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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我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3、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4、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5、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关键词：平民化出版；陶行知；平民教育
随着中国出版业大众化和“走出去”趋势的加强，平民化出版正走进千家万户。何谓“平民化出版”？要言之，即出版视角的日常化、出版对象的大众化、出版内容的生活化、出版语言的普通化、出版过程的互动化和出版目标的民主化等。①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的出版重镇、文化中心上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结合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实践，在平民化出版领域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从而造就了其平民出版家的气质和精神。②
关注儿童是陶行知平民教育与平民化出版的重要内容。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后刚到上海时，就接受其晓庄师范的学生方与严的建议，整理出《知行诗歌集》，交给儿童书局出版（1933），以后又在该书局陆续出版了前集（1935）、三集（1936），为儿童读物出版壮大声势，开辟蹊径。1931年4月，陶行知协助方与严等在上海筹办了小朋友书店，并出版《儿童生活》《师范生》杂志。他还亲自为这两个刊物撰写稿件，创作出了《一只白鸽》《乌鸦歌》等许多儿童诗歌，以儿童为中心宣传生活教育理论，并逐步将重心转移至儿童科普读物上来。
1930年10月至1931年春，由于政权的高压，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到处考察日本的发展状况，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强在它的科学发达”③。1931年夏，回国不久的陶行知就在上海提出了“科学下嫁”主张，即科学大众化，把科学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让老百姓、让儿童享受到近代科学知识。他说干就干，并得到著名报人史量才捐款10万元的大力支持，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了自然学园。自然学园与位于亚尔培路533号（今陕西南路235号卢湾区图书馆）的中国科学社距离非常近，为自然学园平添了浓郁的科学氛围。
科普工作其实相当艰苦，但心念广大儿童亦能带来诸多乐趣和力量。在自然学园，陶行知与高士其、戴伯韬、董纯才、丁柱中、方与严、陶宏等一起搞科普创作，其间他与长子陶宏共同研究化学、电学和天文学。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自然学园共编辑出版了108册《儿童科学丛书》，包括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知识，陶行知亲自编写了《儿童科学指导》《儿童天文活页指导》《儿童的度量衡》《空气的科学把戏》《肥皂的把戏》等11册。
在主编《儿童科学丛书》时，陶行知要求图书内容既要反映科学前沿，又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适合儿童阅读，目的“在引导小朋友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④他还鼓励儿童注重实践创造：“若能独出心裁干得与书不同，这孩子将来便有发明创造的希望。”⑤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少儿读物市场上有很多小学生读的连环图画小说，但“供给儿童看的读物实在太贫乏”⑥。陶行知在为儿童编辑出版科普读物时，既注重积极引导中国少儿的现代性认知，还注意培养他们科学的日常生活习惯。
二、坚持不懈地推进大众出版
为大众出版呐喊助威，并付诸行动，一直贯穿陶行知平民教育的始终，无论是积极支持他人进行科普创作，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都能鲜明地反映这一点。
当时，陶行知曾看过科普作家高士其在上海创作的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对其大加赞赏，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他鼓励高士其要多写，因为这类作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让身残志坚的高士其颇为感动，并坚定了他继续进行科普创作的信念。⑦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与马相伯、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沈钧儒、郑振铎等280名文化教育界名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肯定学生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并要求国民政府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
1935年12月27日，陶行知等成立了上海文化教育救国会。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教育救国会通过了陶行知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主张推进大众文化，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等的民族解放宣传；1936年1月23日，陶行知提议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并领导起草了近期工作任务，要求出版大众社会小丛书、大众自然小丛书、大众剧本、大众诗歌、大众小说、大众唱本、大众说书、大众连环画、大众国难读本、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等。
1936年5月10日，陶行知和郭一岑主编的《大众教育》在上海创刊，他在创刊号发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认为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并积极呼吁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
陶行知也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生活书店的进步出版活动。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策划了《中国的一日》，这是我国首部大型报告文学集，编委会名单中包括陶行知、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邹韬奋等。《中国的一日》展现的是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阶层作者的现实生活，以此反映各地民众抗日的呼声，从而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全面揭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黑暗与光明。该书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影响深远。
三、给教育出版物增添现实生活元素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的教育名言，这一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其出版思想和实践中。1934年2月16日，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在上海儿童书局创刊。在给该刊创刊号题词时，他阐明了自己在上海宝山创办的平民教育机构“山海工学团”的宗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后，他不断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论及生活教育的内容、实质及其现代化要求，还结合自己在山海工学团的实践，论述普及教育和“小先生制”等。《生活教育》颇具生活特色，在每期封面上，都配有陶行知生动活泼的亲笔题诗，加之时事言论、世界大势、科学新知等栏目的丰富内容，深受时人欢迎。
1935年秋，陶行知为普及教育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四册全部出版。该书共含112课，每册28课，每7课为1单元，每单元最后一课为复习课文。课文内容多取材自农村社会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疾苦；课文形式多样，有诗歌、民谣、谜语、笑话、小故事等，通俗易懂。“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关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也一直是其平民化出版的中心内容。
四、对出版语言提出普通化要求
结合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主张，陶行知一贯主张语言的普通化，并身体力行。陶行知在上海与高士其交往期间经常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⑧这不仅影响高士其一生，更让读者看到了许多生动明了的科普作品。
他也公开主张使用大众的普通语言。1935年12月，陶行知曾为《生活教育》撰文：《大众画报——一个需要，一个建议》，向著作界和出版界提出明确建议：“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要求是：灌输现代知识，培养前进思想；用大众语写，要趣味胜过正经；用连环图画写，要图画多于文字；编排清楚；价钱便宜。”⑨无论是口语化，还是大众语，都反映了陶行知出版思想中语言普通化的基本要求。
五、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密切联系进步出版人
1936年1月28日，面对民族危亡，上海各救国团体的80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当场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邹韬奋等30人为理事，并决定创办《上海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虽不在沪，但仍与邹韬奋等人被推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总会的负责人，并受全救会委托，前往世界各国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7月11日，作为国际新教育会议代表及全救会的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前往英国出席国际教育会议。出国前夕，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陶行知在香港和邹韬奋修改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即《团结御侮宣言》）公开信，还“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⑩。公开信于7月15日发表，公开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8月10日，亲笔回信，向陶行知等人表达敬意，并委派潘汉年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书》副本交与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以期共同推动抗战。与革命和进步出版人的深系与合作，不仅是陶行知平民化出版思想和实践的必然结果，而且更反映了其出版目标中对民族解放和社会民主的追求。
结语
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基础上，既充分利用上海大众传媒和出版的力量，进行儿童科学普及教育及大众教育等，也与诸多出版人密切联系，进行民族、民主思想传播，推行国难教育和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出版实践、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的结合与互动——新出版、新教育、新文化、新生活的自觉融合，从而构筑了崭新的平民化出版形态。
（杨卫民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编审；董灿蕾系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一小高级教师）
*本文系上海大学第五届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HUCX111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09YJA77004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谢鸿辉.出版的平民化视角[J].出版科学，1999（3）：21～22.
② 许宗元.论出版家编辑家陶行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1）：94～99； 吴奕宽.陶行知对中国现代报刊业与出版工作的贡献[J].浙江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117-120； 孙景峰.陶行知教材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1（5）： 110～113页.
③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52.
④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2.
⑤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3.
⑥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292.
⑦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7.
⑧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3.
⑨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912～913.
近一个月，偶尔翻翻《陶行知全集》，在泛黄的纸页中，我读出了一个高贵的灵魂在历史隧洞中，颤巍巍地发出的缕缕音痕。斯人已去，余音犹存。在那缕缕充满褶皱的遗痕背面，是一片静美的天宇以及一块疮痍的大地。一个孤独的行者，行走于如此的天地中，饱蘸着生命的精粹，融身于一棵百年大树年轮的深处，化为一串艰奥的密钥，等待着岁月的破译。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众所周知，他曾高扬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面教育大旗。毋庸置疑，在熟稔的回忆中，一些细节往往更能熨平孤独、敬慰崇高。
一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城西黄潭源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徽州――这块被誉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土地上，书院遍及城隅，书声响闻城中。陶行知的祖辈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小商小农，并非大富大贵。他的父亲陶位朝，家庭经济非常拮据。陶行知的姐姐陶宝珠曾是童养媳，早夭而亡。幼年的陶行知也曾与父母种菜、砍柴，早早地便尝尽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艰辛。但即便面临如兹窘境，陶行知的父母也决然地为儿子觅师访学。陶行知本人亦满揣着求学梦，一面为父母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叫卖物什，一面先后在方庶咸、吴尔宽、王藻等人那里研习传统经典。直至到美国求学时，陶行知仍为经济困顿所困扰。有学者就曾指出：“（陶行知）在美国先读伊利诺大学，后读哥伦比亚大学，如此辗转都是因为学费的问题。”
可以说，陶行知的早年成长历程是颇为不幸的，因为经济困厄与生计重压，让他的记忆被重重苦楚所塞满，但从另一个视角而言，他亦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饱含着馥韵翰墨气息的桑梓故里，他能与重教明达的父母今世结缘；最重要的是，成长历程中的所有不幸，最终却抛给了他一块至真至贵的人生瑰宝――底层生活的亲历亲为。这，是只能经历，而不能言说的一段时光。
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毕业论文是一段学习历程的总结与呈现。在里面，我们往往可以窥得一个青年灵魂的前世、当下与未来。这篇文章的前世，便是行知先生青幼年时期的苦难生活，没有那份苦难，他是断然无法驭写出如此充溢着悲悯的文字；这篇文章的当下，便是行知先生对“自由”“平等”等恒久信条的奋然高蹈与竭力呼唤；这篇文章的未来，便是行知先生将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碌碌身影与重重足迹。
二
行知先生是走过抗战烽火的。在国危民难的关头，他终究没有忘却一份教育者的本心与担当。我们可以断言：当一颗执着的教育心与一脉殷殷的爱国情相遇之时，往往会迸射出一缕缕料想未及的耀人辉芒。
1928 年，在晓庄师范举行的“辛亥革命纪念演讲”中，陶行知先生在《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一题中说道：“我们的济南，现在还是给日本人占据。现在我们要叫日本人回日本去，只有我自己先团结起来，才能够叫他们回去……我们要下一个决心，用教育的力量使民众团结起来，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假使我们晓庄学校不能叫日本人停止蛮横的行动，不能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那么晓庄学校便算失败的。”1930年，陶行知先生苦心创办与经营的晓庄师范学校被国民政府查封。其后的因缘纷纭，但最重要的便是行知先生对学生抗日的支持与肯定。那时候，晓庄师范的很多学生们曾多次上街抗议日军舰停泊南京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八天，行知先生发表了《傅将军到哪里去了？》一文，在国难之际，这篇文章无疑是发人深省的。面对东三省沦亡的危境，陶行知先生对国民政府颇为直白地责问：“东三省之傅作义安在？中华民国之傅作义安在？”10月2日，他发表《战时的功课》一文声援学生罢课，提出“罢平时之课，上战时之课”。10月15 日，他又在《儿童生活杂志》上发表诗歌《小日本》，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并积极号召众人“拿起小斧头，万众一心来赶贼！”
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的行知先生是最为忙碌的，那时候，他的肩上承负着两个沉甸甸的担子：国家与教育。是的，教育的辞典中如若缺失了爱国的义项，那是绝然不完满的。因而，当国家濒临危难，行知先生毅然决然、果断自觉地以“教育”为干戈利器，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竭力呐喊助威。当然，就相关史料反映，行知先生还通过不少更加实际的手段支援祖国的抗战：
1937年12月6日，由陶行知先生起草的，由约翰・杜威、印度民族领袖甘地、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及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联合签名的一份联合宣言，庄重宣告支援中国抗战，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呼吁国际社会对日禁运。这个宣言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另外，行知先生还号召大家一同抵制日货、为抗日救国募捐。
始终系牵着民族的大义、家国的重责、人民的情怀，行知先生就是这样在祖国遍布疮痍的大地上，孜孜不倦地干着与教育有关、抑或无关的事业。这些事业，可能超越了抗战，并一直延承了下去……
1946年4月，行知先生来到危机四伏的上海，为争取国家的民主事业而斗争。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被政府暗杀。那时，行知先生的处境也显得危机重重，甚而有消息称：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听闻这个耸人的讯息后，行知先生却依然无所畏惧，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就这样，他始终站在国家民族事业的最前沿。
检阅了这段裹挟着呛鼻狼烟的历史履历，我们会发现，在行知先生那里，教育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别无其他。这远远跨越了种族界限、党派之争……
三
“教育者”是一个内涵丰富、全面发展的词汇。在这个词语的深处，既含纳了教育者的个人成长历程、家国时代背景，同时，还涉及到教育者的家庭生活。也许，家庭是一个最能体现教育者朴素教育情怀的领域。
行知先生曾在《儿童的世界》一文中说到：“小孩子最大的敌人有时便是他们的亲生爹娘，谁能料得到呢？世上一切既为大人所有，小孩子如果要想分一点肥，只有一个法子，非大人的话不敢说，非大人之行不敢动。他必须学做一个小大人，才能得大人之宠而共大人之产。”由此，亲生爹娘在教育子女层面的重大意义不容小觑。那么，陶行知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实际上，陶行知平日里与孩子们的交流并不频繁。但他却始终坚持以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较高的人生行为准则。行知先生因忙于工作，并未及时接待的巡视；行知先生的衣服上有两个口袋，公私款项分明不差……这些具体实在的行动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孩子们。行知先生共有4个儿子，除最小的儿子有国家正式文凭外，其余均无。这对于一个大教育家而言，未免显得有点落寞，但却也显得光辉熠熠。因为，这是先生生前“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的最好释解与彰示。
另外，行知先生也极具人情魅力。
行知先生的长子陶宏在《我和我的父亲》中曾记载过两件小事：
有一次，行知先生忙于工作，他也帮着父亲整理相关资料，一个通宵下来，父子二人忙得不亦乐乎，沉浸在工作的氛围中。后来工作间隙，二人品尝起行知所带的五香蛋。
还有一次，陶家的老妈子抱着陶宏到上街玩耍。陶宏看见一家商摊上摆有一根很灵巧、可爱、好玩的香烟嘴，便央求老妈子向奶奶拿钱买。后来，买回去后，行知先生恰巧回来碰见，便立即夺去，折成两段丢进火炉烧了。嘴里还训斥道：“这样大就玩这个东西！”陶宏当时大哭不已。但陶宏在文中也说道：“同时也领教了父亲。大概这是他给我的第一课教育，所以迄今印象还深。”
行知先生的孙女陶鹤在《我家的人和事》中也记录过一件小事：
有一次，陶鹤莫名其妙地向爷爷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老夫子，你啥子时候死呀？”当时，行知先生并没有当即回答，而是叫陶鹤自己下楼去问楼下的老太太多大年纪。”行知先生对如此“大不敬”的问题，并未大动肝火、责备晚辈，而是巧妙规避。正因如此，陶鹤评价道：“爷爷是个和蔼、宽容、大度的人。”
“儿子要在做上学在做上教，这是没有疑义的。我希望每个儿子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我得把我自己先做成那样一个儿子，我要教儿子自立立人，我自己就得自立立人，我要教儿子自助助人，我自己就得自助助人。”陶行知在《儿子教学做》一文中如是坦言。这对于当下困恼于子女教育问题的父母们来说，无疑有着强烈的启发价值与实践意义。
随和平等相处，原则严厉不阿，宽容大度以待，率先垂范于人。陶行知先生，就是这样在一个家族的精神谱系中绘制着纲要与精髓。这些家教精粹，是他的人格魅力的外显，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内化。在一外一内之间，他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也成就了一家人的不凡。
四
陶行知，原名陶文F。早在1911年，在金陵大W求学的他，因推崇明朝大哲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遂更名为“知行”。直至1934年7月，他再易名为“行知”。名字更迭的皮相仅是文字的变更，其背里则记录着一个生命对时代的关切与慰问。
1946年7月25日上午，55岁的行知先生因长期过劳，逝于上海。
我想，那一个夏夜，应该有一颗华美的流星划过深邃的夜空。因为，流星是对先生最好的譬喻。匆匆，美丽；始于无，终于无；起于天际，知觉在静美的天宇；着于大地，行走于疮痍的大地。
在物阜的当下，身处教育领域的我们，往往为岁月静好而心静，实际上，让人痛心的是，我们常常将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们深深地遗忘。“陶行知先生”当属其一。
冬夜仍旧很冷，唯一能让绪意在暖意中舒活筋骨的只能是文字。是的，当下教育的筋骨，是需要一些略显苍老拙笨的文字，生发出同样苍拙的养料来滋润与健强的。《陶行知全集》当属其一。
（作者单位：四川资阳市乐至县乐至中学）
关键词：《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退隐归耕
陶渊明经过十多年的游宦生活后，于中年绝意仕进，成为“隐逸诗人之宗”。其实，他的高隐情怀早就存在着。《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但可从中推究出陶渊明最终选择退隐归耕的缘由。
一.生性淡泊，为人质朴
1.随性率真，卓尔不群
且看：“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几句生动再现了陶渊明的率真品性。渊明生性嗜酒，却因其家境不好，而不能常常得到满足。当亲友以酒款待他时，他只要一去便将酒一饮而尽，并与亲友约定一醉方休，喝醉了之后便回家。陶渊明欲去则去，欲留则留，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由此可见，陶渊明拥有孩童般率真的性格，不文饰自己的喜好。他与人交往时亦不寒暄、不客套，均是随性而为之。
这种行为在世俗人眼中至少是很不适宜的。东晋社会本就动乱不已，官场则更为黑暗。名士们虚伪自私，同流合污者甚多。陶渊明随性率真，他的简单朴实的与官场之中的各种规则格格不入。显然这位“五柳先生”天生无法立足于官场。陶渊明无法违背自己的本心，无法与官场中人一同狼狈为奸。如此，最终的退隐归耕即为必然结局。
2.不慕虚荣，缺乏社交
陶渊明仅用“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八字，概括出五柳先生的性格特点，他以自身的高尚品格暗讽门阀名士以玄学清谈博取声名荣利的不良行径。言简意赅，意味无穷。东晋社会，附庸风雅之士良多，而“闲静少言”正是当时那些为求得荣利而清谈不休的门阀名士所匮乏的可贵品格。“闲静”暗讽玄学之士争相奔走于声利之区，浮华交游。为在名士场中谋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连高僧慧远亦欲结莲社而扬名;“少言”则暗讽名士们喋喋不休的清谈。名士们谈玄论道，外示高尚，实则将玄学清谈作为博取声名荣利的一种手段。
此八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既刻画了渊明自身不慕虚荣的性格特征，又有力地讽刺了清谈家们追名逐利、趋之若鹜的卑劣丑态。渊明拒绝与世俗交往，而他这种清高的性格不融于俗。卓尔不群的性格特点注定了他是一个孤独体，自然注定了他最终的退隐归耕。
二.“读书”、“治经”、“著文”与“俗”相异
1.“读书”、“治经”以求儒道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清谈盛行，儒家经学严重衰落时期。研读经典是可笑的不与时俱进的行为。但是从《五柳先生传》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好儒家经典的与时俗相违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虽然此处陶渊明并未明言喜读儒学经典，但是结合其他诗文中屡屡出现的“少好《六经》”之类的自述，可见一斑。
陶渊明爱好读书，自小就受儒家教育，并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念。因此，他认为读书与治经都是以求儒道为目的，这与当时的“名士”们读书清谈有着本质区别。他读书的方式和态度亦与当时的经生们截然相反。“好读书，不求甚解”表明渊明因好读书而读书――他读《六经》纯粹是因为喜爱，并非为考取功名和博得声名。同时，其读书方式为游观，而不是逐字解经，死记硬背。“甚解”，即繁琐的解经方式。渊明借此句委婉地展现了自己的治学态度。自两汉以来，便有繁琐经学之道。当时的南方高门士族，主要凭借繁琐治经来博取荣利。世俗之人将繁琐解经作为走向荣华富贵的垫脚石，这是深为渊明所耻的。对于那些大力提倡繁琐解经的做法，他亦深表怀疑。治学严谨的他从不迷信官方经学，他深信“求儒道”方为治经之本。结合陶诗《饮酒（其二十）》更可略知一二：“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汉初诸儒辛苦整理传承五经六籍，却不得时人爱好。固然有人读经书，但甚少有人真正为求儒道而读经，讽刺意味油然而生。
“好读书”，是好读经书而求儒道;“不求甚解”，是不求繁琐治经。他不欲以儒学博世誉，不欲以繁琐治经为手段而驰骋于名士场。在渊明看来，读书本就应当愉悦身心，心无旁骛。“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句，更可见渊明对于书籍爱不释手。他并非不仔细领悟参透书中的儒道真谛――在读到契合心意之处，他欣喜不已，甚至忘记吃饭。若非经过反复地研读、仔细地思考，他又怎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心理共鸣呢？
为求闲适自得、愉悦身心、参透儒道真谛而读书的人本就不适宜为官。加之渊明坚决不走繁琐治经的道路，这更使他难于立足在东晋官场之中。因而，退隐归耕，或许便是陶渊明最终的最佳选择。
2.著文章以自娱
陶渊明认为：著文是为娱乐自我，表达志趣，并抒发真实的内心情感，从而真正释然，忘记得失。因此，他写道：“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然而，当时的名士无不以文章博声名，甚至把它当作世俗交际的一个工具，抑或是有悖本心而著文，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这完全与陶渊明的著文初心相悖。天生随性的陶渊明不愿去做任何违背自己初心的事。他无所谓虚名，不与人争锋，不愿亦无需违背自我初心著文。
“著文章以自娱”，此处的“文章”大抵是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之类。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古人辞赋，常为早年博学习文之作。而渊明的赋以抒情为主，与汉赋铺陈繁复的作风截然不同。他后期的五言诗与散文则更显自然风格。
此外，由《五柳先生传》清新朴素的文辞特点亦可以推及，渊明崇尚简淡朴实的文风，甚少使用华丽的辞藻，不喜过分文饰。这种清新朴素的文字最有利于陶渊明真实生动地展现自己的人生志趣，抒发内心真实情感。而在那个黑暗动乱的东晋社会中，为官著文必然不可随性而为。一旦不慎，重则招惹杀身之祸。渊明若入世，著文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毋庸说表达本心。“酣畅赋诗，以乐其志”则进一步印证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理念。畅饮、作诗均为愉悦心志。酣畅之作表达心志最为淋漓尽致，无需隐藏，无需介怀。试问，此类“著文”又怎符合东晋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在渊明看来：饮酒，赋诗，自娱自乐，朴素闲适自好，又何必随波逐流，放弃这种潇洒悠然的生活呢？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文学理念与“俗”相背，其秉性亦使他无法适应黑暗的东晋社会，故其最终的退隐归耕是必然结果。
三.高士情怀，安贫乐道
1.蔑视权贵，崇尚高士
《五柳先生传》语意平和，但不可否认，其中确有傲骨。首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便可见渊明誓与世俗相斗争的信念。
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实则重出身门第。渊明首句则以“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字”表现出对当时讲究出身门第、社会名望的不良社会风气的不屑之情。渊明观点如是：衡量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应在于其本人品格的高下，而不在于其出身门第与社会虚名。诚如黔娄之妻所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黔娄虽为寒微之士，却凭借自己的高尚品行自立于世，其清节更是流芳百世，故深为渊明所称赞。渊明在此处引用黔娄妻之语，深表对黔娄的赞许。陶家先祖亦为陶渊明所敬仰的高士之一，先祖轶事更是渊明秉持古代高士气节的精神源泉。“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看到宅边的五棵柳树时，就想到了先祖陶侃的轶事：陶侃“尝课诸营种柳”，他在经过都尉夏施的家门前时，立即认出其门前之柳是武昌西门的官柳，证实了夏施的假公济私。此事反映出陶侃的明敏、励精与治军之严。此处，渊明以“五柳”为号，足可见其对先祖高尚气节的崇敬之心与效仿之意。
古代高士气节凛然，自不会向恶势力低头。于是，在陶渊明眼中，权贵、权势即为“浮云”。蔑视权贵，崇尚高士。为秉持气节，退隐归耕是必然趋向。
2.固穷守节，安贫乐道
且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二句。
陶渊明的住房条件简陋无比，堪称“家徒四壁”。破旧的房屋既不挡风也不挡雨，亦遮挡不了日照;其衣着也十分破旧：粗布麻衣，短且破，其上缝缀补绽甚多;“箪”与“瓢”内经常空空如也，他甚至经常无吃无喝。但最终的三字却令人出乎意料――“晏如也”。“晏如也”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内涵。他沉稳笃定、清心寡欲，无心于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拥有与世无争的高洁品格。若换作常人，必定抱怨此种贫乏困窘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渊明未曾若常人般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而是沉醉在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里，故他依然安乐平静。如此固穷守节之人，又怎会爱慕荣利呢？《五柳先生传》以“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为结句，意蕴深远。无怀氏、葛天氏均为上古帝王。在他们的治理之下，民风淳朴，其乐融融。而渊明此处以上古贤君之民自比，体现其不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由此可见，他向往和谐淳朴的人际关系，渴望恬静自由、简单闲适的平淡生活。
显然，与世沉浮的东晋社会无法给予陶渊明这种心灵的归属感。既不可得，则不如归去，到田园中寻觅那份宁静祥和。
综上所述，陶渊明最终退隐归耕在其早期的其自叙传《五柳先生传》中就有非常明显的表露，其个性特征、价值观念和高士情怀等就是其归宿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钱志熙.《陶渊明传》.中华书局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王青.《陶渊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关键词】英语教学；导入；坭兴陶；文化
一、在中职陶艺英语教学中导入坭兴陶文化的重要性
1．保护和传承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
钦州坭兴陶，古称越陶，钦州坭兴陶以其神奇的窑变、精美的装饰、良好的透气性，与宜兴紫砂陶、四川荣昌陶、云南建水陶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陶”。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钦州坭兴陶，作为土与火的艺术，作为铭刻历史印记的器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钦州坭兴陶在泥料配制、制陶技艺、生产习俗、祭祀窑神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内涵。民间流传许多关于陶瓷的民谣、民俗、传说都见证了钦州陶瓷史的辉煌，积淀着丰富的陶瓷文化。被联合国授予“中国国粹文化金奖”的钦州坭兴陶，通过各种文化形象表现，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具有本地特色的陶瓷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千余年来留下的丰富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我们要深入地探索在中职陶艺英语教学中如何导入坭兴陶文化，营造深厚的陶瓷文化环境，培养一批深入理解吸收坭兴陶文化内涵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广泛地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2．解决中职英语教学的“文化失语”现象
在中职陶艺英语教学中存在“陶瓷文化失语”现象，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明显地忽视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教育。坭兴陶专业的学生学了很多年的英语却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陶瓷领域简单的“青花、拉坯”等英语词汇。英语作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主要语种，英语教学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解西方文化的机会，而且对本地的特色民族文化起到对外传播的作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起着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据调查发现，在英语教材中的坭兴陶传统特色文化相关内容较少。英语教学还普遍存在着语言输入多、文化输入少，课堂知识输入多、课外知识输入少的现象。许多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教学是截然分开的。文化教育所占的比例甚低，教师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语言形式教学中，只重视语言知识的讲授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教学，导致学生把语法学习和词汇学习当作学习英语语言的全部，忽略了文化对于英语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在中职陶艺英语教学中导入坭兴陶文化，能更好地传播本地的坭兴陶文化，增强学生对地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学习，培养一批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化传承人。
3．增强学生对专业术语的识记和理解
在坭兴陶专业英语的学习中，学生要学习掌握许多坭兴陶领域中的专业术语英语词汇。坭兴陶英语在相关领域的文章中专业性很强，具有与普通英语不同的意义。它以普通英语为基础，涵盖领域广泛，其专业术语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表达的内涵较丰富。学习者要注意某些普通英语词汇在坭兴陶英语中的专业化含义，切忌“望文生义”。例如：在平时生活中，“body”这个单词翻译为身体。如果在学习过程中，穿插讲解坭兴陶的烧制过程的文化，理解到位后很快就知道这个单词在这个专业领域中的新意思是指“坯体”。对于专业术语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字面上。不理解文字中的文化内涵，为了应付考试一味死记硬背，既晦涩难懂，又枯燥乏味。但如果能够了解术语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些术语将不再是一串串无意义的字母组合，而是在学生的脑海里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例如“flowerpa-per”字面翻译为“花纸”。通过多媒体视频教学，把贴花文化展示给学生看，学生就能明白陶瓷装饰花面所用的“花纸”实际上，学名叫“贴花纸”，是陶瓷一种移画印花法的装饰花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要融会贯通正确使用这些术语，就要探究其潜藏的文化内涵，就要去学习语言的灵魂—文化。
二、在中职陶艺英语教学中导入坭兴陶文化的方法和策略
1．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导入方法
文化的导入不是灌入、填入，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会导致学生“消化不良”。要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善于在常规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渗透文化知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化的重视和了解。
（1）在词汇的学习中导入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也是文化载量最大的成分。一些坭兴陶英语词汇是经过长期积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极富文化内涵。如果不了解词汇的特定文化内涵，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使用词汇，就可能导致跨文化交际的误解。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应注重词汇的表层意义的传授，更应重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的导入。教师在词汇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为学生介绍其背景知识，让学生了解其来龙去月脉，以便他们理解其深刻的内涵。例如在讲到“dragon”一词，不仅要解说坭兴陶常雕刻的这个龙图腾的含义，还要进一步解说中国艺术的创作的喜好。通过这样的讲授，既调节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dragon”这个词的用法。在课堂上，可紧扣教学目标，借助历史事件、文艺作品等传授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在上课把强烈的人文思想融入课堂教学，把文化知识导入课堂教学，那英语课就不仅是单纯的语言交流，而会变成具有很高欣赏品位的艺术赏析课，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2）创设对话的文化语境。语言交流离不开语境。学生只有通过交际活动才能真正掌握语言。学生在具体的语言交流中最容易出现语用错误。因此，成功的对话，除了向学生传授相关的交际用语，还应该设置特定的交际语境，灵活选用适当的训练方法，传授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鼓励学生进言语实践活动。例如，教学过程可以把课堂变成企业的SampleRoom或交易会的ShowingHall，使学生在以后工作中能够轻松自然地用英语交谈或洽谈生意，也就是根据对话的内容，把相关的实物搬到课堂上，让学生扮成厂家和客商，自由地进行参观、介绍、洽谈、讨价还价、下订单和签合同等活动，教师适当指导。例如，在学习“manufactureanddesign（制作与设计）”教学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充当设计大师来讲解自己的设计理念，把坭兴陶作品中常出现的高雅诗文、山水花鸟的绘画、中国画白描风格的艺术创作文化渗透到英语教学中。通过创设的教学情景，把课文中的单词和句型在情境中自然呈现，使英语语言交际真实而有效，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策略
（1）为英语教学中陶瓷文化的导入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大量广泛传播的民间制瓷工艺以及民间风俗为钦州坭兴陶非物质文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科研、教学资源，也为英语教学的陶瓷文化导入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坭兴陶英语课程文化导入的研究首先要整理坭兴陶瓷文化英语的相关资料。充分发挥北部湾地区高校在陶瓷领域的学术研究优势，对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序、保存。积极依托本地地区民间陶瓷文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本土化”课程的构建，逐步形成“本土化”特色课程；其次，设立与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陶瓷英语有关的机构，诚邀陶瓷领域和英语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英语对照研究整理，形成系统的陶瓷英语体系和研究方法，使保护传承以及英语教学的陶瓷文化导入更具有专业性和稳定性。
（2）完善陶瓷文化英语教材建设。英语学习的目的不仅是引进介绍西方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传播民族文化，两者缺一不可。然而目前教材内容多选取介绍西方的文化背景的文章，涉及本地坭兴陶文化知识较少。因此，对坭兴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和研究、整合本土教育资源，提炼钦州坭兴陶文化精髓，不断创新、丰富和完善坭兴陶瓷英语课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坭兴陶英语教材内容。例如在英语教材中应适当引入介绍中国陶瓷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有关著作作品等中国坭兴陶文化的内容，保证学生有足够的陶瓷文化输入。把钦州坭兴陶的窑变技术，雕刻、均陶等传统工艺和传统手法纳入英语教材，开发有地域性特点又有民间本土文化特色的专业课程教材。
（3）拓宽坭兴陶文化导入的途径。语言学习只局限在课堂上教学，会引起学生的教学惫倦。机械重复的讲解知识点会让学生觉得英语学习枯燥无味。改变过去为语言而语言，为操练而操练的课堂教学模式。将陶瓷文化元素和教学活动内容有机结合，拓宽坭兴陶文化文化导入的途径。将英语课堂搬到坭兴陶展厅、传统陶瓷作坊等陶瓷文化浓厚的地方，既能加强学生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和掌握，又能让学生在英语学习的同时深刻感受陶瓷文化的熏陶，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进一弘扬坭兴陶文化，在校园里举办陶瓷文化交流主题活动、陶瓷英语沙龙、邀请陶瓷文化领域的大师和专家与学生进行交流等。通过英语教学改革和第二课堂的开展，吸引学生投入到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提高学生陶瓷文化词汇的英语表达能力，增强对外宣传陶瓷文化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吴小玲.论钦州坭兴陶的文化内涵、特点及发展[J].广西地方志,2007,（4）：32-37.
[2]郭小丽,方文龙,朱练平.景德镇陶瓷文化与陶瓷英语[J].中国陶瓷,2005,(12).
论文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新疆班；教育实践
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已经60多年，但他的伟大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学校承办内地新疆高中班10年来的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在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用陶先生的求真思想引导新疆班学生
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先生的这种求真思想对我们的新疆班教育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国经济发达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主要目的就是要借助内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思想健康、求真务实的真人。
不容讳言，由于诸多功利的目的，当今教育中有不少教育行为不是教人求真而是教人作假。比如，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工作了，事先发一个通知，下面就忙着准备开了，检查过了，又是依然故我；又如，一些老师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得已撰写科研论文，可是他们的论文往往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到网络上“拉”的；还有，有的老师出于竞争的需要，在发放自己准备的讲义资料时，往往会“不经意”地让班级里的学生不要把资料透露给其他班级的学生。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治学态度，与“教人求真”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很难引导学生学做真人。
所以，在当今教育环境下，作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担负重要责任的新疆班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认真、切实、深入地学习并且真切地领悟陶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教育名言里所蕴涵的求真思想，以先生的名言为指导，规正我们的教育行为。自己首先做一个无愧天地、无愧良心、无愧党的教育事业的“真人”，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也才有资格去教人求真，最后也才能达到引导学生学做真人的目的。陶先生这句教育真言，对我们今天教育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它鞭策我们教育者自身必须说真话，办真事，备真课，传真经，授真艺，当真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学生当好表率，做好模范，引导学生做真人，而不要做虚伪的人、欺骗的人、表里不一的人、人前人后相悖的人。
我们教育新疆班学生学做真人，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学生从数千公里外的天山脚下来到太湖之滨的姑苏古城，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学生一下火车，就看到我们学校打出的欢迎横幅，迎接学生的老师不顾天气炎热，帮助学生把行李从火车上搬下来，装上接站客车，使学生感到苏州的老师对他们的真情；新疆班的学生生病了，班主任老师整夜地陪同在学生身边，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的真爱；老师向学生介绍苏州的经济发展情况，介绍山水人文景观，介绍苏州的风土人情，然后带学生参观、验证，使学生感到对他们说的是真话；学校组织新疆班学生介绍自己的家乡，让他们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真感；进行军训，请部队官兵到学校严格培训，使学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真要求；无论是摸底考查，还是平时的考试，学校都要求学生不弄虚作假，反映学习的真成绩；同学之间有矛盾了，老师不回避，不袒护，让学生打开窗户说亮话，表达自己的真想法……
十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几届新疆班学生，这些学生遍布祖国各大著名高校。虽然不能说他们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培养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不作假的“真人”，他们的想法、行动、感情、成绩等等都是真实的。
二、用陶先生的创造思想锻造新疆班学生
陶行知先生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陶先生的这句教育名言，非常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行动、知识与创造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知识；只有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够顺利地从事创造。反过来说，要想创造，就必须具备应有的知识；而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有行动。
国家开办新疆班，绝不是要培养一群书呆子，而是要培养将来能够承担建设新疆、服务新疆、保卫新疆的合格人才。党中央、国务院在许多文件中都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创新教育，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然而，创新要有一定条件，不是任何人想创新就能够创新的。那么，怎样才能创新呢？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得有丰富、扎实的知识做坚强后盾。试想，像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卓越的科学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就算他们对祖国再怎么忠诚，就算他们再怎么想为国家的导弹事业做贡献，也是没有办法搞出导弹来的；又比如，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的科学家，如果没有相关知识的积累，也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我国的航天奇迹的。
所以，要想创新，就必须具备充足的知识。
那么，知识又如何获得呢？按照陶先生的主张，就是要行动。我想，陶先生所说的“行动”，其内涵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是关注生活。因为，陶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关注生活就是行动，关注生活就是教育，在生活中学会生活，也就会获得知识。在陶先生看来，具体的、有形的、有围墙的学校是学校，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大的学校。在社会中行动，在社会中学习，在社会中锻炼，在社会中成长，这些都是行动。为了培养新疆班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我们学校充分利用苏州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密集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之外，我们还经常带学生到相关企业参观学习，让学生切身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巨大生产力，激发学生的巨大学习潜能与创造才能。
其次是学习。所谓“教学做合一”，自然不能把学习排除在外。不学习自然也就难以获得知识。就学校学习而言，行动又是多方面的。比如，在上课之前的预习是行动，课堂上的听课、思考、发言、讨论、记笔记、勾画要点是行动，课后的复习消化、巩固提高、模拟演练、研究总结、比较分析是行动，向老师请教、与同学磋商、跟父母探讨也是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学生的文化知识渐渐积累，学问功底渐渐加深，思维能力渐渐增强，才思智慧渐渐融通。
再次是做事。所谓做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实验。确实，有些知识比较抽象，教师讲来讲去，学生理解起来仍然觉得费劲。而在实践和实验中，学生几乎马上就明白了，往往会会心地一笑：“哦，原来是这样的呀！”就创新而言，有时候，也许实践和实验所得到的思想启迪与智慧碰撞，比单纯的知识传授的作用还要更大。我们学校的新疆班学生，在实践、实验、创造方面的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多次在世界机器人比赛、国际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冠军。
毫无疑问，陶先生所打的“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比方，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疆班教育，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我们应该以之规正自己的教育实践，引导学生在行动中求知，以知识为依托学会创造，如此，庶几不负陶先生的谆谆教诲。
三、用陶先生的“四问”要求考评新疆班学生
陶先生提出，一个人，每天都要问自己四个问题：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时至今天，先生这四问，对于我们的新疆班教育工作，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生首先关注的是身体，这充分体现了先生的人本思想。今天有句很通俗的话，叫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的，如果身体不行了，什么也谈不上。所以，先生首先让我们自问身体进步没有。身体怎么进步？当然靠锻炼。综观古今中外有重大成就的人，往往是相当重视身体锻炼的。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与风华正茂的朋友们到中流击水，进行爬山锻炼；陶先生本人也是进行锻炼的典范，他还巧妙地将锻炼与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样的锻炼中，他们的身体也就进步了。其实，当年能够走完长征的先辈，基本上都是具备强健体魄的。
新疆班学生来苏州之前，都是进行了基本选拔的。他们的身体素质总体上是健康的。但是，苏州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与新疆毕竟还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有的学生还是有些不适应。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让新疆班学生开展长跑、爬山、游泳、打球、摔交等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并且在身体素质方面进行有标尺的考评。慢慢地，学生的体魄进一步强壮了，对苏州也逐渐适应了。
先生的第二问是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作为学生，总要争取自己的学问能够每天有所进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齐白石先生有个规矩是“不教一日闲过”。这些，与先生这一问的意思是极其吻合的。只有学问每天有进步，知识的积累才能逐渐厚重起来，也才能担当起为国家做贡献的重任。而这种每天自问，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鼓励，是对自己的一种促进。人只有不断促进，不断追求，才能使自己得到提高。
新疆班学生与本地学生相比，是带有一种使命感来的。他们如果学习不能进步，如果与同学拉下太大的差距，那么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有些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新疆班学生考上名牌大学好像完全是靠政策照顾的。其实，新疆班学生是要放到全国范围内去做比较的，只有在全国新疆班的所有学生中都名列前茅的学生才能够进入一流的名校学习。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拥有健壮的身体，学好文化知识，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工作。能不能做好工作，工作能不能进步，有个态度问题。有的人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人则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先生这一问，其实就是
希望人们有一种进取精神，要争取一天好似一天，而不能混日子，不能马马乎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地忽悠人。
新疆班学生参加的社会性工作比内地生要明显多一些。我们学校新疆班学生社团有20多个，很多新疆班学生在社团里都承担一定的任务，这些社团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人之与普通动物有区别，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是有道德心的。一个人，如果道德没有进步，即使其他方面都不错，也还是有欠缺的。所以，在对学生进行考评时，强调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新疆班学生来说，党和国家对他们要求更高的就是政治思想素质。只有道德进步了，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偏离党指引的航向，这样的学生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在道德方面，我们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考评机制。
陶先生的四问，涉及人的身体、学业、工作、道德等四个重要方面。这四问，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的反思、自省。
由这“四问”，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论语》中的“三省”。《论语》原文是这样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翻成白话就是：“我每天必定用三件事反省自己：替人谋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与朋友交往是不是有不诚信之处？师长的传授有没有复习？”这“三省”说了两个方面，一是修己，一是对人。对人要诚信，诚信是人格光明的表现，不欺人也不欺己。替人谋事要尽心，尽心才能不苟且，不敷衍，这是为人的基本德性。修己不能一时一事，修己要贯穿整个人生，要时时温习旧经验，求取新知识，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僵化。
我们如果能把陶先生“四问”与《论语》“三省”结合起来，规正我们的教育实践，在修己与对人方面加强对自己的反省，不断锻炼自己的身体，净化自己的灵魂，陶冶自己的情操，磨砺自己的意志，促进自己的学习，优化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会渐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用陶先生的“解放”思想激发新疆班学生
陶先生主张，要让学生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上劳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实行“六大解放”：一解放眼睛，二解放双手，三解放头脑，四解放嘴，五解放空间，六解放时间。
新疆班学生来到内地学习、生活，就是要接受到比较先进的教育。如果给他们太多的捆绑与束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在新疆班教育实践中，我们秉承陶先生的主张，实施六大解放，使新疆班学生真正得到良好的发展。
所谓解放眼睛，就是要给学生观察的机会，观察自然，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所谓解放双手，就是要让学生从事手工活动，培养和增强动手的能力；所谓解放头脑，就是要给学生以思考的机会，让学生学会思考、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理解、赏析、筛选、探究等；所谓解放嘴，就是要让学生说话，充分发表意见，增强表达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所谓解放空间，就是要给学生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学习空间和展示才华的舞台，不要把学生死死地束缚在学校这个小天地里；所谓解放时间，就是要给学生足够的自主支配的时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我们学校的新疆班学生是幸福的，他们在苏州四年（有一年预科），基本上游遍了江苏、浙江、江西、上海、安徽等附近省市的名山大川，领略了祖国山河的雄浑与秀美，他们看到了许多新疆当地学生无法想象的先进企业的生产过程；他们的双手得到最大化的解放，参加社会实践，动手做模型，做机器人，进行各种实验，动手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他们思维活跃，头脑灵活，很少受到过分的限制；他们有比内地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的交际能力特别强，在模拟训练与实际交流中都有上佳的表现。
室内环境艺术是公众必不可少的生活空间，室内环境艺术与陶瓷艺术相结合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陶瓷艺术;室内环境艺术;融合
中图分类号：TQ17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47-01
现代陶瓷艺术与传统的陶瓷艺术相比，现代陶瓷艺术家在注重超越技艺方面远远高于传统陶瓷艺术家，传达给公众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注重陶瓷精神领域的关注。陶瓷具备多种艺术属性，通过其造型、多变的釉料，使设计师的主观意识得到传达，寻找当代文化的可能性，从社会、道德、心理、功利的功能中摆脱出来，从思想观念的层面重新解读陶瓷的艺术语言，构建文化的精神桥梁[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室内环境装饰也越来越得到公众的重视，室内环境艺术装饰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公众开始提倡使用绿色低碳的设计材料，所以对装饰材料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而陶瓷艺术自身独特的物质属性迎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表现语言变得原始、朴素、厚重、沧桑，同时还不缺乏清晰温婉，满足了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室内环境艺术与陶瓷艺术相结合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大众审美的不断提升，陶瓷艺术品开始普遍进入公众的视野。一般来说，根据目前的社会背景，大多数人更愿意跟自然环境亲近，室内环境又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根据这一特性，更愿意在室内环境中营造一种自认清新的文化氛围。陶瓷是以“泥”作为基础材料，不断地烧制、打磨而成，所以具有着古朴的质地，满足了公众的心理追求。
融入现代家居空间的环境陶艺根据功能性可以通过陶瓷艺术品、陶瓷装饰品、陶瓷日用品这三种形式得到呈现。
陶瓷艺术品是一种孤品的艺术形态，是由艺术家完成的独立艺术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观赏性以及极高的收藏价值，把这些知名陶瓷艺术家的作品陈列于室内环境中，不仅仅满足公众的欣赏趣味，最重要的是，这件艺术作品为整个环境艺术空间带来了很强烈的艺术熏陶以及高级的审美享受。这些知名陶艺家创作的艺术品不仅仅是材质色彩的独特研究与搭配，更多的是艺术作品里包含了艺术家强烈的个人审美色彩以及极高的艺术诉求，使得陶瓷艺术品形态多样、色彩丰富，造型语言的变化与创新，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环境陶瓷装饰品的种类繁杂多样，和陶瓷艺术品不同，它是陶瓷艺术家创作的小批量生产的作品，其种类众多，较多呈现于大众面前的有挂盘、灯具、花瓶、盆景、工艺小品、装饰壁画等等。与陶瓷艺术品最大的不同是，它们不仅仅具有观赏性，还具备一定的实用性，成本也会略低。所以陶瓷装饰品进入公众生活的机会大大提升，也是环境艺术中陶瓷艺术介入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形态语言包罗万象，更适合走进大众的环境生活空间，公众可以根据不同的装修风格选择不同的陶瓷装饰品，丰富自己生活空间的文化韵味，营造更具独特气息的空间氛围。
生活陶瓷日用品是公众生活最易接触到的陶瓷用品，因为其也是公众生活的必需品，例如陶瓷杯、陶瓷碗、陶瓷盘、陶瓷勺等等。陶瓷艺术家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这些生活必需品进行独特的创造，在色泽上增添多变的色彩语言，搭配原有的造型样式，推陈出新。工艺手段的不断变化，赋予其新的艺术气质与艺术生命力，穿插于公众的生活环境中，营造出更多的生活情趣，真正意义上做到艺术生活化。在陶瓷艺术家的视野里，所有与陶瓷相关的用品，都是可以用来创造的艺术作品，不仅仅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一种表达艺术家个性的情感载体，使得公众在使用这些陶瓷日用品的同时，也在欣赏陶瓷带给人们的艺术美感。
在陶瓷艺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时，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个性去选择陶瓷艺术品，陶瓷艺术家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着手于实用，让公众在使用过程中，细细体会陶瓷艺术家的艺术魅力，感悟对于“泥”性的热爱。陶瓷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会出现偶然，陶瓷艺术家会有意无意地留下一些特殊的纹理，例如指纹等一系列自然的痕迹，呈现出陶瓷最基本的艺术形态，这样的设计会带给公众无限的亲切感。
不可否认，陶瓷品在陶瓷艺术家的创造下，进行火的艺术打磨，区别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表达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陶瓷艺术正在以其丰富的艺术形态、多变的装饰语言与室内环境设计完美融合，走进公众的视野，展示在环境艺术中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是公众物质精神文化与审美水平个性化展示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刘宏伟.现代陶瓷器皿造型与陶艺[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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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陶淵眀《述酒》、《讀史述》等詩，表達了同情東晉、痛憤劉裕篡弑的心情；劉宋大臣檀道濟往候淵明勸其出仕，實為劉宋徵辟陶淵明的試探，陶淵明拒絕劉宋大臣檀道濟勸仕，並將檀道濟所饋粱肉“麾而去之”，則是拒絕與劉宋合作的實際行動。由是可見，陶淵眀確實認同晉朝、是晉遺民，不認可劉宋、拒絕與劉宋合作。
顏《誄》篇首用“峻節”二字總贊淵明，正是依據淵明峻拒劉宋大臣檀道濟勸仕的事實。
第三，因此，顏《誄》稱“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乃是表達了陶淵眀認同晉朝、是晉遺民，不認可劉宋、拒絕與劉宋合作的事實[73]。
第四，《宋書·陶潛傳》載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與淵眀《述酒》、《讀史述》等詩自述同情東晉、痛憤劉裕篡弑之態度，及蕭統《陶淵明傳》所載淵明峻拒仕宋之行為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宋傳》所載，乃是信史。
按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卷二十四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又劉友益《書法》：“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潛心乎晉，則卒書晉。”[74]鄭思肖《鄭所南先生文集·無弦處士說》：“始者顏延年誄淵明曰‘晉徵士’。又曰，宜諡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晦翁獨取‘晉徵士’三字書於《通鑒綱目》。”[75]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考史》：“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鑒綱目》所書同一意。”[76]元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延之後作《靖節徵士誄》，書曰‘有晉徵士’，雖出於眾志，而延之實秉易名之筆，其知淵明蓋深也。”[77]清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九《薑吏部如須哀辭》：“昔陶潛……歿於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晉亡已九載。而良史特書為‘晉徵士’。”[78]張方藹等《孝經衍義》卷九十二《士之孝》亦云：“顏延年《誄序》稱曰‘有晉徵士陶淵明’，其不肯屈身後代之意，亦已微而顯矣。”[79]可見歷代論者多承認顏《誄》稱“有晉徵士陶淵明”，是表達了淵明為晉遺民，不認可劉宋的事實，唯未詳辨其所以然，故
本文述論如上。
關於周續之被稱為宋徵士。
《宋書》卷九十三《周續之傳》：
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80]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註解傳述人·〈詩〉》：
宋徵士雁門周續之。[81]
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傳受第三》：
宋徵士周續之。[82]
案：第一，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乃漢魏六朝經學老莊之學之彙集，故陸德明及成伯璵稱“宋徵士周續之”，當是繼承南朝以來對周續之的稱謂。
第二，周續之在晉宋兩個朝代皆曾被徵辟而不就，但是，其在劉宋雖未正式就官，但已就宋武帝劉裕所開之學館並與之合作，可見周續之認同劉宋。南朝乃至唐人稱之為“宋徵士周續之”，正是根據周續之認同劉宋的事實。
2．“靖節徵士”之諡號：表達了淵明能堅守並能安於晉遺民的政治節操
顏延之《陶徵士誄》：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
《文選》李善註引《諡典》“寬樂令終曰靖，好廉克己曰節”[83]，與顏《誄》相合，可以解釋“靖節徵士”諡號之字面意義。但是考察“靖節”二字尤其“節”字字義的傳統用法，則顏延之及友好諡陶淵明曰“靖節徵士”，當更具有深意。
關於“靖”字之意義。
三國魏張揖撰《廣雅》卷一上《釋詁》：
虞……靖、澹、隱、集、息，安也。[84]
宋陳彭年等《廣韻》卷三《四十靜》：
靖，立也。[85]
由《廣雅》、《廣韻》可知，“靖節徵士”之“靖”字，意為安也，立也。
關於“節”字之意義。
漢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
節，竹約也，從竹，即聲。[86]
《廣韻》卷五《十六屑》：
節，子結切，操也。[87]
《左傳》成公十五年：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唐孔穎達《疏》：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劄、衛公子郢、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88]
《周禮·大宗伯》“士執雉”漢鄭玄《註》：
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唐賈公彥《疏》：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89]
《後漢書》卷九十七《李膺傳》：
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90]
又：
（劉）佑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唐李賢註：“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91]
又：
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92]
案：《左傳》、《周禮註》、《後漢書》為先秦至劉宋之文獻；《廣韻》雖為北宋文獻，但實為隋陸法言《切韻》之增廣，其字義訓詁則來自先秦漢魏六朝資料；故上述文獻所載“節”字的傳統用法和字義訓詁，得為劉宋時顏延之所採用。
由《說文》、《廣韻》可知，“節”字本義為竹節，其引申義之一是泛指為人節操；《諡典》“好廉克己曰節”同之。由《左傳》、《周禮註》、《後漢書》則可知，“節”字的傳統用法，主要是專指人的政治節操。顏延之及友好諡陶淵明曰“靖節徵士”，當是字面取《諡典》為人節操之泛指，深意則取傳統用法的政治節操之專指。其內涵，當包括陶淵明能堅守並能安於為人之節操，在劉宋時能堅守並能安於晉遺民之政治節操。
陶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93]《飲酒》第二首：“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94]又第十六首：“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95]《詠貧士》第五首“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96]可見淵明一生是如何珍惜和堅守自己的節操。延之及友好諡陶淵明“靖節徵士”，是非常貼切的事。
四、《陶徵士誄》之微言
1．“夷皓之峻節，錙銖周漢”：表示淵明體現遺民峻節，蔑視並不臣不仕劉宋新政權
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
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此四句位於《誄序》篇首，是對陶淵明政治節操之總讚語。此四句用錯綜句法，如果順其意脈，次序當為：若乃巢、由之抗行，故已父老堯、禹；夷、皓之峻節，（故已）錙銖周、漢。
“夷、皓之峻節”，“峻節”二字，是何等性質、何等力度？此二字，非表達政治節操不可能用，非表達壁立千仞之政治節操不可能用。用此二字，正是依據陶淵明峻拒與劉宋合作的行為。
“錙銖周、漢”，典出《禮記·儒行》篇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漢鄭玄《註》：“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97]“錙銖周、漢”之“錙銖”，是名詞作動詞用，用以表示蔑視；“周、漢”，是夷、皓所面對的新政權，借指陶淵明所面對的劉宋新政權。“錙銖周、漢”，乃是表示陶淵明蔑視劉宋新政權之態度。
“錙銖周、漢”用《禮記·儒行》“雖分國如錙銖”之古典的關鍵，猶在於暗用其下句“不臣不仕”，以揭示陶淵明不臣不仕於劉宋新政權之事實。
此四句之句法和完整意義，更需進一步說明。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
父。[98]
《高士傳》卷上《許由》：
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99]
《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100]
《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101]
唐顏師古註：
四皓稱號，本起於此。[102]
案：巢、由、夷、皓的共同特點，是隱居不仕。其不同點為，巢、由之隱居不仕，祇是由於本性高潔、澹泊名利，並沒有易代的背景，也沒有遺民氣節、蔑視新政權的意義；夷、皓尤其伯夷、叔齊，則具有易代的背景，和遺民氣節、蔑視新政權的意義。顏《誄》此四句，是用淵明筆法，寫淵明志事。
何以見得顏《誄》此四句是用淵明筆法？請覆按陶詩。
陶淵明《述酒》：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103]
又《讀史述九章·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104]
案：淵明《述酒》“朱公”二句言，我早已如陶朱公歸隱養生，遠離世間紛爭；後二句言，而今則得如所親之夷、齊，高隱西山而作遺民。
淵明《夷齊》“二子”二句言，夷、齊在殷周易代之前，隱居海隅，是為了“讓國”；下二句言，夷、齊在易代（“革命”）之後，隱居西山（“絕景窮居”），則是絕不奉新政權正朔，是作遺民。此正是藉以貼切地喻示，自己在晉宋易代之前的隱居，祇是不願意“心為形役”[105]；在易代之後的隱居，則是絕不奉新政權正朔，是作遺民。
淵明《述酒》“朱公”四句、《夷齊》“二子”四句，皆是用前後對比句法，表示自己在晉在宋之隱居不仕，意義不同，在東晉之隱居不仕，祇是因為酷愛自由、澹泊名利；入劉宋後之隱居不仕，則如夷、齊在易代之後之隱居，是作晉遺民。
由上所述可見，顏《誄》“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四句，是用淵明《述酒》、《夷齊》四句前後對比句法，表示淵明生平之隱居不仕，在東晉祇是因為酷愛自由、澹泊名利，好比巢、由；宋以後則是體現遺民“峻節”、蔑視並不臣不仕劉宋新政權（“錙銖周漢”），好比夷、皓，尤其夷、齊。
顏《誄》此四句總贊，是寓意重大、層次綿密的微言。
無論論心、論文，延之不愧為淵明之知音。延之心細如髮，頗能傳寫淵明文心。
2．“道必懷邦”：表示淵明以道心關懷邦無道的現實
顏延之《陶徵士誄》：
道必懷邦。
《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七唐劉良註：“懷邦，不忘於國也。”[106]解釋為是，但似有所不足。“道必懷邦”，“懷邦”的“道”，是指道心。此暗用《尚書·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107]本此道心，無論邦有道、邦無道，必關懷邦國現實。
《論語·憲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三國魏何晏《集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又云：“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又云：“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108]
案：依孔子，士不應該祇關懷自己生活，而應當關懷邦國現實；邦有道，直言不諱，邦無道，謹言避禍，但關懷邦國現實之心則不變。
顏《誄》“道必懷邦”，用《尚書》、《論語》之典，是表示陶淵明以道心關懷邦無道的現實。其中自包括關懷晉末政治混亂尤其劉裕篡晉的無道現實。
陶淵明詩文多為關懷現實之作，顏《誄》“道必懷邦”，亦可說是對淵明詩文的評價。
3．“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寫出了淵明拒絕劉宋勸仕
顏延之《陶徵士誄》：
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弦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109]。非直明也，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置？年在中身，疢維疾痁。視化如歸，臨凶若吉。
按“遷延”即徘徊不前，含有綿歷時間之意。陶淵明歸隱後在晉時辭聘祇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一事，則“遷延辭聘”之語，當並不僅指晉時辭聘一事而已。
復按顏《誄》上下文，“隱約就閑，遷延辭聘”二句位於敍述陶淵明歸隱之後、病逝之前，可知“遷延辭聘”當包括了陶淵明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絕劉宋大臣檀道濟勸仕。顏《誄》不便直說淵明拒絕劉宋勸仕，用“遷延辭聘”這一委婉詞語，實際是寫出了淵明拒絕劉宋勸仕。
“遷延辭聘”，與上文“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前後呼應，皆指淵明在晉在宋被徵而不就。
唐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
垢塵不汙玉，靈鳳不啄膻。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110]
白居易詩“嗚呼陶靖節”十二句，是指淵明在晉宋之際同情東晉、痛憤劉裕篡弑，實踐遺民品節。“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二句，則是指淵明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絕劉宋大臣檀道濟勸仕。
因為淵明歸隱後在晉時被徵祇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一次，因此顏《誄》“遷延辭聘”及白詩“連徵竟不起”，祇能是兼指晉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絕劉宋大臣檀道濟勸仕。顏《誄》、白詩，此可謂異曲同工。
假如朱熹《楚辭集註》所述“宋文帝時，特徵不至”信而有徵，則“遷延辭聘”更包括宋文帝時特徵淵明而不至一事。
4．“哲人卷舒”：陶淵明判斷劉宋現政權“邦無道”
顏延之《陶徵士誄》：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如前所述，顏《誄》所記陶淵明此段話語，是在宋永初三年陶顏晤談時所說。淵明此段話語，如果不緊扣“哲人卷舒”之原典，則可能使讀者誤解陶淵明是只講利害、只講明哲保身的人；有了“布在前載”的提醒，使讀者覆按原典，則可知顏《誄》所述淵明此段話語，乃是微言。
《文選》唐李善註引晉潘岳《西征賦》：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111]
《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七唐李周翰註略引《論語·衛靈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12]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八《註》：
苞氏曰：卷而懐，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113]
又《疏》：
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114]，以避世之害也。[115]
案：顏《誄》“哲人卷舒”的直接古典是潘岳《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其原始古典，則是《論語》“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16]。
“哲人卷舒”用《論語》“卷而懷之”之古典的關鍵，是暗用其上句“邦無道”，以揭示陶淵明認為劉宋政權“邦無道”之今事。
此與顏《誄》“錙銖周、漢”用《禮記》“雖分國如錙銖”之古典的關鍵，是暗用其下句“不臣不仕”，以揭示陶淵明不臣不仕於劉宋政權之行為，同為歇後語式的古典字面今典實指的用典手法。
顏《誄》所記錄的陶淵明這段話語表示，第一，陶淵明出處仕隱（“卷舒”）的準則，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現實政治是否有道（“邦有道”、“邦無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
第二，陶淵明對當下劉宋政權的判斷，是“邦無道”。用今語表之，即劉宋政權不具有合法性。
第三，陶淵明以劉宋政權為無道政權，故決不與之合作（“卷舒”之偏義是“卷”、“卷而懷之”，即隱居不仕）。
第四，在淵明看來，在此無道政治社會，“獨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勸延之應當韜光養晦、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