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范文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 核心含义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其中包括“生活既教育”，“社会既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三层含义：（1）教育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陶行知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类的生活，也就有了人类的教育。教育随着人类的生活变化而变化，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教育也要不断进步。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2）生活与教育密不可分。陶行知认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健康生活便受健康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受艺术的教育；过社会革命的生活便受社会革命的教育。”“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3）教育具有终身性。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教育伴随个人生活始终，也就是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需要注意的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而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广义教育。生活既是教育，不是说生活等同于教育，而是说教育与生活经历同一过程，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

陶行知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抱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创立了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即教育”理论。其中，他特别重视德育的重要性，他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就愈大。可以看出，陶行知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其实，生活中处处都需要道德，比如社会公德便是最基本的道德，一个人只有遵守最基本的生活道德，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有序，人与社会才能协调发展。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教育太重书本，与生活没有联系。他指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为要避去瞎做，瞎学，瞎教，所以提出“劳力上劳心”，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社会既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也就是说教育是人的生活需要，是为了向前向上的需要。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成为真正的教育。陶行知说：“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他指出，我讲的是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坚决反对旧教育，而且把德育看成教育之首。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从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升到理论，才能使我们生存的世界越来越发达。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是在批判以往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的教育实践的沃土里成长起来的。这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力未曾有过，也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所没有出现过的。陶行知在其道德教育理论中不仅从新估价了教育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儿童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还肯定了活动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陶行知重视在“生活教育”中道德的获得，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什么？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不教人变，教人不变的不是教育。”陶行知还指出，“教员的天职是变化。”它经常说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充分肯定教育在道德获得中的作用。陶行知反对传统的旧教育，认为传统的教育忽视行为主体，不尊重行为主体。陶行知指出：“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于儿童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草样自生自灭；期望太切不免拔苗助长，反而促其夭折。所以合理的教导是解除儿童痛苦，增进儿童幸福之正确路线。我们必须沿这条路线前进，才能使儿童脱离苦海进入乐园。重视儿童在生活教育中道德成长的地位，了解儿童的能力需要。不仅如此，陶行知还提倡教育者要走进小孩的队伍里去体验后才能为小孩除苦造福，才能为儿童谋福利。他说，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的，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高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创造之工作。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陶行知接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他从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中领悟55到行动对教育活动强化生活能力的作用。他说 ：“我们道德上的发展，全靠着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己解决的机会，就长进了一层判断的经验。问题自己解（下转第30页）（上接第12页）决得愈多则经验愈丰富。哪里遇着困难，当然是在活动中。活动越多，遇到困难的机会越多，解决困难的机会就越多，所以，陶行知明确指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式。”

作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教育大师，陶行知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历史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估量的，陶行知在旧中国所做的教育探索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对道德教育地位的重视。但是，他在探索生活与教育的意义时，忽略了教育与生活的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活是根据教育的能力作用向前面发展。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2篇

摘要： 陶行知“爱满天下”，情系故土，一直关心安徽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民教育问题。他多次来皖讲学，推行平民教育和“小先生”制，大力推行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力荐教育行政领导和教师创办学校，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中图分类号： G529;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4707

Tao Xingzhi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Anhui

YANG Kegu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Tao Xingzhi; education in Anhui; mass education; universal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Abstract： Tao Xingzhi， with “love for the world” and his hometown，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hui and people‘s education. He came to lecture in Anhui several times， advocating mass education and the system of “Young Teachers” to implement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strongly recommending administrative leaders and teachers' opening schools， which left a glorious page in education history of Anhui.

陶行知在故乡安徽歙县度过童年和少年，接受中等教育，打下了人生的坚实基础，以后虽然没有在安徽任过职，但一直心怀故土，眷恋家乡，自称“是徽州的土产”“对于安徽负有特别责任”[1]32。现就史料所及，谈谈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

一、推行平民教育

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为解决广大平民的读书识字问题，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1923年8月，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和安徽的董事之一。随后他就到长江流域诸省推行平民教育，安徽是其重点深入的地区之一。

1923年10月18日，他由南京乘船来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协助成立以教育厅长为会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领导平民教育事宜，到各地宣讲平民教育，发动群众。在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有机关、学校、教会、军警、商团、寺庙、监狱等，基本上是一天数会，一天数个单位。在他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很快将全城动员起来，达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致提倡平民教育”的地步[1]52。10月28日，全市就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会，到会的各界人士17 000人。“教育厅长江报告后，请陶行知讲演。会后游行，分区宣传，沿途旗帜飘扬，鼓号杂作，全城无不感动，深为注意”（《教育杂志》第15卷第20号）。可见当时平民教育的声势及深入程度。

陶行知此次来皖，原拟只住4天，实际停留了16天，11月初离开安庆赴南昌。这也许是他为无负安徽“诸先生之推重”，而在此“稍尽绵力”之故。在安庆，他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还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识字的茶房教3个不识字的茶房识字;在菱湖公园找了3个识字的人教6个不识字的人;在省教育厅里找了6个识字的役夫教12个不识字的役夫。亲做实验，探索方法，以便推广。实验结果，他认为：“（1）随时随地随人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得来。”[1]52-53此行他非常欣慰，他在给妹妹陶文的信中曾说：“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在此进一步得到证实。来皖前和在皖期间，他还分别致函徽州四女师校长程仲沂、教导主任金鸣岐和隆阜胡自华女士，阐述平民教育的主张和方法，希望他们把学校所在地隆阜的周围及其家乡休宁北乡西村的平民教育都开展起来，“叫不识字的隆阜化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之内大放光明”[1]43。“将不识字之北乡化为识字之北乡，将黑暗之北乡化为光明之北乡”[1]50。尤其要把女子“都化为读书明理的人”，并提出具体方法。在来皖之前，他就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召集旅宁和旅沪同乡会开会，商讨在家乡推行平民教育事宜，决定“把南京歙县试馆每月收入拨作提倡歙县平民教育之用”[1]44;“赠送旅沪不识字同乡《平民千字课》，使一年之内旅沪同乡无人不识字。同时划分一部分收入，为推广徽宁两属平民教育之用”，并说：“现在从县而府而省，均已稍有头绪，以后可以为全国效力了。”[1]46-47

11月30日，陶行知又从武汉乘船来到皖南重埠芜湖，送平民教育之“礼”，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芜发表演讲，协助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举行万人大游行;对芜湖平民教育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芜期间，他还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同拟定了《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敦请徽属6县知事负起平民教育之责。12月3日，他离芜去南京，转车北上。一月后，他在报上看到芜湖两个学徒――永汇、金祥在“读书写字”，非常高兴，就用《平民千字课》第一册上的生字给他们写信，予以鼓励;他们居然也“会看我这封信”[1]64。同时复信家乡吴立邦小朋友，鼓励他“预备钢头碰铁钉”的办法，克服平民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随后又给休宁西村平民学校学生“读了两个月书就能写这样好的信”的胡映莲回信，希望她和学校全体学员继续努力，“最好每天回家，个个人都教家里的人读书”[1]97。可见他这一时期，真是行之所思，言之所及，信之所至，都是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运动，就“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2]488，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做好的国民。陶行知来皖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为我三千万兄弟姐妹开一求知之路”[1]51。在他的推动下，安徽的平民教育从城市到乡村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全国第一：省公署第一个办了平民教育，随后皖南道关公署、海关公署、芜湖县公署都办起平民教育;省教育厅第一个开办了公役平民教育，厅内21个役夫都读《平民千字课》;省高检第一个办监狱平民教育，教犯人读《平民千字课》。当时在安庆的五个省视学专门开会商议到各县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芜湖地方和旅芜徽州同乡都请驻芜道尹通令皖南23个县推行平民教育。芜湖道尹房秩五就计划在一年之内创办一万个平民读书处，并通告各地人民，一年后乡下人进城，若读不出《平民千字课》上的字罚铜钱一枚，以后逐年递增。这种强迫的平民教育，也是安徽首先采取的。当时安徽自觉提倡平民教育的县有黟县、休宁、歙县、绩溪、巢县、潜山、合肥、郎溪等。

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宁，安徽尤甚。督军马联甲（少甫）穷兵黩武，摧残教育污蔑平民教育是“过激党”所为。在陶行知离皖不久，当时那种“鼓角杂作，全城无不感动”的局面就萧条下去。当卢绍刘接任安徽教育厅长时，1924年2月8日，陶行知就给他写信，希望他“做一位平民教育厅长”，把安徽全省的平民教育坚持下去，并提出十项具体建议，如要消除马少甫之误解;恢复省公署、省教育厅的平民教育;恢复平民教育促进会;训令省视学分赴各县提倡平民教育;县知县提倡平民教育;全省各学校兼办平民教育等[1]81-83。虽经努力，但终究未能如愿。这与当时热心平民教育的行政长官调离也不无关系。如原省长吕调元曾令省公署卫队、公役读《千字课》，他调离后就停止了。著名教育人士房秩五不久辞官还乡，他支持的平民教育事业也未能坚持下去。教育厅长调换频繁，厅内公役读书，也受挫折。但不管怎样，安徽平民教育的推行，“为全省树之风气”[2] 497。作为“普及教育的先声”，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1]494，这为他以后亲自下乡，创办乡村教育做了准备。

二、推行小先生制，实施普及教育

1932年10月，陶行知深入上海郊区，创办工学团;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实施普及教育。他在创办工学团的过程中，发明“小先生”制，让小孩子作先生，“即知即传”，以补师资之不足。同时继续要求识字的成人教不识字的人，作“传递先生”，影响很大，很快传到全国23个省市，安徽也在全省范围内试行。

为了推进普及教育，1934年12月，安徽省教育厅邀请陶先生来皖讲学，推行“小先生”制。陶先生的讲题是《攻破普及教育的难关》，阐明小先生在普及教育能攻破27道难关。当时会场设在安庆吴越大街大戏院，会场内外都挤满了人，主要是中小学教师。陶先生语言生动，声情并茂，深深吸引了听众。这可以说是安徽普及教育一次动员大会，给了安徽普及教育的钥匙。期间，安徽大学也邀请他到校讲演，讲题是《普及教育》，仍旧讲“小先生”制。他认为“小先生”是穷国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号召大学生要投入普及教育，作“传递先生”。1935年7月，陶行知又应时任凤阳师范校长沈子修邀请，到凤阳作了一次普及教育讲演。

同时，安徽省教育厅还请陶先生派人来皖协助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随即选派了程本海、朱泽甫、楼展、张一涛、李玉坡、黄志成、戴飘等7人到皖工作。1935年1月27日，陶行知在给教育厅长杨廉的信中建议：“程、朱二君为安徽人，程可居厅内联络，朱可任第一师范学区辅导，其余各位请酌情分配。”[3]596当时安徽以省立师范学区为单位，六个学区各设一辅导员。配备留声机、图书、挂图各一套，随辅导员流动供师生阅览。还有一架电影放映机，轮流到各学区放映教育电影。这些图书、挂图、放映机，都是省厅委托陶行知在上海代购的，并配有电影技师和助理技师各一名。这些人在离沪前，陶行知为他们办了学习班进行培训。程本海当时住厅编辑《安徽教育辅导旬刊》，进行联络，交流经验。

在此期间，为“使失学成人、儿童及办学人员家长、任何集团负责人，心目中都悬着一个公共目标，为普及教育努力”[3]597，陶行知还为安徽起草了一个《安徽普及教育令》，作为政府文件下发。该令明确规定“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失学民众、儿童，限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以前读毕一种千字课”。即1935年底以前。在此期间，各机关、公共场所都要普遍动员。到民国25年1月1日，即有教育警察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路口执行检查任务。不识字者罚铜元一枚;家庭、商店、工厂、机关集团，在上述年龄内如有不识字者，每人每月罚银洋一元，由家长、店主交纳;识字成人或学生不肯施教者，罚守知奴捐银一角。小学、私塾至少要有1/2的学生作小先生;民众学校至少要有1/2的成人学生（16岁以上）做传递先生。超过或不足此数，奖惩其校长和负责教师;区、保长的考成亦有此项内容。明确把普及教育运动列为各类学校的正式课程。根据“即知即传”的原则，要求“在一年之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尤其指出：“我们所要普及的不仅是文字教育，而是全县全省全国民众整个生活的继续不断的现代化，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3] 598-599陶行知曾指出：要“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要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现代文明的钥匙，他认为就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4]782。他要求“在一年内，把初步文字教育普及出去”，正是要使安徽大众掌握这个现代文明钥匙，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

《安徽普及教育令》是安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对普及安徽的普及教育起了重要作用。陶行知认为，强迫普及教育是包括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强迫求学，认为只有这三者同时并进，学校教育与生活教育同时进行，国民基础教育才能不断普及。此后，由于时局的关系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这种强迫的普及教育在全国未能持久推行，但在安徽有些地方还是开展得很好。例如由方与严的长子方怀毅在王充办的歙县第一工学团，在陶行知直接关心下，得到歙县旅沪同乡会资助，办得有声有色，一直办到1939年7月才改成王充小学。1934年6月，陶行知在上海歙县旅沪同乡会执监联席会议上，提议组成“歙县旅沪同乡会普及歙县教育助成会”，并当选为副主任。他亲自为该会拟订了《简章》和《创办歙县第一工学团意见书》。在此期间，陶行知的“艺友制师范教育”也在全省得到试行。即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教师。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就计划先在有条件的87所小学试行，以后逐步推广，加速教师培养，适应普及教育的需求。

三、传播和推行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基本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个理论主要通过他的一批学生在安徽进行传播和实践。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操振球、程本海、方与严、程今吾、张劲夫、张健、朱泽甫、马侣贤、汪达之、曹建培等。程本海和方与严都是陶行知的朋友，自愿放弃原单位的工作和优厚待遇，到晓庄做陶先生的学生，并协助他工作。方与严还将儿子、女儿同时带来，父子女三人同学，传为佳话。他们以后大都回到安徽执教或任职，积极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有不少外省籍的学生来安徽工作过，同样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带到安徽。所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安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安庆附近的江镇车形小学（1940年改成初级农林科职业学校，更名“彻行”），创办于1927年。校长汪永洁根据学校所在地的农村特点，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1929年成立“车形乡村教育推行社”，推行乡村平民教育。该社主要成员陈化奇、操振球、汪达之、陈天怀都是晓庄师范学生。陈化奇为社长，汪永洁为副社长。1930年晓庄师范被封后，又有5名该校教师被聘到车形小学。这样，晓庄的经验就能在车形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在此扎根。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名言被当作校训，写挂在教师办公室。在当时的车形小学，教师不计薪酬，辛勤执教，一心为当地农民服务;学校课程安排密切结合农村实际，重视实验和劳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改成农职后，设有农场、林场、养鱼场、手工藤制工场、小织布厂、酱坊、小商店、小诊所等，这与晓庄的办学模式相似。小诊所不仅搞流行病的防治，还免费为当地农民治病。学生生活自律自理，也担负一些校务工作，如打扫庭院，浇灌花木等。学校每天有早操、朝会、夕会，文体活动丰富。特别是由校长汪永洁作词，陈天怀谱曲的“毕业歌”的歌词中，就有“从此去，运用劳动双手、科学大脑、艺术兴趣、集体精神，好将社会来改造”

《解放前后的彻行农业职业学校》，参见安庆市教育委员会编《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

的内容，

这正是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培养目标。

根据《安徽省安庆地区教育志》记载，1936年春陶行知还应邀来到车形指导工作，发表演说，赠送了《老少通》农民识字课本，协助当地成立了27所民众夜校，招收成年男女进校学习。这无疑是对学校的巨大鼓舞和推动。安庆附近还有一所学校也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导办学，这就是丁柱中创办的世则学校。丁是陶行知的好友，怀宁人，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晓庄师范物理教师。晓庄封闭后，他又到上海协助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儿童通讯学校，编辑《大众科学丛书》《儿童科学丛书》，从事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他在家乡利用丁家祠堂创办了这所学校，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池州师范是我省创立最早的师范之一。1932年由著名教育人士沈子修任校长，他思想开明，支持师生的进步活动。1935年，由陶行知介绍，操振球出任该校教导主任兼附小校长;次年又邀请晓庄毕业生程今吾、陈韦来校任教。他们按照陶行知的主张，培养具有健壮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程今吾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走遍贵池的山山水水，写了20多本日记。附小的学生都作“小先生”，进行普及教育。操振球是经常与时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的张劲夫联系。张是中共党员，不断从上海寄来马列书籍和进步杂志，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及《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永生》等杂志，影响了师生思想的变化。他们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抗日后援会”等。抗战爆发后，他们就

离开了学校。

参看操振球《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载《行知研究》1981年第3期;杨利民《行知教育思想在池师》，打印稿。

1934年夏，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家乡巢县竹柯村创办园山学校，陶行知受冯将军的委托，选派了李友梅、刘宠光（刘宗飞）、翟树立（即罗平）、台和中、郭汝台、王锡山、舒政海、马昌实（马纯仁）到园山学校任教，李友梅、马昌实先后任校长。他们都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在此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学。据该校首届学生祖保泉先生回忆，园山学校教学安排是：早上朝会，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或做“小先生”，送教上门，没有正规教材。参见祖保泉自述《生平述略》，打印稿（2009年5月10日）。另据《巢湖志》记载：1936年春，“舒政海到园山学校任教，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舒政海等进步教师在学校附近农村开办农村识字班，培养积极分子，并为农民编写通俗易懂的《千字课》和《老少通》等教材。”同年夏，舒政海、方光祥（学生）、胡家友（农民）等应邀去上海参加沈钧儒等七君子召开的“各界人士抗日救亡代表大会”，由此可见该校在当时的影响。舒政海、马昌实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一面教书办学，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亡。

20世纪30年代初，爱国将领张治中在家乡办黄麓师范。1935年，经陶行知、梁漱溟推荐，杨效春任该校校长。杨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曾任教于晓庄师范，陶行知称他“得弟胜得黄金百万”的人才。他在黄师积极推行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该校附小在校长马侣贤（晓庄师范毕业生，曾任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和副校长周辛夫主持下，也积极推行陶行知教育主张，提倡“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组织抗日宣传和文化传播。杨效春在黄师不到3年时间内就将原只有百余人的学校，发展到10多个班，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师范。

在淮河北岸也有一处盛开“陶花”的地方，这就是“颍上县唐氏私立甘罗乡村教育社”。该社是1935年夏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社长唐润之，成员有陶行知介绍来的省教育厅三区辅导员陈飘和颍上女小教师潘祖训（此二人都是晓庄毕业生）。在他们的提议邀请下，陶行知又选派山海工学团的汪秋平、汪曼雯、盛震叔、林其英来社任教。王光宇先在此学习，后去上海山海工学团，辗转又回到甘罗乡村教育社任教。他们在这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乡村教育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5]

除上述学校外，桐城的孟侠乡师、广德乡师、歙县等地，都有陶行知的学生工作过。涡阳县教育局长武际昌在1930年7月还专程到晓庄聘请安徽学生去筹办县师。他找到一位安徽学生，互不相识，他也不认识陶先生，说明来意。该同学说，晓庄被封，陶先生被通缉;武说这我知道，正因为如此，要办更多的晓庄式学校，陶先生的思想和办学精神是封不住的。于是他请了两位同学去涡阳筹办县师，孙铭勋是其中之一。他1930年秋至1931年春任教涡阳师范，按照晓庄的模式办学，改造学校，并为学校制订了《民国二十年的计划大纲》。[6]随后又请到徐明清等数人去充实小学和筹办县中，总计有10人之多[7]。这说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当时已在安徽的大江南北广为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影响深远。

四、情系安徽，爱满天下

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的关系，不只是在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领域，而涉及到高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学术等多个方面。1921年，一批皖籍学者名流，倡导筹建安徽大学，培养本省所需要的高级人才，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他和胡适等人为筹备处交际股成员，为筹建安徽大学奔波。20世纪20年代初，安徽“为改革教育事”，曾多次请陶行知回皖主持教育，担任教育厅长。他因“现任职务关系”，不能回皖，但仍关心安徽教育，认为“皖省教育确有彻底改革之必要”，拟荐江苏王伯秋来“主持皖省教育”。1921年2月28日，他致函胡适商量此事。他说：“伯秋兄办事魄力，皆为同侪素所钦佩，若得王君主持皖省教育，而吾辈用全力以为后盾，则三年之内皖教育行政必大有可观。”[1]11他是“全力以为后盾”支持安徽教育的。

1922年，江彤侯任安徽教育厅长，他工作“不避劳怨，从事革新”，一年以后，“成绩昭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因公积怨，有被迫辞职的消息”。陶行知即联合皖籍学人梅光迪、孙洪芬、洪有丰、姚文采，1923年8月致函上海《申报》，予以挽留。他们认为“皖省教育改进，正在萌芽，扶植灌溉，端赖贤者”。若“小人道长，则贤者裹足，充类至尽，非使吾皖教育行政，永远操之阿附苟容者之手不止也。同人等庐墓所在，休戚相关，以为教育改进，苟顿挫于中途，则子弟求学，将永谋之邻省，因于本日电致省长，请留江公”，希望报纸给予舆论支持，以挽救皖省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致电安徽省长吕调元，“千请慰留”江彤侯厅长[3]112-113。

1924年初，卢绍刘任安徽教育厅长，陶行知曾请他“做一位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长”。卢不负所望，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又能够将本省教育事业起死回生”，深得本省教育界的信任。但不久教育部要调他去甘肃任教育厅长。本省教育界人士致电教育部、督军和省长，一致挽留。此时陶行知适在安徽讲学，他感到“绍刘先生的去留于安徽省教育有切肤的关系”，就致函胡适，请他邀集在京的安徽同志，请教育部收回成令，哪怕要“尽九牛二虎之力”[3]165;他自己拟回南京后，也要联合在宁皖籍人士出力。可见他对有政绩的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是费尽心力的。

陶行知不仅关心安徽教育行政长官的去留，就连中学校长、教师的选任也极其注意。在歙县的省立三中校长方振民就是他荐任的。他多次致函胡适，相商三中校长人选，并请其物色好的教师来皖任教。陶行知对安徽的女子教育尤其关心。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就是在他和范洪五等人的倡议下，1922年在屯溪隆阜成立。他推荐了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导主任，屯溪人程仲沂任校长，学校教师大部分也是通过他在浙江等地礼聘的。他一直关心该校。1923年独游长城时，有人送他一块长城砖，他特意将此砖转送四师，作为新建校舍的“点缀”。1922年6月，芜湖省立二女师有厨工勾结流氓殴打总务主任致伤事件，陶行知闻讯，即用快邮代电，致函省长许世英，要求“彻底查究”，严肃处理。“不然则办学者人人寒心，入校者人人裹足。”他说：“二女师关于皖南女子教育，至为重要”，要求“选择学识渊深经验宏富之员”担任校长，否则“尤难胜任”[3]57。同时致函上海《申报》，并附上给许省长的信，要求舆论支持，伸张正义。

陶行知多次应邀到皖讲学，关心安徽的教育学术。1918年5月，在全省教育会议期间，他应邀到会作专题演讲，期间还在省立第一师范和省立一女师师生作了《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讲演，希望“师范生当以教育为终身事业”。1921年1月初，他又应邀到安庆参加由中等以上学校主持的讲演会，在省立一中等校作《教育最近的趋势》讲演，并与各校教职员研讨教育新法。就在这次讲演会之前，他致函胡适，请他也能来皖讲学。并提出：“以后希望芜湖与安庆二处同为学术演讲中心，每年举行若干次，遇有学者即开讲，不必拘定日期。北京方面讲员，请兄注意预约。皖省财力艰难，最好是乘便南下时乘便演讲。”[3]40这无疑是振兴安徽教育学术之举。

同年6月2日，安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向省议会请愿，遭到军阀倪道R、马联甲的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6月3日，陶行知等人即通电声援。不久，他应邀到安庆暑期讲习会讲学，针对“六二事件”，他讲《民权行使法》，对听众进行民权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此期间，因为安徽教育会正在竞争会长，“已经闹到搁浅的地步”，他又和胡适等皖籍学者联名发表了《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倡议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以杜武断;郑重声明：“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诸姑姊妹的一个宣言”[8]653，表明他们的态度。

陶行知还在异地为安徽办学，培养人才。1923年夏，安徽旅宁同乡会和同学会利用安徽在宁的会馆和房地产收入，创办南京安徽公学。陶行知被推为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选聘安徽在宁高校毕业生作教师，以满足安徽到南京求学学生的要求。陶行知兼任校长数年，尽职尽责，为学校作了周密的筹划。他在《南京安徽公学旨趣》中，阐明了办学宗旨和原则，明确指出要民主建校，师生共学共事共甘苦;要勤俭办学，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要师生互学，后生可畏，师道可敬。同时提出了科学精神，美术精神，大丈夫精神。强调要用科学精神研究学问;美术精神改造环境;大丈夫精神处事应变。一切要以“事”为活动中心，一切要在“事”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安徽公学的办学原则，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该校一直办到解放。

晓庄师范也是以安徽公学为基地筹办起来的，安徽公学师生出了不少力。晓庄师范历届都有安徽学生。在首届13名学生中，安徽就有3人，操振球是第一个来报考的（他放弃了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籍）。安徽省教育厅为支持陶先生的事业，特捐款一万元，在晓庄建了一座安徽馆，并设了五名助学金额，由学校考核奖励品学兼优的安徽学生。晓庄为安徽培养和输送了很多优秀教师。1929年春，陶行知应徽州旅苏北淮安同乡会之请，派晓庄三名学生去创办淮安小学，他亲自兼任校长。1930年，他派汪达之（晓庄毕业生，安徽黟县人）去担任校长。在陶行知支持下，汪达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新安旅行团的发源地。

由新安小学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在“顾问团员”汪达之带领下，1935年10月由淮安出发，直到1953年2月结束，历时17年半，途经18省，行程4万5千里，团员也由出发时14人发展到400多人。他们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旅行修学，到处宣传群众，成为我党的一支重要宣传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团出发经南京后，首先到了安徽，1936年春夏在蚌埠、合肥、巢县、安庆等地活动。他们在巢县园山时，“曾一人辅导一个小先生小队，一个小先生教五六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在十个村子里共教了六百多青年男女识字，受到了农民的欢迎。”[9]“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安庆乡下车形住了十六天，放映了十四场电影，观众约三万人以上。”[10]他们还到枞阳宏实小学活动了一个多星期。新旅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出来的一朵奇葩，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也在安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至此，通过对陶行知与近代安徽教育关系的考察，在感受陶行知浓浓乡情的同时，对近代安徽教育的历史，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史的认识，有了更切实的体会。从中可以读出像陶行知等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涌动出的富国强民的迫切愿望，通过教育新民，期盼国家现代化的伟大襟抱与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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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王世杰，等.安徽省教育大事记（1896―199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71-72.

[6]孙丹年.孙铭勋思想发展简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

[7]朱泽甫.陶行知与安徽教育二三事[J].行知研究，1981，（3）.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9]韩枫，李楠.陶行知先生与新安旅行团[J].行知研究，1981，（3）.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3篇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选取《陶行知全集》第8、9卷中陶行知先生与友人、家人的几封书信，与大家分享我从中读出的先生之奉献、求真和务实的精神。

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极具奉献精神的教育家。先生自比武训，为了兴学倾其所有，到处化缘，生活窘迫却自得其乐，且感染周围友人为教育慷慨解囊。1934年，陶行知先生的母亲过世，先生将亲友们馈赠的赙仪捐出为教育所用，陶行知为此事致信同事邵仲香：“这次治丧，力谋节俭，希望运用省下之钱款与亲友赙仪合设纪念金，为劳苦大众儿童教育之用，志在因家母一人之死而求多人之活。”“现在已用节省之款，在晓庄唐氏地上设立纪念苗圃，以为晓庄公有林之基础……这次为家母治丧，得了一点新感想，写成一首小诗：‘富人一口棺，穷人一堂屋。讨得死人欢，忘却活人哭。’有棺材睡的人不造林，栽树的人连茅草屋都没得住。我家未曾栽过几棵树，二十年来已用了九个棺材，至少几十个人的板壁是被我们夺了来，以致露宿在霜天雪地之中，甚至于冻死。我们要造这个纪念林，一方面是补以往的过失，一方面是将来死到临头，树已成林，取他一个薄皮棺材，可以无愧了。”每次阅读先生这封信，都为其拳拳之心而感动。此时，任何评价似乎都是多余的。在先生心中，他将对母亲的孝敬和爱升华为对普罗大众疾苦的关爱。1939年，陶行知先生和吴树琴女士以简朴的方式结婚。朋友们送来贺礼，他仍然是捐给学校。在回复家栋同学的信中，他对此有详细交代：“前蒙寄来结合纪念品洋三元，无任铭感。不过事先已决定不收贺礼。故将该款交给育才学校，为小朋友捐购图书之用。兹将收据奉上，敬请查收为感。”朴的话语，简单的行动，其背后是真挚的情感，是对学生最真诚的关爱，是对教育最无私的奉献。在育才办学经费最紧张的时候，陶行知先生还将自己仅有的大衣当掉，为育才的师生买来稻草作垫子，并换来一天的伙食。在致李友梅等人的信中，先生写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脍炙人口的话也是先生一生行止的写照。

二、“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真人。他憎恨虚假与虚伪，一生真诚地面对教育与社会，他也号召别人做真诚的人。他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大家熟知，也是我们今天为师者、为学者的人生指南。1941年，在一封致同事的信里，陶行知写道：“我们必须认真办学，以求对得住小朋友，对得住国家、民族。毁誉之来，可不必计较；横逆之来，以慈爱、智慧、庄严、无畏处之。我们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人类服务，社会必有了解之一日。”陶行知先生不与虚假为伍的意志非常坚决。1940年底，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晓光在求职时需要一张文凭，向当时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求助，马侣贤未经先生同意邮寄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给他。陶行知在重庆闻讯后电告其子将证明寄回，在随后给陶晓光的信里，陶行知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进行……‘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万一金大也不能进，我愿筹集专款，帮助你建立实验室，绝不向虚伪的社会学习或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正是这样对真理的坚守，使得陶行知先生能对自己的儿子做出如此“无情”的决定。陶行知先生对待家人如此，对待学校管理工作也是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在1940年写给马侣贤的一封信中，陶行知先生交代：“昨天请客费用，连酒菜、饭茶、滑竿、船钱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并请立即清算，以便照付。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在陶行知先生的书信集里，诸如此类的交代不胜枚举，可为今日学校管理者乃至其他公务人员之镜鉴。

三、“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陶行知先生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但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而是一位实干家。他倡导立大志、做大事，探讨大学问，同时也把小事做精致。他关于大事与小事关系的辩证极其精彩。1928年，他在给大学生的一封信里说：“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我现在愿向诸位介绍一件大事。本来事业并无大小：大事小做，大事变成小事；小事大做，则小事变成大事。”在此信中，他把做好一名教员这样的小事与民众幸福、国运兴衰、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深刻论述了教育的意义。在陶行知先生给他儿子陶晓光的书信里，既有“从家庭的小世界里把自己，投入大的社会里去”这样关于“做大事”的高屋建瓴的教导，也有“你的字写得太野了，使人认不得，而且写字的纸张不规则”这样关于“做小事”的谆谆教诲。陶行知先生一生做了很多大事，如兴办晓庄、育才等学校，作为国民外交使节访问28国、参加世界教育大会等。同时，在书信集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他对小事的关注。1940年，他给马侣贤的信中专门讨论用散草替代垫被的问题：“昨晚在北泉睡了一晚，旅馆都用稻草做垫，实在省得多。他们用的是散草，不是扎成的草垫，所以软得很。你前天告诉我要轧棉花做垫被，这是不必需。望停止做垫被，统以散稻草替代。每人省三元，五百人便能省一千五百元。”在给育才驻渝见习团学生的信中，陶行知先生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如何爱惜衣服的问题：“我在校中和同学分析衣服所以脏的缘故和容易弄脏的地方，得出下列结论，帮助你们保持清洁：（一）袖子脏，因为桌面不抹干净；（二）胸前脏，因为桌边不抹干净，吃饭喝汤不小心……我们又分析衣服所以容易坏的缘故及容易坏的地方，也希望指出来……”阅读这些细节，读者可能会忍俊不禁，难以想象一个五十岁的校长如此“婆婆妈妈”地写信指导孩子们如何保持衣服的整洁。其实，这鲜明地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做事的风格，即便是吃饭穿衣之类的小事，也要有科学的分析与精确的指导。在这封关于爱惜衣服的信的结尾，他这样写道：“这是国家的衣服，交给你们穿，即是交给你们代管。你们爱惜衣服，便是爱惜国力。这是每一个忠诚的国民应负的责任。”何为小事？何为大事？做好小事也就是在做大事。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理念；生活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普及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界多年来研究的重要素材，陶行知的生平活动、教育理念以及人格魅力都对我国教育界有着深刻影响，成为广大教师实践教育价值、彰显教师人格魅力的典范。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的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历程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位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倾力于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建设中，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陶行知的一生中，他提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育教学新理论、新理念以及新方法，特别是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生活教育理论更为世人所知，被现今教育工作者所广泛借鉴。与此同时，生活教育理论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不仅如此，陶行知还一位意志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他将人民教育事业建设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相结合，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不但在国内的国统区和解放区普及，而且跨洋影响到了国外。陶行知一生的成就受到世人的赞扬，评价他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颂他是“万世师表”，更是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研究及探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助于国人能够真正意识到国内基本状况，以国情为基本出发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现代教育改革的事业。

二、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主体则是生活教育理论。起初，生活教育理论是运用于平民、乡村教育中，后来陶行知将其发展成系统化的教育理论。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逐渐融入了新元素，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重要教学理论。针对传统教育中老师死讲，学生死学的现状，他倡导老师教学方式的确立应该依据学生学习方法，而学生的学习方法必须要联系老师的教学方式，要高效化的将“教法、学法以及做法”结合起来。譬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做一件事时，学生应该依据怎样做好这件事的方法就做到怎样的学习，老师需要根据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就做到如何教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以教和学作为主体，这一事例清晰说明了教和学、学和做、教和做两两之间的关系。教师的教学应该以学生学习为出发点，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学生学习的方法是老师制定教学方法的前提与基础。与此同时，陶行知认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需要依据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兴趣爱好相联系，切实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征及性格特点展开教学，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课堂效率。

三、普及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毕生愿望就是将中国教育普及化，实现全民教育。他认为只有通过全民化的教育学习，才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在陶行知的教育事业生涯中，他起初发展的平民教育，接着又投身于乡村教育建设中，后来则着重发展大众教育，也许或有人对此不理解，为何他不执著于一种教育发展，总是花样百出的发展各式教育，但是事实上，这正是陶行知所追求的，因为他想普及教育思想，实现全民化学习，从而民族教育得到发展。他不畏艰难险阻，将自己一生默默奉献给了中国的普及教育事业。从1931年至1935年，历时五年间，陶行知开始了普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提倡要将文化思想和科学知识全面普及给人民大众，要确保每一位公民都能有所学识。对于普及教育的教学方式，陶行知提倡到首先要在城市和农村同步执行，儿童教育要与成人教育相衔接；其次需联系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设立乡村教学点，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也能学到知识；再次要建立起相关教育类的法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普及教育，对于阻碍他人学习的组织或个人，需根据法律规章严格处理；与此同时，还需加强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三者之间的联系，确保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最后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给予中国教育发展的资金保障，并且要加强对人口的控制，推动普及教育的发展。

教育发展是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也随之不断更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存有许多有益性、主张性以及价值性的思想理念和见解，为我国的现代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和知识指导的基础。目前，国内的教育体制极具缺陷性，学校教育一味的重视理论教学，课堂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偏离，尤其是脱离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与此同时，学校教育还注重科学发展而忽略人学发展，严重缺乏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的意识，所以改变这一现状刻不容缓，国内要加强现代教育体制改革，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重要的理论指导，联系实际情况，健全并完善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邹开煌，周志平.陶行知教育思想进教师教育课程实践与探索[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2（10）

[2]陈霞.陶行知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意义[J].甘肃科.2009（03）

[3]翁冰心.浅谈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新课改的启示[J].福建陶研.2008（03）

【作者简介】

王工利（1981.06-），女，安徽省宿州市人，工作单位：宿州逸夫师范学校；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学历：大学本科；职称：讲师。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265-02

教育理论是以陶行知（1891―1946）吸取了国外的知识，再加上自己的国情所创造出来的，是上个世纪教育的财富。陶行知生活教育三大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核心就是启发，启发所有人改造社会生活的觉悟、手脑结合的实践创造能力，去改造生活，创造新的人生，创造新的中国、新的世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以“生活”为逻辑起点与归宿，以“生活”为中心、为基础的。幼儿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就是教育，当幼儿踏进幼儿园的那刻起到离园结束，小朋友们都在受到教育，有的教育是生活上的，有的教育就是知识上的，不管哪一样，都是教育。陶行知还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是生活决定教育”。小朋友都是好动的，你如何让他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呢？比如：大班的孩子是活泼的，是有活力的，每次早上做操非常兴奋，排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乱跑。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就不小心摔跤了，这时可以对幼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乱跑的坏处，让他们从个人身上得到教训。生活教育就是保育和教育的结合，两者合二为一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保教合一。在保育中教育，在教育中保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起促进幼儿的成长。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如下。

一、“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的核心

对此陶行知有过很多论述，其内涵十分丰富。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为什么生活具有教育的作用？陶行知认为是生活中的矛盾使然。他说：“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摩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出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所以说，“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正因为生活的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生活也就随时随地在发生教育的作用。陶行知认为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不能一味地读书，死读书。读书是为了生活，从而让自己变得强大。因此，要“用生活来教育”，通过生活来教育，教育与生活要有高度的一致。我们想受什么教育，便需过什么生活。除此之外，“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如何将生活决定教育，就是我们老师这个职业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了。老师，就是生活教育的实施者，学生就是教育的执行者，教师的教育就决定了幼儿的生活能力。不仅如此，另一方面，教育又能改造生活，推动生活进步。幼儿在园时，每天都有歇息的机会，从小事做起，从幼儿的吃饭、上厕所、搬椅子等一系列的行为开始训练，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能力。习惯需要21天养成，当习惯养成以后，在生活中每天练习。我相信，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以后的学习、生活、甚至是做人都是有好处的。我相信，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成绩，应该是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二、“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另一重要主张，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

所谓“社会即学校”是指“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如果“学校不能运用社会的力量以谋进步，社会也没法吸收学校的力量以图改造”。学校与社会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互济”作用，社区活动的开展是明智的，幼儿园是一个单一的小集体，资源是有限的，但是，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不管是医院、银行、超市，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幼儿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这些知识的学习不能只靠图片来解决问题，只有带幼儿深入进去，自己亲身实践，那才是教育的根本，最近，我就实施了一次，我带着幼儿参观银行，让他们自己去观察大人们是如何去领钱、存钱的。学到本领后，然后在以后的自住性游戏中进行巩固。我觉得只有利用社区、社会这样庞大的资源，让幼儿贴近生活的学习，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习。

三、“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又一重要主张，是“生活即教育”在教学方法问题上的具体化

“教学做合一”是因为“行是知之始”。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历来把读书、听讲当成“知之始”，并以之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让幼儿坐在课堂中只听，听教师的夸夸其谈，看似都学会了，可是一到生活中，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不仅如此，还不肯学习，常年听老师讲，学生都不会讲了，思维停滞，带来了各方面的缺陷，所以，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非常正确的。在幼儿园，自主性游戏应运而生，我们可以创造各种生活场景，比如：小吃一条街、菜场、发型屋、茶楼等，让幼儿在模拟生活，练习生活中的情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与资深教育实践的深入，对于今天乃至未来中国和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与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中国与世界教育宝库中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陈雪娟.让语文源于生活，寓于生活，服务生活[J].教育科研论坛，2013，（7）.

[2]陶行知.陶行知教育箴言[M].哈尔滨出版社，2011.

[3]胡晓风.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4]陶行知.谈生活的教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陶行知.生活即教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6篇

分析教育起源的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说明教育现象，是研究教育的前提。关于教育起源的问题，教育史上曾有过很多种观点，比较著名的有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前者把教育混同为生物本能的传授活动，后者则将教育起源视为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这两种观点都是脱离社会生活去孤立看待教育现象的唯心史观。陶先生认为教育起源于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的，生活是教育最根本的基础。教育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源于人的发展的需要，源于“教人化人”的需要。所谓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指的是教育是生活所固有的，它与生活“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有了人类及其人类的生活，就必然要求产生教育，教育是与人类及其生活同时出现的。教育是人类祖先为了生存而向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必然的客观的产物。陶先生的生活起源论中的生活，是指“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它不只是指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衣食主义”和谋求职业的“生利主义”的生活，它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包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由于陶先生的“生活”是“包含广泛意义的生活实践”，因而在教育起源问题上坚持了实践唯物论的科学立场。杜威关于教育起源的观点，是与陶先生截然不同的。他认为教育起源于个体本能能力发展和个体生活适应的需要，是适应儿童天生本性“自然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教育即自然发展”。杜威关于教育起源问题中的生活，是指生物学上个体的消极的对环境的适应性生活。他用脱离人类生活实践的观点孤立地看待教育的起源，否认教育的客观来源，实际上属于生物起源论。因而，两种不同的教育起源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

二、关于教育内容的比较

陶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容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生活，是“生活所自营”的，必须“用生活来教育”。他强烈抨击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提倡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教育。他认为，书本只是教育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教育的中心。“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的场所”，因而生活中到处都有教育的内容。杜威是教育史上第一个反对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他提出了以儿童的活动和经验为中心的“重心转移”主张。他批评传统教育“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法划一。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惟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杜威认为，儿童应是太阳，教育的一切应围绕儿童旋转。陶先生和杜威都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的弊端，但二者的教育思想是有区别的。陶先生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杜威是以个体适应性生活为中心；陶先生主张“用生活来教育”，杜威主张“教育生活化”；陶先生以社会生活为教育的素材，杜威以“儿童自己本能的能力”为教育的素材。二者针锋相对，大相径庭，正如陶先生自己所说，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演变成“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三、关于教育组织形式的比较

陶先生根据当时社会剥削阶级居统治地位、掌控着学校教育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历史现状，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组织形式理论。他认为当时的学校与社会之间隔着一道高墙，这道墙把劳动人民隔在了学校之外，使劳动人民不能接受学校教育。因此，在劳动人民没有得到解放之前，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杜威倡导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学校即社会”，他要求把学校办成现有社会制度一模一样的环境，办成“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型的社会”。他想把教育融解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中，使广大青少年在学校里接受“有效地”服务于“大社会”的训练，从而能适应帝国主义的剥削与统治。从教育组织形式来看，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鸟笼式”教育与陶先生的“社会即学校”的“树林式”教育是有着本质不同的。陶先生认为，“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一只放大的鸟笼”，“放大的鸟笼比鸟笼大些，——但仍然是一个放大的模范鸟笼，不是鸟的家乡，不是鸟的世界。鸟的家乡是森林、是海阔天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杜威的“教育生活化”是改良主义的东西，主张“学校社会化”的人，“他们想把社会的一切都请到学校里来，但他们所做的与社会依旧是隔膜的”。

四、关于教育方法和原则的比较

陶先生认为应该在生活中进行教育，其基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具体方法包括“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等。他的“教学做合一”是指以做为中心，把教与学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知与行结合起来。而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却是“做中学”。杜威也反对传统教育中机械、被动地接受教育的思想，认为“儿童被置身于被动的、接受的或吸收的状态”，没有遵循儿童本性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自然适应的“做中学”原则。他说，“人的最初的知识，最能永久令人不忘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因此，要循着这种自然的途径，在学校中为学生设备相当的环境，使学生由做事而学习”。陶行知与杜威在教育方法上都强调“做”，前者提倡“教学做合一”，后者提倡“做中学”，貌似一致，而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杜威的“做”不是陶行知的人类生活实践的“做”，而是一种机能心理学上“尝试——错误”的消极适应性的“做”；其次，杜威的“做”的指导思想不是陶行知的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一种先验的主观的经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做”，只能是消极适应社会的“做”；最后，杜威“做中学”的根本特点是“做”便是一切、是唯一，以做代教、以做代学，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根本特点是通过教与学的结合，把知与行、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

五、关于教育目的的比较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7篇

――本刊注

1940年前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是一名不安分的学生。这并非是我调皮捣蛋，而是思想激进，参加左派组织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抗敌文艺习作会、读书会、妇女慰劳会、复旦剧社等。

当时学校里的三青团、蓝衣社、复兴社等是和我们针锋相对的组织。他们是政权的维护者，我们是被监视者。在那个时代，双方的斗争很激烈。而我又是位出头露面、个头儿高大的女学生，则成了校方训导处的注意对象。

在嘉陵江畔的不远处，有个特殊的学校叫“战时儿童保育学院”。院长即是陶行知先生，的母亲赵君陶也是该院的负责人之一。学生的来源多是抗战时期无家可归或是父母参加抗日的子弟。

一天，复旦的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训导长温崇信先生想借鉴陶先生的育人方式，便带领几个不同思想和不同年龄的学生一同前往参观，其中有我参加。

我们乘坐一只木船沿嘉陵江顺流而下，一路上青山绿水，百鸟齐鸣，风和日丽，微风拂面。我们这几个无家的流亡学生，在教务长和训导长的带领下，参观闻名遐迩的教育家办的学校，就好像由家长带着孩子旅游一样，心情特别激动。大家有的打逗取乐，有的哼出抗战的歌曲。忽然训导长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有人向我反映，在我们的学校里，左倾的同学之间彼此有一种暗号，互相一看，便知道是志同道合者，从而可以串连了。”说完他环顾了一下在场的同学们。

我听完他的话，心中暗想，好容易大家出来迎着阳光，在碧水蓝天中欣赏一下大自然的风光，他却又开始找茬儿训人了。

船上的学生由欢乐变得很低沉。这时只听到船桨在水中拍起浪花的声音，浪花溅到身上。划呀划，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家登岸离船。岸上站着一位40岁左右的学者。他身穿蓝色中山装，理着平头，足登一双单鞋。在他的身边，还有两个20来岁的老师陪同。经过介绍，终于知道他就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农家大院，并未见到里面的学生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一排排整齐的土坯房。房门上挂着分门别类的牌子，有的是教室、有的是厂房、有的是实验室，还有的是教师休息室。在抗日战争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栖身之处，就是得天独厚了。

当我们来到厂房时，看见几个学生正在那里劳动。他们个个都会车钳铣刨。有的在木头上雕出花纹，有的做桌椅。听说学生们的桌椅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我们又来到生物研究室，房里有许多小动物，如洁白红眼的小兔子、美丽花尾的山鸡等。它们都是喜欢生物的学生们自己从山里捉来的。

陶先生说：“我们上午学习书本上的东西，下午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这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星期天我带他们到郊区去打猎，我相信从我这里出去的学生能文能武，将来他们还要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听后，我对陶先生的乐观和可亲的样子肃然起敬，便问他，若是碰到有思想问题的学生，您会怎么办？

陶先生望了望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年轻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有自命不凡的、思想左右倾的，有想谈恋爱的、有想当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甚至还有想当总统的。这都是正常现象，没有想象便没有奋进。”

另一个同学问道：“陶先生，能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吗?”

这时孙教务长在一旁说：“年轻人的问题多，今天打扰陶先生了，他可是很忙呀。”

陶先生摆摆手说：“年轻人有问题，说明他们在思考。我上课讲完了内容，一定要留出十分钟让他们提些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你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活思想。”

我们的训导长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很感兴趣，便向他请教关于学生思想教育的问题。

陶先生说：“我的办法很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对和错，因为我没有时间嗦。比如说，有一个学生的脾气很特别，他沉默寡言，看见不满意的事情，有时就会动手打人。同学们向我反映，要我给他警告处分。我调查了他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请他在某日某时某地等我。

“日子到了，我来到教室，看见他已经坐在那里，面带愁容，低头思索。我走进教室，微笑着向他点头，并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糖给他说：‘吃糖吧，你很守时，我迟到了。’他接过糖，握在手中，脸上松弛下来。

“我第二句话问他：‘你经常打人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打过人，那是我的错。但是有些事情我控制不住。’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说：‘你承认那是错，今后改正就是好的。’又问他：‘你最近又打了你的同学，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对女同学不礼貌，有时讨嫌，我看不惯。’听完后，我告诉他他的方法错了，同学应该互相帮助，不能动手。同学之间都是内部矛盾，只有对付敌人，才要狠狠地打。然后，我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方糖，告诉他，这块糖是我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在这里办学，对你们抱有无限的期望。

“他听完后一言不发，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个学生从此成为了最勤奋最努力的好学生。”

我和几个同学听完陶先生的教育方法，都转过头去看我们的训导长。陶先生又接着说：“年轻人的思想活跃，我们只能引导他们，未来的中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应该做出贡献。你们不要形而上学，目前我们的大方向无论左右，关键是大家齐心抗日，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不要将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这就是我办教育的目标。”

那一次听陶先生谈教育方法，很受启发，他对学生独特的教育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爱他的学生，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

如今，我这个已经87岁的老妪，还对陶先生的教育方针记忆犹新：要以“爱的教育”引导我们未来的接班人。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8篇

[关键词]教师教育；师德；对象；内容；方法；价值

师范教育的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毕生所思考、实践的事业。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者，更需要知识自我的更新，教师自我发展的能力越来越成为教师的核心能力。教师继续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教育形势的改革与发展，教师现代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外语能力等迫切需要提高。面临新形势，要正确地分析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从各方面吸取优秀的教育思想、理念，调整教师继续教育的思路，准确定位，明确主攻方向。

一、教师教育的价值

陶行知先生曾说：“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民族素质的高低。他曾在《介绍一件大事》中从小学教师的角度阐述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小而言之”，小学教员教出的学生之好坏，关系到“全村之兴衰”；“大而言之”，关系到“国运”，“民运”。他不仅仅注意到师范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师范教育放到挽救贫穷落后的民族，改造旧的社会，创立新的国家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二、师德教育是教师教育的根本

陶行知在《我们的信条》中指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这是陶行知在推行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对教育工作者在师德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他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被宋庆龄称之为“万世师表”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以其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人民教师的楷模。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教育工作头绪多，形式多样，不仅教学任务繁重，且不少工作难以量化，无法在经济上得到体现，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教师是否具有无私奉献意识、是否有较强的责任心显得尤为重要，要想搞好教育必须开展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建设一支具有良好师德和较高业务水平的师资队伍。

三、师范教育的对象。

（一）行政管理人员

陶行知指出：教育界所需要的人才可分四种：一是教育行政人员，二是各种指导员，三是各种学校校长和职员，四是各种教员。他说“吾国自办师范教育以来，无论高等师范、初等师范只顾到第四项，只是以造就教员为目的；对于教育行政人员、指导员、校长和职员的训练都没有相当的注意”，以致“大家都以为这种种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须科学的研究”，“中国学务不发达的原因固多，但是教育行政办学指导人员之不得相当培养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广义师范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凡是教育界需要的人才都应受相当的培养”。

（二）一线教师

陶行知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师范教育的三原则：一是教育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二是教育界的人才要什么，就该教他什么，要多少时候教得了，就教他多少时候；三是谁在那里教就教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工作者必须进行知识的更新与补充，组织学历培训、新教师岗前培训、骨干教师培训为重点的全员培训；开展行政管理人员岗位培训、领导上岗、竞岗培训、提高培训等干训工作，提高教育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教师教育的内容

陶行知主张教育要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其职能的发挥以改造社会。他认为师范教育建设也应根据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以训练有生活力的教师，通过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有生活力的新一代，使他们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陶行知主张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即“有什么，学什么”，“要什么，学什么”，以大社会、大自然作为教材和课堂。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书呆子。“那种文字之外无教育”和以“讲书、听书、读书”为正统的教育程序必须打破，只有这样才能使师范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创造出富于“生活力”的社会改革者。

陶行知认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我们要想每个乡村师范毕业生将来能负起改造一个乡村之责任”，“不能训练学生培养改造眼前的乡村生活绝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由此可见，陶行知认为师范毕业生必须具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和能力，这说明陶行知办师范的目的绝不是培养只能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是要具有建设新中国伟大理想，成为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人才。

五、教师教育的方法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教学做合一”，即以作为中心，做中学，做中教。

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教育也应以学校课堂教师的教育实践为中心，以探索和解决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主要任务。在教师培训中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不断改进培训的方式，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在教师培训过程中，要逐步改变以往的灌输式、讲授式和下压式的培训模式，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研修相结合、专题讲座与交流讨论现场观摩相结合、专业引领与实践反思相结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等方式，进行因需培训、务实培训，把参与式、互动式、体验式引入教师培训之中。

参考文献：

[1]董良宝. 陶行知教育学说[M]. 武汉：湖

北大学出版社.1993.

[2]方明. 陶行知教育名篇[M]. 北京：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5.

[3]赵惜群. 德育生活化理论探源[J]. 郑州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9篇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首先，他改造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权威理论，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既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教育的羁绊，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陶行知从他当时所处的中国国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现代中国教育开辟出的一条光明之路。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拿陶先生自己的话说，“生活是教育的本原”。在陶先生看来，一切生活都是课程，一切课程也都是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劳动的生活是劳动的教育，艺术的生活便是艺术的教育，科学的生活便是科学的教育。这种坚持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教育观，至今都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有人曾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实”、“活”、“真”、“创”、“爱”、“新”、“行”、“人”等八字箴言，这就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更加具体化了。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学校和学生实际出发。所谓“活”，就是反对教师教“死书”，学生死读书。拿他的话说：“教育应该是动态的，接受熏陶的。”所谓“真”，就是要教育学生崇尚真善美，反对假丑恶。陶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所谓“创”，就是在从实际出发，在实施“活”的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所谓“爱”，是指教师对学生的关爱，陶先生主张，师爱是高于母爱、大于友爱、胜于情爱的圣洁之爱。所谓“新”，陶先生提出自新、常新、全新。就是说根据中国国情，创造出符合中国特色和人民大众要求的、新的、“活”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并且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在教育思想、理念、制度、方法、手段、内容等诸方面始终保持全新面貌。所谓“行”，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念，从实践中产生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所谓“人”，就是以人为本，即主张教育的根本就是育人。陶先生主张，我们培育的人才，不做人上人，不做人外人，不做人下人，而要做人中人，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之人。

仔细分析陶行知的“八字”教育箴言，我们不难看出，它几乎涵盖了当前素质教育的全部内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就能提出如此全面、如此先进、如此缜密的教育理论，令人不能不为之感叹！在素质教育广泛宣传、积极推进的当今，重温陶先生这些看似遥远，实则深含时代精神的教育思想，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直至新世纪的教育，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沿着陶先生的教育之路在前行，都在不断发展和光大陶先生的教育思想。

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各种基本素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最终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优良学业、强健体魄、善于审美、具有劳动观念和技能的全新的人才。

如果认真分析研究，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目前我们的素质教育所提倡的，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达到当年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理论境界。就拿陶先生最主要的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来说。陶先生在这里强调的“生活即教育”，其实就是要教育者把纷繁的社会生活作为教育的广阔背景，“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把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都作为学生丰富的学习内容，“教学做合一”，实则是强调以作为中心，在做中教，在做中学。联系到我们当今的学校教育，离陶先生这一主张相差很远。首先是我们的教育者，他们轻视或者是忽视生活本身蕴藏着的教育因素，因此也就不会把生活中这些教育因素利用起来教育学生。他们的教育只是取材于教科书，或者一些政治口号。在“社会即学校”方面，我们的学校做得也很不够，虽然我们的学校一直都在强调让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然而，我们却看到，我们的教育者还是很少地让学生走进社会生活当中。从校门到家门，从家门到校门，还是当今学生的主要生活内容和形式。因此，当今的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接触、了解、认识都极为有限。在“教学做合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一直在不断强调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但是，还是远没有达到陶先生所向往的凡事必先做，在做中学的理想境界。当然，我们的素质教育在大力推行之时，是受着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的，它的落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教师真正能在生活中实施教育，使我们的学校真正能与社会融成一体，真正把教学做统一起来。说到底，是让学生真正提高各方面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素质教育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陶行知先生以自己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邃的教育理论，经过亲身实践，不懈努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里，为我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的教育思想，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实践，他的教育理想远没有真正实现。然而，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今天，时代变化了，我们的国家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奔向现代化，我们的教育日益被重视，已经得到空前发展；而我们的素质教育，也正是秉承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推进，取得巨大成果。如今，深入学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并拿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会把祖国的教育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陶行知教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陶行知 普及教育 文字下行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教育，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普及，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国难当头，对教育的普及有了深刻的思考，为了拯救中国而改造旧教育，他在中国本土教育实践中创立了与僵化的传统教育观截然不同的新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

1陶行知与及其教育思想之我见

1.1陶行知生平

陶行知（1891.10―1946.7），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他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1923年，他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和晏阳初等人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他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在劳动中学习，致力于积极开展乡村教育运动。1932年，他开始普及教育运动，从事工学团的实验。1939年，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之前在晓庄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他以“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为贫苦人民和儿童的教育献出了毕生的心血，被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2陶行知的主要教育思想

1.2.1宏观方面，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教育改革精神和全民意识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这是陶行知学生时代的认识。于是，他致力于中国人民普及教育的一系列运动。

（1）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提出，要使中华民国有真正的国民，有两个办法：普及义务教育与普及平民教育。且两者缺一不可，义务教育的根本在于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有两种办法：一是办平民学校，即班级制；二是设平民读书处，在家庭、商店、工厂等地均可以设立，比较灵活，平民读书处不像平民学校那么严格。另外，陶行知认为，为救中国，绝对不能等孩子们受完教育后再来救国。

陶行知清楚地看到大众未能受教育是国家不能摆脱贫困的障碍，因此他认为必须封建贵族化的教育，提倡教育机会均等，让广大平民都能接受文化知识，这样逐渐地启迪国民的爱国心，以实现平民政治和社会改造。

（2）乡村教育运动

陶行知指出：“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85%，设立师范学校，宜顾全农家子弟。”1927年3月，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晓庄师范虽然只办了三年余，但在三年中培养的228名学员，他们为乡村的改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第一，乡村教育的内容就是整个的乡村生活，普及的重点在农村；第二，他提倡要从乡村的实际生活出发办适合乡村生活实际的活教育；第三，提倡师范教育下乡，创办乡村师范学校；第四，倡导创办“中国式的、省钱的、平民的”试验幼儿园；第五，乡村教育必须与控制人口增长相联系。

（3）普及教育运动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必须普及，但是老法子决办不了，只好想出新的法子来解决。”1932年，陶行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并随之创立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在陶行知看来儿童是中国实现普及教育的重要力量。他提出“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体现了这一认识。“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尤其重要的是“小先生”的责任不只在教人识字学文化，而在“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由此将文化知识不断延绵推广，是为了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

（4）国难教育运动

面对日本的侵略，1936年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指出：“只有战斗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战斗才有做中国人的意义，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

陶行知的国难教育包括四个方面：揭露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幕、撕毁汉奸政府的假面具、宣传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悲壮之情形、宣传中国唯一真正的出路是武力抗敌。

（5）民主教育运动

陶行知说：“大清时代，人才即奴才教育，国民教育即奴隶教育。今天，时代不同了。”1945年5月，他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旗帜鲜明地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

1.2.2微观方面，陶行知提倡民主型、开放型、密切结合生活实际的新教育

在批判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形成了以“生活即教育”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

（1）生活即教育：首先，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从生活的横向发展来看，过什么样的生活也便是受什么样的教育。从生活的纵向发展来看，生活伴随人生的始终。其次，实际生活就是教育的中心。再次，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2）社会即学校：一方面，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另一方面，动员学校的力量来帮助社会进步，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教学做合一：这是陶行知的教学实施方法。他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知行结合。

纵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无论是从宏观方面，包括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的思想，还是从微观反面，包括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都明显地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命运结合在一起，与当时的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救国救民的、人民大众广泛积极参与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民主的、普及的国民教育思想。但是，他的教育理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在教育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在如今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的具体教育现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创新，对改变我国的教育现状具有重大意义。

2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文字下行”

2.1我对“下行”及“文字下行”含义的理解

2.1.1“下行”的含义

这里的“下行”是词典中的第二种含义，即公文从上级发往下级。《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既下行，水楔不通，州县相知，标道路。” 明 沈德符 《编・禁卫・锦衣卫镇抚司》 “一切刑狱不复关白本卫堂官，即堂官所下行者，亦径自具奏请旨，堂官不得与闻。”

2.1.2“文字下行”的含义

“文字下行”是一种把国家的文化，以文字下行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向人民大众推广，使人民大众都能受之影响的教育政策。它其实是实现一种人民大众的、普及的国民教育，而“文字下行”是其具体的实施措施。

2.2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文字下行”

深析陶行知“生活教育”体系的思想，无论是从宏观方面，主要包括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的思想，还是从微观反面，包括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无不体现着人民大众的、普及的国民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救国救民的教育，陶行知结合当时中国面多日本的侵略、人民生活疾苦的现状，积极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在教育实践中，他创造了著名的“小先生制”，从教育理念到实践都贯穿着“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的思想，真正地实践了“文字下行”的教育政策。

2.2.1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是推行“文字下行”的主要措施

在当时国家经济贫困，教育师资短缺及其艰难的情况下，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文字下行”的有力举措。这样一来，受教育的范围扩大了，人民大众的素质也在逐步地提高了。

再者，从“文字下行”本身的含义来说，它企图把国家的文化通过种种手段，在人民大众中得到推广。这无疑是一种有效地推行国家文化的的举措，因此“文字下行”本身就体现了普及的、大众的、国民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在自己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极力地推行这种政策，企图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

2.2.2陶行知“文字下行”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其对现今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虽然，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时的命运。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不免实施起来困难，所以取得的成效也是有限的。

对现今的教育改革而言，“文字下行”无疑是一种普及国民教育的举措。只是该把国家的那些文化，以何种方式往下推行，推行到什么程度，这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做支撑。

虽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对学问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力图通过教育实现救国、救命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国难当头、人民疾苦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如今，我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进行新课程改革，再度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实践价值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无疑具体重要的意义。

人有两件宝

■ 陶行知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

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

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一切创造靠劳动，劳动要用手和脑。

现在重读这首儿童时代就学过的儿诗时，才真正体会到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想要深刻表达的意思。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具备了很多条件，无论是改革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具备了许多有价值的条件。但为什么改革的成效不是很大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们缺少了太多的对现有理论的深刻研究，也缺少了太多对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更缺少了将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良好的结合。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深度剖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心、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改革价值。

作为教育学原理专业的一名学生，无论是在现在的专业学习中，还是在以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无疑对我们是一笔有用的财富，而如何利用好这笔财富？这是我们该深刻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读过陶行知的一些作品。但随着时间和学习的推移，每一个阶段读的感受肯定不同，我们不妨再翻开陶行知的这首《手脑并用歌》，细细地品读，相信这次的体会和以前又会有不同，等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感受又会不同。这不就体现了陶行知的“知行合一”吗？学习，就是在知和行的结合中不断进步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 陆建非，等.陶行知教育名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3] 梁晓凤.陶行知教育改革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

[4] 王文岭.活――生活教育的灵魂[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