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范文

社会管理篇1

关键词：社会管理理论；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38－06

一、社会管理和社会管制概念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经济进行管理，与此同时，笼罩在整个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原有的单位体制逐渐松动瓦解，社会管理逐渐趋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只要无碍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公共安全，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事务管理基本上处于政府职能的边缘地带。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广泛地涉及政治稳定、社会公正甚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因应这些社会问题进行的反思，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即对社会管理的任务逐渐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点。

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政府如何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再回归到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时代对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管理，也不可能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福利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社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不强，政府也不可能将所有事务推向社会或者市场。因此，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有人认为，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第一部门有政府的行政管理，社会第二部门有市场的工商管理；而社会第三部门就是公民社会就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从我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变迁来看，先有政府的行政管理，再有市场的工商管理，继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之后兴起了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的社会管理。简单地说，社会管理就是对政府领域的行政管理和市场领域的工商管理“不管”和“管不到”的公民社会领域的管理。在对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界划分之后，治理学派大力倡导以治理的思路探索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治理和善治理论倡导国家、民间组织、社区、公民等诸多社会管理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合作管理、协商管理、依法管理、透明管理和参与式管理。

目前，国内的学者们多从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界定社会管理的基本内涵，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对各类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所实施的管理活动，实际上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管理是同等范畴的概念。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狭义社会管理所涉及的范围一般也就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

第二种观点应该是社会学的主流观点，体现在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立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这种观点代表了社会管理中的管制学派(social regulation)的观点。应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尚缺乏与西方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西方的社会行政(so-cial administration)、社会管理(social management)以及社会管制(social regulation)都无法单独表达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管理的概念，可以说，中国式的社会管理囊括了以上所有概念内涵的一部分，只要逐一分析，并结合各国的社会管理实践，才能辨识出各种概念的本来面目。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社会管理”是一个有丰富含义而论说不一的复杂概念。在英语中，“social administration”和“social management”之间也有显著不同。而且社会管理概念随着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带有各自的特点。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激进改革，对社会生活的规制则明显减弱。有人认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相比较而言带有更重的“管制”色彩。这在发达国家整体“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构成了其刚性但又不可或缺的职能。社会管制对于个人、企业或基层政府强加要求，力图促进公共福利里的“社会规制”就与社会管理的概念非常接近。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由政府力量来行使，但是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在获得许可后进入部分社会管理过程。

从管制理论来看，政府管制的范畴主要可以区分为“经济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社会管制”(social regulation)与“行政管制”(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等三大类。经济管制是在干预私人市场之决策，其别是针对市场价格、竞争情况、市场进入或退出的规范与干涉。经济管制的目标是在减少竞争障碍和经济的外部性，以提升市场运作的效率。社会管制则超越产业别的限制，而是对卫生健康、工业安全、环境质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事项进行一致性的规范，其有更强烈的公益及社会正义目标。行政管制是因政府管制所衍生出的各类文书与行政程序作业要求，是管制所造成的管制，所以行政管制又常被称为是“繁文缛节”或“官样文章”。当代行政法主要在规范各种行政管制的形成、执行及其争议处理。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无论是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到社会的管理中来，以及如何有效地治理社会这一事关干预的合理性以及管制的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明确。而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福利国家时期，还是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调整时期，都首先集中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因此，梳理和分析发达国家有关社会管理的历史演变和制度变迁，无疑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大有裨益。

二、嵌入经济之中的社会管制

严格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和管制始于20世纪30年的凯恩斯革命，大萧条促使各国为解决经济不景气和大量失业问题，加速了国家角色的不断扩张，加上当时各政党提出的各种社会福利或社会民主主张，纷纷着手建立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二次战后，高度经济成长的结果带来经济持续成长与社会公平的相互兼容，资本主义既可以不断进行经济的累积，又可以透过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而达到社会公平。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停滞性通货膨胀令福利国家陷入了紧缩的困境。当时不管或左派的经济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均将经济衰退与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归因于福利国家干预太多或支出过度。经济学家主张国家要缩减支出与退出市场，让市场依循供求法则而自由运作。左派政治经济学家也主张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完全顺从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经济积累逻辑之下而有的补缺式社会福利，虽然社会福利支出可以满足福利国家的政治正当性的需求，但却不利于经济积累从而导致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不论左派或的经济学家均假定经济是自主的，遵循市场供求经济法则的单一逻辑而运作，进而认为市场经济积累重视的经济持续或效率与福利国家重视的社会公平是互相对立、相互冲突的。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这种共识确立为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开始大力倡导自由化、国家解除管制以及国际化和全球化，直到90年代进一步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进而向新兴工业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广。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包括经济社会学家、福利国家主义者和管制论者也开始针对经济持续成长与社会支出的对立关系提出批判。

首先，经济社会学者波洛克根据“大转型”理论的倡导者波兰尼的观点，提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具有社会的嵌入性。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强调了政治的干预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并不是自主的实体，而它是被国家行动所深入塑造而成的，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的福利政策并不是独立于经济积累体系之外，而是内在于积累体制的。波洛克进而认为经济体制并非完全自主的，它总是结合国家行动与个人或组织的经济行动者之逻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国家政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这说明的经济体制的运作不是绝对自主的，而是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安排或制度的环境下运作的，此即经济积累过程的社会嵌入性。由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政治经济困境基本上应该被视为是这种积累的社会结构衰退的结果，故此，必须重新建立积累社会结构才能解决新经济困境。

其次，福利国家体制论者安德森认为有关福利国家与经济增长相对立的看法是错误的，社会经济史和制度演变史都例证了整合福利政策与经济结构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维系离不开必要的社会保障，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去商品化，充满活力的经济是无法运作的。安德森也进一步提出福利国家体制(welfare state regime)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由政治与市场，或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加以界定，也就是国家可透过国家行动与政策以管制(regulate)或再造(reproduce)社会经济制度。虽然福利国家在面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而使福利国家的改革出现趋同性，例如自由化和国家解除管制，并使其社会政策从属于国际竞争力之下，但是，由于各个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不同却又导致福利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分别有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路径，英美为主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路径和欧陆保守主义的统合主义路径。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管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国际化、解除管制与弹性生产，只会更加深化当前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与累积危机，唯有透过各国国内与跨国性的社会管制方式(MSR，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才可能减少资本主义的全球不稳定，以及减轻全球与地方联结的失序状态。以杰索伯(Jessop)为代表的法国管制学派认为，管制理论不仅止于对市场失灵现象的补救，而更应该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重新定位管制理论；他们认为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必须有一套制度形式、规则，或文化道德规范所组成的社会管制方式，以达到资本主义之长期、一致和稳定的成长。杰索伯观察到管制理论强调经济理性与动态是无法由市场中纯粹交换关系做充分分析的，管制论者也否定那种交换是由理性个人依市场价格机能而采取的极佳化经济行为所驱使的。反而，管制论者强调变迁中的经济规范和经济计算方式；他们关心社会嵌入的经济和社会管制的资本主义，而非纯粹自我管制(或调节)的市场现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意义是其包含经济与经济以外的因素，后者包括制度、集体认同、共同规划、规范、习惯网络等等。这些因素在塑造与管制资本积累过程时，都扮演重要角色。管制学派企图整合政治经济分析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以展现它们之间如何透过互动而“常态化”资本关系；由此可见，管制学派所称的管制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是同时涵盖经济管制的社会管制模式。

三、发达国家社会管制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变迁

就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目前危机而言，一方面是福利国家体制包括人力资源市场、市民社会(家庭)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进入福利国家紧缩的“后福特主义”时代之后，面对原有的风险例如失业、家庭不稳定等因素能否逐一化解；另一方面，原有福利国家体制内在的制度逻辑与外在的“后福特主义”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导致福利国家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转型，而转型路径则应在各自国家不同历史制度脉络和政治环境中，根据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中逐步调适。

根据安德森的经典分类，福利国家体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北欧的社会民主体制、英美的自由主义体制，以及欧陆的统合主义体制。自由体制以市场扮演核心的角色，家庭与国家充当了补充式边际性角色；社会民主体制是以福利国家的角色为核心，国家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制度；统合主义体制则以社会家庭角色最为重要，国家扮演辅角色，而市场只是边际性的。此外，就福利国家本身而言，自由体制的团结或连带(solidarity)机制主要依托个人在市场得到福利与服务，其去商品化的程序是很小的，典型的国家是美国。社会民主体制的社会团结是透过福利国家所提供普惠式的福利与服务而形成，其去商品化的程度是最大的，典型的例子是瑞典。统合主义体制是依赖家庭主义与国家主义而形成社会团结，其去商品化的程度仍高，因由国家为负担家庭生计者提供相关福利或服务，代表的例子是德国和意大利。由此可见，家庭、市场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福利国家体制获得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家庭制度、市场制度与国家制度的 差异化并非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行动者在各自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社会联盟之间策略性互动演变的后果。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散播，福利国家进入了全面紧缩的时代，即福利国家的目标开始于当前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之间产生冲突。安德森认为，福利国家所要的目标是经济成长、充分就业与个人自由，但欧美经济正经历着全球化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或说所谓的去工业化，使得制造业萎缩，而以金融、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服务业带动经济成长，个人常常面临普遍的失业、福利削减。这就造成了既存的福利国家制度建构与外在变迁的脱节。因此，如何调适于全球经济变迁成为各个福利国家改革的重点。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策略使福利国家改革均导向自由化和国家解除管制，但因历史制度安排的不同，使得改革路径也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北欧福利国家改革采取的斯堪的纳维亚路径是转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投资策略、社会服务扩张和性别平等化。其福利国家面临全球经济成长趋缓和国家财政危机，更强调的是由福利国家提供就业机会(当然属社会服务业)，尤其是偏向妇女的，并由福利国家补贴其薪水，因此，妇女即使在服务业之中下层就业，也不致像美国产生贫穷或下层阶级的现象，其福利国家也强调教育与训练的社会投资策略，即提供开放的教育机会或训练机会，让妇女与其他员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则强调自由化与国家解除管制，并以人力资源市场与工资的弹性化来处理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大多采取经济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工资的弹性化，像英国解除最低工资水平的设定，因而出现很多低工资的就业机会，而且很多是兼职的工作，造成收入不平等快速恶化。

最后，欧陆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改革则采取削减劳动力的路径，其鼓励提早退休，让年轻人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缓和失业问题，在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采取这种劳力减少的策略。例如在德国，整个经济非常强调竞争性和创新性，但其总体就业机会增加有限：因此由国家补贴劳力提早退休，而形成不增加就业机会的经济成长；而且其福利国家的政策更具选择性的，包括提高其工资、较好的社会保险和年金等。除了劳动力市场的策略，欧陆也采取家庭主义，由家庭，主要是妇女，承担原本在北欧由福利国家提供的服务。故其不鼓励妇女外出就业，重视她们提供照顾小孩、老人等的服务，而且也主张社会福利与服务的削减可由妇女来替代承担。当然，这些制度转型能否解决“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矛盾，化解风险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察。除了国家之外，社会(家庭)和市场如何塑造新兴的社会管制模式，变成了摆在发达国家面前的棘手问题。

总之，就整体社会管制模式而言，新自由主义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策略未必达到福利与效率的最优配置。一方面，私有化不表示节省资源，常常适得其反。美国的健康照顾吸收了几乎是欧洲平均数的两倍资源，但其所提供的健康照顾却事倍功半。另一方面，如果未管制的劳动市场创造出穷人，而且那些穷人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那么它也不算是福利最优化的模型。因此，当今各福利国家面临全球化而时常采取开放市场、解除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之时，就需要在家庭、市场与福利国家的策略互动中，去思考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管制模式。虽然在国际层面的经济全球化变迁强烈推动了福利国家的体制转型，但是市场、国家与家庭的制度角色更是形塑福利体制转型特色的重要因素。未来，福利国家本身的重要课题是必须分别调整其与市场、家庭的关系，才能同时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

结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解读

发达国家以社会管制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无疑会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正如研究所示，各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必须依托各自的历史制度和国情背景加以理解和研判，目前尚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识模式；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和制度建构在国家、社会(家庭)和市场三者的策略性互动中确立的，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管理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复杂属性。就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沿革和基本格局来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根据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到1978年，典性质是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是全能国家、一体化社会和去市场化(商品化)；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其性质是原有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解体，充分释放市场力量，其特征是国家解除对社会的管制，代之以市场化、社会化的动员机制；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十六大之后，党和政府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护社会的远景规划，并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就第一个阶段而言，建国后，我党逐步确立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通过城市的单位体制、户籍制度，农村的体制，逐步确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社会整合，另一方面，确立了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和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1951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这样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虽然在效率的提升方面有其固有的弊端，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较高的人文社会发展指标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第二阶段：原有的单位体制逐渐松动瓦解，政府逐渐从社会管理领域退出，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释放市场能量社会管理逐渐趋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只要无碍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公共安全，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事务管理基本上处于政府职能的边缘地带。商品化充斥社会，除了政府和事业单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 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啃老族”出现。

与此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中国的表现不但与GDP快速增长不相称，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社会管理篇2

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管理？为什么要创新社会管理水平？社会即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管理就是人性化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管理与被管理、警察与小偷、城管与小贩、富人与穷人……当金、银、白、蓝领多层排列，当资产、中产、无产者多阶构成，当国有、民营、私有多元并举，以往单一的线性社会管理模式遭遇多元社会矛盾的挑战―社会管理创新，迫在眉睫。

管理创新的前提，是思维创新。以城管与小贩为例。单一的平面的线性的看，这对矛盾，只能是在鼠与猫的辩证中进行“魔与道”的力量对比。但辩证法强调的则是联系即产生这对矛盾的社会关系。重庆的城管开展每天做一件好事的活动，引来好评如潮。倘改成每月做一天小贩，便具有了更浓重的人文色彩。

其实，在城管与小贩这个范畴里，说穿了主要矛盾是，小贩们就是要省点进场费和管理费罢了。省下这费用，才能赚到钱，赚到钱才能再生产，再生产才能活下去。其次要矛盾是，小贩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了场内交易，因此便非被城管不可。多少年来，将次要矛盾上升和无限升级，城市管理，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问题的关键是，城市管理的痼疾不除，影响的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即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通常所说的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其最基本的社会管理项目是消除民怨、消弭芥蒂和建立平衡的社会心理机制。而矛盾却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当保障性住房加大建设力度，来自有钱人的诧异是：如此低廉的住房，会不会让穷人更懒惰？其更深的意味则是，他们都被“保障”了，“商品房”岂不吃亏？这种近乎微妙的心理活动，其实正是社会管理要创新的范畴。所谓人性化管理，就是要摸透人心，整明白民意，弄清楚人性。

吃透人性，马克思主义最先强调的就是一要穿衣二要吃饭；抓住民意，邓小平理论最核心内容是要告别贫穷的社会主义；民生至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求来的真理就是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改革开放最宏伟动力是13亿中国人民追求富裕生活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理想。从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社会管理的最终归宿，是为了人民幸福。它最初的起点，应该是给所有的百姓以出路。

社会管理篇3

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金融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国内信用缺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我国加入WTO后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问题。

一、我国信用缺失现状及危害

目前我国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大量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证券市场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消费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信用缺失对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第一，信用缺失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效率，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由于整个社会信用环境的恶化，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一些企业为防范风险，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愿采用信用结算方式。

第二，信用缺失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信用缺失导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体系中不断积累，特别是向国有银行集中，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信用缺失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趋于谨慎和收缩，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第三，信用缺失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稳健地推行，但一些企业借改制、破产之名大肆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造假更是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四，信用缺失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由于信用缺失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企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将加大，参与国际市场的难度将增加，将不得不在价格等多方面做出较大牺牲。信用缺失还会引起外国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担心，加大我们吸引外资的成本。

二、我国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一）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助推器，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和必要的安全装置。社会信用秩序混乱则会阻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行各业将广泛运用信用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才能保证以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的成熟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三）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逐步连通为一体，如何更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国际贸易中讲信用、注意自身信誉是国际惯例的首要信条。守信用的企业将会得到长远的利益，不守信用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新经济顺利发展的要求。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必须以社会成员之间高度的信用依赖和信用确信为基础，网上各项业务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支持和保障。在社会大规模的信用规范未建立的背景下，无法谈什么电子商务，网络再安全也难以得到真正发展。

三、建设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一）建立系统、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刑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对部分信用问题作了规范，但这些法规的目的、管理内容以及约束的问题并非专门针对信用，对社会上各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准则与约束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制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立法条件尚未成熟时，应出台相关的法规或部门规章，同时尽快完善上述与之相关的现有法律。

立法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信用公告制度与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矛盾；2.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并制定处罚措施；3.立法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凸显部门利益，避免引起部门间的利益争夺，否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管理和发展。

（二）明确政府监管部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各部门如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大多从本部门的工作职能需要出发，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管理相应的信用活动，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管理全国信用活动的综合管理部门。因此，当务之急是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信用管理的目标与内容，并明确一个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承担综合管理和监管职责。

政府在建设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应发挥积极作用。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在推进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初期，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与配合。第一，应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通，实现资源共享，打破目前各自为政的状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政府应主持制定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以规范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行业的标准化建设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规避系统建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政府部门不直接经营信用中介机构，也不直接干预信用中介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的中立、公正性质。政府应扶持和监督信用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环境，让信用中介机构按照市场的原则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欧美和亚洲地区著名的信用中介机构来看，绝大多数公司一直都采取民营方式。因为民营公司是中性的，无偏见的，是市场经济中除客户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它们为客户提供信用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它们在市场上的生存问题。第四，积极培育信用产品的市场需求。信用市场的需求是推动信用管理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需求不足将严重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很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信用评级或者利用信用评级。目前，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普遍缺乏使用信用信息的意识，信用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第五，政府应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另外，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中也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对于自己在建设信用管理体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没有深刻的认识，存在一哄而上的现象，出现了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情况，这是对有限的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的信用管理行业逐步发展。我国现有征信机构人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如新华信公司、华夏国际和上海中商等；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客观上，我国的征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也不尽理想，其作用与功效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积极培育独立的征信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管理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的专业资信评估机构有几十家，但资信评估市场规模小，可供评估品种少，市场供需严重失衡，资信评估机构权威性与专业化程度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我们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规范的信用管理服务是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在西方国家，系统的、深层次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信用管理服务，是信用经营机构的后勤保障。目前我国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发展很不平衡，商账追收行业基本上是空白，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等行业刚刚起步，国家应该鼓励发展这些机构与有关业务，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四）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我国现有的信用经营机构主要是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是商业银行，信用活动也主要是信贷。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信用经营机构。美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内部往往设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控制企业的信用风险情况。目前，我国企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淡薄，企业内部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而加入WTO后，我国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企业直接面临国际市场和本土市场的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的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信用管理体系。企业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完善企业自身信用风险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自我信用控制能力，建立财务核算制度、银行贷款管理制度和应付账款管理制度，防止自身发生失信行为；二是完善客户信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建立包括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客户授信制度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管理规章，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

（五）加强信用宣传，开展信用管理教育和科研活动。

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固然需要法律体系的支持，但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的信任和诚信的道德理念来维系。我们要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让“诚实守信”深人人心，增强全民信用观念。

当前，应该加强信用管理教育，在中小学直至大学开设信用管理课程，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培养专业化的信用管理人才。同时还要加强信用管理科研活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毅峰，吴春妹。美国信用管理体系简介[J].中国金融，2003，（5）。

[2]陈文玲。美国信用体系的总体构架[N]中国经济时报，2002-09-09.

[3]邓郁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2-07-04.

社会管理篇4

一、管理的实质在于创新

传统关于管理的理论认为管理就是通过计划、组织、人事、指挥、控制诸种职能的发挥,保证社会组织按预定的方向和规则运行。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没有把管理的真正本质———创新———突显出来。所谓创新,其涵义包括了几方面的内容:开发一种新事物的过程、采用新事物的过程、新事物的本身。

我们先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来看管理。

任何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分为两大类:程序性问题与非程序性问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妥善解决都要依靠管理创新,都要依靠管理主体发挥创造性并付诸实践。表面上看去,对于程序性问题,管理主体只要按既定的程序或规范来投入并配置利用资源,便可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从程序的产生和变迁的全过程来观察分析,便可知道,任何现在的程序都是以往无数创新成果的累积而成,任何现在程序又都是未来创新的起点。至于非程序性问题,对管理主体而言,没有既有的程序可供参照,必须依靠自己的创造性,去发现并实施配置资源的全新方案和途径,才能达到预定目标。其妥善解决只能依赖管理创新。

次从社会系统运行来看管理。

任何社会系统(社会组织)都是由若干子系统(或要素)构成的动态、开放的非平衡系统。所谓动态,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或要素)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并造成系统整体的变化;所谓开放,指系统与它所处的外部环境要不断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社会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它必然会对该系统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要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系统内部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所以,系统若不及时根据内外变化的要求,适时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则可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而被变化的环境所淘汰,或为改变了的内部要素所不容。这种为适应系统内外的变化而进行的局部或全局的调整,正是管理创新。

再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管理。

当人类社会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管理者已经不能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于有效地整合稀缺的资源,而更应当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必须依赖管理创新才能做出:既有适度的经济发展,又要消除贫困;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有效开发人力资源;既能延长资源供给年限,又不断开辟新的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要求;推进科技进步和对危险的有效控制。

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生产和利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产业———知识产业。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高于传统资本的价值的时候,管理者的思想观念正在经历根本的变化,管理的创新将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新的世纪,我国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及知识创新系统,提高我国知识创新能力和效率。在各项管理工作中都要重视创新,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

二、管理创新的动因组织的管理

创新是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而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强化的过程。管理创新受内在动因及外在动因的驱使。

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因包括以下各方面:第一,人的心理活动特征。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若干层次,而获得适应第一层次需要的具体满足物的欲望是无限多的。所以,由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分别产生的具体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这成为人们不断追求创造新的满足物,以满足这些无止境的欲望的永不衰竭的动力源。第二,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创新主体对成就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对社会责任的道义渴望,更强化了他们创新的冲动。根据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多层次的需要有一个由低到高逐级强化的过程,当生理、安全、交往、尊重等方面的需要次第获得基本满足之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会突显出来,成为追求创新的动力。人们希望从创新的成功中获得成就感,显示自己的价值,从而得到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伴生的是对社会、对组织的强烈的责任感,这会在创新主体的思想上产生强大的激励力量,促使创新主体为了这崇高的对社会、对组织的使命而付出不懈的努力去从事创新活动。

管理创新还有着多方面的外部动因,这影响、激励着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因,共同发挥作用。对某个具体的组织来说,创新的外部动因有以下诸方面:第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兴趣、行为方式、社会群体,随着时间的延续,都在变化之中,这要求社会组织的行为必须随之作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如果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就会落伍,乃至被淘汰。第二,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的发展最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选择,呼唤着消费者对各种新产品、新服务、新时尚、新款式、新功能的追求。这极大地促使人们发挥创新的才智,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上述丰富多彩的企盼。因此,也就需要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自然条件约束。人们越来越重视自然条件的挑?自然原料日益短缺,运营成本日趋提高,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干预,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断加强,这些对企业都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企业进行管理创新,以适应严峻的形势。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开辟了更新更广阔的新天地。作为管理主体,有责任通过不断创新,来引导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对管理主体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大部分产品的生命周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技术与信息贸易的比重增大;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国劳动力费用低廉的优势将逐步减弱;流通方式向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结构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种种,都要求我们重视管理创新,通过创新,迎接挑战。

三、管理创新的内容管理创新

是指创造一种新型的、有更高效的资源整合的范式,它既可以是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组织目标的全过程管理,也可以是某个具体方面的细节管理。所以,管理创新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一种新的运行思路并加以有效实施。第二,创设一种新的组织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第三,发明或引进一项新的技术,并使之付诸实践。第四,创立或引进一项新的制度。第五,设计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所以,管理创新包括了思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方式创新等诸方面的创新。这些相互之间又紧密联系。

制度创新主要是解决组织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态问题;技术创新主要是指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流程、新的技术;市场创新主要是寻找、强化新的需求和采用新的营销组合;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把组织的各种资源条件、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创造新的更有效的运行范式,以追求效率更高的组织运行结果。这些实际属于前面已阐明的管理深层含义。

(一)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包括新发明、新创造的研究和取得成果的过程,又包括了新发明、新创造的应用和实施过程,还包括了这些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的扩散过程,即新技术成果从开发研究和市场推广的全过程。技术创新的过程可归结为管理问题。

进一步考察技术创新,可以看出它主要表现在要素创新、要素组合方法的创新以及产品创新几个方面。

1.要素创新

企业的运营过程实质在于对资源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其资源要素包括材料、设备、人员等多类。故要素创新包括材料创新、设备创新、人力资源创新。材料创新是指:开辟新的材料来源;开发和利用成本更低的替代性材料;提高材料的质量;改进材料的性能。设备创新是指: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革新设备;采用全新的装备,代替原来的设备。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是指:不断从外部吸纳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对企业现有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

2.要素组合方法的创新

要素组合方法包括了生产工艺与生产过程的组合。工艺创新主要指创造出新的加工方法和工艺条件。生产过程的组合创新是指企业研究和采用更合理的空间布局与时间组合,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

3.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主要包括品种、结构、效用诸方面的创新。品种创新要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方案,开发受市场欢迎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品种。结构创新是指通过改进使产品结构更合理、性能更提高、使用更安全、操作更方便、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效用创新则是指通过了解用户的偏好,以此为依据改进原有产品,开发新产品,使产品能给用户带来更多满足,更受用户欢迎和喜爱。

(二)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引入新的制度(组织的结构与运行规范)安排,大的如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小的如具体企业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制度创新实质上也归结为管理问题。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舍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新体制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①微观基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②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通过市场优化配置;③宏观管理———彻底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④收入分配———建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⑤社会保障———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对作为市场微观基础的企业要深化改革,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新的制度安排,其具体内容为:①产权清晰———指的是出资者对所投入的资本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企业对出资者所投入的资本享有法人财产权(这是由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处置权、让渡权共同组成的一组权能),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②权责明确———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的投资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出资者对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参与权,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择权。企业亏损乃至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③政企分开———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独立自主地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为目的,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对企业依法监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依法破产。④科学管理———实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决策机构为董事会,管理执行机构为经理层,监督机构为监事会,各种权能科学地分设并相互制衡。

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建立企业制度的进程中,改革已经开始了攻坚阶段———产权革命,把新的关于产权的制度安排引进经济和企业。在理论与实践上突破原来的固守所有权”的局限,认识到产权是组权利,是从出资者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各种行为权利的总和;它不只限于生产资源,而泛指人们排他性地拥有的一切使自己或他人受到损益的权利;产权是可分的,前述的各种权利可以互相分离,而且同一财产的产权又可以分为若干份额。这样,产权的交易、产权的流动就真正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从而使经济蓬勃发展、兴旺繁荣。

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经历经营机制的创新,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真正的独立经营者,成为构建市场经济的合格的微观基础。

(三)组织创新

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创新。在以往的管理理论中,往往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从而把组织创新看作是技术创新。其实,这种认识是在说明技术创新对组织活动所作的要求,而不是组织创新本身。我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组织本身则可以这样来看待组织创新:是指组织规制交易的方式、手段或程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改变原有规则结构的性质前提下的组织度量式创新;再一类是根本改变规制结构的彻底性创新。

管理创新的目标,是通过改变组织中人员的行为来提高组织的绩效。在以人为中心的组织创新方式中,管理人员首先致力于改变人员的态度,导致人员行为的修正,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在以组织自身为中心的组织创新方式中,主要是通过管理人员修正组织机构、改变技术、增强沟通、改变奖励办法、改善工作环境等来改变人员的行为。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都是传统的组织理论。

社会管理篇5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取”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多吉才让：《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社会管理篇6

关键词:劳动者/劳动能力/劳动力产权/劳动者群体

正文:

人们的劳动行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也消耗和消费了一定的劳动能力。正是这种人体自然力的支出，才把自然资料变成了财富。因此劳动行为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者则是其劳动能力，进而也是其劳动行为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劳动者这一载体，劳动就无从谈起。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劳动者的行为方式、劳动力产权形式，以及劳动能力的补偿等问题及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内

涵的拓展及其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新变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劳动能力构成及其补偿

作为一个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否则，他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劳动行为，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劳动者。劳动能力总是表现为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指出，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他说：“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424页。）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一种认识上的倾向，即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往往偏重于理解为体力劳动，忽视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衡量的重要标志。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对人们的智力提出越来越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纠正这一认识上的偏差

。

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表现为体力与脑力的总和，是由人类劳动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只有以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料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己的目的为指向来进行的劳动，劳动的结果要服从于劳动的目的。这就需要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目的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要使劳动的结果符合劳动开始之前就已确定的目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两方面条件，就会造成劳动的浪费。可见，即使在最原始的劳动形态下，只要这种劳动行为是有目的指向性的，那么大量的体力劳动中总伴着一部分脑力劳动的支付。这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190页。），人们的劳动行为必然是脑力与体力的共同支付。作为劳动行为的人体自然

力，其体力与脑力是不可分的，共同构成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果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割裂开来，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劳动能力构成之一的体力，人们了解得比较清楚。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劳动者的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度等，而且也包括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如劳动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等。对于前者，人们比较认同；对于后者，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对其智力发挥有着重大意义，与生产经营管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例如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公共关系、营销心理术等，都是这方面智力因素的客观要求及实际应用。因此，上述两方面的智力因素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并已成为现代劳动者必须具备的重要劳动能力。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得以消耗，其能量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但这种劳动能力的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否则劳动能力就要萎缩甚至消失，从而劳动过程就得不到延续和发展。这种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就是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一般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能力的简单再生产，即只是恢复并维持原有劳动能力水平；二是劳动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即在恢复原有劳动能力水平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提高。从短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可能处于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或在某种特定生产方式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只是维持在必要生活的最低限度，从而总体上属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类型。但从长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必定趋于扩大再生产的状态，或从一般意义上讲，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总体上属于扩大再生产类型。因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对应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社会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则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劳动能力是体力与脑力的总和，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体力的补偿和脑力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劳动者和经营管理劳动者，其劳动耗费的补偿更需要精神产品。而且，正如上面所讲到的，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序，还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因此用于补偿和扩大劳动者脑力耗费的精神产品，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由于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而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则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其劳动能力耗费补偿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决定了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在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中，我们要区别体力耗费补偿与脑力耗费补偿的不同点。劳动者体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体能。由于体能的增强是有限度的，而且劳动者超过一定年龄后其体能处于自然下降状态，增强其体能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大，所以体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体力恢复为主。如果撇开挥霍浪费等非正常因素，那么正常的体力耗费补偿总是相对有限的。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智能。由于脑力耗费并不损失其智力，所以在这当中其智能的维持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其智能增强的问题。与

体能增强相比，智能增强的潜力及其空间是极大的，而且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大和知识积累增多，其智能增强呈加速度状态。因此，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智力积累为主。从体力与脑力耗费补偿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即使其智能不断增强上，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也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上。因此，过去我们实行

“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战略，对劳动者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耗费补偿不足，特别是抑制了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者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这种负面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的历史教训。

二、劳动能力的变化及其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的具体内容及属性的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随之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性。

在以小生产的产品经济以特征的传统生产状态下，当时大多数人是直接应用劳动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其劳动能力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上，智力仅表现为经验性的技艺，基本属于体力型的劳动者。在以大机器生产体系为特征的近代生产力状态下，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体力型比重日见下降，智力型比重逐步增大，尽管有经验和技艺的劳动者仍占一定比重，但接受教育以掌握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必要。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显著，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还不高，产业主体数量庞大，从事一线生产的蓝领工人多于从事管理的白领人员。在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状态下，社会生产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变成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成本作用越来越低，对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在新的企业组织中，工人不再是机器里的零部件，而是全部生产流程中的智能化组成部分。钢板焊接工人现在必须懂得一些代数和几何知识以便从计算机设计图纸中计算出焊接角度；水处理公司给装配线工人培训数学和计算机控制的生产测量技术；新的数字化相片洗印机要求服务人员了解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不仅仅是会熟使用螺丝刀。大多数人员都从事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处理与分配的活动，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具有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上，其智力型比重居主导地位，体力型比重处于从属地位，并且白领人数远远超过蓝领人数。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在正处在知识发展时代，这时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是资产、自然资源，而将是知识。知识分子将在知识年代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发生着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1)劳动力中智力因素的作用逐渐提高，体力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有关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在机械化初期阶段是9∶1，在半机械化半自动化阶段为6∶1，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1∶9。(2)智力因中现代专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作用不断上升，传统经验成规和劳动技能的作用不断下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有80%的新工作需要高科技知识人员。(3)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老化”过程与“更新”过程不断加快，从而智能增强速度不断趋于加快。这种劳动能力的变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发展阶段，非人力资源（尤其是土地或资金）为生产中最稀缺资源，其贡献很高，劳动者主要为简单劳动力，以体力劳动为主，智力含量低，因而人力资源在要素配置中的地位不高，其贡献率很低，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其贡献率增长也非常缓慢。由于社会劳动产出量有限，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也相对较低。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劳动产出量迅速增大，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有提高，从而使生产质量明显改善，工作中需要层次也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知识存量的充分发挥、积极性的调动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人力资源贡献率迅速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货币市场效率提高，非人力资源稀缺性降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比重下降，最后终于达到人力资源贡献等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的临界点。此时，开始把人力资源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并围绕提高该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展开企业各项管理活动。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到，知识、信息、智力日益成为核心要素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存量由缓慢变动而进入剧烈变动时期，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及不可分割的载体便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贡献率开始明显高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从而人力资源的发掘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随着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劳动者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地位将日益上升。与此相适应，劳动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将趋于上升，人力资源投资与开发费用将不断增大。由于知识是人脑创造的产物，知识的本质是创新，因此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就成为这一阶段人本管理的核心，人的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得到这样高的荣誉与物质的承认。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展示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是不同的。平均统计结果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使生产率提高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这充分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素质、文化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企划厅2000年6月发表的亚洲经济年度报告《亚洲经济发展与IT革命》中指出的：“有能力的、具备复杂知识和智力的人力资本对于实现新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关键的。积累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部分。”当然在这种劳动能力变化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互动关系中，专业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片面发展，一些人成为体力劳动者，另一些人成为脑力劳动者，大多数人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技能、经验和知识。但从总体上讲，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趋于不断提高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与扩大，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将会把劳动能力的全面提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能力变化的必然趋势。

三、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

劳动过程，既是劳动力把自然资源变为财富的过程，也是劳动力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实现知识积累和创造的过程。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联系在一起，不但能把随着在生产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而且还能创造新的价值。因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不是简单地从前人或他人那里移植过来的模仿性知识，而是在实践中有所发明创造的创新知识。以这样的创新知识来指导生产，一定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化世界来。历史上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都是依赖于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因此，随着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附加值是由智力而非体力创造出来，劳动能力耗费越来越依赖于智能，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明显表现出劳动者智能增强及其加速度发展的特征，呈现出劳动者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最近30年来，美国企业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其工人人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呈递减趋势，由过去的33%降低到17%左右，据估计2010年工人人数将只有12%，2020年进一步降低到2%。目前，美国约80%的就业人员从事的不是生产物品的工作，而是运输物品、处理和制造信息、或者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工作。自1996年以来，商品生产和批发部门失去的几乎所有工作岗位都被办公室工作岗位的增加所抵消了，80%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型部门创造的。

表1199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就业，按部门分解

全部就业总人数（万人）10120

服务业份额（%）79.2

制造业份额（%）18.3

采矿业和农业份额（%）2.5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SurveyofCurrentBusiness》2000年1月号，D-35页。

另外，即使都在知识密集型部门，其就业人员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80年代新兴产业大发展时期，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下降，产值增长速度变缓，高技术服务业大幅增长。高技术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据统计，美国在1988—1996年期间，28个R&D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0.2万人，增加幅度为4.9%，但是其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9万人，减少幅度达10.4%，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原来的69.6%下降到59.5%，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与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相反，高技术服务就业人数却呈大幅上升趋势，在1988～1996年期间，仅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四个R&D密集的高技术服务业，就新增就业机会105.6万个，增长速度达到45.6%，是高技术产业整体增长速度的10倍。由于高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服务业就业人数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1988年的28%增加到1996年的39%，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从9.5%上升到10.2%改变了原来高技术产业由制造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入到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新发展时期。

因此，美国企业管理专家彼特·德鲁克认为，继产业工人之后，将出现一个“知识工人”的新阶层。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不仅在于宏观层面知识资源投入的增多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更在于微观层面上知识成为各行各业生产活动的关键，致使所有企业立足于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值和实现的本质要求。在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技术革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使市场的领先者都一直受到威胁。同时，消费者对质量的要求也加大了创新的压力。因为顾客不仅希望得到最新的产品，还希望以最低

价格得到最好产品。这就带来了高质量与低成本的双重压力。然而，有了知识，企业就可以确定多变的市场需求，甚至在顾客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推出相关产品和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市场的领先者需要深入了解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还要了解市场将购买什么样的服务。因此无论从卖方还是从买方的角度考虑，知识都是关键因素。

由于企业的竞争地位将取决于它利用自己知识的效率以及掌握新知识的速度，这就要求企业运用知识管理把分散的个人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以便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采取行动，赢得竞争优势。而企业知识资产的形成，则是以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为基础的。如果企业员工不具备各种技能与知识，不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企业的知识资产就无法形成。因为知识是个人思想中经验、探索、价值观和认识框架的总和。尽管可以在企业组织流程、日常工作和网络（有时在文件档案）中表现或包含知识，但知识离开了个人的头脑就无法产生。知识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人的影响。它形成于人自身知识的原始积累，并通过个人对新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而产生。从这一点上讲，企业的知识资本运营离不开劳动者的知识化。而对于劳动者来讲，不管其具体工作性质如何，都要求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行为。为此，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决定生产和管理运作的主体。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了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势必要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知识化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从而全面提高劳动者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术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四、劳动力产权：性质、形式与权能结构

作为劳动行为主体的劳动者，其自身具有的劳动能力并不单纯仅仅是生理学的范畴，更本质的是经济范畴。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为此，马克思对劳动力产权关系的研究更注重于社会性和历史性。从生理角度看，劳动能力只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体之中，两者是合而不分的。劳动者既是劳动力的担负者，又是其本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理关系。然而，劳动力产权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与经济关系的性质紧密相联的，不能脱离经济关系孤立地、抽象地考察劳动力产权，否则就会滑向形而上学或法学幻想虚构的劳动力产权。这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样，也是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这种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结合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都反映了经济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产权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法权关系，买卖双方均须承认双方都拥有所有权，并根据各自的所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这种特定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劳动力产权关系作为一种法权关系，是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变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

革。

在现实中，劳动力产权是一种权利的组合，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这组权利既可统一也可分离。劳动力产权权能结构就是指构成劳动力产权总体的不同权项的状况及其组合分离形式。劳动力产权权能的统一，即各项权能都属于同一个主体，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属于劳动者自身。也就是，劳动者既占有劳动力的实现条件——生产资料，又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其典型形式是个劳动者，如独立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和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管理权和收益权都归作为劳动者自身。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均属于他人，并且连劳动者本身也不属于自己。这时由于劳动力产权的各项权能都属于他人，也不存在分离的问题。其典型形式就是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力的他人所有权。

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即各项权能分属不同主体，为不同的主体所行使权利，也是普遍存在的。特别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表现得尤为明显。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而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也就丧失了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但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只是在一定时限内，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是“劳动力的暂时使用权”和“暂时支配权。”

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劳动力产权的权能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技术发展的方向从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的“大型技术”转变为多样化、节省资源和综合多种技术等方面，对于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其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例如，图案设计家所使用的桌子和制图工具、摄影家的照像机、编制电子计算机软件所需要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等生产资料，其价值并不贵，任何个人都可以买得起，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则是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而这些东西正是同劳动力本身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其本人才能使用，他人是无法使用的。因此，这部分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随着整个社会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的逐渐增多，那么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持续多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将会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一体化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现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产权关系依然存在。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劳动力产权关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所反映的不同劳动力产权关系。当劳动者与公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具有双重性，即劳动力产权既属于劳动者本身，也归于社会所有。当劳动者与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形式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当劳动者与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完全属于劳动者本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产权多元化有密切关系。例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合伙制为基础）、自由职业人员的劳动力产权，均属于劳动者所有与自主关系；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及其工人、私营企业受雇人员等的劳动力产权形式，则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在现实中，由于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因此其劳动力产权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者群体

尽管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但具备相应劳动能力的人并非都是劳动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只是有可能成为劳动的前提条件，但只有这种劳动能力支付发生劳动行为时，才能转化为现实劳动者。人类的劳动，首先总是表现为个别劳动，即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位劳动者所直接从事的某项生产活动。在劳动价值理论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圣曲学派、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对个别劳动现象进行了种或类的划分，比如把个别劳动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商业劳动等。从个别劳动角度讲，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例如，按劳动类型标准将其划分为体力型劳动者、文化型劳动者、科技知识型劳动者等，或像国外所流行的“蓝领”、“白领”、“金领”等；也可按行业和职业标准将其划分为工人、农民、商业工作者、金融从业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经营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等。

社会管理篇7

关键词：社区儿童社会化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它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社会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掌握生活技能，适应社会生活，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儿童社会化是人生最初阶段的社会化，也是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儿童的社会化总是在具体的社区进行的，是通过所在社区中的社会化的多种渠道来接触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

对儿童社会化起到作用的有如下社区要素：社区内各个家庭、邻里、同辈群体、学校等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还有来自社区之外的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社区社会化的软件和硬件系统，同时还和整个社会的社会化教育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我在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舜井社区居委会实习期间,就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了解。现以舜井社区居委会为例，就这一问题做简单分析。

首先，有必要对社区的概念加以界定。“社区”一词自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来之后，至今已经有140多种解释或表述。《观察社会视角——社区新论》一书指出：“社区一般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众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这个概念一般是广义上的社区概念。如：工业区、科技文化区、商业区、农业区、农村村委会、村民小组等。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以通俗地说：社区就是居住在同一区域，靠一定的规范约束，大家互相联系，互相帮助的共同体。

一、社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要素及其功能发挥

1、社区内家庭

在一切社会中，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这是因为：首先，家庭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人出生的前几年里，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担负主要的责任。在家庭里，儿童学会了语言，开始了解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并且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那里习得行为方式，形成了最初的个性特征。其次，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通过对孩子的抚育，呵护，与孩子建立了亲密的感情联系，为孩子的情感培养创造了条件。再次，儿童在家庭中逐渐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2、社区内学校

学校(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等)是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也是个体继家庭之后社会化的第二个主要场所。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单靠传统家庭教育，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各方面知识的需要，而通过学校，人们可以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获得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各种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

舜井社区居委会内现有托儿所2所，幼儿园2所，早教机构1所，小学1所。在国舜·世纪阳光早期教育中心，这里的幼儿在老师的照顾和与其他幼儿的互动中度过了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在这里，幼儿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粗浅的社会文化知识，完善了自我观念，有了初步的社会角色意识，加强了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意识。

该早教中心尤其注重儿童的交往合作行为和意识的培养。教师作为教育的计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常常强调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谦让分享等。这种教育在我国的现有国情下，有利于幼儿社会交往和合作意识的培养。

3、社区内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每一个少年儿童都必须参与并认同于一个同辈群体，通过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传递促进其社会化过程。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交往进行的，个体也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的人”。在交往中，儿童既是交往的主体又是交往的客体。通过交往，他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行为，发展了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又恰恰是衡量人社会化的重要指标。

在对舜井社区居委会的家庭结构状况的社会调查表明：该社区90.3%的家庭呈核心家庭结构状态。核心家庭已经是该社区家庭生活的普遍模式，并且这种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正在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孩子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单纯，加上家庭内社会互动的对象和内容又十分单一，致使孩子缺乏与兄弟姐妹和祖辈接触的机会，因此，他们缺乏在多维的人际关系中成长的机会。这种情况容易使孩子们滋生特殊化心理，缺乏社会义务感，缺乏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容易养成孤独、独断等不良性格，因而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又由于子女在家庭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往往产生父母对子女过分宠爱，过分照顾，过分期望的现象，这种在今天的城市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

调查显示：舜井社区的独生子女比率高达98.06%，每户平均人口数为3.27人，在家庭内部，孩子有小伙伴可以交往的仅占2.07%。儿童游戏、交往的场所以及自由交往的机会都减少了，缺乏竞争和交往的情绪体验，也不能学会通过群体交往的规则来调节、控制自身的行为，这样既不利于他们自我评价的发展，也不利于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以及其社会适应性的完善。

4、社区内邻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里社会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呈逐年缩小的趋势。随着传统的大杂院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独家独户的单元房，邻里之间缺乏交流，更谈不上原先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现象，因此，邻里社会对于少年儿童个性的形成、人生观的塑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弱化.。

根据调查，舜井社区内小学生家庭中居住独户数占85.09%，51.13%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单独房间。独门独户尽管使儿童在家庭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但是城市建筑面积的大幅度增长又使其户外活动空间不断缩小。有限的室内生活空间和有限的户外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们从事户外活动的机会，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独门独户成一统的格局，导致邻里成人之间交往的急剧减少，而且也限制了孩子与同辈群体的交往。

5、社区内传媒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传媒有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传媒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对少年儿童的社会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现代大众传媒扩大了少年儿童认识世界的途径，给少年儿童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快捷、更加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手段。现代大众传媒缩小了少年儿童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少年儿童还是农村少年儿童，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少年儿童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少年儿童，通过卫星电视和计算机因特网，都可以享有同样的信息，从而就相应缩小了彼此之间由于民族、地域、经济、文化不同所造成的差异。现代大众传媒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理想化的少年儿童形象，不论是动画式的还是童星式的，使得众多少年儿童不再以父母的要求为自己的目标，而是以某个理想形象为统一的楷模，用以学习和模仿。

以电视机为例，舜井社区居民电视机拥有率已达到100%，50%以上的儿童经常看电视（一周三次以上）其中，25%至35%的儿童天天看电视，电视能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电视节目满足了儿童想象和模仿的欲望，还能使儿童开阔眼界,有助于儿童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和吸取间接经验,认识社会角色，学习并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有利于婴幼儿的语言学习和丰富词汇量，这些都有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但是，电视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反映暴力阴暗面的电视节目通过模仿会导致儿童形成不良社会行为，电视的普及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接触时间相对减少了，削弱了家庭中的互动关系，过于迷恋或依赖电视节目,不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性格发展,易使孩子得“电视病”。

6、社区居委会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儿童的社会化已不仅仅是家庭、学校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参与其中的过程。作为我国城市居民基层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在儿童社会化当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社区居委会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开展社区服务的途径得到实现。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龙头"和"突破口"，只有卓有成效的开展服务，才能赢得居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参与，树立归属感。

首先，开展各种社区服务，可以为区内居民提供方便，提高生活质量，为家长减轻生活负担，为儿童的成长创造良好物质条件。目前，舜井社区居委会可以为居民提供中低挡家宴、一般家庭装修、电器维修安装、房屋中介、劳务中介、家政服务、服装加工等服务，初步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方便了居民生活，而且为失业或待业的人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家长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成长。

其次，社区服务的开展，始终是以解决社区本身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任务的，因此，卓有成效地开展和发展社区服务，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解决社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使儿童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成长。

舜井社区居委会通过创办各类社区福利服务机构，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服务活动，以解决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少年儿童各种生活需求问题，有效弥补了社会服务的资源短缺，缓解了社会服务的供需矛盾，从而避免了因上述社会问题积聚而引发的社会失调。如：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了深入调查、走访，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将生活困难，符合标准的家庭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以保障其最基本生活；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联系工作单位；为辖区内残疾人建立特别档案，成立了残疾人协会，并且有固定的康复机构为他们做康复治疗；成立了社区老年人艺术团，组织老年人参加舞蹈、演唱、模特培训和表演。居委会与国舜·世纪阳光早期教育中心，历下区人民医院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辖区内家长、儿童提供咨询、医疗服务，并成立假期学习辅导班，为小学生安全、充实度过假期创造有利条件等。

此外，动员和组织居民开展社会服务改善了人际关系，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宣传发动，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互助互济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居民提供沟通、交往的机会，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改变和避免居民住宅条件改善后带来的人际关系淡化的趋势。社区内尊老爱幼、帮残助弱、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的广泛开展，还可以使我国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弘扬，创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儿童在健康、文明、高尚的社区中成长，不仅弥补了现代社会中因为与同辈群体、邻里之间交往缺乏而导致的不良影响，而且对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继承优秀文化有很积极的作用。

九月二十日是第二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历下区文明委开展了“阳光天使”系列活动，号召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和社会氛围，让未成年人在充满阳光的生活中健康成长。在这次系列活动中，舜井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开展争当文明市民和星级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力争在抓好社区文化、楼院文化、家庭文化建设的同时，经常性地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以及邻里相识互助活动，在满足广大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使群众在参与中相识，在活动中相知，让社区成为和谐融洽、环境优美的阳光社区，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氛围。

二、社区促进儿童社会化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舜井社区促进儿童社会化的问题与建议

我在这次实习过程中，就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当前城市管理体制的大环境下，社区对儿童社会化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1、社区力量发动不足，尚未形成全社区共同关注和支持儿童社会化、促进儿童社会化的大氛围。相当多的家长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了社区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力。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了解社区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支持社区开展促进儿童发展的活动进而促进社区自身发展。

2、目前举办的针对儿童的社区服务项目和活动缺乏系统性、组织性，一些是为应付上级检查或表面形式，没有很好地起到服务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开展的社区服务与快速发展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不相适应，特别是社区服务过分强调商品化和市场化等现象使得社区服务与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还不能相提并论，与社区发展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必须从社区服务入手，强化社区服务的社会功能，尽可能提升社区福利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发动各级社会力量，针对儿童开展科学、有效、系统的社区服务。

3、我国社区缺乏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意识，在发动儿童参与以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工作更是不足。社区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社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同时，也有赖于政府和非政府的介入，更有赖与居民的社区参与。因此，应该激发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真正形成“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局面。

4、当前我国社区居委会自身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对儿童社会化功能的发挥。这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1）居委会并不是一级行政机关，但是担负着上面各级政府移交的各种行政任务。目前，舜井居委会承担着户口管理、社区卫生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属地管理、民事纠纷调节、社会福利救济、下岗人员安置、征兵、各种摊派费用的征收等十大类上百项具体的行政工作，与其居委会极不相符，居委会无力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影响了各项社区服务项目的开展和实施，针对儿童发展的更是少之又少。

（2）居委会工作人员虽然已一改往日老大妈统天下的局面，但是经过换届选举上任的居委会干部仍然对社区服务等问题不能做到正确充分的认识，无法开展有效的社区服务。

（3）居委会办公经费紧张，每月仅由街道办事处下拨300元，居办经济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居委会组织规模较大，系统深入的社区活动。针对以上居委会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的途径，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才能实现推动儿童社会化发展和促进自身功能不断完善的良好社会效益。

（二）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社会化与理论的初步应用

社区社会工作是指运用专业性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对象、以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为目标、以社区发展和社区进步为宗旨、以培养和发扬社区居民互助精神为追求，调动和利用社区资源，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提高社区福利水平，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

我在舜井社区居委会实习期间，举行了舜井社区儿童早期教育咨询活动，尝试初步应用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介入儿童社会化。

社区社会工作的过程如下：

1、社区分析

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社区及社区成员，因此必须对社区基本情况做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我在实习的第一周，通过居委会、入户调查、口头访谈等渠道对舜井社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辖区基本概况外，还有这里流传的一些俗语，如“五多”，即：辖区面积多、下岗失业人员多、残疾人员多、人户分离多、低保人员多。看来这个社区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此外，该社区学龄前儿童较多，其父母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孩子，多将孩子交给家中老人看管，这势必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不利影响。这些年轻的父母对儿童成长十分关注，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困惑和问题，但又苦于没有时间和渠道得到解答。所以，开展这个咨询活动是面向舜井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的。

2、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就是进入社区，和有关的人士和机构建立专业助人关系。由于在社区居委会实习，因此得到了居委会的大力支持，居民也把我当成了居委会的一员，认为我是为他们真诚地做服务的，因此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和协办单位的联系也很方便。

3、资料收集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我通过问卷、访谈、咨询、观察等方法收集了社区各个方面的资料，活动涉及到的有舜井社区人口现状的资料，并进行了分类整理。

4、制定社区发展计划

由于我水平有限，在短短实习的十几天里，不可能为社区制定长期的，总体的发展计划。只是为此次活动制定了目标。即：使家长了解孩子，端正认识，树立正确的早期教育观；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宣传早期教育思想，普及科学的早期教育知识；促进儿童早期教育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的形成。

5、社区行动

社区行动就是社区工作者激发社区居民行动起来，将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区工作者担任了服务的提供者，倡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我组织开展这次咨询活动，是为居民提供了一种服务；宣传早期教育的思想，提倡家长科学教养孩子；对活动全程进行了有效控制，对助人资源如和协办单位进行协调、沟通等。

社会工作者是社区工作的推动者。我国一般对社会工作者的定义是：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标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员。他们是有一定专业知识并从事社会福利的人员。在社区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担当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资源获取者和政策影响人等角色。

同时，社区工作也有赖于政府和非政府的介入，更有赖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即居民主动参加社区发展、社区建设以及参加各种公共和公益事业，积极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过程。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客体是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需要。社区居民只有通过广泛参与，才能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人的发展，满足了社区居民在物质、精神、文化、自我价值等方面的需求。在我国各级组织机构中，社区居委会直接面对社区普通居民，对社区成员的各种需求、困难、心态等有非常具体的了解，因此在社区社会工作中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居民的各种问题。因此，它是我国发动社区参与的主要组织机构。

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社会化，是否能够使社区充分发挥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有待于日后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希望舜井社区以及其他社区能够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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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幼儿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邓红基础教育研究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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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篇8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分化整合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进一步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并转型，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体制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正在加速这种社会转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不仅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会凸显出来，而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可能会与原先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能否有效化解以利益为核心的诸多社会矛盾，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和谐，进而牵涉到能否抓住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最终影响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全方位的均衡发展。于是，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利益矛盾的新特点，促进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平衡，提升我国社会管理能力成为全方位均衡发展的重要一环，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给予优先发展的一环。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较早出现在西方国家，本文旨在借鉴发达国家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如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

一、美国社会管理的主要路径与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发现，单一主体治理无法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崇尚多主体治理的社会治理理论逐渐兴起。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主体）、市场（企业主体）以及社会（市民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的三足鼎立格局1，一道来调节和实现社会秩序。美国的社会管理主要路径和经验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

（一）市场导向的社会管理定位

市场导向的社会管理定位严格遵循了社会治理理论，认为“一头独大”的政府将备受诟病。科层制、非人格理性逻辑的政府在现代社会活动中存在严重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扁平化、网络化的政府运作方式才会受欢迎。与之配合，政府的社会管理定位必然强调去中心化、最小权力，采取公共服务购买、服务外包、准市场机制等方式完成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目的在于尽量避免政府失灵，同时促进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美国社会管理的理念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选择“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总体上讲，许多其他国家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在美国则由非营利组织或私营部门提供。根据美国法律，非营利组织可以营利，但营利不能分红，盈余只能用于组织发展，这类组织分为150多种不同类型，覆盖领域非常广。美国还有八万多个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几乎占社会服务的一半以上。比如，黑水公司是美国著名的雇佣兵和保安公司，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许多军事任务都承包给了该私营公司。另外，国内税务局负责监管非营利部门依法收税和减免税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对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性、透明性和运作能力建设等治理问题进行听证。

市场导向的社会管理定位具体做法包括：签约外包，将大多数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与私营企业合作；特许经营，通过发放执照或许可证允许私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代币券，把代币券发给公民替代现金以购买特定的公共服务；机构，由政府授权机构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等等。

（二）社区干预的社会管理模式

依据社会治理理论，社区干预的社会管理模式强调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的志愿参与特征，强调公共领域的社区干预。社区建设是西方国家政府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的主要方法之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公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使社区之间需要的服务内容存在很大差异性。而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往往受到统一性、单一性的局限，很难被在社区生活的公众普遍接受。因此，美国各级政府都十分注意将决策、资源和任务等实质性控制权转移给社区，认为让当地居民从自我利益出发参与社区管理更有效。比如，美国的政府官员选举由一轮轮的社区投票得出结果；在汉普顿等市，政府将社区发展基金的决定权交给当地的社会团体；在堪萨斯州，政府将城市家庭社会服务基金的分配权直接交给一家私营企业，该企业董事会由公司、慈善组织、工会和社区派员共同组成，共同决定经费的使用。

一般来讲，社区发展中涉及居民利益最多的是社区发展规划、土地使用计划，这些项目往往要举行多次听证会，在反复征求社区内企业、个人、社团的意见后才能做出决定，此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社区干预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美国，社区服务是以“社区干预”为主要目标，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等方方面面提供服务并进行干预。目前，美国社区干预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为此提供各类社区服务。

（三）法制化的社会管理程序

依据社会治理理论，社会管理程序要求法制化，强调透明性和可监督性。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强，其社会管理的法制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更多地是采用民意调查的方式，通过官民互动，逐步实现法制化的社会管理程序。比如，美国的政府经常进行“拥护度”、“得票率”的民意调查，媒体和舆论经常报道并揭发官员过失或犯罪现象，重视官民互动，以此实现社会管理的法制化进程。美国社会的公司责任法制化则是从最早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论争到公司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再到美国各州在公司法中并入相关条款。同理，美国社会管理的法制化过程也是从一个理论先于实践，实践先于立法的过程，解决了法律的先进性与适应性的问题，并在实践中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博弈的结果。

美国社会治理的主旨就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互动之中寻求三者的动态平衡，建立在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多方共赢。它通过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化互动过程，通过互动寻求均衡利益并针对社会公共问题形成一致的行动指向，通过相当程度上保持各主体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通过互动确立一套规范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实现2。

二、我国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重心开展工作，社会发展处于第二的位置，没有完全地跟上经济建设所要求的水平。近年来，作为社会稳定与社会风险重要指标如联名信增加率、集体上访增加率等不断攀升，说明了我国进入社会风险加剧时期，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管理难题，包括治安、就业、弱势群体、环境等问题。究其背后社会管理的症结，主要有四大问题。

（一）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界定过于笼统

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公用事业仍然是由地方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公用事业外部缺乏竞争压力，内部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运用行政强制力对各类社会组织、私营组织仍在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少数地方政府的某些过失行为映射出以全能政府的姿态凌驾于市场、社会之上的理念，极大地影响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树立，归根究底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界定过于笼统。目前，政府的多数部门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即不管是行政的、经济的、事业的或政治的组织，均称之为“单位”，由党和政府统一控制和管理。单位制体现了政府的统一领导，政府集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各种职能于一身，同时，各单位承担不同的社会管理职能并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缺乏相互交流，存在封闭性和保守性。另外，政府的社会管理缺乏精细化管理理念，管理工作不够制度化，直接影响执行力，也说明了社会管理职能的界定过于笼统。

（二）社会自主管理能力较弱

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政转移制度，随着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城乡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容易出现“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果不其然，我国虽然已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团体，但是他们大都带有准官方性质，附属于政府业务主管部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社会组织的意志表达，难以真正发挥市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应有的作用，更难于形成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

（三）法律制度不够明晰

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有些内容重复甚至相互矛盾，难以形成一套系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滞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现象时有发生。城市公用事业改革至今仍未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公用事业的具体行业法规尚未健全，缺乏结合各地公用事业特点的操作办法或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某些同志开展社会管理工作的时候，认为领导批示高于政策，政策高于法律，习惯于控堵禁压罚，重行政手段轻法律手段，损害法律权威。

（四）社会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不健全

毫不夸张地说，健全的社会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为社会监测体系能够及时发现不和谐因素，能够为政府、市场、社会都提供有用的讯息，危机预警系统能够为社会管理的任何领域提供最及时的安全保障。比如，社会监测体系能够及时捕捉到突发的气象变化、异常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突发疾病等信息，危机预警系统针对公共危机备有制度设计和社会动员两手准备。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力度仍然不够，社会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尚未健全。在社会管理中，仍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手段单一，管理理念不够先进。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仅以完成任务、避免过失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思维必然会对政府承担公共责任造成困扰。

三、提升我国社会管理能力的思路

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下，公私部门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区分界线均日趋模糊。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不再依靠基于政府的强制权威或制裁来实施统治机制，建立起在社会自治基础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自发秩序和动态平衡。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避免社会混乱和失序。基于社会治理理论，方能探索出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可行之策。

（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首先，政府不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私营企业承担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最终促成“小政府、大社会”形态；其次，树立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理念，保障公民在重大社会管理决策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社会管理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利益，只有发动公民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社会管理才能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比如，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社会组织、社区的自我管理机制。再次，社会管理的理念应当朝着精细化管理的方向去创新，细分对象、细述职能和岗位、细化每一项具体工作，以此追求精益求精，创先争优。

（二）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剂和黏合剂，是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是我省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应在法律层面严格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以及准入、监管、退出程序，明确社会组织权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依法建立的占少数，且很多社会组织内外部情况复杂，社会组织的质量良莠不齐；其次，明确社会组织的分工，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完善社会组织自身的运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三）加大帮扶社区建设的力度

按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发展的经验，社区会为了某些共同利益、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自发地组织起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居民广泛参与的形式，调查社区自身的需求，并采取积极的行动。社区建设得好，可以替代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提供，减轻政府社会管理的压力，社区也将在政府的支持下日臻完善。可以看出，社区得到发展受益最大的必将是居民，所以，政府帮扶社区建设将是有百益无一害的事情。首先，需要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管理责、权、利的有机统一，推进社区依法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次，需要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构建和谐社区，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构建和谐社区，把社会矛盾化解在社区；再次，完善政府扶持社区建设的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解决社区内的各类问题，甚至有可能是福利、就业、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四）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制化

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制保障。我国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制化，首先，需要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制化进程，明晰界定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范围，防止和避免出现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这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其次，以地方法规制度等形式明确政府行使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的具体方式，使政府行政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特别是加强民生领域的执法工作，继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再次，完善政府社会管理的问责与监督机制，确保政府官员积极作为、认真履职，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五）建立完善社会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暴露，维护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我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改革开放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建立完善社会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保障社会稳定。首先，建立完善社会监测体系，进行重要指标的长期追踪。比如，通过公众社会态度变化的调查可以发现并监测社会不稳定因素，化社会不稳定事件于未然。其次，建立完善危机预警系统。建立危机报警、危机信息通报、危机处理启动、危机处理、善后等制度，明确当中负责的政府部门角色和职责，以及积极组织公民参与危机事件处理。

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是为了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对现有社会管理方式进行改进和突破，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建设和管理事业永无止境，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努力不行，但急于求成也不行。要注重建设可持续的民生，通过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当中的定位，依靠建立健全法规制度等重要手段，形成解决社会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忌搞政绩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在社会建设方面从根本上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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