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范文

时间:2023-02-21 11:38:50

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饮品;文化;中西文化

文化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书中首次将其作为概念提出。在书中,他讲到"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不难看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集中反映,反映的同时,有作用于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它的民族特性很强。在中西方文化中,就体现地极为明显。本篇试着将这两种文化所包含的具有代表性的饮品作为观测点,去研究与对比中西方两种文化之差异所在。

一、蕴含中国多元文化的茶

茶,茶蕴含着中国多种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茶,从某种角度来说,代表着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秦汉之前,我国四川一带就已经盛行茶饮。今天的大神农架就是 就是茶树的发源地。《神农百草经》中讲述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在这块植被如此茂盛,直至今天还盛产茶叶的地方,神农尝百草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通过《王褒僮约》一书中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情况来看,在我国汉代之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产业状况应该是非常繁荣。人们很容易想出,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采为己用到"产、供、销"的全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祖先从发现茶到栽培利用茶叶的历史是多么的悠久。

汉朝时期,茶叶被作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 隋唐时代,饮茶趋于普及,茶业繁荣。因此,随之而出现了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茶经》--世界上第一部茶文化专著,就在此时问世了。宋初明末,茶文化已发展到极为鼎盛的时期,赐茶、斗茶和贡茶流行于世。清朝时期,茶文化发展愈发成熟,茶馆中汇聚了各种曲艺表演。这一时期,茶叶在对外贸易中地位一直居高不下。伴着历史前行的脚步,人们与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人们也在各种活动中不断的发展、充实和发扬着蕴含中国多元文化的茶文化。

二、承载西方多种文化的咖啡

在西方,有关咖啡的起源,至今版本各异。相关的历史记载中,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50年。回教的《古兰经》圣典上讲述:在执行一次任务之前,睡着了,传达启示的四大天使之一--哲布勒伊米用一杯咖啡将其唤醒,接下来,竟然一鼓作气一连将40人打下马。还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咖啡源于于埃塞俄比亚的"Caffa"地区一位牧羊人的一次奇遇。传说在他放牧时,观测到他的羊情绪异常、兴奋不已。究其原因,是因为羊刚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子。为了进一步得到证实,牧羊人带来些一样的红果回家煮饮。没想到,此物除了香飘四溢,喝下其汁液后,更是神清气爽。从那时起,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提神醒脑的饮品,倍受欢迎。

十五世纪,回教徒去圣地麦加朝圣时,把咖啡断断续续地带回居住地。这样,咖啡慢慢被传播至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香浓咖啡》中记载道:"咖啡进入欧陆当归因于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嗜饮咖啡的奥斯曼大军西征欧陆且在当地驻扎数年之久,在大军最后撤离时,留下了包括咖啡豆在内的大批补给品,维也纳和巴黎的人们得以凭着这些咖啡豆,和由土耳其人那里得到的烹制经验,而发展出欧洲的咖啡文化。战争原是攻占和毁灭,却意外地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乃至融合,这可是统治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了。"

三、透过茶与咖啡,品鉴中西文化

茶在中国文明的华夏文化当中,历史久远,它不但包含了历史、美学,还包括伦理学和哲学等,可谓是博大精深。无论是在产茶区还是在非产茶区,茶文化的创造、发展与传承都经久不衰。茶文化包罗万象:茶的历史发展、茶区人文环境、茶业科技、种类繁多的茶类和形态各异的茶具、饮茶和茶艺等文化艺术形式。茶文化的久远,源于它厚重的内涵。中国是由56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喜爱茶饮。因此,茶与民族的特色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民族各自独特的茶礼、茶艺和饮茶习俗。极富生活情趣和文化内涵,即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高雅与通俗的统一。

茶叶产于山林之间,融天地精华,饱蕴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之精髓。中国的文人墨客都喜欢通过茶这种饮品,去感悟其间的茶道、天道与人道。通过品茶赋诗来抒发他们内心那种与大自然相互融合,超然脱俗,淡薄名利,心灵回归于大自然的理想中追寻的境界。正如坡在《汲江剪 茶》中,道"活水还需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枯肠末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又如"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有了这些文人们的积极参与,茶便慢慢开始富有了茶自己本身应特有的文化内涵与底蕴。中国文化中的茶文化,无愧是浓缩了中国古今传统思想精华的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它将会以更加锤炼深邃的思想,以及丰富深刻的内涵去影响着人们,进而也影响着世界。中国文化正如这茶文化一样: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千锤百炼。在中国文化从文明的发源地走向世界之时,整个世界都将为之瞋目。

西方的咖啡文化与东方的清香淡雅,内敛含蓄之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气质属于热情奔放、浪漫自由、理性洋溢、轻巧快捷。西方的咖啡文化是那种优雅中伴着浪漫的感觉,享受着惬意中带着悠闲的韵味。这就是西方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文化。就现在的西方人而论,生活正如煮咖啡一样,如果他们对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了之前的新鲜感,那么,干脆就全部换掉,重新经历冒险,重新品味人生。这就像速溶咖啡一样,被冲泡过一次,就基本上失掉了其原有的味道。口味变得清淡寡味。饮品咖啡对他们来说,其间不单单是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意大利的热情、法国的浪漫、德国的考究、美国的快捷等。众所周知,西方人认为上帝看重的是个人的灵魂。人的肉体和灵魂、任何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对抗的关系。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西方人有这很强韧的个人奋斗意识和竞争意识。

四、结语

茶与咖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饮品分别各自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底蕴与不同的气质特性。两种饮品,透出两种文化。茶,蕴含着中国多元的文化因子,讲究中庸,认为天、地、人合一;咖啡,象征着西方多面的文化精神,更强调理性,认为天人不合一。两种饮品,折射两种文化。茶,清香入脾,优雅而令人陶醉,有禅宗之悟道;咖啡,香浓醒脑,奔放而使人痴醉,有基督之精神。如今,两种文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飞速发展,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交流越来越密切,为此,茶与咖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得以不断地碰撞,从而得以进一步地交融。这也预示着中西文化终将得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健康发展,最终走向融合。

参考文献:

[1]李少林,王达林.中国茶话全书[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2]林清玄.平常茶非常道[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3]胡文仲.文化与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周作人,等.茶人茶话[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中西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安现象;父亲三部曲;卧虎藏龙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18-02

导演李安的成功在于他能够恰当地处理好影片中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并采用了一种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又符合西方观众审美心理的叙事策略。李安的这种独特的贯穿中西方文化的电影风格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思索。

一、李安电影的东方文化特色及中西文化的冲突

对李安导演的电影风格研究这里具体从电影中所体现的的东方文化特色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入手,而这些在他的“父亲三部曲”中体现的最为突出,所以这里重点从他的“父亲三部曲”来进一步了解其电影风格。

(一)家庭结构的破坏和重组

在中国,传统家庭模式是三世同堂,活着的最高男性尊长是家庭的核心和最高权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以家长为代表的家庭整体利益。而在现代西方家庭模式大部分是一对夫妇或者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老人和成年子女被排除在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独立的结构,从而忽略了代际之间的交流,造成西方家庭感情的淡薄。同样西方性解放等观念造成家庭的破裂和家庭成员缺乏沟通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里李安很好的把握了东西方面临的共同困境,选择家庭为主要框架,来探讨更深的文化问题。

《推手》中老朱退休后希望过中国传统的三代同堂的理想家庭生活,但因为文化思想、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同,无法和洋媳妇和睦相处,不能融入儿子的家庭,“三世同堂”和睦相处的传统家庭理想破灭,传统的家庭模式已经被破坏;传统家庭模式被解构的同时,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在《喜宴》中,作为传统家庭伦理代表的高父和高母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念,接受儿子同性恋的事实,这实际上是传统家庭道德向现代的转变;当然在家庭被解构的同时也进行着家庭的重组。《饮食男女》中,名厨朱师傅丧偶后和女儿们组成最初的家庭,但是随着三女儿和大女儿的搬离,老朱又出人意料的和大女儿的同学锦荣宣布成家。原来的家庭就此解体,新的家庭则在新的组合中诞生。

在“父亲三部曲”中,家庭的解构与重组是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对立和冲击所引起的。在家庭中,不同成员所代表的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是家的解构的主要原因,但家庭的重组则是不同成员相互妥协和包容的结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妥协和包容。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

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是“父亲三部曲”中剧情冲突的内在根源,也是电影的主题所在。李安以家庭为载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对立的全方位的展现,表现了他对于当代华人生活现状的深刻把握,同时通过对家庭矛盾的解决,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冲突和现状的出路的思考。

《推手》的开头:由镜头移动慢慢推出的身穿中式服装和布鞋的老朱在打太极拳、写书法,一头金发的玛莎则坐在电脑前写作;吃饭时,一个吃的是中餐,而另一个吃的则是西餐;他们的活动往往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或玛莎作为老朱活动的背景,或老朱作为玛莎的背景,由此形成了一种对比,让观众领悟两种文化的不同形态;《喜宴》中,在简洁的西式婚礼和繁琐的中式婚礼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两种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对中式婚礼中铺张的喜宴和庸俗的闹洞房之过程与细节的展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雅的一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当然李安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文化冲突现状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在对家的解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是在向现代转化和过渡的,现代西方文化占据着优势,但是李安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对两种文化进行评判,而是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来让观众自己分析。总的来说,两种文化没有孰长孰短、孰优孰劣的问题,李安只是希望两种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吸收,使人们达到理想的生存状态。

二、李安电影中西文化的成功融合

(一)双重文化身份对李安电影的影响

李安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自然使得他具有一种双重文化身份,同时也获得了一种跨文化的品格,中西两种文化背景的观众在他的作品中都能体味到影片所想要传达的情感。在以本土文化关照西方异域文明的同时,李安就借着自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眼光来反看其自身的中国本土文化,双重文化身份给与了李安更为宽阔的双重视野,也使得他的电影语言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在李安执导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推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妻子玛莎和代表中国文化的父亲老朱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冲撞之势。而朱晓声在父亲和妻子的冲突之下,表现出来的茫然和伤感,更是李安在中西文化冲撞下的体验。

而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对他影响最为成功的影片当属《卧虎藏龙》,在影片《卧虎藏龙》中,李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很充分,是一种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隐忍和克制。李慕白和俞秀莲、玉蛟龙和罗小虎,是李安在影片中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格十分鲜明。礼教是影片中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所以这么多年来互相坦然面对,将恋情埋在心底,正是因为这份“礼”与“义”。李安将中国精神、中国武术推向了世界。《卧虎藏龙》展示了中国人的礼义观念,渲染了一片江湖豪气,表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武当剑法及各种武术经典得以在世界观众面前做出精彩的表演。这些都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中国――带有神秘感的国家的探究心理。李安将中国武侠片赋予了新的概念,也因此片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中国导演。

(二)李安电影对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的影响

在李安的电影里,让我们普遍地看到了一种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结合下的创新。李安电影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同时接受了,他的这种成功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符合了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在电影从欧洲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的时候,在欧洲电影现有的状况下取长补短,并向别人学习发展。再到如今跟自己的文化相结合,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华语电影应该走的方向。这里就充分地体现了二者融合的观念。

中国电影正在大步向前迈进,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舞台。但是真正的想让华语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并非易事。从李安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有电影界人士也曾说:“李安现象应该是当今导演应该走的方向。”在一些专家提到华语电影的国际化策略时,常分为三方面进行探讨:意识形态,文化策略和艺术策略。而这三方面的策略,在李安导演的影片中都能很容易的找到。总结看来,李安导演在面对文化冲突与碰撞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同样也是一种茫然,然后在迷茫中探索,最后冲破迷茫找到自我认同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李安在各种文化之间采取的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失衡,他包容文化而不是文化对立,是求同存融合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李安实现了自我的创作方向,同时得到文化的认可。

李安的独特价值在于他的影片开创了一种探求文化与亲情、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类型。同时他还使影片在艺术上和商业上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使影片既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又能在商业发行上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这一点尤其对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慰川.试论李安《家庭三部曲》的叙事主题及美学特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2]石云亭.李安获奖的启示[N].湖北日报,2006(2).

中西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吴宓,中西文化观,学衡派

1 吴宓中西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吴宓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泾阳。吴家祖辈为官宦之家,家境殷实,其父与叔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吴宓从小一直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很好的熏陶,尤其受关学的影响。关学是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吴宓幼年因父母亡故过嗣给叔父吴建常,吴建常早年受业于关中大儒刘古愚,刘古愚虽然秉承了关学的传统,但是却不顽固保守,而是力图经世维新。吴建常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给吴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早早的便受到博大精深的关中文化的熏陶。吴宓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与他早年在本土、家世的受教育经历密不可分。

1917年赴美留学,认识了梅光迪,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碧德,开始研习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白碧德的“人文主义”对吴宓在学术思想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思考中国文化道路这一问题上,吴宓感叹中国国粹日益沦亡,立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改变当前的激进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学习使他对中西方的文化有了更加缜密理性的认识。

2 吴宓中西文化观的内容

吴宓立志弘扬、维护传统儒学文化。吴遂认为自两千多年前孔子降生“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 [1]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给其带来了破坏。之后他写《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论事之标准》等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以表达他对儒学的深刻理解。吴宓认为“今日之要务,厥在认识孔子之价值,发明孔教之义理。使知孔子之为人,如何而当尊;其教人之学说,如何而可信。”[2]吴宓主张要尊孔,他认为真正的尊孔要注重两点,一点是理论,另一点是实践。吴宓提出孔子的价值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本身,孔子是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二是“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3]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吴宓给予以非常高之评价。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对五四“新”文化的定义持否定态度,他赞同文化改革,但文化本身并没有“新”与“旧”之分,并分析说:“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语云:‘城中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弦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 [4]他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新”与“旧”之说,他认为“新”的并非是没有缺失的、完美的。相反“旧”的也不全是没有价值的。吴宓认为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新与旧都具有其时代价值,新在旧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才会有所提高。吴宓说“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 [5]。他认为文字是民族资源,是传统文化留给国人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抛弃,这一点,是与新文化派的分歧。

关于是否引进西方文化这一问题,吴态与新文化派并无异议。吴态留学哈佛,学习西方古典文学,师从白璧德,他对西洋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说“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6]他认为西方的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融合以达到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贯通的效果。吴宓首先是反对“全盘西化”这一口号的,同时也反对顽固守旧传统文化,强调应该有选择性的学习西方文化。他指出,在重视“西洋文化之全体”的同时,应选取具有永久价值的精华予以吸纳,这才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之路。

在选择标准上,吴宓说“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偿流饭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7]精华文化的选择标准不能众人的喜好而定,应以博学高者而定。正如梅光迪所言“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弛,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8]要了解西方真正之文化,选择其有价值的、适用于我国的,汲取中西方文化之精髓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3 吴宓中西文化观的实践

《学衡》是1922年由梅光迪发起、吴宓、胡先X、刘伯明等参与的表达其思想态度的学术杂志。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成为抗衡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文化阵地。《学衡》的核心人物吴宓借此表达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吴宓在校期间就时刻关注着中国当时的变化,再加上受其师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吴宓对东南大学及《学衡》充满了期待,他因此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和去北京任教的机会,与友人一起,在教书传道的同时与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派展开论战,坚守传统文化精神。1922年至1924年是《学衡》发展的兴盛阶段,也是学衡派发起对新文化派激烈抨击之时。创办《学衡》是他一直的梦想,为此也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和心血。

吴宓的一生中中,最值得书写也最让人感恩的,除了《学衡》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教育观。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时清华大学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创举,短暂的历史时间里,在学术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吴宓一生的言论及行为都可以看出,无论对传统文化传播的贡献,对《学衡》杂志持久地付出还是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他都以自我力量进行了文化担当。

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2]吴宓.《吴宓日记》十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吴宓.《吴宓日记续编》三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6]蒋书丽.论吴宓中西融合文化理想与实践,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7]赵静.胡适与吴宓的中西文化观比较[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李晶.吴宓的文化观与创办《学衡》杂志[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作者简介

中西文化范文第4篇

一、中西文化选择及特点

早期人类,受自身文明程度限制,只能是让自然去选择人类,或者说是让人类来适应自然。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生活成长在哪一方乐土,并不是他们的祖先根据自己的意向选择的,而是自然环境根据它对人类生存的客观要求对人类有所选择。一句话:是自然选择养活了人类,并使人类得以生存发展。

中国有句谚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思是自然依据自己的环境条件选择养活着人类,这些环境条件也就成了人类生存基础。比如生活在古老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祖先,以农业生产来维持生活;生活在古希腊半岛希腊人的祖先,因多山临海,故以猎捕、航海经商为生。反应在文化上就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和以海洋、商业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成长始源于黄河水的源远流长。丰润的黄河水资源和肥沃的黄河流域为早期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物质条件;同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北有长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由西到南环绕着大漠荒沙和喜玛拉雅山脉,东面则是大海)为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土地占有以及四季丰收提供了天然安全保障。古老华夏祖先凭着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完全不用担心外来民族侵略干扰而从容不迫地进行劳作,是自然选择中国人在中国这片乐土上从事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黄土地”色彩,其特点在于它对土地的依赖性。回想中国五千年文化史,无论是发生在氏族部落间的奴隶战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战争,还是华夏民族与外来民族间摩擦冲突,无一不是把土地放在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现代文明革命和建设的今天,最棘手、最难处理的问题依旧是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这也是“十一五”所要解决的主题之一。

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除受古希伯莱文化和埃及文化影响外,主要还是来自自身成长壮大的周围地理环境影响。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在巴尔干半岛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半岛东部多港湾,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古希腊人发展航海业。加之希腊半岛多山、土地不甚肥沃,同时受地中海式气候的影响,天气多晴朗,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因而不利于发展农业文化。这“有利”与“不利”的自然环境,就促成了西方文化的海洋性与商业性。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其内容差异不是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哪个帝王的力量所能决定的。无论是在西方“万能”上帝面前,还是在中国独揽大权、夜郎自大、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的皇帝面前,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的权力也只能是在不违背各自文化产生所赖以生存成长的自然环境发展规律的条件下方可肆无忌惮地施展自己的暴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意愿,否则结果只有一个――遭大自然淘汰。

二、中西文化比较与发展

中西文化被所处的自然环境选择后,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中国受农耕生产影响形成了一元化封闭性大陆文化。西方受商贸活动影响形成了多元化开放性海洋文化。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围墙式地理位置和便利黄河水资源之上的,稳固的自然资源是华夏祖先赖以生存的前提。人只有和自然适应,才能使小农经济得以发展;只有与四时合序、因地制宜,才能有好的收成。这种与自然相协调的观念,扩展、渗透到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若想获得好的收成,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占土地。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大地上出现了若干强大且组织严密的氏族部落联盟,他们之间为争夺土地互相斗争,族长的权力亦随着土地增多而扩大。这样早期为维护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安定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战后得到进一步加强,进而形成奴隶宗法观念。到封建社会,新兴地主阶级对其先人的宗法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变革,从而使宗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家国为本位的文化特色,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西方文化是多种民族文化汇合形成的。在商品交换中,西方各民族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接触,贸易在竞争中交往、文化在冲突中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化开放型的商业文化。下面就中西文化特点比较来看看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在中、西方农村与城市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受农业文化影响,农村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存在,而城市的出现则是迫于农业经营生产的要求形成的,其功能和性质主要在于政治和教化。在原始时期,农业生产要想得以平稳、健康的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来领导生产,于是城市出现了。而西方商业要顺利发展,首先要有适宜的交换场所,于是在交通条件较为发达的通衢大道和市场出现了商人身影,随着商人身影逐渐增多和被世人认可,城市便出现了。但这些城市缔造者不是掌握大量财富的封建庄园主,而是昨日才卸掉枷锁的农奴。城市成了商业发展的经济摇篮,而乡村则成为封建经济顽固堡垒,可以说在城市文化产生初期,西方社会的政治中心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第二,在法律制度上,中国受家国同构社会形态影响,法律上重刑法和调解;西方受文化商业性的制约,法律上重民法和诉讼。

在中国,因统治阶级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正常发展,因而缺乏民法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民法得不到滋生成长,却为刑法在中国的畸形发展腾出了空间。在父权和君权至上的家国制度控制下,出现争议人们只能唯父为是、唯君为是、唯暴力手段不能解决,于是法律等同于刑法。在西方人们为维持一定交易秩序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在(《圣经》中以色列先人们即使对于上帝,也只是根据与其订立的契约对其服从,这种观念和商人的民主意识在西方人心中不自觉地得到结合,从而为民法在西方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和思想基础。受商业发展影响,在西方对争议人们重诉讼而非调解,这不仅有力保证了西方社会中商品交易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经济及政治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第三、受社会历史生活发展特定形态影响,西方人在审美观念上多“悲愤”意识。商业文化的发达,刺激私有制在西方充分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使得西欧各国的建立是以失去家族为代价的。西方公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生活上是孤独的、竞争是残酷的。反映在心理上就构成了西方人对生活的极不安定感和对命运的不可测观念。人们始终处在忧郁的氛围中,经过日积月累,这种忧郁达到极至,便产生了“悲愤”心理,如流行于西方的现在依旧存在的“狂欢节”就 是为求得“悲愤”的解脱而专门设置的。

总之一句话,是多山多水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商业文化影响和制约了西方文化的成长发展和壮大。

三、中西文化的冲撞与未来发展

早期中西文化受自然条件限制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影响而只能被局限在一定区域内无法得以相互交流。后期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征服能力的提高,文化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两种文化类型的相互交流便成为可能。

据中国史藉记载,西汉武帝为联络西域各游牧民族共同对付匈奴入侵,先后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22年和公元前119年三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此举虽未很好完成汉之使命,却将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开辟了一条西域之路,第一次打开了“国人”对外的大门。自然环境渐被“国人”所克服,印度佛教艺术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实现了东方文化两大支流的相互碰撞。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汉人为打败匈奴,司马班超于公元74年开始游说于西域南道诸国,其大将甘英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这不仅将西汉时开通的西行路线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距离,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内地与西域诸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往。

但这种交流碍于中西文化类型差异和语言区别,在西方是主动认真的,在中国则是被动不自觉的。长久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自我封闭、唯我独尊的思想,使中国文化丧失了一次次向西方学习的很好机会,因此碰撞的结果只能是西方文化的奋起直追和中国文化的徘徊不前。

当国人开始意识到交流不公平时,历史的航船已经驶进了16世纪的港湾。在此之前,西方人已经充分利用了历史的不公平,将自己从落后状态中赶上来并开始领先于中国。

中西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相遇;《活动变人形》;反思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创作生涯里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作家怀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对20世纪初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形象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

一、中西文化的对立

传统文化熏染下长大的倪吾诚,在出国留学、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背离情绪。他带欧洲文明的皮毛,带着他眼中的西方文化归国,尝试着用他所认识的西方文明来重塑他的妻子和家庭,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但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一切价值系统的有效性都需要依靠人们自愿的心悦诚服即发自内心地服从权威,所谓权威不是实力,也不是科学,而是内在凝聚力。”[1]

如果说封建与现代的冲突是保守文化与开放文化的冲突,那么野蛮与文明的冲突则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冲突。野蛮性不但体现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的大环境下,也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上,随地吐痰、不喜欢洗澡这种“小毛病”姑且不说,倪吾诚的父亲青年时代就抽大烟,倪吾诚的母亲甚至陪着他抽,古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而倪母却用畸形的野蛮的行为损害了儿子的健康。当一个母亲主动让自己儿子健康受到摧残,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支撑这个目的的思想已经是野蛮落后的了。这种思想与西方注重开放、积极探索、冒险精神相对立。

二、倪吾诚性格分析

受“”的影响,倪吾诚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出国留学,迫不及待地拥抱西方文化。按照弗洛姆的说法:“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途经却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满足途经之间的差异与精神健康的不同程度之间的差异相一致。如果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出现精神絮乱。”[2]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却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恬不知耻地与汉奸来往,毫无气节。

王蒙以夸张的笔调和嘲讽的语气,深刻地解剖了倪吾诚精神人格上的巨大缺失,“对于倪吾诚在气节上的没有骨气,作者是批判的;对于倪吾诚在道德上的缺失,作者是愤恨的;对于倪吾诚在生活上的失意与落魄,作者是哀怜的。”[3]

三、中西文化客观的隔膜

(一)倪藻与中西方文化

与倪吾诚态度不同,倪藻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及其关系,可以说倪藻是对其父的继承与超越。倪藻来到欧洲H市后处处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倪藻对某些中国人因为较差的文明素质而被欧洲人瞧不起的事实,中国依然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的现状感到忧愤,另一方面,在史福岗夫妇身上倪藻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性,中国文化具有生命力的。

(二)中西学者的交流

在倪藻等人访欧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访问了M市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的女士,她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练太极拳,学做中国菜,抚育着一大家子的人,做到了“事业家庭两不误”。她被称作“奇妙的女人”。当中国学者提到中国近百年落后于西方发展时,主任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并不是问题全部。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甚至有观点认为工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积极影响还多。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心于“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调整人际关系的变化”的古老的中国文化。主任认为:中国文化向来是兼容并蓄的,中国人用智慧将佛教、马列思想等等加以改造、吸收、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在主任看来,中国对自己文化的保留与对西方文化的“扬弃”的智慧需要他们西方人学习。

互相羡慕,愤愤不平自身所处的环境,这是中西学者的共性。造成中西方隔膜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双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或者认为这种别人眼中的“优点”是理所当然,根本不值一提的,而对于自身的不足却是用放大R放大渲染,惊天动地,恨不得要将之割裂舍去,殊不知人无完人,更何况是人创造的文化呢?有得必有失,对待中西文化,不能一刀切地定义正反两面,而应当辩证地看待。

四、结语

就像活动变人形的“脚”一样,环境改变人的命运。王蒙通过《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个体生活悲剧,传达出要通过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来达到呼唤人的主体意识,反思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利弊,让人的“头、身、脚”更加协调的愿景。他在小说结尾“赦免”了被判精神死刑的倪吾诚,表达了他对社会变革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祈盼。

参考文献: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

[2]Erich Fromm.the Sane Society[M].NewYork:Taylor & Francis―Routledge Press,2001:98

中西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警务英语培训;中西文化;差异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呈现出“无国界”特征,国际间交往活动的日益增多,使得警务工作者们有了更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引起全球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手段也趋向高科技、智能化和国际化,这些情形都给我们的警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我们警务英语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了解英美国家地域特点、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文化障碍,避免交流上的障碍,有效提高警务工作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使警务英语培训工作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让警员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工作环境。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折射。一种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该语言。”[2]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交流离不开文化背景,学习语言就必须要注重了解文化的差异。为了能更好地与外国人交流,避免一些语用失误现象,警务英语培训中应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的教学内容,真正培养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下面,笔者就中西文化在言语交际环境、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宗教文化、非语言交际等方面的差异逐一进行阐述。

1. 言语交际环境的文化差异

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言语交际环境中的文化因素也受到普遍重视。下面是中西文化中十大常见差异。

1.1回答提问

中国人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以肯定或否定对方的话来确定用“对”或者“不对”;英语中,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依据事实结果的肯定或否定用“Yes”或者“No”。

1.2亲属称谓

西方国家的亲属以家庭为中心,一代人为一个称谓板块,只区别男性、女性,显示出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如:“grandparents,uncle,aunt”是通称。汉语重视配偶双方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性别区分,则出现称谓的差异,如“外公、爷爷、叔叔、舅舅、姑妈、姨妈、堂兄、表妹”等不同称谓。

1.3考虑问题的主体

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如“您有什么事吗?” 。而英语中,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如“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

1.4问候用语

中国人打招呼,一般都以对方处境或动向为思维出发点,如“您去哪里? ”“您吃了吗?” 而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纯属个人私事,不能随便问,他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说:“ Hi/Hello! How are you?”或是谈论天气等其它事件,“ It's a lovely day.”

1.5面对恭维

中国人对别人的恭维和夸奖一般都是推辞,因为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如:“ 饭菜做得很好吃。” “过奖,过奖,做得不好,多包涵!” 西方人不会过分谦虚,对恭维和夸奖会欣然接受,并表示谢意,这是西方人自强自信的信念所决定的,如: “You can speak very good French.” “Thank you.”他们往往会将中国人的谦虚、推辞的表现看作是不礼貌,甚至是虚伪。

1.6电话用语

中国人打电话时的用语与平时讲话用语没有多少差异,“喂,您好。麻烦您让××接电话。”而西方人打电话与平时用语差别很大,接到电话一般都先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工作单位的名称,如:“Hello,this is John speaking.”“Hello,52164768,this is Jim.”。

1.7接受礼物

中国人收到礼物时,一般会在确信客人走后,才打开礼物,在接受礼物时连声说:“哎呀,还送礼物干什么?下不为例啊。”“让您破费了。”西方人收到礼物时,一般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Very beautiful!Wow!” “What a wonderful gift it i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

1.8称呼用语

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等,而西方人很反感别人问及这些私事。西方人之间,如没有血缘关系,会对男子统称Mr.,对未婚女士统称Miss,对已婚女士统称Mrs.。而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认为血浓于水,在日常交际中为了表示礼貌和亲热程度,对陌生人也要以亲属关系称呼,如: “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姐等”。

1.9体贴他人

在西方,向别人提供帮助、关心、同情等的方式和程度是根据接受方愿意接受的程度来定的;而中国人帮起忙来一般是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真诚的关心,会建议患上感冒的人马上去看医生,而美国人对此不理解,会误认为自己好像已经病入膏肓了。因此,这种情形下,只要回答:“I'm sorry to hear that.”就够了。

1.10请客吃饭

中国人招待客人时,一般都准备了满桌美味佳肴,不断地劝客人享用,以主人为客人夹菜为礼,并谦虚说到:“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西方人请客吃饭,菜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说:“Help yourself,please.”吃喝由客人自便自定。

2. 地域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言语形式来表达。中国处于东半球,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英国处于西半球,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汉语中常用“西风”来表示“凄凉、萧萧”,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就表现那种秋风萧萧的凄凉场景;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那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曾有这样的千古佳句“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若是冬天已来临,那春天还会远吗?),这又表明“西风” 会给英伦三岛带来春天,故而有“西风报春”之说。又如,莎士比亚在赞美他的爱人时说:“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这句话中并不是说他的爱人热情如火,如夏日骄阳。由于英国海洋性气候,夏季温暖,气候宜人,莎翁以此作比,是为了表现他的爱人柔美温婉。[3]

另外,由于英国是个岛国,它以捕鱼和航海业为主。因此,众多英语词汇均与海洋、捕鱼、航海等有着关联。如:all at sea不知所措;the sea has fish for everyone机会人人有,全靠自己抓;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see how the land lies观察形势;know the ropes懂得诀窍。而对中国这个内陆国而言,古代居民多以土地为生。所以,和徒弟有关的词比较多,如“土皇帝”、“土豪”等。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会用短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来表示,而汉语则翻译为“挥土如金”。

3. 历史传统的差异

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使得他们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行为准则,以现实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社会的自我肯定;“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观念,主张对己要“克己复礼、不喜形色”,处世要“不偏不倚、公正和谐”。一些俗语和民谚中反映了这一民族观念,如“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天人相分”的思想为核心,崇尚个人为中心,宣传个人主义至上,强调自我发展、自我表现,追崇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比如说, individualism一词在英语中强调的是个人独立意识、个人自由与权利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奋斗精神,而中文则认为是“个人主义”。 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等词在英语中往往有积极的涵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类词有着强烈的贬义。

4. 习俗文化的差异

习俗文化差异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当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文化。以颜色为例,中西文化对它的理解和应用方式都存在差异。如“Mr. Green is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ll soon be the pink again.”(格林先生是个很忠诚可信之人。那天他脸上颇显病色。近来他总感闷闷不乐。当我见到他时,他处于忧郁之中。我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white表示忠诚;green表示病态;blue表示郁闷;in a brown表示处于沉思、忧郁之中;pink则表健康。[4]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幸福。新婚之时,新人要披红戴彩,满堂处处粘贴大红喜字。这表示婚姻幸福美满。在西方,人们却视红色为愤怒、权势的标志,同时暗示存在某种危险。中国在行葬之时会披麻戴孝,全身皆白,以示悲哀;在西方的婚礼上,往往看到新娘身穿白色婚纱,以表示纯洁、圣洁。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里,同一种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以动物为例,同样能看出中西文化中的差异。如:like a key in a lion hide 狐假虎威;come in like a lion and go out like a lamb虎头蛇尾。中国人视老虎为百兽之一,而英国则将lion视为国家的象征,是勇猛、权威的象征。在英、美国家,人们特别喜欢狗,所以常从词中体现出对狗的忠爱之情。

5. 宗教文化的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出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中国则以佛教、道教、儒教为主。因此“God”和“佛”已千百年来在各民族中根深蒂固,深深影响着本民族语言,它们积淀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在英美国家,有God knows天知道,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God forbid绝对不行,act of God不可抗力,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 天助者天助;在汉语中则有“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佛光万道”等俗语。“龙”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图腾的形象。它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吉祥的象征,它象征着权力、财富、前途,象征着一种蒸蒸日上的精神。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一种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在封建帝王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华夏子孙又视自己为“龙的传人”。汉语中也有“龙凤呈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望子成龙”、“龙飞凤舞”等词汇。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曾说,恶魔撒旦(Satan)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因为与上帝作对,后来被圣徒圣乔治用大梭标捅死。在国外报刊中对专门打人、可恶至极的警察也称之为“dragon”;在《朗曼当代英语词典》中还将其表述为“a fierce older woman, esp. one who allows too little freedom to a young girl in her charge.”,尤指管女孩且爱干涉女孩自由的凶恶的老妇人、母夜叉,如:“She is a dragon她是个母夜叉”。[5]

中西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语言文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表现得较为明显,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了解中西文化内涵的差异及其成因对于学习语言有着重要意义。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的差异

不同民族有不同文化,而且有不同思维方式。每一种语言都体现该民族的思维,英汉两种文化也不例外。汉民族重视形象思维,习惯运用形象的手法表达抽象的概念;而英语民族重视抽象思维,比较重视思维能力的运用,擅长用抽象的概念表达具体事务。在语言表现上,汉语主语常是有生命的名词,句子多为主动态;而英语民族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中主语多为无生命的名词,被动态较多。如:汉语中我们表达:“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门口碰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而英语中,表达则是:“I met one of my old frien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ospital yesterday night. ”。汉民族重视曲线思维,习惯于从侧面说明、阐述的环境,最后点出中心;而英语民族重视直线思维,在表达的时候,喜欢开门见山,再补进各种修饰。

二、历史传统的差异

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观念,主张对己要“克己复礼,不喜形于色”,处世则“不偏不倚、公正和谐”。一些俗语和民谚反映了这一民族观念,如“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出头的椽子先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天人相分”思想为核心,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我、表现自我,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举例说明,“individualism”在英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常被译成汉语“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就使人们产生曲解,误认其为贬义词,事实上,在西方individualism是一个褒义词,可译为“个体主义”或“个性主义”,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英文用selfish一词。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某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李老”、“张老”、“老先生”、“老爷爷”、“老领导”等。西方国家是不用“old”称呼老人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在西方,如果见到一位老太太在过马路,千万不要过去扶住她说:“You are so old,Let me help you.”(您年龄大,我扶您过去)。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社会负担”的代名词,意味着“风烛残年”、“来日不多”。和old相比,他们更愿意被委婉地称作是senior citizens(年长的公民)。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 Smith”“Auntie 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不太顺耳。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 Tom”。

又如学生知道teacher的含义是“老师”,也就相应地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称。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王老师=Teacher Wang。此外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唐秘书”、“张护士”称为“Secretary Tang”、“Nurse Zhang”,英语国家的人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Mrs.等。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习俗。比如打招呼,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说“下班啦?”“您到哪儿去?”“干什么去?”等,而在西方文化里,这不属于问候语,而是真实的问题,他们会觉得:问我“吃饭了吗”是什么意思?你要请我吃饭呀?我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比如中国人招待客人时,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也要一再地说:“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明明这么多菜,却说没什么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而他们请客吃饭,菜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说:“Help yourself.”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

中国式礼貌最大的特点“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与人交际的一种美德,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一位学生的英语口语较好,外教表扬她:“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而这位学生则回答:“Oh,no,no,my English is poor.”外教不知如何是好。英美人在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时习惯说:“Thank you.”中国人往往回答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把这句话直译就成了:“It’s my duty.”英美人听起来“It’s my duty”的含意是“这是我的职责”,言下之意是:我本不想做,但是不得不做。这与汉语表达的原意有很大出入,恰当的回答应是“It’s a pleasure.”“Don’t mention it.”或“You’re welcome.”

四、结语

要同时理解两种语言,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之外,还必须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理解其语言有很大的影响,这样才能做好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参考书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中西文化范文第8篇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共存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延海道副使汪柏,以商船遭遇风暴为由,请求准许在澳门居住,晾晒货物。从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逐渐增多,以致“筑室千区”、“夷众万人”。传教士也来到澳门,开始传教活动,澳门成为基督教传播基地,被称作“圣名之城”。自17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大规模修建教堂,教堂的建筑形式大多以欧陆巴罗克式为主,再结合东方及热带地区的建筑特色,如砖瓦、赤土陶瓷的窗户及中式图案都可在某些建筑物上看到。历经数百年,澳门不少历史悠久的教堂如主教座堂、圣老楞佐堂、圣安多尼堂、玫瑰圣母堂及望德圣母堂等依然矗立。1594年,天主之母学院的成立,使耶稣会在澳门开办的学府更加蓬勃,它也成为第一所在远东开办的西方模式的大学。学院设有一座新圣堂,是一座具有三个殿堂的宏伟大教堂,由中国和日本的工匠参与兴建,为教堂树立了一个汇聚各种文化的典范特征,也为耶稣会所颂扬。1762后,这里变成兵营。1835年,兵营厨房起火,波及其余的附属建筑物,摧毁了教堂,并差点摧毁整座建筑,仅遗留教堂正面前壁。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三巴牌坊,即天主之母教堂(又叫圣保禄教堂)。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当地人称其为大三巴牌坊。这座中西合璧的石壁在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堂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天主教文化兴盛的同时,中国民间宗教也在澳门绵延传承。佛教和道教建筑风格各异,宝藏丰富。观音堂、妈阁庙、蓬峰庙等都是澳门著名的庙宇,其中妈阁庙又是澳门最著名的名胜古迹,建于1488年,至今已逾500年,是澳门三大禅院中最古老的建筑,背山面海,沿崖建筑,古木参天,风光优美。这里供奉天后,又名娘妈,传说能预言吉凶。整座庙宇包括大殿、弘仁殿、观音阁等主要建筑,石狮镇门,飞檐凌空,是一座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朝拜者甚众。中国民间宗教的绵延传承,同时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交汇,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中西两种文化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筑遗产,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最重要桥头堡,几百年来各种文化在澳门这块土地上互相碰撞、交流,形成了今天澳门独特的文化氛围。2005年7月15日,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

这是一片以澳门旧城为核心的历史街区,以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而成,包括妈阁庙前地、亚婆井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稣会纪念广场、白鸽巢前地等多个广场空间,以及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老楞佐教堂、圣若瑟修院及圣堂、岗顶剧院、河东图书馆、圣奥斯定教堂、民政总署大楼、三街会馆(天帝庙)、仁慈堂大楼、大堂(主教座堂)、卢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会址、基督教坟场、东望洋炮台等20多处历史建筑。

澳门历史城区保存了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髓,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的重要历史见证,更是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从16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港口,也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贸易活动的兴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贸易、居住,一个融合欧、亚、非、美四洲人民的“华洋杂居”的国际城市由此诞生。400多年间,世界各地各色种、各民族的人,带着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职业技艺,不同的风俗习惯,在澳门历史城区内盖房子、建教堂、修马路、筑炮台以至建坟场,展开多姿多彩的生活,创造着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澳门不仅是当时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桥头堡,而且,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也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国介绍在澳门所接触的中国文化思想与生活习俗。澳门成为一道外国认识中国的门户。

随着外国人的定居,他们把自己的建筑传统带到澳门,使澳门成为近代西洋建筑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文艺复兴后的一些主要建筑形式、风格,结合亚洲其他地区不同的建筑元素在澳门产生了新的变体,形成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具有代表性的玫瑰堂(板樟庙)、圣安多尼教堂、圣若瑟修院、圣老楞佐教堂等都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特色,而民政总署大楼、议事亭前地等建筑,又显出浓浓的南欧建筑艺术特色。岗顶剧院则为新古典希腊复兴风格。以郑家大屋、卢家大屋等为主的中式建筑,不仅是晚清时期粤中民居温婉纤细建筑风格的典型,而且处处体现着中西结合之特色。

中西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花卉;中西文化;文化异同

引言:花卉和中西方大批历史人物, 众多的历史事件, 复杂的人情风俗, 以及和天候、节序、地域、时尚等等无边无际的人文内容都有联系,因而花卉也能能作为了解中西文化异同的一个角度,反映中西方认知方式的差异, 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提供理论依据借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内容,对花卉与中西方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一作了解。

一、中西传统观念在花卉文化中的体现

就中西知识分子来说, 前者崇尚精神, 后者崇尚科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它渊源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本体。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使主体介入客体, 客体融入主体, 所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 将主体意向、个人情感与描写客体融合为一,因此自然之物往往被赋予人格意象。在这样的精神浸润下, 我国古人多引花卉为知己。如杜甫《岳麓道林二寺行》云:“一重一掩吾肺腑, 山鸟山花吾友于。”在我国古代诗人的笔下, 花与人多呈现出一种物我两忘, 浑然一体的意境。如:“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尘世的“我”与“花”融汇, 花变成了能够和人互通情愫之物。这实际上把人与花的关系推到某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自古以来, 人们赋予了许多丰富而深邃的内含。例如, 梅花凌霜斗雪, 有独步早春的气概; 能够傲霜, 所谓“黄花晚节香”;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洁身自好等。人们欣赏花卉, 同时也就在欣赏自己的内在品质。

相对而言, 西方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 认为只有认识自然, 才能把握自然, 只有探索自然, 才能征服自然。在物我关系上, 主要表现为“我之为我, 自有我在”, 主客二分, 天人对立, 划分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 区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 自我总是超出自然而被突现出来。因此, 西方的咏花诗更多地将花卉当作一种引感的契机或表达思想的象征。如华兹华斯的《咏水仙》, 通过生机盎然的水仙风姿表现大自然的美, 激起诗人内心深处的欢乐和遐思。物我基本处于割裂状态,而不是我国古诗中物我融为一体的意境。西方诗人笔下的花与人甚至处于对峙的状态。如歌德的《野蔷薇》诗:“少年说: ‘我要采你, / 荒野上的小蔷薇!’/ 蔷薇说: ‘我要刺你, / 让你永不会忘记, / 我不愿让你采折’。野蛮少年去采她, / 荒野上的小蔷薇; / 蔷薇自卫去刺他, / 她徒然含悲泪, / 还是遭到采折”。这种人与花之间的极不协调在中国历代诗词中是很少见的。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观念, 中国人由花卉的自然属性联想到的是松柏的傲骨铮铮, 荷花的清白、纯洁, 秋海棠的贫贱之交等。而西方人却用松柏、荷花、秋海棠分别比喻怜悯 , 疏远了的爱(estranged love)和畸形(deformity), 人们很难从中发现人类与花卉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由此不难看出, 在花卉的审美上,中西方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观念的不同而显现出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神话中的花卉意象

中西方的原始宗教都是自然崇拜,即把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界现象人格化, 尊奉他们为神仙。人花沟通的一个结合点是灵魂的转化。如说某某花是由人的灵魂变化而成, 或人死后成了某某花的“花神”。由于受道家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的影响, 我国古人为众花一一命神, 所举荐的大都是生活于尘世中的人。癖如兰花神为屈原, 因屈原曾“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莲花神为西施, 因吴地锦帆泾有西施采莲的故迹; 神为陶潜, 因他爱菊成癖, 以菊自命等等。这些凡人最终能达到神的地位, 无意中暗示了神不过是神化了的人而已。而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神话。例如,达夫妮为躲避太阳神的追求, 遂变为月桂树等。

将东西方花神稍加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民间的花神是从社会生活中人的义、志、情出发去想象, 并借这样的想象歌颂劳动, 赞美正义和意志, 展现人的美好情操和善良的愿望的, 因而充满了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气息。希腊神话中的花木之神则是从社会生活中人的肉体、欲望、爱憎、妒忌等心理出发去想象的, 歌颂冒险, 赞美肉体, 表现出浓厚的人生欢愉和粗犷的声色之乐。另一方面, 西方神话里的花木之神大多原本就是神,与我国古人为百花造神, 所推之神多为尘世中的凡人的作法所体现出来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相比较, 西方更推崇“神人合一”的宗教境界, 将神人化。

三、中西花卉的内涵及其特征

汉文化构成花语的方式丰富多彩,或根据花木的自然秉性赋予花木寓意和象征,或由民间传说、习俗, 前人的书面作品流传下来其寓意,亦或利用汉字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字形字义不同, 构成谐音双关。如梅花傲雪而开,正是根据其秉性赋予了梅花高洁不屈、坚强无畏的寓意;梧桐因古有“梧桐相待老, 鸳鸯合双死”之说,而常用于象征死不渝的爱情;而柳与“留”谐音, 因而被赋予含依恋惜别之意。

西方的花语也是众彩纷呈, 且独树一格。西方人给上百种花木分别赋予了寓意,来表达丰富的内涵。如: 玫瑰――爱; 荷花――疏远了的爱; 刺玫瑰――优雅;紫罗兰――永远美丽;兔丝子――战胜困难等。总体而言, 西方文化中花卉的寓意大多为西方民族丰富想象力的产物。例如, 西方人重视花卉的外观, 尤其注重花朵的色彩, 因而他们往往根据花卉的不同色彩, 通过丰富的想象来赋予花卉不同的寓意或象征。如黄色康乃馨―轻蔑, 深红康乃馨―“令我伤心”, 条纹康乃馨- 拒绝; 黄色紫罗兰―爱情, 蓝色紫罗兰―忠诚, 三色紫罗兰―思考等。这与汉文化强调人与自然本质的统一, 并根据花木所秉赋的天然气质和本性与自身人格内涵的比照来赋予花木独特的寓意内涵的作法是迥然不同的。

四、总结

语言既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花卉本身没有特殊的含义, 但历经文化的演变, 投射在人的情感域, 就产生了丰富的内涵。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各个民族之间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各民族对花卉的审美方式既在发生碰撞又在彼此交融。分析和比较这些方面的异同,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把握语言现象无疑有助于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这是语言学习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但丁. 1982.神曲[M]. 王维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顾雪梁. 1994. 花语浅涉[J]. 现代外语.

[3]何小颜. 1999. 花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西文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族意识;文化传统;社会观念

神话在产生之时,中西方神话没有太大的差异。它们都是因为原始时代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人们渴望从自然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中得到慰籍,因而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和各种生物产生的崇拜和幻想,这就产生了神话。

一、《格萨尔王传》和《伊利亚特》

《格萨尔王传》讲述了一个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英雄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诸天神的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造福百姓。

《伊利亚特》题名的原意是“伊利昂的故事”,当时的希腊人称特洛伊为“伊利昂”。它讲述的了一个为一个希腊女子所引发战争的故事。国王帕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举行婚礼的时候,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没请纷争女神。她一怒之下,把一只刻有“送给最美丽的女神”字样的金苹果,投到众神的宴席上。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罗狄忒都认为自己应该得到金苹果。三女神争持不下,请宙斯裁决,宙斯则建议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判定。后来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了爱神阿佛罗狄忒。为了酬谢,爱神帮帕里斯把天下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王后海伦给拐走了,从而爆发了特洛伊与希腊之间长达10年之久的战争。

《格萨尔王传》和《伊利亚特》,一个是藏族史诗,另一个是希腊史诗。在这两部具有中西代表性的史诗中,都包含了美丽的神话。那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处在一个从迷信转为科学、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时代。所以,两部史诗中都创造了两个世界: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虽然都有两个世界,但两部史诗中的世界却各有不同。

二、从《格萨尔王传》和《伊利亚特》中的神话差异透视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民族意识的差异

从现存的一些中国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神抵大都具有一种务实的精神,袁坷先生深入研究中国神话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在我国神话中,响彻了劳动的回音,……神话中所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是神话的英雄,几乎无一不与劳动有关,象开天辟地的,炼石补天的女蜗,发现药草的神农,教民稼墙的后樱,治理洪水的鲸和禹,亲自在历山种田、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陶器的舜,等等都是。”这些神以其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受人尊崇。《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为拯救生灵,降妖伏魔,振邦兴国,带领国民开创自己的国土,做着无数实用的创造。同样在他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重实际”的民族精神。

(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在中国的神话中,英雄是神的化身,是神派往人间降伏妖魔、普渡众生的。而且,还通过神来解释英雄的心理、行为、思想和感情。不仅如此,神是英雄的庇护者,当人遇到灾难而又呼救无门时便想起神灵,祈求他们保佑,企盼上天神灵消灾降福,诛灭恶类,并坚信天神会如人愿。所以在中国神话中有了这样的一个群体意识:凡是人间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天神必来相助;凡是恶人恶事,必遭天遣报应。“人神合一”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便逐渐推衍到“人神感应”的极至。

古希腊的善恶同源观点,使希腊神话不像中国神话那样惩恶扬善。它常表现的是神性——人性中的善恶之争。《伊利亚特》中,众神分为两派,他们既有在帮助人类追寻自由、权力,又有在给人类带来阻碍、灾难,无法用或善或恶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类心灵中也充满了矛盾他们认为,人类一切行为和归宿早由神灵在冥冥之中安排已定,人类无论怎祥躲避与抗争都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人类为了争取权利、自由,和命运一一神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常常以失败告终。所以,古希腊人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恐惧和惶惑!这种恐惧和惶惑正是古希腊人抗争命运反为命运所厄,推动历史进程却又违反人类自身道德规范,悲壮而又忧烦不解的现实生活、思想情感的体现,而反映在希腊诸神身上复杂的神性,则是人世间复杂人性在神话中的折射,是古希腊人善恶同源观念的反映。

(三)中西社会观念的差异

中西神话中的两种神形象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念。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体现了以世俗个体自由为重的人文精神;中国神话表现出来的文化心态是伦理性的,神话中人物往往是“德”的化身,表明我们的祖先重视的是个人应负的责任,强调个人在世界上的使命,倡导天下为公、德行至上的道德伦理观。

三、中西神话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中国神话对文学的影响

我国神话不仅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而且其表现的民族个性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艺术。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有着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维护群体利益,坚信美好未来的民族个性。这种民族个性熏陶和化育了中华民族,并代代相传,使这一基因积淀为中华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在古往今来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我们中华民族是屡遭侵略而永远地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古老民族,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连续和完整,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种精神之伟力。这种民族个性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以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

(二)西方(希腊)神话对文学的影响

希腊神话中的善而受罚、恶却得势,以及无法了解的种种矛盾和情结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蕴。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西方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直面人生,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除了短暂的古典主义时期(黑暗的中世纪不在论中)外,西方作家多力求把人物形象写成多侧面、多层次的矛盾统一体,那种不忠则奸、非恶即善的单一道德观念化身的人物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

【参考文献】

[1](美)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 [M].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206.

[2]袁坷.《中国神话传说·导论篇》35页.

[3]费茨吉拉德:1974年英译《伊利亚特》第八章,第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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