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9:13:50
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要想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得到基层领导的充分了解和认识，才能从根本上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开展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向农民传递一些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知识和体系，使得农民了解经济管理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同时相关政府部门还要充分认识农村经济管理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的保障。因此，上级领导部门要不断的深入基层，传递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知识和理念。此外，各级乡镇的办公室及政府要把农村经济管理发展放在工作的首位，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充分考虑，从经费、设施、设备等方面给予农村经济发展足够的理解和扶持。
2对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实况进行跟踪和调查
目前，农村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状况，要想革新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现状和工作，就要对农村、农民、农业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的了解实情，针对最新的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和颁布一些新的法规和政策，进而对农村经济管理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因而，相关工作人员要对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稳定等关系重大的问题进行最深入调查、系统的分析。同时还要大量的搜集有关农村经济管理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督，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及时更新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库还可以为党、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发展。
3改善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体系
政府部门只有在合理的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体系下，才能对农村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要想适应这种体制，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体制就要不断地得到完善。同时，政府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来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发展的规范化。对于那些自己经营的乡镇所，要逐渐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独立营销，进而脱离财政供养的模式。只有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说改变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4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的必要性
科学文化知识在任何发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农村经济管理得到有效发展，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不够高，农村经济管理发展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不断改善和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加大教育工作，进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5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了我国的经济的稳步提升。而农村经济管理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的管理的工作，使农村经济增长能够得到科学的指导和稳步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建立和谐的社会和构建一个农村和城市共同进步和发展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夺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实证项目；教学提高；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121-02
计量经济学课程中的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模型设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否能够利用它们来解决经济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学习该课程的目的，也是该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基本要求。本研究将以计量经济学案例―对城市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为例，从实证项目的计量经济研究的一般范式：选题、文献回顾与评述、数据的搜集和预处理、课程论文的写作，以及该课程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分析和技术等内容展开研究，以期为学生计量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选题
开展实证项目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题，即确定“怎么开始，亦或如何开始”的问题。选题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一般而言，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首先应该确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然后是在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选题感兴趣的具体题目。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是对拟研究问题的一个总框架或总领域的确定，后者是要明晰一个具体的、真正的研究问题。当然，研究领域的确定要依据我们所学专业，亦或结合在诸多经管类课程学习过程中，自己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确定拟研究的科学领域。在对课程论文选题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重点选择我们在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给予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选择的问题一定是具体化的问题，而不是空洞泛泛、言之无物的问题。第二，明确研究范围。研究的范围可以是宏观领域，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来探讨。第三，题目的选择不应太大。我们应综合考虑实证项目研究的条件和现实可能，如：个人理论水平层次、数据可获得性、完成项目或课题的人力资源、物质成本及时间条件等。作为本科生课程论文，题目不能选得过大而无重点，否则工作量太大，建议选择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小题目”。第四，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是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及研究的基础，若不能获得具体的观测变量数据，将无法进行具体的计量研究。另外，选题过程中也应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图书、报刊、电子图书馆和网络数据库等。有效利用资料和文献，可避免做已有学者已做过的学术研究。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综述和评价，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也可从中发现自己论文写作可能的创新。文献综述和回顾是研究论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会将文献综述部分作为文章的引言，以保持整个课程论文结构上的连贯性。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课程论文研究题目选定之后，就要考虑模型的设定和建立问题。一般来说，模型优良的判别标准有：第一，构建模型的基本准则与所得数据表现的现实相统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构建应与经济理论一致。第三，构建的模型需要外生变量构成回归变量，且构建模型中含有明确因果关系。第四，参数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五，模型必须具有对数据的代表性和优良的拟合性。第六，模型应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简洁性。设定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的变量，其选择的依据要根据研究目的，以经济理论为指导，抓住其主要影响因素和特征，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变量进行取舍并加以检验，以确保避免对变量设定的误差。当变量选择好之后，就要对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进行设定，使所设定的变量间函数形式能够体现变量间的基本关系。
2.数据收集与处理。在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统计年鉴数据、对外公报、实地调查数据和人为构造数据。可用于估计参数的数据主要有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虚拟变量数据。如何取得用于实际计量的适合的样本数据，是计量经济研究成败的关键。计量经济研究中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靠、完整，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所估计参数的可靠性，对明显失真的数据，应当予以剔除。收集数据工作结束后，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先处理，可进行一些初步查验与分析，这样可得到调查数据的统计特征。
三、计量经济分析
当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确定之后，就可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广义差分法、工具变量等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接着，还需要进行模型检验，主要从其经济意义、统计推断、模型预测等方面进行。此外还有模型诊断性检验，主要包括变量检验、残差检验和稳定性检验。模型检验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个阶段的检验需要大量地判断和验证，不同学者使用的检验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对模型进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仓促地下结论，也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诊断和检验。最后，利用我们选取的统计量数值对诸多模型的优劣程度做出判断。经过检验和调整后的估计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着就要对模型所提供的数量信息做具体的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可能是经济预测、结构分析、政策评价或验证理论。对实证分析结果做出说明：如回归系数正负符号、大小、经济意义、检验结果解释、不同估计方法的差异性等角度。
四、课程论文范例
1.题目：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实证研究。
2.前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农产品消费的研究也已成为目前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消费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转基因食品等认知、支付意愿和购买行为的研究，且成果颇丰。区域特色农产品极具浓厚的地域特性，它们在生产后被营销到当地，会发生如何的意义？与当地消费者的互动如何？这成为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在对郑州市240位消费者问卷调查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状况、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
3.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我们以面谈形式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人员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调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进行预调查，并于2012年1～3月进行了正式、全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消费者基本情况、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和购买等内容，获得240份有效问卷。根据所调查数据，对消费者基本情况统计。
4.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和购买、了解渠道、购买及目的、消费者对新疆库尔勒香梨的鉴别、质量安全性和价格水平的评价。
5.计量经济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
Y=F（X1，X2，X3…X11）+μ
式中，X1，X2，X3…X11分别表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均收入、对健康的关注、对原产地的关注、销售推广介绍、亲朋好友的推荐、个人喜好、对质量安全水平的评价和对价格的评价，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拟采用二元逻辑斯谛（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回归模型可表述为：
log■=b0+b1x1+…+b11x11+μ
式中，Y1为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Y0没有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b0为常数项，bi是Xi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6.结果分析：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构建模型主要目的不在于预测，而是定量分析与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故在回归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回归结果略）。
主要研究结论：影响消费者购买主要显著性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对原产地关注、销售推介、个人喜好和价格水平评价等7个因素，另外可知它们的显著性水平不尽相同。结合实际调研结果（描述统计部分），进一步可知：新疆特色农产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相比较而言，新疆库尔勒香梨和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市场认知度有待提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着较高的评价，同时也认为价格较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需求动机存在多样性。
本文通过实际经济活动―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作为教学案例，运用SPSS计算机软件具体操作和应用，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抽象地讲解理论和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掌握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一般范式对实际实证项目进行分析与研究，能够让学生完成较高质量、有数据及数学模型支撑的“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并达到教学效果的改善，及学生计量经济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能力提高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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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论著；经济思想；百家争鸣
China’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an Era. Firstl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economic19497 works, including 3837 monographs and 1781 translated works; there were 2448 periodicals with economics explicitly in their names and 364 newspaper economic columns. Secondl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including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They probed in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land, money and public finance. Some of their resul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today.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Era; economic works; economic though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传统中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构，涌现了大批经济学家，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论著，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胡寄窗先生早在1984年即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权威论述。[1]本文在胡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和个人的浅见，对民国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增进对民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认识。
一、 经济学论著的繁荣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当时经济学家赵兰坪指出：1934―193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2]。由此可见当时经济学界的盛况。对该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一）经济学著作
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和谈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二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
统计方法：先按年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的书籍16034种，然后将《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收录而《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未收录的书籍一一标出，并将此标出的补充书籍进行统计，最后将两项统计汇总。
从表1出版总量分析，民国（1912――1949）年间中国经济学学界著作总数为19497种。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对于一种从无到有的新引进的学科，其接近2万的著作数量应是相当惊人的。从出版时间分析，1911年以前（清末）10年著作总量才111本，1912年民国成立后，1913年一年陡升至72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1937年后受抗战影响，经济学著作有所减少，但减少并不明显。从著述方式分析，编述类和编著类总和为13879种，占总量的7118%，居第一；专著类3837种，占总量的1968%；翻译类1815种，占总量的913%。编述类占总数的6714%，说明编述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著述方式，但专著比例近20%，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自撰与翻译的比例约为91∶9，自撰已占绝对优势，翻译比例非常小。由此可以认为，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著述，已摆脱了完全贩运外国著作的“述而不作”阶段，进入模仿与研究时期。
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其中，1911年前仅34种，民国（1912―1949）年间共1781种。1928―1940年为经济学译著出版的高峰，每年出版均超过50本。1941―1948年因通货膨胀，时局动荡，译著数量有较大程度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苏联著作就达57本，中国正在进入学习苏联的新时期。
在中国经济学译著总量中，从日本翻译472种，高居第一，其次分别为美国299种，苏联246种，英国239种，德国100种，法国64种，反映了这6个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水准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直接相关。比如日本，其经济学水准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但日文著作在中国翻译却最多，这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侵略）相关，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苏联在1920年后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从经济学译著上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成为日、苏、英美这三大势力的角逐场。
近两万册的经济图书，其中有多少有分量的著作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了150余种中国经济学名著。[4]著作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外国在华经济学者。内容包括经济史、经济地理、人口、土地与农业、农业、工业、矿业、劳工、商业贸易、交通、中国货币史、中国的银行及银行史、白银与中国币制改革、外汇侨汇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财政史、财政问题、公债、赋税、岁计与会计、统计物价及物价指数、一般经济、经济计划、外人在华经济势力等23类。1994年叶世昌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简述了58种此时期的经济学名著。[5]方显廷与叶世昌所列名著因选取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名著有不同看法，但近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提到。
（二）经济学期刊
经济学期刊是经济学家的载体。1936年张肖梅统计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有些机构办有刊物多种。[6]1936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
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和《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统计， 1949年前经济期刊共计达2479种，每年创刊数量分布见表2。
统计方法：将上述二书所收期刊目录里明确以经济、建设、农业、工商、实业、贸易、金融、银行、财政、税务、统计、物价、会计、劳工等命名的经济类期刊一一列出汇总，共得期刊2479种，然后对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进行统计。在2479种刊物中，1912年前出版为31种，民国（1912―1949）年间出版为2448种。
上述2479种经济期刊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如《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也没有包括各大学的学报，如《燕京学报》、《金陵学报》等。当时发表经济论文还有另一重要阵地，即是时论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学艺》、《中央时事周报》、《复兴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独立评论》、《文化建设月刊》、《时事内编（半月刊）》、《时事月报》、《申报月刊》、《文化建设》、《新路》、《观察》、《中华月报》、《国闻周报》等。
从表2可知，1912年以前经济期刊创刊数量较少，每年仅有几种甚至没有，1928年后创刊数量大幅增加，每年均达50种以上，最高为1946、1947、1948三年，每年创刊均超过140种。20世纪上半叶经济期刊每年创刊数为一典型的上升曲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轨迹。
在2479种经济期刊中，能坚持出刊两年以上的较少。那么，这些期刊中到底有多少重要的有影响的期刊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列举了133种著名期刊[4]，其中普通经济期刊26种，如：《经济学季刊》、《社会科学杂志》、《经济汇报》、《新经济》等；专门经济期刊107种，如经济史类的《食货》、土地类的《地政月刊》、工矿类的《资源委员会季刊》、金融类的《银行周报》、财政类的《财政评论》、统计类的《统计月报》等。方显廷所列133种重要经济学期刊，类似于今日的“核心期刊”。
（三）报纸经济专栏
报纸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另一重要场所。各大报纸的时评、社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如《大公报》的时评和星期论文，以及《申报》和当时的《中央日报》等报的专论都是引领舆论者。
报纸上的经济专栏，是集中发表经济见解的地方。笔者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统计，报纸经济专栏总量达364种，其中以工商业和经济总论最多。报纸最早举办经济专栏的有：1919年4月《时报》主办的“实业周刊”，1920年1月《时事新报》开办的“工商之友”。影响较大的有1933年3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主办的“经济周刊”，1932年12月《申报》出刊的“经济专刊”。报纸经济专栏各个时期创刊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报纸经济专栏在20世纪20年代前只有1种，20年代36种，30年代118种，40年代209种。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乱年代，报纸经济专栏却是最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经济学著作有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而清末（1911年及以前）只有著作111种、期刊31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二、 经济思想的百家争鸣
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百家争鸣。经济思想界也不例外，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本文选取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探讨争论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对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情况有一大略认知。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有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该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学校、研究机构等）以及对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将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哲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吹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与政府联系紧密者，如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批评其他两种主义。比如：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则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为其代表。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为此，还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毕称希腊，忘掉自己祖宗的毛病，提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7]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
1928―1936年，中国思想论坛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或中国经济性质的激烈论争。①①有关这场争论的史料可参考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可参考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和温乐群等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场争论缘起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的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论争，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派以《新思潮》为阵地，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中国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涉及如何估计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和学者如陶希圣、何干之、周谷城等人也参与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的王学文、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了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争论双方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场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经济思想又出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同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双方论争的焦点为：1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农村》派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经济》派则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2农村社会性质。钱俊瑞等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王宜昌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可以将它总结为革命史、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论战，笔者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发表论著也以“经济研究”的名义，因此，该场论争也应该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制度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对世界与本国的经济危机和日本的侵略，兴起了统制经济思潮，与此同时，批评统制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中后期，设计战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德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四）人口问题的讨论
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孙中山、、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在争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时候，1935―1936年，人口与土地的论战爆发。翁文灏、陈长蘅、胡焕庸提出了“中国地大物不博论”，萧铮、汤惠荪、张丕介等地政学院的学者群起反驳之，他们认为翁文灏陈长蘅对中国地力估计太悲观了，中国可耕地多，开垦荒地大有作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就没有人多问题，人多恰恰是劳动力丰富的表示。萧铮的结论是：“土地问题者，非为怨天时之不顺，地力之不厚，而为不良的土地制度之妨碍地利。人口问题者，非为生齿之过繁，而为分布之不均，素质之不良。”[8]
人口多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关于人口的争论近代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控制人口与反对控制人口两种声音很难说哪一个占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奉孙中山为国父，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多还有利于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还公布了奖励生育政策，三个以上的孩子免费教育。抗战胜利后，“六大”又通过了生育节制的议案。不过，奖励和节制人口的政策均没有认真实施过。
（五）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以农立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如何，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持续出现了“以农立国”同“以工立国”的论争①①相关史料可参看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和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争各方大致可分为重农、重工、工农并重三派。
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国贫富悬殊、政治经济危机频发，而农国社会安定，农国可以离工国而独立，工国的食品却必须依靠农国，农业为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以工立国派以杨铨、恽代英为代表，他们认为农业国在现代世界不能独立生存，工业化为时代潮流。
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以梁漱溟、漆琪生为代表，他们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重工派以吴景超、刘大钧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机械取代筋肉可大大提高生产力，应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工农并重派以马寅初为代表，他认为农业不能致富，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所以应工农并重。
20世纪40年代，重农派以杨开道、董时进为代表，主张农业攻势，工业守势；农业要超得过人，工业要赶得上人。重工派以周宪文、王亚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工农并重派以翁文灏为代表，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主张。
以上三次大的讨论都是由重农派首先发难，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体现了中国重农思想的坚固和强大，这也确实提醒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忽略农业。争论的后期，大家对工业化为时代潮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六）土地问题的论争
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问题成为包括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除上述主张外，阎锡山还提出了“土地村公有”，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七）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刘大钧、吴景超、马寅初等人就讨论和设计过工业化方针，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工业化思潮。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思想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共识。在设计各种工业化方案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路径的论争。
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15年赶日本。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刘大钧主持出版了7种，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主持出版了三种，与此同时，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上述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9]正如张培刚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10]
（八）货币、金融的讨论
货币金融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1912―1949年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波动中，币值的波动是当时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将货币金融作为讨论的中心，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金融专家，金融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的部门。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银（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的大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却是普通货物，世界银价受制于伦敦和纽约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银价涨跌左右了中国银价即中国币值，由此引发中国外汇、物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国际流动。1929年秋冬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物价下跌，银价也应声而落。1930年初，中国出现较大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大家基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1931年秋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实施通货贬值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物价相继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中国在1932年即出现银价上涨物价下跌现象。1934年，美国更宣布向世界大量购买白银进一步抬高银价，直接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更大规模更热烈的讨论。
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11]1938―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2利率高低的论争。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九）财政问题的论争
近代以来，民穷财尽，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问题始终是各届政府关注的中心，关于财政的讨论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召开了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均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学家参与了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改革实践，对每一重大问题，他们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抗战时期，针对愈演愈烈的财政性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征收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强制发行公债、出售国营企业、田赋征实、粮食征借、节省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等政策。总体来说这些政策除田赋征实外，其他政策收效不大。马寅初于1940年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特别是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以充政府抗战经费的主张，该主张立即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策，战后才能施行。1948年6月，立法院提出了征收财产5%―60%的临时财产税法案，由此还引起了政界、商界、学界的热烈讨论。[12]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财政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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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模型；科学程序
中图分类号：F12；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016-12
收稿日期：2014-03-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6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D024）；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SGH10008）
作者简介：崔建军，男，陕西乾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言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的物质基础和惟一源泉，经济基础决定基于并居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地位。作为目前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学已然从“显学”地位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身价陡落，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算卦式”的经济学的预测以及经济学的“认识功能”和“政策功能”了――比如十多年来中国的房价越调越高，股市作为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却翻云覆雨、变化莫测，全球金融危机没有被经济学家精确地进行预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束手无策等――用凯恩斯评价经济学家的话说则是：“自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因理论与事实不符，而有动于中，但常人却已觉察到这种不符情形，结果他们逐渐不愿意对经济学家，象对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究其个中原因，自然太多。笔者学力不逮，难以全面、准确地述说。本文在继承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经典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的粗浅想法，进而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中的失范和回归本真，谈些不成熟的意见。
二、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
熊彼特是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罕见的屈指可数的天才巨匠之一。其不朽的学术地位完全有资格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莱昂・瓦尔拉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马歇尔、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并驾齐驱，共争光辉。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者是其创新理论，并且将创新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无限制地放大了。其实，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分析史》更是其经济学智慧的高峰之作。前者是十大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影响深远；后者大气磅礴、卓尔不群，立意之高远、观点之明晰中肯、规模之宏大辽阔、涉及国家和人物之众多、材料之丰富详尽举世无双，是全球公认的经济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无与伦比的经典著作。
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科学的或分析的经济学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取得进步的。由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与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是完全等价的。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熊彼特无数次讨论过“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全面‘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基本上不同的因素所组成的。第一是，理论家关于这一社会情况的基本特征，关于特定时刻为了理解他的生活什么是和什么不是重要的事物的观点。让我们把这叫做他的看法。第二是，理论家的技术，即他用以把他的看法概念化，并把后者变成具体的主张或‘理论’的工具。”很显然，熊彼特关于理论（及理论模型）的上述一段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家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看法；二是理论家对其观点、看法的概念化技术表现。此可谓“理论模型”的经典诠释：理论模型就是理论观点和概念化技术表现（一般为数学模型等）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明确而简洁地界定了理论（及理论模型）的性质：“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我已经强调了理论这个词，而我所说的理论就是指分析的器械”。显而易见，此与1885年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就职演说《经济学现状》中的一句名言――“经济理论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可以用来发现某一类真理的通用机器”――一脉相承，涵义相同。两位经济学巨匠的“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与“通用机器”何其相似乃尔，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经济理论的工具性质。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评介马歇尔、庞巴维克、陶西格、费希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时，熊彼特12次使用“模型”或“经济模型”一词。此外，他也多次使用与理论模型意思相近的“图解”、“图式”、“图画”、“逻辑的图式”等词汇替代“模型”或“理论模型”。
在《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中，熊彼特密集讨论过与理论模型相当或意义完全相同的各种各样的图型、图画、体系、图解、图表、模式、模型、工具箱、分析工具、分析机器、器械、器具、图式等。在熊彼特的写作习惯中，很少使用理论模型一词（明确使用只有1次），他使用最多的是“图式”（182次），用“图式”简洁地表达自己关于理论模型的思想。
弄清楚熊彼特的理论（及理论模型）和理论（及理论模型）的“分析的器械”性质之后，我们进一步比较详尽地考察熊彼特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经济学理论或理论模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说：
分析工作本身就包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相像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相像中的各种组成成份以准确的概念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相像，同时也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定试验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如果说，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对理论模型的论述相对抽象的话，那么他在《经济分析史》中则进一步将理论模型的论述具体化，并且和经验实证有机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理论模型与经验实证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原理。熊彼特自谦地认为自己的论述是“很不完全的描述”，其实他的论述却是对构建理论模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诠释。
显然，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可以明确表述为：想象概念化――命题（确定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命题的经验实证――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进一步清晰的论述：
在每一种科学探索中，最先出现的是想象。这就是说，在开始从事任何一种分析工作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挑出我们想要加以观察的一组现象，并且对于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对于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它们的根本性质――首先凭直觉得出一个初步的观念。情况显然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仅仅是由于虽然我们实际上多半不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但却是从我们前辈的工作出发的，或者是从浮现在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的。然后我们进而使我们的想象概念化，并通过对事实的比较仔细的考察来发展它或者纠正它，这是两件必然会连在一起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具有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出进一步的事实调查，而进一步的事实调查又引出新的概念和关系。我们的概念和我们所确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总和或“体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理论或模型。
由上可见，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是：想象（针对一组现象或分析对象）――想象概念化――确立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或模型。此分析图式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7章讨论均衡概念时，熊彼特又一次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展开论述，并以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为例深入理论模型内部探讨了经济理论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推向了数理化（理论模型）的努力方向，实质上是对自己《经济分析史》第1、2卷中分析过程4个步骤的进一步更加详尽的说明：
我们曾经把精确的分析过程分成四个步骤，在经济学史上，这四个步骤第一次是在瓦尔拉的著作中清晰地辨认出来的。现在我们再从这四个步骤的前两个步骤开始，即探究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的性质，并根据我们对它们的性质的了解，发现我们认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用方程表示出这些关系后，我们便可以采取第三个步骤：即将这些方程纳入一个体系（即一个理论“模式”）中，看看作为变量（或“未知数”）出现在这一体系中的要素，是否有唯一的一组值来满足所有那些必须同时存在的方程――联立方程这一术语由此而来。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要回答上述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否定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假如有唯一的这样一组值――即一种“解”――存在的话，那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例如，方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而不能是纯粹的恒等式（例如x等于x）；它们必须在以下意义上是独立的，即没有一个方程一定要隐含另一个方程，或另几个方程，或所有其它方程之中；它们必须有足够的数目；当然，它们彼此不得相互矛盾。
照笔者理解，熊彼特的上述论述是要在理论模型中明确诸解释变量的性质并寻求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此外，熊彼特强调理论模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如果是联立方程，则各方程必须是完全独立的，不能循环论证。
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5篇第5章（也是3卷本《经济分析史》的最后一章）中论述凯恩斯《通论》的分析工具时，熊彼特指出：“凯恩斯的分析――现期国民收入的分析――就是在按上述5点而安排的框架之内来操演5个内生变量，这些变量是这个体系要加以确定的：国民收入本身、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利率，此外还有一个外生变量，那就是由金融‘当局’的行动加在该体系之上的货币数量”。凯恩斯认为，现期国民收入等于现期的消费加上现期的投资即Y=C+I，它由3个函数表即消费函数C=F（y）、投资函数I=F（y，r）和灵活偏好函数M=I（y，r）决定。
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汉森教授评价说：“凯恩斯把当期收入解说为等于现行储蓄加上现行消费支出。此外，又把当期储蓄解说为等于现行收入减去现行消费。设称收入为Y，消费为C，投资为I，储蓄为S。则Yt=St+Ct；St=Yt-Ct（亦即Yt=St+Ct），因此It=st。有关当期的一切变数都注上t的符号。……凯恩斯的全部分析过程尽可不用‘储蓄’一词。凯恩斯在第六章的结语中确曾宣称：‘我们以后将用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来替代储蓄倾向’。但事实上凯恩斯在全书中继续使用‘储蓄’一词。而自《通论》出版以后，在储蓄投资问题的讨论中引起了很大的紊乱”。
熊彼特更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分析存在很大缺陷：“没有一个当之无愧的理论家会接受这样的假设，即消费支出（以工资单位表示的）仅仅和收入（以工资单位表示的）相关联，没有一个理论家会把这种假设看成一种确切的陈述”。应该说，汉森和熊彼特对凯恩斯分析图式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汉森和熊彼特所指责的，恐怕就是凯恩斯分析图式中的3个方程式即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从而存在循环论证的毛病。也就是说，凯恩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解释变量收入Y和利率r来解释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消费C、投资I和灵活偏好M。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乐于金针度人，用心良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但如何依据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效创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仍然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此亦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只可意会、难以准确言传的奥妙所在。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4个步骤），可以清晰图示（见图1）。
三、对熊彼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扩展
尽管构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但也绝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在此，我们依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内在逻辑，给予系统全面和通俗简要的说明。笔者认为，要构建完整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必须经过下列5个方面相对严格的科学程序（而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分析过程的4个步骤，自然，熊彼特所说的4个步骤已经包含在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之中了）。
1.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
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经济学研究的开端，熊彼特谓之“想象”，更加通俗些说是直觉，就其实质而言则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即选题。
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革命。”贝尔纳说过：“课题的形成与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需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与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将发现问题提高到了“科学的真正革命”的认识高度；贝尔纳则将发现问题明确界定为“研究战略的起点”。基此，一定意义上讲，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也就为进一步取得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学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比构建特定的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其基础和驱动因素的发现问题的敏锐直觉。直觉是对研究对象运动特点的本质理解和本能反应，也是理解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直觉完全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学术修养。若找不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再精密、再高明的数学模型也难以找到发挥作用的支点，因而无从发挥作用也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就成为构建理论模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无能力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衡量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所有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显著差别之所在。林毅夫教授讲得好：“经济学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那么，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2.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非常抽象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哲学概念。范畴论的开山祖师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解释篇》一书中，就讨论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势、状态、动作、承受等10大范畴。当然，不同的学科有自己不同的范畴体系。所谓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的范畴化就是给予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清晰的、标准的概念界定，也就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即所谓“概念化”。此为最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地方。“我们已在许多场合看到，在从事分析的最初阶段，概念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者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不断的探索，懂得在‘解释’所观察的现象时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特别在经济学中，在分析者清楚地懂得自己工作的性质以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如何有效实现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概念化？此完全取决于经济学研究者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就是一切杰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是通过长期的科学实践积累养成的。
3.经济范畴变量化
有了明确的经济范畴（研究对象）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经济范畴变量化。所谓经济范畴变量化就是将经济范畴转换为能够用于实证分析的经济变量的过程。此需要经济学家具备良好的统计学修养。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基此，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经济范畴变量化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将经济变量统计学化，转化为可观测的实际统计数据。惟有实际统计数据的引入才能有效进行实证分析，才能“立地”，即理论联系实际地求解被解释的经济现象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现实因果关系。
4.经济变量模型化
经济范畴变量化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熊彼特所谓的“概念化技术表现”即模型化。显而易见，“建立模型，即自觉地使概念和关系系统化却更加困难”。这是一个调动经济变量并使之逻辑化的不断探索过程，其追求的目标当然“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越简单，涉及的变量越少，其约束条件就越少，其普适性越强，同时也更贴近研究对象即实际经济生活。当然，理论模型选取变量的多少，它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应该由被解释变量的性质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求所决定，以足够说明问题为佳。对此，经济学的圈外人、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下面一段话――“这正像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因为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或许能够给我们以莫大的理论启迪。克劳塞维茨对理论模型科学抽象的“度”的形象比喻和理性把握是非常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5.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
需要强调，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或者说明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分析步骤的三段经典论述中所缺少明确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要素。
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就是清晰确定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进一步讲，也就是要解析出解释变量中，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并依据外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若搞不清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依据内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必然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达不到经济学研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也会使经济学研究成果失去了应有的政策功能。“任何经典模型都是从严格的设定条件推导出来的，至于设定前提之外，都有一个‘其他条件不变’。……只要多多少少地返回现实，‘其他条件不变’也是实际不可能存在的。这时，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就会模糊起来。”同时，“任何经典模型的应用都是有假定条件或应用前提的，如果使用者忽视了或者根本不懂得模型的应用前提，故意不尊重或不能够尊重模型中变量问和模型方程式中的逻辑关系，漠视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学思想，就无法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研究的结论就势必出现偏差，有时甚至是重大偏差”。
显而易见，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构建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最后一环。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能为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操作提供应有的、必不可少的操作指南。也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算有效完成了上述5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的全部程序，也才能有效实现经济学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部探索过程。
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可简要图示，见图2
应该明确的是，上述构建理论模型的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或5个分析步骤）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次第推进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同时也必须强调指出，构建科学的理论模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丰厚储备。“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模型理当是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以及统计学、数学知识的完美组合。这种多元知识体系的精巧整合，使得模型形神兼备，构成了经济学模型的精神。”
四、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反观
与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基于熊彼特研究成果基础的构建理论模型的五个严格的科学程序相对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大量的严重的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2）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滥用；（3）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常见，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没有科学的经济学的学术积累则是我们不得不被动接受的“一个结果”。兹分述之。
1.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对此一时期，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致用的、对策性的，缺乏创造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真正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当时被禁锢和严重压抑的生产力，我们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公司制等等，经济学界也为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举措对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应有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广泛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千百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的动人魅力和巨大吸引力。但若言理论创新，恐怕难以判定。因为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公司制等在西方有上百年的实践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就有承包制的长期存在。近代中国更有股份制光彩夺目的成功实践，比如以“汇通天下”而闻名于世的山西票号（始于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不仅有普通股，而且有包含激励机制的身股和身后股。身股具有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的属性和员工持股制的属性，身后股则有股票期权的意思。近代中国金融史上这一丰饶的金融实践遗产，涉及股份制、劳动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金融管理、商业管理等广阔的理论研究领域，值得中国经济学界认真挖掘、系统整理，并探索其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以便古为今用，启示后人。
就近来看，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不约而同地释放流动性、实施增加有效需求的货币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是在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放大经济产出模型GDP=C+I+G+（X-M）中的外生变量G，试图将G有效地转化为C和I。此抓住了经济产出模型解释变量中的外生变量G，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一揽子投资计划，货币信贷天量增长（2009年新增信贷95957亿元，同比增长98.72%；新增货币供给131034亿元，同比增长27.58%）。此可谓当时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且不管是哪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中国的政策实践），但对政策应有必要的理论分析：出台政策方案的依据（理论的、现实的）是什么？政策目标是什么？政策成本是什么？政策工具和实施手段是什么？政策效应是什么？还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何？甚至要清晰列示出将要出台政策措施的“负面清单”等。应该承认，4万亿元一揽子投资计划，货币信贷的天量增长对经济“V”型复苏和“保八”任务的完成功不可没。但即使作为外生变量的G也不能任意地不加节制地放大，因为G不加节制地放大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不仅诱发了强烈的通胀预期，更延缓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进一步扭曲了经济结构（比如所有制结构上的“国进民退”，经济增长越发依赖投资驱动等），也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应该承认，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是有巨大缺陷的。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剂治标不治本的应急药方，我们一边改革却一边不经意地同时制造了未来被改革的对象。
熊彼特的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大部分经济学家却直接根据他们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这就与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工作者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既不应用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也不图对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有所贡献，尽管显然有这样做的机会。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手中，不但没有得到完善，反而败坏了”。在笔者看来，直接根据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创新（熊彼特所说的败坏分析工具倒在其次），更糟糕的是，从现象跳过应有的、不可或缺的分析环节直接提出对策（若被采纳实施）可能带来政策实施的不良后果，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灾难。
2.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滥用
经济学说史上，马歇尔和凯恩斯都是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但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对数学的应用却非常节制。“马歇尔的作品实际上是以数学图解为必需条件的。”“不仅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利的，而且是由于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才产生了这一成就；而且把斯密-李嘉图-穆勒的资料转变为现代研究机器，如果没有数学分析方法，也是很难完成的。”但是，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过度运用充满疑虑，熊彼特认为，“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他要求――奇异的野心！――能被‘商人所看懂’。他恐怕树立一个榜样，可能诱使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说马歇尔只是基于经济学传播的考量，对数学方法的滥用充满忧虑的话，凯恩斯则对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过度使用完全抱持强烈批判的、看不上眼的轻蔑态度：“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
诚然，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这里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是一门科学要“运用”数学而不是“变成”数学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无论如何，数学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大而言之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工具”，非特经济学而已），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与马克思和西方经典作家对数学运用的慎重态度截然相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却是对运用数学工具充满不适当的狂热追求。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不少论文是没有经济学思想的充满数学模型的算不上经济学论文的所谓论文，博士、硕士论文更有被认为缺乏数学模型就不成其为论文的趋势（这在理工科院校表现得尤为强烈）。然而，细究其中许多论文中运用的数学模型，基本上是西方模型的中国运用，其写作模式大概可以概括为：西方模型+中国材料+些许体会=理论创新，而作者自己针对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依据科学程序创建的新的理论模型却少之又少。其结果是，这些经济学论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成为“两不像”，数学家认为不是数学，经济学家认为不是经济学。此外，不少论文尽管应用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所得研究结论却是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甚至连经济学常识也算不上。作者却认为自己有创新甚至是重大的创新，丰富了某某理论，建立了某某理论框架，提出了某某对策，填补国内空白，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云云。对此，经济学界心知肚明，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仗义执言，发出强烈的正义呼声，却很难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当然，不正学风已然形成，要改变之亦难。长此以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必将越来越大。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师（广泛些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中，老一辈的学者有理论修养，有经济思想，也有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细微观察和深切把握，但苦于缺乏数学基础而不能将其思想观点模型化，形成有思想观点、有技术分析和精确论证的研究成果。年轻教师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也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的训练，但苦于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清晰认识，抓不住有研究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其研究状态有两种情况：一是找不到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工作无从有效开展；二是抓住无关紧要的研究现象，努力使用精密数学工具，生搬硬套，进行玄而又玄的所谓实证分析，结果由于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同样难以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他们自己也坦言因为评职称等压力而不得不写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了创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下可行的办法可能在于实现老一辈学者和青年教师的互相学习，形成优势互补。最高的治学境界是要求研究者学术思想与分析技术的同时兼备。还有一种现象似乎值得一提，就是不少学生认为经济学门槛低，只要有数学基础也就足够了。我们只有感叹：历史惊人的相似！此完全印证了马歇尔120多年前深沉而富有远见的忧虑――“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
3.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
熊彼特说过：“任何一部在科学上有地位有成就的著作，在有关的课程中都不可能不被提到。”黄达教授也明确指出：“教书要教‘基本的’、‘成熟的’内容。至于学科的前沿论辩，只能有所选择地点出，全部纳入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可能。”中美两位杰出教授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翻遍中国高校所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科书，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原理、曲线、模型，也没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论著走进教科书并成为教科书的经典讲授内容。一句“西方经济学”道尽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苦涩与辛酸。经济学是“西方的”，对中国而言，其只是舶来品。还是黄达教授一语道破了真情：“在货币银行学的学理部分中，有的只是西方所创建的原理。”自然，黄达教授所言仪及货币银行学。其实，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而言，难道不是完全适用的吗？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涌现出了那么多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获世界性的经济大奖。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奖的问题。……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由于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
笔者以为，渴望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这种观点却大成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献计献策算不上经济学分析；所谓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只是情绪化的言过其实的看法，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也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理论表达空间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实践机会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
更进一步说，上述观点不仅完全混淆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的关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是研究对象，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要求的却是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的成果，此两者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误解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理论成就奖而不是经济建设成就奖。理由很简单，有问题不一定有分析。“那些不熟悉科学研究的社会学的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实际问题就有分析，或者换句话说，分析是由生活的需要所引起的。但美国当时有许多实际问题，人们热烈地讨论它们，有时还带有同它们的重要性很不相称的一定程度的感情。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分析工具的冲动。”这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评述1790至1870年美国经济学相对落后时所说过的一段话。换句话说，此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所描述的美国150年前的经济学研究相对落后情况，一定意义上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的真实写照。它应该也能够给我们以应有的启示。
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归真之途
如何纠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失范？如何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真？最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必须净化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良学术风气。
1.中国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分工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是学风浮躁。有点研究成果者就沾沾自喜，自认为学问做得差不多了，坐不住冷板凳，去追求“修、齐、治、平”与“居庙堂之高”的人生境界。应该承认，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历代知识分子“一边倒”地热心追求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出世”思想，固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经济学家（大而言之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多信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取向，都选择一元化的“居庙堂之高”的人生价值偏好。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第一、二、三章讨论的都是分工。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此，研究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比常人更能够也更容易理解并看重分工的效率及其价值，在有效分工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今，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大部分教学科研人员都是为职称忙――搞课题、发论文、报奖项。更有甚者，其中有些浮躁难安、急功近利的教学科研人员为了得到科研成果、科研课题和学术成果奖励，不惜甘冒身败名裂的人生风险，剽窃抄袭，弄虚作假，抛弃最起码的学术道德底线。学风如此浮躁，莫要说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而博取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就是要做点真正像样的学问，恐怕也很难。
2.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客观经济世界，并探寻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及其客观规律。其工作方式实质上已然由构建经济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经济范畴变量化、经济变量模型化、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所直接而明确地决定。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经过艰苦劳动，构建出自己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完成了自己对客观经济世界的理论性认识。接下来的任务，就只是发表、出版自己的论著使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传播，影响他人的言行，至此经济学家认识世界的使命已告完成。至于经济理论如何转化为经济政策，那只能由政府去选择。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则是：经济学家只是制定“菜单”，至于如何“做菜”，则当由政府抉择。
无可否认，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渴望在自己耕耘的经济理论的土地上，能够开放出绚烂的经济政策之花，也就是完成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是必须明确，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是“知”而不是“行”，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此就要求经济学家要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科学配置自己的才能。此外，经济学家能否有幸提出自己横空出世的革命性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除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之外，毫无疑问还需要时代环境等客观条件即外部机遇。而这种时代环境即外部机遇，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中国经济学家要淡化课题意识
纵观经济学说史，大凡伟大的、流芳百世的经济学著作，诸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好像都不是课题研究成果（而是经济学家个人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基金项目的支持。甚至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客居伦敦，还处于贫病交加的生活状态中。此外，马克思《资本论》写作时间40年，第2卷、第3卷生前尚没有完成出版，不得不由其挚友恩格斯继承其写作事业，倾注心力整理出版。结果，第2卷、第3卷出版署名是马克思著、恩格斯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时间是25年，除了出访法国，终生再也没有离开英国苏格兰小城格拉斯哥半步。熊彼特写作《经济分析史》耗费了生命历程中的最后9年时间，也未能全部完成，最后由其夫人（也是经济学家）的伊丽莎白・波蒂・熊彼特作为遗作抱病编辑整理直至去世，同时在其他的学者阿瑟・W.马吉特、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M.斯威齐、理查德・M.古德温、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威廉・J.费尔纳、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弗里达・S.厄利恩、安娜・索普、罗伯特・库恩和瓦西里・列昂惕夫教授的无私帮助下，方才令人遗憾地不够完整地出版面世。
我们要改变目前对课题过分重视的倾向，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去长期从事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研究活动。
4.中国经济学家要强化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固然，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享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更有傲人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贡献于世界。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发明，更多地是实用技术。对于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和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已有深入详实的研究，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困惑，此就是众说纷纭的“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客观地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以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而论，挂在口边津津乐道的就是经国济世。经济学既然要经国济世，其研究目标自然是致用而不是为学。为学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应该承认，经国济世这种传统的理论教条是有失偏颇的――重“术”而轻“学”，重“技”而轻“道”，不利于科学研究特别是形而上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其实，科学不等于技术。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问有用无用的。20世纪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说过：“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退一万步说，致用即改造世界也必先以认识世界为前提。
5.中国经济学家要切实端正学风，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家真想真正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成果，惟有端正学风，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和规范，建立基于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包涵经济学研究价值的理论模型。因为“不建立模型，我们就无法前进”。当然，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有其特定的丰富内涵，理论模型=学术观点+概念化技术表现+约束条件。显而易见，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和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与作为认识客观经济世界的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完全是两码事，二者相去甚远。
六、结束语
经济学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范畴、原理、定理、曲线、模型、系数、图式等基本元素所构成。同时，经济学又是一门逐步演化的科学，这种演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经济学说史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三本闻名世界的、里程碑的经典教科书独领，风靡全球50年，已然说明50年中经济学体系的相对稳定性，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步。基此，经济学研究要取得革命性进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可见理论创新的艰难性。尽管人类的经济生活实践是生生不息的，正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蕴含其中的经济学的“原理”却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学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认识经济生活的工具，用熊彼特的话说是“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用马歇尔的话说是“通用机器”，用熊彼特所欣赏的、经济学说史中最杰出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无比智慧的比喻则是“工具箱”。
尽管贝克尔搞“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其研究边疆是有界限的。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公平分配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福利；如何有效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并有效改善政府调控效率，恐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真正伟大的经济学理论是永恒的，它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并会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巨大的影响人类行为的作用。还是凯恩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道尽了经济学思想的力量和价值：“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只要经济运行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理论必然会重新复活；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家和国家利益，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基于国家经济学的关税壁垒理论的影响就永远不会绝迹；只要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非常非常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恩格尔定理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的客观标准，其真理性就永远不会消退。
经济学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前进的。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需要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也就是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五大程序。这五个方面的科学程序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次第推进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构建经典理论模型并进而开发出新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说史特别是经济学分析的“工具箱”中留下自己创造的东西，结出自己富有生命力的果实并由此成就藏之名山的事业，进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整体福利。此正是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经济学家毕生追求的梦想。
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牧区； 农业保险； 参保现状； 建议。
农业生产受地理、气候等因素影响极大，本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迫切需要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来减轻农民损失。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实现分散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补偿，除此之外，它还具有资金融通、储蓄、防灾防损等派生功能，同时也具备一些社会管理的功能［1］。
因此，从宏观上讲，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从微观上讲，农业保险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效用水平，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农民迅速恢复再生产，这必然会为农业经济的科学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机制。特别是对民族牧区来说，将大大提高农业抗风险的能力，保证民族牧区农民快速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增长。
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保险政策尚有不足，农业保险相关体制不够健全，农民的参保意愿薄弱等问题尤为突出。
笔者通过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对牧区农业保险参保现状进行概括，调查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同和接受心理，分析农民参保状况不佳的原因，了解农民参保的困难，为完善我国牧区农业保险体系提出建议。
1 调查样本情况。
1. 1 研究区概况。
1. 1. 1 兴安盟农牧业概况。兴安盟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全盟总人口近167 万，农村牧区人口 113 万，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由蒙、汉、满、朝鲜、回等 22 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族人口68 万，占 47%，是全区也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
兴安盟农牧业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和“玉米黄金种植带”。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373 ～467 mm。无霜期为95 ～145 d。畜牧业，草原面积303.4 万 hm2，其中可利用草场261.2 万 hm2，年产牧草 31 亿 kg 以上。牲畜总头数保持在 700 万头（ 只）以上，2008 年达到 789 万头（ 只） 。其中，大小牲畜 669 万头（ 只） ; 生猪年饲养量 240 万头； 牲畜出栏 451.3 万头（ 只） ; 畜产品产量达到肉类 14.9 万 t，鲜奶 23 万 t，毛绒 1. 17 万 t，禽蛋 1.87 万 t。全盟建有生猪养殖小区 85 个，奶牛养殖小区21 个，肉牛养殖小区 9 个，肉羊养殖小区 87 个，禽类养殖小区 135 个。全盟畜牧业增加值占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6. 2% ，是内蒙古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2］。
1. 1. 2 兴安盟农业保险发展概况。2007 年，兴安盟首次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由自治区政府指定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独家负责，业务涉及到全盟 6 个旗县市 （ 局） 的 56 个乡苏木镇，10 个国营农牧场，450 个行政村，受益农户达14.25万户。参保作物主要为玉米和大豆，承保面积为 23. 67 万hm2，是全年播种面积的 32%。签单保费共计达 6 402 万元。中央财政补贴比例为 25%，自治区财政补贴比例为 50%，保险公司承担比例为 15%，地方财政和农户自筹 10%（ 农户每公顷交纳保费 30 元） 。
2008 年兴安盟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顺利完成，兴安盟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面积达 45. 69 万 hm2，占各类农作物已播面积的56.3%，涉及到玉米、大豆、小麦、油菜籽、葵花籽等5 大作物； 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是能繁母猪和奶牛，覆盖全盟的 6 个旗县市和农场局。2009 年兴安盟种植业保险参保面积达 76.83 万 hm2; 财政补贴资金达 1. 41 亿元，总保费达2.34 亿元。全盟参保农作物理赔面积达 47. 65 万 hm2，占参保农作物的 62%。2010 年兴安盟种植业保险工作做到了应保尽保，各类农作物参保面积达到了 73.69 万 hm2，占全盟农作物总播面积的70.18%，参保农户达190 575 户［2］。
1. 2 数据来源 此次农业保险参保现状研究的对象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参保农户，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问卷调查的重点是宝门镇及其所辖的若干行政村。在调查过程中，一部分问卷在保险公司的营业部门现场随机选择顾客进行调查，每一位愿意接受调查的顾客被要求在现场独立填写标准问卷，还有一部分问卷到各村做农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 份，回收问卷294 份，其中因为信息不全或身份不符问卷 21 份，有效问卷 273 份，有效率达到92. 86% ，其中少数民族比例达到 38. 5% 。
2 调查结果分析。
2. 1 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见表 1。由表1 可知，样本区的农民收入不高，对于农业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差，同时大部分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受此影响，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认识程度有限，这也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程度。
问卷调查发现，在种植业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中，82.1%的农户选择干旱，2. 6%的农户认为是风灾，12. 5% 的农户选择了病虫害，19.8%的农户选择了洪水。在养殖业面临主要风险中，20.3%的农户选择自然灾害，57.3%的农户选择价格波动，33.8%的农户选择疾病风险。调查还发现，近 5 年有97% 的农户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农业风险损失，可见该地区是一个农业生产条件不稳定的地区，农业风险类型多样，特别是水旱灾害频发，给农户的生产经营造成很大影响。
在不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户中，认为风险很低没有必要进行保险的占 20. 3%，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化解风险的占32. 4% ，表示依靠国家灾害救济的占 36. 5% ，表示对风险漠不关心的占1.4%，不相信保险的占1.5%。在农业保险的认知调查中，只有大约 6. 2% 的人对农业保险很了解，大约53. 1% 的人选择了解一点，还有大约 40. 7% 的人对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一点不了解。由于我国的农村地区信息相对闭塞落后，大部分人对农业保险的了解不多，并且由于习惯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对风险有着天然的顺从心理，认为农业生产存在风险是正常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如何降低风险的问题。
在对当地的险种分布的调查中发现，农作物的保险所占的份额最大，达到 82. 1%，养殖畜牧业 15. 7%，其他作物6. 2% ，并且 96. 7% 的农户认为在目前推行的险种基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农业险种的设计要因地制宜，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户的切实需要。由于目前在该地区推行的农业保险政策中保费的构成中，政府占绝大多数，农户只要承担一小部分就可以在风险发生后享受赔偿，94. 0% 的参保户对这一保费的构成表示满意。
由表 2 可知，农户对目前的农业保险推广情况比较满意。在对不满意的那部分投保户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农户认为在保险的理赔过程和受损额度的确定方面存在着操作不规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和落实农业保险的执行过程，全面提高农户的满意度是目前影响农户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为研究如何才能使农户更加信任农业保险、设计了农户对农业保险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结果见表3。由表 3 可知，农户对设立专业的维权机构要求最强烈，其次是政府的担保，说明保险公司应提高保险维权的便捷度，并尽量取得政府的担保，以确保农民安心投保。
2. 2 农户参保意愿经济学分析。
2. 2. 1 农户是风险规避者。由于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就显得尤其迫切。但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农业保险的形式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从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此次调查为例，在内蒙古兴安盟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类型是种植业，由于当地耕地资源丰富，许多农户往往承包了很大面积的土地，这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农业灾害的损失程度。加之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不稳定，提高了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因此，理论上讲，作为风险规避者的农户在这种条件下便会及积极地寻找合适的风险转移途径。但调查发现，农户却普遍缺少风险规避意识，72.2%的农户没有考虑过转嫁风险的问题，这一部分群体中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他们的观念中还存在着靠天吃饭的观念，风险意识淡薄，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在推行过程中的阻力加大。在走访调查中笔者还了解到，一部分农民认为一般的灾害损失发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对其投保，即使发生了大的灾害损失，自然会有国家救济。但是应该明确，灾害救济是政府对遇险后的农业经营者提供一种事后、免费的道义救济，这与农业保险的预防性、有偿性截然不同，极易对政府财政的稳定性产生挑战。同时，在灾后的民政救济中，由于灾害发生的突发性。 地方情况的复杂性，民政救济渠道往往不畅通，导致相当数量的社会有效资源没有被合理应用，造成大量浪费。此外，也易养成农民的侥幸与依赖心理，不利于培养农民的风险意识和市场意识。在农业风险管理中，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救济为辅，寓救济于保险之中，从而将震荡起伏的灾害救济财政消融在连年相对稳定持续的保险补贴支出中，既能高效利用赔付金额，迅速组织生产自救，又能消解灾害发生带来的农村社区紧张、不和谐影响。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风险规避者的家庭收入对其规避行为也有重要影响。所在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更强； 家庭收人水平越低的农户，其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意愿也更强。笔者认为，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相比较其他家庭，其面临农业生产风险更大，其规避风险的意愿更强； 高收人家庭，其自身存在着实施自我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的经济基础和能力，低收人家庭，其自身规避生产风险的经济的能力比较差。农户防范农业风险主要包括如图 1 所示的几种途径。
图1 农户防范农业风险的方式。
2. 2. 2 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成本和收益。从调查结果可知，农户农业保险方面的投入成本并不高。以宝门镇为例，当地的参保农户只需要 150 元/hm2的标准缴纳保金，其余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贴。因此当地参保农户都有支付保费的能力。在灾害发生后，当地的保险公司会首先和当地基层村委会取得联系，按照投保户实际投保标的和受损情况进行补偿。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基本上不用通过太繁琐的过程就可以获得理赔，且国内推广农业保险的地区同样采取这种模式。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农户仍然不愿意投保，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 3 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
2. 3. 1 农民对保险机构及其产品缺乏了解和信任。一般而言，理性人的决策行为主要是基于自身所获取的有关决策对象各方面信息而做出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对农业保险及其作用的了解是会影响到农户的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决策行为，如果决策对象从一般性上讲是有利于决策者的，那么只要决策者掌握的信息较为充分，一般会倾向于接受该项决策［3］。由于农业保险是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只要农户对农业保险及其作用了解足够充分，那么农户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
由于农村缺少网络、报纸、广告牌等平面宣传媒体，目前农民对外界事物的了解渠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面对面告知等形式。农民缺少主动了解农业保险产品的渠道，势必会对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对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来说，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个盈利能力较弱的险种。因此，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益期望值比较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很难对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产品进行大量的投入。
同时，保险作为一种无形的服务产品，依靠专门的精算技术确定出来的保费和保额以及其复杂的保单条款使得农民对保险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难以进行直观的评估，因而在缴费和理赔时容易产生误解，发生纠纷。
另外，农业风险存在基本不确定性，人们的主观预期倾向于不购买保险。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域特点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某些风险的种类也是无法预知的（ 例如农民在尝试新作物、新养殖对象时） ，个体农户难以对遭遇某种自然灾害的概率进行评估，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利于自己，即认为出现灾害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向农户提供保险实际上是提供一种方案，并且需要农户支付保费，因此农户可能对保险的作用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不利于保险的推广和市场的形成。此外，农户对保险的赔付可能性也存在怀疑。
2. 3. 2 政策性保险的保障程度偏低，区域分配不合理。由于保险公司在承接农业保险业务时面临着社会保障和自身盈利的矛盾冲突，因此实际在理赔的过程中普遍采取“广覆盖、低保障”的原则确定保险保障水平。以所调查的宝门镇为例，保险公司原则上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即农业保险并不是承保农业的全部产值和收入，而是保障和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的成本，农作物一旦遇到灾害，以保住生产和经营成本为限。这种保障水平偏低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散的农户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救济、向亲友求助、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而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
农作物保险费率普遍存在省内“一刀切”的做法，使其经营公平性受到广泛质疑，有些地区由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可是却承担和灾害少发区农户同样的保险费率，这让很少遭受农业风险的农户内心不平衡，所以拒绝参保。同时这也激化了保险公司与农户的紧张关系。在调研中也发现，这种保险公司与农户缺乏直接沟通机制的操作流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每个村都有不同的地理征。譬如，有些村在地理上呈现狭长地带分布，使得地区处在风口地段，较社区中其他土地易遭遇风灾； 有些社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形态，部分土地较周边地区经常遭遇雹灾等等。这些出现在一个社区中的不同程度的受灾，却只能得到单一低比例的赔偿。村民的多样化、多层次赔付要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保险公司简单、粗暴的查勘定损行为不但可能激发投保户的不满情绪，而且还会导致大量道德风险的积累，这种经济行为由于游离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村级组织不便涉及。
2. 3. 3 政府救济降低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牧区农业基础较弱，因而寻求政策性支持的意愿更强。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主要有旱灾、沙尘暴、冰雹、暴发性病虫害等，有时连续几年或同一年内几种自然灾害同时或交替发生，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性极大。每到灾年，政府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 + 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民提供经济保障，这种模式使得一部分人在面临灾害损失时持有依赖思想。通过保险来分担风险，需要自己出钱买保险，部分农民存在侥幸心理，不愿花钱买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一种非必需的服务产品，农民购买保险是为了在发生风险时获得经济补偿，而政府救济一定程度上使农民难以主动意识到保险对其恢复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意义。也就不会积极地去了解和购买农业保险。是目前影响着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访谈中的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有了国家的救灾补贴，还买什么农业保险”。
3 提高牧区农民农业保险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以兴安盟为例。
3. 1 提高农民的保险支付能力，建立保障服务机制 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时刻承担着自然灾害损失的风险，农户本是风险规避者，而农民本身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农民是渴望参与农业保险的。前文提过，收入是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于市场需求与消费支付能力的关系，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就必须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推行中实施的较为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法国的《农业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等。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不能覆盖农业保险的，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存在随意性。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推动相关农业法律、政策法规等的修改、完善工作，尽快出台符合国情的灵活的《农业保险组织实施办法》，针对农业保险本身、农户、保险公司、政府等各利益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政府主导农业保险的相关法律，以立法形式明确农业保险中相关群体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3. 2 探索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模式，满足牧区农民需求 现阶段国内外可供选择的政策性保险制度框架下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互助合作形式、政府组织实施、保险公司模式、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补贴农业风险发生的保费以及组建新的政策性保险公司，由政府筹集或参与筹集初始资本和准备金［4］。而若单一采取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财政资金、保险资金的投入、筹集及运用上存在较大难度。从调查数据分析来看，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制度模式是现实选择。该模式的制度建立成本较低、风险较，而且，政府在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调整政策也比较灵活。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各地可立足本地实际，根据农民的接受程度、组织模式的经济可行性和开展业务的便利性等，集政府、企业、农民 3 方之力，逐步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比例赔付，选择符合地情的农业保险模式。可以尝试在农村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协会，通过协会实现既方便小规模农户投保，又满足不同受灾保户多样性赔付要求的目标［5］。
3. 3 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沟通协调，推动牧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保险能有效地提高对农民的救济能力，降低农民的经济损失，保障农业再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到每户农名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6］。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行需要政府的的行政强制力量。因此，首先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作。其次要赋予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农业保险工作职责。建议设置有工作经费的专人负责基层农业保险的工作。最后政府和农业保险公司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地方政府网站等，加强农业保险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注意面向重点农牧地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或协会的宣传，树立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良好信誉和形象，得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此外，要深化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认知，只有使广大农民全面认识和真正了解国家对农业政策性保险在民族地区推广的意图，让农民学会学习运用“保险”这一经济手段转移风险，才能促进他们积极参加保险，保障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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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秀芬。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 30） : 18908 －18910.
农村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旅游产业；发展；收入；关系。
摘要：介绍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点，对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兴起的背景作了论述，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农业发展安徽0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都市生活的狭小空间，更加引发了人们对于原生态环境的向往。和自然良性互动的诉求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而水涨船高。在这种语境下，生态旅游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走入人们的视野，调剂着人们的生活。通常，旅游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环境内外带来压力，进而人们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的理念。安徽在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领域是比较早的“试水”者，有着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径和丰厚的实践经验。对安徽模式进行科学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对当前以及今后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也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趋势。
1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质。
1.1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所谓生态旅游农业是指20世纪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旅游方式，它又被称为旅游农业或观光农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的方法，在科学合理地利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发展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交叉型产业，是一种现代旅游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高效农业，是集农业生产、产品营销、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立体式产业体系。[1]。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发展生态旅游农业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它有效整合了两种产业的优势和特色，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有人将生态旅游农业定义为“朝阳产业”，这种说法恰如其分。
1.2生态旅游农业的产业特质：①和谐共生性。生态旅游农业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不同要素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不同于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生态旅游农业对于环境、资源以及旅游的发展起着统筹兼顾的协调作用，既遵循了农业、旅游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又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二者的协调发展。②规划性。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科学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及深入系统的分析预测基础上。在实际过程中，相关专家、学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目标区域的实际调研拟定可行性报告，最终决定项目能否如期上马。③交叉性产业。生态旅游农业是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兼具农业与旅游业的特征，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使农民同时获得农业和旅游业两种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④天然谐趣性。生态旅游农业的具体内容有很多，诸如生态观光、乡土民情等项目应有尽有，充分满足了游客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外身心彻底放松的诉求，为人们宣泄自己的心理压力提供了一条绝佳路径。
2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兴趣的背景。
2.1地理优势安徽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日光充足，季风明显，四季分明，以淮河为分界线。淮河以北属暖湿半湿润季风气候，淮河以南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这为生态旅游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安徽有淮北平原农业区、江淮丘陵农业区、沿江平原农业区、皖南山地林茶粮区。这些区域特产丰富，如枇杷之乡-歙县、山核桃之乡-宁国、酥梨之乡-砀山、红茶之乡-祁门等。安徽有着丰富的戏曲文化，如黄梅戏、庐剧、凤阳花鼓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物产，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安徽的生态旅游农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
2.2政策扶持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腾飞，成为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渠道，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嫁了农村的社会治安风险，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同时，将农村的现有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激发了农民发家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新的载体基础上的完美对接。为此2007年安徽省出台了17号文件《关于推进旅游产业大省建设的意见》，确定打造旅游大省的发展思想，提出打造“三大板块”（即大皖南旅游区，泛巢湖旅游区，新皖北旅游区）和“六大区域”品牌（即突出黄山，打造以世界遗产和徽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大别山，打造以原生态和红色旅游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巢湖，打造以滨湖城市与商务休闲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亳州、凤阳、寿县古城，打造以淮河流域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区）。从财力上对规划编制、景点建设、旅游接待宾馆创星、“农家乐”创星等工作进行奖补。
2.3经济能力因素。旅游活动能否长效进行下去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承受力有着莫大的关联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旅游的可能性存在正相关性。从国际上来看，旅游业对于各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在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人们的消费收支结构中，观光旅游分量举足轻重。这种情况在我国体现的也十分明显。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的旅游业，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愈来愈明显。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了生态旅游农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不断减低充分证明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在新时期的发展趋势：物质性消费不断走低而精神享受性消费与日俱增。绿色消费和个性消费的理念蔚然成风深入人心，而旅游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人们消费理念和模式的演进成为近些年来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2.4国家“假日经济”政策的强力助推。安徽生态旅游农业能在并不很长的时期内取得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优越[2]。假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闲暇时间日益增多的情况逐渐形成的。从1995年5月1日国家开始推行每周5天工作制起，国家对居民假日的每一次调整都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政府更是提出了“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并推出了“五、一”、“十、一”、“春节”三个七天的假期，使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达到114天，奠定了假日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各种假日的不断增多对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后会更加明显。
2.5生活压力加剧、交通布局更加合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活质量也呈现逐日向好的状态。但是，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很多问题，典型的比如“城市病”现象。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就业机会的稀缺性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导致人们竞争压力空前加大、心理承受力经受严峻考验，很多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渴望着走出紧张的“城堡”，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旅游农业得天独厚的特性充分彰显。另外，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交通、通信的发展有了实质性的飞跃。私家车的非线性增加、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等给人们的旅游出行提供了便捷渠道，人们出行的灵活性相比从前更加明显。
3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客观问题。
3.1生态旅游农业对于外部环境的冲击。
正如前文所说，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和回避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营模式的严重滞后以及经营理念上的急功近利。长期无序的粗放式经营使我们的环境千疮百孔，问题接踵而至。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差和利用限度，若过度开发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景区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的实际承载力，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恣意妄为；很多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较差，制约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大量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兴建虽然必要，但是没有通盘考虑也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侵害冲击，等等。[3]我们会看到，在很多林区，由于人们无度开荒，大量森林被砍伐，原本并不明显的水土流失问题一下子严重起来。另外，为了增加农业产出，提高产品的产量，人们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化肥。若长期使用又不加以控制，必将对水质和土质产生恶性影响。
3.2经营粗放、设备滞后以及交通闭塞。
3.2.1经营理念存在偏差，重经济产出而忽视生态效益。
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要坚持科学、合理、可控，要遵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营者不经论证便变更土地用途，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至可能破坏土质。很多经营者对自身的定位也缺乏深入分析，在农业自然资源的特色开发方面缺乏研判，比较优势不明显。比如说，人们在旅游消费中会制造很多垃圾，这些都要及时妥善处理，以防对环境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只考虑眼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保护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只有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审视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
3.2.2经营粗放，深入开发陷入困境。
一个好的生态农业旅游区必须有着完善的配套设施，这是硬件方面的必然要求。但是，光有好的设施没有好的服务也是发展的一个误区。许多生态旅游农业区推出的旅游产品缺乏认知度和吸引力，根源就在于经营方式粗放，没有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等内在价值。另外，当前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大部分都是当时当地的人们搞起来的，群众的首创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经营理念、创新精神等方面的不足，他们往往很难将其引入纵深方向，旅游开发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活动形式和载体单一，文化附加值严重匮乏。
3.2.3交通条件落后，位置偏僻。
旅游发展，交通现行。没有快速便捷的交通，旅游景点很难为人们充分接受。当前，安徽本省生态旅游农业主要布局在一些交通不便、位置偏僻的区域，游客抵达景区以及在景区游览都十分不便。交通条件的落后和位置的偏僻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今后，安徽要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完善交通体系。
4破解方略。
4.1政府科学引导，加大扶持力度。
总体来讲，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还处在层次比较低的起步阶段，很多东西都在探索试验过程中，经营管理和资金保障上的漏洞比较多。政府部门这时候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在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问题上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加大经营管理者们的教育培训力度，加强科学管理、创新思想的指导引导。同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该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生态旅游农业在科学高效的轨道上运营。例如，在兴建基础设施和配套建筑的同时，注意保留原先的有特色的建筑群，将新的发展思路和旧的资源充分整合。在资金投入方面，坚持正确的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生态旅游农业的整体层次和水平。
4.2在可持续的轨道上良性运营。
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最终出路必然是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没有疑义的。在开发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在前期准备以及具体实施中，要注意生态学原理的学习和运用，吸取生态农业发展理念。同时，完善生态旅游农业体系内部资源的配置和结构的调整，发挥系统的整体效应和互补效应。在整个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社会效益高的新路。
4.3构建科学完善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体系。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体系，是由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污染的预防控制等内容构成，运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农业系统工程方法和循环经济原理，充分发挥区域生态、资源、农业产业发展优势，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特别注意消除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要大力推广沼气等清洁能源，调整农业发展的能源结构；要加大技术研发水平，通过技术手段破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安徽省是长江、淮河的流经之地，生态建设和保护格外重要。要坚决遏制乱砍乱伐森林资源的不良势头，通过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森林资源完好无损，建立多种类型的生态资源保护区域，深化退耕还林工作。尤其是，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宣传力度，鼓励他们退耕还林，让他们认识到退耕还林的长远意义。
4.4整合区域资源，提高旅游农业的文化意蕴。
任何一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必然拥有很多特色资源和优势领域。生态旅游农业发展要真正深入人心，就必须深入挖掘本区域的历史精髓和文化内涵，提高文化附加值和历史厚重感。实践证明，没有文化内蕴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安徽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很多特色性的东西，这是当地旅游农业发展的灵魂。事实正是如此。置身在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区内，乡村生活的闲适惬意油然而生，游客能完全放松自己的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静谧。水车、荷塘、犁等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融入到景区中时，仿佛一切都回到了人类的原始状态，心开始沉静[5]。另外，要深入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注意保持一些古镇、地方文化、民间工艺品的原始特色，减少人为因素的濡染，提升旅游农业产品的文化内涵。
4.5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优化经营模式和产业布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也是如此。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重要素，缺一不可。在拟定规划前要全面考察目标区域，做好可行性论证，征求各方面意见。坦率讲，目前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层次还比较低，理论支撑明显不足，实践方面也是刚刚起步。成就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如方式粗放简单、利用率低等。因此，在进行旅游农业规划前要对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6]。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不是单个农业经营者可以完成的，可以借助于旅行社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一条很好的道路。旅行社介入生态旅游农业经营之后，广大农民就不用担心由于文化水平和管理理念落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了。另外，旅行社本身的一系列优势，比如客源较多、管理理念先进、广告优势等都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展重要作用。旅行社参与进来之后，旅行社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利益共同体，面临经营风险时，双方可以群策群力共同应对，减少经验风险降低运营成本。
5结束语。
不可否认，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由于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并不比成就少，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予以解答。长远来看，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必然走依靠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挖掘和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语境下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增强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1]徐红。对我国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问题的思考[j].合肥：安徽农学通报，2008，14（21）：14.
[2]光善万，徐宜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社会动因浅析—以成都为例[j].
成都：资源与人居环境，2008（10）：73-74.
[3]徐宜国。若尔盖草原沙化的人文因素及防治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6）：12681-12683.
[4]四川省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355.
[5]周绍健。浅析农业旅游中文化内涵的地位及创新[j].北方经济，2007（5）：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