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定义范文

消费税的定义篇1

关键词:李嘉图等价:举债:征税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和公债的财富效应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着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陆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强调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人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关于上述税收和公债等价的思想,最初应该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政府举债和征税对经济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会减少国家的生产资本。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章中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支出而课征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之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段话可以概括为:(1)政府举债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2)公债利息是以税收支付。这种支付实际上是收入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国家的财富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3)政府征税也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但征税后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4)政府举债与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性质相同,即二者都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影响。从以上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政府运用税收和借债为支出筹集资金是否存在差别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居民是否把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当作其财富的一部分——即公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

通过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我们可以深入地论述这个问题。总消费函数在国民收入决定的模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消费函数通常被具体表述为可支配的总收入和总财富的函数,即c=c(yd,z)。关键问题在于私人持

有的政府债券是否被私人当作其总财富的一部分。如果消费者将全部的债券仅仅作为未来延迟的纳税义务,那么这些债券就不能作为总财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没有认识到,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关心这些债券代表的未来纳税义务的真正含义,或者更可能的是这些债券根本不需要偿还(政府仅仅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还政府债务),那么这些债券就可以被看作是总消费函数中总财富的一部分。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着作《货币、利息和价格》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k<1。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0<k<1)。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巴罗、托宾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再解释与质疑

从上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解释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然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需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做如下解释: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款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他们增加消费的行为将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针对上述情况,巴罗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消费者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即ui=ui(cyi,col,u*i+1)。公式中ui表示第i代人的效用,eyi表示其年轻时的消费,coi表示其年老时的消费,u*i+1表示第i+1代人的最佳效用。由于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一生的消费,也取决于他的后代的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罗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其自身及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而使即期税负减少100元时,他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元,因而面对即期税负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保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去世,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其后代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公债本息而课征的税收,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维护和发展,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因此,公众在面对政府采用发债还是征税的不同决策时,是否会对消费采取不同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收入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效用的利他动机,则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巴罗复活李嘉图等价定理。主要是想通过这一定理证明公债活动进而证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无效性。以此来反驳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为此,新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代表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提出了质疑。托宾在其着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失效,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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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首先,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负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负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除此之外的家庭则会很明显地意识到,公债偿还时他们的后代将不得不承担起这些家庭转移的额外税收负担,尽管他们仍然会给自己的后代留有遗产,但对这种负担的不均衡、不公正分布预期,将使遗产不至于增加到能够支付起后代人所负担的税收,更不用说人们一般也没有能力维持其本人和后代人的效用(尤其是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时)。因此,由公债发行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对增加的收入不会完全用于增加遗产形式的储蓄。消费的增加是必然的。其次,支撑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为了方便说明,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者人数的一半,受益者当期税负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年利息率为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则会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增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公愤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负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负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负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负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第三,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依赖于“一次性总付税”的假定,因此才会有税收总额的变化可由公债数量的变化来替代的分析。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税收,其形式大多是根据经济行为来确定的,而不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所要求的总额税。税收的上升或下降必然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与等价定理所揭示的内容相矛盾,因而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实意义

一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公债无非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了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即公债是延迟的税收。公债替代税收,政府支出计划所派生的纳税义务被推迟了,消费者就可能因税收现值的下降,当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因此,分析公债替代税收所产生的财政效果,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由巴罗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始终关心他自己及后代消费的这一论点,引发出政府是否必须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政府债务的问题。假如政府可以用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滚动债务,而不需为偿还公债本息而增加税收,则政府以举债替代课税而产生的当期税负的下降,并不会引起未来税负的变化。消费者当前税负的必然降低,将导致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

三是公债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是通过增加税收而不是发行公债来实现时,人们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但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而是依赖发行公债来维持时,则公众至少不会减少即期的消费水平。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不同,将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从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

四是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消费支出,进而影

响国民收入水平,则取决于公众对举债与未来税负关系程度的认识。因此。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被私人部门看作净财富,在政府债券市场转换的真实影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采取发行公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做法,对总需求施加扩张性影响。托宾认为:“举债筹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排挤了资本存量,凯恩斯主义者和像布坎南那样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们都持有这种看法……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是可以行得通的。这就是说,用发行债券代替目前的征税,将会刺激目前的消费;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由此而引起的总实际需求的扩大,将会增加产量和就业。”

消费税的定义篇2

[关键词]纳税筹划 计税价格 合理避税 节税

消费税对于应税消费品生产企业来说，税负一直比较重。如何结合相关政策，合理、全面、系统的纳税筹划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合理利用包装物押金进行避税

根据相关法规，实行从价征收的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一起出售的，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无论会计如何处理，均应并入销售额征收消费税。而在法规中同样规定，包装物的押金（除了酒类）在未逾期的情况下是不征消费税的。

案例：某企业销售1000组汽车轮胎，每组价格为4000元，包装物价值为400元，若连同包装物一起出售，则销售额为（4000+400）×1000=4400000（　元），消费税税率为3%，则应纳消费税额为　4400000×3%=132000（元）。

如果企业包装物采取收取押金的方式，将1000组汽车轮胎单独收取押金，则可节税400×1000×3%=12000（元）

二、灵活利用组成计税价格进行节税

1.先委托再销售。税法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额准予抵扣，如果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的，则根据消费税单一环节征收的特点，不再收消费税。

案例：红河卷烟厂委托中华卷烟厂将烟叶加工成烟丝，烟叶成本1000万，加工费用400万，收回后直接出售，售价为3000万元。

红河卷烟厂向中华卷烟厂支付加工费的同时，向其支付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为：（1000+400）/（1-30%）×30%=600（万元），销售环节不再征收消费税。

如果红河卷烟厂自己生产烟丝出售则，应纳消费税为：3000×30%=900（万元）

不难看出，在相关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因自行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税基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的税基不同，最终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税负低。

2.先销售后入股。根据税法规定，企业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对外投资、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抵偿债务的，应按纳税人销售同类消费品的最高售价作为计税依据，计算缴纳消费税。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采取先销售后入股（抵债、换货）的方式，因为计税依据不同，明显会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案例：江陵以自产的小汽车20辆参股甲企业，取得甲企业10万股的股权。当月对外销售同型号小汽车价格为：以单价100000元售出10辆，单价80000元售出20辆，单价90000元售出10辆。小汽车的消费税税率为5%。

按税法规定，在对外投资时，应纳消费税为：100000×20×5%=100000（元）

如果企业按当月的加权平均价将20辆小汽车销售给甲企业再折算股权，应纳消费税为：（100000×10+80000×20+90000×10）/（10+20+10）×20×5%=87500（元）

如果企业按当月的最低价将20辆小汽车销售给甲企业再折算股权则应纳消费税为：80000×20×5%=80000（元）不难看出企业不同选择的节税程度。

三、巧妙利用纳税环节避税

纳税环节是应税消费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应缴纳消费税的环节，利用该环节避税，尽可能避开或推迟纳税环节出现。常见下面几个方法

1.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税款，企业可以采取与受托方联营的方式，改变合作关系，节省税额；2.用于连续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纳税，可以利用此项做出合理的避税筹划；3.对于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在销售环节纳税，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来推迟纳税。

四、充分利用结算方式来避税

由于资金存在着时间价值问题，推迟纳税义务成为纳税筹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纳税期内尽可能推迟纳税。在合法的纳税期限内，推迟纳税，是不会收企业的滞纳金的，纳税人如果能采用恰当的结算方式，尽量推迟纳税时间，不但能加速资金周转，还会获取一定的利息收入。

案例：甲企业2011年8月1日与乙企业签订一比合同，销售一批化妆品，金额为120万元。采用分期收款结算方式。货物分别于2011年8月1日、2012年2月1日，2012年6月1日发出。货款为每批货物发出后的2个月内支付。

按照税法规定：分期收款结算方式销售，纳税义务为合同规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企业的第一批货物应纳税消费税额100×10%=10　（万元）可以延后2个月，第2批货物延后6个月，最后一笔延后10个月。

如果甲企业采用预收货款的方式，已于2011年5月收到货款300万元，于2011年8月1日，将产品发出给乙企业。

按照税法规定，采用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则甲企业可以灵活使用资金，而不在收到货款5月当期发生纳税义务。

如果甲企业同样的价款于2011年8月1日销售给乙企业，同时收到货款。则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11年8月，应纳消费税额为300×10%=30（万元）。

五、有效利用改变部门设置来节税

税法规定，对于纳税人通过自设的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销售自产的应税消费品，应当按门市部对外的销售价格来计算、缴纳消费税，起不到节税的目的。但是，税法对独立核算的门市部则没有限制。独立核算的门市部，由于处在销售环节，不缴纳消费税，只缴纳增值税。那么，从整个生产和销售来看，整体消费税税负下降了。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法规的变更，纳税筹划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规避涉税风险，合理避税，依法节税，是每个企业财务人员都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编委会.　消费税调整与产业结构市场配置优化重组及投资规模调控指导手册.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0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2010.12

[3]安仲文.最新消费税操作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03

消费税的定义篇3

关键词:刺激;消费与投资;税收政策

经济萧条时期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复苏,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之一,也是某些西方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经常采用的政策手段。从理论上讲这一政策主张是正确的,从西方国家实践看这一做法也往往是有效的。但我国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国税收税率税负并不高,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没有减税空间,经济相对过剩,居民有钱不花,因此不主张实行这一政策。对此笔者认为,减税不一定减总量,虽然总量上没有多少减税空间,但按这一原理进行结构性调整是非常必要的。税收在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

一、 税收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

老百姓为什么不愿多消费呢?一是一部分人没钱多消费;二是一部分人不敢多消费,强忍着把钱往银行里送。当然也有少数大款们,该买的该置办的都差不多了。总之,要不特没钱或仅有小钱,要不就特有钱,但大家都不愿多花钱。

近两年多,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不好,使一部分人确没钱多消费。还有一部分人虽有一定的积蓄,但与预期消费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担心。曾记得10多年前“万元户”就已是很富有了,而现在存有几万元,仍是心中没底。改革开放20年来,老百姓的生活日渐好了起来,但与此同时,过去习惯了的那些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待遇和福利,慢慢地都就变得无法确定了。人们疑虑着,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有关部门不断甩财政包袱,社会不断地接包袱。哪些包袱是应该政府背的?哪些是可以不背或少背的?说不清楚。但老百姓的钱渐渐地往四个方面攒:住房、医疗、孩子上学和养老,也就是咬紧牙关存起钱来对付四大负担。

针对这种情况,刺激消费,扩大居民内需的税收政策调整,应对症下药,将主要措施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针对地扩大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

在目前扣除标准之外,应考虑增加如下因素的费用扣除:一是住房购建费用扣除。国家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励人们购买住房,但购房费用对一般家庭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一些居民储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购房,攒钱才能买房。对房屋的购建费用给予一定的扣除,如对基本房款按一定比例分期扣除或定额扣除,再配合住房信贷的推行,对刺激居民住房消费肯定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医疗费用扣除。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肯定要逐步上升,手里攥点钱应付个病灾的,是老百姓普遍心理。因此,进行医疗费用扣除,不但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而且对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和后顾之忧,有一定的作用。三是教育费用扣除。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现在不但是子女教育费用大增,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人们也开始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鼓励人们主动掌握科技知识,包括缓解子女教育费用压力,应对纳税人及子女实际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进行必要的扣除。

上述三项费用扣除,主要是应当前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之急,如从全面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角度时,还应包括伤残者扣除、老年人扣除、遣孀扣除、学生勤工俭学扣除、抚养扣除等,这些扣除对减轻纳税人负担,鼓励消费也有一定的意义。

2 将医疗(包括制药和药械)、房地产和私立教育行业定为微利行业,对其超额利润加重征收所得税

医疗、住房和教育在低收入国家是人们消费的重心,维持低价才有利于人们消费,特别是缓解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压力,来促进其他方面的消费。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不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搞成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们是穷国要办大医疗、大教育和要解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住房问题,如果这些方面占用了人们大部分消费支出,那么怎能还顾及其他方面的消费呢。如果一个工薪阶层的居民,积攒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钱,才能购买一套住房,再加上供孩子读书花费和人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消费,那么他们还能再消费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从长远看这几个行业应国家和社会共同经营,以解决大众和少数高收入阶层各自的需求。就我国现实情况看,国家应将这几个行业规定为微利行业,实行低价政策,由国家统一规定其最高利润率,如民间因利低不愿经营,则由国家接过来经营。在税收上应积极配合国家这一政策,对其超额利润加重征收所得税。

3 开征社会保障税和遗产与赠予税

此二税在我国从理论上已探讨多年,其开征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应抓紧研究开征。开征社会保障税对完善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有重要意义。它对免除在职劳动者后顾之忧,促进内需消费,稳定社会经济运行;卸去企业的社会包袱,使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促进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改善;配合我国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贯彻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以及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征遗产与赠予税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限制私人财产的积聚,缓解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矛盾,刺激消费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继承人因继承大量的财产而养成奢移浪费的不良生活习惯,鼓励公民勤奋自立。它有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

4 加重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过低,从税收总量上看,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减税空间几乎没有。当然总量上没有减税空间,并不排除刺激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性调整。对上述因扩大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和限制医疗、房地产及私立教育等行业盈利等而减少的税收,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增加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办法来弥补。我国个人所得税担负着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相差悬殊的矛盾,促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的任务,但从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来看,这一任务远没有完成。以基尼系数为例,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 16和0 24,到1995年却上升为0 31和0 33。①

这说明现行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不足,作用有限,因此建议要加重个人高收入者的税负。其做法可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二是对高收入者实行加成征收。因现行个人所得税模式是分类课征制,实行多种税率,所以单纯对高收入者提高适用税率不好安排,只能是待以后对个人所得税模式进行调整时再通盘考虑。而实行对高收入者加成征收则较好安排,因此建议除稿酬所得外,对各项应税所得凡一次或每月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一定数额的一律实行加成征收,其中对劳务报酬所得加成征收的规定应降低现行的加成起点,如从现行的一次取得劳务报酬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0000元开始加成,降为超过10000元的就开始加成。这样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加重税负的措施,不但可以解决保证财政收入问题,而且对加强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刺激消费等均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 税收刺激企业投资的政策选择

税收刺激企业投资,一种是建立全方位的刺激投资机制,如实行消费型的增值税和普遍的投资性减免税;另一种是建立刺激投资向一定方向的投资引导,如实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有方向的投资性减免税。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

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已初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其中主要是对固定资产投资价值的重复征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固定资产投资,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资本支付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相当于多支付一笔“投资税”,不利于产业政策的实现;在出口方面,由于产品出口成本中固定资产价值部分所含税款得不到退税,出口退税不彻底,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扩大我国产品出口。因此,将我国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允许抵扣购入固定资产中的所含税金,对刺激企业投资,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以及鼓励出口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人担心增值税转型会有一定的风险,如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问题,企业的承受问题,以及会不会刺激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选择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税基中没有了固定资产价值,相对税率则要调高一些,如将现行的基本税率从17%提高到20%左右,其增加的税收可以弥补新增固定资产抵扣税额的大部分,剩下部分可以通过转型后刺激企业生产投资新培植的税源中弥补。第二,关于企业承受增值税转型能力问题,由于转型要提高税率,各行各业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将因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不同而发生增减变化。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因资本有机构成高,税负将下降;加工工业、一般传统技术的企业因资本有机构成低,税负将上升。一般来说税制调整涉及一部分纳税人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正常的,但为了避免对财政和经济带来过大的振动,转型后税率提高不能一步到位,宜采取稳步渐进的方法,据1994年税制改革时测算,新税制中的增值税基本税率选择生产型为17%,选择消费型为23%多,两者相差6个多百分点。转型后若将税率提高到20%左右,使新增固定资产抵扣税额由国家财政和企业共同承担,国家承担的部分就是上述所说的用新培植的税源中弥补的部分。从原理上讲,增值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是同步提高的,因此企业若能以原不含税价格实现销售,就不会增加负担。至于提高税率后随着“税负转嫁”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在目前商品价格连续下滑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并对遏制价格下滑的势头起一定的作用。第三,对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会不会刺激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问题,这是经济过热时的一种担心,现在看是不存在的。且不说国家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来控制企业投资方向和规模,就是在国家大力鼓励企业投资的情况下,企业会不会投资还要考虑对市场前景的预期。尽管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存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但企业怎能对库存积压,销售困难的老产品进行投资呢,因此仅是增值税的转型就会对企业投资形成“矫枉过正”是不可能的。相反一些产品销售不畅是由于面孔老,在人们生活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不适用或不先进。老百姓不愿花钱的原因之一,就是没啥稀罕玩艺儿可买,而要造稀罕玩艺儿企业就得技术改造,因此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造出多一些稀罕玩艺儿,来适应扩大消费的需求。

2 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有人认为:这是我国近年来税制建设中最坏的一个税种,它本身设置了极为繁杂的税目税率,完全是计划经济中计划的内容,是计划经济思潮在现在的集中反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对此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此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运用税收杠杆调控经济运行,控制和引导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规模和结构,是必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基本建设活动领域里,政府直接投资的范围将进一步缩减,基本建设大部分以民间为投资主体,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与结构主要靠市场来调节。但由于基本建设活动投资额较大、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较长,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给它造成的不良后果会比其它经济活动严重得多。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加强对基本建设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不过在通货膨胀时期,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可以起到抑制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在通货紧缩时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要适当加大投资力度,刺激需求,可以适当地降低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率。特别是对于国家确定的投资重点,对经济结构调整有很大影响的投资项目,社会各方面资金只要用于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投资方向的项目,都应该有明显的倾斜政策,甚至应该减免投资方向调节税,以促进投资和市场的启动,减少商品库存积压,促进经济增长。

3 实行投资性减免税

投资性减免税具有国家投资的性质,它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政策的需求,对向一些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和地区投资的企业给予的特别优惠,但是作为减免税要依靠企业自己去实现。投资性减免税不是国家在项目投资前的拨款,而是对项目投产后实现的税金进行减免,以保证投资者能得到较快的资本回收,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故也有人称其为国家追溯性投资。如对新办企业减免税、减税还投资贷款、及投资抵免等,均属于这类性质的税收优惠。

以上大体谈了刺激企业投资的一些税收政策调整,除此之外,诸如为了进一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为了促进产品出口,再适当提高一些出口退税率等,笔者也是赞成的。

最后,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特别是减免税部分,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受税收环境的制约。因为,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乱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尚未根除,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骗税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实施减免税政策的预期效果。因此在税收政策调整的同时,加强税收征管,建立起规范性的税收分配秩序,就显得格外重要。要强化税收刚性,对纳税人的违章行为要处罚到位;要严格按政策法规界限去衡量,消除一切人情或随意性的因素;要严厉打击各种偷税、骗税和逃税等违法行为;要下决心将超越税收管理权限,越权减免税等作为腐败来进行惩治,定为“干扰税务执法罪”。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向各地派驻“税务执法督查组”,并逐步扩充成直属“税务稽查局”,以取代现行国税、地税系统的税务稽查组织。象西方主要国家的税务审计机构与税款征收部门分离,独立行使职能一样,建立我国的除国税、地税部门之外的第三大税务系统,即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的、打破行政区划分级设备的专职“税务稽查局”。

参考文献:

      [1]中国税务学会“完善增值税问题”课题组 完善增值税问题的研究报告[j] 税务研究,1999,(1) 

消费税的定义篇4

关键词：消费税 税收思想 课税原则 税负转嫁 比较优势

消费定义及范围界定

从广义上讲，消费可以理解为人类对可用资源的耗用，它不仅意味着人们对有形物品等物质资源的使用或耗用，也意味着人们对劳动资源的使用，甚至还意味着对时间资源的耗费，但是，经济学对消费所下的定义专指直接满足人们当前需要的资源耗费。这样，消费税自然是以一定时期消费行为或消费品为课税对象的税收。

针对消费课税的工具有好几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消费税，即直接由商品或劳务的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缴纳的，针对个人消费支出征收的税。另一类是间接消费税，也称间接税、流转税、销售税，它是指以消费品的交易数额或数量为计税依据，由消费品或劳务的销售者或提供者作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收。

其中，间接消费税按征税范围的差别，可分为选择性消费品税和一般消费品税，选择性消费品税是指对少数部分消费品课征的消费税，课税对象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实行差别税率，如烟草税、酒税、茶税、盐税等。一般消费品税是指对普遍的或一般的消费品课征的消费税，它往往在征税范围上包罗万象，在税率上是统一的。从征税的政策意图上考虑，选择性消费税是用来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一般消费品税通常用来取得财政收入。中国税收书籍所指的消费税应该理解为选择性消费品税，而以下则是对选择性消费品税的重点论述。

历史上各经济学派的消费税思想

大卫·李嘉图认为，用于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支出，应该给予限制；而用于必需品的消费是维持劳动者再生产费用，应该给予保护和鼓励。与之相对应，对奢侈品征税不会不利于生产，因为它不成为生产的成本，而对必需品的征税会使工资水平上升，是对生产资本的征税，因而不利于生产。由此，他赞成消费税而反对货物税。消费税会带来两种效应：一种是收入效应，它指货币收入购买力减弱、购买的商品变少、效用水平降低；另一种是替代效应，它指由于一种商品价格上升，另一种商品价格不变，消费者会减少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而更多购买价格不变的商品。在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下，税收的收入效应只能使纳税人收入减少，支付能力和满足程度下降，但不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不破坏帕累托效率条件，即生产商品之间边际转换率仍等于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其中边际转换率是指利用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商品的生产所不得不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但税收替代效应扭曲人们对商品的选择行为，从而造成资源不合理配置，使效率条件遭到破坏。这时，征收一般消费税，就能消除不同商品的替代效应的损失，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由于市场往往是有缺陷的，利用消费税的替代效应，则会矫正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消除市场失灵。

拉姆齐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最优的税制应该能确保在对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征税时，达到总的消费者剩余最小。这就要求各种商品的税率与其需求弹性成反比，使得从不同需求弹性的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单位税收所引起的效率损失都相等，也即边际税收的效率损失相等。只要从某种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单位税收引起的效率损失大于其他的商品，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改变征税办法降低效率损失，只要适当降低该商品税率，提高其他商品税率，就能够实现效率损失最小化。由于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远低于奢侈品，因此拉姆齐主张对必需品征收高税，而对奢侈品征收低税。从而体现了对富人消费征税的累退性质。

凯恩斯认为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那么多，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国家就应贯彻实施具有累退性的消费税，以此刺激消费。根据拉弗曲线，消费越旺盛，对投资的倍加乘数作用就愈强，国民产值更高，从而扩大税基，即使消费税税率累退，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可能会增加，不过却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消费税的课税原则

（一）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并通过税收分配促使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现代税收理论一般把税收效率原则概括为：第一，资源配置角度。税收分配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使社会从可利用的资源中获得最大利益。第二，经济运行角度。税收分配要有利于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三，税务行政角度。在征税过程中征税主体支出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要尽可能地最小。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应使各个纳税人的税负与其负担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衡量税收公平原则的标准有两个，即支付能力原则和受益原则。

支付能力原则是指按纳税能力缴纳税收的原则。该原则包含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要求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税收对待，纵向公平是指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税收对待，通常富人比穷人更有税收支付能力，理应多纳税。但是，由于凯恩斯指出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即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所占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若征一般消费品税，则富人因有较低消费倾向，所以应交纳的税收占其收入的比率较低，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课征的原则。因此，应采取对富人群体普遍消费的奢侈品课以高税，对穷人所依赖的低档品给予免税，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纳税的原则。

受益原则要求纳税人根据他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获得的利益缴纳相应的税收。从政府公共服务得益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收，从政府公共服务中得益多或少的人，应缴纳较多或较少的税收。在多数场合，政府公共品的收费可以通过征管手段的革新来杜绝“免费搭便车”现象，对未交费的使用者予以排斥，如燃油税就是以油计税，行驶少，对道路资源的占用和损耗少，则交税少。

（三）税收财政原则

税收财政原则是指一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变革，都必须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亦即保证国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根据拉弗对税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税率与税收收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函数关系：当税率为零时，市场经济活动或税基为最大，但税收为零，税率稍有提高后，税基会相应缩小，但其程度较小，故税收总额还会增加；当税率上升至某一最适度的点，税收极大化，找到最佳税率。如果超过这一点， 继续提高税率，就进入“拉弗”，因税基以更大程度缩小，即市场活力或生产加速萎缩，反而导致税收下降；当税率处于的末端，即税率为100%时，税收也相应降至零。因此，财政原则并不意味着就是税率越高，税收收入就越大。

消费税的税负转嫁

完全竞争市场。消费品的供给完全无弹性，即供给弹性系数等于0。供给完全无弹性，说明当某种消费品因政府征税而价格不能提高时，任何单个厂商对价格的相对下降没有任何反应，其生产量不会因价格下降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单个厂商可以谋求税负向后转嫁，但却不能把税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除非各个厂商在整个工业体系下形成一股力量，才能够通过消费品提价的方式，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垄断市场。由于消费的需求不是完全无弹性，消费者虽然无法选择其他的消费品提供者，但却可以通过减少甚至停止消费的方式来规避这种税收，因此垄断厂商不能任意将消费税转嫁给消费者。现考察一下垄断厂商转嫁消费税的程度。通常意义上，从量税与从价税在税负归宿上是有差别的，在征收相同金额的税款时，从价税使产出减少的数量小于从量税，这是因为，从价税是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它使得边际收入降低的比率小于税率本身，而从量税恰好降低了与税率等同的边际收入比率，由于垄断生产者是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产量，当边际收入降低的比率较小时，产量也相应减少的较少，这样，从价税比从量税使垄断者的产量减少的幅度较小，换言之，从价税使价格上升的幅度低于从量税，垄断者难以通过提价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因此，采取从价税可征得更高的税额，并使得厂商的垄断利润更少。

寡头市场。根据斯威齐模型，每个寡头都相信，自己对商品提价，则别的寡头不会提价，自己对商品降价，别的寡头却会降价，因此，当征收消费税时，就没有寡头会在征税后提高价格，因此税负就由寡头们来承担，但若所有的寡头能达成联盟或勾结起来，则也是可能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的。

由于实行消费税征收时，税负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往往并不一致，通过对消费税的税负转嫁问题研究，可以使得税收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利用消费税来调节收入分配，若穷人消费的低廉商品的税负，主要是由消费者承担，则应该予以免税，若富人消费的高档商品的税负主要是由富人承担，则应征高额消费税。

消费税的比较优势

（一） 基于效率目标对资源配置的改善

消费税的课税对象有三种：一是存在消费偏好误差的劣质品，二是产生负外部效应的污染品，三是难以收费的混合品。

对劣质品消费所带来的利益可能被消费者高估或低估了，从而产生消费偏好的误差，对消费者个人来说，会因过度消费该劣质品而对其福利产生负效用，消费行为本身也可能会造成外部负效应。可是，许多消费者对此却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为满足不合理的消费需求往往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但以效率标准衡量，若能消除消费偏好误差，无疑将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消费税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以有效地矫正消费偏好的误差，因为消费税提高了消费成本，在消费者刚性的收入约束条件下，收入效应对消费数量的减少产生作用，替代效应则使消费者选择可替代的未税消费品，从而纠正消费者的不良消费嗜好。

有些污染产品会产生外部不经济，而又不能依据产权加以明确划分。因此，必须依赖政府或社会公共行动，政府通过征消费品税，使消费行为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而使生产者或消费者通过交税承担其产生的外部成本。消费税的交纳使生产者减少污染，而政府则能利用可观的税收收入来治理环境污染。目前，很多国家开征了环境税，大多是对以损害环境而产生出的商品课以消费品税。

对于难以收费的消费品，若通过改变课税的办法能很容易征到税，且征管成本不太高，就不失为一种合理分配税收负担的好办法。目前，我国已开征的燃油税就可以理解为是对使用公路的消费者课税，因无法测定每一条公路上的消费者从对公路的使用中所获得的利益，所以用燃油的耗用量来近似地间接衡量这种消费利益并以此征税，这种做法在实际运用中较可行。

（二） 基于公平目标对收入分配的调整

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三）基于财政目标对政府税收收入的提高

对于低需求弹性的消费品课税，可以筹集到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却只会造成极小的扭曲效应，从而产生的税收超额负担也比较轻，其中，税收超额负担是指由征税引起的商品或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的福利损失。以一种不产生外部效应的奢侈品为例，若它的价格需求弹性为0，并且对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即消费者收入增加或者减少1%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升降百分比将大于1%，那么，可以断定该种商品为富人生活的必需品，对它征收消费税不会导致富人改变其选择行为，从而能够保证政府取得稳定财政收入。

参考文献：

1.刘宇飞.西方财政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朱为群.消费课税的经济分析（M）.上海财大出版社，2001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消费税的定义篇5

关键词 ：消费税 成品油 油价

0.引言：消费税是国家引导生产和消费，促进节能环保，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收工具。我国从1994年开始征收消费税。根据党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我国消费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政策的调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迈向健康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迈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1]

在我国，减税乃至免税等政策需要进行长期的规划，而后再作出决定。然而对于突如其来的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却没有太多的征兆。至此，政策的突击出台却有些让人感到不适应。

1.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现状

1.1 历史发展

早在1998年前，我国的成品油价基本属于完全管制阶段。正由于这种过度管制的模式长期存在，直接导致了我国成品油价格脱离国际市场的实际价格水平。

显然，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如今的新油价机制制度确实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同时也逐步适应了国际油价的调价步伐。

但遗憾的是，在新油价机制运行以来，虽然有不少地方得到改善，但却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其中，国内成品油价的调价节奏依然跟不上国际的水平。

1.2 当前现状

2015年1月12日，在我国成品油价格宣布下调的同时，财政部再一次提升成品油的消费税。

具体来看，自2015年1月13日起，将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油的消费税在现行单位税额的基础上提高0.12元/升。将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消费税在现行单位税额基础上提高0.1元/升。而航空煤油继续暂缓征收。至此，随着本轮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这也是自去年7月份以来，我国第三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面对多次的成品油消费税的上调，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为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在推动大气污染治理、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

2.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额的原因

2.1 成品油消费税调整积极意义

2.1.1调整前后，我国成品油税负与国际相比较而处于的水平

从国际上看，欧盟等发达国家油品的税负较重，汽油，柴油流转税税负分别为56%和50%，我国周边国家中，日本的汽油，柴油流转税税负分别为42%和30%。我国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水平后，汽油，柴油流转税税负将分别由32%和29%提高到34%到31%，对主要用油行业和居民消费会增加一些税负，但明显低于欧盟国家的税负水平，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也偏低。这一税负水平与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和长远发展战略相适应。

2.1.2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对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油价补贴

2006年国家建立了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成品油价格补贴机制。2009年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补贴机制。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国家将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在保障民生的同时，积极发挥价格机制的市场调节作用，继续落实和完善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政策，支持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

2.1.3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形成的新增收入将用于诸多方面。

此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后形成的新增收入，将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增加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资金。二是用于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中央政策每年将安排专项资金，保障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所需资金 。

2.2 关于调整政策的诸多疑惑

在多次成品油消费税上调的大环境下，看到调整消费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余，它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疑惑。

首先，针对我国的税负之高，可以列举一个事例。假设一辆汽车加满一箱油需要耗费360元。然而，在这360元的价格中，包括了增值税、汽油消费税、城市建设费及教育附加费等费用，占比总价超过了30%。换而言之，若不计算其它成本，单是税费就占了近1/3的价钱。由此可见，我国税负之重是难以想象的。

再者，从我国老百姓的收入状况来看。虽然，我国的GDP位列全球第二位的水平，但人均下来，却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数字。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6995美元。相比之下，荷兰、美国、瑞士等征收高额成品油消费税的国家，其人均GDP基本达到4万美元以上。对此，若简单按照消费税的征收幅度来衡量其合理性，未免太缺乏可信度。

最后，从保护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三涨成品油消费税是否合理。当下，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是作为提升消费税额度的依据。然而，盲目提升消费税的额度，其针对性却大打折扣。

3.解决问题

3.1 既要关注消费税也要关注与之相联系的税种

理性地讲，民众若是真正关注自己的利益、关注税收，是否更应该呼吁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的税负？

当然，民众忽视增值税等间接税，也是因为增值税等间接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纳税人与负税人可能不重合，税负容易转嫁。因此，纳税人大多不明白自己实际交了多少税。自然，也就容易忽视这部分税。

或者说，从效率角度而言，也更应集中关注增值税等间接税的税负轻重与透明度问题，以及税款的真正去向与使用效率问题。

3.2 税收要法制，更要公正平等

真正的税收法治意味着，所有税法，包括成品油税率的调整，不论是调低还是调高，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和反映全体国民的税收意志，征得国民的同意与认可。而且，征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都必须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换。这些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应该遵从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应该遵从比例平等原则。

4.结论

作为流转税的主体税种，消费税不仅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还可以调节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限制某些奢侈品，高能耗品的生产，正确生产和引导消费，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政策。[2]

总之，如果换个角度理解这次成品油税率上调的话，或许价值在于，它有助于进一步唤醒民众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尽管这种观点多少有些无奈与自嘲，显得有些硬心肠。但从当下国民的实际性格与觉悟看，却是有道理的。因此，关注成品油消费税上调政策，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能把这种舆论热潮引到推进更重要的财税改革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财政网微信公众号，2014-12-12，《成品油消费税提高旨在促进促进资源节约，遏制大气污染，推动绿色发展》.

[2]严振生.税法理论与实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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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定义篇6

关键词：税费 账务处理 完善

国税法规定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近20种。目前对税种的分类主要是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具体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财产税类、行为税类和关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账务处理，按照各税种是否影响企业当期会计损益，可将我国现有的税种分类为价内税、价外税、代扣代缴税以及代收代缴税。

一、价内税的账务处理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种都属于价内税的范畴。

（一）计提、缴纳税款计入成本费用

对于多数价内税税种，企业一般在月末或季末计算缴纳各种税款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账务处理如下：（1）计提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时，应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税”科目。（2）计提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税”科目。（3）计提企业所得税时，假设不存在递延所得税的问题，应借记“所得税费用”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科目。（4）企业出租固定资产、让渡无形资产使用权等应缴纳营业税时，应借记“其他业务支出”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目。（5）企业根据应税凭证的性质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印花税额，并购买印花税票后进行账务处理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计提、缴纳税款计入资产

部分价内税税种在计提、缴纳税款时没有直接计入成本费用，而是先计入资产。但在以后期间，将通过固定资产的折旧、处置清理固定资产的净损益等间接影响会计损益，账务处理如下：（1）企业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等，按规定计算消费税时，应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2）企业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支付代收代缴消费税时，应借记“委托加工物资”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3）企业销售不动产按规定计算提取营业税时，应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目。（4）非房地产企业转让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的建筑物应交纳土地增值税时，应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5）企业以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算缴纳耕地占用税，并按照规定一次缴纳税款时，应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6）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按照规定缴纳契税时，应借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7）企业自营进口货物按完税价格和适用税率计算应纳进口关税或消费税后，应借记“库存商品――进口商品”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进口关税”或“应交税费――应交进口消费税”科目。

（三）计提、缴纳税款直接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

企业转让无形资产按规定应缴纳营业税时，应借记“银行存款”、“累计摊销”科目，贷记“无形资产”、“营业外收入”、“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等科目；或者应借记“银行存款”、“累计摊销”、“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目。

二、价外税的账务处理

增值税虽然由企事业单位申报缴纳，但企业主在销售商品时又通过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至下一生产流通环节，最后由消费者承担税款，即最终的消费者成为真正负税人。因此，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其计提、缴纳不影响当期的收入和成本费用，具体的会计账务处理如下：

（一）正常销售业务或提供应税劳务

首先，应借记“库存商品”、“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科目。其次，应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最后，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而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首先，应借记“库存商品”或“原材料”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科目。其次，应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最后，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视同销售业务

视同销售是一种特殊销售，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销售货物，但当企业的货物所有权属发生改变时，同样应该视同销售确认应税所得缴纳增值税，例如将自产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企业员工、对外投资、赠送等。这种特殊收入，其税费的会计处理与正常销售业务有所不同。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1）企业将自产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企业员工、分配股东、清偿债务时，应借记“应付职工薪酬”或“利润分配”或“应付账款”或“短期借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同时，结转相关的库存商品成本和进项税额，即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2）将自产产品用于无偿赠送时，应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以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3）将自产产品用于对外投资，如果该投资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应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如果该投资不具有商业实质，则应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三、代扣代缴税和代收代缴税的账务处理

由于企业代扣代缴税和代收代缴税的扣缴义务人不是实际负税人，其计提、缴纳不会影响企业会计损益，具体的账务处理如下：

（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发放工资代扣个人所得税时，应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科目。代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应借记“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代扣代缴营业税

营业税虽然属于价内税，其计提缴纳税款通常计入成本费用，但在实务中有些具体情况难以确定纳税义务人，因此税法规定了营业税扣缴义务人。具体如下：（1）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2）建筑业工程实行总承包、分包方式的总承包人；（3）纳税人从事跨地区工程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或者纳税人在劳务发生地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的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4）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而在境内未设有机构的人；（5）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演出由他人售票的售票者；（6）分保险业务的初保人；（7）个人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的受让者。

工程总承包方将工程分包给分包方，代扣营业税时，借记“应付账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代扣代缴营业税”科目。工程总承包方代分包方缴纳营业税时，应借记“应交税费――代扣代缴营业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代收代缴消费税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其申报缴纳通常计入当期成本费用，但对于确实属于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税法规定受托方是消费税代收代缴义务人。企业受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代收消费税时，账务处理为，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代收代缴消费税”科目。企业受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代缴消费税时，应借记“应交税费――代收代缴消费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完善税费账务处理的建议

为使报表使用者能更清楚地了解税款的计提缴纳情况及其对会计损益的影响，方便简化纳税人申报缴纳税款，建议完善各种税费的账务处理。

第一，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目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的税金统一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并设置二级会计科目“经营税费”和“非经营税费”，即将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归入前者，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归入后者。

第二，借鉴固定资产清理会计科目的设置，增设“无形资产清理”科目，核算处置无形资产收入、支付的相关税费等。

第三，为了区分企业自行负担和代扣代缴的税金，建议在“应交税费”科目增设二级明细科目“自负税”、“代扣代缴税”以及“代收代缴税”，分别核算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自负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代扣代缴税和代收代缴税。例如，企业发放工资代扣个人所得税，可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代扣代缴税（个人所得税）”科目。

第四，根据增值税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将自产产品用于赠送、对外投资应视同销售收入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与目前的会计账务处理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在这些业务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均已发生改变，且企业通过捐赠或投资将收获良好形象、知名度和投资收益等“经济利益”，已经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收入的五个条件。因此，为简化财务人员的税费账务处理和纳税调整，建议修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将产品用于赠送、对外投资的会计账务处理可参照“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企业员工、分配股东、清偿债务”进行，即先确认收入和销项税额，后结转相应成本和进项税额。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级会计实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2.陈锷.视同销售业务财税处理剖析[J].财会月刊，2012，（09）.

消费税的定义篇7

由于清洁环境的非排他性，私人通常不会愿意为所处环境变得清洁而单独支付成本。按庇古的观点，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环保税改变私人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即将环境恶化成本植入私人的经营决策中，使私人自身利益和环境公共利益在税收政策平台上实现有机统一。对于环保型税收政策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谓非常丰富。本文拟另辟蹊径，将关注重心放在对我国现行环保型税收政策效果及潜力分析上，借鉴西方国家环境税的成功经验，提出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设想。

2环保型税收的理论

2.1国外相关研究情况依据庇古的观点，政府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对排污者依据其污染排放量和排放形式征税使污染者不仅承担自身的成本，还要承担环境恶化的代价［1］。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莫和欧兹在庇古税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环境价格及标准程序制度，罗伯特•巴罗研究了环境逐步控制制度，丰富了庇古税理论，为现代环保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自庇古税提出不到半个世纪里，西方环境税理论历经波折到21世纪的今天已是丰富多彩，并被许多国家付诸实践。从总体上看，国外环保税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下面的成果:一是对检测不充分下的环保型税收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二是“双重红利”理论及其争论的焦点问题研究;三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环保税的实践及下一步战略的研究;四是有利于税收有序竞争的环保税政策的研究;五是环保税对政府的福利、社会分配及就业的影响研究。

2.2国内的相关研究及成果国内学者对于环保税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90年代后渐渐繁荣起来。归纳起来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应实行财政导向型的环保税政策。力主环境税收要充分体现税收中性。这种主张的优点是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体现税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原则;缺点是税收中性往往不能与资源优化配置兼顾，可能因此招致更大的损失。而且这些主张似乎脱离了庇古税的主旨。二是认为我国应实行公平导向型的环保税政策。主张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标不应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目标是公平，通过对污染排放企业征收排污税、碳税等，使环境治理成本由污染制造者负担，这样有利于重塑社会公平，因为公平下的经济必然更有效率，而不必让环境税直接承载效率之重荷。三是认为我国应实行受益导向型的环保税政策。消除人们心目中狭义环保税概念，建立广泛意义上的环境税，以利用环境谋取利益者为纳税人，以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为征税对象。综上，尽管国内学者对环保税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有几点是相同的，认为短期内不要对税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报以太大的期望，认为环保税是长效机制，持久推行对环境改善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认为当前我国税收政策的环保功效有限;短期看应重点绿化现有税制，长期看应单独对环保税立法。

3环保税的实行情况

3.1国外环保税的推广应用情况从环保税的实践进程看，是一个由点到线、到面的过程，目前属于环保税种的就多达几十种。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保税率先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国推行，后来逐渐扩大到整个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更是加快了环保税的进程，如瑞典、丹麦等国最先对垃圾征税，对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征税，对塑料袋征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石油开采征税，对开采能源获得的额外利润征税，对汽油、柴油征税等。近年来，西方各国更进一步拓展了环境税的空间，如开征燃料税、噪音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和超额粪便税、呕吐税等。现在又有了新的甲醇税、里程税、农药化肥税，以及针对汽车征收的各种税。另外，西方国家还在其他税种中增加了多种带有环保色彩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建筑物利用太阳能取暖，使用保温隔热技术，对生产节能生产设备，余热利用设备，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等规定各类税收支持政策;对不同项目视其环保程度实施差别税率，多重抵免等。

3.2国内环保型税收政策的实行1994年新税制后，在我国税制中逐渐加入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如体现环保政策较多的税种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一些政策都与生态保护有关［2］。同时，在其他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中的少量条款也有环境方面的考量。从实行情况看，税制中的绿色条款最主要发挥导向作用，让纳税人增强环境意识，自觉的选择更为环保的经营方式。同时，也能通过利益对比，使作为经济人的纳税人淘汰落后产能，引进先进设备，采取更为环保的生产工艺，达到促进环保行为的目的。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税制环保力度不足，政策零散，导向功能有限，激励作用不足［3］。

4我国环保类税收政策的环境效果分析

4.1资源税环境效果分析1984年，我国正式开征资源税，10年后的1994年进行较大调整，加之若干次微调。其主要调整内容是提高税率;目标是使税率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并有利于资源开采的节约。总体而言，现行资源税对节约资源、调节收入、合理开采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资源税占我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非常小，资源税增幅有限且增长不稳定。如下图所示，资源税的增长率并没有明显高于税收总额的增长率，因此，资源税对促使企业节约利用资源方面并没有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4］。

4.2汽车消费税环境效果分析1994年，我国开征新的消费税，当时消费税除鞭炮焰火外的其他项目并不具备环境保护的功能，2006年进行了消费税扩围性的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税目基础上增加了若干个新税目，并大幅提高了油品、小汽车的税率，而且新增的税目除高档手表和高尔夫球及球具外，都有环保的考虑。到2008年9月进行的最后一次调整，小汽车的最高税率已达到了40%，进一步突出了消费税的环境功能。如表1所示。此次我国对消费税的改革是在我国环境不断恶化，企业环境意识较差的背景下推出的。主要目标是“抑大扬小”，意在引导消费倾向，促进汽车生产企业向环保型转变，社会生活向节能减排型转变，个人消费行为与社会环境目标统一。但也应看到，汽车的节能减排不应仅依赖个人消费的“弃大选小”，还需要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公车改革，对公车排量的限制，军车改革，对军车的排量限制，鼓励电动汽车和自行车的消费等［5］。

4.3排污费制度环境效果分析1997年至2007年，我国收取的排污费由45.43亿元增加到234.8亿元，增长率为417%;缴纳排污的单位由约368000个增加到约714000个，增长比率约为94%。但缴费单位最多的年份是在2003年，共约1030000个，相比较而言，4年后的2007年缴费单位不升反降了30.68%。说明随着我国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对企业排污行为起到了一些抑制，但2003年以前的年份不如以后年份效果明显。如表2所示。同时，还应看到，我国的排污收费由于法律不规范，征收和使用上可能存在着随意性，结果导致调节乏力，环境保护功能弱化。一些严重污染企业该征的不征，而另一些企业可能存在着被重复征收或多征收的现象。所以，这种收费的方式应适时改为税收的形式。

4.4燃油税政策效果分析燃油税是指以燃油、燃气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环节为对象征收的一种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税收。截至2008年，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征了燃油税，各国的税率有较大的差别，如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的税率从高到低分别是300%、260%、120%、73%、30%。而我国的机动车消费掉的原油已达全国原油消费量的3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提高中。在大城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来自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比例分别达到80%和40%以上。2009年1月1日，我国调整了对燃油的征税，将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定额税分别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和每升0.2元提高到1元，体现“多用多纳税”的原则。可以说，消费税新政对促进私人用车小排量化有积极的意义，是我国环境税政策的一个进步。而对于节能型汽车的开发，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新节能品种的开发都会有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消费税新政因需要考虑到多个部门、多种利益关系，最终出台的税率较低，调节比较温和，节能环保效果有限。

4.5城市维护建设税政策效果分析1985年，我国正式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税种，是以纳税人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总和为计税依据征收的附加税。其经济调节功能从属于这三个税种，税种的财政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税收应专款专用于城市住宅、道路、供水、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交通标志、路灯照明等公共产品。从表3的情况看，城市维护建设税占环境类税收总额的比重较高，是体现税收环保功能的重要税种之一。如果该税种能够按设计的精神落实专款专用，其在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从分析情况看，我国当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当前的城建税征税范围狭窄，作为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税种本身又是附加税，独立性差。具体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其经济调节功能从属于三个主税种，税种的财政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二是专款专用难以得到落实。

5完善我国环保型税收政策的建议

5.1完善现行的税制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环境保护的功能不强，尚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体应包括:一是完善现行的资源税。将土地、森林、水等纳入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水平，使税率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采取从价定率课税方法。二是完善消费税。适度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优化消费税的税率;实行价外征税。三是完善现行燃油税。出台燃油税的最根本目的是促进节能减排，所以只有采取相对较高的税率，才能凸显其调节经济的作用。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逐步消除束缚其发挥作用的因素，改善税收环境，让税负回归到合理的水平。

5.2继续推行“以税代费”一些长期以来依靠费用调节发挥环保功能的状况应适时改变，特别是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收费项目，如污水费、燃油费、能源基金等这些相对稳定的费用改为征税更有意义。这样不仅可以规范收费标准、保证环保资金来源，也可减少费用收取过程中的随意性，减少流失，降低征收成本。在现有的环保收费制度平台基础上逐步构建我国的环境内外税制。

消费税的定义篇8

关键词:税收;税收政策;消费;投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019-02

引言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无偿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本质体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中,即国家征税反映社会再生产中财政和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税收是国家运用课税权所进行的强制课征,它关系到所有个人、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税收的作用范围也得以扩展,税收政策已经成为调节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经济政策工具。但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会对相对固定的税收政策产生扭曲的影响,从而使得以税收作为调节工具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

一、税收对消费的影响

(一)无通货膨胀情况下对消费的影响

在以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的储蓄研究中,税收对当期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有着截然相反效应。对储蓄征收利息税,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使得当期的消费的机会成本降低,这往往会增加当期的消费,减少当期储蓄,这是替代效应。

这里假设当期储蓄为W,利率为r,利息税率为t。在不征利息税的情况下,当期储蓄实现的下期收入为:w[1+ r(1-t)]。

而w[1+ r(1-t)]以无风险利率贴现到当期为:w[1+ r(1-t)]/(1 + r)=w [1 - rt/(1 + r)]< w。

另一方面,征收利息税将使得未来的储蓄目标无法达到,为了达到预期的财富目标,在预期未来收入不发生变化时必须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当期的储蓄。如下期储蓄目标财富为w(1+r),则当期的储蓄应为:W0= w [1 + rt/(1 + r - rt)]> w。

基于以上的分析,由于利息税的征收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对消费产生影响,其最终的结果要看那方面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如果替代效应占主要地位,则会对消费起到刺激作用,反之,则会对当期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利息税的征收对消费的具体影响将取决于个人或微观经济个体的实际分析,特别在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储蓄者有其特定的目的,如为自己设立养老基金、医疗基金、教育基金等,在征收利息税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的降低不予关注,为在期末达到预定的数额,储蓄者则需增加每期储蓄的金额,从而减少对当期消费的需求。

(二)通货膨胀情况下税收对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通常被区分为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一般认为,非通货膨胀对效率的影响更大,因为在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预期通货膨胀安排和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而在非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按价格水平的变化最合理的安排调整自己的行为。

对微观经济主体征收一定的税赋,会减少其收入或降低其投资收益率,这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起到一定的抑制效应。通货膨胀情况下,这种抑制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显。如档次爬升的现象,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人所得和价格水平即通货膨胀率以同一比率增长,那么以实际购买力衡量的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是,不变的税制是以个人的名义收入为基础征税的。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纳税人容易被推进入边际税率更高的纳税档次,因此,尽管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被征税的比例却上升了,即使纳税人并没有被推入更高的纳税档次,按照最高档税率被征收的税额也增加了,因此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实际税负的增加。

设当期收入为w(当w′≥ w+1时,按更高的税率t′征税),通货膨胀率和个人所得都以r增长,税率为t,则有:

当期实际收入为w,当没有税率爬升时的税后实际收入为:w(1-t);当有税率爬升时:下期的名义收入: w(1+r);税后名义收入: w(1+r)-[(w+1)t+(wr-1) t′];税后实际税后收入:w-[(w+1)t+(wr-1) t′]/(1+r),因为t, t′较小,可认为t - t′近似为0,则化简后税后实际收入为:w[1-(t + rt′)/(1+r)]< w(1-t),{ t′>t,t + rt′> t + rt }。

从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税率档次爬升使得纳税人的实际收入降低,从而使得消费需求降低。

由于免税额和标准扣除额是按名义值制定的,通货膨胀就会产生另一种效应,价格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免税额和扣除额的实际价值在减少,结果通货膨胀又使得有效税率上升了。

在没有免税额和扣除额的简单比例的所得税制下,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税收负担,在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同比率增长时,工人的收入增加多少,税额也就增加多少,一般的通货膨胀不会影响到工薪阶层收入的实际税负。

二、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一)无通货膨胀情况下对投资的影响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在于对资本税的征收。由于投资者关心不是投资的毛收益,而是税后的收益净额,税收过高过重都会降低个人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投资的收益就是这种风险一种补偿。但是,政府要对投资活动的收益征收利得税,这通常会被认为是对具有风险投资活动的抑制。但多马―马斯格雷夫的研究发现,税收将政府变成一个被动的合伙人,政府也要承担部分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鼓励市场参与者从事冒险活动的作用。

政府对投资活动进行征税,税收不仅影响各种资产的收益,也会影响其风险程度。对投资者的资产投资组合所带来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可能直接产生影响的是财产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包括证券投资中的印花税,总体来说,对投资所得,财产和投资行为进行征税,会使投资者的整体收益减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二)通货膨胀下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税收对投资的抑制影响更加明显,因为通货膨涨率上升,名义利率也必然上升,表面上看,收益不变,但税收是针对名义收益,而不是实际收入,考虑到税收的效应,使得实际的投资收益减少。加上通货膨胀使得成本上升,使得投资更加受到抑制。

下面用代数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

设定名义收益率为r, 税率为t ,预期通货膨胀率为e,则进行投资的收益率μ为:μ =(1-t)r - e。

可以认为当税后实际收益率μ>0时,该项目是有投资价值的,否则,将不具备投资价值,即当t

证券市场上对股票投资征收的印花税也是对投资征税的一种。在印花税为双向征税,且税率为t时,而通货膨胀率为e时,预期的收益率为μ,投资者投资A的资本金,只有在下面式子成立时,投资行为才成为可能:[(1-t)2A(1+μ)-A]/A-e> 0。

有下面的条件:μ >(e+2t-t2)/(1-t2) 则需e>2t-t2 成立时,μ才是收入大于零的。

在没有通货膨胀时,即e=0 时,μ>(2t-t2 )/ (1-t)2时,投资才有价值可言,当通货膨胀e大于零时,收益率还需再大于一个附加项e/(1-t)2 ,而这个附加项和通货膨胀率和税率相关,通货膨胀率和税率都增高时,μ值增加的更多。从而使得预期投资收益的门限值增高,抑制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

当证券市场繁荣时,政府通常倾向于多征收印花税,当证券市场低迷时,政府通常会降低印花税,甚至取消。这在中国政府最近关于印花税的一系列政策行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虽然有时会把货币看做是无风险资产,但如果考虑到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货币也存在风险,政府对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进行征税,税收不仅影响各种资产的收益,而且也会影响其风险程度。例如,储蓄对储蓄收入征收利息税,其结果就是使得未来的消费价格上涨了,从消费影响储蓄,储蓄影响投资的角度来看,对投资产生的效应是降低了投资需求。

当站在债权人的角度看,通货膨胀对其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通货膨胀情况下,债务人所付的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但如果债务人符合某些免税的标准,则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名义利息支付额,这样,债务人就可以从应税所得中减去没有使实际所得减少的付款,从而减轻了债务的税负。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将会自动提高税负,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应纳税额产生巨大影响,相反,高收入家庭则不受影响,使得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变得毫无意义。

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使得税负增加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减税措施来达到,如提高免税额和扣除额等,但由于相对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减税措施只是短时间或瞬间抵消了通货膨胀,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更进一步调整税收标准。

在诸多的研究和实践中,实行税收指数化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所谓税收指数化,也就是对个人免税额,标准扣除额,每一纳税档次的最低应税所得和最高应税所得额,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扣除额和免税额逐步减少的起始点等等,每年进行调整,以消除通货膨胀影响。

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大量的投资使得通货膨胀几乎成为经济常态,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货膨胀的时期远远长于通货紧缩的时期,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延续。因此,税收指数化是一种调节税收标准的有效手段,可以及时有效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使得低收入家庭不受通货膨胀引起的税负自动增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Harvey S. Rosen.财政学[M].赵志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洪银兴,尚长风.公共财政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Bernard Salanie.税收经济学[M].陈新平,王瑞泽,陈宝明,周宗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