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范文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1

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中国文化,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尽管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地域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异化为认识与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中、西医两种医学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医学,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必须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会贯通,创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即中西医结合整体医学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1]。中西医结合经历了50多年的探索过程,许多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进入到这一广阔的领域中,有的以中医为主,兼通西医；有的以西医为主,兼通中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甚至面对“结而不合”的尴尬局面。笔者现就中西医结合的难点和方法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 中西医结合存在问题

1.1 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

即使是相同的概念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难以沟通,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障碍。如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肾”,虽与西医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其生理、病理上的含义却不同。因为中医的某一脏腑不单纯指一个器官,它包含了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功能,它是建立在中医藏象学说基础之上的,具有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经验反证的特点,虽有较为粗略的解剖印迹,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功能和关系,本质上是归纳人体各种功能和表象信息的符号系统。

1.2 中医学某些理论难以被证实或证伪

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哲学思想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的表达,但因理论概念较抽象,思辨性强而精确性低,随之亦产生了歧义性和模糊性。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宇宙间各种现象和事物属性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含有丰富的哲学含义,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难度。

1.3 缺乏中西医结合理论的指导

虽然目前在临床上可以实现中西医两种手段和技术的交叉并用,但在理论上依然需要掌握两种不同的内容体系,在理论基础与学科内涵上依旧分别脚踩着中西医学两条“旧船”[2],中西医结合在理论范式上至今还处在“结而未合”的状态。现在不少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既用传统的望闻问切,也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医诊断的不明确性；治疗疾病时既用中药,又用西药,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只是简单的药物叠加,对其作用机理和相互间作用不甚明确。所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还是机械的、低层次的结合,处于结合的初级阶段。

1.4 中医现代研究的某些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

如中医证实质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主要的攻关对象,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以现代医学客观指标为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和融合[3]。然而,一个证研究出来的理化指标往往多达几十个,由于很多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脾虚证为例,观察的指标有70余项,所观察的众多指标在脾虚状态下均为异常,最终脾虚证成了无病不涉、无指标不异常的证候,这种结论的本身就是对特异性的否定。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最后认为脾虚证具有诊断意义的客观指标是尿中d木糖排泄量减少、唾液淀粉酶活性异常。尽管这两项指标的改变对小肠黏膜疾病和吸收功能障碍一类疾病具有诊断意义,但脾虚证的范围远远不只小肠黏膜异常所能概括,即使是小肠黏膜及其功能正常者,脾虚患者也大有人在。中医常说的素体脾虚、脾虚状态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一项或几项客观指标的改变不可能概括所有的脾虚证[4]。

1.5 中药药理研究的困惑

目前所进行的中药药理研究主要是用西医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分析,提取有效成分,研究某一有效成分对某病或某一检测指标的影响。虽然用这种方法研制出了一些具有稳定疗效的新药(如青蒿素等),但更多的药理研究结果与中医临床实践不符,如许多中药实验证明抗菌作用不强,但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却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由于每种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复方少则几味药,多则几十味药,到底是哪些成分起治疗作用,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如何,在人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高难度的课题。

2 中西医结合方法探讨

中、西医学体系迥异,各有优势,同时又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点。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从总体上对两个医学体系有深刻了解,分析彼此的优势和不足,在具体环节上应取长补短,有机结合。要使中西医学在较高层次上相结合,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2.1 要坚持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坚持中医学基本原理,不要以西医原理解释中医；不能丢失中医学的精髓；不能以西医的标准与尺度作为科学标准；不能一味地分割人体,全赖实验与局部检测,而应保持中医学的特点与优势,把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体现于结合之中。以往的中西医结合实践证明,把中医西化,只能使中西医结合徒有形式,难以深入发展。

2.2 要在继承中创新

要结合好,首先必须继承好。继承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实践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没有认真的继承,创新就没有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是创新性研究,需要在中医、西医原有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中超脱,形成结合的新思路,所以,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不可因循守旧,惟古独尊,钻到故纸堆中。创新的核心是研究内容、手段的先进性,要充分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理念、成果与方法,形成、发展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新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寻求优于中、西医方法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在某些疑难病症的治疗中,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逐步实现结合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批结合创新的成果,如病证结合、微观辨证、隐潜性证、急瘀证等概念,以及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动静结合治疗骨折等。

2.3 努力在理论体系上实现突破和完善

没有成熟的理论,再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只能是经验,而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既是临床应用的基础,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要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概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推动其学术发展,从而为更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发展创造条件,打好基础。

2.4 要多学科协同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单学科研究已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多学科、多中心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只有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基础学科及高科技领域,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系统科学、生物信息学、细胞分子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现代科学前沿衔接,才能使中西医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2.5 要在医学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任何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必须能够经受临床实践的检验,能够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否则,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生命力和没有实用价值的。中西医结合是从实践经验开始的,其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于疗效。所以,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在医学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得到确认和发展。

2.6 要尽快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标准和规范”

临床疗效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存在的基础。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尚缺乏现代社会认可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因此,建立起系统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只有建立其标准和规范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研究。

2.7 要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同步进行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但其理论体系还相当不成熟,结合创新性成果还不多,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显得力度不够,后劲不足。所以,要狠抓人才培养,提高教师素质,充实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内容,合理安排课程,避免某些中西医结合专业只是简单地把中、西医课程各半,中医教师讲中医课,西医教师讲西医课,大家互不联系的旧的教学模式。

3 结语

中西医结合专家吴咸中教授曾预言,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有3种形式,即交叉兼容、中西互补、结合创新。中西医之间的交叉与兼容由来已久,随着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入,交叉兼容会更加自觉和充实。兼容不仅局限在药物上的相互应用,在理论、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兼容将普遍展开。中西互补是一种已被公认并已取得丰富经验的结合形式,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优势,在某些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的防治中,同时采用中西医两种方法,分别针对不同发病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彼此的不足,已收到良好的疗效。结合创新是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根本目标,这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在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中,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实现创新。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我们不懈地努力,中西医结合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孔德娟,杨学辉,安胜军,等.李恩学术论文选[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36.

[2] 肖小芹.从思维方式看中西医的差异[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4,10(3)：2－4.

[3] 梁茂新.中医证研究的困惑和对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7.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2

找准定位，发展中医药事业

身为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副厅长，发展福建省中医药事业自然责无旁贷。多年来，阮诗玮在如何发展好中医药事业上下的功夫也最大。他认为，要发展中医药，最关键的是找准定位。

阮诗玮在分析我国卫生事业大局时说，我国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一起跑”，共同协调发展。在卫生事业整个大局中，由医疗、预防、保健等防病治病一系列工作组成，中医药事业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大局中协调推进。中医药一定要在卫生事业的大局中找准定位站好岗，要在大局中求亮点。比如，中医药在某些疾病以及某一疾病的某一阶段有特色，就要挖掘、好好发挥，这样中医才会亮起来。所以，在“大卫生”的坐标系中找位置、求亮点，是每个中医药管理者、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阮诗玮认为：首先要在中医药客观发展规律中寻求中医药发展的途径与方法，中医药要尊重自身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同时，发展中医药还需要良好的氛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要用现代的语言阐明中医文化的内核、精髓来宣扬中医药，让更多其他行业的专家、学者接受，让社会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医药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从认识论看，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寓含原理。中医药之所以能传承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它对某些疾病、对某些疾病的某一阶段有确切的疗效，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我们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宣扬中医药。只有让人们彻底了解中医药，中医药才能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阮诗玮说，发展好中医药事业还要与时俱进。现在发展中医药已经与明、清时代的背景完全不同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寻找发展中医药的办法与措施是很重要的。不仅要使用传统方法，同时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研究中医药，支撑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人员要提高现代科技的素养，深刻理解、合理使用现代科技包括现代医学，继承发扬好中医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客观存在的重大课题。”阮诗玮说，“我们要开动脑筋，寻找中医药发展的科学定位。”

同时他还认为：要立足实际探索，寻求发展中医药的举措。全国各省市区有各自的客观实际，各地、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环境、领导重视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每个医院也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业人才组成不同。因此，要寻找中医药发展的突破口，抓住机遇，做好中医药的宣传工作，取得领导、群众、社会的支持。

“发展好中医药事业，除做好以上几点之外，还需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论，以及高度的责任心。从事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行业的同志要有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阮诗玮对目前中医医疗三个平台的分工作了分析：一是中医诊所、门诊部；二是中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三是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各个平台各有其作用：中医诊所、门诊部继承传统中医药，以中医为主开展诊疗活动；中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从事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中医及中西医诊疗，发挥中西医两手作用，探索中医、西医有机结合，发挥中医在治疗疾病方面的有效参与，其设施、设备的改善和更新是为了支撑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接诊西医解决不了的疑难病症机会更多，要注意联合院内外中医资源，加强对疑难病症的临床研究。

他还说，当前，广义的中医学术有三种：一是传统中医学术，二是中西医结合学术，三是民族医学术。三种学术也要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不要相互排挤。各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院要努力发挥各自优势，提升诊疗水平，使中医药事业能够健康协调发展。

完善执业医师制度，严格技术准入

自从西学东渐之后，许多仁人志士致力于中西医汇通与中西医结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探索实践，到今天，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师们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可以感觉到：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的雏形业已形成。走进书店，琳琅满目的中西医结合各科书籍，即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一个医师在他从事的专科能够权衡中西医之利弊，合理精选中西医治疗方法，趋利避害，他的临床疗效必定相得益彰。对此，阮诗玮说，尽管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还要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但临床上的结合或合璧，只要对病人有利，我们都不能放弃。

针对当前我国执业医师中“西医可以开中药，中医可以开西药，对专科医师没有技术准入条件要求”的局面，阮诗玮分析说，一是《医师法》或有关法规、规章对执业医师从业条件规定不清；二是我国确实存在许多既懂中医中药又通西医西药的执业医师，有关部门不尊重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开放双照考试；三是临床各科确实需要中西医取长补短，以提高疗效。

对此，他建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修订部门规章，一要明确规定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各民族医的执业范围。二要明确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临床各科的执业范围和技术准入条件。当前的法规把“临床医学”各科都归为西医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等都有其临床医学各科。三要让具有中医知识与技能的西医考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让具有西医知识与技能的中医考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一般来说，医学院校毕业取得西医或中医执业医师资格三年，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让他们考中医、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比如说，执业医师都可以考律师或会计师了，为什么不让中、西医执业医师考第二本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四要历史的问题历史解决，即对新规章颁布之前具备中西医结合实际本领，并且实际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的中医或西医，发给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五是以上几点开展之后，狠抓超范围执业，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安全，减少医疗资源浪费，而严格依法行政。

政府主导和有效监管医院的必要性

医疗服务是救死扶伤的公益事业，涉及男女老少千家万户，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办好医院？如何管好医院？医院如何监管？这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围绕同一个对象提出的问题。医院的监管，是政府和行业团体的职责；管好医院，是医院院长等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的使命；办好医院，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的共同追求，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医患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办好医院，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适宜的医疗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那么，如何办好医院呢？是靠“无形之手”把它推向市场，还是靠政府“有形之手”，作为“守夜人”去尽应尽的职责？这是应该明确的首要问题。由于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消费的即时性与刚性极强，一般来说，医生是患者医疗消费的决策者，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服务行业的以医生为主体的自然垄断性质，这是医疗服务行业的内在客观规律。在这个行业供需双方难以对等相互制约，加上一些人道德水准较低，同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体系还需不断完善，因而医疗服务行业一旦推向市场就问题丛生。滥检查、乱用药、放宽手术适应症和住院标准等过度医疗行为，乱收费、滥做广告和非法行医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响强烈。

阮诗玮说：“自然垄断行业是市场机制易于失灵的地方。医疗服务自然垄断性的内在客观规律，决定了政府主导和有效监管的必要性。”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规划、主办、引导、管理，人、财、物资源合理统筹配置，在预先设计的条件下有限竞争，以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从而防止低效率，而不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系，不等于医疗服务市场化，也不是简单地推向市场，而应根据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特点，权衡利弊，趋利弊害，遵循医疗卫生内在的客观规律办事。”

阮诗玮认为，要办好医院，首先应从体制的层面来认识和解决，要根据国情从制度设计的高度来谋划我国未来医院的走向。一是必须明确医疗卫生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二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三是必须严格依法办院、依法管院和依法监督医院。

阮诗玮说，我们还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慈善医院或为穷人购买医疗保险，建立慈善捐献机制，形成助弱扶残的社会风尚，让富商巨贾多多回报社会，以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无力覆盖的区域，鼓励民办或公助民办的非营利性医院、疗养院、护理院、卫生所、诊所等，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可及性。比如，福建省企业家傅光明先生捐献数亿元人民币建设县级医院，许多华侨华人捐款建设医院或卫生院，一些企业家资助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行为，都是值得提倡的。

“现在医疗卫生工作多头管理的体制，给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调整带来了极大的难处。限制医院盲目扩张，抑制过度医疗行为，真是步履维艰。”阮诗玮感慨地说，“一些基层部门各抓各的，缺少联系协调。大多数县卫生局掌握的行政资源十分有限，职能是依法行政，承担责任。人事权、事权、财权相分离的状态，降低了行政效率，加重了行政成本，务必尽快理顺。”

严守“医术第一、病人至上”的办院宗旨

阮诗玮曾于2000年3月之前在某省级医院当了7年的副院长和院长，深感院长们在医疗服务体系中作用重大。他们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愈来愈大。

采访中，他谈到了关于办院宗旨和医院的社会责任问题。阮诗玮认为，医院的办院宗旨应该是“医术第一、病人至上”。之所以提出“医术第一”，是由于医院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办医院的目的就是救死扶伤。只有掌握了高超的医术，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不抓学术建设，不抓技术人才培养，不采取提高医疗质量措施的院长，是一个不称职的院长；而医院的社会属性则决定了它必须树立“病人至上”的观念，这是“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卫生工作的宗旨在医院的具体体现。要以病人为中心，对病人关心、热心，具有爱心和同情心，只有把病人服务好，病人满意，社会认可，医院才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因此，必须处理好医院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作为医院的管理层，不仅自己必须领会这个办院宗旨，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践行这个宗旨，还要带领全院职工遵循办院宗旨，自觉抵制违背办院宗旨的言行举止。

“这十多年来议论甚多的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当院长合适？我以为医院领导的选拔，除了干部的“四化”要求和德才兼备外，还应强调要有医学专业背景或熟悉医院工作运转的经历，加上公共行政管理知识的系统培训（这也是“四化”内容之一）。”阮诗玮说，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主张医院的院长懂不懂医学不要紧，只要懂得管理学或经济学就可以，并且说：你看人家美国的医院院长不是MBA就是MPA。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医院的管理专业性很强，应急事件很多，一个不懂得医疗、不熟悉医院工作运转的人，很难快速准确地对医院的事件作出决策，至少工作的头几年是这样。而且对医院的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以及用人等方面，也可能因为不熟悉医院工作的运转规律而易于失误。有人说可以发挥“外脑”的作用，但不论是“内行管内行”还是“外行管内行”，“外脑”的意见都只能作为决策者的参考意见。完全依赖“外脑”的决策是要冒很高风险的，“外脑”们由于所处岗位的不同，不可能掌握全局信息，对事物的认识就难免存在偏颇，况且，他们不需要承担决策后果的主要责任。

行政、学术、司法，三管齐下

关于对医院的监管问题，阮诗玮谈到了行政监管、学术监管、司法监管三个方面。

他说，就行政监管医院而言，对于非营利性医院，建议除了当前开展的院务公开外，还应向社会公开其院务。由于非营利性医院享受政府土地划拨、公共财政拨补和免税等优惠政策，因此，有义务让公民知晓其院务。院务公开的内容应包括医院的级别地点、设施设备、科室设置、人员组成、服务收费价格、药品器械购销使用、年度工作数量和质量报表、年度财务报表、人事聘用、干部任免及其他重大事项。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按时，并接受人大质询、政府审查、政协审议和人民群众的评议。而营利性医院要依法照章纳税，审查其是否存在非法暴利行为，监管其是否依法行医，有没有过度医疗或欺诈患者等行为。

学术监管是对医院医疗事务的微观管理，是行政监管难以做到的。阮诗玮提出，我们一方面必须督促医院认真执行医院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打破医院“围墙”，让同行评监，行业自律。他举例说，福建省围产医学会每年检查全省产科质量两次，集中讨论全省孕产妇死亡疑难病例1次，对发现产科存在的问题，纠正错误，推进产科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发展，提高产科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般行政监管难以做到的。由于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很强，所以，发挥专业学会的作用才能把学术监管抓到点子上。政府应组织和授权专业学会，不只是开开学术报告会，还要开展跨院际的专业质量大检查、大讨论，以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使合理检查、合理诊疗、合理用药等专业质量得到提高。要加快专业学术团体的自身建设，培育公共精神、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它们开展自律活动提供载体与平台，以便更好地做好学术监管工作。发挥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的作用，是当今“网络治理”概念实际应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阮诗玮认为，司法监管是对医院监管的“底线”。我们必须依法严厉惩处道德败坏的医生，教育和挽救道德低下的医生，学习和表彰医德高尚的医生。

发展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

采访到最后，阮诗玮总结说，我眼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应该包含两方面：第一，以比较低廉的费用实现比较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解决当前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过度医疗、重复配置等资源浪费问题；第二，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只有把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

在费用问题上，不能走奢侈的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最大、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和“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两个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建设，不只是在基建、设备上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在人事和功能上的建设，让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医院成为以预防保健功能为主要功能、能处理一般常见病的基层医疗机构，把工作着重点放到让人民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上, 努力提高覆盖面和可及性。

阮诗玮说，在城市医疗机构建设上，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国民并进。建立起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社会捐资的慈善医院或者惠民医院，以及政府主管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股份制等模式吸引社会资金的营利性医院相结合的现代医疗机构系统，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必须依靠诚信度比较高的社会。在当前，完全把市场机制引入医院是不行的，而且，医疗行业又是特殊的自然垄断性行业，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和资源配置，必须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预与宏观调控。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3

摘要：针对中医是否应该现代化、中医应该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对中医现代化进行思考，并对中西医结合中应该遵守的原则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医现代化不仅没有必要性，而且缺乏可行性，对两种医学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两者在临床实践这个层面的结合。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 ； 宇宙观 ； 文化 ； 科学 ； 中西医结合

关于是否应该废除中医、中医是否应该现代化、中医应该如何现代化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清末维新变法时期。随着争论的继续，到建国前后，要求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改良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争论的热点也逐渐由要不要废除中医转变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的问题上面。在这种形势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要求对中医进行改造的政治背景下，国内对中医进行了大量的现代化研究，而研究方法正是民国年间丁福保等人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的方法。回顾几十年来中医现代化所走的道路，可以发现，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是，中医与西医之间的鸿沟随着研究的深入似乎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关于中医的验证性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中医理论的内核始终未被真正触及，它依然是毫不妥协地、倔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本色［1］。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站在与几十年前不同的视角对近现代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争论以及几十年来中医现代化的实践进行一个探讨，或许对于中医今后的发展会有所助益。中医为什么要现代化、中医为什么能现代化？回答不外乎：中医缺乏科学性，应该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改造；中医晦涩难懂，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工；中医固步自封，发展缓慢，应该给其加入现代科学的因素进而加快发展。中西医两者研究对象相同，可以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笔者从中医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方面针对以上观点发表一下自己的肤浅看法。

1 中医现代化确有必要吗？

1.1 中医的科学性中医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医学缺乏科学性，应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其进行改造。”香港肾科专家陈文岩在20010303《信报》上曾有以下论述：“病不因人分黑白，岂能脏腑有西中”，进而断言“世界上没有两种医学”，言下之意就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种同时符合科学却又相互矛盾的医学，既然西医是科学的，那么中医必然是不科学的”。中医究竟科学吗？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过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医是否科学似乎并不是其发挥临床疗效的必要条件。在现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保障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重任就是完全由中医来承担的，因此，中医的有效性是勿庸置疑的，完全没有必要由现代科学的理论来验证其“科学性”。环顾四周可以发现，在西方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医学是极少数仍然被广泛认可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传统医学领域更是一支独秀。这是为什么呢？临床疗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命题。中医学的价值决不在于她是否能用现代科学解释，而在于她的治疗价值。“有为才能有位”，我们现在对中医进行研究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她的临床疗效上，而不是对西方科学的刻意迎合。如果非要推敲中医是否科学的话，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科学（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医学）”？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科学。“科学”这个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但由于科学本身受到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因此，其至今还没有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定义。甚至有人认为，给科学下定义是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科学不是一个能用定义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单一体”。更深入的思考可以发现，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具有其局限性，它的发展离不开在一定宇宙观指导下形成的哲学方法（除了宇宙观以外，哲学方法的形成还要受到地理环境、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哲学方法一旦形成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人类实践，哲学方法这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易经》中有非常恰当的表述，“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几乎所有知识的获得，都受到特定宇宙观支配下的哲学方法的影响，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当然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人类历史上所形成的宇宙观不外乎两种，古希腊“天人对立”的宇宙观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他民族的宇宙观都是介于两者之间，要不从属于古希腊，要不从属于中国，不能自成体系。在古希腊“天人对立”宇宙观的指导下最终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性的文化特征，例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等等。我们日常所指的科学，就是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形成的一套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本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的基础假设和理论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事实上，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透露着“天人对立”宇宙观的痕迹。而“天人合一”宇宙观则形成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其特征是追求融合、协调、中庸，中国的哲学文化虽有儒、道之分，但其矛盾远不如西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科学与宗教之激烈（有人把中医学看作唯心的哲学，这实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误解，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所有中国文化的产生既不完全靠唯心也不完全靠唯物，靠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或者说是悟性）。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这样一种和西方科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可见，当我们沿着知识科学哲学宇宙观这条线索探究到宇宙观这个源头时（表示），就会发现，原来承载人类知识体系的科学并不是没有“国界”的，它至少可以分为中国（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可谓无独有偶。进一步，既然科学有中西之分，那必然就意味着现代科学（准确地说应该是现代西方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并不能作为评判事物对错的唯一标准。

宇宙观在中、西医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天人对立宇宙观对抗的西方哲学决定论、元素论西方现代科学西医天人合一宇宙观中庸的中国哲学取象类比、悟性中国传统科学中医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向绝对真理的仰望和逼近”，可见，真理本身并不偏执，那么从属于真理的科学呢？当然也就不能作为判断事物对错的唯一标准。而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本身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一切不符合现代科学的都是错的或“伪科学”的。这是多么偏执的认识！谈到这里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种科学”。答案应该是：人类的知识应该分为两个大的体系，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东方科学）。既然现代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那么西医也就不会是唯一的医学。就是说，两种医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之上的，就像牛顿的经典物理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不仅无法借鉴，而且无法比较。如果非要用西方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来评价中医各系统要素的构成，探讨中医学基本原理的内涵，并确定其定义，认为和现代科学不一致的就是错误的、应该淘汰的话，那么中医必然是处处不科学、处处要被淘汰的。而这正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大潮中的处境。应该指出，上述认识实际上是由对科学定义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退一步，即使按照达尔文的科学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中医同样是科学的，中西医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疾病这一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只不过由于指导思想不同，他们发现的规律不同，形成的理论不同罢了。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医固然难以理解，但是设想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理解西医呢？恐怕也不会容易多少。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医学是现代西方科学以外的另一种科学。中华民族一直应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创立文明及文化，进行着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7世纪前得以领先世界，完全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获得的。具体到中医学，她正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几千年医学实践的结晶，是真正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经验医学”。在中医科学性这个问题上，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看得十分透彻。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J・E・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上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研究医学史也可以发现，当中国医学在世界闪烁其耀眼光辉的同时，限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直到18世纪，西医在许多领域尚不能与中医同日而语（可以思考一下疫苗和抗生素发明之前西医的状况）。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师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这确非溢美之词。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其有效性举世公认，必然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科学没必要也不能够来评判其“科学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

1.2 晦涩难懂的中医理论有些人认为中医晦涩难懂，不易领会，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加工。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呢？谈到中医难以理解，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中医国际化道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诚如上面所言，中医的现代科学化第一没有必要性（因为中医本身是科学的），第二也没有可行性（因为中医与现代科学是无缘的）。因此，中医是否容易理解更加不应该成为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中医难以理解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国学大师南怀谨曾经讲过，“中国医药，既云渊源于道家，而道家又以精微博大著称，其学术自当别自高明”，这是中医学难以理解的客观原因之一。中医学难以理解还可以从其形成过程中找到原因。与现代科学采取实验的方法不同，中医对悟性要求极高，而悟性的获得不仅要求有扎实的功底，丰富的临床实践，对学问一种思索、质疑、辨证的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一种天分，可遇而不可求，这一点在文学、体育、音乐、美术等领域表现的非常突出。因此，可以这么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学习中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好中医，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讲究师徒相授的时代，名医们选择弟子的标准非常高的原因。中医为什么不好理解？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点有关。中医难以理解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那就是认知习惯。从甲午战争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占领中国人思想领地的已经由一百多年前的传统道家、儒家文化变成了现在的西方科学文化。有人把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称作“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徒有中国人的黄皮肤，思想却是西方的。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否认自己是“香蕉人”呢？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于中国的经典学说，而如今我们从小学开始所接触的就是西方的数学，西方的物理，西方的化学，上大学以后所学的又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生物学、西方的医学，更有甚者，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也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这些中医经典列为了选修课目。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西方科学要比中国的传统学说容易理解得多。这就造成了我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代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想理解中医当然会有困难。中国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外国人了。但如果仅仅因为怕外国人不理解进而影响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对中医进行现代化改造，就不惜破坏其灵魂的话，那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此外，中医难学也有主观上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现代人的浮躁心理、现代人的急功近利心理，大家只喜欢作一些吹糠见米的事情，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愿意静下心来感受中医，领悟中医呢？且让我们看一下古人是怎样来学习中医的。还是南怀谨先生的话，“古之习医者，必以《内经》《难经》二经为初基，再次而研习《伤寒》《金匮》《本草》《脉诀》，然后博通群籍，融会诸学，方可以言医。” 此外，清代著名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也讲到：“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其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总之，中医难以理解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如果仅仅因为不容易理解就将其视为陈腐朽败不经之学，将欲尽弃而勿论之的话，岂非“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之举？

1.3 发展进程方面中医与西医的巨大差异发展缓慢是中医学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中医始终在自问“往何处去”，相比之下，西医在近代的发展似乎无须多问，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西医已经发展出了核医学、激光医学、分子医学……，西医研究的许多分支甚至已经达到了触动传统伦理的地步。与西医相比，中医的发展确实是显得缓慢许多。但是中医学并不是一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学问，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皇帝内经》到《难经》到《伤寒》再到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温病学派，可以说，中医始终处在一个返本开新的创造过程之中，即使到了近代，著名中医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同样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第一次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解剖学）血肉的五脏”，可谓一语中的，让后来的中医学家们脱开了中医脏腑解剖是否有误的纠缠，发展了临床有用的脏象（藏象）学说。那么为什么中医就不能象西医那样迅速发展呢？我认为这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文化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形成的现代科学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时代性非常鲜明，是一种线性发展的文化，真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中医本身作为一种哲学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他是一种非线性发展的文化。以文学为例，你能要求宋朝的文学家一定要写出李、杜一样卓绝的唐诗吗？当然你也不能要求元朝的文学家在词的创作上与苏轼、柳永平分秋色。此外，在音乐、美术等等领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是说，这种文化并不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后人未必超过前人。这是由这种文化的发展特征决定的。他们不像线性发展的现代科学文化，他们的发展特征是非线性的，当一个发展的高峰出现后，可能要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才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高峰，并且这个高峰的峰值也未必一定超过前者［2］。就中医理论而言，千百年来的实践表明，早在两千年前《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成书时就已经达到了一个足以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高度。确实，西医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可以说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革，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形势下，关心中医发展的人更加需要保持稳定的心态，更加需要认识到，中医与西医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他们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考虑到中医学的发展特征，笔者认为，中医学目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大跃进式的科学化，而是继承与发扬。正如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裘沛然教授所言：“发展中医，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笔者坦言，在了解中医药之前，曾经做过两年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如此不合理，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情形大概也不例外。因此，在谈发展中医之前，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对中医的理论知识究竟掌握了几分；中医的真正水平在哪里、在古人那里还是在自己手上。在中医发展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一定要明确，发展的前提不是抛弃，而是继承。中医的发展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进行。如果先哲大医们留下来的经典理论仍然能够指导现在的临床实践的话、如果中医的理论尚未真正落后的话，我们为什么非要不惜破坏其精髓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而不去继承呢？

2 中医现代化确实可行吗？

2.1 两种医学在理论与治疗理念上的差异支持中医现代化的学者普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 中西医两者形式虽然不同，但中医与西医都是研究疾病的科学，因此他们必然是可以相通的，可以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确实如此吗？我们从两种医学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手段两方面来进行一个比较。两种医学的最终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治疗疾病，但是两者理论的着眼点并非完全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两种医学的研究层面上，这一点是很多学者讨论过的。中医是整体观，西医是还原论，这是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所谓还原论就是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功能还原为结构，把上一层次的“现象”还原为下一层次的“原因”。这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而中医学则是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把握，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感性与理性结合，通过“取象类比”的方法形成自身理论体系。因此，与西医强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不同，中医学所反映的是机体整体的特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对话，他们实际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辩证法认为，“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因此，把中医这一反映整体特征的体系机械地还原为部分的话，其必然是要以中医学的整体属性为代价的。而中医学的优势、中医学的灵魂正在于他的整体特性，正是因为中医从整体的层次来把握人体的阴阳运动，所见者大，又从整体层次来调节人体的阴阳运动，所扼者宽，所以才能够忽略黑箱的内部结构而做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比如中医学所讲的胃阴虚，他是反映客观存在于整体层次的“证”的概念，而中医所说的“证”也仅仅在整体层次才存在，是整体所特有的属性，中医师自然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对之进行把握。而用西医学插入胃镜的方法你可以观察到胃阴虚吗？不能。这绝非是技术的缘故，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体与器官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整体的属性在还原的同时已经被破坏了［3］。以此类推，整体与器官之间的差异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从细胞或基因水平来对“胃阴虚”进行还原了。再考虑到中医所讲的胃、肾等器官并不等同于西医所理解的实体器官这个因素，对中医理论进行还原似乎更加给人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而另一方面，这种还原还要以葬送整体属性这个中医的灵魂为代价，实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违发展中医的初衷。我们再看两种医学的治疗手段。西医学在他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主要手段是，“找到致病因子，然后用一种药物或手段把它控制住”；中医学的主要手段则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气必虚”，就是说在正常的状态下，你如果处在阴平阳秘的状态，就是阴阳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即使是遇到了致病因子的影响，你也未必得病。但是如果你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使你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你就赋予了致病因素生存发展的条件，它就要危害你了。因此，中医看病首先不是考察致病因子，而是首先辨别阴阳，看阴阳是否平衡，这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理念。中医认为，“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中医学就是利用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改善人体的阴阳环境，使你被破坏的环境得到修复，让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掉。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常用的方子包括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和《金匮要略》的方子，这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子。为什么两千年以前的方子到现在还有效呢？因为中医治的是“人”而不是“病”，两千年来细菌病毒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但是人体本身并没有多大变化。正因为如此，两千年前用的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现在依然有效。笔者曾对麻杏石甘汤进行体外抑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其任何成分的水提物或醇提物对细菌均没有抑制作用。就是说，对于肺炎的治疗来说，从中医的角度看，这味药可以清热解毒、宣肺祛痰、止咳平喘，起到治疗效果，而在西医那里，这味药却缺乏实验室证据，可以认为是无效的。中西医治疗理念、治疗手段的差异可见一斑。当然，中医也有对病的认识，西医也有对整体的研究，但是总的来说，中医学更多的是研究“人”，而西医学更多的是研究“病”。他们的研究对象怎么会完全一致呢？笔者发现，这是进行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学者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而这恰恰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道德经》的首句是“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本意就是“途径”，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西医与中医对疾病的治疗既然是通过不同的“道”进行的，并且他们的理论层面又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就具有了天生的不可通约性，就像不能够用篮球规则来裁判足球比赛一样，强行使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进行研究实在是“不相为谋”之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人类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余岩、丁福保等开始对中医理论提出质疑开始，国内关于中医是否科学、中医是否应该科学化、中医应该如何科学化的争论就时有反复。可以说，中医的现代史就是一部争论史、衰落史。因此，笔者愿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关于中医如何发展的争论会是一个终结，愿望中医界能够早日达成共识，摆脱“科学情结”，还中医本来面目，确保中医内核的完整性与纯洁性，让中医走自己的路，为中医提供一个真正适合其继承发展的学术环境。

2.2 一个可行的办法――中西医在实践层面的结合中西医结合是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课题。与中医现代化的提法相比，中西医结合的感情色彩似乎更加缓和一些，因而也更加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之一。然而，半个世纪来的中西医结合其实质与中医现代化并无不同。两者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医实行的“和平演变”。它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得许多中医师在临证之际，不知不觉陷入了西医的思维模式，比如“以方套病、废医存药”等等，完全脱离了中医辩证论治的原则，使中医在学术上的精髓及特色丧失殆尽，变得名存实亡！因此，有人把中西医结合看作是中医误入歧途的开始。中西医究竟能够结合吗？应该在什么层次结合呢？如前所述，既然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难于逾越的鸿沟，那是否意味着两种医学就可以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了呢？果真如此的话，笔者认为，将是两者各自在医学上的卸责。中西医虽然在理论层面上不可通约，难以对话，但是在实践层面上，由于药物的作用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反应，中西医还是可以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提高疗效的。需要声明的是，与长期以来国内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不同，这里所指的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融合，更不是中医加之于西医或西医加之于中医，这里面不存在体、用的关系，纯粹是两种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结合。在中西医的临床结合方面，21 世纪的第一场瘟疫 SARS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面对这个陌生的疾病，中西医各施所长，在临床上紧密配合，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2003-05-18，新任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探望“中西医结合治疗 SARS 的临床研究”项目组时发表讲话：“非典”是一个全新的疾病，现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手段，西医与中医都在摸索，希望通过这次工作，摸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规律，这是对中西医结合极为慎重、清醒的提法。笔者认为，这种在实践层面进行的结合互补正是中西医能够进行也是很有必要进行的探索，也应该成为中西医界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振华. 走出求同的怪圈－中医现代化可能性的质疑［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 (5):18.

［2］ 刘力红. 思考中医，第 2 版［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2.

［3］ 匡萃璋.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学的还原化［J］.江西中医药， 2001，32(2):7.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4

目前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仍处于对中医理论的“论证”阶段，并以现有的西医理论为依据。中医的理论带有根大的抽象性、模糊性和复杂性。如中医的“证”是一种多因多果产生的综合征。而用单一的、又非特异性的指标，很难进入中医实质的研究。欲求得中西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把中医“天人合一”和“七情君在致病和治病中的作用，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论证”的基础上向“发展阶段”过渡，便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上的突破，在实践中应明确和思考以下三个间题:

(一)中西医结合的双重任务中西医结合具有两个任务:一是研究中医，发展中医，使中医在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沿着它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发展下去，也就是促使中医现代化;二是寻找中西医结合点，创立新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互相渗透而产生的边缘医学，这是中西医结合的根本任务。可见，中西医结合是在发展中医和西医基础上的结合，它没有终结之日，也不会代替中医。1980年初，我国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卜1习86年6月，中共中央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卫r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这些方针的确立，反映了我国医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疑是正确的。

(二)反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内涵和外延如上所述，根据中医学的特点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西医结合研究必须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又要超越生物医学模式。

1.心理因素具体化:精神活动应与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代谢变化四者同样看成是人生命活动的基本矛盾而存在的言“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荀子•天论》)。在研究疾病的病机、诊断和治疗时，要反映精神因素的作用并使之具体化。如神经类型、行为表现、病人对症状的表述等。精神因素能致病也能治病。有人形象的比喻肿瘤病人的“化疗”也应“话疗”。“医不等于药”。心理社会刺激可引起心身疾病。但也可以作为诱因，引起病理变化发生器质性疾病(如冠心病)。

2.社会因素的规范化:在病历中，‘过去只注意疾病史，，而忽视社会活动史。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注意不够(中医则特别注意季节与疾病及用药的关系)。应注意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并使之规范化。反映出诸如家庭关系、居住条件、饮食状况，生适习惯，工作性质、上下级关系等等。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饮食结构的变化，‘与代谢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日本调查研究证明，过去认为糖尿病是虚证，治疗以补为主。而今认为是实证，治疗则以泻法为主。饮食为猿变人提供了化学条件，而未来人类的进化也必然与现有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食疗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将越来越起着重要作用。

3.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寻找新的结合点:当前要摆脱单从解剖学上去找结合点，要注意从功能上去找新的结合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去思考何题，

(三)建立整体的动态的实验研究方法医学已进入了系统医学时代，在医学。的实验研究中，应建立整体观、动态观。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形态与机能的关系，‘在方法学上解决分析与综合的关系。

1.扩大整体慢性动物实验在动物实验中，有整体的、也有离体的组织、器官、甚至细胞，‘不同的实验方法，解决限定内的一定问题。而整体的慢性动物实验其优点在于可以反映机体的自我调节后整体性的变化，更接近于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

2.多指标和特异性指标的选择为了反映“证”的“综合征”表现，应选用反映多脏功能的指标。而特异性指标更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目前所用的指标确实不多。指标的选择，应注意医学的双向发展。一是向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方向发展，更加微观，二是向整体方向发展，更加宏观。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分析是综合的基础，在综合指导下去更深入地寻找其物质基础。

3.动态研究和分析实验结果在整体的动物实验过程中，由于病程延长，在发展过程中，机体发挥了自我调节作用，在某个阶段可出现不同的结果，甚至相反的结果。说明机体的调节和代偿作用。要区别生理变化和代偿作用，正确选择实验期和正确评价实验结果。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5

【关键词】中医学；象医学；天人合一

中医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放在解放前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西医在中国还不普及，而所有的中医都是师带徒出来的，师傅怎么教，弟子就怎么做，背汤头、背经典、望闻问切、抄方、处方、出师，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医按照它自身的理论模式和特有的运行机制在运转。可是解放后随着西医的推广，以及中医院校的建立，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热潮后，中医教育开始套用西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些人按照西医的化验检查和中药药理来诊治疾病，结果走上了南辕北辙的歧路。因此，重新正确认知中医显得非常必要。

一、西医强调“之化之变”以前的原生状态，中医强调“之化之变”后的反应状态

五十多年的曲折教训给我们以启示，中医、西医是两大不同的医学体系，中西医具有不可通约性。《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之化之变”也就成了中西医思维的分水岭。西医强调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药理、疾病、治病；中医与之对应的则为藏象、证候、病机、药性、类病、辨证施治。西医强调“之化之变”以前的原生状态；中医强调“之化之变”后的反应状态。比如，一个鸡蛋，对于西医来说，主要是这个鸡蛋含多少氨基酸、多少维生素；而对中医来说，主要是看病人吃了这个鸡蛋后会产生什么反应，是补虚还是泻实，是发热还是恶寒，是补气还是补血。一支人参，对西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营养品；但在一个中医眼中，它既可能是补益药，也可能是杀人的毒药，因为气有余便是火。中医理论思维属于“象”思维而非概念思维，是复杂思维而非线性思维。中医的概念为类概念，中医的病为类病。中医关注的重点不是病因，而是病因“之化之变”的结果，即病机。病机是导致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关键要素。中医认为是正邪相争的结果导致机体处于何种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状态是一种多因素的全身综合反应，同一状态可由不同病因、不同病理改变导致。因此，状态的解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状态的分类与治疗。病从纵切面、证从横切面来反映这种病理反应状态。两个人同时感冒，一个辨证为风寒感冒，要用辛温解表药；一个辨证为风热感冒，则需要辛凉解表药。

二、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病的人”

中医、西医是两大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病的人”，既要重病，更要重人。由于对归纳人体生理、病理属性的“阴阳”概念有“道、器”的不同，对“人”的认知层次也就有“道、器”的不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引用于医学领域。《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地有四时阴阳的变化，作为天地中的人也应顺应其变化。许多古代名医都是以《阴阳大论》（即王冰在注《素问》时补入的“七篇大论”）为圭臬，讲求“五运六气”、“天人合一”。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认为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作为大自然中的人，不论是养生还是治病，都应根据阴阳的变化而进行调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此处的阴阳应该是“道”这个层次的阴阳，是太极生两仪的“阴阳二气”。把人放在自然中去研究，强调要因人、因时、因地。同时，后世众多医家在临床诊疗时又多是以个体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作用后的反应状态（“象”）为依据进行辨证论治的。此时，用以归纳对立双方属性的“阴阳”与具体的相关事物或现象结合后，即具体语境下的所谓阴阳已有特定的内涵，如阴虚阳虚、阴盛阳盛、阴水阳水、阴黄阳黄、阴暑阳暑等等都是有所指的，已经属于“器”这个层次的阴阳了，是可以用虚实二纲来统领的，如阴虚阳虚为虚、阴盛阳盛为实。也就是说，研究“病的人”要道器合一，既要研究病人的体质变化（“器之阴阳”），又要研究与之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大自然的变化（“道之阴阳”），强调因人、因时、因地。

三、西医擅长于杀灭病原体，中医擅长于改善内环境

中、西医在诊疗疾病时参照系是不一样的，西医重理化指标，而中医讲天地人合一，把人放在自然中去研究，讲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体自身内部的和谐、平衡。许多人都说，中医是治本，西医是治标。这话在某些时候是有些道理的。假设人是木头，要想长出蘑菇，至少要两个条件：菌种和环境，西医擅长于杀灭菌种，中医擅长于改善环境。环境改变，什么菌也不长。环境不改变，蘑菇菌种杀灭了，还会长金针菇。这就是中医的“体质辨治法”。可见，中西医尽管存在某些不同的，但两者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可以互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学西医的学生也要了解一些中医的常识、一些常用的诊治技术。我们学习了中医学后，就不至于象现在许多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到发炎就用清热解毒药，而应辨证施治，是热则清热，是寒的则要温寒，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长处来为病人服务。:

四、中医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学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产物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6

长期以来，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一般病例医学报告上，师徒心传口授和个人经验的积累对临床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毕竟有其片面性和盲目性。随着科学方法学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医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等科学方法学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互相渗透。一般说来，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它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恒动观，重视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的器质和功能变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许多特长。

1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观察的大量病例，确定了许多种病的中医治疗效果。在总结辨证论治的规律时，必然要归纳出各种病的常见证型，这样就发展成为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

另外一点是辨证分型中的治疗问题。辨证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故一般都是按证型固定方药或主方。这种作法并不违反辨证论治的原则。这样，每个证型有其相应的方剂，每个方剂也有其适应的证型，从而达到理、法、方、药的高度统一。

除了中医有辨证分型之外，西医的诊断中也有分型或分期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医和西医的分型依据是不同的，例如西医常以病理组织学变化，局部的功能变化或致病微生物的不同属性作为分型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则常依据整体的反应性或功能变化。多年来，对这两种分型进行了不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间有一定的关系。但由于其着眼点和依据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中医和西医的分型常只能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

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将不同的疾病进行横的联系，发现部分病例尽管疾病的诊断不同，却有共同的证候，可用相同的治法和方药进行治疗，这又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原则。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既可以从某一种疾病出发，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有计划地从某一证出发，对于若干种不同疾病的患者中共同具有该证候者，应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探讨辨证论治的规律。后者不仅能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同样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有效途径。

2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患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样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中医有过解剖，但并不长于解剖，故对人体的观察是以外象推证，以方药测证。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

西方医学长于识“病”，东方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病与证的结合必须从深入的“微观”层次上，才能找到结合点。在具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并不应以微观辨证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为发展宏观辨证，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有机地结合。结合得好，必然会把识病治病的水平提高一大步，这就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取舍。微观辨证，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3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必然依据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维方式而确定，体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服务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继承中医整体、宏观、动态性的思维优势，吸取中医注重观察、比较、类比、试错、分类、调查等方法的精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解决临床医学的重大诊疗问题，揭示“病”与“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内在统一的客观基础，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

3．1 临床流行病学方法 临床流行病学是采用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吸取运筹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医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近年来，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病证结合研究，新药临床试验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3．2 循证医学方法 循证医学指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依据，从而使在个人经验及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诊疗手段、方法更具有效性和安全性。中西医结合临床既重视从临床中获取患者的信息对诊疗的指导作用，又注重科学系统的研究；既遵循疾病防治的科学系统性原则，又遵循了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体现了循证医学研究的基本思想。

3．3 数理统计方法 数理统计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临床医学中存在大量的“软指标”，此外，中医学从整体功能的“司外揣内”的观察和推理模式，更迫切需要甚至是较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7

1 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简史

自西医渐进，清代医家倡导中西医汇通至今，我国“中西医结合”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50~60年代）兴起和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不仅架起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中西医学术交流、渗透和结合，而且加速了中医药现代实验研究，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和走向世界。通过不同时期医家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8年全国开办“西学中班”［1］。1980年国务院批准“中医、西医、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决策［1］，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中西医结合医学”列为一个独立学科。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而且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迪和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或称“综合医学”“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

2 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指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和方法，使中西医药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通过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的要求，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与生命问题的科学。

3 中西医临床结合的重要价值

临床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领域，其研究应该遵循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般原则，同时其研究成果应能增强临床诊疗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并要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应用效果。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兼容共扬了中医学与西医学的长处，客观上成为传统中医学与现代科学体系的连接点，为两大医学体系的沟通、渗透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中西医结合医院，西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中医医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中医学与西医学两大体系相互结合，互补应用，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4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2］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相互渗透。一般说来，中医重视辨证论治，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重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性改变和功能变化，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有许多特长。因此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即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4.1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作出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断及辨证治疗经常采用的方法。

4.1.1 病证诊断的结合简言之是双辨诊断，是对同一患者的疾病状况作出中医病、当时证的诊断，同时又作出西医疾病诊断——这是目前中医医院临床的诊断模式。所谓“双辨诊断”就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既要反映出中、西医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又要体现证候进退的变化规律，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断模式，双辨诊断模式适应临床复杂多态的情况，应灵活地选择不同的结合形式。

西医辨病+对应联系相关中医病+中医辨证：首先辨病，掌握疾病过程的本质和全局，并在病的层次上进行中、西医临床思维整合；后辨证，了解疾病当前的病理特点，以便辨证施治。例如某患溃疡病，对应联系中医病为胃脘痛；多属脾胃虚寒证，可拟建中温阳止痛治方（从整体调治）；同时根据溃疡病病理特点施以制酸、护膜、活血化淤等措施（从局部施治）。

病证诊断的分期分型结合：在比较明确掌握疾病过程某些中西医结合内在规律的情况下，可建立中西医病证结合的分期分型诊断 。例如某患者诊断为脑梗塞，根据疾病不同阶段中、西医的病理特征进行分期分时段分型诊断［3］。

4.1.2 病证施治的结合 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 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如病人、病种、诊疗条件、疗效分析等）按不同的思路，灵活采用中医辨证论治和（或）西医病因治疗，目的必须是提高临床疗效。

西医病因与中医辨证均清楚——辨证论治与病因治疗并举 。例如：肺炎球菌肺炎（痰热壅肺证），用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清热宣肺化痰）+西药抗生素治疗。

中医辨证清楚，西医病因未明或无特效疗法--辨证论治为主+对症治疗 。例如：胃癌晚期（痰瘀内结），用膈下逐瘀汤加减（活血行瘀，化痰软坚） +静脉营养/胃空肠吻合术或胃肠造口（对症+姑息性手术）；慢性肝炎（肝郁气滞），用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理气）+胸腺素、强力新、水飞蓟宾（免疫调节， 保护肝细胞）等。

病因病理明确，目前辨证不典型——则以病因治疗为主+经验方或协定方。 例如：输尿管结石（X线检查发现结石，中医证候不典型），解痉、碎石/总攻疗法（消除病因）+排石汤、金钱草冲剂（利尿通淋验方）等。

病情好转，病因未除，一时无证可辨——则继续病因治疗+康复经验方调理。 例如：肺结核缓解期（原有证候基本消失），坚持全程正规抗结核治疗（彻底消除病因）+白及补肺丸/白及百部丸（扶正补虚杀虫）。

若有针对西医病症且通过临床与实验研究确实有效的专药专方，则直接辨西医之病，采用专药专方治疗 。 例如用蒲黄降血脂（治疗高脂血症），五味子降转氨酶（治慢性肝炎）。

4.1.3 其它方面的诊断及辨治

分阶段的病证治疗结合：疾病演变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抓住各阶段病证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中、西医方法在不同阶段治疗上的实际效果以及中西医药配合的疗效优势，灵活运用中、西医方法，彼此有机结合，以期取得最佳治疗效果。分阶段结合是中西医临床结合的重要诊疗思路，如肝硬化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肝功能代偿阶段，侧重中药益气活血调治+西医一般治疗；肝功能失代偿阶段，中西医积极配合，中医辨证论治+西医抗腹水治疗；晚期顽固腹水，腹穿放液+白蛋白输注+中药健脾益气，滋养肝肾；严重并发症（出血/肝性脑病），以西医方法为主抢救+中药急救方应用；险候缓解后，中西医方法继续调治。

中西医融贯的病证治疗结合：所谓“融贯结合”，就是中、西医理论相互渗透，中、西医方法彼此借鉴，两者融会贯通，有机结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从其概念可知，这是一种建立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高水平结合，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提示中西医结合由初步、局部的结合，逐步积累向较高层次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临床上的融贯结合有 3种不同的形式。①以中医学理论为主指导结合某些疾病西医诊疗有其薄弱环节或不足，以中医学理论为主指导结合，使疗效显著提高。例如根据中医学“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理论原则，指导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采用通里攻下、扶正祛邪治法； 根据具体情况兼以清热解毒、理气开郁、活血化瘀等法，可分别针对急腹症的若干主要病理过程产生良好疗效，不仅明显地降低手术率，而且更有利于患者的整体康复，促进病情好转。②中西医理论互用，共同指导结合针对中、西医理论方法临床运用时各具优势和不足，在各自的医学理论指导下，中、西医方法互用，优势互补；或从不同角度配合治疗，发挥协同作用提高临床疗效。例如抗癌治疗时，用西医放射治疗或化学治疗方法消除局部肿瘤病灶，并追剿转移灶癌细胞；用中医扶正固本方法调动患者机体整体自稳机制，减轻西医治疗给机体组织细胞造成的损伤，并兼有祛邪抑癌的作用。③把中医现代研究或中西医结合应用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直接运用于临床通过中医治则治法的现代研究，在认识到传统治法的具体作用环节、主要药物和作用机制之后，即可使中医方药新用、新药专用或与现代诊疗技术结合发挥中药最大的疗效，达到中西合璧提高疗效的目的。例如用活血化淤方药解除心绞痛，促进心肌梗塞的恢复；活血化淤方药还具有抑制免疫损伤、调节免疫水平和代谢过程的作用。通过对治疗慢性白血病的经验方当归芦荟丸效方原理研究和有效药物筛选，将其中的有效中药青黛的有效成分分离提取研 制出靛玉红，用于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不仅其抗慢粒的效果可与白消安（马利兰）相同，而没有其细胞毒性和抑制骨髓的毒副作用。

4.2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亚健康状态，西医认为“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 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中医认为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 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也就是尚未“形见于外”出现典型的证。“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近人对哮喘患者的内分泌研究中，发现患者即使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也有类似于肾阳虚证的隐潜性变化——肾上腺皮质功能偏低。西医学长于识“病”，中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我国广泛的从宏观上采取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病与证的结合必须从深入的“微观”层次上，才能找到结合点。在具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并不应以微观辨证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为发展宏观辨证，提高宏观辨证的水平，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有机地结合。结合得好，必然会把识病治病的水平提高一大步，有时也可能有不一致的表现，这就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取舍。微观辨证，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4.3 功能辨证与形态辨证相结合 功能辨证是指以中医生理功能为依据的临床症状辨证；形态辨证是指以西医解剖结合改变为依据的病理结构改变。两者结合就是将中医传统的辨证方法与西医病理形态变化结合起来认识疾病和提出诊断。例如在中医辨证诊断基础上，把诸如甲状腺肿大、关节变形、肌肉萎缩等也可包括在内，其目的是逐步使中医学与现代人体形态学接近。

4.4 病证舍从西医治病与中医治证各有其“理”，各有所据。在一般情况下，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相济为用。若两者在治疗理论上发生矛盾，医理有悖时，则只能依据临证当时的具体情况，舍弃次要方面，而依从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称为病证舍从。

4.4.1 舍病从证 如肝硬化胃底与食管下段静脉曲张、溃疡病所致的上消化道出血在肠道内积聚，按西医的一般原则，不主张使用泻下方法消除陈血。因为按西医理论，泻法增加胃肠蠕动，可能导致新的出血。但中医辨证认为呕血为胃火上逆迫血妄行，黑便是瘀血内留，淤血不除，胃热不减，出血难止。据此认为应舍病从证，急宜逐淤止血，选用生大黄为主的止血不留瘀为方药，不仅可以排除肠内积血，使隐血试验转阴，而且可迅速达到有效止血的目的。

4.4.2 舍证从病 如免疫性抗体增高的孕妇在分娩后常发生新生儿溶血症导致新生儿死亡。按中医辨证理论，活血化瘀药可以堕胎，故孕期严格禁忌使用活血化淤药。但中药现代研究证实活血化淤药物能抑制免疫性抗体，据此则舍弃中医辨证理论，依从新生儿免疫性溶血症的治疗原理，自孕期4个月开始，持续服用益母草、当归、川芎、广木香等活血化淤药物直至分娩，使孕妇体内免疫抗体下降，明显降低新生儿溶血的发病率。

4.5 中医临床思维在诊疗实践中创新在中医临证过程中，继承并非最终目的，不能为了继承而在中医理论框架内驻足不前，尤其是在中西医都在发展，彼此临床视野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要有突破传统、逼近真理的临床创新思维。

4.5.1 中医辨病应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化检查方法，延长拓宽自己的诊断视野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存在骨髓造血干细胞生血障碍，根据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理 论，使用补肾药治疗；急性肝炎有急性传染的特点可与中医的“疫毒”相类，病位在肝，故治疗时不仅限于传统方法采用疏肝柔肝，而且兼以使用清热解毒之法。

4.5.2 对以西医诊断的疾病，按中医理论探索新的病因病机和传变规律 如对乙型肝炎不一定按传统认识“黄疸”“胁痛”分湿热熏蒸、肝郁气滞、肝阴亏损等 证型辨治。可从湿热邪毒袭肝、病情迁延反复难愈、久病人络成瘀的慢性肝炎临床特点，提出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因当责之于毒、痰、淤，病机为邪毒袭肝，肝脾失 调，继而痰淤留滞，三者相互滋生，搏结为患，从而确立解毒、化痰、消淤作用治慢肝的新治法。

4.5.3 诊断疗效判定标准的制定，应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借鉴西医之长 如《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可参照西医《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来辨析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病，并对 卒中（中风）分期标准、疗效判定标准互为参照补充，深化中医对“卒中”的认识。

5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2］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必然依据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维方式而确定，即体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亦服务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继承中医整体、宏观、动态性的思维优势，吸取中医注重观察、比较、类比、分类、调查等方法的精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解决临床医学的重大诊疗问题，揭示“病”与“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内在统一的客观基础，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

5.1 临床流行病学方法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采用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吸取运筹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医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DME(Dsign，设计；Measurement，衡量；Evaluation，评价)是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近年来，应用DME方法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病证结合研究，新药临床试验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5.2 循证医学方法

循证医学指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依据，以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具有说服力的、充足的证据基础上，从而使在个人经验及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诊疗手段、方法更具有效性和安全性。系统研究主要指有关疾病的诊断、预后、治疗、 康复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循证医学亦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从系统研究中获取的科学证据、结论相结合，以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并认真、确切、合理的应用于临床决策中改善对人的诊疗结果。中西医结合临床既重视从临床中获取患者的信息对诊疗的指导作用，又注重科学系统的研究；既遵循疾病防治的科学 系统性原则，又遵循了个体化治疗的原则，体现了循证医学研究的基本思想。

5.3 数理统计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运用数理统计以及概率的原理，从数量上通过分析事物的部分(样本)，来推断事物整体(总体)特征和本质规律的方法。临床医学中存在大量的“软指标”，此外，中医学从整体功能的“司外揣内”的观察和推理模式，更迫切需要甚至是较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5.4 计算机科学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应用软件的开发，计算机在我国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医药卫生各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医计量诊断模 式、专家模拟系统、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生物电信息的处理和中医药信息处理与传播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中医辨证论治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以 及中医药的学术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6 对中西医临床结合的几点看法［4］

6.1 重在融合“病”“病”与“证”概念的研究现代西医学的病名定义严谨，有较明确的病理生理理论，病理解剖系统的理论基础，临床表现演变过程及辅助检查等。而传统中医学所言及的病名较宏观，内容较广，缺乏特异性、针对性的客观指标。而传统医学的“证”是从客观角度阐述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征性表现，缺乏特异性客观指标。应结合现代医学理论着重进行研究。

6.2 在研究四诊与现代检查的结合传统中医学的四诊诊察方法，凝集了二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家的智慧和宝贵经验，较真实反应了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诊断方法，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人体疾病微观的科学认识。而现代西医学重视对人体的微观研究，忽略了宏观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和人体自身的协调统一关系。如能汲取两者之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且能及时吸取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势必减低对疾病认识的盲目性，做出恰当的诊断处理，是祖国医学的发展。

6.3 重在制定统一的“病”与“证”诊断辨证标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中医学及现代医学均受到挑战。若观点被别人认可，就必须言之有据，经得起重复验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统一的公认的标准来衡量。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更应该重视这一点，搞出切实可行的诊断辨证标准。

6.4 重在恰当使用治疗手段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是依据某位患者所患某种疾病的病理生理演变及临床表现，采取恰当中医和西医两大医疗体系好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以期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并不是把中医和西药同时应用于某人治疗某种疾病即为中西医治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着重认真加以研究，总结经验，以供别人及后人借鉴。

6.5 重在制定统一的、客观的、科学的疗效判定标准疗效的判定要有标准，而这一标准应具有统一、客观、科学、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为学术交流建立平台，供研究者选用。有了统一标准，才能得出相一致结果，才具可信性。为“肯定”或“否定”提供了依据。

6.6 重在选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科学的评价手段传统的中医药学凝聚着历代医家的智慧和宝贵经验，是来源于临床实践之经验，故有“经验医学”之称。缺乏现代科技体系双盲、随机、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统计学处理的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难以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故在研究中应重视选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科学的评价手段。拿出切实可信的结论以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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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篇8

论文摘要：在新世纪里，中国一东盟落户南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成为国家战略，广西中医药教育改革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新问题。在分析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认为广西中医药教育改革必须从如下3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必须转变观念，顺应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二是必须优化中医药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三是深化中医药课程体系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广西中医药教育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

人类进人21世纪后，教育事业进人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医药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抓住中国一东盟落户南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成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改革广西中医药教育，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是摆在广西中医教育界的重要课题。

1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的现状

广西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中医药研究历史悠久。广西聚居着壮、瑶、苗、侗、松佬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经过千百年文化和生活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技之长，除了传统的针灸外，还有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瑶医、苗医等特色疗法，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医疗方法之一;广西中草药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仅次于云南，全国排名第二。这些宝贵遗产的整理和发掘，都需要广西高等中医药人才来承担。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医药人才较为短缺，特别是基层还需补充大量的中医药人才，这就成为广西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方向。

近10年来，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较快，广西中医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已形成，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中医药人才。目前，广西高、中等中医药院校共3所，设有21个本科专业(专业方向)及超过10个高职高专专业，近10个中专专业;教育层次分为中等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除了开展普通专业教育以外，还开展了继续教育、岗位培训、高等函授、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成人教育。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是通过建立传统特色和现代化道路相结合的教育观念、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标准，走规模与结构、质量与效益相互协调发展的道路，促进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提高。广西中医学院作为我区唯一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是培养和造就广西中医药人才的重要基地，对广西中医药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广西中医学院积极探索传统中医、对外中医、壮医药等多样化和特色化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推行“系院合一”管理体制和临床教学改革，开展产学研合作等均取得了实效。广西中医学院至今已为2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600多名中医药专业留学生，有力的扩大了中医药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推动了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机遇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以“传统自然疗法、天然药物、生物制品的应用”为主的医学，这就为传统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人才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有丰富的中草药和海洋药物资源，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道相通的省区，处于中国与东盟双向交流与合作最便捷的通道。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为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首先，东盟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与中国具有亲缘的地理、民族和文化关系，具有相似的用药习惯，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得中医药在东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随着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程度增加，广西中医药教育可以利用中医药学方面的优势主动走出去办学，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到广西学习中医、中药及民族医药。其次，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模式的引人，必然给广西中医药教育以新的刺激和影响，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中医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促使中医药教育的全面提高。再次，东盟各国与我国近邻，气候条件差不多，都有利于中草药的生长。因此，在中草药方面，东盟与我国相比，既有相同的产品也有不同的产品，有的还存在着珍贵的稀有特产药材。东盟自由贸易市场的兴起，必然实现各种中草药材的相互流通，这样将会使广西实现中医药科研的大力兴起和实验材料的互相补充。

2.2挑战建国5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广西中医药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也给广西中医药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

首先，知识经济要求深刻地革新教育理念。自人类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成为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因素，使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新的经济形态以高技术为第一生产支柱、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表现出强烈的技术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创新是新经济的灵魂。广西中医药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如何真正遵循高教规律培养创新人才作为目标，在创新问题上如何培养更有利于加快广西中医药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型人才方向发展都值得我们深究。因此，如何创新中医药教育是广西中医药教育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其次，时展要求深化教学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教育要尊重和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学科专业发展的特征与趋势，及时改革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求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在人才交流、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纵观广西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历程，广西中医药高等教育虽经过5次较大幅度的课程体系调整，但改革只是课时的增减和部分课程的增减，对课程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解决的力度不够大，且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和严重欠缺。如何推进中医药教育改革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考验。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人才向复合型转向。未来的社会需要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社会对人才需求已经由专门化人才转向较广泛适应性的通科人才;由单纯地掌握知识、做学问转为会不断地学习和运用知识，会创新知识和发展知识，会创造新的直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由单纯地强调和要求知识的重要转为要求知识、素质、能力的统一。广西中医药教育存在着人才质量观片面、素质教育薄弱的缺点。在教育实践中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授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特别是传统人文文化素质教育明显过弱，中医文化功底不足，以致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思想受到局限，发展不够全面。如何培养中医药复合型的人才，并在培养人才和科研活动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

3广西中医药教育改革的理性思考

3.1转变观念，顺应时展潮流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正日益深化，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中医药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健康需要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力倡导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用符合时代潮流的教育观念指导和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和实践。

3.1.1树立教育服务观根据广西中医药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更新观念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弄清教育的本质，要认识到教育是对学生的特点、专长的引导，是促进其向自身兴趣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完成专业的教学任务，还涉及到更多更广的层面、领域，只样这样才能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营造良好的氛围。

3.1.2树立综合素质教育观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有三大特点:一是符合现代医学人才标准。二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三是体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广西中医药教育在培养目标上要立足于成才教育和全面综合素质的培养，克服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在专业目标设计上要从专业对口性转向增强专业适应性与发展竞争性;在教育思想上摒弃把学科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划分过细的观念，从专刁‘教育向“通识教育十专业教育”的通专结合教育转变，注重人才的全面综合素质培养和智慧潜能开发，把培养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3.1.3树立终身教育观终身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保证学生终身学习，使之能够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和适应时展的需要。中医药教育的终身化，要求重视和加强中医药学生的在校教育，特别是培养学生终身化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和素质，逐步完善与发展毕业后中医药教育和继续中医药教育，使在校园中医药教育、毕业后中医药教育、继续中医药教育三个阶段成为连续统一的整体。

3.1.4树立教育国际化思想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会带来教育的国际化。中国已经加人东盟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作为联系东盟桥头堡的广西经济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面融人国际社会发展主流。但这种蓝图的实现必然要靠人才来支撑。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国际交往能力的中医药人才。由于中医药教育的潜在市场力非常大，对有一定的中医药文化基础和感情的东盟国家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因此他们对我国的中医药教育非常感兴趣。从广西目前的中医药教育水平来看，加快国际化进程对中医药教育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3.2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中医药院校教育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中医药院校应不断地吸引和吸纳各种办学力量，从而推进校际之间合作办学、社会参与办学，采取与综合性大学或其他科类院校联合开办中医药类专业、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合作形式，促进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目前，对外合作办学越来越流行，已经成为近期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医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由于广西特殊的地理优势及中医药院校的人才储备优势，东盟国家会首先考虑与广西的中医药院校开展合作办学。东盟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有效弥补政府投人的不足，能满足中医药教育发展的需要，东盟优质的教育资源，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必然会给广西中医药教育带来新的刺激与影响，从而在人才培养、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方面与国际医学教育进一步接轨，催生出广西本地新型的中医药教育形态，建立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广西中医药教育形式，从而提高广西中医药教育水平与质量。中医院校还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办学，共建中医药专业。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积极推进中医药院校与中医医疗、科研机构的联合，建立区域内产学研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使投资者在教育产业化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开发等工作的运作过程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并能转化为再次投人的良性循环系统之中。学校与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建实验室，共同申报、共同研究课题，共享科技成果。通过企业委托高校进行科学研究，促进中医药院校教学研力量在人才培养、医疗服务、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互相渗透、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和办学效益。

3.3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3.3.1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广西中医药教育本身还带有许多传统教育模式烙印，以致于人才培养的口径过窄，中医药人才综合素质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因此，改革中医药教育模式就要使人才培养模式符合“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素质养成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全面发展和个性教育相结合，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则，培养适应于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中医药教育要充分发挥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根据学校的特色和社会的需求设置专业，结合国际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的素质培养、理论与实践、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本科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关系，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把中医药学教育紧密地联系所在地区的卫生工作实际，把教育的内容从书本扩向现实生产劳动，把教学的空间从院校延伸至社会，并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从而实现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同时，还要重新审慎地认识中医师承在整个中医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临床实践作为贯穿于中医教学过程的主线，学生在临床教学基地随师实践的同时，完成对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实践课程的学习，自始至终全方位地在临床实践中接受培养;同时遵循“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中医师承教育方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避免陷人传统师承教育所固有的重经验、实技而轻理论研究，重一师之技、一家之言的保守和狭隘境地，并力争有所突破，为全面改革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积累可资借鉴的经验。

3.3.2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的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国外医学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改革的历程看，我们必须尊重传统模式的客观合理性，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中医药知识技能与现代医药知识技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基础与临床以及统一性与多样性等关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改革教学体系应遵循:一要体现全面素质教育的思想，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加强非智力因素的训练和培养，形成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二要体现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特征，反映最新进展，引进必需的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三要体现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的整合和治疗、预防、康复、健康的统一;四要体现具有良好的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本领。在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的设置上，首先，控制总课时，注意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关系，让学生有自我发展的空间;其次，强调课程的联系和综合，把中医与西医在病因、发病机理、诊断及治疗上相关密切的病种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减少内容重复，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能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并力图反映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吸取现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再次，注意课程的综合化，使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互渗透、交叉进行，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具有解决复杂课题的技能。

3.3.3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要倡导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和启发式教学等科学方式方法，彻底摒弃传统的灌输型、教师中心性和封闭式教学，牢固确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而教学手段改革的核心则是现代化。它要求加强对以计算机及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加快中医药教育资源的信息化进程，尝试建立中医药课程网络多媒体教学实用体系及运行机制，形成基于网络技术的教育资源共享系统，实施网络化教学、建立虚拟大学或开办远程教育等，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教育技术手段上的支持，为中医药教育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实现公平与效益及普遍提高健康卫生水平创造物质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