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
时间：2023-12-20 16:57:04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1
关键词: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地方财力
一、引言
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县级地区间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的差距也在加大。同时,分级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农业税费改革对县级财力、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方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日趋明显,而这种教育发展差距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地区基础教育服务水平的均衡已经成为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区域教育公共投入的均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和其它筹资渠道取得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方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角度考虑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对教育经费地区间差距的研究多数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王善迈,杜育红(1998)通过对我国20个省、直辖市1988-1994年的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认为,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袁连生和王善迈(2002)对省际间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认为我国省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应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魏后凯,杨大钊(1997)认为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引起我国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教育经费的重要因素。从县级数据出发的研究较少,其中王蓉(2002)对我国县级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分析后,认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均等大部分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沈百福(2003)对省级、地市级、县级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异进行比较,也证明了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省内各县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
教育公共投入差距是研究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蒋鸣和(1999)采用1753个县的数据,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县人均教育投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生均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发现我国公共财政分配差异是引起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同时教育经费的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民间教育资金,也引起了区域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课题组2005年的研究指出,教育不平等源于政府教育支出的管理级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使经费投入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密切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地区教育公共投入的差距。廖楚辉、张吕(2005)在分析我国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中指出,目前的财政体制中教育财政管理权限的不断下移是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教育财政体制加以配合。
在公共教育投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杜育红(1999)指出教育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减小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王善迈、袁连生(2002)认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关键。李祥云(2002)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的研究中指出,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最合适的机制。张光(2006)以浙江、湖北、陕西省为例,研究了县级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认为在不同的省区,净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大多从省级数据出发,但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也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单位,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往对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地方财力结构,缺乏针对各项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在一市之内有部分教育投资是共享的,在研究县级教育支出时这一部分教育投资无法体现,有必要将市辖区与一般县级单位区别考虑。因此本文仅包括了一般县级市、县区的样本,考虑一般县级单位教育公共投入的现状。其次,从地方财力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它们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尤其是对本级收入、各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平衡地区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介绍
本文对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的描述运用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常用的极差系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为了理解总体不平等有多少来源于组间、有多少来源于组内,我们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
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有基于一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的分解(GE熵指数),还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贡献的分解(shorrocks,1982)。本文采用的是划分人口子集的泰尔指数分解办法。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J个组成部分,并且假定每个组内各元素的收入都相等,且等于该组均值时的不平等,即满足人口子集的可加可分解性:
其中,I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 I(j)为第j部分的不平等指数, Pj为第j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Sj为第j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表示组内的不平等; 代表组间的不平等。同时满足以上性质的不平等指标组成通熵系数类(the generalized entropy class):
为研究地方可用财力结构、各项转移支付等因素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采用弹性和非弹性分析两种手段,令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模型,对教育公共投入与地方财力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所用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编写的2003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关于农村县级财政的数据 。①包括全国27个省、4个直辖市共2056个样本。在进行统计分析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删除了辖区内总人口、在校生数据缺失的县区。同时,财力数据缺失的县区共90个,我们在对教育支出统计性描述时保留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所有的县区按照省区、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区域划分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北京、河北、福建、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11个省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添加了区域、省区编码变量。考虑到教育投入的比较关系到一地区的学生规模,我们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的指标。 三、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均等描述及分解
我国2052个县级样本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2003年县级地区教育公共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范围内,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均值为1141.024元,最高的县达到6117.813元,而最低只有人均208.862元,二者相差近30倍。县级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为0.289。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基尼系数在0.3~0.4是比较理想的,0.4~0.5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理想的财政协调目标。目前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筹资。我们所比较的是第一种来源。但富裕地区其他筹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更多。因此,在包含了其他资金来源后,教育公共投入的基尼系数将会增加,王蓉(2002)的研究显示,我国1999年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
教育公共投入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东、西部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2003年,东、西部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达到生均1220元以上,而中部地区仅为908.025元。同时,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分析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较高,进而财政教育投入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得到的政策性财政支持较多,加上人口较少,生均教育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中部很多不发达省份在政府财力水平低、人口多的双重压力下,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教育公共投入的省际比较见图1,其中第一部分包括11个东部省区,第二部分为8个中部省区,第三部分为西部12省区。由图可以看出,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生均教育投入远高于其他省区,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也较大,河北、海南的生均支出与中部省区相当、甚至更低。西部地区西藏得教育投入水平与浙江、山东相当,但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处于较低水平。中部地区除吉林、黑龙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均处于全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较低阶层。
为了理解不同群组内部与群组间的不平等对整体的不平等的贡献,我们对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利用泰尔指数在组群间的可加可分解性,从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省际这两个角度划分人口子集。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泰尔指数为0.149,西部地区为0.14,均高于中部地区的0.10,这与基尼系数的比较结果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仅为5.44%,而区域内部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94.56%。我国一般县级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区域内部不平等引起的。同时,对省际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也有相同的结果,省内部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较大。
四、地方财力与教育公共投入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2
关键词：地方高校 教育经费 区域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很多要求，包括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最多，承担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主体任务，而教育经费作为支持高校发展的重要保障，优化其来源及结构对于探讨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新的增长点，促进地方高校发展进而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高校区域间教育经费收支现状及横向比较
我国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最主要的两大来源分别是教育事业费拨款和事业收入。我国31省市2014年该指标总收入为5792.71亿元，分省市看，西部地区的青海总经费额最少，为15.34亿元，东部地区的广东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最高，为441.28亿元；2014年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532.97亿元，分省市看，仍然是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最少，为14.89亿元，东部地区的江苏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最高，为427.36亿元。考虑到各省市的地方高校及学生数量存在较大差距，如单纯以教育经费收支总额来作为比较对象说服力不强，目前普遍认可的参考标的是以“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等指标来衡量教育发展水平。
以2014年为例，按照国家发改委解释的政策上划分，总体把地方高校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通过比较三者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得出下图1。从图1中比较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地区指标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指标又高于中部地区，地方高校教育水平不均衡严重。
从表1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是教育事业费拨款和事业收入，两者总占比在84%到86%之间，占比差距不大，东部地区对教育事业费拨款的依赖较中西部地区小，在其余各项经费来源中：总体上科研拨款占比不高；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东部地区分别约是中西部地区的4倍和2倍，差距明显；中部地区在企业拨款和校办产业两块明显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社会捐赠经费上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两倍，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西部地区。
结合表1和图1来看，东部地区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来源生均额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各地区内部比较结果来看，既有东部地区如山东地方高校2014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仅1.69万元，也有西部地区如内蒙古和宁夏等地方高校2014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超过2.2万元，各地区的内部差异也较为悬殊，存在不均衡。
二、地方高校教育经费区域间差异的原因
（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国内许多文献研究已经证实，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因素，而地方高校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教育拨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间距决定了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的高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教育经费差距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
（二）国家近年来对中西部地区相关政策的倾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虽然地方高校生均教育经费区域间差距仍然较大，但教育各相关部门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如2010年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制定了详细的促进和引导措施，对中西部地区地方高校生均拨款的奖补比例达35%，远高于东部的25%。相关政策的倾斜不仅提高了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还缩小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差距。
（三）各地区地方高校的学杂费标准有差异
除了财政拨款，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另一大主要来源是事业收入中的学杂费收入，各区域的地方高校学杂费收取通常是依据所处省份的高校收费管理办法，各地区从3000元到15000元之间不等，不同专业之间还有不同标准，总体上依然是经济发达地区高于偏远地区。
（四）地方高校对其他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重视度不一
虽然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占据了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科研拨款、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捐赠在总经费结构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朱洁义指出，美国公立高校的捐赠收入占教育经费达4.7%，私立高校比例更高，达14.4%。部分地方高校对这些经费来源重视度不足，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研究，导致其难以成为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这也是相关指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来源优化的措施
（一）建立教育经费各级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教育事业费拨款几乎占据了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来源的一半，所以建立教育经费各级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对保障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稳健发展极其必要，随着地方高校承担的高等教育任务越来越多，至少在形成新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前，必须保证原有的财政拨款投入比例才不致影响地方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继续加大对生均教育经费较少地区的战略倾斜
从上文分析来看，虽然自2010年后国家已有相关政策促进区域间地方高校生均教育经费均衡，但201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差距仍然较大。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限制了地方政府对高校教育拨款的投入，建议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方高校相应教育经费的补偿比例，提高中西部地方高校教育水平。
（三）依据地方情况适度调整学杂费标准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品”，其收费标准应该根据合理的分担比例来制定，各地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学杂费收取弹性制度。这个合理的分担比例中应该明确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中哪些可以进入成本，由学生个人承担比例的依据，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财政投入、物价水平、高校专业特点及个人承受能力等因素，最好是交由第三方机构公开、透明的核算公布。从目前来看，2014年，江苏、浙江等10余省份早已上调公办高校学费，2016年江西和广东等省份也已确定上调学费，增幅在2.3%―20.2%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来源的不足。
（四）地方高校要结合自身优势，完善筹资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和事业收入，结合国外文献研究，建议地方高校寻求教育经费其他来源的增长点，例如校友等社会捐赠。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显示，2016年我国包括211和985高校在内的所有高校社会捐赠额中，地方高校有：山东理工大学7.86亿，宁波大学6.64亿，另外2015年校友捐赠中：温州大学4091万，浙江工业大学4039万；不论是从中国高校捐赠排行还是捐赠金额来看，部分地方高校已经走在了先列。
四、结语
要优化我国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总量和结构，不仅需要中央财政兼顾区域间差异后有的放矢，还需要地方财政加大支持，更少不了地方高校自身对教育经费自筹的重视，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建立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筹措的长效机制，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杨德广.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2]杨家珍.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拨款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3
[3]李未，陈岳堂.地方高校教育经费筹措研究综述[J].管理观察，2014（11）
[4]杨文，王海明.我国财政学教育经费支出区域差异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4（5）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3
关键词:竞技体育;人力资源;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G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9)07-0032-04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uman Resource on C ompetitive Sports in West China
GUO Lin
(P.E. Depart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on competitive sports in Shannx i Province,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in factors restraining the developme nt of its sports human resource are as follows: coaches' comprehensive quality,event distribution, athlete train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sport science res earch. Therefore, the paper comes up with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erve as offic ial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policy making and sports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yare to cultivate, absorb and exchange of excellent coaches, integrate and improv e the competitive sports projects,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reinfor ce the superstition on sports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and combine the researchand training closely.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human resource; west China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是当代国家事物中的重要内容[1]。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是指 对竞技体育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的人员现实及潜在禀赋的总和[2]。竞技体育的可 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主要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合 理的使用,特别是要更多的培养出高水平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面对竞技体育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我国竞技体育在新世纪的战略目标,西部地区必须要从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着手来研究竞技体育,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陕西省 ,提出了建设西部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要求体育事业发展总体水平和主要指标达到全国中 等水平,走在西部省区的前列。因此,对陕西省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制 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体育局系统内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队伍为研究的研究对象;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 员、科研人员以及政策与管理部门是研究的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查阅人力学、运动训练管理学、体育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 籍以及有关文件、法规,通过计算机中文数据库检索阅读了近年来与研究内容有关的文章共 计90余篇。
1.2.2 专家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设计了专家问卷(一),将问卷呈送给15位教授、副教授与体育管理专家 。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统计处理后形成专家问卷(二)、专家问卷(三 )。问卷共发放了3轮,每轮15份。
1.2.3 问卷调查法
根据专家调查形成的研究内容,针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参考《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和《社 会学研究方法》设计问卷,对陕西省体育局直属的8个项目管理中心和陕西省10个地市体育 局进行了调查。
1.2.3.1 问卷的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研究采用专家调查法对问卷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将问卷呈送给15 位专家进行了了1～5级(递增)的有效性检验,经3轮专家调查确认,问卷的有效性较高(表1)。
研究所调查的内容涉及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和体育科研人员四类人员的现状,未涉及 各类人员个体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调查问卷没有进行信度检验。问卷通过陕西省体育 局向全省10个地市体育局寄发,各地市体育局负责数据统计和上报。收集陕西省竞技体育人 力资源队伍中各类人才的基本数据,问卷的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1.2.4 数理统计法
将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在计算机上以数据库的形式储存,运用EXCEL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采用常规数理统计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研究对影响陕西省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主体――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和体育科研人员 共计12413人进行了重点调查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人才大省的陕西省,竞技体育人 力资源的数量与素质都不突出, 难以满足陕西省打造“西部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表2)。
从人口比例看,陕西省2007年总人口为3 700余万[3],与4类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总 量的比例为2981:1,比例明显过小。从年龄结构看,管理人员、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运动员未统 计)45岁以下人数比例占到了43%,说明我省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主体因素年龄呈现出年轻 化的趋势,陕西省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队伍的年龄结构基本上与全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情况 一样,呈金字塔型分布:随着年龄段的上升,人力资源总量逐级下降[4]。
从各类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队伍层级分布看,陕西省体育局直属单位各类别竞技体育人力资源 队伍的总量偏小,尤其是教练员和运动员队伍的数量过小,直接影响陕西省竞技体育的发展 。全省体育科研人员仅仅只有71人,必须引起陕西省体育部门高度重视。
2.1竞技体育教练员
从年龄结构上看,45岁以下中青年教练员占总数的77%。这主要是随着我省竞技体育的发展, 有选择的留用取得优秀成绩的退役运动员和聘任国内优秀年轻教练员等措施,使教练员队伍 结构趋于年轻化。教练员队伍的年轻化,有利于承担现代竞技体育更为繁重的训练和比赛任 务,有利于训练手段和方法的创新,使整个教练员队伍更富生机和活力。45岁以上的中青年教 练员占总数的23%,这部分教练员有较丰富的训练与竞赛指导经验,弥补了青年教练员训练竞赛中的不足(表3)。
当代运动训练,教练员队伍文化素质已成为运动训练水平不断提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陕西省教练员队伍的总体学历结构上看,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大专以上的人员达到79%,其原因 一方面是随着教练员培训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现代竞技体育对教练员素质的要求以及教练员 对学习重要性、必要性认识的提高,通过各种渠道的岗位培训和学历教育等渠道提高自身的 学历层次;另一方面,高等体育院校优秀学生运动员也逐渐充实到教练员队伍中来,进一步改 善了陕西省整个教练员队伍的学历结构。但同时我们看到,具有本科学历的教练员只占到33 %,仅有1%的教练员拥有硕士学历,而具有专科学历教练员占到45%,另有21%的教练员至今 未获得高等教育任何层次的学历,低学历比例明显偏大。
在职称结构方面,陕西省体育系统教练员中,部级教练中仅占总人数的0.5%,许多项目根本没有部级教练员。高级教练员的人数也仅为75人,呈现出明显的高等级人力资源欠 缺的特点。同时,初级职称的教练员所占比例较小,显示出后备教练员队伍的不足。
陕西省地市级教练员职称结构分布显示出地域分布不均衡,缺乏高等级教练员的特点,全省10个地市都没有部级教练员。有6个地市没有高级职称的教练员。一级教练员以上(含一 级)占各地市教练员职级比例偏少。大量低职级教练员直接影响了基层竞技体育的水平。
2.2 运动员现状
全省仅有国际级健将18人,部级健将113人,占全省注册运动员总人数的1.4%。优秀运动 员在能级结构上“塔尖”部分较为薄弱,不仅影响陕西省竞技体育水平和在全国的竞技体育 地位,也必然影响西部体育强省目标的实现。只有争金夺牌和得分运动员的数量增多了,陕 西省的竞技体育水平才能真正提高,也才能实现陕西省竞技体育的战略目标(表4)。
从运动员等级分布看,省直属单位运动员等级分布较为合理,国际级健将和部级健将运动 员有98人,占全省健将级运动员总量的74.8%;全省所有地、市都没有国际级健将运动员,部级健将运动员人数最多的是榆林市,有20人。全省有4个地、市没有部级健将运动员 ,运动员队伍等级普遍偏低,直接影响陕西省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优秀运动员项目分布来看,田径国际级和部级健将的运动员是最多的,分别为8人和18人 ;其次是射击,国际级和部级健将运动员分别为5人和20人;排在第三位的是重竞技类,国际级和部级健将运动员分别为2人和23人。田径项目虽然健将级运动员数量相对较多, 但比赛成绩并不如人意。目前,陕西省及各地、市开展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大多集中在田径、跆拳道、射击等3大项 。项目布局不尽合理,各地、市的项目设置较为单一,甚至对我省许多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项目还没有涉及,如跳水、赛艇等,造成了我省在这些运动项目上后继乏人。原因之一是由于我 省缺少这些优势项目的教练员;其二是这些项目对场地器材要求高(如跳水、射击和赛艇), 致使这些优势项目无法在各地区普及开展。此外,家长从孩子的安全性出发,认为从事这些 项目训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也限制了这些项目的发展[5]。
2.3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现状
陕西省竞技体育科研专业人员仅有71人(表2,表5),占全省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队伍的 0.5%,省级直属单位竞技体育科研人39人,占全省竞技体育科研人员总数的55%。各地市竞 技体育科研人员配备极其薄弱,在陕西省10地、市级体育部门中,就有渭南市、铜川市两个 地、市没有配备体育科研人员。即便体育科研人员配备最多的榆林市,也仅有10名体育科研人员。从学历看,就科研工作的高科技性质,全省竞技体育科研人员低学历者比例过高, 对竞技体育成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省要实现西部体育强省行列的战略目标,没有科研力量的支持是无法想象的。我省竞技体 育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大体育成绩中的科技含量,而科技兴体的关键就在于科研人 才。加强科研人才资源的建设,是未来我省加快体育发展、实现竞技体育战略目标的必然选 择。
2.4竞技体育管理人员现状
人才队伍的年龄构成是反映人才队伍整体功能和创造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对体育事业具有战 略性意义。调查结果显示,全省直属单位及各地、市体育管理人员总数为1 877人,35岁以下 占总数的比例最高,为39.7%,45岁以下者占到了72.6%,管理人才队伍年龄整体呈现年轻 化趋势,有利于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管理人员队伍中,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者比例仅占28%;而低学历(高中及以下)人员 占到30%。专科学历的管理人员达到了42%。结果表明,目前陕西省体育系统管理人员呈现出高、中、低学历层次分布极不协调的特点,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严重短缺。因此,要提高我省体育管理人才队伍的文化素质,降低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才比重,引进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就应在加强中、低学历人才继续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 努力改善我省体育管理人才学历结构(表6)。
在专业结构上体育专业类比例达到了37%,经济、管理类占22%,表明我省拥有相当数量的具 有一定经验、素质和技能的体育、经济、管理等专业人员,对于顺利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创新、体育事业建设和体育产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巨大的潜力。但其他类专业占38%,高与体育类专业。这表明我省体育系统内有38%的体育管理人才专业不对口,非对口专业比例 偏高,不利于我省体育管理事业的发展,应引起重视。
3竞技体育人力资源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竞技体育教练员队伍总量不足,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全省在聘专业教练员982人,与我国体育发达的辽宁、上海、广东、北京等省、市比较,差 距明显,难以发挥竞技体育金字塔形配置中的塔基作用,教练员队伍的学历、职称结构不合 理,初、中级职称比重过大、高职称比例偏小(表3),可能导致长期缺乏执教运动项目的领 军人物,严重制约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部分教练员掌握现代信 息知识和技术的意识不强,科研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人才流动机制不够健全,竞技体育教练员 缺乏整体竞争力。这些阻碍陕西省竞技体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问题。若不加以改善,将 会影响和制约陕西省竞技体育竞技运动快速发展。
3.2 缺乏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基础薄弱
陕西省各项竞技运动项目发展不平衡,优势项目少。十运会上陕西参加了14个大项的比赛, 只有3个优势项目获得了金牌、银牌7.5枚、铜牌8.5枚、奖牌总 数19枚,金牌数量出现较大的下滑,团体总分位居全国第20位。从全运会的成绩来看 ,参赛的项目中,仅有跳水、射击、赛艇具备了一定的人才群,初步形成了多点夺金的态势。 而重竞技作为陕西省重点发展项目,已经连续几届全运会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绝大 部分项目整体竞争实力不强,尖子队员过少,孤身奋战的局面十分严重。陕西省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竞技体育专业训练的封闭运行机制仍起主要作用,竞 技体育经费投入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缺口较大,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没有有效地形成,尤其是在广泛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方面没有取得较明显的进展[6]。基层竞技体育基础薄 弱,相当 一部分县级体校体育经费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着县级少体校的发展。后备人才初级层次的 数量和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中专运动学校的生源锐减,市级运 动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相当突出,后备人才的中级层次面临着生存的挑战[7]。极易 造成二线、 三线后备人才资源不合理流失等一系列关联问题。从而导致陕西省运动员队伍的“金字塔” 结构失去坚实的基础。
3.3体育科研发展缓慢,训练的科学化水平不高
竞技体育科研人员是提高竞技体育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陕西省竞技体育科研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两张皮”,致使竞技体育失去了科技支撑,运动训练科技含量不高,竞技体育成绩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成为制约陕西省实现西部体育 强省的主要因素。分析其原因:1) 管理部门和部分教练员对科学研究不重视,极少数 教练员甚至拒绝科研人员,满足于已有的经验,自认为不需要科学研究;2)实际上能用来 进行科学研究的经费相当有限,缺乏先进设备,特别是缺少先进的检测设备,使科研人员不能 及时有效地指导运动训练,保证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3)体育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远落后 其他行业和地区,不能引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来带动竞技体育科研水平提高,尤其是部分地 、市,体育科研更是如此,使基层竞技体育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4) 缺少体育科研课题带 头人,目前仍以运动监测服务为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薄弱,训练科学化的能 力还不强。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优秀教练员队伍的培养建设,政策上健全、完善教练员引进与交流充分认识陕西省教练员队伍的学历低、职称低的现状,应重点加强教练员学历教育和岗位业 务培训,依托西安体育学院等专业院校, 进行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教练员培训。
健全、完善政策配套,通过“筑巢引凤”,吸引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员来陕工作,创造生活和 工作等各方面优良条件,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
4.2 整合和优化项目布局,加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切实加强“体教结合”的体育运动学校、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培养形 式的探索和建设,倡导基层体校与重点小学和初中联合办校,发挥教育、训练各自的优势,强 强结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鼓励普通高校承办、联办高水平运动队,加大由社会组织通过市 场竞争培养后备人力资源队伍人的比例,逐步提高后备人才工作的经费投入, 完善奖励机制 ,提高后备人才输送奖励的幅度,形成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4.3 加强体育科研监管,密切体育科研与竞技体育训练的结合
调整管理方式, 完善科研项目管理与检测监控体系,加大体育科研投入经费,有计划地开展 科技公关和科技服务,积极推进省体科所、西安体院及其他科研力量与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的合作,深入运动训练实践第一线进行综合攻关研究,发挥体育科技工作的先导和保障作用 ,尽可能的为运动队配备科研教练员,弥补陕西省运动训练科学化层次不高的不足。提高体 育科研对运动训练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子平,冯百侠,徐静珍,等.资源论[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1:18.
[2] 潘书波.我国重工业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调控与探究[J].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2007,30(4):575-577.
[3]2007年陕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陕西省统计局2008.3.20.
[4] 徐霞,高雪峰,林晓华.湖北省体育人才资源现状的调查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5(6):1-5.
[5] 李登光,等.陕西省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现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 007(1):81-83.
[6] 李全志,徐勤萍.我国传统竞技体育强省(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状况比较与分析[J] .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7,23(6):50-52.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4
论文摘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丹尼森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库兹涅茨等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说明。考虑到西部教育不足，在此探索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战略与方法，提出以教育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大师邓小平先生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中我们能看出科技是何等重要，而科技进步又是依靠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应教育先行，依靠科教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进步与繁荣。不论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来说，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都不容置疑。
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索洛和斯旺最早创立的，后经卡斯和库普曼斯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它是在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资本一产出比不变，不计技术进步因素假设的条件下而建立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亦称索洛模型。
sf(k)=k’+(A+n)k
其中f(k)为人均产出，k为人均资本占有量，s为储蓄率， k’为单位时间内人均资本的改变量，n为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率。索洛模型凸显了人均产出增加的三大路径: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储蓄率和降低人口出生率。
2.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提出五个观点:一是人力资本即存于人身上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总和;二是人力资本即通过投资形成的;三是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四是人力资本是最佳的投资， 并计算出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为33%;五是教育也是使个人收人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
3.丹尼森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人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个方面。要素生产率主要由知识增进、资源配置状况和规模节约情况等要素决定。“知识增进”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的进步和由于采用新的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的更有效的设计在内，还包括从国内的和国外的有组织的研究、个别研究人员和发明家，或者简单的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根据其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中，丹尼森根据美国国民收入的历史统计数字，对知识增进的贡献定义为27.6%，这种情况在1948—1969年期间显得更为明显，知识增进的贡献为30.9%。据此，其结论为，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
4.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库兹涅茨把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而对于知识存量的增长，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社会迅速增加了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当这种存量被利用的时候，它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总量增长和迅速的结构变化的源泉，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5.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性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内生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罗默的观点主要有:一是在资本、人力资本(教育年限)、非技术资本和新思想(专利)这个生产要素中，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二是强调技术内生化后，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自我产生的过程， 当生产过程本身产生了新的知识(教育和培训)，并且教育和培训又被作为新知识而纳入生产过程中时，生产率就会增加;三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别在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导致的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认为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用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来衡量。
6.教育的正的社会效应——溢出效应。根据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理论中的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可知，教育这一经济行为具有强烈的正的外部性，即溢出效应，也即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人对社会具有正的效应，其教育消费者——经济活动的总的收益大于其个人的私人收益，因此根据成本等于收益的最大利润原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应该提供更多的教育，直到总的成本等于总的收益(均包括社会成本、社会受益)，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1.教育投人少， 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从东中部与西部教育投人的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西部教育投入不仅绝对量少，而且在全国教育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极低。西部教育投入只占东部的27.76%，占全国平均水平的47.79%。
2.文盲人口多，人口素质低， 导致西部贫困落后。2000年全国总人口文盲率，城镇下降到4.04%，乡村下降到8.25%。东中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文盲率都在5%以下，而西部地区的文盲率仍然较高，其中城镇超过7%、乡村超过10%以上的省区有:西藏、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内蒙古。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 一半文盲在西部。藏、青、贵、甘、云、宁、新、蒙、川、陕等十个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的50%。
3.职业教育薄弱，导致西部应用型人才紧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较为薄弱。教育部2000年6月公布的全国960所部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西部12个省份仅有172所，占17.9%。据调查，西部职业学校平均在校生仅有620人，低于东部830人的规模。每万人中职业学校在校生东、西部比例为2∶1。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西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制约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因此，要加强职业教育，把西部的人力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使其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一支生力军。
4.人才流失严重，教育资源积累难以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人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近几年仅西北地区调往沿海及内地的科技人员就超过3.5万人，多为中高级专业人才。西部地方高校的毕业生流失也非常严重，大多数毕业生都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就业，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
1.增强人们的教育意识、观念是关键。在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过程中，要把科教兴国、教育先行的教育观念普及与深化，让政府官员及各阶层的人们充分意识到:在西部经济已经落后于东部的情况下，只有靠教育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教育才能为西部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进而更好地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要把提高人们教育意识工作提高到最重要位置上，以日本为例，日本明治维新及二战后从政府政策开始，到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对经济作用都有深刻认识，并且从行动上支持教育、发展教育，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
2.重视提高少数民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提高西部基础教育及其质量。继续完善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聚居区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进力度。中国80 %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布在西部。西部在校生中有80 %的小学生和60 %的初中生在农村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这对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改善各民族人民生活等目标的实现构成了重大障碍。西部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把保证本地区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纳入政府目标，提高青壮年文盲的识字水平，加快成人初、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
3.着重发展实用型人才，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西部各级政府应该着重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作为“科教兴西”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待。政策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为职业技术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行动上，要从统筹规划、统一政策、规范办学、整合资源等方面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管理。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同时，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需要，发挥企业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有效运用市场机制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采取政策引导，逐步实施职业教育与就业和再就业资格相联系的准入制度，提高群众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在西部的广大地区因地制宜地营建学习化社区，进一步完善成人职业教育及各类非全日制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进一步深化职业学校教育技术教学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4.提高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素质，吸引更多的教育人才。要扩大师资来源，培养大量的师范教师，办好师范教育，大力改革现行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尽可能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师资力量。重视师资培训，尽力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尤其是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范教育，尽快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要培养大量的师范教师，大力改革现行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尽可能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师资力量。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5
【关键词】小学 教育经费 西部地区
一、文献回顾
有关基础教育经费研究，主要有杨智军、易连云（2012年）[1] 以西南地区为分析对象，考察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林挺进等（2009年）[2] 以发达的上海为分析对象，探讨基础教育经费问题；雷水凤（2008年）[3] 探讨了基础教育资源与教育公平的关系问题。罗良清（2004年）[4] 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测算了我国基础教育经费的缺口问题。以上学者对我国基础教育经费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有几点不足：首先，以西部地区为分析对象的基础教育经费研究非常少；其次，缺乏对基础教育经费的全面考察分析；再次，研究的时间比较短。本研究从基础教育经费的总量、来源、生均经费、基础教育经费比例（地位）和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五个方面，对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2001～2010年10年间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步优化的对策。
二、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分析
1.总量分析
对教育经费的研究，必须考虑到教育经费的充分性，因为“仅仅强调公平而忽略对供给的充分性的关注，这是对所寻求公正的一种嘲弄。”[5]
2001～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支出见表1。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2011年）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支出总量由2001年的312.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53.61亿元，10年增长了3.65倍，年均增长率为16.6%，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率（18.85%），基础教育经费支出未能得到财力的有效保障。从增长倍数看，西部12个省、区、市全部超过国家增长倍数（3.65倍）。
2.经费来源分析
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私人投资主要来源于学杂费，除此之外，捐赠、借贷、经营收入以及发行教育债券等也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来源。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包括预算内教育拨款、社会捐赠、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预算内教育拨款属于政府的公共投入，其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反映出教育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角色和责任。
2001～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来源见表2。
说明：2010年预算内教育拨款包含在“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中，因此2010年四项数据之和低于100%。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年、2011年）
如表2所示，2001～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最大来源为预算内教育拨款，其次为事业收入，社会捐赠和其他收入各地比例均较低。因此，预算内教育拨款和事业收入构成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政府责任和居民缴费共同承担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费。而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占据了主导，说明政府在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角色和责任在增强。
3.生均经费分析
考虑到学生数量，西部生均基础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大。2001年全国平均值为645.2元，西部地区超过国家平均值的有内蒙古、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其他6个省、区、市没有达到平均值，最大值的是最低值贵州的3.40倍，变异系数达到0.41；2010年全国平均值为4012.5元，超过平均值的只有5个，比2001年减少了1个，包括内蒙古、、陕西、青海、新疆，但是变异系数下降到0.36，均等化程度有一定提高，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年、2011年）
4.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分析
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在我国主要指在小学、中学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分配状况，“一般来说在三级教育中初等教育对弱势群体的不利程度最低，所以初等教育是否得到充足经费能够从一个角度反映一个经济体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6] 此外，从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也能够反映基础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政府的教育投资偏好。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例 比2001年都有所下降，反映出基础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受到了削弱。
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见表4。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年、2011年）
分地区来看，2001年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排前三位的分别为（55.79%）、广西（50.45%）、贵州（47.94%），比例均高于西部平均值；比例排后三位的分别为陕西（33.25%）、新疆（36.34%）、内蒙古（39.34%），比例均低于西部平均值。而到了2010年，排名前三位的均高于西部平均值，分别为（43.12%）、云南（41.88%）、贵州（41.79%）；比例排后三位的均低于西部平均值，分别为新疆（30.5%）、陕西（31.54%）、宁夏（34.22%）。从变化率来看，下降幅度较大的为（-12.67%）、四川（-9.06%）、广西（-8.9%），降幅较小的为陕西（-1.71%）、内蒙古（-3.41%）、云南（-3.9%）。变化率快的基本上属于2001年比例较高的地区，而变化率较小的地区10年来比例变化非常稳定。总体来看，10年来西部基础教育的地位受到了削弱，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差距比较大。
5.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分析
教育经费支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部分。经常性支出是指那些为了维持教育服务而需要的，经常花费在那些当年消耗掉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资本性支出指花费在使用期限一年以上的资产的支出，包括基建、建筑物大修、购置或更新大型设备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即指在教育支出中，经常性经费与资本性支出所占的比重，以及在经常性经费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所占比例。在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分为事业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两部分。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分为个人和公用两部分，其中个人部分包括学校教职员工的各类劳动报酬，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工资福利支出”，以及反映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部分包括学校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其他资本性支出。
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见表5。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2年、2011年）
从表5可以看出，2001～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中，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据主体部分，基建支出比例比较低。到了2010年，事业性经费支出仍然占据主体，与2001年显著不同的是，2010年事业性经费支出中公用部分西部地区都大幅度增加。一般来说，教育系统的高效、平稳运行，事业性经费支出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比例应当维持在某种范围内。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比例太低，导致校舍等基础设施紧张老旧，不利于教育的正常运行和质量的提高，而事业经费中公用经费比例过高，说明西部地区在教师的数量或质量的投入方面不足，不利于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三、结论与对策
1.结论
（1）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总量增长乏力，财力无法得到保证；人口大的地区教育支出较多，等人口稀少且经济落后的地区经费支出较少。
（2）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来源由预算内教育拨款和事业收入转向预算内教育拨款占主导地位，政府教育支出责任进一步增强。
（3）生均经费不断提高，变异系数有一定下降，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程度增强，但是差距非常大。
（4）基础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支出比例下降，说明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
（5）从经费支出结构看，基建支出比例太小，不利于校舍提高升级；公用经费过多，不利于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2.对策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因此，我们的对策有以下几点。
（1）全面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要求，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总量。“基础教育财政的焦点明显地从‘公平’转向‘充足’，即政府的主要责任由向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均等的’教育资源，转为向所有在校儿童提供‘足够的’教育经费和‘充足的’教育资源”。[7] 中央必须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不断促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2）政府必须创造良好的法律软环境，促进西部地区民营教育机构与非政府教育组织的发展，促进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3）加强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加基础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比例。
（4）加大基本建设支出力度，以改善教学环境；不断提高事业性支出中用于个人部分的比例，提高教师待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注意力转移主要由扶助项目走向项目、财政与师资的合力上，目标走向‘协调发展、均衡发展’”。[8]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参考文献：
[1]杨智军，易连云.西南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思考[J].教育与经济，2012（1）.
[2]林挺进，张树剑，时帅.上海市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均衡性问题研究（2000-2006）[J].复旦教育论坛，2009（6）.
[3]雷水凤.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政策的公平性保障[J].中国行政管理，2008（9）.
[4]罗良清.我国基础教育经费的系统诊断——结构分析及缺口预测[J].统计研究，2004（12）.
[5][美]理查德·A·金，奥斯汀·D·斯旺森，斯科特·R·斯威特兰.教育财政——效率、公平与绩效[M].曹淑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陈晓宇.我国教育经费结构：回顾与展望[J].教育与经济，2012（1）.
[7]王水娟，柏檀.美国基础教育经费充足度及影响因素剖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2（12）.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6
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的根本途径。以广西地区为例，运用1980-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等技术分析，从本质上揭示广西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规律，并提出实现此二者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投资；经济增长；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8-0039-02
1 引言
2012年7月，教育部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央再一次提出“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各地区要更快地投资教育、发展教育。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其科学技术的创新与长足进步，而教育投资则是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重要源泉，它不但影响着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素质，同时与国家或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教育投资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因为经济的增长不仅能够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同时增强整个社会各方面加大教育投资的能力。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综合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形成现状，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与合理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国最丰富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最优先的发展战略就是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不断强化教育投资，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全区农业人口、贫困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众多，人口整体素质不高，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将广西的人力资源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本以发展经济势在必行。
2 研究现状
教育能够促进区域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就开始认识到人的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并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并将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种可以获得收益、得到回报的投资。他认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之后，西方教育投资理论从辨析教育是否是一种投资，逐渐发现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则通过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因、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发现并提出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资在人本身的资本。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舒尔茨、丹尼森、阿罗和前苏联斯特鲁米林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传统经济理论观点出发，分别用教育收益率法、因素分析法、“干中学”模型和劳动简化法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曲桢森、韩宗礼、沈利生、朱运法等为代表的学者，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分别采用总课时法、劳动生产率法和“沈―朱因素计量法”，就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靳希斌（1997）证实了我国1952-1978年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20.9%，林荣日（2000）的研究结论是1982-1995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46%，安雪慧（2002）的分析认为，1981-1995年我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16%、10%、12%。也就是说教育投资对经增济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与经济的互动不是静态因果，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教育的投资规模、制度变迁、投入结构、投入方式等，都影响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进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基于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技术来考察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调联动机制。
3 实证研究
3.1 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在我国，其投入形式多种多样，有政府教育投入、企业教育投入和居民私人教育投入等，因而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众多，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等，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绝大部分。在现代社会，政府毫无疑问是提供教育投入的主体，因此通常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反映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为了较准确地反应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财政支出里面广西的教育事业费作为教育投资来源数据，用《广西统计年鉴》中广西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广西教育事业费与广西GDP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定义为LOG（EI）与LOG（GDP），同时，文中引入的1980―2012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广西统计年鉴》。
3.2 ADF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会导致“虚假回归”，因此要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通常使用ADF检验法（扩展的迪克-福勒检验）。
首先，对经济增长即LOG（GDP）使用ADF检验，结果如表1。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教育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教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接受“经济增长不是教育投资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由此可知，在广西地区，虽然教育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反过来迅速带动教育投资的扩大，二者之间还未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这也说明，广西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滞后效应。
3.5 脉冲响应函数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广西地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知道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因果影响。为了进一步突出这种影响，下面将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随机扰动项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或变化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以期刻画教育投资变量的随机扰动如何通过系统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
图1是基于VAR（2）模型的一单位标准差冲击所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影响程度，即冲击的力度。虚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图中可以看到教育投资单位标准差冲击对经济增长出现了正效应，并且从第2期到第10期不断增长，第10期的响应值达到了0.12。这说明教育投资的增长使得广西地区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
4 结论建议
前人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之间应具有明显的双向拉动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然而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虽然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教育投资的有效提高，这说明在广西地区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高效互动的协调反馈机制，经济增长还远不是广西地区增加教育投资的原因。广西地处我国西南部，经济基础较差，人力资本整体素质不高，针对此种情况，广西政府应该要充分认识加大教育投入对于促进广西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着力改变目前广西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完善教育投资的结构和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努力形成教育促创新，创新促增长、增长促投资、投资兴教育的良性循环模式，这对促进整个广西地区教育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大教育投资总量供给
广西教育投资的总量不足已成为影响教育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扩大教育资本供给量。通过扩大教育投资总供给，加快教育投资的理性化和可持续的发展进程，以此来推动整个广西地区经济的增长。
4.2 调整并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教育投资的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从广西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来看，投资结构并不合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众多，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针对这种情况，一要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提高财政对义务教育投资的比例并保障和巩固边陲县区对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二要调整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结构，增加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4.3 扩大融资渠道，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除了政府通过在财政上扩大教育费用的支出来支持教育投资，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团体乃至个人都应发挥各自的力量筹集教育经费，建立教育基金、发行教育等不失为筹措教育资金的良好方式。
4.4 加大偏远地区教育投资，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共同需求，它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投资公平也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广大的农村是社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劳动力的文化教育素质急需提高。因此广西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和边远贫困县区教育的投资力量，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刘旦.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统计教育，2009，（2）.
[2]周芸.对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国商界，2009，（10）.
[3]付廷臣.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
[4]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7
研究目的：总结“十一五”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寻找存在问题，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经济社会背景和教育发展趋势，提出“十二五”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总体设想和建议。
研究要点：①“十一五”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和基本经验；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政策环境和经济社会背景分析；③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对基础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④“十二五”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总体设想和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十二五”时期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总体设想。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2、陕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研究目的：了解我省近几年来整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展情况，理清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研究要点：①陕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状况②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③推进陕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学前教育工作者、教师等。
3、市(县)域内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践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研究，明确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对推进市(县)域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探索市(县)域内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途径、办法、措施和督导评估制度，为我省有效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研究要点：①市(县)域内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意义；②市(县)域内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实践基础；③市(县)域内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措施和督导评估制度研究：④我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陕西省关于切实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指导意见。
参加人员：市(县)政府领导、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等。
4、我省农村中小学生源流动趋势与教育资源配置政策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近年来我省农村中小学生源流动数量和流动趋向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提出当前解决农村中小学生城市化流动趋势所带来的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办法，以及我省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家长正确对待学生上学问题的政策建议。
研究要点：①近年来我省农村中小学生源流动情况调查统计和分析；②农村中小学生流动趋势和主要成因；③引发的相关教育和社会问题分析；④兄弟省市的比较研究及主要经验：⑤合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关于合理解决农村中小学生源流动问题和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的政策建议。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5、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省农村中小学发展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分析，提出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农村特色的中小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发展思路等。
研究要点：①我省农村中小学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②新农村建设对农村中小学发展的主要诉求；③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办学理念和发展途径：④推进农村中小学特色发展的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推进农村中小学特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6、高中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国内外精英教育计划的了解分析，重点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成长环境、学习方式、性格特征、知识结构等方面作比较研究，总结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特点和成长规律，探索其培养模式。
研究要点：①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意义；②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特征及成长要求；③当前学校教育模式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关系分析；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⑤对我省高中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提出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我省高中学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7、陕西省农村寄宿制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我省农村寄宿制小学学校管理情况的调查研究，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典型经验，创新我省农村寄宿制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手段与方法，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水平。
研究要点：①农村寄宿制小学学生心理特点及行为习惯养成问题分析；②农村寄宿制小学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的现状与问题；③农村寄宿制小学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应遵循的基本规律；④改进农村寄宿制小学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的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寄宿制小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8、陕西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建立和完善全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和工作机制，设计、开发一套陕西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标准问卷，每年对全省市、县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中学(高中和初中)、校长、教师、学生、家长进行一次动态监测与评价，通过聚类分析，及时发现和掌握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全省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和措施。
研究要点：①建立和完善我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体系的意义；②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的标准问卷和指标体系研究；③2009-201 0学年度全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结果分析；④加强和改进全省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和措施。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陕西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的标准问卷和指标体系；2009-2010学年度陕西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动态监测与评价结果分析报告。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9、我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制度研究
研究目的：在全面掌握我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课程改革要求和我省实际，明确各级基础教育管理、督导机构、考试(招生)管理部门或教科研单位在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方面的职责和任务，提出具体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实施意见或方案。
研究要点：①我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工作现状与主要问题分析；②质量监测与评价过程中各级教育管理和督导机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和任务；③我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建议和设想。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我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案。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0、陕西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我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现状调查和有关省市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了解，结合免费义务教育、课改和学生流动情况，研究分析建立我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提出陕西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研究要点：①我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现状调查；②有关省市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分析；③我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要性研究；④我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1、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现状和利用方式研究
研究目的：摸清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真实情况，明确界定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的产权和管理主体的办法，提出解决义务教育资产闲置问题的途径和政策建议。
研究要点：①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现状：②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的产权与管理主体界定；③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的置换与利用途径和办法；④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问题的政策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调研报告；关于解决我省农村义务教育闲置资产问题的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2、陕西基础教育特色学校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我省具有鲜明发展特色和成功管理经验的学校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和总结其发展路径、成功经验和具有的鲜明特色，为其他中小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案例，推动我省中小学内涵式、特色化发展。
研究要点：①特色发展学校概念界定；②特色发展学校的主要特征及国内外特色发展学校介绍：③我省目前具有鲜明发展特色的学校及其发展路径、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研究；④特色发展学校的成功经验对我省中小学校发展的启示。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媒体宣传文稿；陕西特色发展学校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汇编(8－10所)。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3、陕西省中小学德育品牌研究
研究目的：全面调查了解全省各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基本做法和特点特色，全面总结我省自2004年中央8号文件下发以来的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成功经验，突出“三讲两实践”主题教育活动的特色，对打造我省中小学德育品牌活动提出创新性、建设性的意见。
研究要点：①2004年以来我省中小学德育主题教育活动的典型经验、品牌活动及优秀案例：②全省中小学生德育工作的成功经验、主要特点以及鲜明特色；③我省中小学德育品牌活动的主要类型及形成规律分析；④打造全省中小学德育活动品牌的意见和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陕西省中小学生德育品牌活动优秀案例汇编。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4、陕西省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研究目的：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摸清目前全省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展状况，找出存在问题，分析发展前景和方向，提出推进民办中小学发展的政策建议。
研究要点：①我省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展状况与存在问题；②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发展的政策环境及前景分析；⑨教育发达地区关于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政策研究i④推进我省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成果呈现方式：调研报告；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主要参加人员：教育行政干部、教科研人员、高校专家、民办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15、陕西省基础教育资源建设应用研究
研究目的：以陕西省基础教育资源网为平台，为全省各级基础教育相关单位和师生提供内容丰富、质量优良、访问安全、操作简便的资源建设及应用服务，形成全省基础教育网络和资源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
研究要点：1、当前我省区域网络教学资源及校级资源建设现状与问题调查；2、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3、省级资源管理平台的维护及服务拓展；4、形成全省资源应用的推广、宣传及激励机制的研究。
成果呈现方式：研究报告：全省基础教育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的指导意见。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篇8
最早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的论述是斯密，他认为教育支出是看做一种可以获取利益、得到回报的投资H]。李斯特指出教育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J。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主张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是经济生产的四大要素J。20世纪5O年代，舒尔茨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得出，各级教育投资平均收益率为1713％，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劳动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33％，可见教育投资具有巨大的投资效益和意义j。Denison则把教育水平提高看做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1／5应归于教育J。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教育有类似出口的性质，即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非教育部门的生产，而这是因为教育部门具有外溢作用。Robert(1988)对教育的外溢作用进行模型化估计，指出教育的内部作用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的作用，而教育的外溢作用稍显复杂。
国内关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文献也很多。厉以宁最早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能力工资”等概念J。周天勇实证分析得出，1952-199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27％。范先佐提出“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的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_8J。沈利生和朱运法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J。蔡增正则利用1965-1990年的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在0．27l__0．422之间¨。崔玉平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El1]。胡永远和刘智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的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一个多百分点1。王家赠发现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教育基尼系数的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王淑芬和王红芹实证分析发现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水平与其发展综合水平呈同向变化_l。综上所述，目前多数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少直接考虑到教育投资外溢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且目前的研究较少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考虑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问题，还有就是区域差异所导致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因此，本研究也基于Feder提出的最初用于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_l，并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
二、理论分析
教育价值最常用的估计就是收益率方法，但是Haveman和Wolfe(1984)的研究结果说明这种方法大约只能捕捉到一半教育价值。因此，本文采用Feder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引。该模型被推广使用于若干领域。在此，两部门是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这样既可以考察教育外溢作用又可以考察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Feder模型的两部门生产方程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为：E=f(L，K)(1)N=g(L，K，E)(2)Y=E+N(3)K=K。+K(4)L=L。+L(5)E和N分别是教育与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L和K分别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下标代表部门，Y是社会总产出。由以上方程可以看出，教育部门产出对非教育部门产出有溢出效应，而社会总产出是教育部门产出与非教育部门产出之和。且Feder模型假设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为：ft／g1=fk／gk=l+p(6)fl，g。，fk，g分别是方程L，K的边际产出，p是两部门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从理论而言，是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零的，而p为负则表示教育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由方程(3)、(4)、(5)和(6)可以推导出：G=(i／Y)+I3GL+kGE(E／Y)(7)其中：=p／(1p)+GE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B是非教育部门产品对劳动力的弹性，入是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G，G，G分别为Y，L，E的增长率，E／Y，I／Y分别是教育投资与国内投资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比率，入是教育溢出与部f-JI~-J生产力差异这两种作用之和。为了分离出教育的溢出与相对要素的生产力差异，假设对于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不变：N=G(LN，KN，E)=E(LN，KN)(8)‘p是教育部门的外溢作用的参数，且：0N／OE=q~(N／E)(9)由(7)、(8)和(9)可得：GY--Ct(vv)+13GL+[p／(1p)+tp(N／E)]GE(E／Y)(10)N／Y=1一ElY(11)由(10)和(11)得：GY=Or(I／Y)+13GL+[o／(1p)-~p]GE(E／Y)‘PGE(12)若对式(12)进行估计就可以分别得出教育外溢作用和相对边际生产力差异的值。
三、经验分析
1．数据说明
本文结合式(12)设定最终估计模型为：GYit=Ot(Iit／Yit)+13GLit+[p／(1+P)一‘P]GEit(Ei／Yh)+‘PGEi+n(13)其中，GG和G鼬分别为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就业人员年增长率和教育投入年增长率，IYi和E；分别为各地区的资本形成额、国内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采用2001-2009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2001—2009各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各个变量都是比例关系，所以都用当年价数值。教育投入采用通用的教育经费支出来代表。
2．实证结果分析
从模型可以看出，非教育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同时期教育部门产出水平的外溢作用，但是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要在一定的年限后才能起作用，即教育的外溢作用具有时滞的。因此，鉴于样本数据时间段，本研究假定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不变的，即该变量的系数是固定不变的，而其它变量的系数是可变。由此，这里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当然，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可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为6．72，概率值为O．15，即在10％显著水平接受原假设，这说明模型更适合随机效应。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教育对经济其它部门的外溢作用由系数‘p来反映，而对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则由来体现，由前面分析可知入=p／(1+p)+G，它既包含了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也包含了两个部门间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而在方程(13)中可以估计出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因此，方程(13)进行估计后，利用估计得到的和‘p值，就可以求出P值，也就可以知道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问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本文对方程(13)估计结果见表l的全国估计结果，此研究主要分析变量系数，因此就不列截距项值。回归方程中变量G的参数估计值‘P是正值，并且达到了0．00的显著水平，因此可以说，当教育产出年增长1％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非教育部门产出将增长‘P％。
研究结果‘p=0．23，与蔡增正对国际资料分析得出的qo值在O．27—_0．42的范围内相比而言，我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与国际上的水平相比是较低的。另外，通过计算可得，P=一0．29，这说明教育部门的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力，而蔡增正通过国际资料分析结果也是与此相类似。而教育部门产出水平低于非教育部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是公共服务的范畴，尤其是义务教育，主要是国家办学，而民间办学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政府有很大的干预权，而政府主要考虑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不像企业那样投入就是以盈利为目标，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为主。为了研究教育部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进行回归。与全国回归模型选定步骤相同，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东中西部都在10％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这说明东中西三大地区都适合随机效应。因此，本研究决定对三大地区都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首先，在实现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是一3．10，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已经能满足社会对公共教育的基本要求了，而且还出现了反效应。
因此，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支出，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教育支出对经济的正外溢作用也是有最大限的，政府各部门的投资都有二个合理的比例且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过多，或是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结果。如2009年，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除天津200多亿元、福建389多亿元以及海南92多亿元外，其余都达到了460亿元以上，其中广东地区已经达到了1166亿元。而我们知道，教育支出是有挤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增加就会减少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支出，而消费、投资等因素都是拉动经济最主要因素。因此，如果地区出现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的支出结构失衡，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另外，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都是侧重于高等教育的投入，而对中等和基础教育的投入还不够，我们知道，基础教育的正外部效应是非常大的，而高等教育相对来说主要是个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更是占了很大比例。且东部分布了大量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育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211院校、985院校和其他一般性院校，这些院校是公共性教育资源特别是财政教育投入的分配依据，最终会形成两级分化。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是无效率的，而中央政府则应当对小学以上的各级教育增加财力支持。
因此，教育支出内部结构的不平等因素可能是东部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外溢作用出现负值的原因之一。其次，从中部到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从1．01减少到0．27，这说明中部相比西部而言，政策较为灵活化，制度较为完善化，市场化进程也比较快。因此，中部地区领先于西部地区，相比而言已经具备一定的体制框架，这无形中加快了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耦合，为教育外溢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通道，从而表现出比西部地区有较高的外溢系数值。另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邻近效应，即邻近地区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社会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力。而邻近效应可以体现在经济层面，即相邻地区由于产业链上的聚集而产生经济聚集效应，而这也进一步要求教育资源在配置上与经济聚集相呼应，也就是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产生溢出效应，而中部相比西部来说更加靠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无形中对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产生了溢出效应。而西部则是主要受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还有就是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资金比西部要充沛的多，而且又没有东部那么过量的投入。如2009年中部地区：山西是332多亿元，吉林是271多亿元，黑龙江是338多亿元，安徽是438多亿元，江西是333多亿元，河南是656多亿元，湖北是451亿元，湖南是506多亿元；2009年西部地区：重庆是266多亿元，四川是657多亿元，贵州是270多亿元，云南是342多亿元，是49多亿元，陕西是380多亿元，甘肃是231多亿元，青海是60多亿元，宁夏是70多亿元，新疆是250多亿元。可见西部地区教育支出总体来说是明显的小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总体又是明显大大小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对经济的外溢作用是明显的正效应，且中部地区快于西部地区。最后，利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估计结果，并通过计算可得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由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性，分别由东部的一0．71、一0．71递增到西部的一0．17，这都说明总体来说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都低于非教育部门。而呈现这种逐渐递增性，是因为从东部到西部，教育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即政府干预的力度是逐渐加强的，而经济的发展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其无形中对教育资源产生的溢出效应是逐渐下降的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教育部门低于非教育部门生产力水平的递增性。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系数是0．23，还没有达到国际上的水平，因此就我国整体而言还要加大教育支出，促进经济的长效发展。但是，基于我国发展的不均衡等因素，我国分区域进行估计后发现，东中西部各地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系数分别为一3．10，1．01和0．27。另外，不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地区，教育部门的生产力都低于非教育部门。因此，从实证结果分析，现阶段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长效发展机制，必须处理好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问题。首先，东部地区在财政资源的配置上，地方政府要确保教育支出，但是不能因为长期投资教育能带来经济的高回报率，就重点发展教育而压缩非教育支出比例，这种做法会削弱经济的长效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