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07:39:02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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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中西方广告文化在外在表征上存在多种差异，中国广告注重精确表达、动之以情、喜用传统文化元素;西方广告则表现为自主推理、寓教于乐、善于艺术化的表达。中西方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环境、公众文化层次、广告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是其广告文化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把握中西方文化广告的差异，并科学理解其成因是高效跨文化广告传播的需要。 关键词：中西方广告;广告文化;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136-03
任何广告的目标消费者和交流对象都是社会人，受经济、文化、受教育程度、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对广告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兴趣点也不一样。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品牌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广告所面对的受众范围进一步扩大，这种背景下，对中西方广告的对比研究越显重要，认识中西方广告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不仅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需要，更是市场拓展、跨国传播的要求。
一、中西方广告差异的外在表现
（一）致敬传统与面向未来
中国广告创作者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比如广告中经常出现书法、水墨、剪纸、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底蕴，独特的魅力，成为当代中国广告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创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可比拟的，中国广告创作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带给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推崇，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对于提升品牌形象和获得受众认可大有帮助。
崇尚科学、勇于冒险、富于幻想和批判精神的民族个性决定西方广告更倾向于面向未来的表现，科幻、UFO、外星人等常常会成为西方广告信息传播的载体，这在以青年人为受众的产品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广告表现可以给受众留下时尚、前卫、炫酷的形象。
（二）精准表达与自主推理
中国广告大都会将广告信息说白点透，不管是为了产品促销还是基于品牌形象塑造，不管是采用说明证明形态还是选择故事情节形态，总是会相对直白精准地向受众表达信息。因此，即使发展到今天，文字仍然是我国广告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因为它有直接说明和准确传情达意的作用。而西方则讲究留白式的自主推理，很多广告都不会直接点破内容，给受众留下足够的空间去体味想象。广告中直接说明性的文字较少，甚至整支广告没有一句关于产品的文案，主要通过情节的设计、画面铺陈或意境的塑造，让受众自己去发现关联，推导和感悟广告信息，进行准确解码。
西方某语言学校的广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小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缸，一条金鱼在里面悠然自在地游着。突然，一只大猫破门而入，朝金鱼走了过去。广告音乐从舒缓变为紧张，鱼缸里的金鱼慌乱起来。正当猫准备扑向鱼缸的时候，金鱼发出了“汪汪”的狗叫声，猫闻声而逃。电视屏幕上呈现画龙点睛的字幕：“学一门外语非常重要”。另一个则更加简洁，一对情侣羞涩地坐在一起，女孩最终按耐不住转身与男孩接吻，男孩却在激吻中瘫软倒地，这一幕不仅吓到了身边的女孩，也惊到了电视前的观众，当最后的标板出现治疗鼻塞的某产品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三）动之以情与寓教于乐
中国广告凸显了中国的内敛文化，重情、重义、关爱他人是广告表现的重要元素。动之以情是中国广告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从亲情、爱情、友情到乡情、同情等，针对特定的受众，附加到匹配的产品中，总会产生屡试不爽的感召效果。
近年台湾大众银行推出一系列情感微电影广告，感人至深，引起了强烈共鸣。其中《母亲的勇气篇》讲述的是63岁的母亲蔡英妹，第一次出国，不会英文，没人陪伴，一个人独自飞行3天，3个国家，3万2千公里，历经波折去看望刚生产完的女儿的故事，让人们为她的坚韧、勇敢和爱而折服。当类似的广告陆续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受众的情感和心灵时，人们开始坚信这是一家有情有义的银行，而对于一家银行而言，没有比获得用户信赖更重要的事了。
相比于动之以情，西方广告创作者更热衷于寓教于乐，一贯崇尚自由开拓、喜欢标新立异的西方人不容易被感情牵绊，却非常享受幽默带来的愉悦。幽默风趣、诙谐逗笑，往往是西方广告创意惯用的手法。在国际广告大赛中，获奖作品中大约三分之二包含有幽默诙谐的元素，有的甚至不惜调侃总统和上帝来传播广告信息。曾在戛纳广告节获金奖的一则平面广告借克林顿的绯闻推销某种治头痛的药品：画面为克林顿头痛的表情，他的太阳穴镶着莱温斯基的照片，广告语为“TYLENOL，特强效力，医治特别头痛的问题”。这种结合现实的幽默既有合理性又有趣味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含沙射影与针锋相对
对比可以直接形象的体现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这一手法经常被运用到广告创意中，即使是主张和谐相处的中国，对比广告也日益增多。但在中国市场，广告中的对比更多是相对柔和的、间接的进行，含沙射影而非指名道姓是最主要的方式。在新盖中盖“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方便又实惠”的广告播放不久，竞争对手盖天力通过各大媒体郑重提示“一天三餐不能一次吃完，补钙也是一样，少量多次，才是科学补钙”，广告虽然没有点名点姓，但是关注补钙产品的消费者也会心知肚明。
西方市场中的竞争性广告更加常见，在具体的表现上也更加直接、明快、奔放，他们更喜欢针锋相对的直接攻击。比如温迪汉堡的广告中，其代言人跑到麦当劳里购买了牛肉汉堡，连咬几口都没见牛肉，开始惊呼“牛肉在哪里”。百事可乐的广告中，小男孩为了能拿到在双层售货机上部的百事可乐，不惜先购买两瓶在下层的可口可乐来垫脚;奥迪的广告简单却有震撼力，宝马、奔驰、沃尔沃和阿尔法・罗密欧四个世界名车的圆形钥匙扣组合成奥迪车标，传达出它集阿尔法・罗密欧的时尚、宝马的操控、奔驰的豪华和沃尔沃的安全于一体的信息。
（五）直接的性明示与艺术的性暗示
性以其独有的神秘感和诱惑力，能轻松获得受众的注意力，广告大师奥格威在多年的广告实践中，把“性”称之为对视觉和思维最具冲击力的三大要素之一，是广告表现中吸引注意力的犀利武器。在注意力稀缺的年代，为了让广告信息脱颖而出，打性元素牌的中国广告已屡见不鲜，大量与性有关、无关的产品都试图以此途径进入消费者眼帘，就像被约束多年的野性突然释放，很多表现大胆又直接，诸如 “**肾宝，他好，我也好”“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等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同时，中国大量的性表现手法广告喜欢借力女色，广告界甚至出现了“广告无创意，美女来顶替”的现象[1]，各种广告中身体局部、动作诱惑等表现随处可见，车展、楼展、商场“秀”等总把穿着性感、风姿百态的女性和展出的商品捆绑在一起。
西方社会在性的问题上相对于中国更加开放，但现在西方广告人运用性元素进行广告创作已经超越了直接的表现方式，为性而性的情形在西方广告中并不多见，大部分作品谨慎而富有技巧，讲究艺术、巧妙的性暗示运用。英国某安全套广告，画面是一只宽大的男式皮鞋和一只小巧的女式皮凉鞋69式倒扣在一起，没有文字说明，只有该安全套的品牌名点缀在一侧，十分简洁，新颖，含蓄而不落“性教唆”的俗套，避免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而目标受众看后则心明意会。
二、中西方广告差异的内在成因
（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广告创作人员，其本身就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和成熟，思想和行为无形之中受到固有文化和以往经验的影响和限制，所以不同文化区域内广告创意人员所创作的广告在整体风格上会有较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广告也往往会更适合本文化区域内公众的接受习惯。
中西方文化因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发展历程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仁、义、礼、智、信和集体主义，“重群体、轻个体”的意识非常突出，多数广告作品带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大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等价值倾向。喜欢营造合家团聚、喜庆温馨的场面，常常将个体的喜好与家人、朋友或集体的价值标准密切相连。非常可乐自豪的宣称“中国人自己的可乐”;荣威W5激情的主张“你不必拥有一辆中国车，但必须拥有一颗中国心”;“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的理由是“身体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麦斯威尔在中国市场的传播也入乡随俗的变成了“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这些都无一不是群体意识的鲜明表现。
而西方社会更追求个人主义，注重人的个性，渴望表现自我，主张独立而非依赖性[2]。深谙此道的西方广告创作者很好地将这一特点反映在广告文化中，强调自由的氛围，更多的塑造个性、张扬自我、追求个人自由、凸显个人价值，从而有效地迎合目标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如耐克的“Just do it”、锐步的“Fit you well”等品牌广告都在诠释着西方的个性价值观。
再比如，“重和谐，持中道”是儒家的处世原则，也是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要达到“和”，需要每个人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论语・尧日》中所说的“允执其中”，这就是我们长期沉淀下来的“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所以，与之对应的中国广告作品也特别重视和谐美、强调统一感。我们也才会看到有为竞争对手进行“广告宣传”的广告主，长沙的华银旺和超市就曾在店门口挂出横幅――“热烈欢迎沃尔玛入驻雨花亭商圈”，这种大气、宽容、友善的形象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自然也成功地实现了品牌形象的提升。
西方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铸就了崇力好斗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广告中常常会表现强烈的征服欲和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丹麦Borsen日报的广告以“新经济，新竞争规则”为诉求点，直接点出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阅读Borsen日报。广告用一组触目惊心的图画演绎了“弱肉强食”的事实，比如羚羊将猎豹叼在口中，雄狮在羚羊的撕咬下悲惨地哀嚎[3]。这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可能过于直接和血腥，但却能赢得西方受众的共鸣和认同。
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了解和把握对广告创作非常重要。首先，广告创作只有迎合社会文化环境和公众文化背景才能避免因文化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传播效果;其次，公众文化背景影响他们对广告信息的接收和解读，迎合公众文化背景才能实现广告信息的顺利传播，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第三，把握公众文化特征才能将文化有效延伸到产品中，成功打造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产品同质化趋强的背景下，文化内涵成为差异化营销的关键。
（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划分也是以经济条件作为主要参照因素。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和不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对产品、品牌以及广告的认识与需要有较大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人均角度来看还有较大的距离。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2013～2014年全球72个国家（地区）月薪排行榜，中国大陆为656美元，仅为美国3263美元的五分之一。现实中，很多产品的绝对价格，比如汽车、电子产品、汽油、肉类、服装等在中西方国家的差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各阶层工作者所获得的报酬与商品价格的比率要比中国高出数倍。比如，一个中等收入美国人的月薪可以买5台iPhone 6，而在中国只能勉强买到一台。
完全相同的一件商品，在拥有不同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地位是不同的，对购买这种商品的动机和心态也有很大差异的。同样是iPhone，在多数美国人眼中它只是个通讯工具，选择时考虑的因素相对较少，而在不少中国消费者心目中却还包含着财富、气质和个性魅力这些概念在里面，这种情况在中小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即使在自身收入不支持的情况下也会购买，所以才会出现卖肾买苹果手机的极端事件。
广告是商业行为，以是否有较好的营销效果为评价标准，而效果的形成取决于能否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公众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意味着中西方广告在策略、创意、媒体投放等方面必然会形成差异。
（三）公众文化层次的差异
广告要产生效果的首要前提是消费者看懂广告，然后才能在自己的判断下决定自己的购买趋向。如果消费者对广告本身都无法理解，所谓广告效果就成了天方夜谭。普通的广告受众不是企业主、不是广告人，大部分情况下广告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对广告的接受大多是无意识状态，几乎没有普通大众专门去钻研广告。所以，广告信息要顺畅的传播，发送者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编码工作，而且还要考虑考虑接受者的解码能力和水平。如果接受者的解码出现障碍，信息的传播就无法顺畅进行[4]。
影响受众接受能力和解码能力最大的因素是受教育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成年人的平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进行了统计分析。当中，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成年人平均接受正规教育均超过12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而我国仅为7.5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我国的相关数据也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930人，不到10%，文盲（15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却超过4000人。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而不同的文化层次就意味着不同的信息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这也意味着中西方的广告创作必须考虑本国受众的文化水平，以他们的接受与理解能力为创作基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各自国家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四）广告发展阶段不同
西方广告在累积了200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后，已进入成熟期。而中国广告业相对起步较晚，特别是二战之后的三十多年，在这个全球工业与科技突飞猛进、西方广告业大发展的黄金阶段，中国广告业却几乎是空白。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广告业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起步的，至今不过三十余年。中国广告很多理论都在借鉴西方的成果，中国广告实践活动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创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起步上的落后，发展阶段的不同也是中西方广告差异的一个原因。
三、结 语
中西方广告在外在表征上有多样化的差异，对这种差异需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广告受众和广告创作者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有限，中国广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因素是客观的，复杂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这决定了中西方广告必然会存在差异，而且会长期存在，同时差异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产品和品牌会走出本土走向国际市场，跨文化广告传播将成为中外品牌的常态。当中，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考虑当地受众的信息接受特点以及中西方广告的差异，从而使广告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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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休闲文化 差异 中西方
Differences of Leisure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an Zhongyu
Abstract:The study of leisure culture is flourishing around China,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business.This paper consists of clear illustration of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leisure culture,including their different etymological meanings,activities,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m.Besides,there are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provided as well.
Keywords:Leisure culture Differences China and the West
【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8-0027-02
1.休闲文化在中西方的定义
1.1 在中国。
“休”是会意字,由“亻”和“木”两部分组成,表示一个人背靠大树歇息。休的本义是歇息,引申义指休假。又引申为完结、停止,再引申作使动用,表示使停止。“闲”是会意字,有“门”和“木” 组成。闲的本义是指设在门口的木栅栏。后引申指范围,常指道德规范。又引申作动词用,表示防范,使不能发挥作用。闲也假借为指一段无事可做的时间。引申指没有事情,与“忙”相对,又引申为安静,还引申为未加以利用,没有使用的。
1.2 在西方。
I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ies,“Leisure” is usually defined as “n.Freedom from timeconsuming duties,responsibilities,or activities.[Middle English,from Norman French leisour,from Old French leisir,to be permitted,from Latin licēr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以休闲和户外运动为主的生活方式,与slowlife互补,使人们在这个快速的世界里,得到放松与心灵的休息。
2.中西方休闲运动
2.1 在中国。
从运动休闲的活动性质来看,中国人以静态为主,如垂钓、观鱼、书法、象棋、气功等;从活动的内容来看,中国人的传统运动休闲活动多是一些平和、悠闲、修身养性的项目,如品茶、太极、养生等;在活动功用方面,中国传统的运动休闲文化重在向内发掘心灵世界,如猜谜、国画等;从健身方式来看,中国的则是从整体着眼,将强心健身与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如放风筝、踢毽子、逛街等。
2.2 在西方。
在西方,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西方人以动态为主,如拳击、击剑、登山、攀岩等;西方人多是从事一些运动竞技项目和具有冒险性质的刺激性运动,如滑雪、溜冰、蹦极、摔跤等;西方重在向外张扬人的个性,如斗牛、探险、长距离游泳、水球等;西方是通过定量化的身体运动来弥补其体力支出的不足。
3.东西方休闲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环境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非常地渴望和平,因此中国人所喜欢的休闲是平静的。而西方多数国家工业非常发达,在市场经济下,推崇竞争和优胜劣汰,所以人们所喜欢的休闲活动也充满了竞争和冒险。
3.2 对待自然的观念不同。
生态(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密切,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决定文化的类型和民族性格,有什么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不同,主要因素在于生态环境的不同。
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张与自然为善,追求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自然之天)人是相通的,倡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说,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所以中国人追求比较中庸、平静的休闲活动。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摆脱了神学的桎梏之后,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宣扬人是自然的主宰,相信人定能征服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因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发达。西方人追求刺激的、挑战自然的休闲活动。
3.3 民族性格的不同。似乎欧美人的遗传基因中有更多“食肉动物”的成分,躁动、进攻、征服、野心勃勃。美国CNN创始人泰德?特纳是一名优秀的海上帆船运动员,也是一名出色的驯马高手,近七十的高龄还自己开飞机上天……;而善良中国人的性格里有更多“食草动物”的特征,内省、安身、守命、循规蹈矩。
3.4 价值观念的不同。
我国以传统的道德思想为价值取向,但并不完全局限在传统思想观念本身,主要表现为中年人的乞求安稳以及老年人比较保守,尤其在我国农村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仍然会延续传统农业社会所沿袭下来的小农生活习惯,省吃俭用,积攒钱财以备他用,同时约束自己的物质享受,在选择休闲时往往会同时考虑到政治观念、法律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生活观念、消费观念以及为人处世观念等等,同时并不认为休闲是必不可少的。具有传统休闲价值观的人往往疲于应付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日益加速的社会变化,休闲潜力被大大削弱;另一类人对物质欲望需求的增长使得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从事更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很多所谓的“休闲活动”其实并不比“工作”省心。他们会很看重预先制定出休闲计划,确立休闲目标,寻找竞争对手,希望掌握特殊的知识和技能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还要有效地利用时间,以期得到最大的收益。于是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总是顾虑他/她是否能把事情做得足够好,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在工作,还是在休闲。这种对休闲的严肃态度使得很多休闲失去了休闲的真正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往往把从事休闲产业的人誉为“亲善大使”,因为他们既运用智慧,又付出爱心,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和技巧传递爱的精神,帮助人们找到真正值得参与的活动,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温馨和美好;使人在休闲中既丰富思想,又陶冶情操;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价值的提升。
3.5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于1995年起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周休两日制,1999年10月起又将法定节假日增加到10天,并通过假期的前后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黄金周,实现了西方国家花了近100余年的时间才达到的水平,人们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加。目前,我国已有法定公休日114天,这意味着我们每年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我国政府对休闲时间和内容的调整和制度性安排,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启动休闲经济的闸门。这种制度性变革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消费结构变化的必然产物。到20世纪末,随着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结构出现了明显升级的特征,恩格尔系数已达0.41左右,居民用于娱乐、教育、健身和旅游等满足精神生活方面要求的支出迅速增加。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休闲有关的产业和行业在供给能力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为休闲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在我国商品市场总体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的增长从供给制约型转向需求制约型的条件下,发展休闲经济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1999年以来的几个假日黄金周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我国休闲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证明了休闲消费对于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4.休闲文化――跨文化交际的几点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人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休闲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几点建议如下:
4.1 中西方相互借鉴。中国人很多传统的娱乐方式可以传于西方,如书法:有人把练书法、绘画比作“不练气功的气功锻炼。”首先,书法讲究意念,练习时必须平心静气、排除杂念;其次,书法、绘画都讲究姿势,要求头端正、肩平齐、提时悬腕,将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上肢,这与气功修炼的姿势极为接近。垂钓:适合垂钓的地方多在郊外,经常到郊外去走走,本身就是一种锻炼;其次,水边河畔,空气清新,能起到镇静、催眠、降压、减轻疲劳的作用。养花:养花不仅可以供人欣赏、美化环境、令人赏心悦目,而且花的香气还能起到灭菌、净化空气的作用。西方也有很多休闲方式可以让中国人借鉴,如旅游:旅游可以使人饱览大自然的奇异风光和历史、文化、习俗等人文景观,让人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同时,置身在异域的风景,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让身心一次短暂的流浪,更能让人获得放松。探险:能够增强素质,提升个人的勇气,个人能力吃苦能力,对人生是很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培养个人的自力更生的能力。蹦极:能最大限度的刺激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能更大的挑战自我。
4.2 广泛接触中西方休闲文化材料。广泛阅读中英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中西方休闲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4.3 转变一些传统的休闲观念。我国加入WTO已成事实。入世之后,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休闲消费市场也不例外。
4.4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充分地理解别人的休闲文化和经历,这对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很重要。
4.5 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交流是必要的,包括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交流,但是没有必要为一些不同点而进行争论,应该注意交流中的语言禁忌。
4.6 平等对待外国休闲文化。没有一种休闲文化比另一种休闲文化优秀的说法。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他们使我们的世界五彩缤纷。对一种文化的评判将会导致偏见和误解。我们要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应该平等对待外国文化。
5.结论
休闲是对生命的积极追求,休闲的意义在于从工作中获得自由。根据上述分析,中西方休闲娱乐各有特点。为了更好地休闲娱乐,中西方应该互相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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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差异；就业期望；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16-02
大学生的消费和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深入了解大学生的消费特征及其差异性，从而透析不同消费水平学生所具有的不同就业期望值和满意度，这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大学生消费及就业的基本情况调查
本次调研共对在校大学生随机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5份，问卷有效率达91%。调查问卷共设计选择题40道，内容包括受调查者基本情况、消费基本状况及就业期望等三个方面。为使调研结果更加全面、客观，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还采用查阅相关资料、个别访谈等方式，以弥补问卷的不足。
1．消费水平总体偏高，且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每月平均花费为581.6元，其中主要集中在300元~1 000元之间，占据总调查人数的79.56%，而300元以下的占6.14%，超过1 000元的占14.3%。学生消费水平受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明显。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行业间存在差异而产生的家庭贫富两极分化也直接作用在学生个体身上。“富”学生与“穷”学生每月消费差竟然超过2 000元，个别学生“炫富”无度，而部分贫困生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证。
2．经济来源和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特点。根据调查，有85.9%的学生生活费完全来自父母，经济上尚未独立。此外，以校内勤工助学、家教、做产品促销员等为代表的兼职收入已成为学生另一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支持力度，各类奖助学金覆盖面广、数额较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一般来说，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在宏观上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其中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代表的生存型消费和以购买学习资料等为代表的发展型消费均属于合理消费范畴。但个别学生盲目攀比、跟风，未能理性思考消费形式是否符合自身实际需要，进而使得过度的享受型消费成为少部分学生的经济负担。
3．就业期望目标呈现多元化，且存在不合理现象。在我们的调查中，选择“先就业再择业”一项是最多的，占到了62.7%，而且不同消费水平学生的选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大学生对在就业目标的选择上有一定的理性度。此外，将近7%的大学生选择“直接创业”，这也显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气与魄力。与此同时，选择“一次性就业”的选择也不在少数。这表明，大学生在就业目标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依然受到“铁饭碗”观念的影响。
4．一些大学生缺乏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目前，大部分高校学生没有自己职业目标和规划。在“你清楚考虑过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吗”一题中51.4%的人对此“只存在模糊的想法和愿望”。17%的人感到茫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有27.6%的人有三至五年的职业规划。学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与之相对应的能力、素质又是什么，大部分学生都是茫然无知，走一步算一步。
二、大学生消费差异与就业期望的逻辑联系
大学生的消费与就业看似毫不关联的两个方面，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大学生的消费水平的高低与就业期望值大小呈正比关系，即消费水平低的学生其就业期望值也相对较小；消费水平高的学生，其就业期望值也相对较大。
如在就业行业期望上，低消费学生期望的行业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传统制造业、服务行业等，选择这类行业的58.7%是每月消费在500元左右的学生。而选择金融业、行政管理等热门行业的学生中，61.5%是每月消费在800元以上的学生。从薪酬期望来看，选择2 000元左右的71.2%是低消费学生，选择4 000元以上的65.3%是高消费学生。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低消费大学生与高消费大学生的选择也有一定差异。低消费学生期望就业城市按比重大小依次是：西部欠发达城市、中部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直辖市、小城镇。高消费学生期望就业城市按比重大小依次是：沿海开放城市、中部城市、西部欠发达城市、直辖市、小城镇。在就业职位类型期望上，低消费学生依次选择为：安全型、创造型、独立自主型、管理型和技术型。而高消费学生则依次选择为：管理型、独立自主型、创造型、安全型和技术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低消费学生的求稳心理，职位满足感较强。而高消费学生对管理型职位如此之高的期望，在短期看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独立自主型职位的期望，我们可以看做是不同消费水平的大学生都有追求自由空间的表现。而在技术型职位所呈现的结果，又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缺乏挖掘自己潜力的意识，对自己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呈现出一种不自信。另从调查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于将来的工作是否与自己专业对口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在乎。一是因为很多大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的感兴趣程度并不如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二是因为从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能找到真正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同学并不是很多，所以影响到了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对于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的期望。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是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
总之，从调查结果可知大多数低消费学生就业期望值相对较小，就业目标相对容易满足；而高消费学生则有较高的就业期望，就业目标实现的难度较大
三、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就业观的路径选择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财和消费理念。针对学生特有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加强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的调查研究，采取专题讲座等切实有效措施，将消费教育与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教育和引导学生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高校可适当的开设“大学生理财”等选修课程，围绕正确认识和运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通过灵活的形式和鲜活的内容对大学生消费和理财行为进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消费意识，以达到教育目的。
2．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以丰富多彩、灵活主动的形式，浓厚的文化及道德氛围，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接受教育。将培养大学生树立良好消费观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设计有关大学生健康消费专题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展板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适当组织学生进行校内外兼职等有偿服务，加强学生的机会教育和感恩教育，利用校园环境影响大学生养成科学理性健康的消费习惯。
3．转变观念摆正心态，不断提高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大学生要理性面对就业形势，平衡心态，学会自己去经营自己的人生。不管是何种消费水平的学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天道酬勤”，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断提升和提高，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作为当代大学生，要用积极的心态看待就业这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就业应当不是什么难事。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动手能力，提高处理事物的能力，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以适应社会。作为当代大学生，不能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才能立足于社会。只要大学生能清晰地认识自我，满足社会需求，在相对公开、公正、公平的就业环境中，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从高校层面来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重视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增强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目前许多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认识不到位，造成专业知识掌握不够牢、不够深、不够广，给将来的求职带来障碍。因此，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要与专业教育结合，结合专业特点针对性地开展专业发展现状、专业前景分析等专业教育活动，提高大学毕业生的竞争能力。
4．树立广义就业观念，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笔者认为，广义的就业概念不同于过去那种非常稳定的职业结构，凡是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参加能够获得一定报酬的劳动就应该算是就业。比如，以“灵活、临时就业”等各种方式从事短期工作，以“不留档案、不落实户口”为特征的非正式就业等等。目前中国一些高校出现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并不单纯是“供过于求”的矛盾，更多的是毕业生就业期望值升高，追求高薪、高待遇，岗位高层次和大城市，而对县以下的基层机构、国有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艰苦行业、西部地区等等愿意去的少。如果就业的内涵只是大城市的“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薪企业”，只愿去当“白领阶层”，这种“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城”的传统观念将使大学毕业生全部滞留在城市，不仅会直接制约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由于毕业生分不出去，影响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所以，大学毕业生必须摒弃旧的就业观，树立起新的择业观。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手段等都将有质的变化，高科技手段将会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将由素质高、能力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作方法的人去做，高学历人才将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家长和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条件好、消费水平高的）必须抛弃陈旧的思想观念，选择到中小城市、到社区乡镇、到中西部急需人才的地区去就业；选择到普通的有一定技术含量或管理要求并适宜发挥自己才智的地方去就业。
参考文献：
[1] 李磊，黄建陵.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与特点透析[J].消费经济，2007，(4).
[2] 刘鑫.大学生不良消费行为分析及对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 王平.大众化高等教育下就业问题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2，(6).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度的不断加快，商务广告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商业的化身，商务广告的措辞是为了让消费者了解其产品的用途和价值，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激起他们的兴趣和欲望并劝说他们购买，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
由于商务广告的特殊性和英汉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商务广告诱导性的实现方法有所不同。翻译中如何传递原广告语的劝导性，成为广大译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拟从英汉商务广告语劝导性的实现方式出发，探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再次实现目的语广告的劝导性。
二、劝导性在英汉商务广告中的不同表现
作为一种呼唤性文本，商务广告对读者内心的经历、知识、感情等一系列个人意念进行呼唤、诱导、启发，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做出反映。其目的性鲜明，最终是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特殊目的，消费者的思维方式便成为广告撰稿人在创作广告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反映在人的思维方式上，便形成了思维方式的差异”[1]，可见思维方式与语言文化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同样，由于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商务广告的诱导性在英汉广告语中的表现不尽相同。具体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
1.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是指不通过具体事物，仅靠概念就进行一系列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由于这种思维需要遵循逻辑规律，因此又称作是逻辑思维”[2]。英美人注重抽象思维，具有较强的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擅长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他们经常用抽象的概念分析事物，从而达到对其理性的认识。结合英语的语言特点，我们会发现英语中表示说明性和功能性的词语很多，而具备形象性的词语却少之又少。同时，英语的表达多使用名词和介词，“还会经常使用大量的涵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词汇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3]。这都表明了英美人善于运用抽象思维，同样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广告多采用抽象的语言形式实现劝导功能。如：
Over 5 million passengers extend their vote of confidence.（海湾航空公司）
“Confidence”本身就是比较抽象的词，让人看不到、摸不着，没有具体的事物可以表达出来。这则广告通过使用“extend their vote of confidence”比较抽象的表达手法，表达出海湾航空的乘客流量大，满意度高，从而让更多的乘客选择海湾航空公司。
与抽象思维不同，形象思维是指事物还没有被呈现出来时，就已经在人脑中形成一种具体的样子。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偏向具体的形象思维，习惯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概念。与纯粹意义上的抽象思维相比，直观经验更易于为他们所接受。所以，汉语表达方式更具体，常常以实表虚，用具体形象解释抽象事物。结合汉语语言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汉语中的字词一般都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比较形象和直观。此外，汉语还善于用动词描述事物，这样不仅使语言显得更具体生动，更凸显出以动代虚的效果。因此，汉语广告的劝导功能，多通过具体的语言形式实现。如：
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海鸥牌照相机）
将照相机比作眼睛，一来是说明该相机的清晰度很高，就像人眼一样清晰；二来则是表明相机像人眼一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比喻，让人能很容易地想到这台相机的功效，同时勾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2.分析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
“英语受古希腊思想的影响，推崇严密的理性思维，具有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的特征”[3]。简单说来，分析性思维是指把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将其属性、特征、本质等方面分开来认识这个事物。他们虽然也会强调整体性，但更多的是整体中的个体，提倡个人主义。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事物的本质不能脱离个体，而是存在于“一般的个体中”，也就是说，个体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方式。这深刻地影响着英美人的思维方式。于是，在英美广告中，多出现“you”，“your”，“me”，“my”等表示个人的词汇或是表达自由和独立的词汇，引起起消费者的共鸣。如：
A Mars a day keeps you work， rest and play.（Mars巧克力广告）
Your world should know no boundaries.（美林证券公司）
汉语因受到儒、道、佛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一般把天地、自然和人类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天人合一”之说，强调思维上的整体性，善于从全局观点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性思维是指在思想上把要研究的对象看做是一个整体，将其属性、特征、本质等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人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迎合消费者的喜好，许多广告也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情谊。如：
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迪洗发露）
念念中秋到，家家好利来。（好利来蛋糕）
3.崇尚科学与崇尚传统
英国位于大不列颠群岛之上，四周被海洋包围。这种特殊的海洋性地理位置，使得英国人更倾向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具有冒险精神。简单说来，英美传统文化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在英美人看来，“探究事物的本质，了解宇宙和世界的起源才是思维的中心”[4]。他们会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会被传统羁绊。这样的文化传统造就了英美人重科学、重认知的思维方式。因此广告撰稿人在创作广告时，更多考虑到的是产品的实用性，这样便能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
A Blend of Taste and Style. A graceful combination precision optics and sleek design，in a compact all-weather body，make it the obvious choice of over 2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Olympus，a compliment of your style.（奥林巴斯相机）
不同于英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儒家思想，更注重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提倡“以德治国”，维护“礼治”，重视“人治”，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思想传统。在解决问题时，中国人往往过分依赖于世人的经验，缺乏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广告语中，也能体现出这种传统，广告撰稿人经常会把“专家”、“皇家”或是“国家免检产品”等称号放在较为醒目的位置。这样一来，不仅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还获取了他们对产品的信赖。如：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优质更超值[5]。
（洗衣粉广告）
三、翻译过程劝导性的实现
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西方广告在传递劝导性方面采取不同的方式。奈达曾提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6]因此翻译商务广告翻译，译者应当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一则广告可能在源语言的环境中十分成功，但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不注意原文预期的目的，也不结合目的语的文化，就很难在目的语国家达到同样的效果。商务广告翻译要以目的语读者为主，采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归化为翻译的基本策略，再灵活使用各种翻译方法。
1.零归化
“零归化”[7]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译法，但在直译过程中，不单指逐字翻译，还包括目的语读者在没有语言文化障碍的情况下，与原文保持语意及形式上的对等。如果通过直译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即可采用这种方法。如：
Bigger than bigger.（苹果手机）
译：岂止于大。
这是苹果公司在推出苹果6系列手机时打出的广告语，由于首次推出大屏手机，于是选择“bigger”来表达该系列的主题，而比较级则更加突出了这一主题。译文“岂止于大”与原文所突出的主题一致，不仅说明此次手机的屏幕越大，其他的功能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更能够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一来便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了。
又如：只为点滴幸福。（蒙牛牛奶）
译：For Every Drop of Happiness.
这是蒙牛企业在2013年首次切换形象时打出的全新广告语，以幸福为主题，给人带来一种美好的感觉，而说到“点滴”，又让人们容易想到牛奶，十分符合蒙牛的企业特性。当时译文为“Little Happiness Matter”，这则广告的译文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但深究起来，却与原意截然相反。“little”在英语中含有否定之意，我们把译文回译成汉语后就会发现是“幸福并不重要”，与原文的含义差之千里。因此，我们在直译过程中不能任意搭配词语，而是需要结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进行仔细研究后谨慎用词。
2.部分归化
当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有些许差异时，即可采用“部分归化”[7]。译者可对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广告的预期效果。具体方法如下：
（1）增补型翻译
这类翻译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把原文内的关键字词进行引申和或是加以解释，深化其意义，从而凸显宣传目的。第二种就是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再加上一个词或是一句话，从而形成对偶或是押韵的句式，使译文更加完美。如：
A diamond lasts forever.（戴比尔斯钻石）
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钻石的这则广告可以称得上是最经典的汉译广告。为了符合目的语消费者的表达习惯，在原意的基础上添加了一句话，一来加深消费者对钻石的印象，二来与前一句形成押韵的句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两句话都在强调钻石有收藏价值，不禁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去购买。
（2）删减型翻译
删减型翻译多用于那些原文写得不够精练、信息过剩的文本，删除那些冗杂的成分，使语言更简练、精确。这种方法在英汉商务广告翻译中比较少见，但有时还是有其作用的。如：
Wherever you are，Whatever you do，Allianz Group is always on your side.（安联集团）
译：安联集团，伴你左右。
安联集团的这则广告如果直译为“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做什么，安联集团永远在你身边”，未免觉得有些繁琐。后半句的“伴你左右”其实已经可以把原文两句话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精练的广告语不仅能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更能激起他们的消费欲望。
3.完全归化
广告本身就是创造性文本，应富有创造力，具有语言魅力和活力。但当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过大，无法传达广告所要宣传的效果时，便可完全改写原文，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告翻译所指的“完全归化”就是“再创造翻译”[7]。如：
It happens at the Hilton.（希尔顿酒店）
译：希尔顿酒店有求必应。
在这则广告中已经很难找到原文的痕迹，若译为“发生在希尔顿”，就会让中国的消费者感觉莫名其妙，无法真正领略到原文的内涵。而译为“希尔顿酒店有求必应”就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种希尔顿酒店服务周到，能满足您所有的要求的感觉。这样一来，自然会有许多顾客前来光顾。如：
Connecting People.（诺基亚）
译：科技以人为本
在这则中文广告词中，已经和原文没有任何关系，基本脱离了翻译的范畴。但译文的可读性和句子的精辟程度与原文不相上下，意境甚至比原文更深刻。诺基亚作为手机生产商巨头，提出“以人为本”表明其充分考虑到了消费者的心理，反而更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四、结语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则好的商务广告翻译不仅能更好地宣传企业及其产品，更能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劝说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商务广告在实现劝导性的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应拘泥于原文，而要根据语言文化差异对原文的非信息成分进行改动。因此，在翻译商务广告时，不仅要保持源语的个性内涵，更要迎合目的语消费群体的文化传统心理和消费观念，使译文接受者与源语接受者可以产生相同或对等的反映，从而真正达到广告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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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家玉，杨贤玉.英汉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反射[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01）：17.
[6]王金明.英汉广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D].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07：31.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WTO时代；企业重组；本土优势；物流系统
自 2004 年 12 月 11 日起，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商业零售企业在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这标志着中国零售企业的发展步入了后 WTO 时代，外资零售企业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并与内资零售企业同台竞技。随着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外国大型零售企业大举抢滩中国，国内同行企业面临严重压力，他们开始了“与巨人共舞”的时代。
一、 后WTO时代的界定
后 WTO 时代并非特殊的时代，它是相对于“入世过渡期”而言。入世谈判时，《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原则是缔约国应遵守一般性义务，然而对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原则，则规定各缔约方需要经过谈判做出具体承诺。李英宣（2006）指出其具体的做法是一国对于弱势产业的开放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即并不是在该国加入 WTO 时完全开放弱势产业，而是在几年后才取消对缔约方进入这些产业的限制，实行完全开放。因此，当这些产业的入世过渡期结束时，该国按照承诺取消进入这些产业的所有限制，实行完全开放，就意味着这些产业真正加入了 WTO，其以后发展的时代被称为“后 WTO 时代”。
二、中国零售业发展的时代划分
自改革开放至今，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零售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根据我国零售业的开放历程，我们可以将中国零售业的发展分为四个时代:
中国零售业发展的封闭时代（1992 年以前）；
中国零售业的半封闭半开放时代(1992年7月―2001年11月)；
中国零售业的入世过渡期时代（2001年11月－2004年12月）；
中国零售业的后 WTO 时代（2004年11月以后）。
2004年6月《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进一步取消了外资在申请资格、经营范围、地域范围和企业设立方式方面的限制，标志着中国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开始。
三、后 WTO 时代中国零售企业发展的 SWOT 总结
在后 WTO 时代中国零售企业既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外资零售企业相比，既有自身的优势，但又存在着劣势。本节将总结这些机遇、挑战、优势及劣势，即进行 SWOT分析。
1.机遇
（1）经济发展对市场的带动和政府的支持
在后 WTO 时代，中国零售企业将面临巨大的零售市场空间。到 2020 年，预计我国 GDP 比 2000 年翻两番，那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平均要达到 9%的增长水平。全面开放前后，国家对于中国零售企业的发展给予了经济和政策上的大力扶持。
(2)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
徐翔(2005)认为在中西部地区的零售市场中，外资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国内零售企业还具有较大的宪法优势。随著外资零售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国内零售企业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抓紧时间完成在中西部地区的商业布局，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威胁
(1)外资零售企业发展速度较快
在 2005 年连锁百强的零售总额中，国有、民营、外资所占比重分别为 45%、32%、23%，与 2004 年相比，外资零售企业所占比重增长了 7 个百分点，并且进入百强的外资零售企业的数量、店铺数量不断增加，外资企业销售增速高于内资企业的增长。在全面开放的政策环境下，外资零售企业的发展显得信心十足。
(2)外资零售企业区域扩张加速
从地区上看，外资企业的扩张步伐开始从一级城市向东部地区的二级城市和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加速发展。从业态经营来看，外资主要集中在大卖场、折扣店、家具建材和便利店，大卖场是外资最强势的部分，对内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最大。
3.优势
（1）中国零售企业在总体份额和区域规模上的优势
从目前内外资零售企业的门店数和销售规模来看，内资零售企业所拥有的门店数和销售规模都胜于外资零售企业。也就是说，外资零售企业可以是“单打冠军”，但中国还是“团体冠军”。在本土区域零售业的“地头蛇”可以通过对各自区域市场的力量整合，最终形成本土内资零售企业在地域和对抗外资扩张中的局部优势。
（2）中国零售企业具有开发农村市场的优势
李英宣认为，从文化方面来看，中国农村市场地处偏僻，因而居民的消费观念受外国商业文化的影响较小，主要受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内资零售企业占有很明显的优势,有利于中国零售企业开发农村市场。
4.劣势
（1）中国零售企业的主力业态定位不明确
虽然中国零售企业在门店总数上多于外资零售企业的门店数，但其单店的规模效益却低于外资零售企业。国内零售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国外企业，不少企业都在70%以上，净利润率却普遍在2%以下,这种高负债，低利润率的情况明显。
从中外资零售企业的业态状况来看，中国零售企业在业态经营中共同的特征是没有自己的主力业态，且业态的定位不明显。
（2）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我国零售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长期脱离国际市场，使中国零售企业自身滋长了满足国内市场经营的惰性及对国内市场的依赖性。此外，相当一部分零售企业对零售业的国际化经营认识不足，特别是受体制的约束，缺乏发展开放型、国际化零售企业的积极性。
四、后 WTO 时代中国零售企业发展的对策
1.国内零售企业重组
面对外资零售业的挑战，对于国内大型零售企业来说，首要的是扩大经营的规模，提升自身发展的速度。如果没有规模优势作保证，没有超常规的速度，在这种态势下，只有强强联手才能合理地为企业发展提速。
在零售企业重组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1）重组规模的适度性
零售企业的重组，是通过产权置换、机制置换、身份置换，以做大为条件，最终实现企业做强的目的，一味地追求规模的扩大，其结果是优势企业失去了优势，大企业被兼并的劣质企业拖垮。因此，笔者认为零售企业的重组应该是一个为做强而做大的过程，即做强是结果，做大是形式。也就是说，追求企业扩大的适度规模应该是以协同效应的最优作为依据，进行全盘考虑。
（2）企业资源中异质性资源的有效组合
格兰特(1995)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了财务资源、物化资源、技术资源、创新资源、商誉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王迎军(1998)认为在上述七项企业资源中， 除了前两项属于对企业有着同等意义的同质资源外，其它资源所含有活性因素使每种资源呈现有差异的形态，即这些资源基本上属于异质性资源。
笔者认为，重组企业要考虑原企业间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异质性资源的有效组合。只有通过技术、品牌、组织能方面的重组，对优势要素进行科学的组合，产生整合效应，才能提高整体的企业经营素质和管理水平的目的。否则，重组就会陷入简单的资产、网点和人员的叠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本的增值。
（3）重组模式的选择
一般来说，零售企业重组的模式主要有兼并、收购和自愿连锁三种形式。除了传统的两种形式，自愿收购近来年也成了应用较多的一种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规模效应，形成优势互补。因此，在重组模式的选择上也应充分考虑企业间的双赢，选取最合适的方式。
2.本土优势的挖掘与发挥
面对外资大举进攻，国内零售企业不仅要看到与国际零售巨人相比的差距，同时还
应看到作为本土企业所具有的地域、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优势，并为己所用。
(1)发挥民族文化和传统老店优势
相对于跨国零售商来说，本土零售商更熟悉本国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和习惯爱好，因此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利用民众对本国习俗和文化的深厚感情，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
石亚楠(2006)认为，在我国，也有一些传统老店(如一些老字号)于长期经营中已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这是一种最具有竞争实力、外资企业所不具备的无形资产，应加大挖掘度，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2)发挥区位优势
在跨国零售集团进入中国以前，中国各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己经基本被本土零售商占据。本土零售业在这些黄金地段“先入为主”，占据了区位优势，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忠诚顾客，形成了成熟的商业氛围，人气指数很高。这种已成的区位优势是一种明显的进入壁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外国企业对这部分区域的侵入。
(3)探索零售业态的突破口
业态的分布是零售业竞争的重要方面，而我国在业态经营中共同的特征是没有自己的主力业态，且业态的定位不明显。因此，需要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零售的业态进行综合分析， 探索零售业态的突破口。
(4)地区间业态的合理分布
岳中刚(2006)通过因子分析法说明了地区间零售业竞争力综合水平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极为一致。徐翔(2005)通过建模计量分析的方式，根据合成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及检验结果，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居民消费模式具有差异性，国内零售企业完全可以选择与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匹配的业态进行发展。
笔者认为，地区间的业态需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发展合理分布，突出地区的主力业态，如像上海、北京这样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可多发展高级品牌专卖店等大型连锁超市等，像湖北、四川、安徽等收入相对较低的省份可以连锁超市作为主力业态。
(5)地区内业态的互补
徐翔通过推导证明了商店的空间分布状况可以通过运输成本影响到商店之间价格竞争的激烈程度。张维迎(1996)也指出空间上的优势可以获得定高价的能力，即空间价格优势。
这就说明在进行商业网点布局时既要注意空间位置，因为这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因素，又要注意运输成本的影响，因为这是影响商品成本的因素之一。
以上的分析为便利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说明了便利店的优势之一。我国零售企业应充分考虑业态互补的思想，细分市场，不与外国企业硬碰硬，而是寻找他们的短板，做足文章。
3.解决物流配送的“瓶颈”
我国连锁零售企业在物流配送方面，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现代化水平低以及物流模式落后等缺点，这些缺点己经成为了制约连锁零售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我国连锁零售企业应树立现代化物流管理思想，认识并利用信息技术，探索适合企业的物流模式，真正提高企业物流整体运作效率，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以下是解决物流配送的相关建议:
(1)连锁零售企业对第三方物流的应用
在物流配送模式上，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力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物流模式。大型连锁零售企业应该采用自建物流网络配送中心与使用第三方物流结合的物流模式，而中小型连锁零售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的物流模式。
(2)共同配送体系的选择
鲍务英(2006)认为，共同配送体系是连锁经营的“神经脉络”。连锁企业通过共同配送的高效运作，将采购供应、验收库、储存保管、配送运输等功能衔接起来。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的阶段，关于共同配送概念的形成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连锁零售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借鉴国外成功连锁零售商的运作经验，借助共同配送。促进发展。
(3)信息技术应用的加强
在物流管理上，我国零售企业应充分应用电子数据交换(EDI)、条形码技术等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连锁零售企业通过对物流管理中信息的有效控制可以使整个供应链中的物流功能和流程得到了优化和整合，可以大大缩短物流信息的传递时间，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客户的响应能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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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6篇
一般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首先考虑距离因素,遵循由近到远、逐步扩大的原则,将市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市场等[1,2]。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通达性水平的提高,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距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相同距离的感受,因交通工具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单纯以距离定市场和营销存在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资源与市场互动的发展模式,在市场定位和营销中,将影响客源市场的其他因素,如旅游景点与客源市场的差异性,文化、经济联系等考虑在内。从游客消费心理的角度分析,游客旅游是体验自然或文化上的新奇,即寻找一种特色旅游产品[3],寻求一种与自身的差异。因而,差异性越大,新奇的感觉越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强。因此,旅游产品文化属性或自然景观的差异性是吸引多层次游客,激发其旅游动机,带动市场发展的基本要素,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如何利用差异定位,突出自己,促销自身的客源市场,笔者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旅游区的市场营销中作了初步的尝试。
1沙坡头景观特点沙坡头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是宁夏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1956年,中国建设第一条穿越大沙漠的铁路———包兰铁路,采用了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麦草方格固沙法,有效地制服了沙害,保障了铁路运行的畅通无阻,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旅游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被黄河阻断,不仅在景观上形成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特景观,而且沙坡陡峻,其高差100多m,东西长延伸1km,“沙坡鸣钟”为我国四大响沙之一。
在沙坡头很小的空间内,形成了大漠、黄河、长城和古丝绸之路等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历史的载体,是其他任何一个沙漠旅游地、黄河旅游地或长城旅游地所不能比拟的。1984年,沙坡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列为全区首批开发的旅游区之一;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内首家部级沙漠自然生态保护区,同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环保500佳单位”;1998年,中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00家生态示范县之一;2002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但是,多年来沙坡头的游客数量一直徘徊在20万～30万人次,与其作为西北地区垄断性旅游产品的地位不相称。游客规模偏小,客源市场过于依赖宁夏(约占40%),长线游客份额小,游客消费水平低,导致旅游经济效益低。因此,扩大游客规模和改善客源结构是中卫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
2游客抽样调查及结果分析2001年,笔者对沙坡头、寺口子进行了游客抽样调查,对游客的来源、年龄、职业、性别比例、收入情况等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目前客源地区来看,宁夏、甘肃、北京位居前三名,宁夏游客占4012%、甘肃占1419%、北京占713%、陕西占618%,而其他地区的游客共占3018%。从表1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在远地市场,与客源地景观差异和交通的通达性是决定性因素。远地游客集中在与该地区景观有较大差异的北京、广东、上海、四川等地区。从单项调查指标可以看出,以上地区游客对中卫印象“比想像的好”,认为物有所值的高达98%,而来自本地或周边地区的游客对中卫的印象“与想像的一样”占50%,充分证明了这种“差异”的吸引力。该市场虽然距中卫空间距离普遍较远,但经济发达,只要时间允许,又有方便的交通,游客的旅游行为便成为现实。
(2)由景观差异形成的远地游客是中卫旅游发展的核心,这个增长点具有巨大潜力。在调查中发现,80%的长线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沙坡头和大漠景区;70%的本地及周边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新开发景区寺口子。这一方面反映了大、中、小尺度游客的旅游行为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地及周边游客偏向于寻求新的目的地,对旅游区的等级不太注意。面对周边地区激烈竞争,寺口子等产品在宁夏并不具备垄断性。游客对中卫了解太少,表明该市场通过促销,还有迅速发展的潜力。
(3)中卫旅游市场面向全国,辐射范围较广,但其客源主要分布于区内及周边省市,我国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客源占一定份额。(4)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周边省(区)的客源中,距中卫市1000km半径的区域内,游客占70%以上,这说明客源集中于中、近距离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出游距离衰减规律,并且衰减速度较快。在非铁路、公路干线通过的地区,衰减速度更快,且在各个方向上的衰减速度不一致。
3市场定位与营销
3.1市场定位———反差市场根据调查可以确定,最具潜力的客源市场是在地理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该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华北(含北京、天津)、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即“反差市场”。这些地区以亚热带湿润、暖温带湿润气候为主,以海洋、平原、水乡、湖泊景观为特点,与该旅游区的大漠、黄河等自然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该旅游区特有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长城烽火、丝路古道”的苍茫雄浑景色,与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意境完全不同,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都市文化,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氛围也截然不同。加之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使外地游客到此有异域感受和全新的经历。这种差异吸引上述地区游客到中卫旅游。这些长线路市场正是中卫客源市场的增长点。根据通达性,可分为4个目标区域。
3.1.1京津地区是国内旅游三大客源地之一,北京人的旅游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更接近国际潮流。北京集中了最多数量的外企员工、白领阶层、IT从业人员、文化艺术界人士、富有的商界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节、跨国公司驻华人员,他们是旅游市场上的高消费群体,也是高价值群体。中卫有京包铁路、包兰铁路与北京相连接,同时北京至银川有直达列车和直通航班,交通较为方便。但目前北京游客仅占中卫游客的7%～8%,开发潜力较大。
3.1.2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的14个城市,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上海有经宝中线途经中卫直达银川和乌鲁木齐的列车及直通银川的航班,但车(班)次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今后应在加强促销的基础上,开设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
3.1.3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佛山、肇庆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广东是客源大省,只要目的地的产品有吸引力,可以成为一个相对重要的市场。珠三角至中卫距离远,目前没有直达银川列车,但广州到西安、兰州都有直达列车和航班,因此该区应与西安、敦煌等景点联合促销,机会成熟后还可加开旅游包机或旅游专列。对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开拓,可先从广东做起,再延伸到香港、澳门。
3.1.4西南地区主要指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该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受地形影响较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偏高,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秋季多雾,植被条件好,山青水绿,与干旱少雨、沙漠和荒漠化的西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游客调查显示,来自该地区的所有游客对沙坡头的印象“比想像的好”,说明这种差异的震撼力,同时也表明中卫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产品信息还不平衡。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密集,是距离中卫最近的反差市场,通过宝中铁路、宝成铁路相连接,交通较为方便。如能加大促销,解决交通问题(如开通旅游专列或包机),估计市场份额会大幅度攀升。
3.2营销措施
3.2.1塑造差异性旅游形象旅游产品不仅要有特色,还要有能体现该特色的旅游形象,用富有魅力的语言把产品最具吸引力的亮点、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出来。针对旅游区反差市场和大尺度空间旅游行为规律的特点,在营销的每个方面应当突出地区特点,在客源地确立能代表景观差异和客源地反差的促销口号,确立有针对性的营销口号,强化大漠景观、大漠与黄河零距离组合的特殊景观,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望长城烽火,走丝绸之路,观长河落日,看大漠孤烟;沙坡头———中国沙漠旅游基地;沙坡头———国际滑沙旅游中心等,以提升潜在游客的旅游动机。
3.2.2细分市场和媒体选定反差市场后,加强对每个市场结构的研究,确定最可能到中卫观光和度假的消费者群体,作为促销的目标。如广州市的潜在游客可划分为市民阶层、外企白领、外商、大中专学生等,集中促销,力求实效;根据目标群体的生活习惯,选择目标群体主要或经常接触的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途径,有针对性地促销。如北京有面向青年人的《北京青年报》,面向普通市民的《北京晚报》,面向自驾车者的交通音乐台或文艺台等,即细分目标群体对报刊、电视频道、电视节目的偏好,进行促销。同时,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推出不同的产品线路。
3.2.3叠加促销,滚动发展针对客源市场区域空间大、人口密集的特点,运用传统商业促销AIDA的效应过程,即注意(Attention)、兴趣(Interest)、购买欲望(Desire)、购买行动(Action),制定旅游促销计划,能取得较好效果。消费者每日接触大量广告,真正能够进入脑海的是那些反复多次并能吸引其注意的信息。根据中卫的反差市场空间———目标区域以及目标群体,制定年度促销计划(表2)。首先对某一空间区域具有带动性的城市或游客群体进行促销,如华北地区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市、珠江三角洲的广东、西南地区的四川等;每启动一个市场,连续促销三年,形成叠加促销之势。如此滚动若干年,可望形成广泛的市场覆盖面。超级秘书网
4结语
(1)差异性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自然条件或资源的不同,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巨大反差,或兼而有之,正是这种差异性形成了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2)“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然而特色是相对的,某旅游区的特色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独有的,而在另外一个空间内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寻找与旅游产品“特色”相对应的市场空间区域,即在“市场定位”中,不单纯按距离,还要根据产品特色或差异性进行市场空间划分。
(3)在一个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中,应首先通过系统分析、游客抽样调查等方法确定在某一市场空间内的垄断特色,即旅游区的供给条件。在强调产品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明确与地区特色相对应的细分市场。加强对目标市场的规模、特点和结构的认真分析,发现客源市场的规律,然后打造反差效果强的旅游形象,采取有针对性的促销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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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22―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40371036)
[收稿日期]2006―07―01；[修订日期]2006－11―01
[作者简介]彭顺生(1958－)，男，汉族，湖南宁远人，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史。
西方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关注人类的休闲生活，并开始了对休闲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休闲游憩的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休闲游憩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产生了一批专门论述休闲游憩的研究成果。王雅林、董鸿扬是中国较早关注休闲问题的学者，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闲暇社会学》一书。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周边旅游逐渐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吴必虎等在对上海市郊区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城游憩带(ReBAM)理论，对城市周边旅游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发表了数篇论文，初步建立起规范研究的框架。
遗憾的是，尽管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居民以城市周边为目的地的近距离游憩日益增长，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城游憩行为、游憩带的空间结构、游憩理论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还存在着内容上深度不够、地域范围上局限于中国东部、东北部或北部某个大城市如上海、长春、北京等不足。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南方最著名的三个休闲游憩城市――穗港澳城市居民的环城游憩行为进行研究，更无人用比较的方法揭示三地居民在环城游憩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行为差异，因此，对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进行研究，揭示其差异，分析差异的成因，不仅有助于深化国内游憩研究，而且对促进穗港澳三地游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调查。实际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10月1日－5日，调查地点在广州；第二阶段为2005年10月10日－15日，调查地点在香港；第三阶段为2005年10月25日－29日，调查地点在澳门。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每地共散发“调查问卷表”500份，广州收回有效问卷434份，回收率为87％，香港收回有效问卷412份，回收率为82％，澳门收回有效问卷423份，回收率为85％。
1 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之差异
穗港澳居民在环城游憩中所显现出来的行为差异，既反映在出行率、出行频度、出行目的上，也体现在对游憩类型、游憩设施的选择上。
1．1 穗港澳居民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比较
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是反映居民外出游憩是否活跃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三城市出行数据进行处理和汇总，我们发现，无论是休息日还是工作日，三城市居民的出行活动都十分普遍，80％以上的被调查居民都发生过出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本研究最初抽样时就偏重有就业者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国南方城市居民活跃的出行特点，但三城市在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从总体上看，港澳的出行率比广州更高(见表1)，但出行频度却不如广州。(1)休息日三城市的出行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广州被调查居民的出行率为80．4％，与港澳相比，分别相差9．8个百分点和9．3个百分点。(2)工作日出行率也有差异。澳门最高，香港次之，广州市最低，广州与前二者分别相差8．3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这说明港澳城市活动的日间节奏比广州更强烈。(3)出行频度不尽相同。据有关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出行次数平均为1．5次，广州被调查居民的平均出行频度比平均数稍高，但与港澳比较，则显得较低。在休息日，广州居民的日出行次数平均比香港低0．29次，比澳门低0．45次；在工作日，澳门居民的日出行次数最高，即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92次，其次是广州居民，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89次，香港最低，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41次。
1．2穗港澳居民出行目的比较
出行目的反映人们外出游憩的偏好，穗港澳三城市居民在出行目的方面也不尽相同(见表2)。
其一，从出行的单目的性看，无论在休息日还是在工作日，广州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都非常显著，这与中国内地其他城市情况大体一致。与港澳相比，尽管在工作日三地差别不大，但在休息日．三地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广州有90．5％的居民出行活动为单目的性，比香港高出13．9个百分点，比澳门高出10．7个百分点。
其二，从出行的多目的性看，在工作日三地居民差别不大，在休息日三地居民出行的多目的性差距有所拉大，广州居民有44．8％出行活动带有多目的性，比香港高出10．6个百分点，比澳门高出11．3个百分点。
其三，从出行的目的构成看，含“通勤(工作)目的”出行的比率，工作日澳门最高，广州最低；休息日广州最高，澳门最低；含“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都最高，工作日澳门最低，休息日香港最低；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工作日广州最高，香港最低；休息日香港最高，澳门次之，广州最低；含“工作一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都最高，港澳差别不大；含“休闲一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也都最高，港澳差别则不大。
注：W－工作，s－购物，H－回家，R－休闲。
1．3穗港澳居民游憩类型的选择比较
广义的游憩通常包括所有在闲暇时间里进行的活动，但不包括此间从事的某些责任事务，如加班、第二职业、在家从事研究和各种家庭内务等等。根据游憩活动性质和所使用的设施类型，可将游憩活动粗略地划分为8种类型：家庭游憩(看电视、阅读、听音乐、园艺等)、社交游憩、文化艺术游憩、运动游憩、休闲保健游憩、娱乐游憩、非正式户外游憩、过夜休闲旅憩。考虑到游憩与旅游一样，必须有空间的移动，因此，本文将不考虑家庭游憩。
表3显示，在闲暇时间里，三地从事娱乐游憩居民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其中香港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比例为34．7％，比澳门和广州分别高出2．8个百分点和6．4个百分点。
其次是休闲保健游憩。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休闲保健的游憩居民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了20％。其中香港最高，为29．3％，澳门次之，为26．7％，广州 为20．2％。这表明三地作为工作节奏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为调节紧张的工作压力，城市居民在闲暇时间里更倾向于以娱乐、保健为目的的游憩活动。
处于中间比例的是运动游憩和非正式户外游憩。港澳被调查居民从事此项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相差不大，均在20％以上，其中香港为23．2％，澳门为20．5％，而广州只有16．4％。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香港被调查居民该项游憩的居民比例为27．8％。比澳门和广州分别高出2．1个百分点和12．5个百分点。
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社交游憩、文化艺术游憩和过夜休闲游憩。在社交游憩和文化艺术游憩方面，三地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广州被调查居民从事社交游憩的人数比例为13．2％，比香港和澳门分别高出3．8个百分点和4．9个百分点。从事文化艺术的人数比例为10．3％，比香港和澳门分别高出1．8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三地从事过夜休闲游憩的人数比例港澳与广州相差较大，香港为19．4％，澳门为16．5％，分别比广州高出12．3个百分点和9．4个百分点。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澳门是弹丸之地，澳门居民周末度假，主要是在其“后花园”――珠海进行的。
1．4穗港澳居民游憩设施选择比较
游憩设施的选择反映了旅游者的爱好与这些爱好者的背景，也是反映城市居民游憩行为的重要因素。由于诸多因素作用，穗港澳三地居民在游憩设施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穗港澳三地居民对游憩设施的选择主要集中于文化场所(含文化景观所在地、博物馆、文化中心)、公园(含市内、郊区公园)、运动场所、娱乐场所、休闲会所6大块。
文化场所是居民进行文化游憩活动的重要地方。穗港澳文化场所都比较多，以文化景观为例，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既有纯粹中国或外国式的，也有中西合璧的。这些类型多样又各具特点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外来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对三地居民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调查发现，三地居民对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却不尽相同(见表4)。在广州，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历史文化景观”的人最多，占被调查居民的41．4％，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却最少，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17．8％和21．3％；与此相反，闲暇时间广州被调查居民选择参观“宗教文化景观”的人却最少，只占15．8％，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却比较多，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37．1％和34．0％。在广州，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建筑文化景观”的人也相对较多，占被调查居民的36．3％，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数比例一般，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9．4％和31．2％；有趣的是，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闲暇时间选择参观“民俗文化景观”的人数比例大体相当，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7．6％、28．5％和29．1％，表明港澳同胞对中华民俗依然抱有极大的兴趣与热情。
公园是城市居民极为重要的休闲游憩场所，在穗港澳三地不仅大量存在，而且类型多样，由于种种原因，三地居民赴公园游憩时在公园类型的选择上有着一定的差别(见表5)。
在广州，城市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综合性公园，如白云山、越秀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45．2％；其次是动植物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2．3％；接下来依次是郊区公园、娱乐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5．8％和25．7％；最后是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3．1％和21．6％。香港则不然，城市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娱乐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45．4％；其次是郊区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8．4％；再次才是综合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4．7％；排在后3位的依次是动植物园、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9．1％、24．9％和21．4％。澳门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动植物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2．5％；其次是综合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28．9％；最后依次是郊区公园、娱乐性公园、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2．7％、21．5％、21．3％和20．8％。
运动场所也是城市居民开展休闲游憩的重要地方。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选择运动场所方面也有差别(见表6)。在广州，有1／3左右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有25．8％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游泳场，有12．6％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篮球场，只有不到1／10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这表明在广州与中国内地城市一样，最受欢迎的运动是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高尔夫球虽然早在开放改革以后就已传人广州，但仍未达到人们普遍欢迎的程度。港澳情况则不然，尽管两地回归后，受中国内地影响，人们对羽毛球和乒乓球热爱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回归之前，参加这两项运动的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但所占被调查居民人数比例仍未达到20％。而选择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人数比例却大大高出广州，其中香港选择网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9．1个百分点，选择高尔夫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12．8个百分点；澳门选择网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7．8个百分点，选择高尔夫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11．1个百分点。
娱乐场所是最受现代城市居民欢迎的游憩之地，在国际化大都市穗港澳亦然，但三城市居民在娱乐场所类型的选择上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对娱乐场所的选择，从表7可知，香港有31．9％的人喜欢到娱乐场所休闲游憩，如参与、到赛马场赌马、赴澳门娱乐场所等，虽然长期以来澳门本地人是不参与的，但近些年来，随着澳门人观念的改变，调查显示，已有17．3％的澳门人开始介入，中国大陆虽然明令禁止，但调查也显示，有7．3％的人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娱乐活动，如参与地下、打麻将变相等。随着普遍休闲社会的到来，穗港澳三地居民到沐足店、按摩室、桑拿房的人数比例虽然较以前都有一定的增长，但差异仍然存在。表8显示，广州居民比港澳居民更喜欢沐足休闲，在被调查居民中，广州有近30％的人喜欢去沐足店洗脚，港澳则只有20％左右；喜欢按摩的人数广州也分别比港澳高7．9％和9．7％；但桑拿的人数比例广州却不如港澳，分别比港澳低14．2个百分点和12．3个百分点。
2 穗港澳居民游憩行为特征差异形成原因探析
穗港澳城市居民之所以在属性特征和游憩行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现实的原因，也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2．1 穗港澳居民属性特征差异形成的原因
造成三城市居民在属性特征方面的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穗港澳在自然属性特征方面之所以存在差异，即出现广州青年群体外出游憩所占比例 比港澳大而中老年群体外出游憩却明显少于港澳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三地年轻人竞争压力的程度不同，影响到外出游憩的人数比例。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港澳年轻人即使在节假日也必须进修学习和加班加点工作，否则将会面临失业的命运；广州年轻人虽然在市场经济重要条件下也面临着竞争的压力，但由于“铁饭碗”仍然在行政、事业、科研及其他一些单位存在，因而相比港澳年轻人，竞争压力相对要小得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外出从事游憩活动。二是与工作日制度有关。广州早已实行“五天工作日制度”，广州年轻人可以利用周末从事郊游或比较费时的休闲游憩活动，如度假等活动，而港澳目前仍然实行六天工作制。三是休闲观念不同。港澳不少中老年人都是百万富翁，据有关统计，仅香港就有27万多人是百万富翁。这些人不仅有经济实力消费，而且由于休闲消费观念普遍比广州中老年人强，因此，外出游憩的人较广州多。
造成穗港澳在经济属性特征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香港作为自由港，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就已经腾飞，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而工资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内地，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工资一直很低，虽然改革开放后，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工资一升再升，但由于原工资基数太低，因而与港澳相比，仍然维持较低的水平。此外，香港人历来奉行“工”字不出头的信条，因而经商、办产的“老板”特别多。这些大大小小的香港老板凭借优越的经济环境和本身的精明强干，获得了丰厚回报，赚了不少钱，广州则不然，尽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老板，产生了一些百万富翁，但由于受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制约，与香港相比，老板的人数仍然少得多，得到的回报也不如香港老板多，因而高收入的人数不如香港多。
穗港澳在文化属性特征方面出现差异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早，经过百年沿革特别是近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教育，当时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少，但由于香港历届政府积极推动港人赴外留学，并积极引进高学历人才，因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比例较高，而由于“”影响，广州的高等教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但真正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近几年的事，因此，造成了高学历人数比例比香港低。
2．2穗港澳居民出行率、频度与出行目的差异形成的原因
在出行率方面，港澳居民的出行率之所以在工作日比广州更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港澳居民工作节奏比广州快，由此导致港澳居民的出行率比广州更高；二是在港澳有不少居民为尽早发财致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经常加班加点，或身兼数职，以便多赚点钱，生活得更好些”。这便增加了居民的出行率，而广州则不然，虽然也有居民同时做两份工作，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故出行率不如港澳。港澳居民的出行率之所以在休息日比广州也高，除了港澳居民的休闲观念比广州居民更强外，这与港澳依然实行六天工作制也有着一定的关联，因为一星期工作六天的港澳居民比一星期只工作五天的广州居民在休息日有着更强烈的外出休闲游憩的欲望。而在休息日，广州与澳门居民出行频度比香港高，主要原因在于两地的游憩设施大多集中在市内，且城市面积不如香港大，居民外出游憩的空间距离相对比香港居民的外出游憩的空间距离短，外出游憩的次数也相对少一些。
造成穗港澳三地单目的出行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广州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比港澳强，原因在于广州市居民在工作日上班、休息日休闲的特点；二是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在工作日广州最高，这既受老年人比例较高的影响，也与广州是优秀旅游城市有关。近年来，广州市的广场文化、休闲活动等的大面积持久展开，已经对市民的日常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休息日，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则相反，港澳明显比广州高，那是因为港澳人普遍信奉“拼搏为享受”的人生哲学，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辛苦来自在”，意思是说“辛苦赚钱为了舒服地享受”。至于穗港澳三地多目的出行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与游憩设施的空间组织与结构相关，当城市地域扩展并且功能区分化后，居民的多目的出行自然会上升。广州居民多目的出行较多与其城市结构的单中心模式密不可分，而港澳的组团式布局则是多目的出行较少的主要原因。
2．3 穗港澳居民游憩类型选择差异形成的原因
虽然三地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人数都比较多，但相对而言，香港、澳门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比例都比广州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观念上的差异所致。在港澳，打麻将、打扑克耍钱或赌马、赌狗、赌波(球)、玩机均被视为正常的娱乐活动，而在中国这些活动则被视为非法的活动，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造成了港澳两地居民与广州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人数比例有着一定的差异。二是法制上的差异所致。众所周知，在澳门是合法的，虽然长期以来，澳门居民并不参与，但近几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截至2005年，大约有20％的澳门居民开始直接或间接介入娱乐。在香港，虽然禁止“非法”，但允许“市民在政府法律的指引下或保护下进行合法，”因此，参与娱乐游憩已成为今日香港大多数市民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澳门赌客中，港客与外国人之比为8：2，而广州则不然，政府是明令禁止居民参与的，而由于娱乐游憩活动有不少是娱乐，带有性质，因此，城市居民，尤其是有公职的城市居民不敢贸然参与娱乐，即便暗地参与了，被调查者也不敢承认，而是加以隐瞒，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广州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人数比例不能与港澳相比。
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休闲保健的游憩居民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了20％，但港澳分别比广州高出9．1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人数比例的差异。港澳富人比广州多，因而从事高消费休闲保健游憩活动的人数也相对较多；二是消费观念的差异影响了人数比例。在港澳富人们看来，“享受消费是显赫地位的象征”，他们有句口头禅：“你去边处威”(广东话，意为“你到什么地方去炫耀自己)；广州居民一直恪守“节俭”的美德，虽然近年来消费观念有所变化，但在消费观念上仍然比较保守，如果不是朋友请或公款消费，一般情况下广州居民不会到休闲保健场所消费。三是港澳居民比广州居民更看重身体保健。在一般港澳人看来，虽然赚钱很重要，但“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其重要性远不及身体，因此，闲暇时间的休闲保健便成了港澳人重要的生活内容。
穗港澳居民之所以在从事运动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与三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港澳居民非常喜爱运动，尤 其是各种球类运动，这已经成为港澳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港澳，网球运动、保龄球一直非常流行，港澳回归后，受中国羽毛球、乒乓球队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影响，从事这两项运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广州居民虽然近十多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喜爱运动游憩的居民也越来越多，但尚未形成一种风尚，更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运动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不如港澳。
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环境影响。香港是山城，引人入胜的优美山径随处都是，许多住宅区附近都可以登山晨练。香港郊野公园众多，约有近20处，且这些公园依山傍海，风光旖旎，康乐设施齐全，是野餐、海浴、垂钓、散心的好去处，因此，香港居民到海边、郊区、爬山、野炊等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特别多。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城内亦有东、西望洋山、妈阁山、望厦山、螺丝山可登，加上三面环海，海边风光秀丽，且距城市中心较近，因此澳门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也比较多；广州虽然城内有白云山、城郊有帽峰山，但距海边却较远，因此到海边游憩的人数较少，这就制约了广州市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二是与三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联系。受中西社会的影响，港澳的生活方式虽然复杂，但最主要是“生活上的自由”，在此种观念支配下，港澳居民崇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户外游憩生活，由此导致了两地居民从事户外游憩的人比较多，而在广州，虽然人们也逐渐对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感兴趣，但更多的则喜欢呆在家里，从事看电视、打麻将、玩扑克等家庭休闲活动。
2．4 穗港澳居民游憩设施选择差异形成的原因
在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方面，三地居民对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广州自近代以来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发生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件，使广州拥有一大批历史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文化内涵丰富，爱国主义意蕴深远，随着“红色旅游”兴起，这些令人崇敬的景观自然成了广州居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港澳虽然自近代以来曾是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不少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也曾在此进行过一系列活动，但由于客观条件局限，留下的活动遗址和历史文化景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不能与广州相比，更未出现大陆特色的“红色旅游”，因此，在港澳，选择历史文化景观作为游憩之处的人相对较少。
与对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截然不同，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宗教文化景观的港澳居民明显比广州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穗港澳三地居民信奉宗教自由的程度不同。在港澳，居民享有绝对的宗教自由，尤其在澳门；广州虽然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一样，提倡自由，但宗教自由的程度不如港澳。二是信奉宗教的人数比例不同。据有关统计，在香港，各宗教可统计人员为120多万，约占港总人口20％以上，在澳门，信仰宗教的人数特别多，约占澳门总人口的86．13％，而广州信仰宗教的人数则不到5％。三是宗教场所的数量差异较大。在香港，基督教在整个香港共有教堂700多处，佛教在整个香港共有大小寺院、莲社、精舍400多问，道教在整个香港有道院、仙馆100多处。此外还有供回教徒日常礼拜的清真寺多处。澳门的宗教场所不仅较多，而且不少名胜古迹与宗教有关。在新评出的“澳门8景”中，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占了3景。广州的宗教场所相对较少，据统计，广州现有“20问佛教寺院”，“数十间尼庵”，道观3间，清真寺2间，基督教堂9间。上述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选择宗教文化景观设施时的自由。
在对公园游憩设施的选择方面，广州人之所以首选综合性公园――自云山、越秀公园，主要由这些公园的自然与人文内涵决定的。白云山是广州市的肺，空气新鲜、名胜古迹甚多，自宋以来，一直名列羊城“八景”之首，加上近年来在景区新建不少公园(如云台花园、生态公园等)和新增不少娱乐休闲设施，因而对广州市居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越秀公园作为广州标志性公园，园内有广州城的象征――五羊石雕像，还有古老的明代城墙和有“五岭之南第一楼”之称的“镇海层楼”(现为广州博物馆)，加之园内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湖水荡漾，在历年评选的羊城“八景”中也榜上有名，因而也是广州市居民闲暇之余游憩的最佳去所。香港城市居民之所以外出游憩首选娱乐性公园――迪斯尼乐园，一方面由于其刚刚落户香港，对香港市民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迪斯尼乐园富有刺激性的娱乐内容以及较高的科技含量，对香港市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至于澳门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动植物园，那是因为澳门作为弹丸之地，既无较大的综合性公园，也无占地广袤的郊野公园，适合家长带小孩游憩的二龙喉公园，理所当然地成了澳门有小孩的居民游憩首选。
在运动场选择方面，广州居民之所以选择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较多，除了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受到不少居民的喜爱之外，中国羽毛球和乒乓球队在世界性竞赛场上连连获胜，也极大地刺激了广州市民，成了他们积极参与这两项运动的动力。而在港澳，选择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人数比例之所以高于广州，除了港澳开展这两项运动比广州早、场地设施比广州多外，港澳居民人均收入普遍比广州居民高，也是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娱乐场所的选择方面，穗港澳之所以在娱乐场所的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三地政府对娱乐不同的态度与政策外，三地居民渴望发财致富的心态不同，也是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一般而言，处于剧烈竞争下的港澳居民比竞争相对平和的广州人更渴望一夜暴富，而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满足那些急于发财致富的急性子人而设的。
穗港澳居民在休闲场所的选择方面之所以存在着差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广州，沐足、按摩的价格相对桑拿要低得多，因此，受价格的影响，经济收入不如港澳的广州居民，在闲暇时间，多数人选择了沐足、按摩；港澳则不然，价格对他们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此，闲暇时间蒸桑拿的人数较多；二是受观念的影响。广州与中国内地其他内地城市一样，仍有不少人仍视桑拿房为不健康的场所，甚至当作黄色场所，对桑拿望而却步；港澳居民一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桑拿与沐足、按摩一样是消除疲劳、放松心情、有益健康的休闲活动。
综上所述，随着21世纪普遍有闲社会的到来，休闲游憩理念在穗港澳三地居民中迅速传播开来，环城游憩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由于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穗港澳居民在从事环城游憩的过程中，无论在出行率、出行频度、出行目的，还是在游憩类型、游憩设施的选择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用比较的方法揭示这些差异，有助于把握三地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的基本特征，促进三地游憩业朝着相互借鉴、互相促进的方向健康发展。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法跨国婚姻；文化障碍；婚姻动机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4-0089-04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发展，中外跨国婚姻现象日益普遍，中法跨国婚姻也随之日益增多。自从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中法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近年来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更是为中法关系添光添彩，也创造了越来越多中法交流的机会。辜鸿铭曾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过：“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拥有一种和中国人共通的“非凡的精神特质”[1]。中法两国分别是东方与西方文化、文明的主要代表，中法两国不同的文化特色会引发中法跨国婚姻出现种种的障碍，表现在诸如婚姻动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冲突。寻找解决中法跨国婚姻障碍的有效对策，既有利于促进中法跨国婚姻的和谐，又有利于促进中法文明乃至世界各国文明的互动与共荣。
一、中法跨国婚姻中的文化障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法国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中法两国文化、文明的民族性、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性无疑是无数中法年轻人相互倾慕、相互吸引的重要原因。但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法年轻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后，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文化的差异性，障碍就会产生。中法跨国婚姻中的文化障碍主要表现为婚姻动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1. 婚姻动机的差异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年轻人和法国年轻人婚姻动机有所不同。男尊女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女子从小就被灌输“三从四德”，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把男人喻为“太阳”、“大树”，把女人喻为“月亮”、“小草”，以此来突出的男人的刚强、伟大和女人的纤柔、弱小。新中国虽然响亮地喊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的政策法规，但是要在中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无论是教育权、还是就业权，中国的男女皆尚未完全平等。就教育权而言，在中国农村，如果一些贫困家庭不能同时供养孩子们上学，男孩往往优先享受教育权。再如就业权，尽管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保障男女的平等就业权，但由于女人和男人的生理差异，如女人要生孩子、休产假，很多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是“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女性的就业压力要比男性大得多。除此之外，在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也比男性早五年。在此现实境遇下，很多女性迫于无奈，往往只能找一个靠谱的男人组建家庭，然后牺牲自身的事业以全身心地支持“另一半”。因此，中国女性的婚姻动机往往是为了得到一个稳定、安全、舒适的生活。
尊重女性是法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最近，法国政府对“mademoiselle”（小姐，用来称呼未婚的女性）一词的禁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女人比中国女人更有能力，也更独立。对于法国女人而言，男人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她们完全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甚至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也可以生活无忧。尊重女性的法国文化传统，使得法国女人对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安全感。所以，她们完全不想仅仅为了在生活中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的身影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她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婚姻，而是真正的爱情。如果她们找不到真爱，那么她们就不会选择结婚。
婚姻动机的差异往往会给中法两国年轻人的婚姻生活带来诸多误会。如法国男人往往会认为，中国女性在婚姻上具有功利性，把婚姻物化，她们和法国人结婚仅仅为了签证或者暂住证而不是出于纯洁的感情，并因此而对她们产生不良印象。其实，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考量，中国女性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婚姻，如果一个法国男人可以给她安全感，她就会全身心地爱他。又如，浪漫和自由一直是法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对于一个中国女性来说，法国男性喜喝酒、爱浪漫、贪图享受、责任感差，可能不够靠谱。
2. 生活方式的差异
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所言，在一个幸福的婚姻中，双方的利益和爱好都应该被尊重。受不同的动机推动，来自于中国和法国的一对男女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一段罗曼蒂克的关系。刚一开始，似乎所有的不同带来的都是探索的乐趣和吸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和激情逐渐消退，两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就会成为婚姻的障碍。
其一，生活习惯的差异。婚姻通常会经历四个时期：“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蜜月期”的差异，是夫妻双方相互吸引、制造浪漫的剂。可同样的差异，在“危机期”则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如，法国人通常喜欢早上洗澡而中国人则倾向于睡前，于是中法跨国婚姻中的中国伴侣们每晚都不得不和一个带有体味的法国配偶“共眠”。又如，法国人通常晚餐吃的很晚，而且细品慢饮时间很久，而中国人大都习惯六七点左右晚餐。再如，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而法国人通常只有泡咖啡才饮用热水。夫妇双方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会成为中法跨国婚姻中的障碍。
其次，生活观念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尚公去私”和勤劳俭朴精神。在此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中国人往往视从早到晚工作、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几乎没有假日（除了法定节假日）、经常加班的工作环境为常。与此不同的是，保障个人追求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是法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法国人认为，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事业而放弃自己陪伴朋友、家人的闲暇时间是不可想象的。对法国人而言，如何去享受生活、欣赏生活中的细节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曾在法国任职四年半的职业外交官徐波说过：“我迄今对法国人爱玩、会玩感受很深，玩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法[2]。”法国目不暇接的节日与假期也是他们享受生活的一个体现。法国人早上九点开始上班，下午四点下班，有着全世界时间最长的带薪休假，时不时举行一两次罢工，并且还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路边的小酒吧里坐一坐，喝一点小酒，再回去陪孩子。这种生活观念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中法跨国婚姻生活中的很多矛盾与冲突。中国人会认为自己的法国伴侣责任感差，而法国人则会认为自己的中国伴侣完全不明白生活的本质。
文化差异还体现在中法的金钱观和消费观的不同。在中国，年轻的父母从孩子还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存款，为孩子工作以后购房筹集首付款，年轻人工作买房之后，拿到手的工作一大部分又只好交给银行还贷款。然而法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租房子住了。然后他们用剩下的钱去环游世界，每周末去剧院看戏，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品位生活。中法跨国婚姻中的男女双方，会由此产生分歧。中国人会觉得自己的法国伴侣眼光不够长远，只顾眼前享受；法国人会觉得自己的中国伴侣不懂得享受生活、缺乏生活情趣。男女双方不同的金钱观与消费观是由两国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虽无优劣之分，但处理不当，也会导致矛盾和冲突。
3. 家庭观念的差异
中国氏族公社时期较长，血缘关系较浓。长期以来，高度注重血缘关系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景观。“亲者，亲亲也”，是以血亲关系调和等级、差异、矛盾使之统一的保证。重视血缘关系理所当然地重亲情。亲情在中国家庭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投入大量的精力、金钱，一味奉献并无怨无悔；对子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孝道，主张尊老、养老。而法国文化中的亲情味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就淡很多。法国父母在子女成长时往往不像中国父母那样不计代价、不问后果地一味地付出，他们尊重子女的兴趣、爱好和选择，尊重孩子发展的自由，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同时法国完善的社会福利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赡养意识在法国社会几乎不存在。2003年夏天，法国出现了半个多世纪未曾遇过的“暑热”，1.3万名老人在十几天里被热浪送上了黄泉路。这些可怜的老人被热浪夺走生命后居然没有子女和亲人来认领遗体，更谈不上为其送终[2]。
家庭观念的差异会给中法跨国婚姻生活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在抚养子女问题上，中国的父母可能会纠结：孩子去什么样的小学、中学、大学？是不要给孩子找个家教或上个辅导班？以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要给子女留下点存款？而其法国伴侣则可能认为，“孩子为什么要上辅导班？为什么不能出去踢踢球，锻炼一下身体？”孩子成年之后就需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了，完全不应该将自己赚到的钱白白送给孩子。又如在赡养父母问题上，中国的子女会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以便侍奉、尽孝道，让父母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而其法国伴侣则可能认为，父母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独立的空间，把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会干扰双方的生活。
二、解决中法跨国婚姻文化障碍的主要对策
解决中法跨国婚姻中的文化障碍，既有利于促进中法跨国婚姻的和谐，又有利于促进中法文化的互动与共荣。为此，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平等交流、优势互补等基本原则。
1. 求同存异
现存的文化差异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融的，因此，夫妻双方要能相互理解、和谐相处，就必须求同存异，才能将跨国婚姻“经营”得有声有色。那么，究竟如何求“同”存“异”呢？
在中法跨国婚姻生活中，夫妻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彼此间的婚姻动机、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的差异的基础上，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帮助。如在婚姻动机上，中国人应尊重、学习法国伴侣追求浪漫、纯真、美好爱情的婚姻观，法国人也应理解中国伴侣寻求一份宁静、安全、舒适的家庭生活的婚姻观，尽其所能地满足中国伴侣的婚姻需求，并重视中国伴侣婚后的家庭生活表现而不要耿耿于怀于中国伴侣所谓的功利性婚姻动机。又如，在生活方式上，中法伴侣要相互迁就、相互包容对方不同的生活习惯，中国人要学习法国伴侣享受生活、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的生活观念，法国人也要学习中国伴侣的无私奉献、勤劳俭朴的生活观念。在家庭观念方面，中国人要学习法国伴侣，尊重别人的兴趣、爱好和独立空间，法国人也要学习中国伴侣，重亲情、重责任。
2. 平等交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能力解决中小学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及贫穷者的吃穿住和医疗问题，当这些生活的基本保障逐渐得到国家和政府承诺之后，精神生活将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婚姻也不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生活上的依靠，而是自身价值、喜好的体现，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所以抱着找一个人照顾自己余生这种想法的女生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更新自己的观念，努力工作，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去寻找另一半。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两个人有平等交流的机会，才可以形成一个健康的关系。人们应该在面对文化差异问题时，正确认识和看待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与事，保持尊重、学会宽容、强调合作并且有意愿去理解与学习。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创造出直到现在都影响深远的璀璨文化。然而这种历史却可能会在中法跨国婚姻中导致交流障碍。对历史的自豪以及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可能会导致男女双方各自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作为参照，去解读对方的行为，并有可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误解，增加彼此的隔阂[3]。
所以，男女双方应该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互相尊重、互相体谅，进行理智平等的交流。为了避免问题和误会的出现，两个人在做重大决定之前，要互相交流，并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如，夫妻双方在家庭的分工、如何合理开支、教育孩子的理念等，甚至可以通过签写婚姻协议来落实和保障。
3. 优势互补
中法跨国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在建立自己的独立家庭后，应该注重夫妇的角色关系，尊重对方合理可取的地方，相互取长补短，双方都做一些妥协和牺牲。在家庭观念方面，中国国籍的一方，应该放手让孩子成长，相信孩子需要自由的空间成长，也要给长辈留有空间，享受与法国伴侣的二人世界；而法国国籍的一方，则要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共处，除了享受与中国太太的浪漫情怀，也要留有时间陪伴孩子和老人。
对于孩子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会注重学生们基本功的扎实以及刻苦的练习来锻炼记忆力，而法国教育则比较看重孩子们独特的个性以及创新精神，并不要求学生们做大量的练习。两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中国模式下的学生基本功强，但是缺乏创新能力，基础教育发达但是鲜有独辟蹊径的人。法国模式下基础教育比较松散，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后的高标准严要求则造就了许多改写历史的人才。而中法跨国婚姻中的父母则可以把劣势变成优势，让孩子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成长，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这个天然的优势不应该被忽略。总而言之，双方合力完全可以打造出“中西合璧”的结晶。
三、总结
一个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而婚姻就像一座桥，连接着两个互相独立的世界。俗话说，婚姻像是两个刺猬一起过冬，如果过近就会互相伤害，过远就又会觉得冷。男女双方都需要拔掉身上一边的刺，最后才可以好好地生活在一起。而这些刺就是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地方。文化存在精华，也有糟粕。要让两种文化能够和谐共处，就必须首先承认由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并且有意愿去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中法跨国婚姻中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乐趣与神奇的地方。中法跨国婚姻，可以让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下的男女双方，有机会去探索另一个世界，去融入另一种文化，认知那些之前没有办法认知的事物。
虽然中法婚姻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种形式的交流与融合还是应该得到鼓励。因为中法婚姻推动了中法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双边关系，同时也推进了两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1990年12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演讲中有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而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处理中法跨国婚姻中文化障碍的16字箴言。
参考文献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 黄兴涛，宋小庆，译.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3.
[2]徐波.法兰西印象―― 一个中国外交官眼中的法国[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107-196.
[3]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0.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生类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F812.45；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1-0011-06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ZHANG Rongxia1， 2， HE Ying2， 3， SHI Xiaod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2.School of Graduat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luding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2003～2011 data of 26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mploying FG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se three items and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not for education or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flue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y can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its maximum level when their ratios of GDP are 10.4% and 6.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FGLS
一、引言
马克思认为个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进而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因此消费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驱动，而消费因素所发挥的拉动作用较弱。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21%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在15%左右波动，所以消费占GDP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居民消费持续走低，从1978年的50%左右一直缓慢降低到2011年的35%左右。
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使得企业产品被迫转向海外市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引发对外贸易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等风险。其次，消费不足导致储蓄增加，进而国内投资率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196%提升至2011年的659%。然而投资率提高并不等同于投资效率提高，白重恩认为1993年我国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7%，此后一直稳步下降到最近的5%左右，且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成本。[1]最后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其生活水平不能通过自身消费进一步提高，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克服消费不振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且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特别是1999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但是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策对居民消费增长并没起到显著作用，相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许多学者将我国居民消费持续走低的现象归因于预防性储蓄，他们发现，当居民面对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大部分家庭将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消费。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符，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国有企业医疗体制和住房等改革，企业将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转移给家庭，因此家庭必须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而对于农村居民，19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直接影响了当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其传统的集体经济保障的丧失而在全国迅速崩溃，而此时新的医疗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自此之后，虽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改革，但是直到近几年的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预防性储蓄，而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民生类财政支出。民生支出由于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民生类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类。
二、文献综述
自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理念以来，“民生财政”应运而生[2]。民生财政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本文仅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综述国外已有文献研究。Baldacci等利用OECD的24个国家1990～2008年间数据分析发现增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对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支出对消费均有显著作用[3]。Steven和Ray主要研究了我国政府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近几年政府支出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刺激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且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教育支出对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4]。Kuan和Chen用双差分模型对我国台湾地区1995年施行的全民健康保险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该保险对预防性储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对储蓄率较高或者户主已经退休的家庭影响较大，从而增加其消费[5]。由于其他国外文献在该问题上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相似，只是作用幅度有所区别，故不再赘述。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民生类财政支出会促进消费增加，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世界银行认为若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为完全累计制，则社会保障可能会增加居民储蓄，减少消费[6]。
国内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主要从城乡和区域差异、财政结构和长短期效应等三方面来研究该问题，在此举例进行综述。首先，基于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研究表明，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且对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进一步研究表明加大财政教育和医疗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居民私人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但是在减轻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私人支出方面存在地区差异[7～8]；其次，基于财政支出分项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较弱，其中保障性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政府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将带来2倍的消费增长[9～11]；最后，基于长短期效应的研究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但是针对农村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农村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长期看则是挤出效应[12]。与以上结论相反的文献也不少，例如，王晓霞和孙华臣通过对我国1993～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减少037%[13]。
因此，可以发现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这可能是由于模型界定的差异、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以及样本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财政支出体系的重大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两个问题：（1）大部分学者将民生类财政支出作为总体，分析其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和分地区影响，而对于民生类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已有文献主要是针对已发生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研究，而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在何种条件下对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则没有给出相关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财政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最大程度刺激消费等相关问题，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实证论文在关于居民消费或者储蓄与公共支出之间关系建模时，首先要考虑消费或者储蓄的影响因素，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除公共支出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等因素。变量选取主要参考Baldacci等[3]，该文章主要研究24个OECD国家公共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鉴于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不同国家类似，而且储蓄和消费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结合该文章中的模型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列出如下模型：
Hconsumptionit=α+X′itβ+γZit+εit（1）
其中，H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省在第t年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Xit代表经济因素，Zit代表政府公共支出，εit为扰动项。
Xit包括①经济因素：人均GDP实际值（GDPperReal）及其增长率（GDPGper）。Kelly 和 Schmid分析了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3组横截面数据，结论表明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这说明富裕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区域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14]。②人口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CDR）和老年抚养比（ODR），分别表示0～1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人口数之比。③金融发展：文献中已经给出了多个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Dev）的指标，比较著名的有麦金农指标和戈氏指标等，鉴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中介主导型为主，上述指标相关数据无法获得，而相关统计年鉴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信息较为详细，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Zit包括①教育支出，即教育支出占GDP比重（EduExp）；②医疗支出：即医疗支出占GDP比重（HealthExp）；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SocSecExp）；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之和占GDP比重（TotalExp）。
由于线性框架下研究只能得出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平均趋势关系，如果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则不能准确说明二者的实际关系，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该观点。李建强认为政府民生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15]，陈冲认为民生类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呈“倒U字型”[16]，王明成也认为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倒“U”型关系[17]，因此本文也假设民生类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二次型关系。另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因此本文假设经济增长与消费为二次型关系。
2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数据集为2003～2011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若有缺失则用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补充。其他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为不变价进行折算。
（二）估算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中T=9，N=26，故属于短面板数据，每个个体信息量较少，所以无法讨论扰动项{εit}的自相关性，一般假设{εit}为独立同分布，即假定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各省市区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故可能会存在截面异方差现象，这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对于这种问题一般采用修正后的沃德F检验（原假设为同方差）来检验截面异方差问题，结果发现chi2 （26） =2095427，其对应的收尾概率为0，故该检验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运用Stata12进行运算，结果见表1。同时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FGLS回归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符号均一致，且系数误差不大，因此该模型参数可以通过稳定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各分项差异明显
表1第（1）列显示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总和对消费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估算结果为非线性，表明消费随着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逐渐上升，最高消费率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104%时达到（样本平均值为64%），此后其对消费的作用为负（如图2）。所以一定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否则不利于刺激消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例如政府向居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当替代效应超过互补效应时，就会出现政府支出抑制消费的现象。
第（2）列将第（1）列的民生类财政支出按分项进行计算，发现虽然公共支出总和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占GDP比重影响显著，其他两项不显著。教育之所以对消费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居民在教育开支上有逐年递增预期。因为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但财政仅仅担负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而部分成本更高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最终得转嫁给居民；同样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也不足，医院更新医疗设备、发放工资和医院建设等费用必须自筹，从而导致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而居民必须为此进行额外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和就业对消费的影响模式与三项支出之和对消费影响模式一致，首先消费随着该项支出的增加逐渐增加，当增加到61%时（样本均值为22%），居民消费率最高，此后会抑制消费（如图3）。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应该加大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人群的支出，并且加大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政府支出。
2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表1第（1）、（2）列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符号相同，均为负值。由于我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比如青海和陕西在2003～201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32，而北京和上海仅为76和82。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负说明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较低，而发达地区消费较高，这与Kelly 和 Schmid （199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从人均GDP对数及其对数平方项的符号可以看出当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储蓄；而当人均GDP对数达到约1158%，即107267元左右（2000=100，样本均值仅为19140元，如图4）时，经济的继续发展才会促进消费增加。这与余官胜和王睿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需求，较高时才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18]。3金融发展可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信贷约束的限制，使得消费者不能在没有现期收入或者收入不足时通过信贷方式进行消费。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中国消费信贷发展报告》指出，1元消费信贷可以带动15元的商品消费[19]。可见金融发展会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4老年人口抚养比促进消费，少儿人口抚养比抑制消费
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占GDP比重会提高037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原因是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少儿人口抚养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占GDP比重会降低0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孩子的培养更加受到重视，每个家庭必须为孩子的教育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估算结果，为了促进消费，政府首先应该增加民生类财政支出总量，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20]。在教育方面除担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以外，应该对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予以支持。在医疗卫生方面，应该加大各医疗卫生单位，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开支，减轻各单位自身的财政负担，从而减少医院的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鉴于其不仅可以在微观上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在宏观上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各项制度。
其次，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会自动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应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渠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的状态。
最后，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加快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开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促进消费与金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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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23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陕西省 城市社区居民 体育消费 结构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陕西省10个城市的30个社区16岁以上的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社区居民。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了近10年来陕西省社区经济、人口、文化、体育消费方面的统计资料30余册，相关研究成果、论文40余篇。
(2)问卷调查法:对陕西省10个城市的 30个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前问卷请有关专家作了效度检验，结果符合研究要求，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再测法进行，相关系数为Rxy＝0.93，P＜0.01，呈高度相关水平。
(3)数理统计法:将调查问卷所获数据运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并对结果进行了验证。
二、结果与分析
1.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基本情况调查
(1)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人口情况调查分析（见表1）。
表1显示:2006年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中有49.55％的居民有过体育消费，其中西安、宝鸡两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比例较高，铜川市较低。总体来看，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这对陕西省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2)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人口按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情况调查分析（见表2）。
表2显示:按不同性别分析，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男性的体育消费人口为64.32％，超过女性25.62％;按不同年龄分析，体育人口最高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次是青少年。体育人口较少的是中青年和壮年两个年龄段，特别是壮年阶段。
(3)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按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情况调查分析（见表3）。
表3显示:体育消费水平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受社会文化背景、传统消费习惯、消费意识及体育价值观的影响。陕西省属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人均体育消费只有168元（2003年资料），在全国排在倒数第6，这种情况造成了陕西城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消费的人口比例虽然较高，但消费金额绝对值和发达省份相比较小。
表2和表3显示:在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4.32％，女性占38.70％的情况下，体育消费水平却是男性占消费金额的47.13％，女性占52.93％。按年龄情况分析，体育消费人口16岁～29岁的青少年占30.50％，30岁～45岁的中青年占19.46％，46岁～59岁的壮年占17.47％，60岁以上的老年占32.58％，总体趋势呈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其中16岁～29岁青少年占体育消费金额的45.74％，30岁～45岁的中青年占25.79％，46岁～59岁的壮年占18.85％，60岁以上的老年占9.56％，总体情况是年龄越小，体育消费水平越高。
2.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分析
把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划分为体育实物消费、体育信息消费、户外体育活动消费、体育劳务消费和体育收藏消费5大类，其中体育实物消费包括:各类运动器材、运动服装、鞋帽、运动食品、饮料;户外体育活动消费包括旅游、垂钓、市内公园门票、郊外森林公园门票、各种体育夏令营、攀岩、漂流活动费用等;体育信息消费包括观看体育比赛门票，订购报刊杂志，购买体育书籍音像制品等;体育劳务消费包括俱乐部会费、各种培训班活动费，体育康复消费等;体育收藏消费包括体育纪念章。纪念币、邮票、有历史收藏价值的体育物品等。
(1)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结构按性别情况调查分析(见表4)。
表4显示:男、女性别的居民在体育实物性消费上所占的比例都在明显下降，户外体育活动消费却在增长。在体育信息消费方面，男性居民要明显高于女性，而体育劳务消费女性高于男性，访谈中了解到男性居民对看球赛比较感兴趣，而女性居民对健美减肥比较热衷。体育收藏性消费男、女性别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较小，访谈中居民都认为收藏品种较少，主要是邮票、体育纪念章，必须对体育收藏品加以大力开发。
(2)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年龄差异分析(见表5)。
表5显示:体育实物类消费16岁～29岁的青少年最高，60岁以上的老年人次之，30岁～45岁的中青年和46岁～59岁的壮年所占比例较小。户外体育活动消费也是16岁～2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所占比例最高。从体育信息消费来看，30岁～45岁的中青年、46岁～59岁的壮年较高，其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青少年最低。原因是中青年和壮年两个年龄段空余时间较少，生活压力大，同时对国家和体育的形势又比较关注，所以他们订报买书的人较多。体育劳务消费最高的也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一年龄段的居民参加体育俱乐部、协会的人较多，特别是中青年女性，参加健美班、减肥训练班的人数较多。体育劳务消费最低的是老年人，他们很少到体育收费的俱乐部或协会进行体育活动。体育收藏消费最高的是老年人，他们除了爱好和娱乐外，还准备把收藏品留给下一代。
(3)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的职业情况分析(见表6).
表6显示:体育实物消费最高的是企业职工，依次排序是自谋职业者、知识分子和公务员，户外体育活动消费最高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企业职工，排在最后的是自谋职业者。体育信息类消费知识分子最高，企业职工较低，表明在信息的了解和接收上知识分子是比较注重的。体育劳务消费自谋职业者明显高于其它三类群体。体育收藏类消费知识分子和自谋职业者较高，进一步调查访问了解到知识分子的收藏主要是爱好娱乐，而自谋职业者的收藏除爱好外，就是使收藏品增值。
三、结论和建议
1.结论
(1)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较高，但人均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的体育消费人数比例也较高，相对封闭的城市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较低，绝对值相差16％。
(2)陕西省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消费有较大增长，消费类别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体育实物性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户外体育活动消费近年来有较大幅度上升。
(3)在社区居民体育消费人口中男性较多;消费水平女性较高，参加消费的人口中;年龄分布状况是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职业分布状况是企业职工，自谋职业者较高，公务员、知识分子相对较低;消费水平上按年龄分，年龄越小，消费水平越高，按职业分，依次是公务员、自谋职业者、知识分子、企业职工，与工作性质和经济收人水平有关。
(4)在体育消费结构中，男性体育信息类消费较高，女性体育实物类消费较高，其它类消费基本持平，按年龄分，青少年和老年户外体育活动类消费较高，老年人的体育收藏类消费明显高于其它年龄段，体育信息消费中青年和老年人明显高于其它年龄段，体育实物类消费青少年略高，其它年龄段区别不大。按职业来分，体育实物类消费企业职工比例最高，其次是自谋职业者、公务员最低，户外体育活动消费公务员最高，依次是企业职工、知识分子，最低的是自谋职业者，体育信息类消费最高的是知识分子，依次是公务员、企业职工和自谋职业者，体育劳务消费最高的是自谋职业者，接下来是公务员、企业职工和知识分子，体育收藏类消费的排序是，知识分子、自谋职业者、公务员和企业职工。
2.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城市居民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积极引导居民进行适度，健康，有益于身心全面发展的体育消费;
(2)深入研究体育消费市场,扩大需求,加大投入,特别是加快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
(3)培养体育消费市场应面向大众,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多开发一些价格低，质量有保证的体育消费品或服务项目;
(4)细分体育消费市场和定位,确定适于体育消费品经销的顾客群，可根据居民的收入、爱好、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等进行市场细分,选择体育消费品价格的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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