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4-03-27 15:32:32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1
[关键词]古文化都城；旅游遗产；文化空间
传统古文化都城中通常都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遗产，但是文化空间的层次、特征上的不同也使得旅游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面临着新的形势。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对于传统古文化都城中的旅游遗产以及文化空间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就有着很高的必要性了。
1传统古文化都城中的旅游遗产
传统古文化都城中的旅游遗产有很多，以下从旅游资源遗产、人文理念遗产、文物资源遗产、城市历史遗产等方面出发，对于传统古文化都城中的旅游遗产进行了分析。
1.1旅游资源遗产
传统古文化都城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遗产。在我国新城镇规划这一文件中指出了，古代城市群是新时期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文化平台，并且对于新时期城市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助力。此外，部分古文化都城可以以丰富的旅游资源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更加有助于地区的统筹规划发展以及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合作，最终能够再次就此事形成集聚效率高。此外，由于古文化旅游遗产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因此对于整体区域内的功能互补以及科学和合理的城市化宏观布局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1.2人文理念遗产
传统古文化都城实际上包括了从古到今居民的人文理念的遗产。通常来说拥有着丰富人文理念遗产的城市建设应当在进一步落实“文化城”建设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突出城市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差异性以及多样性。此外，拥有着丰富人文理念遗产的城市发展还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来将城市建设成为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景观，这对于进一步塑造人性化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形象，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3文物资源遗产
传统古文化都城作为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有着大量的文物资源遗产。古都保护、改造与发展的中心应当放到对于文化资源遗产的合理利用上，并且将这一工作的重点放到硬件设施的规划、维护、更新、改造等环节上。此外，针对现在许多古都存在着的对于历史记忆的保护的缺失，只有将其进一步重视起来，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提高对古城保护的社会共识和参与的程度，最终能够起到促进为城市的发展创造空间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文物资源遗产的应用过程中，有关部门只有进一步突出文物资源的特点和其所蕴含的古代文化形象，才能够真正吸引公众注意到古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
1.4城市历史遗产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历史遗产资源有待进一步发掘和保护。一般而言古代文化形象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都和其历史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意味着古都文化形象塑造与城市文化定位的进行需要建立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此外，城市在弘扬历史遗产的过程中还应当以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等新的媒介进行宣传，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让本地的古代文化形象更加丰满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认知度与赞同。
2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问题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问题有很多，以下从文化空间基本概念、文化空间层次问题、文化空间差异问题、文化空间组成结构等方面出发，对于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问题进行了分析。
2.1文化空间基本概念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首先应当从基本概念的解释入手。在对于文化空间基本概念进行阐述时，首先应当强调城市文化形象是一个系统的概念。许多研究者将文化空间视为一个多层次、立体、全面的概念，或者是将其描述为一种系统的效果。此外，较为常见的文化空间概念主要包括了历史文化、精神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化、语言文化、旅游文化、传媒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大众文化等。正是在这些文化的互相影响下，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就开始被公众认可并且形成自身独特的综合印象，并通过独特的构件方式和通过城市氛围的形成来作用于公众的主观意识中，最终能够形成城市的文化空间基本印象。
2.2文化空间层次问题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存在着层次上的问题。在考虑文化空间的层次问题时，应当首先从文化形象的角度来对于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将城市文化形象定义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等不同的层次。此外，由于人们形象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人在大脑中形成的，而文化空间层次则是这一前提下关于整个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整体印象。因此毫无疑问，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多层次解读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空间的层次对于一般公众的认识、理解、记忆实际上并没有非常大的必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社会生活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历史的积淀，因此文化空间的层次问题实际上属于历史秩序的问题。
2.3文化空间差异问题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我国现今许多古文化都城为了能够实现体现区域差异性，则通常会提倡多样化的文化遗产发展模式。此外，考虑到了古都文化的形象传播，许多城市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古代城市形象需要公共文化的现实，则会对于当地文化的空间进行高度浓缩和概括，从而能够让其与其他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一形成差异的方式实际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与此同时，古代城市形象的本质和文化可以说是文化的有机统一，它体现了城市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伦理与价值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语言、饮食、服饰、建筑，正是这些因素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古文化都城文化空间上的差异。
2.4文化空间组成结构
传统古文化都城的文化空间的组成结构也有着各自的不同。由于完整的古代文化形象由内部和外部构成，两者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意味着相互协调和相互影响有着很高的必要性。此外，由于文化空间的组成对象是古代都城本身具有的文化、历史资源，因此全面保护古代文化生态，加强古文化遗产的创新，推动古都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了近期许多城市令人瞩目的重要发展成果之一。
3结论
古文化都城中仍旧有着许多等待挖掘与保护的重要文化、旅游遗产。因此只有对于古文化都城中文化遗产的特性和表现形式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对于更多的古文化都域的非物质旅游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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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2
关键词：真实性；遗产保护；南京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76-02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就成为遗产管理的核心问题。而真实性（Authenticity）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它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它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真实性概念在多个科学领域之间交替出现，不同的关注视角导致对真实性概念理解产生差异，增加了管理难度。
就中国而言，遗产概念、真实性概念、遗产保护及管理体系都是舶来品。中国遗产保护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没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其加以操作细化。中国目前的遗产保护系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保护实践的直接决策权属于地方政府，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概念。这使得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性和动态特征。
南京是一个文化遗产丰富的城市，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近440年的建都史，经历了历史的沧桑。作为中国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仅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82处，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4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0处117点，还有一个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明孝陵。南京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南京在遗产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在进行遗产保护时，由于对真实性的理解僵化和有局限，从而导致文化遗产管理的僵化，使得南京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实践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失真的文化遗产不利于南京文化旅游的开发，从而制约了南京旅游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遗产保护和真实性两个概念的理解，结合对南京真实性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分析，探讨造成南京文化遗产失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此引导其走向正确的道路。
二、理论背景
1.遗产保护
“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遗产定义为“过去人类所创造，由现代人类继承并传之后世，具有独特和普遍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遗存”。遗产保护是指“对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并且必须为人类及其子孙永继共享。”这些自然和人类历史的杰作是属于全世界的，任何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保护价值已超越它们所在的版图，超越所在国的。
2."Authenticity"的起源与概念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Authentici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u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减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西方，文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文艺复兴以来的古物鉴赏和收藏，因此长期以来，文化遗产在理论上首先被认为是艺术品。而“真实的”便是指艺术品是原创的、纯正的，而不是复制的、赝品的。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起始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是一种“失真”。而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旅游行为的目的就是寻找真实性。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失真性（inauthentielty）是指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丧失了其真卖l生，即没有充分表达文化遗产“真实”的概念和内涵，脱离了“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
三、南京文化遗产失真原因
1.与文脉的结合不够
文脉是遗产的本源，是它的“根”。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脱离了遗产本身的文脉，遗产保护就会产生偏差甚至扭曲，自然不可能保持真实性。只有充分挖掘遗产地的文化背景，取其精华加以开发利用，才是体现遗产“真实性”，让遗产有“根”可寻。
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22公里，又名摄山，南朝时山中建有“栖霞精舍”，因此得名。栖霞山自南朝以来就是佛教圣地。清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时，都曾游历此山。地方官府还在寺后中峰建行宫，为乾隆驻跸之所。栖霞寺坐落在栖霞山中峰西麓。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隐士明僧绍舍宅为寺，称“栖霞精舍”，后成为江南佛教三论宗的发祥地。
作为佛教圣地，栖霞山现有建筑为山门、天王殿、毗卢殿、摄翠楼、藏经楼等，保存较好。然而在游览栖霞山的过程中，游客虽处在佛教的环境中，却只能走马观花，大致浏览佛教建筑，不能够深入了解栖霞山所蕴含的佛教文化。由于对文化了解不够，一些信徒只是为了达到自己世俗的目的而进行佛教礼仪，那么佛教活动本身的意义被扭曲，最后变得功利化、世俗化，与真正的佛教文化背向而驰。
2.真实性被理解成单纯的物质“外观风貌”保护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真实性常常被理解为单纯的物质外观风貌保护，这使得一些具有价值和潜力的文化遗产仅仅停留在外观的保护上，而忽视了内部和周围环境的协调，导致遗产整体的真实性大大降低。
以民国文化为代表的近代革命文化是南京突出的资源特色。南京利用资源整合的手法，试图打造“隋唐文化看西安，明清文化看北京、民国文化看南京”的特色旅游品牌。其中1912街区是南京建立的“民国”历史文化街区，紧邻历史名胜风景区“总统府”，具有先天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自然及人文环境，拥有4大主题风情休闲广场、3大功能分区，由19栋民国风格建筑组成的L型布局，是目前南京最具人气的休闲街区。
漫步在南京1912街区，你会被特色鲜明的民国建筑深深吸引，仿佛时光倒流一般。然而当你走进街区中的酒吧或餐厅，多少会有些失望：室内是与普通现代化娱乐场所一样的场景，已经与民国文化毫无联系。如果能对街区进行从里到外，从建筑到服务的全面复原，结合民国文化研究，使得这些建筑能够再现当时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持了街区的“真实性”，也更能突出它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所在。
3.非物质文化的过度商业化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项目，但是不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开发。因为过度商业化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味，对其真实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南京从古代起就是个移民城市，流民将南北各地的风俗特色、手工技艺全都带过来，南京就像个大熔炉一样，吸纳保存并发展成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对于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南京拥有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云锦、古琴和昆曲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六合鲜花调、南京板鸭的制作技艺、宝庆金银饰品工艺、高淳的阳腔目莲戏、南京剪纸和十竹斋等，也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在南京非物质文化保护过程中，造成真实性缺失的一大原因是非物质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在南京的很多景点，游览线路的设计都必经购物点，而购物点处摆放的通常都有盐水鸭、云锦织品、雨花石。“南京盐水鸭，云锦围巾，雨花石，过来看看……”伴随着销售员一遍遍的叫卖声，游客对于南京的“老三样”已经失去了热情，金陵盐水鸭不再美味如昔，云锦不再是高水平织物，雨花石不再是石中珍品，一切已经变味，已经沦为单纯的贩卖赚钱对象。
4.忽略本土化
从空间上看，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的真实性原则。因此，在吸收国际真实性标准的合理和科学元素的同时，对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解释必须与本土文化有一定的调和。如果缺乏基于本文化特性的、民族文化层次的“真实性”调适，而是单纯盲目地追求僵化的“真实性”，那么本身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除青砖墙外，南京建筑室内喜用承尘、门罩采用方砖屋顶等。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所说，这种平和、质朴、大气的建筑风格，既不同于皖南徽派建筑的繁琐、张扬，又不同于苏州建筑的玲珑、书卷气，是南京地域独具的特色，在我国古代传统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夫子庙是体现老南京最原汁原味的地方，然而可悲的是，如今周边却成了徽派建筑群了。南京老民居风格怎么变成了“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从甘熙故居到夫子庙，从门东到门西，一条条明清街巷、一片片历史街区改造，“粉墙黛瓦”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元素。南京在老城南一带在改造中不断失去自己应有的风貌，传统历史街区也在走向“千城一面”。如此一来，去哪里寻找真实的、最初的南京古城样貌？
5.对居民生活需求关注少
传统民居建筑形式的真实性与传统社区居民生活的真实性往往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建筑是可以凝固于某一历史瞬间的，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却是随着时代在变化。为了历史建筑保护的真实性而要求社区居民牺牲生活的舒适性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功利的，违背了文化保护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终极取向，是舍本逐末。
南京老城南是南京人文化的“根”，当你一走进去，就会呼吸到一股特别的味道。老城南的“味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恐怕只能体会，不能言传。外地人或许不了解老城南，但都熟知秦淮河。老城南就是依傍着秦淮河而发端的古老街区，它走过了上千年，与南京的历史一样长。
南京老城南中很多建筑已经因为南京有关部门反复宣称的“危旧”，不再适宜与世代住居在此的人类相依为命等理由强行拆除。如今的城南，虽然还保留着极少的历代建筑，但都已破烂不堪。老城南的居住人群里，真正的老城南人有一半多，其大部分是那些不愿离开留守老人及孝顺老人的儿女，外来打工者在这里比比皆是，卫生状况极差、公共设施不完善。在这里，居民要么选择搬出去，要么忍受脏乱的环境。很多年以后，我们还能找到南京古城的缩影吗？这时候南京的根又在哪里？
四、建议
1.深挖文脉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南京政府要从遗产本身背景调查着手，全面了解研究，深挖文脉，然后真正做到从文脉延伸，不脱离本源。在现实操作中，不能移花接木，导致传播“假”的、“不真”的信息。
2.重视游客的体验性
避免浮于表面的“真实性”，将真实性扩展到整体范围，重视游客的体验性。重在能传达一种历史感、一种氛围，让游客乐意接受并有所收获。现代旅游都强调参与性，因为在参与的情况下，游客可以在一种放松、娱乐的状态下受到应有的教育，得到应有的体验。
3.强化旅游解说和文化知识的宣传
良好的旅游解说和文化知识宣传有利于保障文化遗产的真实性。解说和文化知识宣传在遗产旅游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游客对遗产地文化的理解，应避免为了取悦某些游客的低级趣味而扭曲遗产的真实性。
4、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
遗产大都是由当地人民创造的，或者是当地人民世代生存的依靠，所以当旅游活动组织和策划时，必须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平衡遗产保护和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降低居住密度、增加现代生活设施、改善居住环境等手段来改变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只有社区原住居民依旧珍视这些仪式、建筑、环境，才能保持真实的文化涵义。
5.避免遗产开发过度商业化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3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05-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文化遗产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为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不少困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制约和障碍。本文以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适当关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问题，对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廓清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解读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文化遗产学和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词汇。作为一个普通词汇，它通常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汉语中，“文化遗产”是个常用词汇，政务工作总结 比如人们常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胡适先生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着名演讲中，也提到：“这场新的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里，“文化遗产”基本等同于“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也可以简称为“遗产”，就像“文化传统”也经常简化为“传统”一样。在英语中，“heritage”一词也是指“国家或社 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与“传统”几乎同义。
作为一个法律词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文化遗产” 的出现都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不 同的法律文件对该词的概念常有不同的界定，甚至称呼都 不太固定。
从国际法律文件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 “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 相关公约中，如1954年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幼儿园工作总结 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各自的缔约国，也有各自的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而且两个公约的任何条款都未明确表示或者暗示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因此，“世界遗产名录事迹材料”(World Heritage List)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The Representative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j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完全分属两个系统，不应混为一谈，各种媒体在报道各地申报上述两个名录时不加区分地使用“申遗”这样的词汇是极不合适的。
三、文化遗产的分类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4
论文摘要：运用 哲学 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 规律 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 发展 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 科学 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 现代 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 艺术 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 教育 的价值以及精 英文 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 自然 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 理学 ，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 经济 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 法律 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 历史 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 教育 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 法律 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 艺术 价值， 科学 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 农村 ”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 旅游 ，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通过对历史建筑的综合价值建筑和可利用性的评估结果分级，运用“核查表法(checklist )，叠图法( overlay )， 网络 法(network)和逐层分解综合影响评估法”等方法，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可以得到历史性建筑的综合价值分级结果和再利用性分级结果。该结果可以综合的得出某地区不同历史建筑分级保护与可利用等级，作为保护与 发展 规划中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的依据。另外，根据分级结果，可将再利用潜力大的建筑作为规划中历史街区区内公共建筑开发对象加以重点改造和利用。这样的评估结果更加综合和注意与现实情况的结合。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5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 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保护 空间 文化记忆
景观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又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景观文化通过人类世代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景观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传承了不同地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多种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保存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记忆。因此，景观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一、景观与景观文化遗产
景观是欧洲古老的概念，最初指可以证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拥有的土地，后来在荷兰风景画派的影响下，景观被赋予了具有欣赏价值的自然风貌的涵义。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把景观界定为在某一地表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貌。由此，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被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是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是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加工形成的景观。但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涵义更多的是指地貌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与文化产生关联。1863年，奥姆斯戴德（F. L. Olmsted）把景观学与建筑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理论。1974年，美国的麦克哈格（I. L. Mcharg）在 《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生态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提出生态设计的理念，奠定了景观生态学的基础。
1925年，美国学者索尔（Sauer）被认为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研究的第一人，他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他在所著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由此，文化景观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索尔把文化景观理解为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提出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赋予了文化景观以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内涵；并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在这一定义中，文化景观从地理风貌延伸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沉淀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记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景观。他指出，“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做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①因此，文化景观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的烙印，为景观文化遗产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特惠尔根据文化景观的概念，在1929年提出了景观文化的“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的论说，即每个地区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文化景观。这一观点，已经触及到了景观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1963年，英国学者斯潘塞与豪沃思通过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农业景观文化的考察，提出了构成农业景观文化的六个要素，即心理要素、政治要素、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技术要素、农艺要素、经济要素。法国学者戈特芒则提出，文化景观是识别一个区域的特征的重要标志，除了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有无形文化景观。这一学说丰a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内容，与当代景观文化的内涵已经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了当今景观文化概念的重要来源。上述这些学者对文化景观的不断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对景观文化研究的视野，直接启发了当代国际社会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内容来看，他们都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创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结果；在景观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概念是从自然概念向文化概念逐步演变的过程；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活动本身是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决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和内容；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每一种文化景观都被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其中，索尔是景观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把文化景观阐释为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体，在方法论上为当代景观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深入展开，尤其是对不同形态的景观构成研究方面涉及不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景观文化构成方式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索尔对景观文化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景观命题开启了现代景观文化研究的路径，使人们对景观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文化景观理论的产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把握和理解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开始流行，更多学者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领域丰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视角，并在实践上开展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用，使这一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理论有力的推动下，根据文化景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全新的视角开始高度重视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内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世界遗产公约》上描述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区的长期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或机遇的作用下，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势力不断的影响下发生的。由此在原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五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认定文化景观时，确认了三种文化景观的类型，即人类有意设计与建筑景观，如出于审美需要的园林；有机进化的景观，如化石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如西湖景区。这类文化景观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保护的主要根据是：是全人类公认的世界罕见、目前无法替代，并具有普遍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地理――文化代表性；独特的文化因素能力；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目前，我国已有江西庐山（1996年12月）、山西五台山（2009年6月）、杭州西湖（2011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6月）四处文化景观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二、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景观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文化景观是作为一种与自然景观并列的景观类型的话，那么，景观文化则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考察景观现象，更关注景观背后的文化生成机理，或者说景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景观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视角的景观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对景观的文化传统及其本质的探索。
景观与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对景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景观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地用景观文化理论去指导景观设计与创造的实践，丰富与完善了景观文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理论与学说，包括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农学等，但由于这些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视角，即没有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上去阐释景观生成的肌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虽然索尔已经意识到人类文化是景观文化构成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文化景观的命题，却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持续研究为景观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景观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景观文化理论的研究，而且为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日本景观人类学家河合洋尚的解释，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不同于设计学或地理学中的景观，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意象，而是借助于意象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是嵌入于文化意义中的环境，本土的居民对这种景观环境的“景观”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合洋尚对我国梅州地区的客家景观文化的实证性研究，充分说明了景观文化涉及到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问题。梅州的客家人聚居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梅州本土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很低。90年代后，梅州政府重新修建了孔庙、义冢、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但当地宗族认为，这些文化景观是新造的“假景观”，难以唤起客家人文化的认同感。于是，梅州的宗族开始修建自己的内部文化景观，以唤起梅州客家人的本土化文化认同。因此，景观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者如何描述和塑造异文化意象，他者因景观的文化差异，能够清晰地识别景观的异质性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二是这种景观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形式，如何影响了现实的景观建设。景观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对我们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景观的外在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景观内在的文化机理的把握。
“空间”与“场所”是景观人类学着重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又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文化传统形成交织，共同构成了时空双重维度的文化空间。虽然景观人类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一样，也使用甚至强调“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等概念，但是对这些概念理解的视角与方法完全不同。设计学和艺术学往往是从物质形态的视角去理解“空间”与“场所”的，景观人类学则是从文化的生成机制角度来理解“空间”与“场所”的，因此，景观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嵌入了文化意象、装入了特色文化容器之中具有边界的形式，这种边界主要是文化的要素构成的，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景观文化的空间的边界。而“场所”则是被嵌入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场所”的空间，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话语、共享文化记忆、建构文化对话的内容。
从西方早期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到现代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景观文化研究的清晰脉络。或者说，景观人类学学科的构建，与欧洲200年来的景观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注入了人文学科的新鲜营养。事实上，景观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赋予了景观概念以全新的涵义，它不仅延续19世纪初洪堡以来西方建立的古典景观理论，也融合了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现代景观文化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在列斐伏尔看来，“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②景观人类学对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欧美国家将景观人类学应用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在景观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前，已经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景观文化的人类学问题，可以说是景观人类学理论的萌芽，为景观人类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界定为人的生产实践产物，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的观念，构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复合维度，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大范畴（1974年）。德波把景观描述为“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973年）。他们都把景观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怀利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是一整套关联的文化价值、实践、管理及聚落（2007年）。菲利普斯认为，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否则会破坏对文化景观理解的完整性（2007年）。欧维葛认为景观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是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2003年）。索尔认为文化景观的产生，有自然景观与民间或国家文化之间双向的交互作用（2001年）。阿什莫和克纳普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意象，其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够创造可供“阅读”的形象或文本（1999年）。欧洲理事会出台的《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载体或空间，而且与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遗产紧密相连（2000年）。现代西方学界对景观文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把景观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象的传统，而是把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纳入到景观文化之中，强调了景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一视角本身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内涵。
欧美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解，强调了它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空间和意象的景观与人类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文化景观充满了人类的体验，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能够唤起“记忆”与“回忆”，是可“阅读”的文本或形象。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景观研究注重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性研究，强调“景观文化变迁是环境中的自然力和文化力之间动力相互作用的表现”③。但是西方景观研究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地域、民族的维度重视不够，缺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理论建构上有明显不足，这对于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有明显欠缺的。河合洋尚对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超越了西方景观文化研究的窠臼，更注重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核心构成要素，对保护我国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阔的景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的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研究
景观文化遗产是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景观资源为依托，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自然风光迤逦、景观形态多样，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大省，尤其是拥有一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相互交融的景观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浙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因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环境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文化也对环境起反作用。”④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端、东海之滨，自然条件优越，浙赣山脉贯穿全境，西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楠溪江、大运河、太湖等河流湖泊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水文化景观，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南宋迁都临安，几千年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浙江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2011年，杭州西湖获得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称号。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湖泊文化景观，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赢得了殊荣。
浙江省丰富的景观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湖获得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后，更引发了国内外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强烈关注，并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开展了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艺惠从传统乡村地域景观研究的视角，以浙江省古龙门镇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的课题研究，并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这项研究探讨了旅游业导致文化景观遗产地商业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给文化景观保护和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威胁等问题（2009年）。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文化表征给予高度关注，提出“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水空间”是其重要特色，“传统村庄的原有属性和历史记忆亟待保护”，“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但“中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2010年）。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则着重系统研究了浙江海洋文化景观，阐述了海洋文化景观保护的机制、分类、开发与模式，提出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思路（2011年），但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地域特点的梳理不够深入。倪琪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出发，研究了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结合西湖的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景观题名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探究了其文化表征方式与价值（2012年）。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充分结合浙江景观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形态，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西湖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保护的思路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学者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保护物质文化景观，且保护尺度常以小场地和建筑空间内部的保护为主，甚至狭义地以建筑、遗址的保护取代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⑤。就浙江省而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文化景观开发，轻景观资源保护；重城市景观，轻乡村聚落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对浙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保护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笔者认为今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景观文化中的建筑、自然风景与历史传说及其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景观文化空间。因此，必须把建筑、自然风景等实物形态的景观，与相关的其他形式的文化统筹加以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除了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外，还有与西湖密不可分的诸多传说，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奇故事的白蛇传与雷峰塔，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景观空间整体。传说法海和尚骗许仙到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来许仙的儿子祭祀于雷峰塔，雷峰塔倒塌，白娘子获救。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重修雷峰塔，却没有把这一流传千年的传奇充分地整合进去，同时，也没有从口头文化遗产的角度系统地对白蛇传与雷峰塔传说进行收集和整理。事实上，自古以来，白蛇传就有镇江说书版本和杭州说书版本，但在部级“非遗”申报中，镇江市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成功申报了《白蛇传》，杭州却成为了第二申报单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缺乏整体观的。
第二，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应将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风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浙江地理环境以山水著称，江河湖海环绕全境，形成了以水为特色的景观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水乡聚落，如乌镇、塘栖、西塘、南浔等，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附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水建筑，如廊桥、水上凉亭、水街、水码头、滨水别墅等。这些水文化景观不仅能够充分凸显江南水乡的景观特色，也彰显了江南水乡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指出：“对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并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的文化遗产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这些遗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⑥
第三，要坚持对文化景观遗产实行多元化保护的原则，尤其要注重对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保护。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或建筑的保护，忽视了对乡村聚落的景观遗产保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缺乏对乡村聚落保护的理念和意识。事实上，许多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由于远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景观，在整个景观中是难得的资源。孙艺惠认为：“乡村作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域类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并流传了众多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Mac Antrop（2005年）指出，存在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景观有助于维护乡村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使乡村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⑦笔者曾考察了安吉县山川乡的文化景观，在这个偏僻的乡村聚落中，有魏晋时期阮籍后代聚集的村落，也有唐代的寺庙，村民的生活保持着淳朴的状态。这样的乡村聚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着不可替代的景观文化价值，体现了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景观文化遗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传统文化景观意象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旅游开发，新建了许多仿制古建筑，甚至改建古建筑，对景观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景观文化的保护规划，在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排队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把有价值的景观资源统一纳入到规划保护的名录中，对条件较好的景观资源，可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应尽快出台景观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浙江省景观遗产资源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
注释：
①Mikesell Marvin W. Landscap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8）：575.
②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6.
③褚成芳，等.近十年国外景观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12（11）：99.
④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J].热带地理，2009（3）：190.
⑤陈晓刚，等.景观文化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0）：6017.
⑥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论坛，2010（3）：7.
⑦孙艺惠，等.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8（11）：90.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6
[关键词]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3－0063－05
1 引言
城市历史地段是保护区和城市地段两个概念的融合体。最早正式提出保护区概念的是1967年英国的《城市休闲法》。在这个法案中保护区被定义为“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价值并值得人们去保存或强化其历史特征的地区”。而城市地段这个概念出现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海思等人(Heath et al，1996)将之归纳为“具有相对较小尺度、混合功能、良好的步行环境(满足但不鼓励使用汽车)、不同类型与尺度的建筑以及使用权的多样化”。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类似于国外的历史地段概念(赵中枢，2001)。我国首次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是在1986年的《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中。
城市历史地段在旅游开发方面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开发方式也因地制宜，主要有复合式开发、渐近式开发、人性化开发等等。郭湘闽(2005)研究了以旅游、商业为动力的历史地段更新机制。作者认为政府部门要制定新型的发展规划模式，即成立综合型的领导机构、采用复合型的发展规划。科尔伯(Kolb，1990)提出“累进重读过程”开发理念，通过采取一种渐进和插建的开发政策(而不是全面的综合性开发)，保护现有历史地段的旅游环境。胡葺(1999)在强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提出“有控再开发”策略。阮仪三(2000)认为做好历史地段旅游开发的关键，必须坚持整治的方式，严禁采用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乔晓红(2001)认为尊重人的行为环境是历史地段旅游开发的主题。福斯彻(Fotsch，2004)认为对历史地段的旅游开发不能仅仅考虑游客的需求而忽视当地居民。杜塔等人(Dutta et al，2007)从旅游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历史地段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常青、王云峰(2002)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历史地段旅游开发进行了思考。王均(2002)从行为地理学和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思路出发，提出利用城市意象来对历史地段进行旅游开发。
2 案例介绍
2.1 资源现状
2.1.1 旅游环境
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由明城墙、外秦淮河、白下路、建邺路围合而成，横跨建邺、白下、秦淮3区，包括安品街、健康路、双塘、夫子庙、钓鱼台和饮虹园6条街道。内秦淮河历史地段人口密集。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该地段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万人，比整个老城人口密度高出1.2万人。由于该地段地处老城和新城交接地带，潮汐式交通状况日益加剧。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该地段交通状况满意的仅占24％。该地段城市建设矛盾突出。2003年统计的南京危旧房集中的3个区中该地段占了两个。但由于涉及传统民居保护问题和居民恋土情结，该地段改造进程缓慢。尽管如此，由于能够提供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市民择居的心理惯性，该地段仍然是南京目前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周岚等，2004)。
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资源异质性强，但保护体系不够完善。该地段以“南唐轴线”中华路为纵轴、“十里秦淮”内秦淮河为横轴，明城墙为环线，体现了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风情。本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认为该地段最能代表南京传统民居特色的占78.7％。但该地段整体环境受现代化建设影响较大，传统街区保护较为薄弱，历史文化资源大多处于点状开发利用阶段，且多局限于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未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系统性的整理。许多近代优秀建筑、名人居址也未列为法制化的保护对象。
2.1.2 相关规划
2002年6月，由南京市规划局牵头，相关部门和区政府参加，开始进行南京老城保护和更新规划工作。2003年2月完成《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2003年11月，5个老城区(本文讨论的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涵盖在内)完成控制性详规。
2.2 研究现状
就目前研究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的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该地段上，夫子庙(赵仁平等，1999；伍乐朗，2001；许友根，2004；侯利民等，2007；杨兴柱等，2007；张维亚，2007)和秦淮河(李全根，1999；姚亦峰，2000；郑忠等，2003；官卫华等，2006)由于开发价值较高，明显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也有人对明城墙(姚亦峰，2000；陈绪冬，2001；姜武堂，2001)和南捕厅(杨俊宴等，2004)进行了研究。二是主题形象的定位。许多研究者从城市整体高度对该地段旅游形象进行了探讨(喻学才等，2000；黄震方等，2002；徐菲菲等，2005；刘滨谊等，2006)。更多的研究者具体针对该地段进行形象定位，并以六朝文化(邱敏，2002；宋平等，2004)和民俗文化(韩凯等，2003；陈燕等，2006；杨艳等，2006；徐智明，2006)最为看好。
从上述文献来看，定性研究的多，定量研究的少；从旅游开发角度研究的多，从遗产保护角度研究的少；理论研究的多，实证研究的少。目前为止，还未有人用统计分析模型对国内城市历史地段旅游开发做出实证研究。近年来，揭示旅游潜在进入途径和目的地遗产管理的分析模型研究拓宽了遗产旅游的视界。本文即以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模型对城市历史地段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希望对这一类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有所助益。
3 研究工具
3.1 理论基础
邓等人(Deng et a1，2002)通过分析等级程序对旅游目的地进行价值评估，为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复杂问题的方法。福罗切特(Frochot，2000)针对地段内历史建筑旅游服务特点提出HISTOQUAL模型来衡量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皮尔森等人(Pearson et al，1995)指出，作为遗产管理者，既要重视评价遗产的文化价值，又要重视遗产在旅游开发中的价值评估。法尔康(Falcon，2000)提出了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评价目的地内某一旅游类型的竞争潜力的理论。他们的研究显示，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的稀缺、价值和不易于被模仿和替代上。海思等人(Heath et al，1996)认为城市历史街区包括7大价值：美学价值、建筑价值、环境价值、功能价值、资源价值、商业价值和连续性价值。瑞克 玛(Rypkema，1992)把城市历史街区中建筑的价值归纳为8个方面：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城市文脉价值、建筑价值、历史价值和场所感价值。在所有价值中经济价值是支撑其他所有价值的基础。王世福、薛颖(2004)认为美学价值是历史地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麦克切(Mckercher，2002)认为遗产价值的评价离不开两个部分：遗产的市场潜力评估、遗产的承载力评估。李等人(Li et al，2004)使用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模型分析了香港新区几个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
3.2 城市历史地段旅游资源分级评价表
城市历史地段旅游资源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分级评价表(表1)分为旅游开发和文化遗产管理两部分。前者以市场吸引力为核心，后者以旅游承载力为核心。目前学术界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计算旅游地最大游客数、景区承载力分级评价(张继辉等，2007)。本文的旅游承载力研究属于后一类。旅游环境承载力包括环境生态承纳力、游客感知承载力、当地居民心理承载力和经济承载力4个方面(崔凤军等，1997)。本文根据城市历史地段的特点，建立一套以兼顾上述4个方面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评价指标转换成具体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再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将调查结果转化成表1中指标的评价结果。
3.3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图1)用来对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级评价的结果进行分析。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指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时要注意两个方面：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二者缺一都会导致文化遗产丧失旅游吸引力。图1中A1、A2表示该资源有“高市场吸引力，高中级承载力”，很有利于旅游开发。B1、B2表示该资源有“高中市场吸引力，低承载力”，开发时确保遗产的文化价值不被损害。C1、C2表示该资源有“高中承载力，中级市场吸引力”，市场潜力比较乐观，前提是遗产保护和游客管理工作到位。D1、D2、D3表示该资源有“低市场吸引力”，遗产不具备旅游开发价值。
4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共有3种：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文献包括政府规划文本、旅游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2007年上半年课题组对内秦淮河历史地段进行了资源考察，重点调查了文化遗产保存状况。2007年5－6月在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收回300份，有效数291份，有效率97％。本次调查对象为游客和市民，问题皆为封闭式。
5 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将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分为6个部分(安品街、健康路、双塘、夫子庙、钓鱼台和饮虹园)分别分析评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分析2个代表性地段：夫子庙、饮虹园。
5.1 夫子庙地段
夫子庙地段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主要有夫子庙、贡院、李香君故居、乌衣巷、文德桥、桃叶渡、瞻园、白鹭洲公园等知名景点。200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在外国游客选择的南京最值得去的景点中排第三位(黄震方等，2002)。本次调查资料显示，64.7％的人认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最知名的景点是夫子庙，51％的人认为夫子庙小吃代表着南京小吃。夫子庙民俗旅游商业文化特色街区现为南京市5大旅游特色街区之一(侯利民等，2007)。该地段也是南京3大商业圈之一。该地段由于开发较早，旅游行业管理启动较早，已制定《中国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综合服务质量通用要求》等一系列规范。该地段不仅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文学遗产价值也极为丰富(张维亚，2007)。但由于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影响了夫子庙地区旅游文化层次的提升。与之相邻的建康路地段由于高层建筑较多，对该地段文脉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破坏。
5.2 饮虹园地段
饮虹园地段位于夫子庙地段以南、中华路以东，东边和南边为明城墙和外秦淮河，是6个地段中与夫子庙地段联系最为密切的地段。其地段中的中华门城堡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4A级旅游区夫子庙一秦淮风光带南终点站。饮虹园地段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街巷格局(赵辰，2006)。地段内有历史感和故事传说的地名众多，有省文物保护单位蒋百万故居。饮虹园地段一直是商业开发和保护规划争论比较激烈的地段，也是目前政府着力开发的历史地段。
5.3 综合评价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表2)来看，夫子庙地段市场吸引力最高。主要原因是该地段旅游开发基础条件好，开发时间长，已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并且旅游产品互为补充，呈系列化。建康路地段吸引力最低是因为旅游资源最缺乏，可以考虑今后定位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综合服务区。其他4个历史地段都具有一定的开发潜质，只是目前开发程度不一。饮虹园地段开发条件相对成熟，有潜力与夫子庙地段共同成为内秦淮河历史地段的核心地段。其他3个地段可以定位为二级地段，为核心地段提供辅助旅游产品。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承载力(表3)来看，得分最高和最低的仍然是夫子庙地段和建康路地段，但分差缩小(吸引力最高最低分差38，承载力最高最低分差29)。这说明遗产承载力比市场吸引力更难控制和管理，问题也更具有共性。由于老城始终位于城市化浪潮的最前沿，再加上旅游业的错位开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双重压力，直接导致除去夫子庙地段承载力较高之外，其余地段得分均不高。
从内秦淮河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一承载力综合评价(表4)来看，夫子庙地段成为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均为高级的唯一地段。饮虹园地段虽然市场吸引力较高，但遗产承载力需待进一步提高。安品街、双塘、钓鱼巷3个地段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均为中等。要想提高内秦淮河历史地段整体品质，这3个地段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至为重要。本次问卷调查中，当问到城市老城区进行旅游开发时哪个方面最重要时，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悠久度(26％)、丰富度(22％)和独特度(18％)。安品街、双塘、钓鱼巷3个地段历史悠久度毋庸置疑，但旅游资源，尤其是代表地段独特度的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管理不力直接导致了丰富度下降。今后政府应该从这些地段遗产的丰富度和独特度方面考虑旅游开发。
6 结论
6.1 模型评价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可以用来寻找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历史地段类型。如果该地段处于A1、A2位置上，则该地段适合发展旅游业。当遗产保护和游客管理工作执行到位，旅游业就可以持续发展。内秦海河历史地段中夫子庙地段和饮虹园地段即属于该种类型(图2)。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可以帮助政府制定适宜遗产特性的旅游发展政策。如果历史地段处于C类位置上，则说明该地段市场吸引力不强，就需要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多下工夫。安品街、双塘、钓鱼巷属于这种类型(图2)。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还通过遗产项目的列示帮助确定旅游开发的主题。最后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不仅适用于历史地段的旅游开发，还可以用于单类遗产的景点开发或城市遗产的旅游规划。
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模型在使用时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因素。研究者的专业领域、个人经历、文化背景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为了使偏见影响最小化，在对项目评分前，研究者要通过实地考察、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收集充足的证据。吸引力一承载力矩阵另一个缺陷是缺少社区参与设计。在对历史地段进行规划开发时，社区公众的意见和看法是重要参考因素，旅游项目开发的成功与否与当地公众支持参与度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对历史地段市场吸引力和遗产承载力评价时，应当把公众意愿考虑进来。
6.2 指导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反思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53-02
1 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范畴，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社会概念，它由地域的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共同心理地域传统而来。文化遗产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远离现代文化主流有可能面临灭亡的文化内容和现象。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减弱甚至丧失往往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经过抢救，文化遗产可能重新获得生机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文化遗产并非总是和现代文明相悖，它可以重新融入并丰富、发展现代文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是渐渐远离现代文明和人们生活，基本丧失生命力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现象。作为遗产的文化往往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尤其非物质文化，它的载体是具有地域和共同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的群体。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使的农耕文明形成的地域文化、群体个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逐渐消失。而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母体，它给现代文明以丰富的素材、发展的灵感，成长的养料。如果传统的消亡了，现代的也无法获得持续而充分的发展。故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正使人类现代文明的明天铺路。
作为人类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退缩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角落，且濒临死亡，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排斥、忽略和拒绝，但同时现代文明又必须对非主流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吸纳、继承、扬弃和创新，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正是由于在不断的借鉴吸收融合创新中成就自我；而近代以来的落后也是源于闭关锁国拒绝接纳。事实上我们民族的好多传统的特色的最初都是外来的，甚至是舶来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联合国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后提出又一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人类非物质遗产”的传承由于依靠人的口口相传，其保护难度要比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人类遗产大得多。“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是这样定义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礼仪、风俗、手工艺、建筑、计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东西比物质文化遗产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群体心态和生活方式。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
抢救、保存、发展濒危灭绝的传统的文化，保持和发展文化的多元化我们会在精神文明这方面逐渐为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全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得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本质来说，它也是我们民族的知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它凝结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它既是昨天历史的、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正在一锹一锹埋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有创造力”；“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神的家园”。（文化部孙家正语）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程度不同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民间文化的教育和陶冶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一个民族不能有自己的文化，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弘扬民族精神，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遗产，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对增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传承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坚持《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也正是在强调文化尊重、人类共享、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念。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出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尽管千姿百态，但它归根结底展现了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反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仅仅注重形式、单单依靠政府、苦苦追求“申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重形式
所有的形式都是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在一起的，构成文化综合体。并且，这样的文化综合体不可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应当仅仅以一个物质的符号独立存在，之所以称为“非物质”，即意味着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的宇宙观、生命观才更具价值。非物质是一种价值取向、宇宙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是哲学的、生活的、语言的、艺术的；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现为一种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语言、艺术、服饰体育音乐美术民俗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个人与它都脱不开关系，因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他所在社会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扎根、生长、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才是其作为遗产的整体价值所在。而有些地区的做法另人啼笑皆非。例如：有的县原本有几十个业余道情皮影班组，为当地农民所喜闻乐见；如今将这些业余的班组升格成中央剧团，还曾计划修建一个大剧场，并以此向文化部要求拨款。民间的演出形式一旦搬上大舞台，哪里还有原汁原味可言？在一些地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一种资源，成了生财之道，同时也严重走形、变形。例如淮河地区的花鼓戏，好多地方为申报花鼓灯，请了许多舞蹈家作指导。实际上，人们只有在祭祀大禹王的时候才跳花鼓灯，是希望不要再发大水了。如果抽掉跳花鼓灯的内蕴，保护的就只能是一个空壳。不尊重科学规律，往往是在打着保护的旗子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文化破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仅依赖政府
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篇8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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