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范文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1

关键词：辽宁历史；遗迹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57-02

历史遗迹是历史文明的浓缩和载体，它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准。辽宁的历史遗迹种类繁多，特点突出，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中华民族先人生息、繁衍的遗迹存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致，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一、辽宁历史遗迹的现状

历史遗迹因其保留着特有的历史信息与痕迹，因其具有不可移动的文物属性，如今，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按照历史分期不同，辽宁的历史遗迹大体上可分为辽河文明历史遗迹、清文化历史遗迹、抗战文化历史遗迹等等，这些历史遗迹构成了辽宁特有的文化风格特点。

1.辽河文明遗址

由早期人类遗址构成的辽河文明即金牛山、牛河梁、查海、新乐等原始人类遗址，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的辽河文明，已逐步成为辽宁文化的代名词。

新乐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文物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一件貌似鹏鸟，称为太阳鸟，为古代先民的图腾，如今，金碧辉煌的太阳鸟雕塑，已成为沈阳市城市的象征。新乐遗址是我国辽河流域十分重要的史前考古文化遗存，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

位于辽宁省凌源市的牛河梁遗址，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最早人类文化遗址之一。在遗址挖掘的过程中，牛河梁的祭坛、积石冢以及围墙和附属建筑，整齐完备、构思合理，这些建筑的规划、设计和布局都具有现代建筑群的雏形，由此可见，牛河梁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牛河梁遗址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但是尚未被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一“宝地”没有为辽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清文化遗址

在辽宁以沈阳故宫、昭陵、福陵、抚顺新宾的永陵为主线的“一宫三陵”遗址，它们是清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民族的记忆；它们是传承清文化的有机载体；它们是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补充。

沈阳故宫最开始叫盛京官厥，沈阳故宫不仅有古代宫殿的建筑群，还以有丰富的珍贵收藏而著称于海内外，它与北京故宫构成了中国仅存的两大完整的明清皇宫建筑群。①沈阳故宫从1961年成为首批部级重点保护单位，到200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沈阳东陵又叫清福陵，始建于1629年，它是清命名的第一座皇陵，也是一处融满汉民族特色为一体的皇陵建筑群，1988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清昭陵又称北陵，是清皇太极孝端文皇后博乐济特氏的陵墓，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643年建成，它是古代建筑的精华。1927年，奉天省政府将其开辟为公园，故称北陵公园，如今，它已成为集清代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合一的游览胜地，并成为沈阳的名胜古迹之一（《百度百科》）。

永陵是太清皇帝爱新觉罗氏族的祖陵，它具有我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和满族艺术风格，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适应创建文化大省的客观要求，辽宁从全省文化发展战略的总体出发，有选择、有计划地修复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如：“一宫三陵”、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赫图那拉城等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相当一部分历史文化遗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甚至已经不复存在。

3.抗战文化遗址

辽宁的抗战文化与中国近代列强侵华有着密切的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日军侵占辽宁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遗址遗迹，它们是辽宁省抗战文化的载体，“北大营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关东军司令部、满铁的遗址遗迹、沈阳站、满铁附属地、平顶山大屠杀旧址，日本制造的第一个大型屠杀惨案、抚顺战犯管理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北陵电影院等等。这些抗战遗址简直就是抗战文化的雕塑版，它们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辽宁人民的14年抗战的艰辛过程，它们不但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在世界遗址中也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有一座陈旧的中国古典式建筑，于1954年建立，后更名为利群电影院分院。而让辽宁人民甚至全国人民记住它则是在1956年，这个地方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诠释，它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领土上，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干扰地审判外来侵略者战犯，这是历史的奇迹，而由这种奇迹产生的历史遗迹，则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成为中国人民赢回尊严的见证地，它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它的教育性、典型性对当今的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平顶山纪念馆这两处对比鲜明的历史遗址。一处是日本对辽宁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处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记载和见证了审判公正、效果最好，战犯认罪态度最感人、审判教育作用最大的遗址，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宽厚胸怀，不计前嫌。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暨日本侵华期间设立的“奉天俘虏收容所”，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文化遗址开发，现已对外开放。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遗迹，对于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建立和谐的世界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此外，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辽宁，抗战历史遗迹破坏的比较厉害，如北大营已经被拆、满铁图书馆异地另建、盛京施医院拆除、奉天鸦片工厂也被拆除等等。因城市化进程、老城区改建、房地产开发等等原因，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遗迹正在一天天的濒临消亡。据《奉天通志》记载：到清朝末年，即20世纪初，仅沈阳城内及郊区就有寺庙塔等历史文化遗迹二百余处，而沈阳目前现存的才有几十处，可见这方面的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

二、辽宁历史遗迹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

辽宁的历史遗迹以多样性、文化内容丰富为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保护意识的薄弱，很多历史文化遗迹正在逐步消失。因此，如何认识历史遗迹保护的重要性不仅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历史遗迹保护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出来。

历史遗迹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只有保护好历史遗迹才能使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能够传承、开发、利用；才能为辽宁省由历史文化大省向历史文化强省转变做好基础性工程。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日益明显，它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显。因此，要重视城市文化，又要留住城市记忆，逐渐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大主题。城市要发展，但也要赋予它一种丰富的、文明的精神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的定位又与历史遗迹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历史遗迹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历史遗迹的珍贵就是因为它的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这种独特的秉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就像有人说过：“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面临着矛盾。”这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有矛盾，就要解决矛盾，就不要在乎它是否彻底，而要注意它的同一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所在。

三、保护历史遗迹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辽宁省历史文化、历史遗迹的重要作用。提高保护历史遗迹的全民认识是历史遗迹重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体现，由于认识不足，一些人只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装饰，而没有看到现在文化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中去，甚至它会引领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发展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被忽视，更是忽视了把历史文化遗迹作为文化产业来管理和经营；从而制约了一批历史文化遗址的开发和利用。

第二，制定历史遗迹保护措施、长期规划。开发和利用历史文化遗迹是一项文化建设中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件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长期规划，统筹安排。政府大多只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文物、古迹的设施的投入周期长，回报慢。因此，一些历史文化遗迹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往往提不到日程上来；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遗迹因为资金不足而迟迟无法完工，因此，辽宁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利用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在房地产开发和老区改造当中，要么就是拆掉老建筑给新开发线路让路，要么就是因老城区影响新项目开工，这些都是因为短期行为造成了老建筑和房地产开发之间矛盾的结果。

面对历史遗迹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我们不能单纯的回避，要时刻关注城市建设发展与保护历史遗产的关系，警惕和避免因城市化进程而改造甚至改掉了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城市的发展不应该是矛盾的，他们应该是互相促进，和谐发展的统一体。因此，如果对省内的历史遗迹制定保护措施，长期规划就可以改善这种被动局面，使历史遗迹与新城区开发处在和谐之中。

第三，保护好历史遗迹这个问题应该提到各级政府、领导的议事日程。重经济，轻文化一直是政府部门的薄弱环节，各级领导应该向对待引进外资那样应该重视历史遗迹的开发和运用，保护历史遗迹能增加历史文化底蕴，历史遗迹是一张无声的名片，它可以吸引外资投资，对那些濒危的老建筑政府更要拨巨资进行维护和抢救。

第四，利用和开发老建筑这是保护辽宁历史遗迹的关键性问题。历史遗迹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历史遗迹如果得到合理利用，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作用，同时也会注入生机。如：利用遗址遗迹建立主题公园、利用老建筑开设私人博物馆、将遗址遗迹开辟为重要的景点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开发和利用历史遗迹的有效举措，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些历史遗迹，能实现文化保护和产业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这样不仅能弘扬传统文化，还能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五，对于遗址遗迹的去留问题不能由哪个领导说了算，历史是全体人民的，是历史的。因此决定历史遗迹的去留应由各行各业的专家论证、由全体市民听证，才能使那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保留下来，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2

一、安居历史文化悠久。

安居于公元5XX年始建场，至今已1500多年。明城化庚子十七年（1481年）置县，清雍正六年(1728年)废县并入铜梁县，建县持续247年。

安居交通发达，地处在琼江、涪江交汇之处，三面临水，依山为城，以水为市。安居物产丰富，商贾云集，为物资集散之地，贸易上通绵阳，下至重庆，解放时还有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丝业商人在此驻庄。

安居历史悠久，有许多名胜古迹，如“点头石”上拓刻有唐代韩愈书的“鸢飞鱼跃”，宋米芾书的“第一山”题记，有王母石汉墓群遗迹，有现掘出土明代及汉代墓葬的一批陶石文物。因曾为县府之地，政治、文化非常发达，旧时城垣断残墙壁可辨，遗碑、祠、寺、宫、观等建筑共约二十余处，有唐初异僧自什邡来安居兴建的波仑寺，有徽宗敕封兜溪龙女而建的圣水寺，李太守、帅待郎发迹之所的龙兴寺等。古县署、巡检司署等廨宇目前尚可查寻。

安居人杰地灵，出了许多达官贵人、翰林学士。有明初副兵马指挥张云逵，万历监察御史周达，正统左检都御史王俭，有明代与海瑞同僚的河南巡抚胡尧臣，大理寺少卿周南，大理寺丞胡禹臣，户部员外郎胡如川，有乾隆万历间陕西巡抚帅祥等地方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诗文遗著和活动遗迹，也出了清雍乾间王楼山父子翰林，同治光绪年间吴鸿恩翰林以及曾毓璜翰林等四位学士及其诗咏题刻和轶闻传记。

二、尚存的古建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安居的“九宫十八庙”，现万寿宫、下紫云宫、元天宫、城隍庙、东岳庙、妈祖庙等八处保存较好。这些古建筑风格各异，造型独特，万寿宫具有东南亚异国风味，妈祖庙体现出安徽异地风情民俗，元天宫等处处可见龙形图雕，生动再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显示了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

三、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清代民居、街道、小镇风貌。

吴鸿恩、王楼山父子、曾毓璜的翰林院和举人周际同的周家祠堂，百年老字号桂林春大药房等院落住宅第20余处，仍可见规模，各具特色，且这些古建筑布局保持完整，部分室内木雕、彩绘装饰和小木作装饰都精美绝伦，饱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内涵。

安居古街道如青龙出水，婉蜒于江岸与波仑山、坛子山间，从会龙街开始，经火神庙街到大南街，全长600米，现存的古建筑多在于此，还有古城墙、城门、桥梁等古遗址。古镇街道布局以河道为骨架，临水建街，因水成市，依山而建。各种文化宗教庙宇布局合理，置于镇内高爽之地，形成交叉复合的立体观赏空间。

四、风光秀丽的山水美景。

安居镇处在琼江、涪江交汇之处，三面环水，呈半岛之势，自然景观秀丽。沿江水岸，居民点点，依岸崖吊脚而建，错落有致。河岸码头，踏级入水，水道港湾、绿水轻烟，二江秋月，游舟晚唱，实属一片纯朴、宁静、清秀的古镇风光。

五、独特的传统风情

安居镇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有龙舟竞渡、民间彩扎、川剧座唱、龙灯艺术表演、书法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统民风、民情、民俗、传统生活生产用具，使安居镇呈现一遍古朴淳厚之风。

安居古遗迹久经风雨，饱受岁月冲洗，目前保存下来的也严重破坏。有些民居古宅和祠堂由于为私人所有，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些宫庙遗址因作它用，年久少护，木朽漆落，无人维修。保护好安居古建筑，重现安居古县城遗址昔日风采，开发和利用好这一重要旅游资源，实属当务之急!     六、几点建议：

1、应将安居作为古县城遗迹加以全面保护和开发。安居现存的古遗迹规模和文化内涵，实属全国罕见。若失志不移地加以保护和开发，可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居虽申报为历史文化名镇，但我们建议应将安居作为古县城遗迹加以全面保护和开发。     2、按古县城遗迹定位重新进行规划设计。尽快请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古镇(古县城)的保护和开发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和进行控制性详规。原有的小城镇建设设计脱离安居实际，与古建筑风格不相容，应予放弃。设计要体现长远性和现实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和谐统一。     3、根据不同的地段实施不同的保护和开发。对居民现在自行修建的房屋要统一要求，各方面都要与安居镇古建筑风格相协调。     4、希望县里尽快出台安居历史文化名镇（古县城）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政策。保护文物，政府可以招商引资，也可鼓励私人兴建博物馆，加快对文物和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5、通过各种媒体加大宣传，使人们高度认识保护文物旅游资源的重要性，进而全面保护和开发安居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急速重建城市之余，意识到建设时要平衡保护历史文化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遗产理事会于1964年在威尼斯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亦称《威尼斯》[6]，首次将西方保护历史建筑的共识确立为指引，亦成为日后国际保护指引的参考基础。明确指出古迹的艺术性与历史性需要并重(第三条)，以平息十八世纪以来两派之争。首先引入“真实性”的原则（引言），改变以往欧洲建筑师常以自己对古建筑风格的理解随意演绎实物的陋习，然而当时并未意识到“真实性”这个名词在非欧洲建筑可能遇上的理解困境，埋下了日后国际文物保护界颇具争议的难题。澳洲站在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澳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遂在1981年写下一套比较具有泛民族视野的文件，称为《保护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点的》，简称《巴拉》[7]。《巴拉》一改欧洲文明侧重个别君主或建筑师风格的观念，提倡以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和社会性四项人类共通的文化价值观(CulturalValues)主导保护方案，因而比较适合重视社群文化的亚洲文明，因此《巴拉》是现时众多非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原则的参考基础。《巴拉》并不强求将古迹回复到特定历史面貌，反而提倡重叠层面的理念，认为“需要尊重地点上各方面的文化重要性的贡献”（第15.4条）。对于以砖石为主的西方建筑而言，当然极少会发生历史某时段前人为维修而局部换去某些砖石的情况，但是定期更换组件却是东方建筑的传统特性，因此对木建筑来说，保存历史层次的概念应包括更换的组件。对于中国民间建筑而言，依据当代的民俗和工艺修缮其实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不应强求修正或统一而铲除历史层面，需知同时保存及修复文物建筑不同时代的饰面是符合当今国际理念的。国家文物局从1997年起与美国及澳洲专家合作，将国际保护最佳原则与中国文物遗产的特点结合，最终在2002年完成《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简称《中国准则》[8]。尤其第5条指出“对文物价值(重要性)的评估应当置于首要位置”，意即在保护工作之前，必须先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文化价值评估，文物工作者不应单凭直觉和经验判断处理手法，这是与《巴拉》的理念相符的。而对修复中国古建而言，第21条指出“保存现存实物的历史状况及不失讯息，任何修复应当尊重现存实物的重要性”，旨在防止有人为了方便讲述一套历史故事而篡改现存历史实体。

2国际保护意念中真实性理念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今国际保护文物古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忠实尊重历史信息，不应为方便演绎而任意修改古迹，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性”，国际上用的是”Authenticity”一词。其实这个词语沿自希腊文字“Authentikos”，意即“自动、自我、同样”，后演变为拉丁系统的欧洲语言（如法文或意大利文）里“Authenticity”一词。在英国牛津大词典里，这个词语有八项不同解释：权威性、合法性、事实性、拥有性、原本性、诚恳性、自创性以及无可争议之源头[9]，并无证据支持这个词语在英文里既“原”又“真”的必然性。如果尝试用中文“原真性”这个简化的三字词去等同这个多重含意的欧洲词汇，甚至反过来为了符合国际保护文物标准而推断为要“真”及“原”，这种理解就欠缺科学性。如何最佳地翻译这个拉丁文字，本文尝试依据实证分析。国际上第一次将“Authenticity”一词用于保护文物之上的是1964年的《威尼斯》，这是因为当年执笔者十之八九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当时，Authenticity一词的概念并无引起太大的注意或争论，因为参与撰写《威尼斯》的人分享相似的背景，对于保护文物的难题的性质及应付手法早已有了大致的假设”[10]。对于一位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来说，界定“Authenticity”这个常用词是无聊之举，但是对于非拉丁文明的工作者来说，却不能顺手拈来将简化的翻译作为专业标准。然而1993年出版的世界遗产（简称“世遗”）的《管理指引》（ManagementGuideline）却首先将这个词语的矛盾带到国际保护文物界去。其第24条规定“要符合申请成为世界遗产，必须通过在设计、物料、工艺及环境方面作出‘Authenticity’的测试”[11]。但凡测试必须基于普遍及客观的科学准则，而申请世遗要动用庞大人力物力，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世遗组织公布“Authenticity”一词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可是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文字里，翻译这个拉丁词汇根本是不可能的。在1994年的奈良峰会上阿拉伯及肯亚的专家均指出其语文中找不到一个相近的意念，而日本专家更加表示在日文字典中是将“Authenticity”译为惊人的“独裁”一词。因此，以常用字典去翻译“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并试应用专业文物保护的不合理性就非常明显了。其实现今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已与跟当年起草威尼斯或世遗指引时相去甚远。昔日欧洲专家集中保护纪念性历史建筑的美学风格或残留证物，但是现今“对民居建筑、文化地域或是精神价值的重视，已经将重心转移”[12]。何谓民居建筑的原来设计、何谓民间文化的真实传统，无法单纯从现存遗址或物质中完美地表达，因此亦无法跟随1993年版的世遗指引，以简单的测试来判断。事件终于在1994年获得突破。“日本（的文物保护界）恐防他们将重要历史木建筑定期落架重建的传统，有可能在西方的框架中被视为并不真实”[13]，向世遗组织正式要求为“Authenticity”一词作出客观及适合全球文化的诠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遂于当年在日本奈良举行峰会，颁布了《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简称《奈良文件》。该文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必须扎根于其传统的价值，视乎这些讯息可否符合‘真诚’（Credible）及‘事实’（Truthful）的理解”（第九条）。基于以上概念，在文化遗产的领域中，“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便应该解释为“真诚性”（Credibility）及“事实性”（Truthfulness）两个观念的总和，理由是只有这两个理念方才可以为世界任何语言都拥有的词汇。而我国的《中国准则》将它翻译为中文时，放弃了“原真性”一词，采用了包含了上述两个理念的“真实性”一词作为符合《奈良文件》对“Authenticity”概念的共识的最适合翻译。接受奈良会议的成果，世界遗产组织于2005颁布崭新一份《实施世遗公约的操作指引》对“真实性”作出优化的诠释，不再硬性规定通过某些测试，转而是要求“（文物遗产）‘真诚’和‘事实’地表达其文化价值，（包括）形态、实质、用途、传统、环境及其他非物质传统与人民精神等因素”[14]。举例来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福建永定高北村土楼群，包括了明代客闽先民的土楼残址、清末民初的现存土楼，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华侨回乡所建的新土楼（图1），而近代村民因生活模式转型而对土楼的务实改动并不影响其文化价值，成为世遗当之无愧。

3我国对修复彩画工程保持真实性的讨论

梁思成先生曾指出以往的工匠常“将已破败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15]；对待饱经沧桑的中国古建彩画及壁画，柴泽俊先生亦注意到近代有些粗陋的维修工程上，“绘了新颖的晚期彩画图案大大损害了古建筑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降低了文物的价值”[16]。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建筑彩画不单是一件视觉艺术，更加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就应该遵守《中国准则》第23条所说：“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至于怎样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中第21条所说之“不改变文物原状”，又是否等同西方“真实性”的概念，多年来都成为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中一个争议性很强的学术问题。在2005年由《古建园林技术》杂志集合专家及匠师对此议题讨论并总结而成《曲阜宣言》[17]。对于近年一些仿效西方砖石遗址极力维持旧状的做法，宣言明确地解释“衰败破坏不是原状，是现状；对于已改变了原状的文物建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尽早恢复原状”（第8条）。宣言特别指出，中国建筑彩画除了“保护木骨、美化建筑，同时还有彰显建筑等级、昭示建筑功能的作用，（因此）如果残存的油饰彩画已经完全失去原有功能且无保存的艺术价值时，就应当重新修复”（第7条）。这样就解释了《保护法》中的“原状”其实不能狭义地限定为古貌，而应该理解为整体可以彰显“原有功能”（包括《曲阜宣言》所指的保护木质、礼制等级和艺术精神等功能）的状态。这个见解基于中国彩画的原本色彩构图和工艺制度所表达的文化价值比其残迹所传递的讯息重要，所以有限度地补绘遗迹彩画是符合《巴拉》1.4条所说的“保护的意义是一切维护设定遗产地点的（文化）重要性的步骤”原则的。西方文明将修复古迹的传统手法称为“补缺”（Lacunae），特别着重“可识别”原则，我国有些人误解为“留白”，其实西方人强调的是“艺术完整性”，就是说补缺的部分应该在“视觉上比原物稍为后退，却又融合而不干扰地加强整体性。普遍原则是补缺要视觉上比原物后退，但又融合、不干扰而加强整体”[18]。罗马斗兽场的外墙也是用比原物颜色较淡的砖石修补的（图2）。我国一项较早就遵从《威尼斯》原则的案例是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主持的广东省从化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梁上的木雕人像在“”时被斩去上半截，补上的半截雕像保留新木质感，既恢复了雕像视觉上的完整性，又保存了原物与补缺之分别，符合《威尼斯》的原则（图3）。此外，该工程亦刻意保留墙上“”标语（图4），以示建筑上历史图文真迹，无分雅俗悲喜，符合《奈良文件》中“真诚”和“事实”地表达文物的文化价值的要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荣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全年最高杰出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与世遗中心邀请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审议了国际保护理念的相关文件对当前保护东亚建筑的适用性，并发表了《北京文件》[19]。《北京文件》指出“任何维修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文化传统)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传统做法予以应有的尊重，比如在有必要对建筑物表面重新进行油饰彩画时”。这是因为东亚建筑的髹饰及彩图并不等同西方砖石建筑表面的附加装饰，而是该文物建筑的美学、历史、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元素，因此不应要求像西方建筑任由饰面残缺而完全不用干预，因此文件提倡基于科学分析及传统手法重绘是符合“真实性”的保护方法。在2008年的《北京备忘录》更对此深入解释为“彩画保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其真实性表现为设计、图案、色彩的真实性，制作材料和工艺的真实性，精神与情感以及历史上干预痕迹的真实性等；完整性是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全面和完整”[20]。

4修复中国民间彩画的现代案例

4.1云南沙溪寺登街戏台彩画修复云南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市集，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专家合作进行全面保护，笔者参与其戏台木构彩画修复的工作。由于前人草率地在清代历史彩画上髹以丙烯酸化学颜料，故要先清洗这些错误的干预层，工序有四步：一，先用橡皮擦蘸上唾沫(含有酶成分)逐一擦去彩画上之灰尘（图5）及污秽；二，以海绵蘸上冰草酸小心抹去顽固化学塑彩；三，用纤维笔扫去木纹内之塑彩（图6）；四，浸稀释氨水的日本纸敷木表面，以中和冰草酸以免侵损木材及底层历史彩画。其实至此清洗及恢复原状已基本完成。根据西方尊重原物的精神，专家坚持对半褪色的彩画痕迹不作任何补色或填充（图7）。唯一要补绘的是木版画，偶有对色彩变淡之处稍作修补，坚持不在有笔足的部分修补，而在画面白色背景之处轻轻用毛笔蘸上近白矿物颜料加强白底，衬托出真正画面（图8）；对新补的画面，尽量以比原色稍淡之色和稍平之笔迹，令远看画面和谐，细看则新旧可辨。这种手法是严格遵守西方补缺和可识别性原则的，在我国实属罕见，更获得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优异奖。4.2香港青山禅院修复护法殿弥勒画像修复由县志和古诗显示，公元五世纪中期杯渡禅师从东南亚乘舟来华遭遇风浪，停在珠江口香港西岸，在山上岩洞禅修，后人设立青山禅院，该禅院可能是佛教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青山禅院辗转于1927年扩建成禅宗山寺的伽蓝七堂格局，其护法殿坐落中轴线的中央，其面向前的弥勒画像虽然已遭水迹严重破损（图9），却仍肩负七堂制的迎客重任，是重要的历史和建筑特征。笔者负责禅院修复工程，在保护弥勒画像时先洗去碍眼的污迹，再以稍退的色调补上缺失处，集中以调和背景的手法来突出残留的原来笔迹，而避免补绘主要线条，严守国际文物界补缺的理念，亦平衡中国建筑对回复画像的礼制讯息的真实性的要求。4.3香港景贤里大宅近代仿彩画修复在二十世纪初，我国新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立志肩负“中体西用”的使命，尝试创出一套“中国民族主义建筑”风格，抽取我国传统建筑里的布局或制度反映在新的建筑设计里，如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红楼均采用了演化了的清代官式彩画以暗示礼制或美学的精神。香港景贤里大宅（1937）的主人李氏乃二十世纪初的望族，负责联系英国政府和本土华商，因此大宅刻意以当时先进的水磨石预制件技术营造仿清代官式彩画装饰，以创意工艺造出立体藻头、圭线和十瓣旋花彩图等。近年景贤里大宅受恶意毁坏而几乎全失，政府及专家根据残物及旧照复原，笔者参与训练工匠帮助其重拾打磨水磨石（图11）和石灰塑纹铺金（图12）等技巧，恢复昔日以建筑演绎“中体西用”的历史讯息。4.4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神仙赴会图”保养流落海外的大型中国古代壁画中，最著名而现存最完整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内称为“神仙赴会图”的元代壁画（图13）。该壁画在1920年代由不法日籍商人从山西省某不知名道观切割后偷运出境，更在1933年为了方便运输和脱手而不惜毁坏画面以粗陋手法切割装轴，加剧画面裂痕。壁画辗转终由加拿大政府购入。笔者访问负责修复该壁画的波兰籍资深画师EwaDziadowiec，她首先将璧画进行全面清污，用与原来泥层同色的有机黏土加胶水填补空缺，再加热轻压令各层重新黏合，之后她根据当年未装裱前的照片忠实补绘。整个过程严守威尼斯第12条里补缺文物的原则，以与原画背景相近颜色的底板补在四周边沿，在缺失的地方抽取原画围绕缺失处的颜色淡化，以无笔迹的淡色补上，以求远看形态重现，近看新旧笔迹可辨。这是不折不扣以海外技术拯救中国古代壁画的成功实例。

5结论

国际文物保护界经历两个世纪的验证及反思，为如何维护文物“真实性”作出符合东西文明的厘清。我国建筑建筑的彩画的文化价值不能局限于作为凝固的遗迹，而是通过其美学完整性、与所处的建筑的关系和作为民间技术承传的媒体，成为我国文明的一部分，是活着的传统。修复彩画应该先基于实证地断定其文化特征，谨慎釆取手法，在不破坏历史痕迹的情况下，真实地恢复其美学及工艺的精神与讯息。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4

关键词：名城保护；历程；回顾；展望

国务院自1982年以来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各级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保护历程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忽视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致使部分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受到损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1981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提出了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入了有计划、成体系保护的阶段。

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开展调查研究、编制保护规划和采取保护措施等各项工作，带动了其他城市在发展建设中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市特色的延续。考虑到当时城乡经济十分活跃，各项建设和旅游业发展很快，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切实保护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于1986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公布了上海等38座城市(县)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务院批转的报告中，提出了在审定历史文化名城时应掌握的三条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具有历史特色、能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同时提出了对于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地方人民政府可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对于这类地区，要着重风貌和特色的整体性保护。

两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对制止“建设性破坏”、保护城市传统风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除了前两批6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外，还有一些城市历史遗存丰富，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及革命纪念意义；同时针对前两批名城中出现的在建设时存在违反城市规划，片面追求近期经济利益的现象，国务院于1994年1月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正定县等37个城市(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务院批转的报告中，提出了今后要从严审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严格控制新增数量。

国务院分三批共公布了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从2001年至2008年，又陆续公布了山海关、凤凰、濮阳、安庆、金华、绩溪、泰安、海口(将原琼山并入海口)、吐鲁番、特克斯、无锡和南通12个市(县、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增加到110座。

1994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成立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名城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保障名城保护工作中的专家领衔作用。同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明确了技术要求。2005年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编制的内容。

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从资金投入上予以了保障。从“九五”的1 997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专项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和建筑维修。1997年至2000年，国家补助资金共计1.2亿元，支持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个项目；“十五”期间，国家专项资金的补助内容调整为专项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国家补助了7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了38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十一五”期间，国家计划补助专项资金近10亿，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国家名镇名村中的基础设施改善及环境整治。通过专项的补助，改善了街区内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周围环境，提高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宣传了遗产的保护方法，同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从2004年开始，国家补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经费2000万元，补助了中西部地区27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存在差异，20多年来，许多城市注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名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注意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段时间内，不少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已不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被破坏

由于不从城市整体布局上研究问题，不注意新区的开发建设对旧城的疏解作用，而试图在人口密度已经过高的古城内拓宽道路、兴建高层建筑来解决交通、环境居住方面的问题，在建设中忽视了如何妥善处理新的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关系，对古城布局与风貌造成了严重损害。

2　一些古城居住环境差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地方未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定期的全面维护，使得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差。大多数街区由于建造年代距今时间较长，市政基础设施条件差、建筑年久失修，加上居民搭建的一些临时建筑，使得这些地区的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由于缺乏专项保护资金，导致这类地区的建筑处于一种任其自然破败的状况。若交给开发商进行建设改造，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其结果往往毁坏了有价值的真实历史遗存。

3　不注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

一些名城在古迹周围进行破坏性建设，或通过不正确的方式对古迹周围的历史环境进行整治，致使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环境遭到破坏，使古迹的历史文化整体价值大为降低。

4　拆毁了一些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

有些古文化遗迹、近代代表性建筑、名人故居等，原本应及时发现和保护，由于种种原因发现较晚或还未被发现，或发现不报告，加之有的地方没有认识到这些遗存的价值，或明知故犯，导致这些遗迹被损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5　建造了一批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

一些城市不注意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却花费大量资金修建假古董，致使仿古明清一条街在一段时间内呈泛滥趋势。

三、名城保护工作展望

虽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经历了一段低谷，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城市已有共识，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实物见证，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就是留住城市的历史足迹，就是留住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记忆。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才是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历史文化名城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许多城市开始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资金维修文物古迹和近现代历史建筑，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注重城市建设中历史传统风貌的保护。一些尚未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努力发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进行保护，着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

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表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依法保护的轨道。为了进一步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我们将着手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制定和完善相关行政规章和技术规定

包括出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施办法》、《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要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备案办法》等。

2　突出重点，分层次制订保护对策

历史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点。我们将进行不同保护对象的政策研究，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3　开展名城名镇(村)保护状况评估

由建设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及有关专家，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状况进行评估。通过评估，总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主要成绩和成功经验：对于保护工作不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出整改建议，对于破坏特别严重的名城，提出列入濒危名单的建议。

4　开展相关宣传和培训活动

利用各种媒体开辟论坛。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邀请专家及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宣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意义，介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以及正确的保护方法，分批介绍不同类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5　逐步建立保护档案和保护动态监管信息系统

按照名城申报时历史文化遗存的情况，以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名城保护的有关内容，建立遗产保护档案和动态监管信息系统，对遗存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6　逐级委派规划督察员，强化名城镇(村)的规划管理

充分发挥专家在名城名镇(村)保护工作中的作用，研究建立规划督察员与专家参与制度，明确督察员、专家在申报考察工作、保护规划编制和审查、濒危名录确定、保护状况评估监督检查、宣传培训、名城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的责任和作用。

7　建立和完善技术支撑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涉及历史建筑、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要素等内容的保护，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将通过逐步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就现状历史遗存信息、保护规划编制、保护规划的实施、接受国家资金补助项目的实施以及不良建设行为等进行跟踪，提出纠正措施。

8　围绕《全国“十二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设施建设规划》做好工作

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利用好国家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专项资金，确实发挥资金对于真实历史遗存保护的作用。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5

关键词： 胶东半岛 炮台 韩国 申遗

胶东半岛上的青岛、烟台、威海都是旅游观光城市，由于山东省重视古代历史文化资源，炮台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旅游观光城市的文化魅力，有待开发和利用。

一、胶东半岛炮台分布和开发利用现状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岸蜿蜒曲折，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代开始就是中国海上防御的要塞，胶州湾的青岛，芝罘湾的烟台，威海湾的威海，是胶东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城市，因其地理位置独特，在近现代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其中最具特色、数量最多的就是作为海防设施之一的炮台。

青岛是炮台分布最多的地区。在德国入侵以前，清政府为防御海盗，修筑了许多炮台，1897年，德国人占领青岛以后，或是新建，或是对清政府修筑的炮台进行再建或扩建。炮台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东南部的青岛湾、汇泉湾、太平湾北部一带，分为海防炮台、陆防炮台、临时炮台三部分。这些炮台中，青岛山炮台、团岛炮台、西岭炮台等六座非常重要的海防炮台，同卑斯麦北炮台、伊尔其斯北炮台、伊尔其斯东炮台、仲家洼炮台四座陆防炮台，以及22座临时炮台形成了完整的海陆防御体系。

其中的青岛山炮台，是由德军于1899年建造的，被称为“青岛炮台之最”。青岛市政府于1997年投资500万对其进行了全面修复，经过数年的发展建设，现已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点、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是一处寓教于游的人文景观。

烟台的炮台有西炮台和东炮台两座，西炮台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清朝末期，1861年，烟台开埠，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修筑了西炮台。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积极推进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清政府于1899年聘请德国技师弗里德里希・克鲁勃对西炮台进行扩建，始成今日之规模。西炮台位于芝罘区西北部的通伸岗上，由瓮城、炮台、指挥所、演兵场、弹药库、城墙等组成，炮台、炮位是建筑的主体。1987年，西炮台被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西炮台更名为“西炮台国防公园”，同年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炮台位于岿岱山与东西北三面深约20米的临海悬崖上，与崆峒岛、芝罘岛形成鼎足之势，与西炮台形成交叉火力，是烟台的天然要塞。东炮台始建于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经过实地考察选址后，奏请在烟台筹建东炮台，并从德国订购了克虏伯大炮，安装在该炮台上。1901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东炮台一度被下令拆除，1903年得以重修。1938年，被侵华日军炸毁了炮身及炮座。新中国成立后，东炮台成为国防军事重地，并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威海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战场，清朝末期，清政府邀请德国技师于威海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修筑了15座炮台，但经过中日战争后，其中的8座成为废墟。现在所说的威海炮台位于威海海岸山坡及山顶。后炮台在水师学堂堞墙北150米的小山上，包括地下掩蔽与炮位两部分。炮台屡经修复，原貌保存较好。

综上所述，从文物保护方面来看，青岛、烟台和威海三地的炮台都经过了修复，对于破损严重的地方也进行了抢救性的维修，在修复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其总体布局和建筑形式。目前，三地的炮台都已列入部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作为旅游观光景点对游客开放，但就其开发利用情况，还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胶东半岛自身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光靠这一点就足够吸引游客，从而忽略了其文化资源，缺少文化底蕴，影响了旅游景点的整体形象。

二、韩国仁川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申遗

江华岛是韩国第5大岛，行政上属于仁川广域市江华郡，是首尔西部的咽喉要道，这里曾发生多次影响韩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在古代史上，江华岛作为高丽朝鲜两朝中央政权的避难所，多次见证了王朝的危急时刻。在近代史上，1866年法国军队的入侵，即所谓“丙寅洋扰”，以及韩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的签订，都发生在这里。江华岛居住过许多名人，历史文物众多，是被世界遗产组织指定的保护场所。除了已经被指定为世界遗产、闻名于世的支石墓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外，这里的海防遗迹也相当出名。

江华岛海洋海防遗迹指的是17至19世纪修筑的环绕江华海岸的江华山城（史迹132号）、江华外城（史迹452号）、三郎城（史迹130号）、26座江华墩台等海边要塞，还包括在江华岛对岸建造的文殊山城（史迹139号）和德浦镇（292号）炮台等。

韩国政府于2015年对江华海洋海防遗迹进行申遗准备工作，仁川市政府计划经3个阶段完成申遗：首先，以江华郡民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大力宣传，普及相关知识，获得居民的支持；其次，向文化财厅提交申请书，于2016年设立仁川市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申遗；最后，由文化财厅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申报，此申遗预计从2017年开始，至2021年完成。

2016年6月，韩国国土情报公司（LX公司）仁川本部于27日同江华高丽历史财团为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签订了合作协议。通过协议，两个机构为江华海洋海防遗迹中的5个镇、7个城堡、54座墩台能在2021年前完成世界遗产的申报，将运用无人机进行遗迹调查和测量工作。此外，还将进行空间信息相关技术合作、共享历史资料等。

2016年7月，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工作暂时放缓，因为按照原先构想，如果申请的遗迹中包含金浦市的相关遗迹，申遗名称却只定为“江华”，似有不妥，所以就申遗名称还需要与京畿道金浦市方面作进一步协商，申遗工作虽暂时放缓，但也说明了两地都认识到了江华海洋海防遗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三、韩国仁川海防遗迹申遗对胶东半岛炮台开发利用的启示

1988年汉城运动会前后，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在对文化需求增强的同时，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日益高涨，这直接表现在韩国对本国文化遗产的申遗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文化遗产，韩国的申遗热情一直经久不衰。迄今为止，被收录进世界遗产的韩国文化遗产共计11件，共有18个项目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这些文化遗产的申遗，无论是从其文化意义本身，还是其衍生出的经济效益，皆有目共睹。韩国文化部门的“申遗控”，从侧面说明韩国对于自己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心理。

江华海洋海防设施是以守护国家的目的建立的，它见证了韩国屈辱的历史，经历数百年风雨，留存至今，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同时是岛屿、大海及周边山城巧妙结合的文化景观。可以预见，随着申遗工作的启动，此处必将成为国内外游客旅游的热点，其作为旅游观光资源的价值巨大。此次仁川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再一次表现出韩国人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推崇和保护。

同样作为海防遗迹的胶东半岛炮台的开发利用，从中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申遗中虽然在命名上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整体意识非常明显，其出发点就是海防设施这一整体概念，不仅包括炮台，还有墩台、城堡等。胶东半岛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整体概念，不管是地域的整体概念，还是炮台本身近现代历史遗迹的整体概念，运用其进行相关文化遗产的申报，在提高申报成功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知名度，从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最终创造出巨大旅游收益，实现其开发利用。

胶东半岛的炮台作为近现代历史文化遗迹，其作为旅游观光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也十分巨大，江华海洋海防遗迹的申遗对胶东半岛炮台的开发利用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我们在借鉴一个国家文化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是让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禹英兰.探析山东半岛近现代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2]王涛，于建华，徐德学.烟台东炮台保护利用研究，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六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3]王海鹏，高爱东，闫勇.烟台西炮台遗址现状与保护对策，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4.

[4]http：///百度百科.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 发展前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被提高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由于我们的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近代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由“落后”的全盘否定到发展与保护等辩证认识。由于现有的发展意识逐渐统一，公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步加强，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较为成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例如：山西的平遥古城、云南的丽江古城以及我们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等等。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发展历史文化遗迹为产业的文化产业既可以推广本省文化又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这是以承载历史文化为基调的“双赢”发展结局。

一、目前甘肃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如果以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分类，甘肃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华夏文明源头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伴随着甘肃境内早期华夏文明源头，从旧石器时代到周秦时期均有文化古迹的存在。第二类是丝绸之路文化。在西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境内留下了众多丝绸之路文化古迹，这类古迹主要分布在陇山以南地区。第三类是多元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自古甘肃境内都有汉、回、藏等较多民族居住与生活，所以境内各种民族民俗文化众多，同时也留下了众多令人惊叹的民族文化古迹。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分类，甘肃还拥有莫高窟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在甘南还有众多的藏族文化宗庙，以周秦时期为例，秦先祖就是始源与甘肃东南的渭河、西汉水流域，目前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方鼎等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中，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把其发展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性与专业性事业。但是我国由于历史以及技术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杀光的社会基础与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也面临管理、策略、规划以及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在关键问题、关键技术节点上要进一步统筹兼顾，为长期有效地保护与发展注入活力。

1.管理与策略挑战

由于甘肃境内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区域较为广泛，所以在管理起这些遗产难度较大，并且在目前管理机制中，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的不准确，部分职权间存在着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相互重叠的现象，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文物部门、规划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方面由于管理方式不同，进而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各部门协调发展这一关键性策略上，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表现在于上级文物管理部门认识不同，所以协调与保护机制将得不到统一认识与完善。如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不能以文化遗产长久保护为主要发展策略，将会直接造成历史文化遗产原有的真实性丧失。同时政府再制定开放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千万不能过于开发，不能因旅游发展而破坏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规划与技术挑战

以甘肃境内众多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为例，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应当注重不能过分以传统的保护规划为主，切莫以偏重宏观控制，如果长期以偏重规划将会缺乏有效地计划操作效能。如果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会在规划上缺乏实施具体的技术指导要求。同时由于甘肃境内存在众多的多民族多民俗历史文化古迹，这些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缺乏相对应的适合的多种风格与类型的维护与修复工作较为复杂，特别在修复技术上由于实践经验较少，技术研究不到位，很多文化遗产出现了修复危机等等情况。如果保护技术得不到长足有效地发展，未来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面临着严峻地考验，保护工作不到位，未来发展将会无从提起。

三、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保护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

1.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综合性事业，促进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首先应当以政府引导为宗旨，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得以其利益来捆绑历史文化遗产利益。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为综合发展、综合修复、综合维护、综合整治等四大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与资金倾斜。同时，政府还应当在开放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上加快改革推进步伐，不能以短时期发展代替长效发展，要切实制定与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政府再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当推动文物保护部门、规划部门、旅游部门等统一协调合作，加强综合保护与治理步伐，真正在全省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协调发展。

2.引进人才与提升关键性技术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年代久远，部分遗产保护难度过大，其中关键性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掌握。并且，目前国内优秀的文物保护人才较少，例如以我省境内的莫高窟壁画为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壁画亟待保护性修复，而我省目前可以进行壁画保护性修复的人才极少，尚不够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标准。而且由于我省境内较多的靠山历史古迹，这些古迹保护难度极大，所需要的人才较多。在关键性古迹保护技术上，国内缺乏核心修复技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碳修复技术以及高新蓝光科技修复技术都没能在根本上掌握。

3.结合自身条件，创新发展与保护

我省境内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有的古迹地处山川、有的古迹地处河流地区、有的古迹地处平原地区，针对我省各种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条件的不同，可以制定出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当着重分析自身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总结与研究，从而制定出可行性保护与发展计划，同时还有看重未来发展，切莫贪图短期效益，不能超越自身基础条件，搞空想保护或发展。我国其它地区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上拥有一定的先进经验，我省各地区应当努力学习并加以研究总结，结合自身发展现状，统筹发展，坚持以保护为主、发展为辅的科学理念，创新多种渠道。可以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修缮与开发，可以吸引外地投资与旅游，可以用历史文化不断丰富地方内涵，可以加强自我认知，不断充实调整巩固提高。

4.进一步开发资源，发展与保护并存

虽然我省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已经名列保护与发展范畴，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今资源开发工作仍然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并没有真正发挥其自身优势效能，这也给进一步开发资源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性条件。未来我省应当坚持发展与保护并存的方针，不断开发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在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与协调统一。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焦点性问题，发展问题也并不是以破坏保护为代价。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调与统一，我省应当总结开发经验，提倡多种保护举措与机制，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现状，提出了现今保护难题与发展策略，在一定意义上给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决策者提供一些建议与参考。同时，本文在几点改进措施上的详细概述，应当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一旦错失保护的时机，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珍贵的遗产，因此全社会应当加以重视与关注，为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参考文献

[1]郭兴华，陈谦. 甘肃省历史文化村镇评价体系初探[J]. 中国建材科技，2012，03：93-96.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7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开发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154-01

一、概况

中国境内保存的丝路遗存，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别：新石器时代文化古遗物;古城遗址;古墓葬;石窟艺术;塔碑楼阁;寺庙建筑;长城关隘;民族与民俗文化。由于近年来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开发、自然因素等原因，导致丝路沿线许多历史文化资源濒临消失的危险，悠久的西域文化也将失去精神依托和物质载体。

二、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分析

古遗址的保存现状令人堪忧，除了一些级别较高的文化遗存保存相对完好外，很多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原因有。

1.自然因素：（1）地震。丝路沿线多处处于地震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壳活动激烈，使得地震活动强度大、频度高，沿途的古城建筑多为夯土或土坯结构，极容易造成很大的破坏。（2）风蚀。丝路沿线经过塔克拉玛沙漠，沙漠气候干燥少雨，大风扬沙是沙漠气候的常态。而这些地区的古城址、烽燧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大都为砂石、生土结构，强劲的风力很容易对古遗址造成巨大的破坏。（3）洪水的冲切与浸蚀。丝路沿线洪水泛滥，从而对古遗址造成严重的破坏。暴雨所致的洪水造成古建筑的多处塌方、毁损。对古遗址造成严重的冲切破坏。

2.人为因素：（1）自然资源开采的破坏。丝路沿线有油气矿藏资源大省（如新疆），是国家能源的重要储备区和供给地。但许多油气田的工程建设，是在古遗址之上，从而对古遗址造成了整体性的破坏。（2）农业开发的破坏。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中道就是绿洲农业的重要地区。由于绿洲耕地资源相对有限，在历史时期使得其中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常常被平作耕地或被取土肥地，造成了许多历史遗迹的破坏。（3）开发旅游资源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旅游资源开发，对文物保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了具有保护修缮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一些落后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将许多价值很高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为旅游景区，从而使历史文化古迹失去了原来相对封闭性保护的环境，从而对许多历史文物造成不可逆性的破坏。（4）工业污染的破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企业“三废”的排放对历史古迹破坏作用十分严重。如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对古城墙、石窟寺、壁画等产生严重的侵蚀。（5）城镇化的破坏。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建设，城市内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三、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对策建议

1.审慎处理资源开发和文物古迹保护之间的关系。处理资源开发和文物古迹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城市经济发展和中华文化传承的重大问题。虽然矿产油气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但矿产资源具有可替代性，而历史文化资源是唯一的，一旦破坏，就无可替代。

2.农业开发中首要注意文物保护。绿洲农业开发中，民众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非常重要，所以提高其文物保护意识是重中之重，防止出现为了增加绿洲用地而将文化遗存破坏甚至全部移除的情况。

3.从制度上规范文物、旅游部门的行政职能。文物部门大都是和旅游部门联署办公，甚至许多历史遗存由旅游局管理，这从根本上不利于文物保护。因此，要重点突出文物部门保护文物古迹的专业职能，实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部门的职能的严格界定。

4.走新型工业化之路，避免工业污染对文物的破坏。工业污染对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减少工业“三废”对文物古迹的破坏，要从源头上禁止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这就需要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理性衡量短期效益和长远利益这笔账。

5.城镇化进程中保存历史文化遗存，留住城市底蕴。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城市扩建中，保存古城墙、古民居能保留城市的悠久历史和厚重感。这就需要在城市建设规划中，提高认识，做好规划，才能做好古城与新城的和谐统一，历史遗存与现代化建设的并行不悖。

四、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作为中国西域文化重要的依托和民族精神的物质载体，对于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护对象。要把历史文化遗存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实做好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存开发保护工作。

五、丝绸之路的旅游前景与优势分析

“丝绸之路”上的旅游资源独具神秘性、文化性、经济性、多样性、民族性等特色的特征，正是“丝绸之路”旅游开发的资本和依据。从“丝绸之路”丰富的文化遗存与旅游胜迹及它所具备的鲜明特点等方面得出“丝绸之路”是当今亟待开发的旅游资源，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把“丝绸之路”建成21世纪黄金旅游线的重要意义，使它成为振兴城市经济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保护历史遗迹的建议篇8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宪章》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宪章（巴拉宪章）》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另外，基于遗址本体的文化价值，在遗址区内特别是周边区域大力发展与遗址保护、唐文化复兴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相关的文化产业群体，最大化遗址的秦地文化价值，为人文西安的目标打造新的文化坐标。遗址区保护发展的费用来源，在我国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可是尝试吸纳民间资本进入遗址文物保护，可以与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