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范文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1

【关键词】 管理者；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生理特征； 心理特征； 社会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9-0038-0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简称CSP）是指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中体现的成效。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视为其长期的投资，对企业的声誉乃至财务绩效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愈来愈受到企业和学界等的关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因素众多，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经营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特征的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决策与效果，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了解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在社会绩效层面的改进有所借鉴，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因素为出发点，在将管理者特征分类为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对管理者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甄选与激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一步研究方向等提出一些思考。

一、管理者生理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生理特征是指个体生理上的不同特点，其包含内容繁多，如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肤色等。目前在研究管理者特征的影响时，通常指的是年龄和性别。

（一）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年龄可以反映管理者的阅历和经验，也是管理者管理企业成熟性的标志。不同年龄的管理者在阅历、经验、成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会导致其行为后果的差异，年龄大小会对管理者的需求、偏好、价值观、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等产生影响（Rhodes，1983）。管理者从员工层次的打拼到走向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位，年龄在增长，职位在上升，物质财富在不断增加。年龄大的管理者有更强的动机追求高层次的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会更多地考虑员工福利、慈善、环保等社会责任行为，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Forte，2004；Ruegger和King，1992）。

也有学者认为，年轻一代的管理者对于环境与伦理问题更为敏感，这种敏感性导致他们更高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友好行为（Bekiroglu等，2011），年龄越小的董事会更容易实施环境治理结构或程序的决策（Post等，2011）。

从管理者团队的角度来看，年龄的多样化有利于不同观点或建议的提出，如董事年龄的多样化会产生更为平衡的决策制定效果，更能考虑公司对于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Aguilera和Jackson，2010），董事的年龄多样化程度越高，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Hafsi和Turgut，2012）。

（二）性别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参与管理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随着治理机制的不断改进，许多股东支持董事会内部的多样化，尤其是女性董事的参与（Hillman等，2007）。女性董事可以带来与男性董事不同的经验和价值，对内而言，她们可以激发女性雇员进入高层团队中；对外而言，她们可以将公司与重要的供应商有效联系起来（Milliken和Martins，1996）。现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偏爱思考伦理问题（Luthar等，1997），对公司社会绩效更为敏感（Burgess和Tharenou，2002），女性加入董事会能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Bear等，2010），女性担任CEO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更好（Manner，2010），董事会性别多样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越好（Hafsi和Turgut，2012）。

性别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具体内容亦存在关联。Ibrahim和Angelidis（1994）发现，男性董事比女性董事更关注公司经济绩效，女性董事比男性董事更关注慈善等方面的社会绩效。Williams（2003）也发现了董事会中女性成员与公司慈善行为正相关。

女性管理者的任职期限也会对公司社会绩效产生影响。由于男女董事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董事融入男性董事团队的可能性较低。随着任职期限的增长，女性董事会获得经验、知识、能力的自信，从而对公司产生影响，因此，女性在董事会中人数越多、任职期限越长，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就会越好（Schnake，2006）。

二、管理者心理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心理特征是指个体心理上的不同特点，如人的不同性格、信仰、胆量、自信度、风险偏好、自利性等。现有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虔敬度、价值观、自利性等心理特点能够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

（一）、虔敬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会影响管理者的行为。Ibrahim等（1991）研究发现，他们所调查的152家基督教公司中，92%的公司会定期参加一些现场宗教活动（如诵读经文等），将近一半的公司强调员工为中心的价值观与行为（如正直、善良、信任等），73%的公司对其客户和供应商强调忠诚和公平。Arslan（2001）调查了277位新教、天主教和穆斯林经理，发现穆斯林经理的工作伦理观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异。Angelidis和Ibrahim（2004）的调查研究表明，虔敬度（的程度）与公司社会责任倾向存在显著的联系：从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来看，虔敬度越高的人，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经济关注、更强的伦理道德关注，而虔敬度低的人对于经济的关注更多，对于伦理道德关注更少。

（二）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追求社会绩效可以间接提高其财务绩效，但商业目标并不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唯一驱动因素，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与其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存在关联。管理者不同价值观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可能通过管理者在不同形式下实施酌定权（discretion）表现出来，公司社会责任的动机代表了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责任”并不明显表现为“公司”角度的考虑（Hemingway和Maclagan，2004）。

（三）自利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管理者的自利动机会导致其进行盈余管理，如为了获取奖金或者保护其管理职位等。管理者由于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通过盈余管理达到了业绩的阈值，为了继续保持壕堑效应（entrenchment）、保留职位等，他们会通过参与更多的活动来保持与股东、环保积极分子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求获得他们的支持，如参加环保等更多的社会责任活动等（McWilliams等，2006）。

通过参加社会责任活动，管理者可以获得更多媒体角度的支持，从而减少投资者、员工等的质疑，而盈余管理程度低的公司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动力相对较弱。因此，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参与度成正比（Prior等，2008）。

三、管理者社会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本文将生理和心理特征之外的特征称为社会特征。目前关于管理者社会特征和公司社会绩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管理者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工作期限、薪酬等方面。

（一）教育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教育能够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学历的角度来看，高学历的企业管理者在长期的在校学习过程中不断接受“践行道德”、“遵守伦理”等价值观念的熏陶，他们更容易树立起“道德”、“慈善”和“环保”的理念。因此，高学历的管理者比低学历的管理者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更加积极。另外，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经理或专业人员在决定就职、接受服务及购买股份时，也会考虑公司的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声誉（Cacioppe等，2008）。

从学科专业背景来看，由于经济和管理类等专业在培养管理者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个人利益，忽视了对道德、伦理和环保等社会责任观念，导致具有这些学科背景的管理者在决策时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限制了企业在社会绩效领域的发挥，这些经济管理类学科背景的管理者其公司社会绩效较低，而人文学科背景的管理者更乐于参与社会责任活动，其公司社会绩效较高（Manner，2010）。

（二）任职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管理者的任职经历会对其社会责任理念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Simerly，2003），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业背景多样化和功能背景多样化两个方面的任职经历。

管理者的行业背景使其对问题的敏感性有着重要的影响（Sutcliffe和Huber，1998）。行业内的社会化会使公司面临或多或少的社会问题，这会导致公司在处理一些新的、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存在困难，而且，一些董事可能是外部董事，尽管对行业情况略知一二，但仍受限于行业历史和经历，这些董事给公司带来的信息可能是外行的（Guthrie和Datta，1997）。因此，公司管理者的经历越丰富，公司社会绩效越好（Hafsi和Turgut，2012）。

管理者工作的功能性背景可以分为输出型（如研发和市场销售）、输入型（如生产、融资、记账、人力资源等）和中性型（如一般的行政管理）。生产等部门的员工在工作中更关心如何提高企业的产量和节约生产的成本，但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经常会与他们追求的工作目标发生冲突。由于这种思维的惯性，生产部门的员工在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者时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比较消极，因此，具有输入型背景管理者的公司其社会绩效较低（Simerly，2003）。良好的社会绩效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形象，从而有助于企业产品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因此具有输出型背景的管理者会比较热衷于履行社会责任，如Slater和Dixon-Fowler（2010）发现，具有输出型工作背景的CEO，其公司环境绩效更好。

（三）任期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任期与管理者的经验和他们对公司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联，较长的任期意味着董事会成员更熟悉公司的战略、更好的管理团队实践、更好的监管，任期较短的企业管理者更偏好于那些能迅速给企业带来短期业绩和现金流的项目，他们往往怠于履行社会责任。任期较长的企业管理者则有动力去履行社会责任以获得好的声誉，也使管理者能够充分享受到社会责任投资的成果，因此管理者较长的任期和公司社会绩效呈正相关的关系（Simerly，2003）。

（四）薪酬机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

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和激励管理者，需要对其进行薪酬设计。理论表明，管理者薪酬受到公司财务业绩的重要影响。如果公司的薪酬计划过于侧重短期绩效，对公司短期绩效提供的激励过多（如针对短期绩效的奖金激励过多），公司CEO就会进行盈余管理；反之，如果公司的薪酬计划均衡考虑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这种趋势就会降低（Richardson和Waegelein，2002）。

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可以改善企业的声誉，进而会影响其股价，但CEO的短期薪酬仍然主要依赖于公司的会计绩效，而不是股价，因此，如果CEO的薪酬计划主要依赖于短期的业绩，那么CEO就不会有太多的动机去改善公司社会绩效（McGuire等，2003）。相反，长期化的薪酬方案为CEO参与社会责任履行提供了激励，强调长期化的薪酬方案降低了CEO最大化短期业绩的压力，由于公司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存在，长期化的薪酬方案会提高CEO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积极性，CEO薪酬越长期化，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越好（Deckop等，2006）。

四、几点思考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甄选与激励机制需要改进。从年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选聘并不能一味追求年轻化或成熟化，而应考虑年龄构成的多样化；从性别角度来看，需要更多女性管理者的参与；从性格角度来看，除了投融资角度考虑的管理者风险偏好、过度自信外，还需要考虑社会责任履行角度的正直、善良、无私等特点；从学历角度来看，除了要求较高的学历外，专业背景、工作背景的多样化也需要纳入考虑，如专业的人文学科背景、工作背景的多样化等；从任期的角度来看，较短的任期不但不利于公司经营和管理，对公司社会绩效也会有影响，公司管理者得不到提升社会绩效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公司管理者的任期可以适当延长；从薪酬的角度来看，要实行长期薪酬与短期薪酬相结合的薪酬机制，使管理者在进行长期投资提升社会绩效的同时不至于降低其个人薪酬。

二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需要提高。相比较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比较原则化，社会绩效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上市公司应该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政府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披露规则（如：制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格式准则），充实披露的内容，加大披露的量化程度（如捐赠信息、环保信息等），制定可行性强、易实施、能够审计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操作指南。另外还要建立完善社会责任信息的审计或鉴证制度，督促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充分、如实披露，保证其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三是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现有国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或遗漏，值得进一步研究，如管理者特征与公司社会绩效具体内容（如环境保护、慈善捐赠、各利益相关者权益等）的关联、管理者团队对公司社会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者在性格、风险偏好、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心理特征对社会绩效的影响研究、公司社会绩效对管理者个人薪酬福利的影响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Angelidis， J. and N. Ibrahim.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egree of Religiousness upon an Individual'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 Orient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

[2] Deckop， J. R.， K.K. Merriman and S. Gupta. The Effects of CEO Pay Structure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

[3] Forte， A. Antecedents of Managers' Moral Reason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

[4] Ibrahim， N. and J. P. Angelidis. Effect of Board Members’ Gender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 Orient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1994.

[5] Manner.M. The Impact of CEO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

[6] McGuire， J.， S. Dow and K. Argheyd. CEO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3.

[7] McWilliams， A.， D. S. Siegel and P. M. Wrigh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

[8] Post， C.， N. Rahman and E. Rubow. Green governance： Boards of directors' compo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 Society，2011.

[9] Ruegger， D. and E. W. King.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upon Student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2.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2

【关键词】 企业； 整合报告； 发展路径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那么，传统的仅仅披露财务信息的财务报告便无法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需要企业的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公司治理信息、未来发展前景信息等非财务信息，因此，涵盖财务、公司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未来发展前景等信息的整合报告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报告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得不对传统报告的模式进行反思与重构。基于此，本文将对整合报告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及其在我国发展的路径做一初步分析，促使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更加深入地了解整合报告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改进我国企业的披露实务。

一、企业整合报告的含义

整合报告是在知识经济兴起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日渐凸显，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非财务信息在企业报告中的披露。虽然各国已经出现了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非财务信息的报告形式，但是这些报告与财务报告通常是相互独立的，信息使用者们缺乏对这些报告之间关系的了解，由此带来了这些报告的内容重复、编制成本偏高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信息使用者阅读报告的困难。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传统报告方式的担忧，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报告方式进行新的拷问。2010年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简称IIRC）成立，随后提出了“整合报告”的概念。

整合报告在我国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对新生事物应作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什么是整合报告？在学术上，整合报告也被称作综合报告、统一报告，不管何种称谓，只是体现了翻译的差异。在西方国家，整合报告被称为integrated report、connected report、combined report和one report。根据IIRC，整合报告是以一种能够反映企业所处商业、社会和环境背景的方式，对该组织的战略、治理、业绩和前景等重要信息进行整合的报告方式。它为一个组织如何管理、如何创造并维持价值提供了清晰简明的解释。

IIRC认为，整合报告这种方法将满足21世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整合报告以企业的财务报告、管理咨询、公司治理报告、可持续报告等信息为基础，反映这些报告和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得信息的使用者花费较少的精力获得更具价值相关性的信息。整合报告将会成为未来企业的主要报告工具。

二、企业整合报告的现实意义

在了解了整合报告的含义及发展趋势之后，我们需要研究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为什么需要整合报告。尤其是整合报告这种新生事物的出现既晚又迅速，那么整合报告到底具有何种魔力而使整个经济社会的主导者心向往之，身行动之。在参阅了有关文献之后，笔者将整合报告出现的现实意义归结为两个，现一一解析如下。

首先，国际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提供的报告也要跟得上经济社会背景变化的步伐。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经济社会背景带来了巨大变化，并随之带来了诸如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快速增长、地球资源消耗的大量增加、经济链条中各供应环节的相互依存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变，因此而影响了水、食物、能源等资源的质量、可用性和价格，同时也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需要企业提供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在传统的报告模式下，企业在财务报告中一般仅仅披露自身财务资本运作的信息，而不披露或者较少独立地披露如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其他信息，虽然这对企业的财务资本管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却仅仅集中在历史财务业绩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一个很窄的方面，难以扩展至企业的整体情况，对于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来说，就相应地限制了他们的决策依据。随着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报告的弱点日益凸显，对新的报告的需求日益增加，体现为法律、法规、监管、准则、指引以及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要求等众多管制性条文对披露要求的增加，导致了对企业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增加。如要求企业在报告中披露公司治理信息和管理层评论等，并且独立的可持续报告的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得以迅速扩展。这些由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其他报告组织、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带来的报告内容的变化，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激发了更多的信息。然而，虽然支撑这种变化的信息需求的架构方兴未艾，但许多人感到了一种困惑：杂乱无序和相对分裂的报告状况。即现在许多企业提供的信息是多而乱的，虽然信息量很大，但是这些信息之间是割裂的，信息使用者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信息披露仍然存在很大的披露缺口。要想堵住这些披露的缺口，一味地增加更多的信息是不够的，应当理顺这些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剔除掉重复杂乱的信息。

企业对外提供的报告所蕴含的信息量已经很大了，并且仍处于增加的态势。过长的报告和过多的信息不仅对信息使用者毫无益处，反而还会喧宾夺主，掩盖信息使用者需要的关键信息，造成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错误解读，因此，只有重要的信息才能够出现在整合报告中。此外，不同报告的独立发展造成了信息之间毫无关联性，如企业的战略信息与风险信息之间，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之间，公司治理和企业业绩之间等，整合报告应当要求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对于许多组织来说，对外提供报告仅仅是一个遵从财务规则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交流重要信息的过程。企业管理层应当转变这种观念，把对外提供报告看作是一个与外界尤其是利益相关者交流企业信息的过程。

其次，整合报告的出现有助于不同经济管辖区内企业之间信息可比性的提高。可比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能够扩大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和决策相关性，有利于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对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前景作出比较、分析、鉴别和预测，从而提高投资决策的效率（IASB，2008）。企业报告提供具有可比性的信息也是正确评价企业业绩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此外，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大量的公司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到海外上市和融资。而不同的国家对外来上市公司的报告披露要求是不同的，这就相应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经济管辖区企业报告的遵从成本，造成了不同管辖区企业之间进行横向业绩比较的困难，也增加了本地信息使用者对外来上市公司信息理解的困难。因此，要消除这种信息可比的困难，整合报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应对举措。IIRC的成立将会对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进行重新讨论、认识和新质的注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赋予整合报告崭新的意义。

三、企业整合报告在我国发展的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对整合报告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处于初步阶段，在企业的实践中也仍然没有迈开第一步。虽然已经有不少企业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是还没有企业对外披露整合报告。对于我们来说，整合报告的编制显然是大势所趋，并且将对传统的报告模式形成很大的冲击，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企业的披露实务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整合报告在我国发展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仅提出一点自己的管窥之见，以待商榷。

首先，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尤其是IIRC对整合报告的研究成果，必要时积极参与IIRC倡导的全球统一整合报告的制定过程，并且国内理论界也要加强对整合报告的理论研究。尤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态和社会背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虽然在实务界我国企业所采用的会计准则已经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趋同，但在披露和报告的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为整合报告在我国的引入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除了财务信息之外，整合报告所需要披露的公司治理、环境、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非财务信息的量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研究难题，我国也应该推动非财务信息的收集和计量方面的研究。

其次，积极推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合报告的研究，包括整合报告在我国企业界如何实施的实务问题，整合报告的有关标准建设问题，以及如何从制度或政策层面规范整合报告的问题等。任何一项新兴事物的出现或者在正式实施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整合报告也不例外。为了“十二五”规划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施，我们应当在国际整合报告框架的基础之上，积极摸索我国整合报告的发展之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整合报告信息的披露，以求两者相互渗透、辨别、吸收与融合，力争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高质量的整合报告准则。

最后，加大对整合报告的宣传力度，通过舆论的力量引导企业认识到整合报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信息的重要性，同时向社会公众灌输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使社会公众对企业披露这些信息的监督，形成除了政府监督和投资者监督之外的第三种监督力量。在这种第三方监督的约束机制下，企业会主动对外披露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以提高自己在资本市场上的声誉，增强投资者、社会公众对自己的信心，获得更好的发展，形成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动力，从而形成一种自愿披露——更好发展——自愿披露的良性循环，切实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敏，刘光忠，陆建桥，刘建鲁.综合报告国际发展动态及我国应对举措[J].会计研究，2012（9）：3-8.

[2]IIRC.Towards Integrated Reporting：Communicating Value in the 21st Century.2011.

[3]蔡海静，汪祥耀，许慧.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企业整合报告研究[J].会计研究，2011（11）：18-26.

[4]蔡海静.企业整合报告：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J].财务与会计，2011（12）：34-36.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3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从传统的单向循环环境转变为受社会多方影响的多元环境，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发展到全面责任竞争。许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开始把社会责任上升为公司战略，主动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说明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过程。目前来自中国政府的积极政策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日益关注对推动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量每年都成递增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一、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年度报告。但从研究意义上看，Moskowitz（1972）是最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的学者。之后，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了多种理论，来阐释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

（一）合法性理论

自从Ramanthan（1976）将合法性理论引入到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国外学者纷纷从合法性视角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合法性是在社会所形成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观念体系下，对公司的行动是否合乎期望，是否恰当以及是否合适的一般认识和假设。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0）认为，公司应在遵守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但许多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忽视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忽视雇员的健康与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为了规制企业的行为，各国政府和很多组织纷纷建立社会责任守则，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在法律法规的监管下，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而披露更多的有关环境、社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Zimmerman & Zeitz，2002）。Campben（2007）研究发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制度化规范都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并指出有效的国家法律、运行高效的行业自律协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以及制度化的相关规则是促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关键因素。Patten & Crampton（2004）以及Deephouse & carter（2005）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合法性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获利的基础，一旦合法性受到质疑，便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攻击以及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动因是为了遵守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以满足合法性要求（Patten，1991；Gray等，1995）。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是经济学家Ansoff（1965），之后Freeman（l984）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社会责任领域，认为企业在将影响公司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应将在公司目标实现过程受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如公司所在社区、政府、环境保协会等视为公司利益相关者。Ullmann（1985）在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理论框架模型，来分析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研究显示，利益相关方的力量越大，则企业对他们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就越重视，更积极地向关键利益相关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Donaldson和Preston（1995）认为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都有着利益诉求，当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时，他们可能会愿意与企业合作，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因就是了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但企业并不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所有要求，Roberts（1992）引入变量衡量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正相关，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越强。

（三）经济利益理论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经济主体的基本动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在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最终目的也是为追求自身利益。当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给公司带来回报时，他们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并通过信息的披露以增加公司的无形资产，即获得好的社会声誉（Trotman，K.T.，1979）。企业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虽然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同时也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利益（Bethune，1998）。Judge.W.Q.Jr.和T.J.Doughs（1998）从自然资源视角，研究了将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入其决策范围的多家美国公司，发现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和积极的管理将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和令人满意的财务回报。Frantz（2006）等通过构建模型证明了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够增加生产效率。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是相信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进而会使公司受益，且这种利益会大于公司收集、编撰及这些信息的成本（AriehA.Ulimann，1985）。

（四）战略管理理论

战略意味着精心挑选能实现企业价值目标的行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一种需要长期地、一贯坚持和执行的战略（Lev，1992）。于是，许多企业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策略、有选择、有管理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Lindbfom（1994）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出于以下四种战略动因：转移问题的注意力；改变外界对绩效的期望；告知业绩改善信息；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事件的感知。Adams（1996）和Deegan等（1999）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许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都可以追溯到以上一个或者多个战略动因。CarolA・Adams（2008）从声誉角度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他认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最大动机是提高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并且披露负面信息更有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MarcVilanova（2009）等基于战略研究视角，探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形象和品牌的识别，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是为了提高组织的透明度，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进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

上述四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合法性理论侧重政府制度和相关立法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社会团体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利益理论则强调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经济目标的结合，强调把社会责任成本支出变成价值来源；战略管理理论突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获得机会、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各个理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拓展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视角，丰富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政府和学术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国内研究者纷纷借鉴国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结合中国公司特有的环境和制度背景，对中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李诗田（2009）基于合法性视角研究国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结果发现合法性压力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认为媒体关注指数、社会责任行业敏感性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实质性的影响。沈洪涛、金婷婷（200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环境越敏感、自然资源损耗越强的行业越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驱动力。张会芹（2010）同样基于合法性视角，以2008年度上市公司公布的地震捐赠数额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捐赠行为以及相应的信息披露行为背后蕴含着政治动因，民营企业通过公益捐赠建立政治联系，以克服法律、产权和金融发展等制度落后和政府失灵对企业发展的阻碍。尹珏林（2010）从制度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一种合法性驱动的行为，制度环境尤其是社会规范环境的外力对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刘新东（2010）以2006-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年报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利益相关者压力和社会政治压力，也就是说，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动机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在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等共同作用下，公司被迫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廉春慧、唐婉虹（2010）从声誉视角解释了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行为的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声誉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上述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背后原因、驱动因素，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特征、概念框架、披露模式、影响因素、价值相关性和市场反应等方面，涉及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介绍和探讨阶段。许多学者从合法性角度来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其次则是为了获得好的声誉。但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大都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这类计量方法比较主观，无法保证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可能影响，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广泛性和权威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考虑改进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的度量方法，减少评价体系的主观性，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

参考文献：

1.沈洪涛,金婷婷.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3).

2.刘新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D].吉林大学,2010.

3.李诗田.合法性、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D].暨南大学,2009.

4.张会芹.政治动因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汉川地震捐款的证据[D].暨南大学,2009.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审计

一、低碳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内涵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其核心是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减排方式创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生存发展观念，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之后，向低碳经济转型逐渐取得世界各国的共识。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已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美国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也积极加入到低碳发展的行业中。2006 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成为我国政府关注发展低碳经济的开端。2010 年3 月，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两会的主题，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内容即为低碳环保。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的涵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正确处理与环境、员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企业内部所拥有的资源监督和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根据 2009 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通过应用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不断创造和增加价值，目前的内部审计是增值型审计，基于这一共同的目标，内部审计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职能，评价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企业发展提供建议，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必要性

（一）企业低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以及各种政策制度的推动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作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这也为我们研究企业低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良好契机。但经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我们发现企业对于其低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缺乏独立监督和评价，且披露内容较少。在报告中企业只愿意披露其必尽责任信息，而对于应尽和愿尽责任却披露较少。此外，由于我国碳信息披露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碳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各项相关制度还有待改善，碳信息需求和供给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很少有企业愿意将其经营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考虑，更不愿意在对外报告中提及其节能减排的有关信息。

（二）开展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必要性

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问题日益严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气候环境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雾霾天气更是为我国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在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会更加关注社会效益。因此需要持续评价、监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而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能站在企业整体角度，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识别和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风险，并设计相关程序评估这些风险，避免企业因忽视社会责任而承担不必要成本。

三、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模式构建

（一）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主体

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包括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等社会审计机构。其中内部审计是企业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内审人员在低碳社会责任审计过程中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内审人员的独立性保证了其能够客观、自由的工作，不偏不倚地提出审计意见。其次内审人员的专业性强，当低碳经济涉及到企业产品的销售、银行贷款的取得以及企业的税负时，内审部门需要对各项业务活动在低碳经济下运行情况进行及时监督检查并提出改进建议。最后，内审人员熟悉企业文化和L险，具有整合企业内部控制的能力，低碳经济背景下，内审人员的职能开始由传统的检查、监督向评价、咨询职能转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影响着企业投资、融资等各项经营决策，因此需要内审人员在企业持续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提供独到的见解。

（二）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内容

1.企业低碳合规性审计。内审机构在低碳社会责任审计中，内审人员首先应掌握组织应该使用哪些相关的环境方面的政策、制度或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对被审单位所作出的特殊规定。另一方面内审人员要检查组织过去和现在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是否违反过低碳经济政策、法规，若有违反则结果如何，及时告知企业管理当局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承担的责任及受到的处罚，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此外，对于不同的行业企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除了应遵循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外，内审人员也应协助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机构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规定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生产过程的低碳标准及其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做出的努力。

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低碳审计。内审人员应首先对企业低碳管理系统进行审查和评估，确保企业低碳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企业低碳管理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效率发表客观、独立的评价建议，并随时改进企业在低碳管理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其次，内审人员还应具体了解企业现行低碳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分为产品设计、材料购、产品制造、产品销售和产品使用及循环再利用五个阶段。内审人员应检查和评价每个阶段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比如，企业是否使用了可再生能源、新型环保材料，是否已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了最低，是否建立了绿色物流系统，等等。对存在改进空间的生产环节，通过企业流程再造重新设计低碳管理制度，并确保制度的贯彻执行，提升环境绩效。

3.企业低碳资金使用绩效审计。企业的环保资金是企业资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资金的有效利用对组织的现实运作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企业低碳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专项资金、税收减免和贷款贴息，以及企业以低碳方式取得的绿色专项贷款。内审人员要发挥其监督作用，检查低碳资金的取得、管理、使用的合规性、真实性，重点考察资金划拨使用的授权审批制度，资金管理过程中有无中间环节的截留、挪用现象，资金的使用是否遵循了效益最大化原则，是否达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

4.企业碳排放量审计。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有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都要在碳排放报告中进行记录。具体而言，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审计是指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碳氧化物、硫化物等。在对企业碳排放量的内部审计中，需要内审人员对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算，并审计温室气体排放是否达到预期的低碳减排促进效果。

（三）低碳社会责任审计内部审计程序及方法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开展低碳社会责任审计必须要积极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这要求内审人员在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方面发挥检查、监督、咨询及评价职能，进行事前规划、事中监督、事后评价。首先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战略目标，确立低碳内部审计活动的目标计划；其次内审部门通过咨询、确认活动具体监督和评价企业低碳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最后出具企业低碳社会责任内部审计报告，提出相关建议和改进措施，督促管理层履行低碳社会责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内部审计程序如下页图1所示。

四、大唐国际公司低碳审计案例研究

电力资源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以环境、资源为支撑，其在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能耗同时也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因此本文从电力行业入手，选取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来进行碳排放研究，从而对低碳内部审计提供启示。

（一）背景介绍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大型独立发电公司之一。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公司始终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h境友好型”企业，坚持绿色运营，将绿色低碳理念也逐步融入生产运营全过程，大力推广节能新技术，大规模开展脱硫、脱硝、除尘设备改造，注重灰渣、粉煤灰、脱硫石膏和废水的综合利用。最近几年，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废水达标排放率均完成 100%，始终保持行业领先水平。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公司积极推广节能新技术，加快推进节能升级改造，持续降低机组能耗水平。2015年，公司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公司总装机容量的 26.12%。单位供电煤耗和单位发电油耗均有所下降。可见公司不断地加大对项目改造和新能源的投入，降低成本，以生产更环保的产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基于上述案例背景，本文选取了大唐国际公司 2011―2015年的碳排放量情况和环保改造投入情况，详见表1、表2。

（二）案例分析

基于表1、表2数据，逐年进行对比分析，首先从2011年到2015年大唐国际公司的环保改造投入逐年递增，而且增长幅度迅猛，其中2011年到2012年增幅达到了102.24%，2013年到2014年增幅超过40%。其次，公司的供电煤耗以及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指标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截至2015年，公司烟尘排放率达到0.05，供电煤耗达到 305.72，二氧化硫排放率到达 0.17，氮氧化物的排放率达到0.24。其中，2014年到2015年烟尘排放率、二氧化硫排放率、氮氧化物排放率下降幅度分别达到了28.57%、32%和33.33%。最后，通过两张表格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公司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环保改造投入成正相关，公司因为环保改造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将远大于投入，不仅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也有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树立企业的形象。

（三）对低碳内部审计的启示

大唐集团每年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会公告碳排放信息，说明日常工作中对碳排放记录的好，这将会对低碳内部审计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内审人员能比较容易地获得所需的数据。此外，大唐国际公司还设立了专门的碳审计部门，并加强对碳审计人才的培训，这也是执行低碳经济政策的有效手段之一。而现实中有一些企业没有意识到碳信息披露和碳信息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为披露甚至是日常记录与否不会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实际上，内审人员要对碳信息的生成、报告、披露全过程进行监督、评价，保证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企业才能更好的履行低碳社会责任。

由于我国碳审计起步晚，企业对碳审计的了解不足，企业没有认识到低碳发展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加之社会公众对它的认知度较低，执行意识薄弱，难以形成规范有效的低碳管理系统。目前我国碳审计仍主要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内部审计的地位不突出，事实上内审人员在碳审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发挥好内审作用，有助于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J

参考文献：

[1]郭芬.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研究[D].湖南大学，2011.

[2]李永臣.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3]许叶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与企业价值[J].浙江学刊，2009，（6）：174-178.

[4]杨鹏飞.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审计职能研究[J].财会研究，2015，（2）：54-56.

[5]张凤元.低碳经济下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探讨[J].对外经贸，2013，（1）：118-120.

[6]郑立乔.低碳经济背景下国内企业碳审计制度框架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3.

[7]周兰，郭芬.低碳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模式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3）：120-125.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XJA630004）

作者简介：刘 磊（1968-），男，副教授，西安人，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理论；邹江英（1988-），女，硕士研究生，江西鹰潭人，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理论。

①本文定义的“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主要是指国有股东为非控股股东，但具有一定控制权、表决权。

摘要：通过对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调研，分析了国资参股对民企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由于国有资本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国资参股从整体上改善了民企员工的心理契约；其次，基于不同员工对国有资本意识形态属性认知的差异，国资参股对不同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不同，年龄较大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较大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程度较低。

关键词：国资参股民企①；意识形态；个体特征；心理契约变化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3-0087-06

The Changes of employe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 Condi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Shar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handong Bunse Elevator Co.， Ltd.

LIU Lei， ZOU Jiang-y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in the literature and Shandong Bunse Elevator Co.， Ltd.，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 due to the particular ideology property of the state-owned capital， the state-owned shares improv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mployees； Secondly， different employees have different cognitive of state-owned capital ideological attributes， so different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will have different changes， the older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mprove with a higher level， and the employee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whos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have a lower improvement.

Key words： state-owned shar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deolog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changes

1 引言

企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但是由于存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责任、义务无法全部以正式的、有形的契约形式进行规范。此时，探讨员工与企业的心理契约就显得尤其重要。心理契约是指“任何时刻都存在于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一系列没有明文规定的期望”[1]。经验研究证实，员工心理契约对员工忠诚度[2]、员工工作绩效[3]等方面均存在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心理契约的形成是当事人的主观信念在实践中逐步建构最终达到平衡状态的过程，具有动态性[4]。经验研究表明，员工心理契约变化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起，例如，某些关键事件的冲击[5]、组织文化的变化[6]以及个体特征的变化[7]等等。

近些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了许多国资参股民企的现象，例如山东钢铁入股日照钢铁、中粮集团入股蒙牛、山西鼓励大煤矿对小煤矿进行重组等等。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员工的心理来讲会构成一个“关键事件”的冲击。特别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有资本始终萦绕着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光环。这种国有资本的“更公平和更具共享性”的特殊属性，必然影响所入股民企员工的心理，进而改变其对组织的期望和自我的承诺，即改变员工的心理契约。由于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于此，因此，本文试图以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分析国资参股对民企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由于国有资本具有“更公平以及更具共享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光环，国资参股民企会改变员工对组织的期望和自我的承诺，改善其心理契约。同时，对国资意识形态属性认知的差异使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员工心理契约发生不同的变化，例如，调研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程度较大，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程度较小。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心理契约是指员工对于建立在多种承诺基础上的组织与自身间相互义务的主观感知，其中员工对于组织义务的主观感知被称为“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员工对于自身义务的主观感知被称为“心理契约”的员工责任。进而，众多学者对心理契约组织责任及员工责任的类型、维度、内容及其违背进行了相关研究。归结起来，无论是心理契约组织责任层面还是心理契约员工责任层面，都可以将其又细分为两个或三个维度，即心理契约的“二维论”和“三维论”。

心理契约“二维论”认为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员工责任两方面都包括“交易契约”、“关系契约”两个维度[8]。在“二维论”结构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三维结构论，研究者提出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员工责任两方面除了包括“交易责任”、“关系责任”，还应包括其他一些责任，如“培训责任”[9]、“团队责任”[10]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文化背景，李原和郭德俊[11～13]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我国企业，心理契约三维结构更具合理性。他们将心理契约的三个维度分别定义为“规范型责任”、“人际型责任”、“发展型责任”，其中“规范型责任”主要强调双方明确、具体的相互责任，“人际型责任”强调双方的社会关系、彼此的相互信赖与尊重，“发展型责任”则强调双方对彼此事业成功与发展承担的责任。

本文正是基于员工心理契约的三维结构论，借鉴李原和郭德俊的研究，分别从员工心理契约组织层面、员工层面的“规范型责任”、“人际型责任”以及“发展型责任”三个维度分析在国资参股民企对民企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

毋庸置疑，国有资本所代表的特殊意识形态对民企员工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并使民企员工产生组织将更强调公平、共享的心理，进而将改变民企员工对于组织的期望与自身的承诺。既有研究发现，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6]。国资参股民营企业后，对于民企员工来说，由国资参股带来的组织将更强调公平、共享的心理预期能使员工改善对组织的期望，并产生要更加努力工作的持续承诺，进而改善了员工的心理契约。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1：国资参股民企背景下，国有资本更公平、更具共享性的意识形态属性会改善员工对组织的期望和自我的承诺，进而改善民企员工心理契约。

对于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员工来说，他们对国有资本特殊意识形态的认知存在差异，使得国资参股对其心理契约的影响也就不一样。本文所研究的员工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员工的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员工来说，其对国有资本所代表的特殊意识形态的认知肯定会存在差异。Schalk 和 Robert[7]的研究表明，进入到拥有不同需要和预期的人生新阶段的员工对于组织政策及相关承诺的主观理解是不同的。换言之，不同年龄段员工的心理契约受到国资参股的影响也会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体认知能力不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认知能力越强[13]。所以，对于具有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员工来说，组织变化对其心理契约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

对于年龄较大的员工来说，其对于国有资本所代表的特殊意识形态感受更加深刻，与其他员工相比，其对国资参股民企会产生更好的组织预期以及更强的自我承诺，其心理契约的改善程度相应也会较高。相反，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来说，由于个体认知能力较强，其对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特殊意识形态光环渐渐退去的趋势了解得更为深入，所以国资参股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产生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其心理契约的改善程度较小。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

假设2：国资参股民企背景下，员工心理契约的变化因个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年龄较大的员工心理契约的改善程度较高，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心理契约的改善程度较小。

3 案例背景介绍与变量测量

基于文献分析，本研究发现：在国资参股民企的背景下，一方面，国有资本“更公平以及更具共享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光环对于民企员工心理契约产生冲击，改善其心理契约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由于员工个体因素的差异，对于国有资本特殊属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心理契约不同维度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鉴于国资参股民企对于民企员工心理契约影响的复杂性，基于不同对象的心理契约变化研究就很有必要。本文以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在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背景下，基于国资参股更公平、更具共享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具体分析国资参股对民企员工心理契约的影响。

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从专营电梯维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公司原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2011年，山东省属投资公司对其注资3000万元，认购奔速电梯新增注册资本1323万元，增资完成后由该省属投资公司向奔速电梯公司推荐2名董事、1名监事。该投资已于2011年10月9日完成出资。

本研究成立了一个3人研究小组，在赴山东奔速调研期间，研究小组对奔速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及访谈对象包括公司的一般员工、中层管理人员及高层管理人员。此次问卷采用Likert五点式量表，运用分层抽样的调查形式，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剔除明显不合格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2份。

在Lee 和 Rousseau提出的适于中国背景心理契约量表的基础上，参考李原和郭德俊的研究，本文开发出国资参股对心理契约影响的测量量表，本文主要涉及的研究变量如图1所示。

本文借鉴了李原和郭德俊对于相关研究变量的定义，对相关变量的内容及测量题项进行了整理：“人际型责任”强调双方的社会关系、相互信赖与尊重，组织责任方面以题项Q14、Q9、Q18、Q11、Q19、Q17测量，员工责任方面用题项Q13、Q24、Q11、Q21、Q7、Q9测量；“规范型责任”主要强调双方明确、具体的相互责任，组织责任方面以题项Q12、Q16、Q7测量，员工责任方面用题项Q18、Q10、Q17测量；“发展型责任”则强调双方彼此对事业成功与发展承担的责任，组织责任方面以题项Q3、Q8、Q6、Q2、Q5测量，员工责任方面用题项Q2、Q8、Q6、Q3测量。

此量表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心理契约的期望，衡量员工认为其对于组织的义务以及组织对其的义务；二是这些义务的实际执行情况；同时本量表还考察了国资参股民企背景下对于员工心理契约的相关具体影响。国资参股影响则通过以下问题测量（见表1）。

表1 国资参股民企影响的问卷题项设计

虽然本文设计的调研问卷是借鉴了众多已有的标志性实证研究，但是为了说明问卷题项对于测试心理契约相关变量的有效性，仍有必要对调研问卷的效度、信度进行分析，问卷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

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组织责任还是员工责任方面，各测量项在对应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信度是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主要反映了测量内部题目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用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借助SPSS18.0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各变量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测量量表的信度良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次调研问卷在效度、信度各项测量指标表现良好，说明问卷的构念效度与信度较好，至于内容效度方面，由于本问卷借鉴了已有的心理契约调研问卷，所以内容信度有一定保障。因此，基于上述题项进行问卷调研得到的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员工的心理契约的具体情况。

表2 各变量在组织责任上的因子负荷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 5 次迭代后收敛。

表3 各变量在员工责任上的因子负荷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

表4 各测量指标的信度汇总

①本文此处参考了王海威（2009年）的研究，将心理契约现状用心理契约现状指数表示，即实际履行程度与预期履行程度之间的差异，即：现状指数=责任实际履行程度-责任应该履行程度，可以得出心理契约现状指数数值区间为 [-4，4]。本文在此基础上给每个现状指数都加上了5，即心理契约现状指数数值区间变为[1，9]，以便更有利于进行相关的计量处理。4 调研结果分析

通过问卷效度信度分析，可以得出心理契约各个变量的测量题项，在此基础上对各个测量项进行现状指数①分析，得出均值及方差，如表5所示。

员工心理契约指数现状显示：员工责任方面，无论是人际责任还是发展责任的均值都在4.8以上，非常接近5，也就是说员工对于其自身义务的履行普遍认为其达到了心理契约的要求；组织责任方面，人际责任、规范责任以及发展责任的均值较小，均在4.2左右，这就意味着，这些测量项目确实均存在期望与实际的差异。换言之，员工对于组织责任履行现状并不是特别满意，尤其是在组织对待员工的人际责任与发展责任方面。

为了研究国资参股对于员工心理契约的作用，本文对表现组织责任的14个题项、表现员工责任的13个题项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国资参股民企后各个题项的均值，国资参股民企后的心理契约各个研究变量均值分析结果如表6、图2所示。

表5 员工心理契约现状指数的均值及方差

表6 国资参股后员工心理契约测量题项的均值及标准差

注：上述均值是各个测量题项的算术平均值

从整体来看，国资参股后的影响数值均大于3，也就是说，对于问卷题项“国资参股后，您认为公司或您有没有做得更好：1-完全没有；2-基本没有；3-有一些；4-较大程度上有；5-完全有”的回答，大部分民企员工认为国资参股确实“有一些”会改善企业与自身对于义务的履行。换言之，国资参股改变了员工的预期与承诺，对员工心理契约起到了改善作用。从组织责任方面来看，其题项均值都低于员工责任的题项均值，显然，员工认为国资参股对于企业应尽义务的改善要小于自身义务。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对员工履行义务方面始终存在一定欠缺，民企员工的薪酬福利、工作稳定性都并不让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民企员工对于自身应尽义务的感知也并不强烈。国有资本具有的特殊意识形态光环改善了员工对于民企责任履行的预期，从而大大改善员工对于自身应尽义务的承诺，在原本员工责任就较弱的情况下，民企员工心理契约的员工责任边际量改善较大，表现出来就是员工责任改善程度大大高于组织责任。

不同员工对于国有资本所代表的特殊意识形态的认识存在差异，所以有必要具体研究国资参股对不同员工心理契约的不同影响。同时，由于心理契约的组织责任方面的改善明显小于员工责任，因此，本文着重对国资参股情况下不同员工心理契约组织责任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4.1 国资参股对不同年龄段员工的心理契约影响分析

从年龄段将员工划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18～25岁”，“26～35岁”“36～45岁”以及“46岁及以上”。分析计算这些年龄段员工在国资参股民企情况下心理契约的改善情况，结果如图3所示。 从不同年龄段员工分析的结果来看，不同年龄的员工在“人际责任”以及“发展责任”方面的测量值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在“规范责任”方面，年龄为“46岁及以上”的员工的心理契约测量值优于其他年龄段的员工。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萦绕着的特殊意识形态光环在逐渐减弱，相对年龄较轻的员工来说，国有资本代表的“更公平、更具共享性”的意识形态对其影响较小，但对年龄较大的员工影响较大，会使“46岁及以上”员工比其他员工更容易产生持续的情感和承诺，从而使其心理契约的“人际责任”以及“规范责任”的测量值优于其他员工。

4.2 国资参股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员工的心理契约影响分析

从受教育程度方面考察，本文同样将员工划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以及“大专及以上”。分析具有不同受教育程度员工在国资参股民企情况下心理契约的改善情况，得到结果如图4所示。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员工分析的结果来看，不同学历的员工在“人际责任”、“规范责任”方面的测量值并没有明显差异。相对而言，在国资参股企业的背景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在“发展责任”方面的心理契约改善程度最低。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也认为国资参股能够改善企业的行为，但是其对改善的预期特别是“发展责任”方面的预期要更低一些。

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特殊的意识形态光环正在逐渐减弱。由于受教育程度对认知能力有积极作用，相对于其他学历的员工，“专科及以上”员工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国有资本“更公平、更具共享性”意识形态光环减弱的趋势。对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员工来说，其对于国有资本光环逐渐减弱趋势的认知不如“专科及以上”员工那样深入，这使得其对国资参股企业的结果会产生更好的预期。也就是说，在国资参股该企业背景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相对于其他员工来说较低。

5 结论

本文以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研究了国资参股民企背景下员工心理契约的变化情况，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资本“更公平、更具共享性”的意识形态光环改变了民企员工对于组织的预期和自我的承诺，所以国资参股民企确实会改善民企员工的心理契约。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这种光环正在逐渐减弱，但是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员工对于国有资本光环减弱的理解存在差异，所以不同员工的心理契约改善内容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说，年龄较大的员工的心理契约改善程度越大，相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心理契约改善程度较低。

一直以来，民营企业在对员工履行义务方面始终存在一定欠缺，本文的研究显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确实能对员工心理契约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员工责任改善程度较高。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国有资本代表的“更公平、更具共享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光环。因此，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想要改善员工的心理契约，就要改善对于员工义务的履行，例如建立更合理的薪酬制度、提高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建立更强调“公平、共享”的组织文化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激发员工对企业产生更持续、积极的承诺，改善员工的心理契约状态。

虽然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会对员工心理契约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员工心理契约毕竟只在组织状况与组织效果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因此，国资参股民企的具体作用效果还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等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第一，受案例企业规模、人数等客观条件限制，研究获得的样本量虽然足够进行相关计量研究，但是还是相对有限；深度访谈虽然能在一定方面弥补，但无法采取更加严格复杂的计量手段来测量心理契约，进而再解释员工心理契约变化；第二，受客观条件制约，本文只研究了一个样本企业的情况，要得到更精确、更普遍的结果应该选择不同地区的不同样本企业进行对比分析。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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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6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经济发展　企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企业目标一直局限于实现其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而达到股东利润最大化。因此，会计更关注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等微观指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企业自身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员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等。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且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人们对传统的企业目标理论产生质疑，由此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除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还应当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即在确保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福利的最大化。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服务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利益群体。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会计实践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内外发展背景分析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际背景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但西方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更加突出。这导致社会公众强烈谴责企业不顾各种社会公共福利的掠夺式经济行为，要求企业协调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相当多的企业家逐渐认识到，企业形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企业的目标应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同社会对抗，企业只有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才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所以许多企业家都自觉主动地检查公司的社会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从主观上想去做好社会工作，从而借以提高企业信誉。在社会公众的谴责、企业家观念的转变、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是由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DavidF・Linow)于1968年首次提出，并由此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

美国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发源地，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务均有成效。1994年，恩斯特对《财富》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进行了三年的研究，发现在年度报表中包含有关社会衡量资料的企业逐年增加，至1996年已达到96％。早在1975年，法国政府在《关于公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要求雇员超过750人的组织，不论工商业、职业的、城市的和政府的组织，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报酬和补贴、就业人数、安全保护、工作条件、职员培训、行业关系、雇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等内容。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环境管理体系的法律，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目前，德国有100多家公司定期发表社会责任报告，如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的“年度社会报告”，就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经费。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都作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会计标准日趋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是一个国际趋势，其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提供了重要依据。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学者都认识到，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国家宏观管理、保护环境、增加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外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重点研究影响社会责任会计因素、社会责任会计计量标准等重大问题。虽然国外研究团体在社会责任会计的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许多方面的认识仍不统一，分歧较大，如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内容等。

(二)社会责任会计国内背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资源浪费严重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整个社会对各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达到有效的水平，需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即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会计形式反映这种影响的。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要像国外许多知名企业一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信誉和价值，也需要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在当代社会里，企业与社会各方面有着各种关系，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企业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虽然有的法律中要求企业承担或披露社会责任，但范围十分有限，如反映企业社会总贡献通过纳税额来反映，未从会计角度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全面核算与计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所难免。我国传统会计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其追求企业自身最大利益，没有反映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阻碍了会计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理论研究状态，并且主要是以概念性的探讨、重要性的分析、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为主。在确认、计量、记录、披露等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对我国目前是否应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二、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主义基本目标一致。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与改善，关系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政府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一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工作得到加强。我国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多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这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二是我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的长期战略国策；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坚实基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讲求社会效益，必须依赖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以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以弥补传统会计的不足。

(二)社会公众消费意识的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

公众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向环境保护的方向转变，绿色消费观念已初步形成，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市场。企业要占领这一个市场，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其生产绿色产品中减少污染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为社会公众深入了解企业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其做出正确消费选择。我国企业应及时抓住这一绿色消费需求及其产生的巨大市场机遇，将注意力从单纯追求利润，转变到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转变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内在动力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还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负责。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要求企业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转移到开始重视社会效益上来。现代的大多数企业家认识到一个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获利，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企业的目标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损害社会”。企业家利用社会责任会计来检查公司业绩，评估公司社会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应做的社会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使其能从社会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有助于建立企业信誉，获得社会认可。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的提出，要求企业不仅要对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而且还应对员工、政府、社团等提供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事业迅速发展为有效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事业发展迅速。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使用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会计核算，有的还突破了记账、算账、报账的传统会计的概念，向管理会计发展，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在会计工作中，会计人员较广泛使用微机进行办公自动化工作，有的企业还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和数据库。运用中小型数据处理机进行数据处理，提高了企业的综合效率。会计工作手段和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解决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中的数据处理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会计立法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国家陆续颁布了《会计法》、《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保证了会计资料的真实与完整，规范了会计行为，维护了国家的会计秩序。近年来，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趋同，广泛地与其它学科相融合，正在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热潮的兴起对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在我国会计研究领域。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拥有高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理论水平较高和业务素质较强的科研队伍，这为建立和丰富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提供了人才保障。从现实情况看，由于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要性，学术界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人士与日俱增，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少论文介绍了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并在一些著作和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对策与措施，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另外，中国会计学会、一些地方会计学会和社会科学规划办也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纳入科研规趣颐目中，这必将推动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深入研究。

(六)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提供了有益借鉴社会责任会计产生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会计分支，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和尝试，这些研究和实践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学术界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难题，但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比较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中有着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这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实践提供了有益帮助。随着我国国际交往与合作的不断增加，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可以充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对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消化和吸收，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加以研究，从而加快我国建立和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进程。

三、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相关社会责任会计法规制度不健全从客观上讲，我国仍有许多企业不愿意履行其社会责任，主要原因在于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因此，为了保证使企业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保障。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阶段。加强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责任会计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还较为滞后。由于我国相关法规没有全面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明确，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许多企业不披露或少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_=是披露信息时主观随意性大；三是企业间的社会责任信息不具可比性。

(二)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仅是借鉴国外已有成果。没有取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在许多领域还是空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尚待完善。这是因为，首先，我国会计学界受传统会计影响，很少将会计学与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联结起来，对社会责任会计认识和重视不够，从而使得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其次，少部分学者对我国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还持相反观点，认为我国缺乏社会责任会计实施的条件，社会责任会计还是一门不成熟的会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第三，我国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社会责任会计问题；第四，我国会计界研究往往避重就轻，存在着对前沿性、重大性会计问题研究不够的弊端。社会责任会计内容非常广泛，计量复杂，涉及许多学科，研究难度大，导致许多学者不愿意研究此类问题。另外。与一些传统会计相比，社会责任会计还存在一些尚未突破的理论难题，如计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应用。

(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受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经营者将企业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片面地追求企业经营的内部效益及经济价值而忽视其外部效益及社会价值，没有将其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传统会计所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一维思维方式，即将企业看成是单纯的、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一分子，因而企业的宗旨在于创造最大的经济利润。企业经常使用“最大化”、“最小化”等经济术语，利润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贡献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对社会的责任。这样产生的弊端是：一是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排除在外，仅着眼于资本收益；二是不利于增强企业的功能和发挥会计的职能；三是无视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企业社会无法融会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个利益。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统一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国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得到的利益为国家所有，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就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淡薄。在企业反映社

会责任情况时，只愿意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愿揭示或完全揭示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造成社会责任会计在计算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时往往伴有主观的臆测，虚增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四)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较高　与传统会计相比。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范围广、核算方法复杂。一般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事项不会以交易形式发生，要对这些事项的社会成本和效益予以确认和计量较为困难，并且有的计量方法较为复杂，需要的数据多，这就需要企业去做大量的数据调查与核实，继而企业要为此付出大量的人才、财力、物力，导致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成本偏高。如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包括企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内容，要对其进行计量和评价，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数据。企业要进行数据监测和预测，收集一定时期企业有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浓度、本地区人口健康变化等数据，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有的还需要做相关实验。第二阶段是数据处理和方法选择。具体方法包括：生产率变动分析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资产价值法、工资差额法、旅行费用法等，这些方法需要应用计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知识，对评价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从这个评价流程可以看出。要较准确地评价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企业需要建立相应机构和配备相关人员，从而导致其支付成本较大。

(五)会计人员素质不高　会计改革和会计教育的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水平来讲，我国会计基础较差，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知识缺乏。在笔者所取证的几家企业中，仅有个别企业的会计主管为经济学学士，有的单位的主要会计人员甚至仅为初中水平。这批人员可以完成传统会计要求的简单的账务工作，但难以做好企业理财帮手，更谈不上协助企业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其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多方面知识和经验，传统会计环境下的会计人员已难以满足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要求。

(六)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客观经济环境还不够成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另一方面，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大型知名企业不多，科技含量不高，与国际市场相比竞争力不强，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局面还没有基本扭转，个人和集体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在这样的客观经济环境下，实施社会责任会计还有很大的困难。经济是基础，当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甚至亏损时，企业不愿意承担其社会责任，事实上也难以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7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最高规格和最具权威”的盛会之一，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自2005年举办以来，每年6月份从这里发出的信息，在引领和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新的趋势和发展的同时，亦直接影响着上千家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履责模式。

还是在2月中旬的时候，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人们却注意到，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与此相对应的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些重要因素，似乎也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作为一种转型路径和升级工具，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似乎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逆转：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们开始用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指导自身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公众更加注重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社会责任建设事业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目标。

作为“十二五”开篇布局之年，2011年既被认为各种机遇集中涌现的一年，同时也被视为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最大的现实与时隐时现的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缺口，令人们对转型期内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通过创新提升责任竞争力以及新的责任时代条件下实现包容性增长保持乐观的同时，亦不能不保持一份谨慎。

如何通过金蜜蜂理念贡献和服务于总体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如何通过推动包容性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和重点在哪里?现实的路径和方向又在何处?

作为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传播和实践推广的记录者和倡导者，本刊借着第六届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召开之际，通过对与会近400多名来自中国、欧州、日本和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和企业代表的全程追踪，通过他们对全球社会责任新趋势、金蜜蜂企业与经济转型、创新与责任竞争力提升、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论坛主题探讨的系统梳理，来记录和展示经济转型战略机遇期背景下社会责任的纵深发展。

社会责任：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要系统描述企业社会责任在当前或者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业非但不会萎缩，相反会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责任建设在未来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实践方式更加多样的特点，在给人们带来更多保障和实惠的同时，亦将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助益和机遇。

作为一种新的竞争手段和管理工具，企业社会责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为推动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全面、及时掌握社会责任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新趋势，对于把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明确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责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地应对来自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资源匮乏带来的新挑战，我们在2010年10月发起了‘企业2020倡议’，通过创新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和平台建设，在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具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同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流化和透明化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向着更加包容、智能和可持续方向的转变。”尽管由于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论坛，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执行理事长Stefan GFets和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创始人Jan Noterdaeme，在发来的书面演讲稿中系统介绍了转型背景下欧洲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新的思考和行动。

与欧洲“企业2020倡议”相对应，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由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事会发出的“金蜜蜂2020”倡议行动纲领堪称本次论坛的最大亮点。“倡议以‘共筑可持续未来’为主题，首次致力于全面总结和系统提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聚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十大议题，通过帮助中固企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本刊副社长殷格非在论坛上向与会代表介绍时表示。

对于全球背景下中国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委员会主席陈佳贵在当天还向与会代表宣读了由本刊的201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作为本刊连续的第四份基准报告，报告在全面揭示中国企业实践发展现状的同时，亦从可持续发展背景、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具可操作性的建议，进而为“十二五”经济转型做出贡献。

金蜜蜂企业：经济社会转型的领跑者

“十二五”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引导企业在追求自身盈利的同时，承担起对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力求实现企业的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表现，也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

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保证更高水准的理念创新和更高水准的平台建设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金蜜蜂理论成果所能衍生出的具体执行力和行动力，亦更加注重寻找、呼吁和鼓励更多的金蜜蜂企业通过负责任的传播、可持续的经营带动更多的具有责任力和行动力的中国企业，进而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张健存出席下午的分论坛讨论时，集中从行业特性和企业自身几个层面分享了中国建材在推动行业转型和企业升级方面的思考和经验。

他表示，“对于传统的建材行业而言，在经济发展方武转变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对企业战略的思考，就是要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建材产业集团。我们通过联合重组、资本运作、节能减排实现了玻璃、水泥等传统制作业价值的提升，同时以新能源材料、新建筑材料、新型房‘三新战略’方面为着力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有效统一。”

与早期单单将社会责任建设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在助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逐渐将社会责任建设融入到公司治理、品牌打造和产品结构调整等纵深层面。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我们的光学薄膜完善了中国平板显示行业上游关键原材料产业链，促进r中国平板显示产业低成本健康发展。”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朱海河表示，“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我们紧扣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把企业自身的核心技术、专业优势转化为新业务、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促进企业自身好快发展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实现产、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时代使命。”

调整和创新：提升责任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全球竞争的机遇与挑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抢占新的制高点，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

企业创新与社会责任长期被隔离开来，中国企业较为空泛虚无的社会责任计划，也大多输给了有利于股东获利的实践选择。而在人们渴望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发现，任何一个来自社会责任领域的微小创新，都将带来发展的可能性和秩序的正当性。

上海市浦东新区经委投资管理处副处长张炎明在谈到通过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履责模式和实践方式，进而提升区域责任竞争力时表示，“浦东新区自2007年就开始了按照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创新的要求，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自觉、行业自律等四位一体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通过建立标准化达标评估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并在国内了首份区域责任竞争力报告，三年多来，经过不断的创新和尝试，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对完善投资环境，提升区域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所有的企业来说，创新都是企业的生命线。”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传播部副总裁卢荣在谈到创新的重要性时语气坚定，“每年我们将有15亿美元用于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此外，在全球我们有两万多个研发方面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对创新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方式带来的好处，最大的体现就是每年我们在全球约有三万个发明披露，在做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竞争实力的有效提升。”

改革和发展：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飞速发展的同时亦伴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诸多深层次问题，面对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集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国家主席在多种场合上强调推动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包容性增长”。

政府对于“民富”的许诺，亦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在此背景下，作为具有责任竞争力、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金蜜蜂企业”，如何通过创新自身的责任理念和责任实践，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分论坛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崔生祥表示，“资源环境的约束，社会呼声的增强，国际分工的调整，将深刻影响未来发展格局，并为一场嬗变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从企业层面来看，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运营中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倡导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包容性增长。”

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之一，伟创力同时也是“金蜜蜂2020”倡议“包容性增长”议题发起方，在有效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提升员工自身素质方面，他们的责任理念和责任实践对于转型期内的中国企业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伟创力长期专注于员工自身的全面、自由和可持续发展，持续创新和稳步推进有益于员工能力提升和权益保障的责任理念和特色实践。”出席论坛讨论的伟创力环球人才引进、校园联系高级总监李彦曼在介绍企业致力于员工关爱特色实践的同时，也介绍了伟创力在助推包容性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新的部署和规划。

他表示，“社会责任既是一种现实的竞争力，也是企业的一种文化和信仰，我们将通过企业在供应链上强大的影响力，积极开展与包括政府、企业、机构、高校等在内的多方合作，通过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加强平台建设和技术支持力度，让更多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以及公平正义的阳光。”

经营和管理：新责任时代背景下的持续动力

与之前众多的国际倡议、标准、指南等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工具相比，于2010年11月1日的ISO26000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对社会责任各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全面、清晰地阐释，并描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社会责任融入组织战略和日常活动的方法。

在更加注重合规生产、员工关爱、绿色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大趋势下，作为一种新型的履责模式，企业如何将ISO 26000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规划；作为・种新型的管理工具，企业又如何通过ISO 26000的精神原则显著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

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表示：“必须站在设计逻辑和整体框架的视角和高度，根据企业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二次开发。”在他看来，ISO 26000的落地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组织本身的消化和吸收。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背景篇8

关键词：中国文化；周边绩效；组织公民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67-02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愈加复杂，以任务为导向的传统绩效管理模式逐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近年来。有关周边绩效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目前已有研究多涉及周边绩效的内容、结构、影响因素。以及周边绩效对组织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

一、研究综述

(一)周边绩效

1993年Borman和Motowidlo提出了周边绩效(Con-textualPerformance)的概念。周边绩效是指一种心理和社会关系的人际和意志行为，涉及职责范围外自愿从事的有利于组织和他人的活动，主要分为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两个核心要素。虽然周边绩效对组织的技术核心没有直接贡献，但它却构成了组织的社会、心理背景，能够促进组织内的沟通，对人际或部门沟通也起着的作用。周边绩效的内涵相当宽泛，包括人际因素和意志动机因素。如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坦然面对逆境、主动加班工作等。而且。周边绩效不在组织奖惩系统的覆盖范围之内，它更多地依赖于员工的觉悟、意志或者员工的自由决定。

周边绩效提出的理论背景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道格拉斯・麦克雷戈的XY理论和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该理论为周边绩效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注释。员工在企业中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需求，进而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道格拉斯・麦克雷戈的XY理论中的Y理论充分说明了员工的自主性，员工会在工作中十分积极地遵守企业的制度要求，愿意帮助同事或与同事合作来完成组织的目标。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亚当斯认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因此。企业应该重视考核员工的周边绩效，以此来增加企业的考核效度。

周边绩效的特点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周边绩效是角色外绩效。周边绩效不包含在岗位说明书中，也不在组织奖惩系统范围内，而由员工的意志决定或依赖于他们的自由决定。周边绩效弥补了传统绩效理论的不足，使岗位说明书缺失的绩效行为受到了关注。第二。周边绩效是组织背景下的绩效。周边绩效是与组织背景及工作背景相联系的，对于情景因素的考虑使得绩效评估融合了更多的组织的社会特征。第三。周边绩效与员工的个性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责任感强、性格外向、乐于助人等个性因素都能显著地预测周边绩效。第四。周边绩效行为能够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利他、助人、合作等行为有助于减少同事问的摩擦、协调工作、共同解决问题，有利于团队合作达成目标，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二)中国文化背景

1.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特有文化。是每一位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深思熟虑的。

(1)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国人倡导“人际和谐”，有重视“关系”、重视“和谐”的文化传统。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孟子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提倡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中国的家族观念。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国家。人们认为，只有家族化的才是最稳固、最安全、最可靠的，所以中国人做企业总是会做成家族式企业。而这种对家庭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对组织的认可程度的降低。

(3)中国的等级观念。早期儒家思想中就有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之分，而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之分。强调实现君主的绝对权威。将等级差别推向极至。等级之分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无分则乱”的性质。因此。中国的企业基本不会为管理层次不清而制定规范。

2.组织公民行为的特点。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有益于组织，但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尚未得到明确或直接确认的行为。相对于西方的组织公民行为，中国的组织公民行为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1)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尽管中国的员工在任职之前，没有接受特定的人际关系培训，但员工会自觉地、主动地关注人际关系，会自发地去重视、建立并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

(2)反对个人本位，提倡团体本位。在西方的组织中，很少会有人将社会准则和组织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社会准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社会准则。

(3)强调集体利益。在中国，人们从小就会被灌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因此，这种责任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甚至是评价员工或者领导是否称职的重要依据之一。

(4)重视勤劳的品德。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勤劳”这一传统美德。人们喜欢那些乐于助人、愿意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外帮助他人的员工，并且也愿意使“勤劳”成为自身品质之一。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周边绩效的作用

第一，周边绩效有利于促进员工与企业绩效的提高。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周边绩效的员工，会在保证完成自身工作任务的同时。帮助其他同事或与他们积极沟通、合作。这些辅助协调行为可以减少同事和部门间的摩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总体绩效。在一个部门中。如果有一些员工乐于协调他人的工作与部门间的活动，则会使组织的绩效得到显著提高。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大都是乐于助人、重视人际关系的。因此。团队中的大多数领导或员工都善于沟通和协调，大多数组织也都有比较融洽的工作氛围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周边绩效理论认为，沟通、协调能力等都能促进员工个人和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

第二，周边绩效能够强化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性。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多变化和复杂化，企业中经常会出现岗位说明书规定之外的“夹缝工作”。因此。单纯的任务绩效考核会引导员工只重视自己工作任务的完成，而漠视他人或整个公司利益。因此。应该推行任务绩效、周边绩效管理有机组合。激励员工主动地关心整个公司的业绩。通过周边绩效管理促成员工自觉完成“夹缝工作”，强化员工的自主性和奉献精神。因此，若把周边绩效纳入绩效考核系统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周边绩效有利于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周边绩效是在组织工作情景中的绩效行为，这使得员工的仪表、言行等个体行为可以影响到组织的工作气氛与形象，而

企业鼓励的周边绩效行为可以表现企业的共享价值观，形成自觉奉献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激情，不断地推进经营、管理创新。最终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价值的创造。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企业可以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让员工感到家庭般的温暖，进而促使员工对企业如同对家庭一般忠诚、热爱。这样不仅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而且还能促使员工更积极地工作。进而促进员工和企业绩效的提高。

第四，周边绩效有利于团队学习。提高竞争力。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为了能够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市场为核心、学习型组织与自我管理团队越来越受到重视。员工的创新、建设性意见可以促进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员工的主动学习与发展使得员工更加具有适应能力与发展潜力，有利于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提倡合作，员工在团队合作方面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因此企业应该加强团队合作、团队学习，以此来促进员工和企业总体绩效的提升。

第五，周边绩效管理有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和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周边绩效会对组织的绩效有所帮助和促进。如员工的自我发展、创新，员工的自觉奉献、公民美德、对组织的维护与承诺等。虽然这些行为与组织短期的任务结果没有直接联系，但有利于组织的远期战略性发展。

三、中国文化背景下提高周边绩效的建议

1.创建和谐的企业文化，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氛围。为员工营造家的感觉，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应该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尽量录用那些对认同企业文化、积极性较高、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合作精神的人才。

3.企业在绩效考核系统中，应该摒弃单纯的任务绩效考核，而采用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这样。不仅能够增强考核效度。而且能促进员工关注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

4.加强团队建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企业内外部环境。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员工间的交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还能使员工在交流合作中互相学习。不断提高。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5.着眼于未来长远发展。注重对员工的培养。使员工树立自我发展、创新和奉献的意识。这样。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而且有助于企业的长期战略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毛瑞，浅析周边绩效，改革与开放，2010，(18)

[2]吴琳，对企业周边绩效问题的认识，经营与管理，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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