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形象及形象性

文学艺术有个共同的特性，那便是形象及形象性，这不是哪个人规定的，而是自文学艺术滥觞之始，形象及形象性就成为其如影随形的特质了，而这也正是文学艺术同新闻、政论等的根本区别。

然而，杂文曾介乎于新闻、文学两栖形态久矣。新闻不强调形象与形象性，而杂文的最初出现多载于报纸和杂志（非文学杂志），如当年的《申报》“自由谈”专栏，《新青年》的“语丝”和“随想录”等，于是，那个时期的杂文便淡化了形象及形象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多次撰文呼吁形象及形象性回归杂文，有的青年杂文作家对此提出质疑，时过二十多年，形象及形象性已经成为共识，许多杂文作家的创作都将其作为优秀杂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杂文作家李建永曾创作出《撒娇的流派》和《李白之死因》等力作。非常规杂文《耳朵吃什么》是他的另一篇代表作。

眼、耳、鼻、口、身谓之人的五官，这是连五岁孩子都明白的。眼能看，鼻能嗅，口能说话、吃饭，身为一人之躯，而耳只能听，谁看到耳能“吃”？作者卖个关子，吊起了读者胃口，更重要的是，耳朵“吃”什么？这可就有了形象，有了形象性，谁读了这个标题，眼前能不浮现出：呀，耳朵吃东西？特异功能吗？新颖、新奇、新鲜！

所谓形象性，是指文艺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具体、生动、可感、能唤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属性；而形象则是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一个“吃”字，引出耳朵很挑食，又一个“挑”字，引出“吃软不吃硬”、“吃麻不吃辣”、“吃肥不吃瘦”、“吃上不吃下”。这一个“挑”字，不忘著一“吃”字，四“吃”四不“吃”，形象而辛辣地描绘出当今官吏们的贪赃枉法、媚上欺下、狐假虎威的丑恶嘴脸。而这里的“吃”，并非其本义的用嘴“吃”，而是借这一个“吃”字，刻画官吏丑恶灵魂之形象，折射出当今官吏腐败本质。作者摒弃平铺直叙，避开直白地泛泛而谈，可见作者深谙此中三昧。

作品开头很平和，像要给人讲个故事，“我叔”对五官的功能做出的分析，作者用一个“不过”、一个“其实”便又平和地转到形象上来：“眼睛也吃，如秀色可餐；耳朵也吃――不是有‘耳食’之说吗？”

接下来，“耳朵很挑食”，拟人化了，“挑”这个动词让全文活起来了，更让全文形象起来了。“吃软不吃硬”版块中有句“某科长那张蒙娜丽莎永恒微笑着的脸陡然变色”，省却多少笔墨，然惟妙惟肖；“某科长们的耳朵专拣软挑滑溜些儿的吃，如此偏食，日久天长必然养娇了耳朵”，一直未离开耳朵，一直“著”一“吃”字。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当今官僚体制下官吏的媚上欺下、狐假虎威的恶劣作风。“吃麻不吃辣”版块中，有“人家挖空心思积攒了那些麻酥酥的好听话，为何偏偏讲给你听？难道怕你那双娇贵的耳朵饿出‘胃溃疡’不成？”又是围绕耳朵，又是围绕与“吃”有关的“饿”，这样的语境无疑给读者以直观感受。这又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溜须拍马的求官者卑鄙行径。“吃肥不吃瘦”版块中，“有些人的耳朵就好像是从钱眼儿里长出来的，食性极刁，吃肥不吃瘦，认钱不认人”。一个“食性极刁”即把“挑”食者――认钱不认人的形象和盘托出。“吃上不吃下”版块中举出某县领导“耳食”上面领导一句话，便“超常发挥”，演出一场闹剧。这耳朵的“吃功”实在超常，近乎一个现代版的李连英再世了。

如同演绎四小出折子戏，作者又像是旁白：每一个人的耳朵都有自己的食性。处处一个“耳朵”，时时一个“吃”字，形象、动感。引文至此，作品像歌曲渐近结尾，音调抬高八度，举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的预言传出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义形于色，群起而攻之”，未过两年，此公预言兑现，尴尬的倒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的“耳朵”未“吃”进人家的话。

作品最后，又借用“我叔”的话。我们自己要睁开两眼看世界，长着的耳朵要兼听才明。要知道，挑食的耳朵，很容易自食其果。

我们设想，假如作者不是用“耳朵”这个十分形象的五官之一来结构这篇杂文，此文会怎样？假如不是用“吃”来贯穿这篇杂文，此文会如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那还会像现在这样引人入胜吗？还能像现在这样在读者记忆中打下如此深的烙印吗？还会像现在这样使读者欲罢不能吗？

这就是形象的魅力，这就是形象性在杂文中的感染力、感召力、吸引力。创作这样的杂文绝不是想到就写，这需要酝酿，需要收集典型，需要艺术构思，但最重要的是，这篇作品设计了一个形象，一步棋活了，全盘棋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