将逐步增加试点区县，2006年试点区县增加到16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达到700万人。2007年将增加到24个区县，2008年增至32个区县，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39个区县，实现覆盖全市农村居民的目标。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原每年10元增加到20元；市政府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15元，从2007年起提高到2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支付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此外，政府加强了对药品价格的管理监督，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使农民看病的医药费得到控制。重庆黔江地区调查资料显示，与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前比较，乡镇卫生院次均住院费从518元下降到401元，次均门诊费从21.3元下降到14.3元，村卫生室次均门诊费用从14.4元下降到9.9元。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医疗卫生服务的负担，增强了农民对卫生服务的消费能力。2006年6月，《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重点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这对于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维护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消费能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发展的同时，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卫生机构的数量和类型、卫生机构中卫生人员和设备的数量及种类、卫生人员的质量、人与物质要素的结构及匹配程度、卫生机构的经营方针及管理水平等的提高。2004年，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五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卫生院，调整后的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2005年，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组织专家制订了“提高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能力”总体方案、培训考核评估方案和培训大纲，目标是通过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领导干部、医疗管理干部、具体经办人员、定点医疗机构的院长和相关人员，分层次、分类型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决策水平、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近日，卫生部、国家中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四部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中国推进农村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到2010年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近年来，重庆黔江地区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卫Ⅵ(世行贷款综合性妇幼卫生保健项目)、卫Ⅷ(世行贷款重点改善贫困地区乡村医疗卫生条件项目)等项目先后在黔江实施。几年来，黔江地区累计向上争取各种资金1000多万元，同时对乡镇卫生院配套建设按照每个地方2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一步到位”的原则，从2002年起实施卫生院改造和配套建设。到2005年底，黔江已建成规范化村卫生室127个，占村卫生室总数的70%。农村卫生机构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也大为提高，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中无学历、无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58%降到了2005年的5%。同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大为增强。与2000年比较，2005年，全区免疫接种率从85%上升到95%，住院分娩率从49.%上升到80.7%，孕妇死亡率从132.8/10万下降到了76.3/10万，而婴儿死亡率从25.07‰下降到17.83‰，农民健康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同时，黔江区在农村卫生管理制度改革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黔江农村卫生改革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重庆农村卫生服务能力的增强，也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软件建设，包括制度的设计、政策的调整、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运行机制的调整等，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三.重庆市农村卫生服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卫生事业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城市大中型医院集中了大量的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而基层卫生资源则严重不足。重庆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上区域，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2005年，重庆农村村卫生室共有11506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9878人，平均每个村卫生室1.73人；重庆每千农业人口仅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0.85人。

2.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卫生院是三级卫生网的枢纽，但管理体制不顺，在卫生院乡办乡管体制下，卫生经济投入政策落实不到位，业务不景气，加之管理不善，不少集体乡镇卫生院解体为个体经营。村卫生室是三级卫生网的网底，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名存实亡，变为个体行医。三级卫生网底破裂，严重影响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任务的落实，致使农村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等公共卫生工作难以开展，公共卫生问题突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在试点阶段，覆盖面小，资金筹集及运行管理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农村卫生投入不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重要性尚未形成共识，国家制定的卫生经济政策不能兑现，近年对农村卫生投入有所减少。例如，重庆万州区2002年农村卫生投入经费由2001年的547.21万元下降到511.37万元，下降6.55%。铜梁县2003年总投入仅315万元，人均3.91元，大大低于全市人均21.39元的水平；2004年在此基础上还约有下降，总投入274万元，人均3.39元；同时，应由县财政配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也未到位。绝大多数农村卫生院成为自收自支单位，医疗卫生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4.医疗费用高，农民负担重。据2004年农调队对五个区县的调查，有50.0%以上的农户反映，由于医疗费用高，农民看不起病，只好小病拖、大病才医治；有20%的农户反映，就是患个感冒就医，一般也需要200～300元。璧山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近几年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2000年人均13元，到2004年人均87.45元，是2000年的近7倍。同时在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中，近两年来，人均医疗费支出占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一半左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奉节县20.03万建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67313人，占33.6%。

参考文献：

[1]魏颖.卫生经济学与卫生经济管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2]胡苏云.健康与发展：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理论分析[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5(10).

[3]钟敬文.透析我国医疗服务的供求状况[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05(9).

[4]重庆市统计局.2000重庆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5]重庆市统计局.2005重庆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6]合作医疗动态[R/OL].重庆卫生信息网.

[7]重庆市万州区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规划[EB/OL].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网.

[8]重庆市农调队.贫困山区农村致贫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R].

[9]重庆市农调队.重庆璧山县农村卫生现状浅析[R].

[10]重庆市农调队.当前农民生产生活存在的问题[R].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6篇

宋湾移民新村全村有228户，总人口1150人，其中男性591人，女性559人，男女比例大约为1.06。

(一)宋湾村医疗机构数量及辐射区域

(1)村级卫生室。该村有一个卫生室，接待能力在五人以内，同时也对外开放。主要辐射区域除本村外还有邻近村庄，一般在2～3公里的范围。(2)私人卫生所。主要是持有医师资格证的人开办的私人卫生所，这种性质的卫生所虽然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区域的局限性，主要辐射区域为本村范围内，该村之前有一家私人卫生所但目前已经关闭，所以宋湾村没有私人卫生所。邻村有一家私人卫生所，平时也会有少量宋湾村人去看病就医。该村卫生室有一名村医，他是从部队退伍多年的卫生员，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虽然了解范围较广，但大多方面不够专业，主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小病，如:感冒、发烧、腹胀及简单的伤口处理等。护士一职基本由村医兼职或者由其家庭成员不定时兼任，他们并不具备基本的护理能力，因此，宋湾村卫生室的护理人员为0人。

(二)卫生室及硬件配备状况

医疗室包括药房、观察室、诊断室、治疗室、值班室总面积50平方米，内部主要放置桌子、椅子、放药支架、病床以及电视机、空调等电气设备。卫生室没有任何大型医疗设备。中小型医疗设备种类十分有限。主要包括:血糖监测仪、体重身高测量器、血压计。日常小型医疗工具如温度计、听诊器等较为齐全。

(三)药品配置状况

卫生室里的药品主要是一些日常用药，完全以西药为主，包括治疗感冒、发烧、咳嗽，以及用于消炎、降血压、降血脂等方面的药物，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注射类常用药。药品数量有限，适用人群以成年人为主，老年人及儿童用药较少。

(四)资金来源状况

第一，村医转移支付。村医出钱将所购药物买回，然后从看病开药的费用中拿回属于自己的部分，同时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此作为村卫生室的首批主要周转资金。第二，国家或政府拨款。这部分资金是由政府提供用于改善农村基本医疗状况。这部分资金十分有限，同时也很难到位，容易被政府部门转用于其它方面。通过与村医谈话得知政府部门提供给本村的资金虽然已经公布但是并没有到位。第三，本村投入。本村投入的资金并不是直接用于看病或购置药物而是以实物的形式配给卫生室免费使用。

二、宋湾移民新村医疗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医护人员短缺，诊疗方法落后

移民新村有崭新的硬件设备，比附近其它村子硬件设备要好得多，但村医仍然是原来的村医，没有新补充的技术人员。村医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靠自身学习和积累的经验进行诊治，因此对药量的控制和药品的配置不够科学准确。他的知识结构陈旧，获得培训机会很少，对急性和慢性病人的处置欠规范，甚至可能拖延最佳治疗期限使病情加重。村民们只在村里看一些头疼发热的小病，严重一点的疾病去县城医院就医。新村卫生所的护理人员都由村医的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临时担任，家庭成员的所有诊疗知识都来自于村医的口头传授，在自己劳动之余，帮助村医护理病人。移民新村中医生的待遇不高，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因此，村医年龄已经偏大，也没有合适的继任者。

(二)床位数量有限，使用紧张

新村卫生室原本只有一个床位，是医生自己配置，搬入移民新村之后，村里给卫生所配置了两个床位，2012年，全国每千人平均床位为3.05，但宋湾村只有1.74。紧张的床位严重影响到卫生室的服务接待能力，特别是冷暖交替的季节，生病就诊率比平时高，床位紧张状况更加突显。过度的床位紧张会造成病人临时外流，这将不利于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减小了本村的压力，但必将增加社会整体的防疫投入，从整体角度看弊大于利。平时床位使用率较低，但每当流行性传染病较多的月份床位使用率最高，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段时间床位空闲而另一段时间床位紧张的尴尬局面。

(三)医疗设备短缺，缺乏维护

移民新村里，大型医疗设备一直是空白，中小型医疗设备种类有限，例如打吊针的挂吊瓶的支架，病人的病床，小孩子吃药时候可以把药磨碎的小电器等，都是移民新村建设时候新添置的。在没有移民的时候，原来的村医疗室比这个简陋，这些设备也是没有的。但日常必备的医疗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因此这些医疗工具的受损程度较高，再加上这些工具使用时间过长，缺乏必要维护，精准程度已经不能保证。这会影响到村医对病情的判断，容易造成误诊甚至酿成严重的医疗事故。村民缺乏疾病防治和自我诊断的知识，大多数患者都是感觉身体出现较严重的症状时才到大医院检查，村卫生所必要医疗设备不全或者不准确，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也必然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四)药品种类有限，数量不足

药品种类配置不够合理，适宜各年龄段适用的药物分配不够科学，儿童、老年人、高发病症药品严重不足，而这些人群抵抗能力最差，村卫生所没有适宜的药物，这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让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

(五)医疗资源缺乏协调

新村的移民大都集中在南阳市淅川县，该县位于豫鄂陕三省七县(市)结合部，地理环境大体为七山一水二分田，村民世代以务农为主，依然保持着厚重的乡土文化这种时代积淀下来的文化，一方面使乡土社会更加稳定，另一方面使村民与外部社会适应困难。移民新村的卫生所资源有限，例如村卫生室的床位，平时床位使用率较低，但每当冷暖交替的季节，或流行性传染病较多的月份床位使用率最高，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段时间床位空闲而另一段时间床位紧张的尴尬局面。由于村里药品的购买和配置都要由村医自己出钱购买，仅仅依靠国家所拨付的有限的工资，明显不能保障药品的种类和数量。尤其一些价格较高的药品，更加难以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非自愿性移民到迁入地后，明显表现出种种不安与不适应，移民新村的村民们与外部社会接触较少，生活相对隔离，没有和迁入地的居民建立密切的联系。村卫生所也没有和其他相邻卫生所积极地展开沟通协作，医疗资源不能合理协调共享。

(六)医疗资金来源单一

过于单一的资金来源必然影响农村医疗资金的筹集，就宋湾村而言，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村医支付，政府的补助资金不过是杯水车薪，并且发放困难。根本解决不了资金紧张状况。村医在救死扶伤之余，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和报酬问题。因此村医在决定资金用途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使一些重要但资金紧缺的项目留置，另外一些村医不能治疗的疾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村医也可能大胆地治疗，给村民的健康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将大大制约移民新村医疗水平的改善和更好发展。

三、针对宋湾移民新村医疗资源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加强对村医的管理和农村医疗队伍的发展

提高移民新村医护人员专业化水平。村医全科化、专业化是必然趋势。只有对村医进行定期考核和培训才能了解村医的诊疗水平是否跟进，能否适应农村不断提高的医疗需求水平，根据考核结果，对不合格的村医进行必要的培训，使他们不至于在社会整体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固步自封，落伍于医疗队伍。解决好农村执业(助理)医师的编制和待遇，切实维护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切实提高村医的工作积极性。

(二)实现床位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床位是衡量一个医疗机构服务接诊能力的重要指标，农村卫生室床位数量参差不齐，有的剩余有的不足，只有根据每个村的人口多少和大病人数合理配置床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床位紧张状况。如果可以使邻近村庄的床位实现资源共享并形成医疗规则将大大缓解部分农村床位不足的压力。

(三)完善并提高药物的可及性

1.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基本药物是那些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均要保持足够的数量和剂量，并使其价格能被农村老百姓承受得起。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即人人可以承担的价格、安全地、实际地获得适当、高质量的药品，并方便地获得合理使用药品的相关信息。2.加快推进药品价格统一性、合理性药品价格受到生产成本和市场状况的影响，不同的地方价格差异较大，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借助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将药品价格控制在统一的范围内，而且要特别照顾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地域限制，将农村药价合理的加以调整。

(四)逐步推进医疗设备的优化配置

医疗设备的检测结果是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适当为新村卫生室配备各型医疗设备。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由县乡两级卫生机构逐渐将自己的一些医疗设备下分到农村或者由卫生部门统一采购统一配备给村卫生室，并将这些设备作为国家财产登记。第二，由上级卫生机构与财政部门结合为农村购买医疗设备，然后每年从收费中扣除一部分先行偿还直到全部还清，这些财产划归村集体所有。第三，吸引社会资金购买医疗设备，然后每年从中抽成，抽成比例不得超过该医疗设备收费总额的30%，以免抽成过高影响农村医疗卫生的整体发展，抽成总额不得超过购买资产的150%，之后该财产所有权归村卫生室所有。

(五)促进交流融合，共享医疗资源

新村移民已经百分之百加入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可以帮助移民减轻家庭负担，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精神上的孤单无助是移民面临的一个更紧要的问题。加强移民与本地文化交流，强化移民对当地村民文化的认同。移民在与当地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学习了解当地文化，自觉调节原有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冲突，最终促进移民和本地居民文化的融合。如新村在2011年新春之际举办的文化晚会中，当地的旱船文化令移民耳目一新，移民新村的村干部登台演唱也令当地居民备感亲切。当地居民的行为被移民认同后，移民的心理芥蒂就会减弱，进而增加了两地居民的认同感。在当地政府和新村干部的组织下，移民和当地居民的交流不断加深。如在农忙时相互之间借农具时常发生。在生病治疗的时候，可以互相分享医疗信息等资源，这种相互之间的帮助大大提升了移民和当地村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为医疗资源的协调打基础。例如新村卫生所床位不足问题，可以使邻近村庄的床位实现资源共享并形成医疗规则将大大缓解床位不足的压力。新村卫生所和邻近村庄卫生所协调配药，保证基本药物是能够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足够的数量和剂量，并使其价格能被农村人口承受得起。

(六)实现资金来源渠道多源化

医疗资金是制约农村医疗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要解决这一障碍必须吸引多方资金，包括国家资金、集体资金、私人资金等。国家应适当加大对移民新村的医疗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号召社会资金积极投入民生建设，从而为新村医疗资金的筹集提供有力支持。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我国不断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巩固发展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指的是以县级医疗服务机构为龙头，镇乡卫生院为主体，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同时也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实现农村地区“小病原则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乡、大病基本不出县”的目标，自2006年，卫生部等部委制定并正式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该规划中国家预计投入农村卫生建设资金216．9亿元，这是我国投资力度最大的一项农村卫生服务建设规划。国家强力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制度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特别是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自2009年至2011年三年期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45个县共安排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4　843个，其中包括71个县级医院、427个乡镇卫生院和4　412个村的卫生室。国家在45个县增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较2008年多410个，其中村卫生室增加总数为291个。15　052个村已经建立卫生室，达到应建数的90．5％。在我国县级医院中，已经有半数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随着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农村地区也加强了对疫情的监测网络建设。农村地区已有100％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3．5％的医疗卫生机构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直报。国家也非常关注困难地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①和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给予了专项补助。对艾滋病、乙型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严重传染病患者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治疗。

（二）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注重乡村医护人员队伍的建设。农村地区医生素质及医生人数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根据国发办［2011］31号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我国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医护人员队伍建设②。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技术偏低且长期处于人员不足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不断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截至2011年6月底，县、乡两级医疗卫生从业技术人员较2008年增加7　889人。村卫生室的卫生人员增加了1　076人。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并安排部分培训专项补助经费，对农村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岗位培训。从2009年至2011年，我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接受各类培训的人数达13．47万。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整体素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

（三）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医疗保障得到整体提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大局和民生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为农民谋福利的重要工作之一。2002年10月，国家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方式主要来源于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利益，是深化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从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实施以来，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到2008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全面覆盖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③。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人均筹资水平由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2年的300元左右。2012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5％左右，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倍以上，且不低于6万。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在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的同时，缓解了农民因为疾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立权责明细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金投入、改革和创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全面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地区人民健康保障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城乡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财政支出费用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同城市相比投入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我国的财政投入多半集中在城市，80％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事业的投资费用比例偏低，在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经费的投入方面也存在不足现象。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基础医疗卫生条件差且建设能力有限。虽然农村地区的卫生室数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卫生室布局不合理、资源总体不足的现象。在药品配备方面，现有农村卫生所、社区医疗卫生站所能够开的药品种类仅有118种，可以采用的注射针剂也只有18种。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所拥有的医疗器械更是十分有限，设备更新周期缓慢，医疗器械老化，与城市医疗情况相比悬殊很大。农村的就医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资金有限，无法对就医环境进行修缮和改建，很多街镇卫生院用房多为七八十年代建设，房屋大多数陈旧破损，面积不足。很多村镇的就医环境已不适应医疗卫生现代化和群众的健康需求。

（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滞后，技术人才缺乏

我国农村地区医疗人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技术人才缺乏。农村地区的医院吸引留住人才能力也十分有限，人才主要都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县直医院或效益比较好的乡镇卫生院，很少有人喜欢到偏远山区工作，特别是本科应届毕业生更不愿意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普遍学历偏低，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仅占14．5％，75％的医疗卫生人员没有正规学历。且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队伍老化、现有技术落后、技术教育和培训不足，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素质也直接关系着农村地区人口的生命和健康。据统计，我国乡镇卫生院中20％不具备计生能力，50％不能进行下腹部手术。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偏低，村卫生室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质的人员数量不足，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一些主治医师虽然有相关医疗资格证书，但仍存在年龄偏大、基本素质低等问题。一些年轻的医生更是存在水平不足、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问题。部分庸医因为不懂医术，开大方，滥用抗生素和激素等问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此外，农村还存在游医难以管理的现象。很多没有专业技术的假冒医生通过欺骗，不仅治不好病还骗取钱财，对农村人口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很多不法药贩将假冒伪劣和城市过期药品倒卖到农村，这给农村地区的医药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素质已经成为制约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瓶颈。

（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

从监管保障机制来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和保障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和投入。对各级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内容、进程、资金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规定，并对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法律的层面来看，通过法律来监督政府公共服务行为，也是维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保障。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农民参与监督也是提高政府公共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农民来自基层，更加明晰基层公共服务的具体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公共问询、行政问询等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来看，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医疗机构网点分散、规模小、设施简陋、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现象。农村大多数的群众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强，加之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农村基层药品市场的监管一直比较薄弱，部分农村基层单位药品质量不过关。受我国基层医疗现有的体制机制影响，农村地区的诸多卫生所都已转为私人性质，乡镇卫生机构已没有领导卫生所的权利。即使是上级卫生部门也只是在特定时期，就特定的问题进行排查，很难做到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实时监督。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由于还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市外诊疗监管往往只能采取外出实地核实或者是电话核实等原始办法。高昂的监管成本往往制约监管机构监管的频率和力度。另外，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如表2003—2012年新农合开展情况所示，虽然我国新农合参合人数及参合率逐年提高，但是其社会满意度仍然很低，社会满意度低主要源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的担忧。

虽然2013年，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分担比例也分别从2012年的65％、55％提高到80％和60％，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比例也相应提高。但是总体来讲，因缺乏集体经济和其他社会慈善资金支持，受制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总量的限制，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低。此外，新农合的保障范围有限。新农合主要是以大病统筹和兼并小病理赔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例如门诊、跌打损伤等并不在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之内，这使得农民实际受益的范围并没有预想的大。很多农民也因缺乏风险意识不愿意参加新农合，他们只从自己短期的利益得失考虑，认为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小病又不能报，加上门诊报销费用偏低没有必要花冤枉钱参加新农合。少数中老年农民虽然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还存在因经济困难无力按期缴纳新农合参保资金的情况。还有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因其流动性大不愿在本地缴纳新农合的情况。部分参合农民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态度、诊疗质量不满意，或者认为报账程序过于繁琐而停止缴纳。

三、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纯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在推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彰显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强化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打造“农民健康工程”的重要途径。

（一）以政府为主体，积极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针对我国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政府要积极增加资金的投入量，用来加快基层医疗建设。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及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的通知》都指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的重要性，并强调一定要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并进行统筹安排。政府的经费投入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环境的滞后状况。要加大对我国村镇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整合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改善医疗基础设施、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解决我国基层医疗房屋、医疗设备不足的现状。为农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工作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和投资主体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二）加强人才培养，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人才队伍

政府要更加重视并制定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培训计划，加快培养面向农村地区的医学人才。我国可以通过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引导并鼓励本科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或轮流下派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边远山区卫生院工作。目前，该政策已经在我国部分省市实施，部分省市规定凡是晋升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到乡镇卫生院工作两年以上。在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应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更新医学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要求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医疗人员必须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初级以上执业资格。同时，对乡镇卫生院应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在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时，要使其待遇与大城市医院人员一样。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全员聘用制，并采用竞争上岗、按岗择人、按事定岗、择优聘用的原则，形成具有激励机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绩效工资，按个人业绩定报酬，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原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大力提倡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校学生和老师加入志愿者队伍，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①就可以通过发挥城乡志愿者，推动和鼓励具有医疗卫生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到农村提供义务医疗卫生服务项目。

（三）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环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要通过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优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不断地加强农村地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不断加强城乡医院之间的对口支援，促进医疗资源纵向共享，推动城市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也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的互动。医改也应把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作作为改革的主体。通过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改革，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同时，通过抓住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建立高效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形成以县直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为中心，镇乡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络。强力发挥该网络的整体功能，注重相互之间的衔接、畅通和互动，使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有机结合。

（四）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载体，增进我国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通过增强政府的支持和完善运行管理不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进。首先，要适当调整原有的补助方式。省级政府可以根据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适当调整补助标准。集中财政力度扶持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应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增加对合作医疗资金的投入。其次，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要坚持农民自愿原则。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合作医疗缴费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减具体情况或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个人缴费额度标准。在补偿封顶线和补偿比率的计算中，也应根据资金状况适当地调整，可以提高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扩大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益范围，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完善新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监管制度。一方面政府要保证新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金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同时对该资金要坚持公开、公正、供应的管理理念，不能挤占挪用资金。同时应为农村合作医疗建立专用账户基金，确保基金的安全性。尽快普及大病保险制度，减轻农民患者经济负担。在基金的收支和实用情况方面，应采取政务公开的原则定期向农民公布基金实用情况。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8篇

知识管理理论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创新能力的本质是隐性知识，是组织或者个体所拥有的与创新活动相关的技能、经验、认知、信仰和情感的综合体。知识管理理论认为，隐性知识存在于个体和集体二个层面，结合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影响其创新能力的隐性知识也可以从医务人员个体和医疗机构集体二个方面去探讨。Lewin所提出的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也表明，行为（Behaviour）是人（People）与环境（Environment）的复合函数，所以创新行为的产生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以上认识，本课题首先探讨设计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调查问卷从个体和集体二个层面去设计，结合隐性知识理论，将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为5个维度，共36个题目。

2问卷调查、统计与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的整体情况，课题组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了唐山、保定和邢台3个市，每个市再根据经济发发展水平选择3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卫生院作为样本医院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05份，回收有效问卷385份，回收率为95％。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2．1个人创新人格维度

2．1．1自我保护性方面

选择“当没有适当职权时不会冒然行动”的为76％，“当牵涉到利害关系时会小心谨慎”的为82％、“喜欢受到明确工作规范的保护”为65％。3个题目选择比例都比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缺乏创新需要的冒险精神。

2．1．2效率性方面

选择“追求精细、彻底与完美”的为63％，“做事讲求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为72％，“喜欢需要非常细心、精细的工作”的为65％。这3个题目选择比例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对工作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愿意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创新的基础。

2．1．3内在原创力方面

选择“我是一个有创意的人”的为52％，“会因为自己的新奇想法而感到兴奋”的为82％，“在同一时间内，我可以处理许多创新的点子”的为35％。3个题目中的2个选择比例较低，说明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对自己创新能力缺乏自信心，但也有进行创新的内在心理需求。

2．1．4工作顺从性方面

选择“习惯于按固定方式做事”的为86％，“喜欢没有偏差、已经限定好的工作”的为81％。选择比例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喜欢习惯循规蹈矩的工作方式，缺乏改变的愿望。

2．1．5群体顺从性方面

选择“想办法尽快融入群体当中”的为90％，“想办法和群体人员行为一致”为78％。选择比例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不愿意显得与众不同。

2．1．6外在原创力

选择“需要经常的改变来带给我快乐”的为43％，“喜欢主动改变而不喜欢让事情慢慢演变发展”为46％。选择比例比较低，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进取的精神。

2．2专业技术能力维度

2．2．1医疗水平方面

认为自己具有较好的临床基础知识、病例综合能力、实践动手能力、沟通能力等的为36％，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对自己的医疗技术缺乏自信，需要进一步提高。

2．2．2科教水平方面

认为具有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所需具备能力的为33％，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缺乏教学和科研能力，制约了创新工作的开展。

2．3生活动机维度

2．3．1成就动机方面

争取成功的动机，选择“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为80％，“拓宽自己的视野”为85％，“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88％。3个题目选择比较均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都愿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自身的素质。

2．3．2权力动机

影响和控制他人欲望的动机方面，选择“使自己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为45％，“使自己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为86％，“使自己获得公众认可”为83％。其中2个题目得分较高，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比较重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公众的认可，对自己的学习影响力不太重视。

2．4创新能力维度

2．4．1创意产生方面

个体产生新想法的能力，选择“探寻改善服务与质量的机会”的51％，“注意非常规性问题”的为45％，“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为36％。3个题目得分都较低，说明多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缺乏创新的基本能力。

2．4．2创意执行方面

将新想法付诸于实践的能力，选择“说服他人了解新构想的重要性”为31％，“主动使新构想有机会被实行”为29％，“将可改善医院服务、提高医疗质量等的新构想具体实行于日常工作中”为26％。得分均较低，说明多数农村医疗人员缺乏将自己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实际的能力，同时也说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缺乏相应的渠道和机制。

2．5环境因素维度

2．5．1情感支持方面

认为“我工作绩效好时，经常会受到表扬”的为55％，认为“上级领导关心和鼓励我个人的发展”的为51％。选择比例偏低，说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具有一定的鼓励工作人员的能力。

2．5．2物质支持方面

选择医院“提供个人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料和设备”的为56％，“有机会做适合个人做的事”为43％。选择比例偏低，说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具有了一定的工作和创新的物质基础，但在管理和利用上还有许多不足，物质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3问题总结与对策设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创新能力普遍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虽然都愿意做好工作，也有想得到认可的心理需求，但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缺乏，创新动力不足；二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缺乏必要的创新氛围，缺乏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三是虽然资源、设备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利用效率和水平较低，创新的物质资源支持相对不足。针对以上情况，课题组认为，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为广大患者服务的能力，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重视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隐性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或者个人创新能力的本质是隐性知识。对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制约其创新能力的因素固然有设备、设施、实验室等显性资源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医务人员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欠缺，创新动力不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多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对创新工作重视不够，满足于现有服务项目和服务水平，缺乏进一步开拓的意识。在创新制度的设计上，缺乏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导致创新工作不能系统的进行。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增强对创新能力本质的认识，重视隐性知识的作用，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隐性知识水平。

3．2大力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进行业务技能的培训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为医务人员的创新精神和工作能力。当前医疗卫生人员不仅创新精神较为欠缺，他们的临床技能和教学、科研水平也普遍偏低，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高。可以通过请专家讲座、外出进修学习等方式吸收外部的隐性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在医疗机构内部，应该建立知识的交流、共享机制，通过鼓励医务人员的讨论、交流，促进不同个体知识的共享，从而提高全体人员的隐性知识水平。特别要重视医疗机构中水平较高医务人员的作用，可以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鼓励有价值隐性知识的传递。

3．3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制度，营造创新的良好环境

Lewin的行为公式：B＝f（PE）表明，行为（Be－haviour）是人（People）与环境（Environment）的复合函数。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创新行为是在个体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由外部创新环境所激励的。因此，农村医疗机构要大力进行激励创新的制度建设，使创新活动进入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对积极进行创新的人员进行物质和精神激励，在医疗机构内部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还要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使创新人员没有后顾之忧。

3．4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良好的创新文化

任何人的行为都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对人行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知识管理理论认为，文化的本质是组织的隐性知识，是组织能力的一部分。对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来说，要提高创新能力，就要尤其重视文化的建设。一般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4个层次，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农村医疗卫生机构除了要大力进行鼓励创新的制度建设外，可以通过悬挂鼓励创新和知识共享的标识、宣讲创新先进人物的事迹、为创新人员提供物质和资源的支持、领导者以身作则等方式建设有利于创新的医院文化。

3．5充分利用区域创新体系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进行协同创新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应积极利用区域创新体系的优势，通过与其他创新单位的合作进行协同创新，从而提高创新能力、丰富创新成果。区域创新体系内的合作包括共同购置、开发信息资源或者数据库，共同进行科研攻关，互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学习等。这样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实现“1＋1＞2”的效应，可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业保险合作医疗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新的环境下，允许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1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背景

2003年我国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并提出远景规划，2010年全国农村地区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从2003年下半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到2005年6月底，全国已有641个县(市、区)开展了合作医疗试点，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21.7%，有1.63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

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

与原来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新型合作医疗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新型合作医疗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每年按人均不低于10元给予补助，确立了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其次，保障以大病统筹为主，将重点放在农民的大额医药费用或住院医药费用的补助上；第三，统筹层次和能力也得以提高，新型合作医疗以县代替了过去的乡、村为单位来开展统筹，增强了抗风险管理能力；最后，规定由政府负责和指导建立组织协调机构、经办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对新型合作医疗加强了领导、管理和监督。

另外，还明确了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并赋予农民知情权和监管权，以维护制度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同时附以建立医疗救助制度，通过民政、扶贫等部门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经办方式

在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经办方式。第一种方式，由卫生部门所属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经办。这种做法比较普遍，有利于规范医疗机构行为和控制医疗费用，但专业化的管理能力暴露出不足。第二种方式，由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保中心经办。这一方式在东部农业人口较少地区采用较多，能够利用现有社保中心力量，节省管理成本，但由于是第三方付费，社保中心对医疗行为没有直接的约束控制，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的协调配合。第三种是保险公司经办方式。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技能较强，费用理赔经验丰富，用人机制灵活，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由此可以减轻政府设立机构、聘用人员等前期投入和压力，但保险公司亦属于第三方付费，需要卫生部门配合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约束控制。一些东部地区和少数中部地区，采取委托保险公司进行基金管理和审核报销，卫生、财政部门进行监管的做法，探索形成了“管办分离”的模式。

1.3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原因

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三农”问题被摆到了各级政府工作的优先位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保障的新一轮改革，也将为中国农村保险市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保监会也大力倡导发展县域保险，提出要让保险惠及8亿农民，充分发挥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纷纷加强了对农村市场的开发力度。

地方政府选择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如果由政府部门直接运作新型合作医疗，首先需要设立具体经办机构来负责资金筹集及日常管理监督和报销支付业务。由此需要安置大量人员，带来很大管理成本和财政压力。政府部门缺乏专业的资金管理队伍，合作医疗方案设计及医疗费用管控技术性也非常强，如果不熟悉审核支付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报销支付中极易出现漏洞。因此，利用保险公司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为合作医疗服务，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而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是保险公司为发展农村保险跨出的第一步。参与新型合作医疗体现了保险公司开发农村保险市场、加快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们可以通过参与新型合作医疗，以带动其他商业保险业务，在未来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中占据制高点。另外，商业保险公司也看到，通过参与新型合作医疗，能够积累参合农民的个人资料以及与健康有关的各种基础数据，从而为其健康险业务的产品开发、核保、理赔等提供基础。

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是地方政府与保险公司双向选择的结果，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保险公司则可以发挥自身的风险管理、理赔技术、服务网络等优势。

2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方式

目前，全国有6家保险公司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到2005年6月底，6家公司在江苏、河南、福建、浙江、广东、山东、山西、新疆等8个省(区)的68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医疗保险工作，涉及的参合农民1765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4%。其中，38个县(市、区)被各级政府列入试点范围，占全国641个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的6%。2003年以来，这些保险公司累计为518.86万人次提供了医疗补偿服务。

两年多来，商业保险主要以三种方式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一种是基金管理方式。政府委托保险公司，由后者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提供经办服务。保险公司不从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任何费用，只按照政府要求，提供报销、结算、审核等服务。新型合作医疗的基金赤字和基金透支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基金节余转入下一年度。

第二种是保险合同方式。政府用筹集到的新型合作医疗资金为农民投保团体医疗保险。在就保险责任、赔付比例、赔付限额等方面协商一致后，保险公司与政府签订保险合同，按约定向参合农民提供医疗保险。相应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基金透支风险由保险公司承担。

第三种是混合方式。混合方式介于基金管理方式和保险合同方式之间。保险公司管理新型合作医疗基金，并收取适当管理费，基金赤字则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一定比例分摊，基金节余转入下一年度。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担新型合作医疗基金的透支风险。

目前，在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合作医疗的68个县(市、区)中，采用基金管理方式的有36个，采用保险合同方式的有22个，采用混合方式的有10个。

在第二种方式中，当合作医疗基金转化为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由保险公司自负盈亏时，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有较多结余，会引起政府和农民的不满；而相反，如果让保险公司长期亏本经营，也会影响其继续参与的积极性。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因而采用的比重不大。第一种方式是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合作医疗采用委托合同方式，它与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合同，保险公司不承担盈亏风险，只提供具体服务。这种方式体现了新型合作医疗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由政府主办的特点，值得大力倡导。

医疗卫生行业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行业。当今世界，无论在何种制度的国家，医疗卫生行业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或公益性的特性。因此，医疗卫生事业总是和国家政府的职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应当占主要的领导性的地位，应当位于医疗保险方、被保险方、医疗供方三者之上。所以，商业保险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介入农村合作医疗建设，都应始终遵循政府为主导的原则。

医疗保险能够起到帮助人们抵御疾病风险、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它是通过在医疗保险机构、被保险人群、医疗服务供给机构及政府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来实现的。在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中，通常意义上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责已被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分担。政府负责筹集资金，承担基金透支的风险，对医疗单位进行管理及制定有关法规政策。商业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率的厘定、理赔给付和为广大参保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投保人必须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诚信索赔，而各医疗单位应当合理制定收费标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杜绝“医患合谋”。只有各部门职责明确，各司其责，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3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前景分析

3.1优势

3.1.1有利于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已具有的医疗保险管理经验

多年来，保险公司在医疗产品开发与推广、核保、理赔以及医疗行为规范管控等风险管理手段与方法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宜中国城市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行业规范管理标准。借鉴和应用保险公司已有且日渐成熟的流程与经验，对农村医疗保险能起到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些地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促进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改革。

3.1.2有利于节约政府管理成本

按照以往的方法，政府面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就先要组建机构先养人。但形式不应该是唯一的，政府需要探索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的新形式。这就是政府以委托经办或者购买服务的办法，要求中间机构、非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政府所需要的服务。如果实现了管办分离，将政府从直接经办、直接管理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制定和监督上，这就使政府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也减少了因政府部门追求部门利益而损害参合农民的现象。

3.2应注意的问题

3.2.1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本性可能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偏离原有方向

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盈利性实体，总是将利润放在第一位的。尽管商业保险公司为达到推广宣传的目的会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总是亏损，商业保险公司就会失去参与的积极性。以上面提到的保险合同参与方式为例，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过高估价所需医疗保险金，变相提高保险费，但理赔额较低，农民交纳了大量保费却得不到合理保障。这样不仅新型合作医疗失去了意义，还会影响政府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危及社会稳定。

因此，将商业保险融合到农村合作医疗中必须防止可能侵害农民群体利益的行为和趋势。在允许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尺度上要把握好，逐步推进，密切关注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的商业保险参与效果，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

3.2.2在农村尚不具备商业保险所需要的保险环境

商业保险所需要的健康保险配套的市场环境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相差甚远。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历史统计数据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保险公司缺乏大量基础数据，这给保险精算带来从未有过的难度，无法厘定科学的保险费率。

农村医疗服务基础设施条件差，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医务人员素质不高，药品市场混乱，加之新农合筹资水平低，筹资成本高，也是保险公司至今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观望不前的成因之一。

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介入程度还不深，在经营实践中也确实面临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管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规模、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扬，陈文辉.中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2张晓，刘蓉.社会医疗保险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农村医疗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制度设计,筹资模式

一、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进入了老龄化时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已超过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21世纪中国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乡镇卫生院1/3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的地位(卫龙宝,2005)。有以问卷形式对中国内地六省310个村庄进行了直接入户方式的调查访问,结果显示,有79.7%的调查对象反映,他们所在村庄存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岳书铭,2005)。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户数占了很大的比例,该比例在1998年和2003年分别为21.61%和33.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疾病导致了20%~70%的贫困(Jiang,2004)。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合作医疗制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公平性,这一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合作医疗能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自费看病相比,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花费相同成本的条件下能享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中国10个贫困县进行的调查,合作医疗覆盖的低收入人群比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同等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他们的经济负担(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相对低。这表明合作医疗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资金筹集方面的公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另外,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演进,发现合作医疗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层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制度探索方面可以总结经验,少走弯路。根据[2003]3号文件《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保大病即在农民患大病的时候给予医疗费用保障,防止农民因看不起病而陷入贫困,有利于实现卫生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民众更加关注医疗合作制度对大病的保障程度。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的制度更能提高社会的综合绩效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也是农民当前所需要的。关于保大病还是保小病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所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建议

下面分析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有悖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构建简单评价社会总体福利效益的模型:建立三维坐标体系,分别以X轴表示参合的居民人数,Y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Z轴表示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社会用于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的曲线积分表示Q(社会总体福利效益);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轴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轴所构成的二维平面中,把从消费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的一个额外的数量中所获得的额外的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定义为边际效用,假设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0时,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0;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确定Y(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医疗费用)与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Z=Yb,其中(0b,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A/B)b,社会总体福利效益为Z(社会平均单位参合人员福利效益)在X(参合的居民人数)轴上的积分,Q1(社会总体福利效益)=AbB1-b.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a×B,其中a为患大病或住院的参合居民人数与全体参合居民人数的比值(0Q2.结论为实行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比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医疗保障模式更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效益。

定位于保大病的机制,造成高成本、低效益、收益面过小、制度缺乏可持续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设立了严格的起付线,只有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而1993年和1998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住院率只有3%左右(刘军民,2005)。这么低的受益面显然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加,而且这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们获取以预防、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即使参加以后也会有人不断退出,最后造成制度无法持续。而保小病有利于刺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同时真正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保小病可以有效防止许多农村居民因无钱医治小病而拖延成了大病。

所以,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医疗制度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保大病不保小病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模式,确保把农村居民中无力支付合作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纳入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当中。

四、筹资措施

从2006年开始,国家提高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从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这样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然而,即使政府给每位农民补助提高到40元,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支出,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医疗保健支出96.61元,其中发达地区120~270元,经济欠发达地区100~119元,经济贫困地区60~99元(王向东,2004)。农村医疗费用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目前的一个焦点,农村医疗保障费用的筹措成为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瓶颈。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业对工业贡献的主要受益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表现为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以及城市扩张的用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市理应成为反哺成本的首要承担者。自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后,农民对原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累贡献被淡化,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呼吁保护工人权益的同时也淡化了全民中所包含的农民成分。由于国家具有强制力和财政资源的支配权力,所以以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的工业反哺农业行为的政府反哺,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反哺。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当视为农业对工业的早期投资所形成的历史投资的一种“期权收益”和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给农业的生态建设基金(朱四海,2005)。农业应当获得对工业的历史投资所形成的期权收益以及农民应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利润分红,同时农业应当为提供生态产出而获得工商业提供的生态投入及生态建设的基金。

农业为工商业提供生态产出,工商业为农业提供生态投入,生态消费者支付生态生产成本,这就是工业化背景下分摊生态责任的基本逻辑、基本思路。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的。工业对农业有负的外在性。工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耗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后果。农业在承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恶果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单纯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农业对工业具有正的外在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不仅在从事生产实际的农业产品的工作,而且改善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自己创造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并不能阻止城镇居民享受,因而农民无法向城镇居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生态建设资金,城镇居民无偿地享受了由农村居民生产的良好生态环境。所以应该由国家强制执行这一操作,以实现工商业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的生态建设基金。这样不仅可以为农村保障制度进程的推进筹集到所缺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总成本,有效解决外在性导致的无效率。当工业对农业存在负的外在性时,工业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差额就是边际外部成本。工业为了实现行业利润最大化需要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行业边际生产成本,而有效的生产应该是行业平均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外在性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了社会总成本。同样道理,农业对工业的正的外在性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效率,增加社会总成本。所以发展农业必须从过去单纯注重其经济意义向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并重的方向转变,工商业必须为获取对农业生态产出的消费而支付生态建设基金。

社会化反哺机制是对政府反哺机制的补充。社会化反哺就是发挥政府以外制度力量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主体,提供多元化的非政府反哺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反哺需求,实现反哺目标,并对政府反哺进行补充和完善。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