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的定义范文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1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

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请记住我站域名/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五、结语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2

【关键词】情商；智商；应激反应；编程反应

中图分类号：B8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69-03

一、引言

凯库勒在半睡半醒之中梦见蛇头咬住蛇尾，突然明白苯分子的环状结构，此即形象思维。流传已久的思维定义：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思维属于理性认识。这种定义肯定了抽象思维，却排斥了形象思维，定义了半截，这是它的缺陷。我们有必要对思维重新定义。

思维分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占9成，抽象思维占1成。形象思维为本，抽象思维为末，儿童玩游戏就是培养形象思维的过程。培养思维的过程和建房子相似。形象思维好比地基，抽象思维好比楼房，楼房的高度取决于地基的厚度。

如果只住三、五天，搭个茅草棚即可；如果只住三、五个月，修个木板房即可；如果只住个三、五年，建个土坯房即可；如果要住个三、五十年，一定要造个砖瓦房或者楼房。我们当然选择建楼房，那么就要夯实地基，优先培养儿童形象思维（情商）。

二、思维定义

正确的思维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义，不妨定义如下：

（1）基因中储存生存本能以应付现实的无限可能性；（2）根据需求和动机，意识自主选择反映现实的可知性；（3）感官刺激产生形象思维（情商）；（4）形象思维应激反应；（5）语言刺激产生抽象思维（智商）；（6）抽象思维编程反应；（7）思维是在情商基础上意识顺滑流动的过程。

三、定义阐述

（一）基因储存生存本能以应付现实的无限可能性

基因由开关控制：经常用的器官被强化到一个阈值，该基因开关被打开，这就是变异，可以遗传，譬如大脑、长颈鹿的长脖子、热带人类的黑皮肤、寒带人类的白皮肤、蜜蜂筑巢，珊瑚虫形成珊瑚礁等；废弃不用的器官被弱化到一个阈值，该基因开关被关闭，这也是变异，可以遗传，譬如阑尾、人的尾巴、蛇类四足、企鹅翅膀等。

达尔文的“进化论”讲的就是基因开关被打开或被关闭的突变，天竞物择逼迫生物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变异。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讲的是基因开关被打开或被关闭前的量变，用进废退是按照生物意愿的方向进行。只有生物意愿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变异，这样的进化才能被基因保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竞的是“基因”。

德国著名音乐世家“巴赫家族”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三百多年中共出现了五十二位音乐家。“巴赫家族”音乐的特长在于音乐基因被打开。

身怕不动，脑怕不用。勤动脑的人, 头脑灵活, 充满智慧；盲人的听觉、触觉、嗅觉要比常人灵敏；失去双臂的残疾人却有着超人的平衡能力和更灵巧的双脚。俗人依靠习惯和本能行事，习惯遵从拉马克的“用进废退”，本能遵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们受潜意识控制，都不需要人动脑子，属于情商。蛇把人惊出一身冷汗就是本能，“狗急跳墙，猫急上房，人急烧香”。人利用动物本能预报天气，“蚂蚁搬家蛇过道，老牛大叫雨就到”。基因储存生存本能以应付现实的无限可能性。

白鹅救罗马：古罗马城郊有一座庇护神丘比特神庙，那里养着一群守护鹅。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群鹅闻声高叫，惊醒了熟睡中的士兵，他们迅速迎战，击退进攻，使罗马免于浩劫。

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导致了20万人丧生，而当地的许多野生动物却幸免于难。似乎任何种类的动物总是能先于人类发现危险的逼近，并提前逃之夭夭。

1984年佩恩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动物园搞研究时发现，每每靠近大象之类的厚皮动物时，总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轻轻振动的微波”。她利用录音机在这样的环境中录了音，并进行分析，终于捕捉到一种低音频的声音，这是一种人类无法听到的次声波。研究证实，位于大象鼻子和头颅中间的鼻窦能发出一种20分贝的声音。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这种声音能传出80公里远，即使有障碍物阻挡，也能传出10公里远。当有危险逼近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大象会发出尖叫，并把两耳张开，鼻子竖起，有时还会逃跑。大象的足底呈拱形，周围有角质物，与地面直接接触时对振动十分敏感，可以能轻易地判断出危险来自何方。

动物具有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动物能捕捉到陆地或海洋的声波、化学变化、电磁场的改变等，鸟类、海龟和鱼类是利用磁场来辨别方向的。残酷的生存竞争迫使野兽全天候地发展和完善感觉器官的功能，而人类高度社会化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的感觉器官因不用而退化。

人类为了打赢战争，侧重于开发利用动物的“特异功能”。日本海军利用弹指虾发出“哒哒”声，掩护进攻潜艇在行进中发出的声响，使敌方水下听音器不能觉察，重创美国舰队；英美海军利用弹指虾引爆德军的音响水雷，打败德军的海上封锁线；海湾战争美军利用鸡对有害气体敏感的功能防备伊拉克军队的毒气弹；越南战争美军用狗防备游击队的偷袭，游击队用“美人计”破坏之，美军用鹅报警，游击队利用鹅怕蛇的本性以蛇治鹅；有的国家在研究使用成群的蝙蝠携带燃烧器去点燃敌方的重要建筑物，制造火灾；加拿大用猎鹰来制服鸟类，减少了飞鸟与高速飞机相撞会使飞机坠毁事件；城濮之战胥臣把战马蒙上虎皮打败敌人；黄帝用熊、罴、貙、虎、貔貅等猛兽打败蚩尤……

（二）根据需求和动机，意识自主选择反映现实的可知性

人有三种本能，趋吉避凶、趋利避害、趋福避祸。人会根据这三种本能有选择性地记忆对生存有利的本能加以强化，需求和动机是选择条件。

需求：西陵族人嫌轩辕是一跛子，却被北边有熊氏抢走推为首领，称为轩辕黄帝。轩辕因跛之故，发明车，还发明房屋，与岐伯合作《黄帝内经》，其妻嫘祖发明丝绸，方雷氏发明骨针和梳子，彤鱼氏发明筷子和烹饪，嫫母发明镜子。黄帝一家就是发明的一家。

仓颉造字，伶伦定乐律，大挠定甲子，隶首作数，风后造指南车，常先制鼓，少昊作弓矢，宁封制陶，共鼓造船，胡巢作帽，于则作鞋，曹胡作上衣，伯余造下衣，王亥驯马，伯益挖井。黄帝的群臣就是发明的集体。

动机：炎帝发明农耕和医药。

经过炎帝和黄帝的启迪，好像汉族忽然开化了，从愚昧走向文明，汉族一枝独秀，在与周边民族交往中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占据中原千里沃野，周边民族被挤往边远山区成为少数民族。汉族竞争的优势在于智商的开化！现实具有可知性，预警灾难，对事物长远、深层的透视需要智慧，这就是智商！

17世纪英国出现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英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瓦特发明蒸汽轮机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繁荣，海外扩张铸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涌现出高斯、爱因斯坦，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英国的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德国人西门子却制造了实用的发电机，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希特勒清洗犹太人，把爱因斯坦等逼走美国，世界科技中心也移到美国。这些科学家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

英国、德国、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都是天才带动科技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知识就是力量”！西方好像突然开化了，在与东方竞争中显示出强势！

智商不仅可回避灾难，在竞争中还显示出优势。

（三）感官刺激产生形象思维（情商）

记忆： 过去经验在头脑中的反映。生物钟与记忆有关。

人们都有一个体会：做梦时，事物轮廓容易回忆起来，而事物的细节却不容易回想起来；大块肌肉力量性的活动，如骑自行车、游泳、滑冰等，学会之后不容易遗忘，而小块肌肉技巧性的活动，如武术、舞蹈、体操、学习等，很容易遗忘。说明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

事物宏观轮廓属于形象思维，事物微观细节属于抽象思维，记忆的特点：抽取轮廓，忽略细节。最大限度地调动形象思维（情商）参与到记忆活动中去，就能取得好的记忆效果，如李阳的疯狂英语。形象思维具有内容的兼容性。《五官争地位》说明形象思维是立体式、全方位的，在人的信息总量里面占到9成。

智商是有人类之后才产生的，前后不过十万年左右，而地球诞生到人类出现，情商伴随生物走过四十六亿年的历程。历史告诉我们，先有情商后有智商。

情商：人的身心与环境的和谐共鸣的能力。

人想不被大自然淘汰，就要适应环境。只有外界的刺激通过各种感觉汇聚起来，形成表象、情感，人类的思维才有基础，外界在人脑中的投影就是形象，人对外表现出情商。人与环境直接交流的方式就是实践（劳动）。

形象思维：用直观形象、表象和情感、联想、想象等抽取轮廓、解决问题的思维。形式：感觉、知觉、表象。工具：图像、形象、情感、联想、想象等。

右脑感性，主导形象思维，发散、直观、表象、完整、跳跃、感情、想象、定性，大脑右半球功能优势是处理节奏、旋律、音乐、图像、想象和图案等信息，称为创造脑，也称为艺术脑。右脑直觉性思考依靠空间图像，具有平行性、整体性、跳跃性、灵活性、直觉和创造性。右脑借助表象或称形象，擅长模式识别和操作。在现实生活中，右脑能一眼就从人群中识别出一张面孔，整体形象认识；右脑会投球、接球、操作动作、注重直觉判断。右脑能辨别音调、韵律、情绪和色彩等。

人类的潜意识思维是灵感、顿悟、梦、幻觉等的来源，感情、性格、兴趣、习惯、心情、心理素质、某些技能等都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潜意识也属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在人的全部思维行为中占有的比率大约1成，潜意识思维占有的比率大约是9成。心脏的挑动、肺脏的呼吸、胃肠的蠕动、腺体的分泌都是在潜意识思维产生的指挥命令下进行的。例如，当我们突然遇到惊吓，心跳和呼吸会发生不由自主地变化。

抽象思维中抽象和概括、分析与综合也运用到形象思维中。如毕加索的抽象画，李小龙总结出的武术规律——太极图。

把整体拆成局部研究就是分析，把局部合成整体研究就是综合。比如武术动作的分解与合成。

形象思维也可以实现意识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四）形象思维应激反应

形象思维凭直觉思考，反应速度比较快。膝跳反应、搏击的条件反射、“狗急跳墙，猫急上房，人急烧香”都是形象思维，反应速度以秒计。

《美洲虎的故事》：工作人员在森林公园引进几只美洲豹，唤醒美洲虎了的野性。《爱斯基摩结构》：爱斯基摩人给领狗和力狗区分了待遇，狗之间便有了原动力。

（五）语言刺激产生抽象思维（智商）

智商：人以语言文字、符号为载体所从事智力活动的能力。人与环境间接交往的方式是教育和社交。

抽象思维：以语言文字、符号为载体，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提取细节，解决问题的思维。抽象思维具有形式的条理性。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工具：语言、文字、符号。

左脑理性，主导抽象思维，收敛、间接、线条、局部、条理、理智、系统、定量，大脑左半球功能优势是处理语言、逻辑、数学和次序，被称为学术脑。大脑左半球依靠言语思考，有意识，具有逻辑性，线性有序，把握重点，形成系统。左脑借助言语，按逻辑程序思想去完成言语思维的任务，收敛，利用概念，借助言语符号进行思维的方法。左脑则能叫出名字，对各人面孔特点和个人专长加以比较。阅读时，左脑对字面意义进行理解。在运动中，左脑注重规则指挥。

将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运用到抽象思维中去。 把整体拆成局部研究就是分析，把局部合成整体研究就是综合。 抽象思维也可以实现意识对客观现实的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在思维中占1成。

（六）抽象思维编程反应

抽象思维是思考形成条理的思维，反应速度比较慢，抽象思维以年计。

韩信分油说明抽象思维比较慢。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狭义、广义）、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花费20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花费28年，而诺贝尔奖就是奖励需要20年左右出的科研成果。

（七）思维是在情商基础上意识顺滑流动的过程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心相当于电脑的中心处理器，而人的大脑相当于存储器，左脑储存抽象思维，右脑储存形象思维。言由心生，意识由心发出，可以将抽象的语言和形象的图像在心这个中心处理器里有序排列，形成解决事物的流程以适应环境，此即思维。意识排版的过程（思维）与TEX近似一致。

本能不是万能的，大自然对人类的厚爱就是在情商的基础上进化出智商，用来克服困难增加生存机会。比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遇事三思而后行”。

情商是树，智商是藤，情商为本智商为末，是藤缠树而不是树缠藤。思维就是在情商基础上意识顺滑流动（思考）的过程。

牛顿从苹果落地得到灵感——万有引力定律，形象思维前后不过几秒钟到几分钟，而牛顿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抽象思维花费了20年，先有形象思维后有抽象思维。形象思维：16岁时曾问自己：“如果有人追上光速，将会看到什么现象？”

抽象思维：26岁时他创建了狭义相对论。

形象思维：一个人在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中，会看到什么现象？

抽象思维：36岁时他提出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灵感（形象思维）不过几秒几分，抽象思维却是10年。《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共花费20年。

爱迪生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3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版。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4

【关键词】传统思维 以象喻意 图像体系 主体的价值判断 “器物”的象征意义

引言

有幸拜读过吴庆洲教授的《象天法地意匠与中国古都规划》一文，文章提出影响中国古都规划的三种思想体系，并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象天法地”意匠对中国古都规划的影响。文章读完后了解了以前所不知的一些知识。然而，因此文而产生的疑问也一直盘旋在笔者脑海中：中国古都规划在表达这种象天法地的“意”（规划理念）时，为何独独采用了象征手法？由于疑问，而查阅了相关文献。本文试从传统思维方式入手，解此疑惑。

一 什么是“象”

中国古都规划中的“象天法地”出自《周易》，《易・系辞》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周易》对“象”的讨论集中于《系辞传》，《系辞传》言及“象”者共19处，凡37见。《易・系辞上》第八章说得很明白：“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从上文可以看出“象”的最初意义，即象征意义。

《易・系辞上》第十二章又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因此圣人创立象征形象来全面展示他的思想。可见，“象”是中国古人表达观念的一种手段，《周易》的思想用“象”的方式得以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象”的手段，具体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的呢？也就是说，用的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呢？我们需要回到《易》象本身的形成。《易》的产生、发展和形成巨大的范畴体系，其间是经由作者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借助于语言（不是文字）把天地人间万事万物的共性加以概括，并经过演绎，造成“― F”两个蕴含哲学概念的图像，借以蕴含与表示宇宙万有的共同本质与法则①。总之，在“象”自身蕴含的内在语言的帮助下，《易》象以“阴阳二爻”（ 即“― F”二象、阴阳二象）为基础，发挥其象征性、演变性等特殊功能，重叠组合，反复变化，终于发展成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图像体系。其间，图像在演变发展过程中“象”所象征的特定事物从抽象性、共性（阴阳）演变为具体性、个性，以至于《易》象这套图像系统能够最终“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二 “象”思维特点

从前文的阐述表明：“象”已完全成为一种思维方式，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象”思维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其他思维

如上文所述：“象”思维，凭借图像反映事物情态和蓄藏事物义理，其在表现形式上大异于运用符号的数理思维、单纯用文字说理的逻辑思维、运用文字描写生活的形象思维以及运用声音或色彩或具体形态（比如：西方思维模式下的建筑、雕塑等）反映生活的艺术思维。

2、“象”思维中的“象”既是形式也是内容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明象》）在这里，物、意、象、言四者的逻辑关系是：意（观念）生于物，象生于意，言生于象。用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术语说，就是象和言是“能指”，而意是“所指”②。“能指”与“所指”是语言符号（在《周易》里，则指《易》象这套图像系统）的一体两面，本身就不可分割。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象”思维当中，图像不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周易为自身的特定内容――意，找到了合适的特定形式――象，经过殚精竭智的思维，做到了两者的统一，从而形成了一个“弥纶天地之道”的巨大范畴体系，发挥出伟大的哲理功能。古今中外的所有书籍，只有《周易》的思维是这样：“以象立意”，用“图解”或“图示”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究其原因，还是孔子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确，从语言学的道理上说：语言是抽象的，事物是具体的，抽象的语言不能完满地表现具体的事物（黑格尔《美学》）。但“象”不同，因为它缺乏规定性，比语言更加模糊和不确定，从而超越了单个的、具体的事物而成为对具有普遍性的“类”的描述③。

3、“象”思维强调主体的价值判断

“象”思维是以象喻意，以象寓理，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但“以象喻意”中“象”与“意”的关联性却是不确定的、松散而直观的④。（因此，“以象喻意”中的“喻”的含义与其理解为“象征”，不如理解为“类”其实更为准确） “象”生于“意”的过程是直接省却严密的逻辑推理，通过经验直觉与顿悟的方式得出结论，是在“直觉形式的模仿、比类、演绎的基础上对宇宙世界和人生的直观的整体把握” ⑤。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论），而不是把客体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认知（实证论）。

三 “象”思维与中国古都规划

通过上文的简单分析，我们了解到“象”思维的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对中国古都规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象”的表现形式采用了“图解”或“图示”的方式，也正是因为此，笔者终于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中国传统建筑在表达“天圆地方”意匠时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这样看似很“直白”的宇宙式构图；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后人在解读中国古都规划的“象天法地“意匠时，脑子里的直观感受总是这样的：古都规划中，地面上的构筑物（“象”）总是通过其在总平面（图像）上的位置关系的设计来与天上的“象”取得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人营造时不注重建筑单体的形态推敲，而倾向于在群体布局时，把建筑单体（或任何构筑物）作为一种“符号”（“象”）来对待，推敲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意境。

2、“象”是形式也是内容，因此“象天法地”既是意匠也是表现手法――象征手法（或更准确的说叫“类”的手法）。这种象天法地的思想从春秋吴大城至秦咸阳、隋唐长安、元大都以致明清北京城，在城市规划设计中都一脉相承。清紫禁城之建筑布局可谓天地间最贴切之象征：紫禁城（皇帝居所）居城市之中心――“类” 紫微垣（天帝居所）居宇宙之中心；紫禁城之四门（地上东华门、西华门、午门、玄武门）――“类”四象（天上东、西、南、北四个星象）等，描写故宫象征手法的文章甚多，在此不详述。

3、中国古都规划中，春秋吴大城设计“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吴越春秋》卷四）以及秦咸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可见，中国古人营造都城时，非常强调的是设计者“类”赋予“器物”的意义，即和“象”思维强调主体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陆门有几个，水门有几个，城里是否贯通河流，城里有几条道路，道路的宽度如何等，用现代规划专业语言来说，这些都属于“交通疏散”的问题。现代规划专业会把这些与疏散有关的“器物”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从功能层面或者意识形态层面，但是“象”思维却不会。因此，在中国古都规划中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器物”的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功能意义，尤其是在为中国古代最高权威者服务的那些都城布局中。这种情况大致和中国古代的城市功能较现代都市更简单有关，也与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为少数人服务而现代都市是为大多数人服务有关。

参考文献

① 林满之编著，《周易全书》p541，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② 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1988

③ 陈志霞，《周易之“象”的文化涵义及其审美意义》，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④ 孙旭辉，《“类”之运思与“观物取象”的审美关照方式――山水审美内质解析》，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2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5

[关键词]汉字构形；具象性；辩证性；模糊性

汉字是自源性文字，它的形成和组合形式都和汉民族先民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生活习俗等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汉字产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明显带有当时社会文化的种种痕迹，其形体构造及表义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汉民族的先人依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直觉感受去体察事理，由直接感受而悟出某种人生哲理，“这种直接把握人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的认识论，也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1](p53)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汉字的构形和性质以及汉字的应用和发展，早期的古汉字在形体构造和表义形式上，留下了远古社会的种种痕迹，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态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以古文字为对象，探讨传统思维方法对汉字构形表义形式的影响，探讨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汉字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汉字构形的具象性

《说文解字·叙》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盌盓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早期的汉字，依赖于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对象，经抽象思维、多维联想而产生的，以“依类象形”的方法表现出来，是当时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体现。这种直接的取象表义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就是象形；以具象示义成为汉字的个性特征。现有的甲骨文资料以及《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汉字构形来说，最早的造字法和构造类型是象形字，其他的造字法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合而成，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和根本。象形字的本质是象形，是以具体的形象表达语义，具象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象形字所表现的是具有突出的整体轮廓或形状特征的事物形象，是以具象的视觉效果和联想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多为名词，表现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等诸多事物；表现人的各种形态和身体部位。这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具体形象，是人类感性认识的视觉符号化的形象描绘，是将直观的感性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的思维组合后的固化形象。而这种固化形象必定融入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融入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甲骨文的“山”、“水”二字为独体象形字。“山”字之形由高耸的主峰和两边稍矮的侧峰构成，“水”字之形由中间的水流和两边飞溅的水花构成，形态逼真，能产生“见形而知义”的共识效果。这些字体形象，当然是先民们将直觉感受抽象、概括出的固化形象，是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觉形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用文字来表现这些形象时，在于对整体形象的把握，突出其特征，强调视觉效果。这种具象的形成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归类概括出的表义形象，而汉字的表义功能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具象性成为汉字构形表义的个性特征。

汉字的具象性也表现在合体字的构字形象中。随着汉字的发展，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此时的象形字成为合体字的构字部件，由于象形字以具象示义的功能与它作为构造部件的作用共同进入合体字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独特的以具象示义功能和形式。我们以“杲”、“杳”为例，分析其形体特征：日在上为“杲”，表示阳光明亮的意思；日在下为“杳”，表示天色昏暗不明的意思；这些合体字构字部件的数量、位置不同，但都以整体的直观形象示义。这种构形表义的思维方式正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具象性以及具象的时代性。

以具象示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汉字的形体构造，也影响着整个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中假借字占70%以上，假借是在象形字之后出现的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也是世界上所有早期象形字发展的方向。汉字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因为假借字直接借形标音，偏离了汉字以具象示义的轨道，因此， 在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又为假借字增加象形字作为构造部件而重新组合，形成了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汉字以具象示义的特征得以保留。正如前人所言：“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2](p69)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正反映了汉字体系以具象示义的独特的功能和表义形式。

二、汉字构形的辩证性

我国古代哲学从《周易》起，就有了素朴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萌芽，提出了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如阴阳、刚柔、动静、屈伸、进退、大小、内外、损益、盈虚等等[1](p55)这种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渗入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认识、表达等诸多方面。作为汉民族文化元素之一的汉字，从它的字形特征和形声字的构造方法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说到方块汉字字体组合，首先想到的是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等，再具体一些就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声下形、上形下声等。每个汉字构字部件不同，部件数量不同，但整体结构都讲究整齐对称。这种讲究整齐对称的辩证思维观，不仅表现在汉字形体的外在形式上，在构形表义中也是常见的。如“从”、“比”、“北”三字，均由两个“人”字作构字部件组合而成，或相从，或并列，或相背，以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表达语义。

汉字构形表义中的辩证思维观体现在整个汉字体系中。以形声字为例，形声字的构造形式是将现成的象形字当作义符或声符，根据语词的意义和读音取用相关的义符和声符组合而成。根据义符与声符，在构字中的不同作用，表现出形声字构形表义中主从分明、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观念。先看以义符为主的构造法，义符在形声字已类化了，成为义类的标识，同用一个义符的字同属一个义类。《说文解字》的部首即义符，《说文解字》中同一部首的字义类相同。如“水”部字以“水”为义类，所收460字多表现水流的名称、水流的形貌动态、水的作用等，均与水有关。此类形声字的构形，以义符为基础，加上与语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表示同类事物的各个方面。如，以“心”为义符的字，意义多与人的心态、情绪、思维活动有关(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等等，此类字的构造，在组合形式上，由义符确定所要表示的意义范畴，义符为主，声符为次，一主一从，层次分明；在意义系联上，它们往往有总分关系，义符表现总的抽象的概念，体现了它们的共性。所组合的字，表现的是个别的具体的意义，体现了事物的个性。它们之间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思维观。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6

关键词：形象；抽象；形象思维；虚化实意

语言受思维的支配，是紧紧地附着在思维这个无限纵深基础上的结构体。作为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译者进行思维的过程。思维是语言转换的基础，这决定了语言的实际转换必然受到思维的限制。英语向汉语转换过程中，英、汉民族思维习惯及风格的不同势必导致精确理解词义的困难，表达难以忠实且清楚明白，进而影响译文的准确性，影响译文质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高度重视语言中的思维因素，注意不同民族思维之间的差异，辨别它们的个性。英、汉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还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这些差异首先表现在英语的功能性和汉语的形象性上。英民族注重抽象思维，擅长运用大量含义概括、指称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汉民族注重形象思维，惯用直觉和意象等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意义，以神制形，突出神韵，表现为形简神远。如：

（1）she keeps a large establishment.

此句中的“a large establishment”是比较抽象的表达方法，其涵盖的意思相当于“a place of residence with its possessions and a group of servants”，翻译成汉语用比较具体的描述即为“家宅奴仆一应俱全”。这种虚化实意，虚实变通就是建立在抽象思维向形象思维转换的基础之上。

英语中用抽象的办法虚说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某些定义很抽象的英语词语在行文中产生了具体的含义，而汉语缺乏对等的虚说，没有对应的传达其具体意思的词汇。另一种是英语中表抽象概念的名词发生可数化，其作用在于表达事物或情况具有该抽象名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特点。这两种抽象说法都要求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解读原文，依据上下文的具体情境，由虚说化到实说，从而挖掘蕴涵在文本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如以下几例：

（2）it was a serious charge；a girl so brought up must be adequately provided for.

这个担子很重；——由我们来抚养一个姑娘，吃的穿的都得像个样子。

这句译文以普通生活为基础，侧重于生活逻辑，表达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比起译为“……必须充分地提供生活生计”这种笼统而实在、确定含义的表达更容易让人接受，不至于费解。再如：

（3）who has not admired the artifices and deli-cate approaches with which women“prepare”their friends for bad news？

女人们把坏消息告诉好朋友的时候，惯用些花招，先缓缓地露个口风，那种手段没有人不佩服的。

“approach”有手段、方法之意，若译为“微妙的手法”或“巧妙地处理”不但给人一种“虚”、“泛”、“暗”、“隐”等难以捉摸的感觉，而且原中文体贴审慎、相机行事的含义丧失殆尽，女人具备的那种为人着实钦佩的心理特征和独特的处世计谋也没能刻画出来。之所以变通为具体的“先缓缓地露个口风”，一方面发挥了汉语“实”、“明”、“显”、“象”的语言优势，还增添了不少耐人玩味的情调和灵动的色彩，虽貌离而神合。

（4）…how watchful they are when they seem most artless and confidential；how often those frank smiles，which they wear so easily，are traps to cajole or elude or disarm.

她们表面上天真烂漫地跟你谈掏心窝的话儿，其实是步步留心提防着你。她们不费力气就能堆下满脸诚恳的笑容，往往为的是哄人，脱滑儿，叫你心软，上她们的当。

原文中的形容词“watchful”意为“警惕，注意”，“artless and confidential”意思分别为“不矫揉造作的，不狡猾的”和“亲密的，心腹的”。它们被译者用充满形象的描述具体而细腻地传达出来，不但忠实有效地再现原文，还帮读者正确地领会原作者的感受。“traps to cajole or elude or disarm”的字面意思是“诱骗，逃脱，使对方息怒，而无防备的诡计”，具象化处理过的短语非常富有情趣，把女性的狡黠刻画得鲜活逼真，在读者头脑中诱发出一幅幅逼真的画面。

（5）it was to be a very thorough attack，thus looks and undertones were to be well tried.

这可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进攻战，眉眼功夫和柔腔细调都要用上。

（6）she arrived very late. her face was radiant；her dress perfection.

她来得很晚，脸上光彩照人，衣服穿得找不出一个错缝儿。

以上两例的虚化实意，把具体场景展开在读者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实实在在。人物形象更是栩栩如生，令人印象深刻。译者的创意丰富了原文的形象。

通过从虚实角度变通的译文往往跳出了原文语义层面的束缚，而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境和精神，神似境界极高，这是因为译者恰当地运用了形象思维，传达出了形象信息而致使译笔清晰、明确、生动。

查《现代汉语词典》，可以找到“形象思维”的定义即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形象反映生活，运用典型化和想像的办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或叫艺术思维。罗新璋曾在其《释“译作”》文章中指出译作之美需要翻译家去进行艺术创造，全靠心灵去阐释。可见翻译是一种艺术性的创作活动，译者必须融入情感的思维。没有形象思维的翻译，其译文或生硬呆板，违背汉语表达习惯；或形容枯槁，味同嚼蜡，毫无韵味，不能神似。再看一例：

（7）they left me at the gate，not easily or light-ly；and it was a strange sight to see the car go on，taking peggoty away，and leaving me under the elm tree looking at the house in which there was no face to look at me with love or likely any more.

译文a：他们在大门口前离开我，这是不容易的，不愉快的；看见车子载着辟果提走了，把我留在那些老榆树下看那所房子，房子里再也没有一张怀有爱或欢心来看我的脸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场面。

译文b：我们在大门前分手，他们和我依依不舍，情深意长地告别了。我眼看着车走了，载着辟果提。我独个儿站在老榆树下，看着那座房子，再也没有人用爱我，疼我的目光看我了。此时此刻，酸甜苦辣，齐集心头。

译文a没有将原文的抽象表达加以处理。“not easily or lightly”直译为“不容易的，不愉快的”，“it was a strange sight”被译为“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场面”。很显然，这种转换非常机械、单调，纯粹截取词典释意对号入座，没有变通的痕迹。而译文b以饱蘸形象思维之笔把原语的审美功能极尽再现，可以说是“化平庸为神奇”，闪烁着形象思维，成功地完成了对原文形象的二度创造。如：“依依不舍，情深意长”，“酸甜苦辣，齐集心头”，“我独个儿站在老榆树下”。这种处理表现在译文作者深受原文感染，在知觉定势和情感积蓄的基础上，掺入自己的生活感受，经过搜求于象的努力，使原文意象归于定形和明晰化，最终诉诸译文语言的创造性表达，译文绘声绘色，笔酣墨宝。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7

关键词：人类创新活动；知识基础；历史发展

作者简介：刘卫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思维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上海 200233）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革创新发展的历史。人类的创新活动是其思维创新与实践创新辩证统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的思维创新还是其实践创新都以知识为基础而展开。因此，人类创新活动是以一个知识为基础而具有意志与目的的自觉活动，是一个展现了人类知识创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

人类创新活动过程由观念层面的创新和实践层面的创新这两个方面构成，是思维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内在统一过程。无论是思维创新还是实践创新，都离不开知识这一要素。因为知识既是思维创新活动的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结果，也是实践创新活动的内在环节与要素。人类实践活动既是思维认识活动及其知识成果形成的客观前提，又是其思维认识及其知识成果的对象化和外化的客观过程。知识是贯穿于人类创新活动全过程的内在基础，没有知识要素的构成，就不可能有人类创新的实际活动。

知识是伴随人的产生而出现的现象。当然，也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的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知识观。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不同的认识视域或角度，也会有对知识的不同理解。自从人有了知识以来，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便对知识范畴进行了对象性的考察，从而形成了对知识范畴认识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基本阶段。

1. 认识论考察

这主要是指古代以来人们从人的认识来源、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对知识的传统考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是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来探讨知识的形成及其本质的，并形成了认识论的不同主张。从认识来源来说，就形成了知识意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理解。前者把知识的来源界定为客观事物本身，由此来确定知识的客观性与有效性；后者则把知识的来源确定为感觉或理念。以人的主观感觉或理念为知识来源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知识论；而以人之外的神秘理念为知识来源的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知识论。从人的认识能力来考察知识的形成，即把有关知识的研究建立在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基础之上，也形成了知识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不同主张。前者认为人的感觉才是知识形成的来源与本质；后者则认为人的理性才是知识形成的来源与本质。这种形态的知识论主要还是从认识的发生学意义上讲的，是从研究人的认识的起源和认识能力（感性与理性）来确定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与有效性及其认识的范围。“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理论的发生学性质，所以国内哲学界以往一般将epistemology（知识论）称为‘认识论’”{1}。

2. 知识论的考察

主要是指从逻辑论意义上对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诸条件问题的研究，即有关知识自身得以确证的问题研究。“我们可以从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辞典》的定义中看出这一点。在那里，知识论被界定为有关‘知识与确证性质的研究，特别地，有关（A）知识与确证的确定特征，（B）实质条件，以及（C）它们的界限的研究’”{2}。大致说来，20世纪西方知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一是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它主要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非常强调知识为逻辑的还原。二是反逻辑经验论的基础主义阶段。主要来自于日常语言哲学家。他们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可错性的观念，认为任何有关知觉经验的命题，都无法避免被驳斥的命运。三是当代的分析知识论阶段。这个阶段是以葛梯尔对传统知识的三元定义进行的桃战为转折点而开始的。从传统逻辑论意义上说，构成知识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即命题首先要是真的，其次认识者要相信它，再者认识者的信念必须得到确证。而葛梯尔则以反例提出，即便满足知识的真、确证与信念（即相信）这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围绕着葛梯尔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诸如内在主义、外在主义、语境主义，等等。内在主义则把确证看作是属于认识者内在的心灵活动。而外在主义则力图走出主体单纯的内在意识之外去寻求问题确证的解释。而语境主义则强调要从语境的社会因素方面来寻找问题确证的可能性。从当代这些知识论研究变化发展来看，它摆脱了对知识进行简单的来源与活动的认识论分析，而对知识本体自身构成的诸因素及其条件进行了具体的逻辑结构意义的分析。实际上已形成了对知识本体内部结构多维向度的分析视域。

上述内容同时表明，知识这一范畴的内涵及其概念的确定是随着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对知识的范畴，我们可以进行多种意义的确定。

（1）从知识的来源与客体对象来看，知识可简单说是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反映，是人的认识过程成果

这是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讲的，也是人们对知识最一般的哲学理解。这种界定规定了知识的来源及其认识的途径，即知识来源于客体对象，并通过人对客体对象进行认识或反映的实践途径而形成。由于客体对象的性质或属性不同，可以将人们通过认识或反映所形成的知识分为不同的类型，如自然科学知识中的物理知识、生物知识、天文知识等；社会科学知识的经济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等。

（2）从认识主体自身构成方面因素来看，知识可以说是认识主体的一种能力、技能或德性、信念，等等

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都把知识视为人的一种能力，一种人能够认识真理、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能力。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意义上来理解知识能力的话，主要是指“知”所具有的某种形式能力。如说“我知道吉它”，除了指我知道吉它为何物，是什么这一基本事实以外，还可能会包含着更重要的深层意义：就是我懂得吉它，能够弹奏它，意味着认识主体已具有运用或操作吉它的技能。此外，还有对知识视为主体的道德能力的理解。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说过，知识就是一种德性，是一种能够完美人格、达到智慧的道德力量或能力。从这些知识的定义中可看出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从主体自身构成方面因素来寻求知识的根据，体现了内在主义的考察向度。按照这种理解，可以根据人的不同认识能力将知识分为不同类型，如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划分。前者就是直接通过人们感官，运用感觉与知觉能力来形成的知识。它具有直接性和不确定性，属于认识阶段中的低级的经验知识。而后者则是来自于人们的理性能力，包括人的概念、判断与推理，它属于认识阶段的高级知识。

（3）从知识自身确定条件的逻辑向度来看，可以说知识是可以被证明为真的逻辑命题系统

知识无论是何种意义，它总是表现为一种命题语言形式。而对知识的命题语言本体进行逻辑的分析就成为了判定知识的另一向度。柏拉图看来，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必须满足“真”、“相信”和“证明”这三个基本条件。这就是说，知识作为逻辑命题是由信念、真与确证这三个要素或条件所构成。无论何种复杂的知识系统，在逻辑主义看来都可以还原为逻辑的命题结构，并符合这种知识的基本条件。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对这种知识的逻辑语言的分析，随着研究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它的非逻辑性的反面，即反逻辑经验主义阶段，出现了外在主义、语境主义和社会知识论的分析。这种反逻辑主义分析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即知识作为命题逻辑本体，其真的确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命题之间关系，同时也在于这种逻辑命题之外的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的关系、人的交往境域和社会语境等因素的意义。这显然拓展了知识逻辑分析的视域，也丰富了人类对知识本质的多维分析。

（4）从信息论意义上来看，知识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

知识是信息，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对信息的定义理解有很多种，最基本的理解是认为信息是一种携带或寓含着特定意义的数据或符号，它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可分享性和增殖性等基本特性。人们是通过接受信息、理解信息并重组信息来展开自己认识活动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意义的凝结物，是寓含着特定意义的存在，因而也就是一种信息的存在。知识信息对于特定的认识主体来说，其意义就在于消除其认识过程的不确定性，是能带来其认识过程有序化程度的意义存在。学界依据信息论意义对知识也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有的学者认为，“知识是指经过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数据、形象、意象……的其他符号化产物，分享的知识不仅包括可编码的明晰知识，也包括与个人的经历和背景密不可分的隐性知识”{3}。即是说，知识信息可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符号知识与非符号知识等。

现代社会还将知识分类为“4个W”，即“What（‘是什么’，事实知识）、Why（‘为什么’，原理知识）、How（‘怎样做’，技能知识）、Who（‘是谁’，社会人际交往知识）”。

上述内容表明，知识范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一个本质多值性范畴，可以从不同角度或方面加以认识；同时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综合统一起来理解。质言之，知识既可以是主体认识客体事物的认识成果；也可以是主体的一种洞察和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智力量或能力，一种能够操作或把握事物的技能；它无疑表现为一种逻辑命题的语言符号系统，具有逻辑结构的意义；同时它也是一种通过物质载体（诸如语言、文字或其他具体物质形态等等）而寓含意义的信息存在，它在信息运动中可以传递、扩散、分享和衍生增殖。只有从多维意义上理解知识范畴，把知识理解为具有多维意义向度的概念，才能真正揭示知识在人类创新活动中的内在机制。

二

人类创新活动作为认识与实践相内在统一的过程，其活动要素由主观与客观这两个方面构成。人类创新思维认识活动是一个以知识为主体要素、形成新的知识成果的辩证思维运动过程。就人类创新实践活动层面来说，则是一个以知识成果为指导而进行的过程。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创新活动都离不开知识这一重要的构成要素。

1. 知识是创新思维活动的内在构成要素

创新思维作为人类高级复杂的思维运动过程，它包括了许多复杂的内在要素，诸如知识、语言、观念等等。在这些创新思维活动诸要素中，知识是其最重要的主体要素。创新思维活动作为解决思维问题求得新知识的思维过程来说，就是直接依赖知识要素来进行的。人总是依据已有的知识成果来展开思维活动的。通过学习与实践等方式接受到的知识成果就内化为每一个人的思维活动结构的构成要素，从而成为进行思维活动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前提条件。没有知识的构成，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思维活动。而创新思维作为人类最复杂的高级思维活动更是离不开知识这一主体要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思维就是利用已有的思维知识要素、通过特定的思维运动方式去解决特定的思维问题、从而构建出新的思维知识成果的复杂过程，或者说，创新思维活动本质上就是通过特定的思维方式对已有的思维知识要素进行重组而形成新的知识成果的思维建构过程。不难理解，没有知识要素材料，人类主体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思维活动，就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凭空创造出新的思维知识成果。

作为创新思维活动的主体构成要素，知识要素是创新思维活动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它在人类创新思维活动过程中是一个层次丰富的复杂体系。在人类主体创新思维活动实际过程中，作为构成要素的知识而起作用的往往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多方面、多层次知识的综合运动。不同的知识，甚至同一种知识在思维创新活动中，由于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思维属性规定。一般来说，就参与创新思维活动过程的知识要素体系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基本类型。

（1）主体性始动的元知识。这主要是指在创新思维活动中用于去组合、统摄和建构其他知识材料的知识主体。它一般在创新思维活动中起着主动性作用，往往以定理、公理等核心的概念或范畴为存在形式。创新思维作为重组知识要素以形成新知识的思维建构活动，它总是以某些已有的背景性知识为主体而进行的。这些已有的背景性主体知识往往成为了组合知识元素的前提基础和出发点。它在创新思维活动中起着启动或始动的基础性作用，是进一步组织、加工或组合其他知识要素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主体性始动的元知识。它成为了人进行思维创新活动的重要背景知识要素，也是构成人思维创新活动认知结构的主体，是人类思维认识活动发生的内在前提。没有以已有的知识原理为背景、为出发点或立足点，人的任何思维活动都不可能实际进行。创新思维活动也不例外。

（2）被动的工具性材料知识。这主要是指在创新思维活动中被用来加工组合的其他辅的材料知识要素。创新思维活动作为主体复杂高级的思维运动，其参与的知识要素是复杂多样的。那些被利用被组合的辅知识材料要素在思维创新活动中是作为思维客体对象而存在的，即它们是作为被加工的思维对象而进入思维创新过程的。从思维创新运动意义上来说，它们是进行知识要素重组与综合的重要的工具性材料知识。它们同样构成了人类主体进行思维创新活动的认知结构的重要部分，是一切创新思维活动形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思维加工对象的工具性辅助材料知识，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思维活动，更不用说创新思维活动这种高级复杂思维活动了。

创新思维活动就是由这两种类型的思维知识在趋向特定思维问题目标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和相互建构的运动形式来进行的。这两种类型的思维知识在特定的思维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的运动之结果，就形成了具有新知意义的知识成果。无论是从思维创新活动的主体始动环节还是其被加工利用环节和结果环节等都以知识为其存在形式，或者说，知识作为创新思维活动的构成要素都内在地存在于主体创新思维活动过程之始终。创新思维活动就是直接依赖于知识土壤而进行的。离开了知识要素，创新思维活动就成了无本之源的空洞的抽象运动。

2. 知识是创新实践活动的重要构成要素

从人类创新实践活动来说，同样离不开知识这一重要构成要素。创新实践作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高级活动形式，其构成的要素与环节无疑是复杂多样的。一般来说，它包括实践主体、实践中介和实践客体三个方面或环节。而从另种意义上来说，实践又是人之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外化的客观活动过程，是人之主体内在需要、意志、目的及其思维知识对象化的展示。人的实践之所以具有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效应，其本质就在于它是以人的知识智慧为指导、为内在动力的社会活动过程。或者说，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不过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思维或观念的知识活动的实现形式和外物活动形式而已。因此，人类实践活动必然包含着知识的要素。而作为能动地创造新事物的创新实践活动这种高级复杂活动形式来说，更是离不开知识这一重要的构成要素。对之，我们可以从创新实践活动过程的具体环节或方面来理解。

（1）知识是创新实践主体的内在构成及其本质力量

人作为能动的实践活动主体，其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能思维的存在物。马克思说过，“人是能思维的存在物”{4}，“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5}。人之所以优越于动物，就在于人是一种能思维的智慧存在物。而人之所以具有思维智慧，又在于他拥有知识。知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形成的关于客观对象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并用于指导实践活动的思维认识成果。知识是人所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和力量，也是人的思维智慧形成的内在根据。人正是因为拥有了知识，有了把握客观对象运动规律及其本质的思维认识成果，才能进一步在思维观念层面上把握客观对象运动发展趋势，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新的客观对象，并以此为思想蓝图通过实践活动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的客观事物。可见，人类之所以具有现实地改造事物而创造新的事物的实践创新功能，其内在的本质根据就在于人自身拥有知识智慧。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发展时代，人作为思维知识存在物的存在特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大凡被称誉为科学家、发明家的人，他必然是一个信息化的人”{6}。因此，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难确定，人之主体的知识信息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换言之，人作为实践的能动主体必然将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即是说，知识将成为人之实践主体的重要存在特性和内在的本质构成。

（2）知识是创新实践中介的重要构成部分

实践中介是联结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必需的手段或方式，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条件。没有实践的中介，就不可能有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创新实践活动形式也不例外。就创新实践活动中介而言，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性的中介系统。一般来说，实践中介有三个层次要素：一是物质性工具，二是语言文字工具，三是概念工具。人就是通过这三种实践中介系统将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观对象中去，从而改造客体形式而创造出新的客体形式。而这三种实践中介本质是都属于知识存在的不同形式而已。就实践中介的物质性工具而言，它虽然以客观的物质性材料为存在形式或载体，但它本质上是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结果，是人的思维智慧及其知识的凝结和外化物。因此，它本质上是人类知识的特殊存在形式。就实践中介的语言文字工具而言，它本身就直接表现了知识存在属性。就实践中介的概念工具而言，它同样也是直接地表现了其知识存在属性，是知识的特殊存在形式。质言之，创新实践中介内在地包含着和体现着知识构成。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高科技发展，人类实践活动中介的知识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或者说，未来社会人类创新实践中介必然是高科技化的知识工具系统。

（3）知识是创新实践客体对象的重要构成

实践客体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对象，也是实践活动过程的重要构成要素。没有实践客体对象的存在，也就没有现实的实践活动全过程。就人类创新实践活动的客体对象来说，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在的自然，一种则是人化的自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化的自然对象将越来越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客体对象。这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人化自然来说，它本质上就是人类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结果与产物。它大量地表现为工业产品体系、科学技术产品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等等。这些产品体系成为我们人类进一步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等活动的对象。这些人化自然的客体对象本质上是人类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类思维认识活动及其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类知识的凝结和物化。因此，本质上它们是一种知识的客观化存在形式。诚如波普尔所提出的“世界3”的客观知识世界一样，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尽管我们产生了它、经常作用于它，也尽管它经常作用于我们……正是通过我们与世界3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客观知识得以增长”{7}。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科技文化发展，人类创新实践活动客体对象的知识化将越来越明显，换言之，知识将成为创新实践客体对象的重要构成素及其存在特征。

由上述知识化的创新实践活动主体、中介及客体对象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辩证运动就必然形成一个具有新意义的实践活动结果即新的客体对象的结果存在物。这种作为创新实践活动结果的新的事物本质上也是一种人化自然的知识存在形态。因此，无论从创新实践活动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知识要素的存在，或者说，知识作为构成要素贯穿于人类创新实践活动过程之始终。

人类创新活动作为思维创新与实践创新内在统一的过程，二者在现实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其后者创新的内在本质、思维前提和指南，而后者则是其前者的现实确证、外化和实现形式。它们是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知识作为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就是在其二者相互作用的互动中得以存在和发展。

知识作为构成人类创新活动全过程的要素，它在创新活动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功能。

第一，知识具有创新活动的思维启动与定向功能。人们创新活动是一个在思维认识指导下进行的自觉过程。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实践改造与创新必须首先在思维观念中有一个理想的设计。思维创新是一个由各种思维诸要素指向思维对象（即思维问题）所展开的运动过程。对问题的思考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利用已知的知识材料进行演绎、推理而趋向问题进行的思维建构过程{8}。在这种创造性思维运行过程中，能起着启动、定向功能的一般来说是公理性的元知识。它们作为思维主体性要素，不断发挥着启动与指向的思维功能，从而推动思维创新运动向前运行，不断组合其他工具性知识材料，达到思维创新目标，完成思维创新全过程，形成理想的思维创新设计，为实践创新提供思维蓝图。

第二，知识具有创新活动的统摄与选择功能。创新是各种知识材料在不同层次上进行重新组合的综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着统摄与选择机制。知识不仅在主体的思维创新活动层面以某种特定的知识为主体去选择其他知识材料的组合，并以定向与指向功能对整个思维创新运动发挥着统摄作用，促使其有序进行；而且在主体的创新实践活动层面也发挥着选择与统摄功能，使创新实践不断选择自己正确的创新方向和路径，并不断集中、收敛与组合创新实践各种要素，推进其创新实践朝着理想目标前进。因为，人们的创新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总是一个在特定的理论知识指导下进行的自觉过程。其创新实践运动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其理论知识的指向与统摄。

第三，知识具有创新活动的组合建构功能。如前所述，创新活动是由不同形态的知识要素构成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实践更是一种高科技知识化的实践过程。因此，创新从知识系统运动意义来说，它就是一个由不同方面的知识要素按照特定的内在联系而加以重新组合的建构过程。在这个创新建构过程中必然以不同的知识要素为组合材料。不同方面的知识要素之间必然存着不同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意义相近或相似的知识材料会容易相互贯通而连为一体；而意义相反或相异的知识材料会发生互补融合运动。因此，在整个创新活动中，各种知识材料彼此会相互建构而形成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事物即知识凝结物。

注 释：

{1}{2}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第2页。

{3}林慧岳、李林芳：《论知识分享》，《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8期。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6}刘永振等：《潜科学哲学思想方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7}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8}胡弼成：《开辟创新思维的教育通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

Abstract：Human innovation activity is an intrinsic unity process of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ncept of multidimersional sense dimensions，we can truly reveal the inner mechanism of knowledge in huma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s an internal component in innovative thinking activity，knowledg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subjectivity initiating meta-knowledge and passive instrumental material knowledg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novative practice activity，knwledge exists in three levels：activity subject，medium and object. The element of knowledge runs through the course of human innovative practice activity and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thinking start and orientation，the control，choice and combination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y.

Key words：human innovation activities；knowledge base；history development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8

［关键词］ 文艺论争；《文艺报》；真实性；形象思维；影响

苏俄文学和文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传播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期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不可忽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文艺报》是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重要桥梁，对中国此期文学的发展与规范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国内文艺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文学真实性和形象思维两个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为切入点，对《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做了一番梳理考察，以探讨五十年代《文艺报》如何通过传播苏俄文学与文论而对国内建立一体化文学规范起到影响和作用的。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写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它主张如同新闻特写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瓦·奥维奇金更是大力提倡以特写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从理论上辨明特写的重要性。《文艺报》成了传播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一股脑译介过来，这些文章倡导特写，引导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文艺报》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地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1955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该文详尽地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特写。《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深入地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的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推波助澜，引导国内比较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国内掀起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文学浪潮，通过译介苏联特写来影响国内的文学创作。所以，五十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文章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社会弊端，都是受到苏联特写的影响，这其中《文艺报》传播苏联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

这一问题同样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思想、译介苏俄理论文章直接影响了论争的开展。形象思维本来是文艺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但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在苏联，别林斯基最早提出了形象思维的命题。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中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953年，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中对形象思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本质，他还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能并存，布罗夫实际上是否定了形象思维。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中认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4］1956年，布罗夫出版《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更加引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在三十年代形象思维的概念就传入我国，但真正的论争是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的背景下引发的。《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形象思维问题，但其中不少地方有所涉及，引发了中国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在《文艺报》的引导下，国内这次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文艺报》1956年第9期发表了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将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到高潮。由此可见，《文艺报》译介苏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对国内产生论争以及论争的焦点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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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文论对论争的作用

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促使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在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苏联文艺观成为论争的标准，不管论争者的立场是什么，都一起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些论争中非常响亮的口号也都是直接从苏联文学拿过来的，作为论争的基石和参照。并且，在论争中，《文艺报》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也间接表明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苏联这一时期出现特写以及相关理论文章，由于《文艺报》的译介，国内马上掀起讨论特写的浪潮。如果苏联的特写理论没有被《文艺报》译介过来，就不可能在国内论争中掀起倡导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特写浪潮，更不可能出现大批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式小说。《文艺报》促使了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看齐，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也是如此。国内以前一直不太注意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更没有从理论上去辨明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背景下，国内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局限于苏联形象思维的理论水平，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也大多停留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一些初级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这两个问题的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苏联文艺观的范畴。在这些论争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家们对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推崇，苏联文艺思想成了他们据以判断论争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文艺报》甚至以绝对的权威性促进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因为，我国在五十年代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文艺政策，苏联的文艺观就是当时的主流文艺观，而《文艺报》是维护主流文艺观点的。为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文艺报》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使论争在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

其次，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首先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继而诱发国内的论争。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真实性问题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这导致了国内关于真实性的论争一开始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要效法苏联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

此外，《文艺报》通过有意地译介苏联重要的理论论争，或者报道相关的论争情况，来构建论争的舆论氛围，吸引国内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的目光，故意制造论争的契机，以点燃国内论争的导火索。最典型的是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在国内掀起论争之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进行得很激烈，但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反响，当时中国文坛对形象思维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形象思维的概念虽然在30年代传入我国，茅盾、周扬、胡风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及，但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一直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展开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第5、6期刊登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康濯的《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两篇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都极力倡导形象思维，再加之《文艺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对形象思维进行了大力阐释，这些都构建了国内论争的契机，使国内的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产生浓厚的兴趣，故而形象思维的论争一时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国内关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论争，都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五十年代《文艺报》在文艺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过程中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国内文艺创作中一直以来之所以不重视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虽然与当时特定的文艺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理论先在的提倡，没有在理论上辨清真实性和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如形象思维，它本来是古今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维规律，但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从40年代到50年代，胡风多次谈到形象思维问题，但由于当时文艺环境的影响，文艺界更多的是批评胡风过多强调艺术认识和文学创作的感性特征，贬低乃至抹杀创作过程中的理性的作用。由于文艺界在理论上忽视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当时文学中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在形象思维的论争中，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形象思维对于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些论争，才促使了文艺界对形象思维问题的重视。五十年代《文艺报》探讨的理论问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理论根源。《文艺报》探讨的这些文艺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化。在苏俄文学影响下，《文艺报》探讨的这两个问题，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在根本上还是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

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都有影响。但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与文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五十年代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党的文艺喉舌，《文艺报》总是积极参与论争，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阵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五十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五十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塔拉森柯夫.艺术的真实[N].文艺报.1952（13）：p35．

[2][3]索弗罗洛夫.争取生活的真实[N].文艺报.1952（14）：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