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方向范文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1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4］陈利国.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9，20(12) ：32.

［5］张宗明.医学与时空［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14(1)：36.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2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中西医融合；西医中化；现代中医学

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重点。因为，中医学由于受闭关自守政策以及师徒传承模式、四大经典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学术上常常是坐井观天，只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思维方式显得既陈旧、又僵化，根本无法引入国外新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尤其是近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思维方式等。因此，传统中医学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作为当前主要的中医现代化方法中西医结合研究，却由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始终结而不合。甚至有导致中医西化之嫌，故遇到了挫折，受到了怀疑。这使得政府和国民用不同方式方法，都投入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关注。所以，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方法，是摆在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探索中医现代化的方法，事关中医药学的未来和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调整或重新确立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才能拯救中医，才能使中医达到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用逆向思维，以中医理论思想去研究西医西药的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现论述于下。

1 西医中化的基本原理和内容

西医中化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医现代化，而中医学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的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科学，这样就能与现代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互交流、相互带动，从而获得活力与进步，进而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再创辉煌；为人类的健康与长寿，建功立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和各项标准，来重新整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保持中医哲理学的优势及精髓，替换陈旧的思想、方法和内容；填补现代医学解剖、生物及化学理论知识；引入现代哲学思想，强化哲理与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等。这样，才能让中医与时代同步，才能把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学科。可见，中医学的现代化，其本质，又是对传统中医的深入化，也就是要以中医哲学理论为核心，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为参考，对传统中医学的基础医学理论进行具体化、西医化。确切地说，也就是对西医学理论体系进行的中医化，就是吸取西医学的医理，继承中医药学的哲理，就是要运用中医思维研究西医、应用西药，把西医西药中医化，而不是目前的中医西化性研究方法。故称之为西医中化。因为西医学已经拥有或具备了很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及思维方法，更具备了医学生理、解剖、生化等人体科学的现代最新认识，与中医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目标和体系相比，只差未融入哲学思想，没有和哲学相结合或相渗透，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与研究方法。所以，只要我们把中医西化的中西结合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立即改变思维和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对中西医结合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性的西医中化式西中结合研究方法，就能保持中医学原有的哲学性基本特色，又可防止把中医真正被西化；既能充实中医的医学理论内涵，又能使中医学兼具各种优点于一身，使中医学达到真正的现代化。试想，中化后的西医学，和传统西医学还一样吗？同样，西化后的中医学和传统中医学一样吗？那么是该称作现代医学，还是该称它为现代中医学呢？因此，把中医理论具体化、深入化；把西医理论哲理化、系统化，使中医哲学思想之理论精髓与现代西医学理论相互交融，使哲理与医理之间、哲学名词与医学名词之间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把传统中医学理论变成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可把它称为现代中医学。从而，就能实现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这是最简捷、最合理、最容易的中医现代化方法，而且这样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兼有中、西医二者的各种优点于一体，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因而西化也变成了现代中医学的又一大特色，但中医并没有完全变成西医，它仍有着自己哲学思维之特点。这就正符合一些专家的思想。例如，陈镜合在《现代中医之路》中说：“现代中医是指以中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既不同于不懂得西医的传统中医，更不同于以西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是源于传统又超出传统，来自中医又超出中医；是以‘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为指导，按‘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西结合’的原则……。”其中，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切入点和核心，正就是西医中化，也就是西医哲化，从而拉开了中医研究西医西药的序幕，引导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 西医中化是中、西医学发展的转折点

发展是所有学科共有的必然性历史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国传统中医学之理论与临床，面临着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相协调和相同步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要让中医进行现代化。因此，在党和政府以及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的现代化工作，不断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西医结合为代表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无论在中医的教育、医疗、科研以及中药制剂方面，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以西医学为特征的现代各种科学或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这使中医之理论思维与实践方法、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中医人才既具备了较高的综合技术，又具备了西医学、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丰富的综合知识。这些便为我们进行中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1］。那么，接下来，中医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该是什么呢？是中医药学的完全西化吗？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西医学的未来发展。目前，西医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从细胞理论产生到现在才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已经深入发展到了分子水平。那么如果再发展几百年，它将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将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未来的医学将是个什么样呢？可以预测，再有一百年左右，现代西医学在微观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将会达到极点或顶点，那时，它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各种理论，同样也会面临挑战，因此，其发展方向或发展结局与古代的医学一样，必将被迫由微观转向宏观；其科研和思维方法也将由分析式转向综合式；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具体化转向抽象化。可见，这种规律、这种模式，同远古时期之医学及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规律，没有任何差别！而且，这一方式，也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模式。所以说，我们中医学如果能提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规律，把微观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研究，协调发展，积极吸取西医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与成果，再按自己的体系和思维进行宏观的综合整理与哲学研究，用不了50年，就可以赶在西医学的前面，并站在西医学的肩上；必将会成为世界医学的先锋；成为时代科学的楷模；为人类医学的全面进步和自身理论的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否则，等到西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到了中医医哲融合之科学性与优越性，并吸收或仿照之。那么中医也将会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虽生长于国内，却开花于外国。到那时，传统中医学将会被彻底遗弃，彻底被外国医学替代掉；到那时，中国人可能又不得不到国外去学习现代中医了。由此可见，未来中、西医学的发展趋势和体系，都需要的是现代中医学这种体系模式。只要我们用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进行新型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就能跨入中医现代化的第二进程之中，也就能使中西医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西医中化利于体现中医内涵的特点与科学性

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一样，都由哲学和医学两大部分组成，但传统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属古代哲学，医学也属古代之解剖、生理和药学等理论内容；同时还有古代其他自然和社会学科理论。虽然特别重视哲学思维与宏观抽象思维方法在医学上的应用，却忽视了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但还是古代医学与古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有学者认为：中医因其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不能现代化，也无法现代化。那么试想：中医学中的这种抽象性理论与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古人凭空想象的完全抽象，还是以医学规律及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医理哲学化之抽象性认识呢？显然是后者，是我们的古人，在对当时的人体解剖及生理规律认识比较全面的基础之上，又运用了哲学原理和思想，进行的一种医学原理之抽象性解释和描述。并非是哲学概念的随意引入，也并非是无根无据的创造发明；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这就表明：中医学的抽象性名词对其现代化毫无影响。况且，现代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应属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综合体，医学部分却属多学科渗透的现代之生理解剖、生物、数理和化学等综合性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是直观与抽象的融合，是模糊与具体的兼具。其体系是以医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哲学思维之应用，因而是医学与现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与渗透体。然而，西医学的理论仅仅是医学与现代生理解剖、生物、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理论，却没有渗入哲学理论，思维模式也仅仅是微观领域的直观、机械方式。因而就是医学与现代多种学科交融的小综合。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现代中医学含有更全面、更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也具有很全面、很先进的思维方式方法。因此说它才适合于人体科学之复杂与综合的特性。其体系具有似中（医）非中，似西（医）非西，比（传统）中（医）更深，比西更广的特点。所以，从体系上说，中医学比西医更科学更完善［2］。可见，现代中医学的体系模式，是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最具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学科模式。由此看来，中医学是正宗的科学！只不过还停留在古代科学、近代科学水平罢了。因为，科学是发展的，所以，医学也是发展的；科学都是有历史的，那么医学就没有历史了吗？而一些中医药学的医盲们，要么说中医不是科学，要么说是经验医学等，这些说法，真是荒唐。

4 西医中化有利于西药的中药化

西医西药是从化学合成技术中发展起来的，但到现在却还包含了各种生物制品；天然动、植、矿物成分；微生物制品；基因制品等，也能够变中药为西药。从而显示了极大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为其取得有效的临床治疗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中医中药为何也不按此思维方法，把所有的西药按中医的理论、思维、概念、机制、用法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从而，中化成中药，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实践建功立业！如阿托品及其他M胆碱受体阻断药，可概括为性温，味辛，归肺、胃、心经；有温中散寒，理气燥湿，祛风止痛，回阳救逆之功效；从而可仿照附子、细辛、干姜等温里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既能扩展阿托品的应用范围（治疗冻疮或感冒及风湿等），还能深化附子、细辛等中药的治疗范围（治疗泌尿系病或急救及改善微循环等）。同时，还为认识与研究这些中药的毒副作用提供了参考，更为西医理论的中医化和中医理论的西医化奠定基础。又如异搏定及其他钙拮抗药，可概括为性寒，味苦，归心、肝（即脑）经；有定惊安神，缓急止痛，平肝潜阳，活血通脉之功效；故可仿照羚羊角、天麻、决明子、冰片等平肝息风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同样，既能扩展异搏定的治疗范围（治疗惊风或头痛），也能增加羚羊角、冰片等中药的应用范围（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其实，中药本来也是化学合成工业的先驱，如：发酵业的神曲，炼丹术中的丹药；并且，中医中药从产生就非常重视不断增加自己的药物种类，如：藏红花、西洋参、血竭、冰片等都属于外来引进之品种。回顾中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无不与其药物的发展相适应、相关联。只可惜，由于闭关自守思想的束缚，中医一直没有吸收西药的一个品种，曾有张锡纯的石膏阿司匹林汤，开创了西药中用的先河，然而，后学者却简单地理解为中药与西药的相互配合，即中西医结合。从而，把中药与西药隔离开来，把中医药学引入了歧途，导致了中医中药学的畸形发展。所以，我们要利用中医药理论，吸收并中医化自然界各种能治病的物质，丰富和增添自己的药品成员，完善和发展现代中医药物学，才能实现中药学的现代化。因此，未来的药物学，都应当是资源共享性的，即中医可以按中医方法应用西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包括：藏药）；西医也可以按西医理论应用中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因为，任何一种医学，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故其结构、功能和代谢也应当是一样的。因而，凡是能够治疗人体疾病的物质——即药物，其具有的治疗范围与作用机制一定是客观的、是固定不变的规律或真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或者是藏医，都能够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去认识和理解其药理机制、药物性质与功效等，自然就可以按自身的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所以说医分中、西、藏……而药物却是世界通用的。这如同人类的食物一样，虽有中餐、西餐之分，但仅仅是加工与未加工，中式加工方法与西式加工方法的区别，然其成分都离不开蛋白质、脂肪、淀粉，离不开小麦、玉米、大豆等，自然它也是世界通用的。

5 西医中化的作用及意义

西医中化使传统西医理论与临床，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和提高，使西医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等理论的科学性，既促进了中医同时向纵、横两个方向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西医学自身的发展。因为，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共事，或者是中西医的两法治病，无关于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3］。目前的中、西医结合，仅仅是表面上的共存，并非是实质性的细胞水平上的整合；仅仅是中国患者得到了另一种治疗方法，而中国中医学并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与创新，甚至，使中医学有被彻底西化之危险。所以，寻找中、西医学新的结合点，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4］。相反，西医中化的方法，却能使传统中医吸收到现代医学之各种理论与思维，使传统中医学跃居于现代医学之列，也能使传统中药理论与剂型科学地吸收现代医药学理论与剂型之特色，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又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能使中医药学的宏观理论具备现代医学微观理论的根基，使中医药学中的基础医学（西医）理论得到宏观性综合。综上所述，西医中化既能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又能防止彻底把中医西化。既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向中西医融合之转变，又实现了研究中医向中医研究之转变，还实现了由中医西化向西医中化之转变。同时，西医中化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对中医的现展，还是对西医的未来发展，乃至现代其他自然学科的未来发展，都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的“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的成功，“终将引进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中化西医的思想，正是要让西医走到中医医学与哲学相结合性多维辨证论治的道路上来；正是要提示和引导所有的学科理论，都应当与哲学理论相互交融，并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发展和创新自己的体系模式或研究方法。可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所有学科常规单纯而直观研究方法及理念的学科体系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医药工作者，要从中医学之医学和哲学两大支柱体系入手，运用现代思维与传统东方哲理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临床两大方面，把中医学现代化，把西医学中医化，既全面又深入地整理和提高中医理论体系，最终达到中西医学两大理论、两大思想的恰当融合。才能使中医学脱离危机，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医学真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为此，笔者即将出版《中化西医》一书，以便更详细地介绍这种思想和理论，介绍这种方法与临床。

参考文献

1 姜爱平，崔蒙.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思考.中医杂志，2007，48（8）：742.

2 中国中医药报社.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62.

3 李金庸.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湖北中医杂志，2003，5:3.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3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皮肤性病学 教材编写

在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转变的21世纪，医学将会在寻求还原分析方法与系统整体方法相结合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现代医学发展的这一走向，注定了中西医结合教学的现实可行与不可或缺。中西医结合高等本科教育起步，以1991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七年制中医学专业中开设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方向为标志。1992年，泸州医学院率先开始了中西医结合高等本科教育的探索并得到好评。教育部于2002年批准包括泸州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湖南中医学院等在内的部分院校在专业目录外设置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正式招收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2005年，我国第一版中西医结合规划教材（第一批16本）凝聚了全国40多所医药院校和中医院校200余名中西医结合专家的心血，正式编纂出版。这是中西医结合高等本科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西医结合教育由零散走向规范。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专业教育的依据，中西医结合规划教材的出版，标志着中西医结合专业拥有自己的教材。其中《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第一版）主编单位由我院担任。回顾我院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育18年的探索，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协编教材和《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规划教材的筹建、出版和反馈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新版《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材的编写与研究。

一、筹建过程和出版意义

中西医结合专业独立于中医、西医专业以外，非常年轻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尚有许多空白有待探索和开发利用。我院自建院以来就是中医系、西医系并存，这在全国的医药院校也是少有的优势。这一优势非常利于我院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故我院继1991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七年制中医学专业中开设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后，1992年率先在五年制中医学专业中开设之。医学教材建设是保证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中西医结合专业没有自己的皮肤性病学教材已成共识和积虑，我们在充分利用自身、科室和我院特色和优势的同时，经全国医学院校中西医结合教学改革研究协作组第二届医学院校中西医结合教学研讨会讨论决定，由我院皮肤性病学教研室与附属中医院皮肤性病学教研室为主编单位，率先联合全国十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着手于2002年编写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协编教材。2003年8月由四川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3月在我院临床本科2001级投入使用，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协编教材的出版和发行，使部分中西医结合院校使用自己的皮肤性病学教材教学成为可能，对我国中西医结合专业皮肤性病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同时，该协编教材的发行和使用为我院担任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第一版）主编单位的编写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第一版）规划教材的编写经过主编会议、编委会议、初稿、中稿和定稿会议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编写，历时两年，凝聚了全国21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知名专家的辛勤和努力。2005年10月，由中国中医教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她的出版，使中西医结合专业自豪地拥有自己的皮肤性病学教材，对中西医结合专业皮肤性病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该规划教材在全国较多中西医结合系学生中已使用5年，反应较好。

二、教材研究与提高

任何一本教材的编写都凝聚了编者的心血，任何一本教材的出版都具有不能磨灭的作用。但是，任何一本教材都不可能完美无暇、无可挑剔，特别是对于毫无蓝本参照的《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第一版）规划教材更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面向 2 1世纪的教育改革，教材必须要反映临床技能训练及社交能力、判断能力、主动获取信息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的教育内容。所以，不断地收集反馈信息，不断地升华提高，才会使已出版的教材有顽强的生命力。教材编委会对《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规划教材非常重视反馈调整。2004年7月，规划教材昆明定稿会议上，教材编委会独创性地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秦万章教授提出成立中西医结合专业皮肤性病学教学研究学组的建议，以便更好地交流和收集反馈意见。这一提议立刻得到秦万章教授的高度赞赏，并于2004年11月广州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临床与教学研讨会”于2005年6月2-5日在美丽的四川康定举办。此次会议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安徽、辽宁、四川等地的会议代表共120人，共收到学术论文近70篇，其中皮肤性病教学方面9篇，有皮肤性病学研究生培养、病案式教学效果分享、《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材编写的会议纪要等内容汇报，为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学经验交流拉开了序幕。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皮肤性病学教学研究学组已定期举办两届教学研讨会，及时沟通、交流教学研究经验和教材使用中发现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有利于不断改善和提高。2007年9月，昆明第十七届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年会正式宣布成员名单并颁发聘书，商议学组的工作计划。

目前，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国家职业医师考试也将中西医结合列为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一个类别，使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伴随着中西医结合专业皮肤性病学教学研究学组的成立，这一教学平台无疑更利于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校际交流，有利于教学用书及相关课件的开发利用，出版的教材质量将处于良性循环和监控中，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的教学、研究将得到更好的发展，更有利于新版《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材的编写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王炜，严火其.从库恩范式理论解读中西医结合教学中的问题[J].医学与哲学，2003，24(9):55-56.

[2]许，何渊民，刘涛.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教学探索与实践[J].西北医学教育，2009，17(2):404-405.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4

1制定医院发展规划，确定战略目标

1963年，天津市南开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1975年建立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急腹症研究所,1998年又实行强强联合，成立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从1981年以来，南开医院一直是中西医结合学会普外分会的挂靠单位，并作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的承办单位。以吴咸中院士为学科带头人的中西医结合外科，于1989年被国家教委列入全国首批重点学科，至今已先后三次被国家教委及教育部评定为重点学科，后又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和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建设单位。近十年来，南开医院医院先后制订了2001―2010年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事业发展计划、学科发展计划和基本建设发展计划，全国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计划、国家“211”工程子项目建设实施计划以及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建设计划等，明确了医院总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在吴咸中院士“高层次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借鉴部级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的建设经验，将医院建设成具有我国医学特色的、以治疗普通外科疾病特别是急危重症等重大疾病为主要优势的优质学科群体，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教学和对外合作交流的基地之一，成为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的研究型中西医结合综合性医院。近年来，医院先后增设了胸外科、神经内外科、骨科、泌尿外科、肛肠科、内分泌科等，加强了心血管科、妇产科、麻醉科、放射科，内镜中心等，为实现从“大专科、小综合”向现代化综合医院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医院还于2002年获得ISO-9000国际管理质量体系认证，后又被评为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示范医院。200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

2创建部级重点学科，造就创新型学术团队

南开医院一直高度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和学科建设。在吴咸中院士的直接领导下，长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共同奋斗、和谐交替、持续发展的局面。鲁焕章教授、李平教授曾先后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崔乃强教授连续当选为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平、秦鸣放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第一层次人选，都成为各自领域中全国著名专家。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成为全国中西医结合学界最富活力且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

重点学科是既有科学分工又能协调发展的优质学科群体，具有中西医相结合、临床与基础相结合、医学与药学相结合、主干学科与公共技术平台相结合的合理结构与功能。根据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的总体要求，医院对部级重点学科按项目管理的模式进行建设和发展，强调重点学科要适度发展二级项目。近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外科已先后分化五个二级项目，包括：全国中西医结合胆胰疾病医疗中心、天津市中西医结合胃肠疾病诊疗中心、天津市微创外科中心、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外科危重症专科和天津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专科等，并不断凝炼各二级项目的主攻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以集中有限资源促进学术和技术创新。目前，已形成胆胰疑难病研究、胃肠疑难病研究、腹部微创外科研究、中晚期恶性肿瘤研究、急腹症主要治则和方剂学研究等六个主要研究方向，各主攻方向均体现以普通外科难治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总的目标，在采用现代医学技术的同时，注重中医药在临床中的应用，以探讨具有科学创新性的优势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和中医药学的新的理论框架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医药学继承、创新和发展。这一建设思路通过几十年的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承担的国家和市级重大课题包括：重型急性胰腺炎疗效标准的制定、外科危重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的制定、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的深入研究、阳明实热证病机传变规律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普通外科疾病微创治疗与中医药应用的病种诊疗方案研究、按中医治则归类进行中药开发的研究等。

近年来医院还采取有力措施，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担任医院科室顾问，并积极引进高级人才，为发展中西医结合脑病专科、心血管疾病专科、妇产科专科等创造条件。医院选派数十名科技骨干参加天津市中医理论提高班、中医研究生班或赴国内外研修，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2007年建立了天津市吴咸中院士学术思想研究室，深入总结吴咸中院士的学术思想，指导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最近，医院还做出向吴咸中院士学习的决定，学习他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宏伟抱负紧密结合起来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倾心钻研、科学思考、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学习他“高风亮节立德、高瞻远瞩立功、高屋建瓴立言”的大家风范；学习他“慧眼识人、精心育人、成心昭人、甘为人梯”的宽广胸怀；学习他“矢志不渝、勇攀高峰、鞠躬尽瘁、奋斗不止”的忘我作风。

3继承创新，为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新体系而不懈奋斗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吴咸中院士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始终以“肯定疗效，探索规律，改革剂型，研究机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思路及基本内容，防止一方一剂的简单方法，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中药与手术治疗合理结合,博采中西医两法之长，形成“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诊断体系。这个辨证诊断体系包括：两个现代医学前提（即正确的西医诊断，对病理类型和轻重程度的正确判断，还要对发展趋势作出估计）；三个中医辨证方法（包括八纲、脏腑和病因病机辨证）；对于病情较复杂或病期较长的病例还要进行分期、分型，依此作出个体化的诊断，为提高疗效提供依据。中西医结合治疗强调中西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在急性阑尾炎、溃疡病急性穿孔、急性肠梗阻、胆道感染和胆石症、急性胰腺炎等几大类急腹症中，均制定了分期分型和辨证论治的原则与方法，明确了中医治则与方药的选定、手术指征与治疗过程中的动态观察等。在继承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研究总结出急腹症常用八法(即:通里攻下法、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理气开郁法、清热利湿法、温中散寒法、健脾和胃法和补气养血法)和常用系列的中药方剂。对于诊断明确、病理损害较轻的急腹症,如单纯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60%以上的溃疡病急性穿孔、绝大多数的胆系感染、急性水肿性胰腺炎和半数以上的非绞窄性肠梗阻,均可经过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取得良好疗效,实现了外科治疗学上的重要变革并取得新的突破。从1970年至1981年，陆续总结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手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新急腹症学》、《急腹症方药新解》等著作,并先后举办九期全国性培训班,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临床经验及研究方法。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确认为中国五项世界领先的医学项目之一。

1990年吴咸中院士发表了“在高层次上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对临床诊治上的高层次结合提出了三项要求：（1）采用先进的诊断技术，作出明确的定位、定性及定量诊断；（2）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后，取得优于单用西医或中医的治疗效果；（3）通过临床及实验室指标的动态观察或实验研究，能说明其疗愈机理。这对原来诊治内容与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吴咸中在高层次上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战略构想,南开医院以国际公认的两个外科难症即急性重症胆管炎和重型急性胰腺炎为主攻方向,进行多单位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取得了国际先进的临床疗效,并阐明了其疗效机理。此外,通过引进内镜腹腔镜技术,胆系结石的治疗也已形成阶梯化治疗方案，并首创三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胆系结石的新方法,填补了国内外空白。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微创外科技术和手术疗法,构成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治疗学的三大手段,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吴咸中院士始终把继承、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指出中医和西医的结合、医学和药学的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是学科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B超、纤维胃镜与十二指肠镜在国外刚刚起步，他就敏锐地感知这项技术对于中西医结合的重大价值，立即派人到日本学习，并引进了相关设备器械，使中西医结合诊断达到先进水平。通过采用十二指肠镜逆行胆胰管造影和引流（ERCP+ENBD）联合中药“清解灵”治疗急性重症胆管炎（ACST），使这一困扰肝胆外科的危重性疾病的病死率由当时的20%左右降到1.1%。这项工作是药物、手术、和微创技术三种治疗方法完美结合的范例，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进入向高层次发展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刚刚开展腹腔镜技术，他再次感到这项技术对中西医结合腹部外科的潜在影响，并在国内首批开展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他的指导下，应用腹腔镜、十二指肠镜技术开展肝外胆管结石的两镜联合手术和应用腹腔镜、十二指肠镜和胆道镜技术开展肝内外胆管结石的三镜联合手术，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居国内一流水平。在手术前后应用中医中药治疗加强了清热利胆效应，促进残存胆泥的排出，均获得良好临床疗效。

南开医院在吴咸中院士的领导下又陆续出版了《急腹症研究》《腹部外科实践》、《急腹症方药诠释》、《中国急腹症治疗学》、《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手册》等专著,代表着中国中西医结合急腹症治疗学已经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阶段。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的诊疗原则和基本方法已载入《黄家驷外科学》等权威著作,《中国急腹症治疗学》一书也曾获立夫中医药著作奖。

4以腹部外科急危重症为主攻方向，取得重要突破

吴咸中院士特别强调在腹部外科疑难重症诊治上发挥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并进行了系统研究。急性重症胆管炎、重症急性胰腺炎与多种外科疾病引起的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不但提高了临床疗效，也说明肠屏障功能障碍在MODS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用“通里攻下法”治疗干预肠道是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治疗途径。

4.1急性重症胆管炎（ACST）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本病死亡率在10％－30％之间。其后，国内外曾开展手术引流和内窥镜鼻胆管引流（ENBD），疗效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吴咸中教授等1990年前后曾两次对手术引流与ENBD加内服中药治疗进行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ENBD加中药治疗组（简称治疗组）的病死率明显低于手术引流组及单纯ENBD组（简称对照组）。1983～1990年治疗组200例病死率为1.5%，而对照组的70例病死率为14.3%；经进一步改进中药配方后，1992～1995年治疗组177例病死率进一步下降至1.1%，而对照组的36例病死率为11.1%，达国际领先水平。

对ACST的病理生理研究表明，在ACST发病过程中，既有胆源性败血症又兼有肠源性败血症，同时按中医辨证投予“清热解毒”及“通里攻下”的中药有利于促进败血症的消除，从而更有利于病人的恢复。ENBD加“活血清解冲剂”现已成为ACST的常规治疗，使该病不再是病死率很高的可怕疾病。

4.2重症急性胰腺炎（SAP）

重症急性胰腺炎一直是一个病死率很高的危重疾病，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病死率仍在30％左右。为了改善该病的治疗，降低病死率，吴咸中院士等为此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80年代中期（1983－1986）报告的29例中，病死率为33.3％；90年代初期（1990－1994）报告的84例中病死率为25.6％；90年代中后期（1993－1996）报告的145例病死率才降到16.6％，为全国领先水平。病死率降低的关键除不断改善全身支持治疗外，显然与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改进分期分型辨证治疗有关。吴咸中院士等专家按病程将SAP分为初期（气血瘀闭期）、进展期（毒热炽热期）、恢复期（热去正伤期）进行分期论治。初期重用“通里攻下”，以大承气汤或“清胰陷胸汤”为主；进展期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汤”或“清胰承气汤”。这一成果也被国内一些有影响的中心采用，全国SAP治疗指南亦予采用。

4.3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和MODS/MOF的治疗

一项大样本MODS的外科病人进行以“通里攻下法”为主治疗的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病死率为16.25%，而对照组则为33.33%，中西医结合组的器官衰竭数也显著低于西医对照组。在机理研究中，发现“通里攻下法”能有效地缩小SIRS/MODS病人的内毒素池、保护肠屏障、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保护靶器官，从而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吴咸中院士等专家还组织天津市四个医疗中心采用随机、对照、大样本、多中心的协作研究方法，观察“通里攻下法”在的腹部外科危重病、烧伤、急性创伤和具有里实热证的内科危重病治疗中的应用，将202例病人，随机分为西医治疗组（对照组）105例和大承气颗粒联合西医治疗组（治疗组）97例。采用以“通里攻下法”为主的综合疗法，能显著减少MODS的发生率，因而显著降低病死率。并证实以大承气颗粒为代表方剂的“通里攻下法”还可以调整抗炎与促炎二类细胞因子免疫平衡，发挥脏器保护功能作用，由此减少SIRS/CARS/MODS的发生。

5首倡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促进理论研究

在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的初期阶段，吴咸中院士即在全国率先提出“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他把中医的“理、法、方、药”视为统一的整体，指出在理（生理、病因、病理）的指导下，认识、诊断疾病，进而规定出治疗原则（法），提出具体的治疗方药。因此，“法”是一个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吴咸中院士提出，对代表“法”的方剂和药组进行研究，不但可阐明中药的作用机理，也便于向上推断“理”的实质。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吴咸中院士等专家对“通里攻下法”、“活血化瘀法”、“清热解毒法”、“理气开郁法”等代表方剂和药组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在“九五”期间，承担了国家科技部攻关课题“优质高效复方中药的示范开发研究――大承气颗粒研制”，对“通里攻下法”代表方剂大承气汤进一步进行开发，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大承气颗粒，已进行了成果转让，并在多项科研课题中应用且得到临床验证。吴咸中院士等主持的“通里攻下法”的研究揭示了其“胃肠效应”、“腹腔效应”和“整体效应”的作用机理，证明中医“下法”具有调整胃肠运动功能、清除肠道菌毒、缩小内毒素池、保护肠屏障、抑制过度炎性反应、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等综合作用，从而可防治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进而防治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这不仅使中医药的经典方剂为防治危重症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揭示出中医“釜底抽薪、急下存阴”治法的科学内涵，丰富了中医药“肺与大肠相表里”等学说。以“法”为研究对象的“治则”研究开创了急腹症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是研究方法学的创新。吴咸中院士、崔乃强教授主持的“通里攻下法在腹部外科中的应用与基础研究”于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MODS的发病机理与中西医结合防治深入研究”于2006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均成为南开医院标志性成果。

吴咸中院士通过对代表“法”的方剂和药组的研究，提出药物间相互作用的假说，进行了活血化瘀药物对“通里攻下法”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物对“理气开郁法”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物对“清热解毒法”的增效作用等研究，活血化瘀药对清热利胆药物的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药对通里攻下药物的增效作用，均通过成果认定，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所承担的“按中医治则归类进行中药新药研发”的课题，可能为“中药板块学说”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应用前景，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创新点。

6实行开放联合，提出“独立成件、 组合成套”的科研组织新形式

除重点学科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二级项目实行学术带头人负责制等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外，吴咸中院士于上世纪80年代即倡导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要实行开放联合，这不仅是科研攻关项目自身的需要，也是中西医结合医院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吴咸中院士组织了“一所”（急腹症研究所）、“三校”（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长期合作，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作用机理研究等攻关项目，充分发挥各高等院校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学科齐备的优势，提高了立题的起点和研究层次，而且由于课题分工时做到“独立成件，组合成套”，保证了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发挥了各合作方的积极性，并在疾病的诊断、临床疗效的评定标准、观察指标的选择和实验设计等方面，采用国际公认的先进标准和研究方法，保证了科研成果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南开医院已先后成为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的临床学院，并与南开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为医院实现总体发展目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5

关键词：胃肠病；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R2-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0)01-0031-05

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食管、胃、肠、肝、胆、胰等器官的器质性和功能性疾病，尤其是胃肠病，临床十分常见，患病人数众多，且病程较长，治疗困难，病情反复，甚至还会发生癌变，单纯依靠西医或传统医学往往不能达到满意效果。因此，胃肠病学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该领域的中西医结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西医结合胃肠病学的发展可以融合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长处，促进消化病学的发展，造福于人类。

1中西医结合胃肠病学发展的现状

1.1常见胃肠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的建立[1]

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和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建立部级常见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或诊疗方案越显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经过5年的努力相继建立了溃疡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的中西医结合诊断、辨证和疗效标准。这些标准的建立，对“九五”和“十五”期间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较大的指导作用。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对上述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使其进一步完善。尤其是2001年贵阳会议，由危北海等教授牵头，对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修改，增加了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两个疾病的诊治方案和胃肠疾病中医证侯评分表。这些诊治方案与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草案相比，内容更加丰富，标准更加科学严谨，必将对今后中西医结合消化领域学术研究起到更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2常见胃肠病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

1.2.1慢性胃炎的研究

慢性胃炎居胃病发病率的首位，包括慢性浅表性胃炎(CSG)和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后者可出现腺体萎缩、肠上皮化生(IM)或异型增生(Dys)，具有一定癌变倾向，所以国内外对此病都很重视，而腺体萎缩、IM和Dys的逆转则成为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医学对胃酸分泌的调节、胆汁反流的控制、胃蛋白酶抑制、幽门螺杆菌(Hp)的清除和炎细胞浸润的减轻都有较好治疗方法，对腺体萎缩、IM和Dys的逆转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笔者在临床诊疗中，运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施治，口服中药3个疗程后，33%的患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得到逆转[2]。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和实验探索，将治疗方法总结为：①清热解毒、活血凉血药物抑制Hp、促进胃黏膜急性炎症消退或恢复；②健脾益气、理气化瘀解毒法促使黏膜萎缩、IM和Dys的逆转；③采用健脾益气、酸甘化阴或甘寒养阴法促进胃酸分泌和增强胃黏膜屏障功能。

1.2.2胃十二指肠溃疡病

20世纪70年代H�2受体拮抗剂的问世，80年代质子泵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使消化性溃疡(PU)的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3年幽门螺杆菌(Hp)的发现，开辟了PU治疗的新方法，使理论认识和临床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近年来，广大中西医结合消化专业工作者已总结出了一套治疗PU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①抑制胃酸、胃蛋白酶、促胃液素，现已发现部分中药有上述药理作用；②控制Hp感染，目前有标准三联或四联方法，丹参、川连、乌梅等单味中药和复方制剂对Hp均有较好的杀灭作用；③活血化瘀、改善胃黏膜血液循环；④保护胃黏膜功能。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危北海、姚希贤、李家邦等教授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研制的四黄调胃汤、健胃愈疡颗粒等在临床上均取得满意疗效[3-4]。目前PU的近期治愈率可达90%左右，近期复发率降至5%以下。

1.2.3功能性胃肠病

功能性胃肠病是指一组具有消化道系统症状，而应用生化、影像学和内镜等检查并未发现有器质性病因的疾病，囊括常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FD)、胃食管反流病(GERD)、肠易激综合征(IBS)等20多种疾病。其研究涉及到胃肠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行为医学、心理医学和社会医学等多种学科，但其病理生理机制还不十分清楚，尚无生物学诊断标准，临床治疗也只是经验性或对症治疗。近年来，中西医结合专家对此类疾病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根据对胃肠功能的影响，将中药分为3类：促进胃肠运动中药、抑制胃肠运动和双向调节胃肠运动中药。通过在体、离体及在体结合离体实验研究显示，活血理气中药多具有促胃动力作用[5]，润肠通便和消食导滞中药有促进肠道运动作用，通腑攻下药物有增强胃肠道收缩和蠕动的功能，理气行滞药可降低消化道平滑肌的紧缩性并能解痉止痛，健脾益气药对胃肠平滑肌活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还有研究表明[6-8]，中药对胃肠运动的作用机制包括胃肠神经调节和脑肠肽调节，神经调节包括兴奋胆碱能受体和抑制肾上腺素能受体；脑肠肽调节包括对胃动素、血管活性肽、P物质、生长抑素及前列腺素的作用。目前，六君子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藿香正气散等著名古方的胃肠动力机制研究均进入到分子免疫、胃肠激素和神经网络调节水平。魏睦新运用疏肝理脾法，以痛泻要方加减治疗肠易激综合症，获得了很好的临床治愈率[9]。

1.2.4炎症性肠病的研究

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目前研究比较深入的是UC。该病是易感基因、环境因素和免疫系统之间复杂的交互反应所致，最终导致非特异性炎症细胞激活，炎性细胞因子及炎性递质产生造成结肠黏膜损伤。西医药治疗首选氨基水杨酸药，其次是皮质激素或配合免疫抑制剂，但其复发率甚高。近年来，中西医结合专家对该病治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陈治水[10]等提出“脾胃虚弱、免疫功能失调”是UC主要发病机制的观点，在治疗上提出了“健脾益气”治本，“涩肠止泻、缓急止痛、清肠解毒”治标，标本兼治的法则，临床采用口服与保留灌肠相结合的方案，经临床多中心、大样本、平行对照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治愈率比单纯西药组高30%以上，复发率降低40%以上，并从分子免疫、分子药理水平和病理组织微观变化等方面阐明了中医药治疗UC的部分机制。王新月[11]教授等观察了溃结饮对UC模型大鼠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发现清热利湿、解毒化瘀中药能降低模型大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8(IL-8)的水平，也能降低结肠黏膜中TNF-α表达阳性颗粒的密度，进一步从分子免疫水平探讨了中药治疗UC的作用原理。

1.2.5消化道肿瘤的研究

现代医学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治疗等。很多肿瘤发现时已是晚期失去了最佳手术机会，放、化疗过程中出现多种不良反应以及治疗过程中出现耐药性仍是世界性的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消化道肿瘤，在降低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增加抗肿瘤药物的抗癌效应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江苏省中医院沈洪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运用中药黄芪莪术防治胃癌，从基因调控和诱导细胞凋亡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很大进展[12]。周阿高[13]探讨了应用扶正祛邪法解决胃癌患者胃动力低下的的中医中药对策。吴孟超院士认为：中医药可以参与肝癌防治的全过程，中医药的积极参与是提高肝癌综合疗效的主要途径。王冠庭[14]教授应用扶正抗癌冲剂与化疗方案结合治疗249例Ⅲ～Ⅳ期胃癌，治疗后1、2、3年生存率分别为73.3%、53.3%及23.3%，中位生存期延长13.44个月；而单纯化疗组1、2、3年生存率仅为40.6%、23.3%、3.3%，中位生存期为6.12个月，中西医结合组明显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显著延长了生存期。魏品康[15]教授用金龙蛇口服液合华蟾素注射液、黄芪注射液治疗Ⅳ期胃癌30例，结果患者生存质量及NK细胞活性升高，CD�3、CD�4亦升高，CD�8下降，且治疗前后白细胞无明显下降。

1.3消化病常用中药的研究

1.3.1胃肠动力中药

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中医辨证多属“痞证”的范畴，病位在脾胃，多由脾胃升降失常，气郁壅塞，胃气上逆所致，故理气法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16]。近年来，促胃肠动力中药已受到重视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成分中药的研究较少，未筛选分离出有确切促胃肠运动的中药成分，而从中药探寻并开发促胃肠动力药物是当前医学界的研究热点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之一。西医药中的胃肠动力药种类多样，按其作用机制有多巴胺受体阻断剂、5-HT�4受体激动剂、胃动素受体激动剂、生长抑素及类似物、GABA-b受体激动剂、CCK受体阻断剂、阿片肽κ受体阻断剂、NO活酶抑制剂等，但多年的临床应用表明，这些药物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副反应，目前尚缺乏能全面调节临床症状且副作用小的动力药。本课题组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17-19]：槟榔可通过促进胃平滑肌收缩幅度而增强胃运动，加快运动频率，是一种较强的胃肠动力中药，可用于FD及其他胃肠动力障碍性病证的治疗。祛风药防风也具有类似作用。同时，笔者对脑肠肽的消化运动调节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对具有胃肠动力活性的中药进行了筛选，对槟榔、莪术、白芍等胃肠动力中药及其相关成分白芍总苷、槟榔碱的胃肠动力作用进行了药理研究。首先在器官水平筛选中药，选择相关中药及其成分，进一步对在体胃运动、胃电活动、离体胃肠平滑肌条进行了效应观察。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技术探讨了槟榔碱对结肠平滑肌细胞的钙离子通道的调节效应，并应用免疫组化、神经及离子通道阻断剂的手段进行了部分机制的探讨[20]。首次建立起胃肠平滑肌活性中药的筛选研究实验体系，为筛选中药的活性成分建立了多层面的高效、科学、可靠的实验方法。同时，研究发现包括理气、破气、消导和清热在内的多种中药都能够促进胃肠道平滑肌收缩，其中槟榔的活性最强，具有促进平滑肌收缩与激活细胞内钙释放和胞外钙内流。但是进一步的调节机制研究尚缺乏。研究还发现，促进胃肠动力中药不仅对胃肠动力障碍疾病本身，而且对于急性胰腺炎等消化道重症也有重要意义[21]。

1.3.2抗肿瘤中药

目前，肿瘤治疗方法以手术治疗、放化疗为主，副作用大，毒性高。从中草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寻找毒副作用小，疗效独特的防癌抗癌药物成为当今肿瘤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天花粉中提取的核糖体失活蛋白天花粉蛋白(EFG)，主要作用于细胞G期，具有抑制胃癌细胞MKN-45增殖和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可以指导对胃癌的治疗。黄芪、莪术等益气活血中药对cox-2及其上下游基因有明显调控作用，并通过基因间的信号通路扩大其作用。白首乌总苷对人大肠癌细胞(Hce-8693)、人前列腺癌细胞(PC3)、人宫颈癌细胞(Hela)和人肺癌细胞(PAA)4种实体瘤细胞均有较强的体外细胞毒作用，且呈浓度依赖性。人参总皂苷能够使肝癌细株Hep-G2细胞的胞浆中某些表型逆转，向正常细胞的方向诱导分化。川芎嗪对人胃癌低分化腺癌(MKN-45)有直接杀伤作用，与化疗药物合用时有明显增效作用。另外，还有许多抗癌中草药已被提纯并在临床广泛应用，如从紫杉树皮中提取的紫杉醇，长春花中提出了长春新碱，薏苡仁中提取的薏苡仁油，斑蝥中提取的斑蝥素，蟾酥中提取的华蟾素等。中药复方犀黄丸含药血清对肝癌细胞株Bel7402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血清浓度与抑制率呈直线相关。还有研究表明，健脾理气中药对体外培养的人肝癌细胞株SMMC-7721端粒酶活性有抑制作用，H22肝癌荷瘤小鼠在服用健脾理气中药后，肿瘤端粒酶活性明显低于对照组。益气活血清热方可以通过调节胃癌细胞株P53、VEGF的表达，促进细胞凋亡，减少肿瘤的增殖和转移，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清热消积方含药血清对人胃癌细胞SGC-7901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低、中、高剂量组含药血清的抑制率分别为7.4%、8.6%和16.3%，与对照组比较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且其抑制作用随剂量增加而递增[22]。

1.4胃肠病中医证候基础的研究

中医临床治疗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首先要从证的研究着手，证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医迈向现代化的起点或切入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肾虚证、脾虚证、血瘀证以及阴虚和阳虚证的研究，应用现代科学的各种技术方法，从多学科、多途径和多层次着手，已在整体水平、器官水平和细胞水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初步复制了模拟中医证型的多种实验动物模型，观察了各种反映机体内在变化的微观的实验指标，验证了一系列证效结合的方药疗效。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平教授领导的团队，在肝病病理模型研究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创造性的运用了“中西医病-证(方)-效结合的研究模式，部分解决了长期以来动物模型难于判断中医证型的问题，对其他病证的动物模型的建立也有启迪作用[23]。在中医症候客观病理改变方面[24-26]，魏睦新等对脾阴虚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脾阴虚证的诊断标准，发现脾阴虚证患者存在消化功能低下，免疫调节异常和细胞内第二信使环核苷酸异常等一些列病理改变。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该课题组还探索了大鼠脾阴虚证病理模型的建立。汤一新等对脾阴虚证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一系列临床成果，并且出版专著。现在，很多教科书开始把脾阴虚证纳入脾虚章节，这对继承和发展中医脏腑理论，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中西医结合胃肠病学的展望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灵魂。科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创新能力和思维观念的不断提高。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开放性、多态性、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在时代的延续与变迁中，不断进行学术体系重构、蜕变和新生，才能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特别重视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2.1以难治性消化系疾病为切入点进行临床治疗领域的中西医结合

疗效是生命，疗效是基础。中医如果失去疗效，所有的研究都将失去光辉。尤其是西医难治性疾病，如果中医能够一一攻克，将有力地证实中医的价值。对于CAG的治疗，虽然目前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一定疗效，但其确切效果仍需进一步扩大验证，其重点应放在癌前病变防治上。对于PU的临床诊疗，西医的各种抗酸、解痉、抑菌药物与H�2受体阻滞剂的疗效大致相似，但复发率很高。因此，提高和巩固疗效，防止复发是中西医结合治疗PU的发展方向。对Hp相关疾病的治疗，应提高中药或中西药结合对Hp的根除率，并阐明其作用机制，如能总结出一套简便、高效的措施，则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胃肠动力疾病(DGIM)和功能性胃肠病(FGIDs)临床治疗非常棘手，尤其是FGIDs，不仅临床发病率很高，症状繁多，反复迁延，给患者带来痛苦，而且一般西药治疗效果并不满意，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可能通过发挥辨证论治的长处，也就是结合患者的社会心理、体质、生物和环境等诸多影响因素，加强针对性、个体化和综合性治疗，每每取得突出效果，这正反映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和特色，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也较容易收到明显的效果。加强对消化系统癌症，尤其是胃肠道的癌前病变、出血性坏死性肠炎以及伪膜性肠炎等难治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研究，亦应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要千方百计地提高临床疗效，并争取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

2.2生命科学的高新技术的导入

当代生命科学的高新技术，是以信息系统和分子生物学为代表方向，而两者又是紧密结合和相互联系的。中医药学侧重于从整体宏观上认识人体的生命现象和疾病状态，主张提高和调整人体的自控和潜在的能力，从而维护健康水平和修复疾病状态。现代医学则侧重于从微观上揭示生命的真谛，尤其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和X射线衍射蛋白空间结构的测定，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分子生物学全面地改变了生物学，包括现代医学的面貌，并涉及生命和疾病的最本质的内涵。要实现中医现代化和在深层次上进行中西医结合，就要把中医药学和生命科学中最先进和现代化的分子生物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系统理论来探讨消化病证候的发病机制，这才是最捷径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途径和思维方法。

2.3创造中西医结合新消化病学

创新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传统医学也不能例外，只有顺应这一发展方向，才能激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西医结合医学既蕴含和保存着自远古至近代的传统医学的精华，又融汇了现代科学的内涵，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两者必然会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在临床诊治实践和学术领域里达到融会贯通，这是大势所趋。在世界医学之林中，中西医结合医学具有代表中华民族医学独创的优势和特色，正在不断产生和形成新的多元动态的医学体系，我们不仅要继承它，更重要的是去发扬和创新它，使之随着时代的潮流走向新的里程，这就是中两医结合的目标和历史任务。

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胃肠内窥镜检查的广泛应用，胃肠道免疫学、胃肠道动力学、胃肠道激素、胃肠道屏障以及胃肠道微循环和血液流变学等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胃肠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祖国医药方面，从《内经》至明清，历代著名医家对胃肠疾病多有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和极其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联系实践的完整的理论学说―脾胃学说。因此，历史发展到今天，作为现阶段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研究防治工作的医务工作人员，应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把现代医学与祖国医学的理论知识和诊治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各取所长，融会贯通，逐步发展成为中西医结合新消化病学。

2.4培养优秀中西医结合人才

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一个学科要保持长久的领先地位，关键是要有强大且有后劲的人才队伍。培养优秀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是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陈可冀认为，中西医结合人才是多模式、多学科的高级人才。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6

【摘要】 本文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比较，阐明中西医差异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指出以“中医西医化”来发展中医，结果只能是异化它类。要想实现中医学的卓然自立，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具体做法是：理论研究，构建现代中医思维;基础教育，培养中医思维;临床实践，夯实中医思维。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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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5] 冯广义，张养生，丁然，等.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3(1)：11-13.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7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护理;临床教学

随着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日益在临床医疗中显示出其优势。作为综合性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我们承担着西医院校护理学生的中西医临床教学任务。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临床教学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向临床一线输送的护理人才的质量，西医院校护理学生在中西医护理中的临床教学已引起高度重视。

1 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教学的必要性

1.1 将“辨证施护”融入“整体护理”，构建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

“整体护理”是当前我国护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理念，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将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保持人与内外环境的平衡。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与自然和社会相统一。这种将患者置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中通盘考虑的护理理念与现代护理所提倡的对病人进行系统、整体、全身心的护理理念不谋而合[1]。而其中“辨证施护”又是中医护理的特色，其通过运用望、闻、问、切的方法收集患者资料、运用中医理论进行护理评估，进而辨病辨证，用具有中医特色的护理方法实施护理措施。因此，“整体观念”及“辨证施护”是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为丰富整体护理的内涵，近年来有人提出将辨证施护融入现代护理的新观点[2]，认为中医“辨证施护”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有利于整体护理模式的发展，是现代护理理论的有效补充，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在继承祖国医学基本学术思想如整体观、辨证论治观等基础上，吸收现代护理理论及工作模式和护理技术操作技能，将中西医护理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的中西医结合护理模式，已在临床工作中逐渐成为防治疾病，解除病痛的重要护理手段。因此，对此加以发展巩固应用，对提高护理的价值和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1.2 加强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教学，使学生具有中西医护理双向技能

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课程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途径。但课程设置时间较短，往往只着重于介绍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知识，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方剂学、针灸经络学等基本理论，对针灸学等在临床上更有实践意义的内容则浅尝辄止[3]。而一些常用的中医护理操作技术，如穴位按摩、拔火罐、刮痧、熏洗疗法、敷脐疗法、捏脊等，至今在临床护理上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在预防、治疗和康复护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因此，西医护理的学生有必要学习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将在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科室的临床护理实习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进一步掌握中西医护理的双向技能，将中西医护理的优势相结合，从而提高护理实践的有效性。

2 中西医结合护理的临床教学方法

2.1 重视临床师资培训，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临床护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临床护理教学的质量。要使学生真正掌握中医护理操作技能，带教老师首先要懂得中医护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目前临床教师都是西医护理或中医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缺乏中西医兼通的护理人才，中西医护理方法和手段也未能真正系统有效地结合，使得临床上中西医两套护理理论与技术并行，而且普遍存在重西医轻中医的现象。因此，作为临床护理教育者，首先，要确立正确的中西医结合护理理念和教育观念，正确认识中西医结合护理的科学性与必要性，认识各自优势和护理内涵的共同之处，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应用于实践。为此，我们组织西医护理专业的带教教师系统地学习了中医护理理论，并组织所有带教教师进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集中培训，共同探讨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规范带教流程和方法，鼓励开展中西医结合护理的临床科研。最后，经过层层筛选严格考核才授予带教资格，提高带教教师的中医护理操作水平与实践能力，使教师能够有的放矢地将中西医护理操作紧密结合，为临床实习教学打下良好基础。

2.2 探索有效教学方案，提高临床带教水平

在临床教学中，首先，建立科学的临床教学管理体系，设立教学总带教，负责安排临床理论授课、护生的理论操作考核、及时听取带教教师及护生之间的相互反馈，进行经验总结，改进教学方案，确保教学工作管理科学到位。其次，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一带一”临床教学模式，安排一名带教老师带一位学生，分管4～8个病人，运用护理程序对所管辖的病人实施整体护理，开展从入院至出院的全程护理，运用“望、闻、问、切”采集病史评估资料，采用辨证施护的方法确立护理诊断实施护理措施，并完成健康指导、医护患的沟通、中西医结合护理病历的书写等工作。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一对一随师带教，并注意结合PBL教学法，带领学生到床边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实地讲解、手把手操作示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随时根据学生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指导及时整改。并开展中西医结合的护理病例讨论及教学查房，提高和巩固临床所学的中西医结合护理的理论及技能。

2.3 结合中医护理基本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技能培训

通过改革带教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并随时与中医护理操作技术相联系。在相关项目的基础操作练习中增加中医操作方面的知识，如在注射练习中结合中医的穴位进行穴位注射，在大量不保留灌肠练习中结合示教中药保留灌肠，护理肿瘤化疗病人时采用药物止吐的同时配合穴位按摩、耳穴敷贴等方法，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由于中医的护理操作技能较多，而实习课时有限，并且有些项目在带教中也不能由护生直接在病人身上练习，对于常用的中医护理操作技术我们便通过开展强化训练完成，让学生和师生之间相互操作共同提高。操作训练时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医生查房、典型病例讨论等，着重培养其临床分析判断的能力，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以后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把现代护理理念与传统中医护理方法相结合，创建出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护理模式，是中西医护理同仁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临床教学是护理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护理路径和临床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中医护理和西医护理的优势进行互补，才能培养出适合新形势的中西医结合复合型护理人才[5]。

参考文献

1 黄君，毛喜莲，秦锋，等.临床护理教学中融入“辨证施护”的探讨.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11(5):85-87.

3 Tanner CA. Nursing education: current themes， puzzles and paradoxes .Community Nursing Research，2007，(40):3-14.

3 陶衔玥，区鸿斌，李华锋.临床西医院校中医教学现状分析及改革思考.西北医学教育，2009，17(5): 892-893.

4 彭廷云.临床教学中的中医护理操作技术带教体会.当代护士，2007，5(5): 27-28.

中西医结合的方向篇8

自2009年开始，吕爱平教授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中医药委员会）的中方团团长，组织指导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目前，ISO已经发表了5项由中方主导的标准。此外，他还就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共性技术、中药编码标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开展了深入研究；先后主持开展了6项中国内地相关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香港 “本土化”研究，为未来建立相应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论文和专著一直引领当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战略角度设计和主持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标准研究，对于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奠定中医药国际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医药国际化问题，深入采访了吕爱平委员。

构筑香港中医药国际枢纽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旨在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着丰富的医药资源，但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与我国传统医药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中医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香港地区具有资信、法制、金融的国际化地位，吕爱平委员建议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窗口优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让中医药这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璀璨夺目。将中医药国家科研项目面向香港高校全面开放。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中医国际诊所，并支持香港成立中医院；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国际中药检定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地位，鼓励并资助在香港建立中药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目前，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向香港高校开放，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多数没有向香港高校开放，内地与合作申报的项目资助力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建议利用香港国际港口优势和国际信息优势，大力鼓励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也鼓励内地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共同申请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

虽然目前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选拔中国中医来办可以信赖的、疗效好的、正宗的中医诊所。鉴于目前中医业界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工作经验的医生不多，吕爱平委员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相关机构合办国际中医诊所和中医院，为中医临床服务走向国际积累经验；他还建议利用香港的法制和国际化港口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相关机构与香港合办具有国际水准的中药检定中心，并主导建立中药商业相关的国际标准，为中药的国际贸易提供质量保障。中药质量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但对中药来讲，大多数国家依然依赖或期待我国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声誉。

吕爱平委员指出，中药国际贸易近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增长幅度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他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中药贸易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港口优势，推动中医药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进步。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吕爱平委员认为，青蒿素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药是未来潜在新药的重要资源，世界各国都希望有机会参与中药新药研发，因此建议利用香港的科技实力和融资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打造中药新药研发的国际化氛围和科技制高点，同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理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强调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牢固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计生工作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促进中西医结合。

吕爱平委员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事实上也是现代中医院中医诊疗的基本模式，更是能够引导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走入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国家政策在谈及或者讨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候，吞吞吐吐，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吕爱平委员建议政府要理直气壮、大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未来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他说，中医药学发展到今日，也应该与当今世界主流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相结合。世界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对病人的分类方法和分类后的治疗规范。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是在用国际疾病分类方法，并按照中医临床诊疗规范进行中医的治疗，其实质是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科技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策似乎在提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时，不够大胆，不够有力度，有时吞吞吐吐，这不仅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营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良好环境，不要再宣传中医与西医“打擂台”的故事和事件。政府必须知道，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已经是、未来也必须是中西医结合，少了西医不行，少了中医也不行。没有中西医结合医学，就很难有机会彰显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优势。

吕爱平委员指出，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加大中西结合医学科学研究投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教学临床机构。他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鼓励政策和发展措施。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培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的就医就业环境也受到限制。政府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学去鼓励和扶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主流医学，对病人的分类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是关键。虽然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依然不是主流，也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因此，应重视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特别是政府应该组织制定在现有主流医学分类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医治疗或结合西医治疗，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效应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只有制定了这种临床标准或规范，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管理部门才有可能接纳中医药服务进入其主流医疗服务。

吕爱平委员强调说，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专门的投入或专项，也鲜有部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医疗机构，更没有部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和资助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

针对我国医改，吕爱平委员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他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之后，关于医改的尖锐问题、尖锐批评，已经提示医疗服务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存在“看病难”问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药品过度消耗、过度医疗问题。相信我们大多数具有公费医疗条件的人，家里都有超过合理范围的药品存储；何况还有不少病人可能被滥用治疗。另外，如果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实施医改前，感觉医疗服务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经过多年的医改，好像越改越难、越改越贵。显然，医改已经不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更是社会治理的严重问题。

吕爱平委员认为，所有医改相关的方案讨论必须要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应该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医疗管理人员、各阶层医护人员、药业相关人员、保险人员和患者。 现有的许多讨论都是领导、医疗专家或者医疗管理人员在参与，加上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其讨论的方案自然很难达到最佳。现在的医改方案，患者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另外，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理解医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计划，稳步改革。建议用反推的思维设计医改。首先明确未来20年后我国医疗服务的蓝图，再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人才配置等。只要该蓝图有利于社会保障、可行，我们就应该逐步实施。

吕爱平委员建议参考世界成熟经验，制定公平公开的医改方案。医疗服务的特点在于保证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政府保障、保险、自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县级医院的综合建设，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将县级及以下医疗服务机构变成全公益；也就是说，让县级及以下的医院充分体现国家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作为所有公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保障；大力发展医疗保险，让医疗保险在保险的商业范围依法服务；让大部分人自愿选择不同的保险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更高的医疗服务；将大型或特大型的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逐步变成私营医院，或者根据医疗需求，鼓励建立更多的私立医院，与政府公共基本医疗服务脱钩。现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将所有掌握国家最重要医疗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大型三等甲级综合医院归为公立公益机构，必然造成医疗公益中的许多奇怪现象。

吕爱平委员认为，应将医改纳入全面改善社会治理的范畴，而不单单是医疗行业的职责，或者单单是医疗相关方的事情。他建议在医疗服务方面取消相关特权，让全民医保首先在全民公平的水平上开展；同时他还建议管理人员、特别是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员要下基层体会医疗服务问题，而不单单是听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决定医改的管理层，很少亲自体会过医疗中的问题和症结。我相信没有多少领导干部或者医院院长在不找熟人的情况下，亲自独立地去医院看过病。”

吕爱平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建立医疗宣传制度和监督机制，应该正确引导医疗宣传，并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清医疗现有能力的局限；在所有媒体上，再也不要宣传医疗服务中的“奇迹”。如果医疗是医学科技，那“奇迹”本身就不值得宣传，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一定是“遥远的未来”大家才可以享受的技术。可惜，现在宣传的所谓“奇迹”基本上是宣传自己、个人炒作；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电视媒体上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不切实际、不符合医学科技的宣传。因此，吕爱平委员建议在公众媒体上少宣传医疗功能，多宣传医学科技的进展和趋势，特别是对医学探索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宣传；少宣传夸大的、概率小的成功的医疗功能，对于患者可能存在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医疗功能期待”来说，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吕爱平委员还建议增加医疗投入，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少，必须增加。同时，建议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防止一方面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并不像国外的医学精英教育，因此，国外的医生待遇、医生管理方式将都不适合我国医疗系统。我们应该将医学教育回归到它的专业教育、精英教育属性上来。目前，我们一方面合格的医生少，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又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的医改蓝图，进行细致的专业规划。”吕爱平委员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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