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

历史学家篇1

关键词：史料；客观；考证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行最大化、最真实的、客观的复原。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布洛克在书中没有直接说历史有什么作用，而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比来说明即使是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也跟历史学一样，历史学的处境未必太差，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存在的科学性。布洛克的书中没有复杂的、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而是运用一些简单通俗易懂的案例，将史学的方法阐释的通俗易懂。

一、个人对布洛克书中史学方法的解读与对历史研究的相关看法

在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相对比，布洛克的这本书中的语言、例子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也许是因为卡尔的书偏理论，布洛克的书偏方法的原因。布洛克作为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写出的这本所谓的“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对年鉴学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历史的考察和考证是核心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过去留下的实物、史料去间接的了解过去。然而，即便对发生在当今我们身边的事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或是报纸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去了解到的，他们的记录就一定是全面客观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的记录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历史学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全面的收集相关史料，这样也许才能更加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史实。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历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史料要进行甄别。布洛克这本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史料”“无意史料”两部分，但是布洛克显然重视“无意史料”，他认为“有意史料”在写作的初衷时便带有一定的目的去写，这样的写史违背了治史的客观性，自然这样的史料价值不会太高。无意史料某种程度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些史实情况，因为无意史料是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一些天文历法社会史学的作品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医疗现状，社会情况，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古时的史学家要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很难的，他们会受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世俗的偏见的影响，当然，无意史料也会有作伪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对史料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所考察的史料能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否客观真实的向我们反映一些全面详尽的信息至关重要。梁启超曾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辩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布洛克认为考据是一种使史学发展的有力方法，他提到“学校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实在可耻。”这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明历史学是具有存在的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并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在第三小节考据方法的逻辑中，其核心内容便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这也就是“比较是考证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证据，从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差异会为我们提供问题，傅斯年曾在《史料论略及其他》指出“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在第二章中，文章就对历史研究的程序即先有史料再去找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看史料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布洛克认为后者是合理可取的，这也是符合年鉴学派的思想，他认为“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同时，他还提到“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糕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重视带着问题读史料的观点。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对历史不要太多的去评判，而要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去理解去分析，现如今的书目中对袁世凯的形象大都是持有贬义的看法，认为袁世凯是个卖国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但是在当时环境下，大清朝是那样的腐朽落后，这样的时局必须有一位能人去担当拯救国家的大任，试想一下，当时除了袁世凯有这个能力，谁又能担当此重任？如果每个人在面对权利的诱惑下，试问有多少人能承受担当得起？我们要对袁世凯运用理解的方式去解读他一生的功与过，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他的过错，倘若我们如果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我们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了。在当时，袁世凯的告密在一定程度上是尊君的体现，他的吃穿，俸禄都是大清给的，他只不过是履行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算得上是告密？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中，布洛克认为“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究错综复杂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全面的发现其发生的原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我们要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予以一定的重视，因为“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情整顿成为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只有搞清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客观真实全面的解读。当然，书中一些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采用倒溯研究的方法，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从整体出发，从一定角度出发这也就是年鉴学派核心思想在布洛克本书的体现。

二、浅谈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中有很多的说法以及下的结论太过绝对，在文中布洛克过分强调考据学的作用，为了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在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谬解，比如“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这实在是可耻”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难道有了考据学就一定能够对历史有一个完美的解读考证吗？“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这一句话明显太过绝对，“肯定”、“都是”、“绝不会”这些词的运用使得人觉得历史学的研究具有功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毕竟还有偶然事件存在着。

同时在很多有关历史学这一学科不足的地方，布洛克总是以历史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一说法来逃避。此外，本书中对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讲述不如卡尔描述的详尽，也许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艰难的环境没法让他深入的分析。还有尽管本书中的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还是没能尽可能多的去写出有关治史的方法，也许正如作者所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当然要想掌握一种适用于一切的历史学方法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倘若作者能够尽可能全面的把治史的方略写出，必然是一部旷世之作。

布洛克对治史程序，即先读史料从史料发现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布洛克认为带着问题去读史料更好，我认为有些不妥，如今学术界很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怎么读原始的史料，写东西时引用二手资料和别人文章引用的文献，这样我们的历史学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试问一下当今有多少学者完全的通读过原版的二十五史？历史是我们依靠史料或实物去对过去的一个复原，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会不会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感觉，我们只有多看史料才会发现问题，不看史料哪来的问题，哪能更好的复原历史。（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2] 梁启超，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3]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历史学家篇2

问题是，先秦儒家经典主要讲了些什么？经学历史大概如何？经学中蕴含有怎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学有哪些可供汲取的资源，或者说，经学能厘清我们传统思想的根源，但能否指引我们的未来？

一

先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经学的源头，后来的十三经则是将《春秋》分为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将《礼》分为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还加入了《论语》《孟子》《孝经》，以及一部专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经典的诠释也越来越丰富。因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分别简要介绍一下先秦五经的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305篇诗大约成篇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从其内容来看，《毛诗序》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按，风的意思是土风、风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十三经注疏》）。在功能上，《汉书?艺文志》认为周天子采诗的目的主要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谓诗言志，《诗经》中有美有刺，美是赞美，刺即讽刺，采诗官搜集之后，以此为当政者提供信息，使知民情之所在。

《书》即《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十三经注疏》）。《汉书?艺文志》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之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虽有记事之篇章，但以记言为主。从性质上看，《尚书》大致可分为六类：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为后人推崇的记载，如《尧典》所记载尧舜的言论事迹。谟，意为谋议，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谋议政事。训，意为教导，记载有资历的大臣教导商王之言。诰，意为宣告，记载宣告王命之言，如《大诰》《康王之诰》。誓，就是誓辞，记载军队出征誓师之辞，如《甘誓》《牧誓》。命，指王命，天子加诸诸侯的命辞，如《文侯之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的种种记述中，透露出了当时政治、军事、伦理、法律、宗教等思想，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根源。

礼起源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礼被确立为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秩序的保证。作为先秦五经之一的《礼》，指的是《仪礼》。《仪礼》又称《士礼》，其中主要记载了士阶层以上的贵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节，从冠、婚礼到国君宴请他国使臣之礼，叙述十分详尽，在一定程度上向后人展现了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状况。后世流传的关于礼的经典有三种，除了《仪礼》，还有《礼记》和《周礼》。人们一般将《礼记》视为对《仪礼》的解释和补充，是战国到汉代早期的礼学资料的汇编，其中有对礼的性质、意义的论述的内容，对于后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制思想、宗法制度及相关的社会状态，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周礼》又名《周官》，《周礼》以六官为名分为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官为六官之长，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军政，秋官掌狱讼，《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记载的是周代晚期的各种营造工艺，可见冬官执掌的大约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营建之事。相较其他两部礼学经典，从现存记载看，《周礼》出现得最晚，在西汉末年出现，然而其内容却是记载的西周的官制，以及与各官执掌相应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还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和仪式。

《周易》分为《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经》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文章，被称为“十翼”。如果说《易经》最初只是一部占筮书，那么因为《易传》的出现，《周易》便有了哲学意味，成了大家公认的探究自然、社会、人生各种现象变化及其规律的书。②《易传》阐述了宇宙生成理论，并在天道中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易》可谓是儒家价值理想的哲学基础。

历史学家篇3

老子的认识论老子的认识论受到的批评是最多的，被认为是否认和排斥感性认识的一种神秘主义认识论〔4〕。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老子认为，对事物的认识不应到客观世界中去求，认识不是从实践中来的。”〔5〕这是因为“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这就是说，你越是深入到客观实际中去，你得到的认识就越少，相反，足不出户，眼不看窗外，天下万事万物和其总的规律就都能被我认识得清清楚楚了。所以他认为，‘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6〕，圣人是不用实践就有知识，不用观察就可作出判断，不用去实干就可以取得成果的。”〔7〕这里被理解为老子认为认识可以不经过实践就可以得到。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仅凭一段话就简单地下了结论。因为实际上老子并不反对观察和经验，例如他在五十四章中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可见，老子不但不是否认和排斥感性经验，而且还非常重视观察、重视感性经验，非常注重从事物本身认识事物的，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况且，老子所说的圣人“不出户，知天下”，并不等于就是否定和反对感性经验。

只有认识把握了事物的规律即道，才叫做明，明就是对事物的道的认识与把握。如果不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道，而轻举妄动，就必然会遭受灾难、祸害。认识了事物的道，才能包容一切，做到大公无私，做到大公无私，才能处事周全而不致犯错误，而处事周全才符合自然，符合自然就是符合道。只有符合道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可见，老子不仅重视观察与感性经验，重视从事物本身认识事物，而且还非常重视理性思考。他认为仅仅观察是不够的，而要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去除思想上的各种主观杂念，达到虚心与宁静，通过反复思考，从整体上去全面地认识事物，才能透过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现象认识与把握事物的常，即本质和道。老子的学说就是他长期观察事物和社会发展变化，认真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思想，通过反思、静思、玄览总结而形成的。关于对知识的态度问题，老子受到的批判也是很多的。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老子对知识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8〕，“他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他是把知识看成人精神上的一种负担，造成社会纷争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明确地说，他求的‘道’和一般所谓的求‘学’不一样。‘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这是说，一般的学习，总是要不断地增加知识，可是他追求的‘道’却是要日益减少知识。因为在老子看来，知识的增加也就是欲望的增加，知识的减少，欲望才能减少。这样，求‘道’就是要使知识、欲望减之又减，减到最后以至于一无所知，因而也就无所追求，无所作为了，于是就达到了精神上彻底解放的最高境界。”〔9〕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这是把老子所反对的当时的“圣人之学”完全等同于一切知识，并把老子的“道”同一切知识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老子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反对的并不是一切知识，而是仅仅指当时的所谓的“圣人”之学。老子对当时的“圣人”所提倡的所谓“仁义”、“智慧”之学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认为所谓“仁义”、“智慧”之学增加了人们的欲望和虚伪、欺诈，是天下大乱和百姓受苦的根本原因，只有彻底抛弃，“绝圣弃智”，才会“民利百倍”（《老子》十九章），天下才会无忧。因此老子强烈反对学习当时的“仁义、智慧”之学，因为“为学日益”，只能增加人们的欲望和不道德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灾难。而老子主张“为道日损”，就是要人们通过学习“道”来减少私心杂念和过多的欲望，而且只有认识和把握了事物的“道”，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服从道，以道行事，以道治国，做到“顺其自然”，实现“无为而治”，而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况且，如果老子否定一切知识，他又何必写出《道德经》一书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可见，老子否定的只是当时的“圣人”所提倡的所谓“仁义”、“智慧”之学，而不是一切知识。他提倡的是他的关于“道”的理论，包括《道德经》中的所有认识。4．老子的社会历史观老子的社会历史观与他的核心思想“道”是一致的，或者说“道”是老子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一切都是由“道”派生的，人类社会也必然如此。而“道”是一种无形的、混沌的物质形态，这就否认了神创论，属于一种无神论的历史观，这在当时有神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他还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一样有“道”，而且必须服从“道”，是按“道”运动、变化、发展的，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人为地改变。在当时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老子还看不到人类社会实践、生产力发展对历史的重大作用，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反作用，因此，他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不要人为地过多地干预，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完全自发实现的过程。同时，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奴隶大量逃亡、起义，产生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奴隶制开始崩溃，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制度变化的动荡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老子由于受到认识上的局限性，开不出新的治国处方，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方向和前途，只好提出恢复古代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他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老子的这一理想，代表了当时中下层普通百姓的愿望，即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反对战争和动乱，希望过上和平、富裕、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希望能回到没有剥削、没有战争、没有复杂的阶级矛盾的结绳记事的原始纯朴社会。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只是一种空想，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社会历史观中也包含有许多合理的内容，如他认为人类社会有它自身发展的道即客观规律（虽然他还未认识清楚），人类应当服从道，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违反道的思想，他反对战争，反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主张平等和谐的思想，至今具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老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也是一个历来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问题。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和孔子的思想就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孔子就被视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代表和始祖。1919年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提出老子是中国哲学始祖的观点，又引起了对老子哲学地位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孔子被视为中国哲学的代表和始祖的观点仍然占主流。2003年版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承认老子比孔子年长，仍然把孔子排在老子之前，可见这种影响之深。笔者赞成胡适的观点，认为应该承认和恢复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的历史地位。理由如下：综上所述，老子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老子创立的以“道”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初步探讨了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回答了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即世界、万物的本原，同时又回答了世界是怎样的，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包含了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哲学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只有《道德经》一书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早和最完整的哲学著作。而且老子的以“道”为核心的哲学对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法、刑、名、纵横、阴阳、兵家等诸家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老子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始祖。老子又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共同成为公认的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三大重要思想源头，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如台湾学者陈鼓应在《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的：“老子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孔子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是空白的；老子倡导‘静观’，‘玄览’的认识方法，而孔子在认识论方面是贫乏的，老子有相当多的辩证法思维，而孔子在这方面是阙如的，在这些主要的哲学领域——无论就形而上学领域、认识论范围或思想方法上——老子哲学思维的丰富性与孔子哲学思维的欠缺性，确实相形悬殊。”〔10〕因此，“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伦理学家。”〔11〕老子哲学与最早的西方哲学——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差不多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家们探讨了世界的本原问题。他们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些具体物质形态，用物质来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否定了宗教迷信和神创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生于水而归于水，水是不变的本体。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为万物的始基或本原。他说：“我们的灵魂是气，这气使我们结成整体，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由气息和气包围着。”〔12〕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他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13〕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认为“种子”是万物的本原。“种子”是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数目无限多的物质微粒。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认为火、水、土、气是生成万物的四个根，即四种元素，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元素形成的，火、水、土、气就是万物的本原。德谟克里特提出了原子论，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一种最后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虚空是空洞的空间，是原子活动的场所。原子和虚空都是不可见的，但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老子在这一时期也探讨了世界的本原，他提出了“道”这一最高范畴，认为“道”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一切事物都是由“道”产生的，但“道”是一种没有任何固定形状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又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老子哲学也是用“道”这种物质形态来说明世界的本原，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否定了宗教迷信和神创论。但是，老子这里的“道”已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同古希腊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家们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几种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形态比较，显然在哲学史上具有更加进步的意义。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也非常丰富，已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双方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还初步具有了质量互变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老子把他的这些重要的哲学思想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科学、军事、管理、处事、美学、养生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长期以来老子的哲学能够引起古今中外哲学家、科学家们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

作者：刘笃成 王丛林

历史学家篇4

1 家国情怀教育的内涵

随着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进行交融，中国自古以来深深的家国情怀也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古代有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再到至今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昂陈词。家国情怀教育就是培养人对于家庭幸福、国家富强的理想追求，理解家与国的互动联系，重点认识国荣家荣，国败家衰，培养爱国情感，树立人对家庭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与自豪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了解中国抗御外敌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内化为奋斗的动力。

2 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教育的作用

2.1 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

该教育主要以国家为依托，培养学生对国家的敬仰，对家庭的爱戴，是一种良好的情感依托，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古人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才伟略，如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24字的层层推进，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仅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统一，并且在实现的路径上是统一的，从强调从小事做起，比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落实高中历史教学中，发挥历史教育的启示人的作用。

2.2 有利于加强高中生的德育教育工作

德育教育工作始终是教育中的一大模块，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了学生的灵魂教育，良好的德育教育会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人的德行发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说，家国情怀教育具有独特的德育教育优势。从国家的角度看，学生们只有爱戴自己的国家，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会从根本上更加爱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无比骄傲自豪，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家庭而言，培养学生对家庭的热爱，培养家庭道德，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以稳固的家庭道德让学生保护自己挚爱的家庭，从而维护家庭稳定。高中阶段的德育教育可以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

3 高中?v史教学提高家国情怀教育的方法

高中生处于人生中的特殊成长期，不仅需要掌握知识参加各种选拔考试，而且也是人生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从本身课程设计的思路而言，家国情怀教育集中体现了全面发挥历史教育功能以及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在实际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有效实施家国情怀教育呢？接下来给出两种方法。

3.1 深刻掌握整个教学内容

首先的前提条件就是加强师生包括领导的理念，不要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认为历史课程仅仅是参加高考的科目而已。更新教育理念，高中老师树立全心的家国情怀教育理念，要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历史虽然是一定的，但是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学生提出疑问，勇于相互探讨。在探讨过程中可以不仅可以学习当时那个历史的事件，也可以拓宽视野。必须树立高中历史课程是对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最好的素材之一，要仅仅抓住这样一门课程。

其次，老师们在备课时要掌握课程标准与所教授的教材内容。受到新课改的影响，历史教学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整体的爱国情怀教育始终不变。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和教材背景下，更妥当把握课程走向，理解和掌握课标要求的课程内容，对课程标准中所涉及的历史课程设置背景、历史课程的基本性质、历史设计的设计基本思路与理念、历史课程三维目标以及历史课程实施建议应吃透，在学习课标时，应深入到配套课程标准解读的专著及优秀论文，以便教师对课程标准及课程设置有更深刻的理解。

3.2 提升教师的队伍质量

严格把控教师队伍的入口，从招聘环节就要严格，高中历史老师硬性招聘条件是本科历史专业，严禁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从事教育工作，或者不用非历史科班的人从事历史教学。为了更好的优化教师结构队伍，对已有的历史老师进行深造培训，从专业知识结构到教学方法的培训。对于老师自身而言，在教育观念上，老师要时刻树立全新的教育观念，端正教学理念，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同时学校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优秀人才到高中教学，比如吸引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到县域高中从事历史教学工作。

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工作。目前我国的教学工作者主要是通过评定职称进行管理教师队伍，在深化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可以打破职称的终身制，合理确定高中老师的职称比例。积极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动作用，标杆意识在教务工作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3.3 创新历史教学的模式

新型的课堂教育模式对于师生而言，两者属于同等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加强学生的主体作用。历史教师要积极适应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建立起师生互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选择性地采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情景式教学、设置任务型教学方法。比如在红色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比如延安的高中历史课，老师可以提前将内容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开始进行通过自己的走访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教科书的差异对比。实地的走访调查才会让学生油然心生无比的敬仰和崇敬。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让每个学生参与进来，最后可以以爱国歌曲作为课堂的结尾，比如《五星红旗》等爱国歌曲。

历史学家篇5

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6年夏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194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期间被停职审查，到江西劳动两年。1978年恢复教学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耗费12年完成，第三本地图集是侯仁之晚年最为牵挂的。

尹钧科：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图集。这个图集如果都编成的话，三集合起来确实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一个集大成者，等于把侯先生这一生有关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用一个地图的形式综合反映出来了。

历史学家篇6

算来，我读他也有不少年了――因搬家而来到不同的图书馆，仍然不断跟他邂逅，储存了许多快乐和激动的记忆。终于有勇气把一点心得介绍给国内读者，算是了却一桩小小心愿吧。

威尔的父母是加拿大法语区移民，也是传统的法国天主教徒，极为虔诚。这些贫困的人，生活里唯一的热情和快乐就是在教堂里。威尔从小在教区学校上学，准备被打造成神父。在自传体小说《转变》中，威尔讲述自己如何渐渐下定决心，离开神学院的过程――最后，还结了婚。他是个聪明自负的男孩，“读了九百来本书之后，我再也不跟老师在课堂上争论。在我看来他们的智力和知识跟我差得太远了。”书中他这样自嘲地说。威尔从小热爱精神生活，渴望用社会主义来济世。他不到十岁就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读完了，十二岁左右就给自己编了个“世界文学史列表”。因为读得太多，又因为读了达尔文、斯宾诺莎，渐渐对神学不感兴趣了，把宗教热情和济世的宏愿转移到社会主义乌托邦上。他曾经爱上一个女孩，但还没来得及“发展到超过一个深情的吻”，母亲知道后，强烈要求那女孩跟他分手，以免耽误他的神父前程。

威尔后来还是进了神学院，父母高兴得大大庆祝了一番。在神学院里，每天五点起床，不是祷告就是上课，每天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空想女孩子，连读闲书的工夫都没有～“或许这就是神学院的明智之处吧？”威尔回忆道。在斯宾诺莎的激励下，他终于鼓起勇气，离开神学院。《转变》中写道，父母愤怒地说，“给你三天时间永远离开家，因为你是这个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儿子。”

在欧洲游历了一段时间后，他回来继续在一所中学里当校长，终于又有时间继续疯狂阅读。在这里，他遇到未来的妻子，艾丽尔。

“新来的老师看上去有点怪。他很矮，很害羞，因为脾气太好，管不住我们。我带着同学们戏弄他。”艾丽尔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不过新老师跟她“促膝谈心”了一番，直爽、讲义气的艾丽尔被收为“心腹”，帮他维护秩序。“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和气的老师。”艾丽尔来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粗鲁穷困的犹太社区里长大，全部知识就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犹太人苦难，几乎没见过这么温和有学问的男人。有一天，这个单纯、不会掩饰的小女孩，搂住了老师的脖子。老师看上去有点生气，责备了她，可是不久后给她写r封情书。

威尔自觉地向学校董事会坦白了爱上学生的“罪行”，辞了职。两人就这样订了终身，她不过是个傻乎乎的小孩，没读过什么书，最喜欢的是跳绳、捉迷藏，而他读书万卷，正好渴望一个活泼的伴侣。艾丽尔立刻开始教他滑旱冰――她赴婚礼是穿着旱冰鞋溜到市政厅的！她才十五岁，他二十八岁。

为了维持生活，威尔找到份在教堂给会众讲课的零工（这一讲就是十三年）――每周讲两次，内容包括科学、政治和历史，多数听众受过的教育不超过小学，威尔也练出了通俗清楚的讲述风格。艾丽尔回忆，他每周都从图书馆搬大堆书回家。艾丽尔自己，除了怀孕的时候之外，跟着听了所有课程。

生活仍然极为拮据，而这个讲课的零工看上去并不是安全的位置，不时有人建议把这个无神论者赶走。“现在回头看，那段生活好像是快乐的。”艾丽尔回忆道。“有一天威尔突然大声说，‘我正在读一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什么书？”《罪与罚》’。‘不过’，我自信地说，‘我这本书才是最伟大的。“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觉得自己赢了。”不过读了几百本书后，艾丽尔觉得自己可以反叛了。有一天，突然想抗议丈夫太埋头读书，忽视了自己，她悄悄离家出走，路遇好人和坏人，运气和惊险，搭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把威尔吓坏了。他最终赶来，许诺让艾丽尔住到更方便的地方。“他现在肯定更爱我了，因为爱一个罪人肯定比爱圣人容易。”艾丽尔得意地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年轻、爱冲动的妻子受不了寂寞，抓狂地自己跑出去游荡，因为蓬头垢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最后威尔狼狈地来收拾、道歉，发誓一定多陪她。

有一段时间艾丽尔喜欢上了附近一个“格林威治村”，这里是许多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出没的地方――他们同时也是“离一夫一妻制最远的人”。艾丽尔受了影响，迷上家中的一个访客，可爱的艺术家，鲍勃。“那天晚上，突然有一种欲望爬过我的身体……我竟然去问威尔，可以允许我到鲍勃身边躺一会儿吗？他竟然答应了。我爬到鲍勃身边，他很绅士地笑了笑，给我一个父亲般的吻，送我回到‘合适’的床上。”

一九一七年，威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个教职，但因一战之故，生源很少，学校难以维持，解雇了很多人，威尔也在其中。自此，他再也没做过职业教师，只靠演讲、短期讲课和写书谋生，斤斤计较着点滴收入，在公寓之间搬进搬出，磕磕绊绊地拖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养子度过一战后的大萧条。“威尔总是惭愧地自省，‘我是不是太计较钱了？’”艾丽尔回忆道。

在合写的自传中，他们就这样自嘲年轻时的青涩。威尔还老老实实地列举了很多友人对自己著作的批评。在抄录一段对《转变》的批评后，威尔说，“这样诚实的批评，从长远来看，对一个膨胀的作者很有好处，但我确实需要额外好几坨赞美才能治好这个创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功成名就的两人，自然被大群“脑残粉”簇拥，艾丽尔回忆道，两人拒绝了粉丝们出版一本简缩的《杜兰特的智慧》的要求。“时间终会报复这种自我膨胀的。”

威尔的第一本书叫作《哲学和社会问题》，此时他已经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温和谨慎的自由派。书印了一千册，剩了九百多本堆在那里，这下威尔有足够的理由模仿梭罗的话了，“我的图书馆里有一千本书，其中九百本是我写的”。此书从柏拉图讲到尼采、叔本华，一方面对哲学的公众影响之衰落表示忧虑，一方面提议应该用合适的办法，缩短人类动物私欲和道德理想之间的差距。不管主张如何，其中对哲学家们的介绍是很生动好读的，大概是后来《哲学的故事》的原型。

早年，威尔并不打算写“哲学史”这样的东西，他认为这分明是把复杂的历史撕碎了强塞进一个框架。不过，他在给人讲柏拉图这部分的时候，一个熟人，正好也是出版商，觉得不妨把讲稿印成个小册子。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一段段地讲下去，一本本小册子就这样成型，最后修饰连接一下，就成了威尔“最著名的孩子――于一九二六年，带着担忧、痛苦和爱降生”。没想到，此书卖了两百万册，以至于之后数年，他们部分地依赖它的版税而活。

但这段时间里，威尔因为埋头工作，婚姻又出现危机。威尔建议她帮助整理点文稿，或者自己写一本书，但她并没有获得安慰。现在他出名了，到处有邀请，她的地位开始边缘化，两人关系越来越淡，婚姻濒临破裂，连孩子都不能安抚这种烦恼。艾丽尔写过一封幽怨近于绝情的长信。“幸好没有发出去――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让人脸红啊。”

而挽救婚姻的，是那部十一卷的奇作，《世界文明史》。威尔四十四岁的时候，两人开始了真正的合作，一起周游世界，一起枯坐板凳。巴勒斯坦、印度、俄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他们还在北京结识了胡适――在《世界文明史》中《东方的遗产》一卷中，他对胡适推崇备至，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显得比较单纯。而他在苏联旅行之后写了（《关于俄国》一文，表示对其前景不乐观，这在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引起大哗。然而他的预见几乎都成了事实。在旅途中，威尔一直坚持写作，关节炎加重，但幸运地治愈。医生还不肯收费，威尔称之为“圣人”。自传讲到这个时期，除了二战、国内的困难，主要是威尔不断出外讲课（以保证收入）和漫长的写作。其间养子路易上了战场，但幸运地平安而返。夫妇俩像任何父母那样承受煎熬。艾丽尔仍然因为孤独、和威尔的种种差异而烦恼，家里战火频频。好在两人都积极解决问题，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婚姻中的难关。“两人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成长。”多年后，艾丽尔这样说。

写作的时候，他们分头写同一主题，然后放在一起对照，商定最后的版本。两人的健康都越来越差，都被疾病击倒过。但凡不生病也不旅行的时候，艾丽尔每天整理自家的小花园，威尔送孙女上学，读读报纸，两人吃简单的素食，规律地睡觉。其余的时间，他们都献给了历史。十一卷中（每卷都在一千页以上），有些畅销，有些反响平淡。他们像任何作者一样，书一上市就屏住呼吸等着看评论。这些卷的写作时间差异也很大，一般三年多一卷，但其中《信仰的时代》写了六年，或许这也是最好的一本。一九六八年，威尔夫妇获普利策奖，十年后又获总统自由勋章。

一张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蒙特利尔报》上，有篇采访老年夫妇的文章。“他们俩都那么瘦小，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七十五磅……宽敞的大宅园内有些荒了，游泳池干涸。因为他们真的老了。”“女儿艾瑟尔六十岁，怨艾重重。‘所有人都说，有这样伟大的父母多幸福！可我帮他们做了多少事？我从九岁就开始帮他们打字！”“很多人仍然认为艾丽尔没文化，毕竟，她连高中也没读过。她也不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还把丈夫气病过，在公开场合让他下不来台。可正是她保持了威尔和他的书的活力。”这个访者还说，“我在停车场等待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不断接吻告别，却无法下决心告别，他们这么疯狂，说不定有各自的配偶。我恨不得对他们说，看在老天的分上，赶紧下决心，结婚，一起写本书吧。学学杜兰特！”

这个婚姻持续了近七十年。一九八一年，威尔进了医院，艾丽尔立刻无法进食。结果艾丽尔先走一步，儿孙们百般隐瞒消息，威尔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他很快离开人世。几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艾丽尔穿着旱冰鞋迎接威尔进天堂。

威尔如今被当作历史学家，但他人手的地方却是哲学。他引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所有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哲学。”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如今不大有人读，但我很喜欢他的见解。除了散见于《世界文明史》中的大量评论片段，专门的集子比如《对生活的诠释》中，谈了福克纳、托马斯・曼、肖洛霍夫、乔伊斯等等――他竟然真的逐字读过这些书，还颇有见地。他说普鲁斯特，“他对马歇尔和女人的风情描写得如此细致，观察得如此仔细，有时让我们怀疑他是否真是同性恋。”“他有时会忘记前面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威尔给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中相应的卷数和页数。对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威尔说，“这本书和曼的前几本一样，有很多缺点，但它站在当代小说的前列……它用力过猛，其中的‘魔鬼’本来应该聪明尖锐，却被塞进大堆跟德国时政相关的冗长说教……而德国人从战争的废墟和羞耻中重新站起来之后，难以原谅这个出语绝望之人――他在受苦中忘记了历史预示的未来。”杂文集《探索天才的奥秘》中还有不少文史评论，有一章特别献给写作《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指出斯宾格勒错漏极多，但他还是大为称赞斯宾格勒的卓识，“我们同意他的结论与否，一点也不重要”，“这个对废墟的预见，正是我们更新文明所需要的挑战……他激励我们在民主和贵族统治的社会之间寻求更好的制度”，“我们对他的批评都会被忘记，他的著作永远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中最伟大的成就”。

和哲学相关的集子，主要是《哲学的故事》和《哲学的大厦》后者不是哲学家传记，而是社会话题。这本出版于一九二九年的书，对道德、社会、婚姻、民主、自由、宗教等等问题，有惊人的预见，虽然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独特，或者说许多隽语已经被后人汹涌的心灵鸡汤淹没了，但出于个人的偏爱，我还是读到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在《道德的变更》这一章中，有这样的话，“每一种恶行都曾经是美德，有些恶行也可能重新变得令人尊重，好比仇恨在战争中显得可贵……人之原罪不是堕落的结果，而是他升天时留下的遗迹。”谈到男女之别时说，“男女之间精神、意识上的区别是先天还是后天造成的？很难说，在这个话题上，科学跟哲学终于体现出同等的困惑。也许我们可以冒险猜测，这些区别与男女的生理差异相关，但更主要的差别，还是体现在社会塑造和个体差异上。”

后来，《哲学的大厦》修订、再版，更名为《哲学的乐趣》，有些章节改以亲切的口吻直接与女儿对话。他说，“我希望女儿爱读书，但对书本的热爱不要超过对友谊、人生的热爱，希望她有自己的孩子。但我不会去干涉她的人生。”他还说过，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因为天才肯定会受一辈子苦。

在数本和哲学相关的文集中，一再出现的人物包括柏拉图。威尔喜欢强调这一点：柏拉图极重等级观念，但也极重智性，把智识的精英感发扬到了极致。我不由想，自古以来，人的智力和能力的差别，似乎是社会里最合理的等级借口，但，我们对它也应该保留一点警惕。如今，这种视大众为草芥的思想，已经行不通了。不过，因为极度崇尚智力，柏拉图在其他方面倒颇有平等意识，他认为，人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占一半人口的女人，应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如果有的女人擅长治国，就让她治国；如果男人更适合治家，就让他治家（显然，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在西方社会中实现――仅就男女地位而言，当道的是轻视女人的亚里士多德）。

最后说说这部《世界文明史》。第一卷讲的是东方，自第二卷则开始梳理西方历史，包括《希腊的生活》、《恺撒与基督》、《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理性的开始》、《宗教改革》、《路易十四与法国》、《伏尔泰时代》、《卢梭与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等。威尔文笔优美、充满激情，细节也活灵活现，人物呼之欲出。而我不管拿哪卷来读，总会在其中夹许多书签，或者在电子书上做很多标记。

有一些人物写法非常大胆，比如（《恺撒与基督》中的耶稣――威尔提到几位历史学家描述的耶稣生平（也有人认为耶稣根本不曾存在过），他自己则从福音书和《犹太古史》犹太历史学家Flavius Josephus写于公元九三年左右）中建构了这样一个耶稣，“他从小就学木工，喜欢大自然，非常合群……他没去过学校，只去过犹太人的会所，从小在宗教气氛中长大。～打算客观地描述他很难，不仅因为关于他的资料都是他的信徒所写，还因为我们的文化和遗产如此紧紧地跟他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寻找缺陷会深深刺痛我们。他的宗教感如此强烈，会愤怒诅咒持异见的人；他能原谅任何错误，除了不信。”“他有着犹太先知的苛刻情怀，而不是古希腊智者的宽广和镇静。他的愤怒有时会损伤他的深度。他的缺点是他的热烈信仰推动世界所付出的代价。”“恺撒希望通过改变制度和法律来改造人，而基督希望通过改造人来重塑制度，松弛刑罚。”“恺撒的激情总是在智识的控制之下，而基督不是没有智识，但他的心灵的力量不是智识的，而是来自强烈的感受、敏锐的观察和对目的的偏执。”

而在（《信仰的时代》的第十三章《五至一三年犹太人的思想和心灵》中，谈到因宗教、文化的原因，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遭到残酷迫害、集体杀戮，威尔在结尾有这样一句感叹，“为了那个十字架上的死亡，多少人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

从这样的巨著中摘抄段落，也许意义不大，但我还是忍不住和读者分享一下他的文笔和激情。在（《理性的开始》一卷中写到一五八七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斗争、玛丽的处决。伊丽莎白并不情愿杀死玛丽，但迫于政局，担忧安全，也因玛丽企图逃走，不得不为。玛丽细细打扮，用假发藏住所有的白发。戴面具的刀斧手请求她的宽恕，她允诺了。“玛丽跪下来，祷告，把头放在那里。假发从她被砍下来的头上落下，雪白的头发都显露出来。她四十四岁。”“宽恕。他们都需要宽恕。玛丽需要宽恕，她这么努力挣扎，只是想当个快乐的王后，谁也没想到她看护丈夫到他病愈，后来却参与了对丈夫的谋杀；我们可以原谅这个为一个不明智的爱放弃一切的女人；我们同情她来到英国避难，换来的却是十九年囚禁和死刑。我们也应该宽恕伊丽莎白，她在多年统治中面对无数对手和威胁。她长期囚禁玛丽，恐怕正因为很难下决心处决玛丽。她们都是高贵的女人，一个高贵而感情用事，另一个高贵而思虑不决。她们最终在西敏寺中共眠，在死亡和宁静中和解。”

而在《信仰的时代》中，讲到东罗马帝国中僧侣的苦修（公元四百多年）――有些僧侣长期断食，住在岩洞里或者树上，有人把自己绑在柱子上。旁人有时怜悯他们，送来葡萄，但他们深为这样的享受羞愧，谁也不愿食用。“教会并不喜欢这样过分的苦修”，威尔写道，“教会分明从他们的谦卑中嗅到了一种强烈的骄傲，在他们的自虐中发现其精神上的贪婪，从他们逃离世界和女人的方式中感到一种秘密的感官之乐……事实上，苦修的记录也常常暗示着他们的欲望和幻想。有些僧侣喜欢在人群中展现自己的美德，而真正的孤独则让美德难以为继。”

十一卷巨著中，活泼、有节奏感的叙述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有趣的历史，也是英文写作的范本，威尔的文学力量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娓娓道来或雄辩滔滔。

这些历史，一方面是全景式的，从时间上覆盖二十世纪前的大事，也尽可能全面叙述欧洲各国，话题涉及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成就、社会风尚等等。威尔的志向一直在此：写作一部综合、整体性的历史，全面呈现它的脉络，而不是只取一路，截断血脉。不过，书的内部常常又以人为线索，充满情感和细节。这一点，曾招来一些酷评，比如指责作品中全然看不到科学的批评、职业学者的研究。我认为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威尔虽非学界中人，又因“活灵活现”而必然注入不少个人诠释，但他的严谨度、统一性都是杰出的。话说“通俗”二字，在威尔的时代可能更受赞许，而如今的文化界有那么多的“大话”、“戏说”，似乎怎么通俗、讨好读者都不够，以至于那些“敢于无趣”的历史倒显得可贵了。什么样的通俗是可取的？大家或许有自己的答案，我倾向于那种打通古今，从个体心灵际遇寻求交流基础的方式，前提是作者有高度自律的精神。威尔认为自古以来，人类不断地重复历史，不断地重复错误。既然如此，我想这种交流基础应该不难获得，只要你诚恳努力地寻求。

历史学家篇7

民主与法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民主是本质的东西，法制则是民主的表现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没有法制，也就没有民主，民主与法制是不能分割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法制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认识民主法制的科学内涵和本质，从而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特点，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民主法制范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把民主制看成是国家制度，是从共性上看的国家制度，“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国家制度，“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而君主制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概念，是从个性上来看的国家制度，“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包括法制在内。马克思所讲的民主制，显然是表现在法制上的民主，而不只是民主的观念或纯粹的民主。从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来看，民主与法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民主是本质的东西，法制则是民主的表现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没有法制，也就没有民主。民主与法制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是在这种理解上，把民主制当作民主法制范畴来阐述。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夺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行的还是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黑格尔为普鲁士专制主义辩护，美化君主立宪制度是历史发展的顶峰，把君主和人民混同起来，提出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和象征的观点，否定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君主立宪的反动观点时，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要能“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实现人民的。马克思指出:“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不是君主的，就是人民的”。封建专制的君主强调的就是集中体现于君主一人的制度形式，而人民则强调的是体现于人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制度。君主制提倡的所谓代表和象征人民的制度，其本质上是对人民的践踏。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黑格尔所提倡的封建制度君主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他们主张实施民主制，实现人民民利。然而，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民的民利，就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君主立宪制，只有在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种“新的国家制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无产阶级。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断来分析，民主法制的含义有三个要点:(1)民主法制属于政治范畴，是个历史范畴，指的是国家制度。(2)民主法制就是人民法则，是表现人民意志的国家制度。(3)民主法制的真正实现，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法制作为国家制度，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法制的目的，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来讲的。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我们从《宣言》中可以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首先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使无产阶级本身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样才能享有充分的民利。他们在这里是指导民主法制作为目的来看。民主法制是手段，是从民主法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来讲的。民主法制作为上层建筑，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因而民主法制则是手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因而民主法制是手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的民主法制体系将最终消亡。从这个意义上，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来讲，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阶段性的民主法制目标，只能是成为为实现最终目标服务的手段。

二原始民主法制的起源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法制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一论述中提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73的。”……尽管法制史学界对于原始民主法制对日后社会民主法制乃至雅典民主的影响存在歧义，但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的民主法制中蕴涵有原始社会的民主因素。在那种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社会中，原始民主能有效地平衡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以及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的矛盾冲突。一直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开始向军事民主制过渡。原始社会的民主发展到军事民主制，是民主制在原始社会的进步，恩格斯曾评价军事民主制是原始社的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法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并在马克思生前所着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之上，开始认真研究摩尔根等人的着作。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制度的系统研究，于1884年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着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着作中分析阐明了在国家阶级形态的民主法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度”，即原始社会的民主法制制度。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等人所提供的易洛魁人的和恩格斯自己所掌握的有关氏族社会资料，概括论述了原始社会民主法制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在这种生产力处于原始状态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低下这一客观因素下，使得人们必须以原始部落的形式集体生活，一起参加劳动，实行共同消费。正因如此，这样就在原始社会自然形成了平等、民主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规范。这种按照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的原始社会，就形成了一套带有一定“民主特点的”社会制度。这种带有“民主遗味的”民主法制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原始民主法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法制只是氏族成员在处理氏族内部之间利益矛盾时所自发运用的一种手段。其次，没有形成阶级性和私有性，氏族部落的所有人员都是平等的。再次，实施直接民主的形式。每个成年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都可以直接参与氏族内部事物的处理当中。最后，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区分，没有形成特权。总之，原始民主法制作为人类历史民主法制发展的初级基本形态，作为人类民主法制发展的起源，对奴隶制的民主法制乃至今后人类历史的民主政治制度都产生了比较持久且比较深刻的影响。在一方面，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对所谓的民主文明的评断和对“复活”原始民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文明的民主制度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衍生出来的“变种”，所以这种“文明的民主”制度注定不能长存，“这种组织注定要灭亡的”，它必定将被另一种更高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所取代。

三阶级社会民主法法制的发展

恩格斯通过认真研究和分析三次社会大分化，最终阐明了阶级和私有制产生的具体过程，得出了原始民主法制之所以必然瓦解，阶级社会民主法制之所以必然产生的科学结论。恩格斯认为:“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这样，当开始出现第一种社会阶级以及奴隶制国家开始形成时，作为国家政治形态的第一种民主制———奴隶制社会的民主制也随之诞生。恩格斯以雅典民主共和国和罗马贵族共和国为例，分析阐明了奴隶社会的民主法制。他指出，雅典保留有直接民主的形式，这种民主管理形式由部落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完成对社会的管理，并且都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没有设立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而在罗马贵族共和国，这种情况则恰好相反，罗马的氏族社会已经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阶级的社会，少数的贵族阶级掌握着社会的事物管理大权，而其他的人数众多的平民则是站在这一社会之外，对他们来说，只有应尽的义务，没有该享有的民利。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恩格斯认为，奴隶社会的这两种民主在形式上虽然有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奴隶主和贵族阶级实施其的一种工具，“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这种民主制度的实质是违背了它实行民主平等的要求，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奴隶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在奴隶社会的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稳定的和不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自然也就必然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道路，随之取代它的，将是比它稳定和完善的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14—16世纪地中海区域随着工商业的发达，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追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这种思潮叫做人文主义，成为了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18世纪，在法国旧制度衰败的时候，天主教会腐朽和黑暗，法国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都开启了民智，解放了的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开始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他们以启蒙思想作为思想武器，进行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经过激烈的斗争，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且还采用了法律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献。这些法律文献的颁布，对以后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法律依据，开启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先河。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替代奴隶制和封建制民主法制制度，是民主法制发展的必然性的历史选择，人类社会迈向了更高形态的民主文明的政治形式，而这种更高形态的民主，恰好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民主的政治制度，在随之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体系，这种政治体系是原始社会乃至奴隶制社会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所确立的依法治理的统治方式，它确认和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巩固了同封建制斗争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民主法制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和压迫的合法手段，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四无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历史过程

历史学家篇8

作者：向钘 单位：毕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毕节学院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

蒙太格是第一个用模型论的方法定义和处理索引词的人，卡普兰则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索引词的演绎系统的人，蒙太格语法是逻辑语法学科群体的根本前提和开端，而逻辑语法与蒙太格语法有内在的关联性。蒙太格语法的特点是：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符号系统，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思路。蒙太格语法的产生标志着语言逻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语言逻辑的发展阶段，逻辑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英国逻辑学家萨莫斯创立的TFL系统是一个用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以传统逻辑的自然句法为主体、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为用的传统形式逻辑的代数系统，即一个自然演绎系统。[1]1-8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开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开创时期。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系统地介绍国外语言逻辑思想的同时，对语言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在5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的语言逻辑思想，开创了国内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之先河；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扩充逻辑词项、构建新的逻辑系统，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70年代末，他在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建立自然逻辑的思想，该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问题、意谓和意思、带有感彩的语句（评价语句、成功交际）；80年代以后，他逐步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明确提出应该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逻辑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功能，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2]329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邹崇理的专著《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和蔡曙山的专著《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为典型代表。周先生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预设、隐涵为核心范畴的语言逻辑体系。21世纪初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出版）为新的起点。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定义汉语特有量词的FC系统。从国内语言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来，周礼全在其中起到开创、奠基和推动的重大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萌生出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和脉络，有必要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经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下述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萌生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契机1.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可以参照的只有苏联的发展模式，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当时的首选。社会主义改造涉及面十分广泛，学校也在改造之列。蒋绍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工作”[2]189。在高等学校教育层面，这次改造工作“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3]190，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周礼全先生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正如他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所说：“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3]5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工作中，周礼全先生萌生出自然逻辑思想。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里汇集了南北8个大学的逻辑教师，这些教师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定期就如何进行形式逻辑课程内容改革的问题召开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各个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这条基本原则，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4]6对形式逻辑课程内容的改革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改革。而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这条原则，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在形式逻辑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周先生本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正如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所说：“‘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4]10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里不仅参与对逻辑学课程内容改革的讨论，同时还对改革课程的基本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独到见解，从而萌生出了形式逻辑结合自然语言的思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周先生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这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道，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修正》的四点修正意见时指出的：“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教研室时的思想。”[4]102.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催化了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期间（1949年至1952年秋）参加了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组织的，金岳霖先生召集的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每周召开一次的逻辑讨论组，该讨论组直到1952年秋天才被解散。他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极大，“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3]4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还在绕着30年代遗留的许多逻辑学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由于在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高等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中国逻辑学界引进翻译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学中学逻辑课本，聘请一些苏联逻辑学教师到中国高校授课，还把高校的逻辑学教师派到苏联去学习逻辑学知识。[2]101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学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逻辑的高潮。受此潮流的影响，国内逻辑学界也跟随苏联展开了历时10年的大规模的逻辑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但对逻辑学的学科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逻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就是在此时开始萌芽的，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50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萌生的理论之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和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推动下萌生的。正如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和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80年代后开展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期间开启端倪的。周礼全在中国最早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59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和1961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应该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中，提出了构建自然语言逻辑的设想。”[2]11957年反右风暴和之后的“左”倾错误中两度下放农村，为其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实践基础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还受到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进攻。”[3]216从那时开始，反右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运动打断，直到1960年才基本结束。周先生当时由于集中精力整理《黑格尔的辩证法》草稿而逃过一劫，但发生在周先生眼前的事实使其决心远离哲学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此外，反右运动“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4]9。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礼全先生提出了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后来该书由5个人（包括他）分章完成。反右的风暴虽然对周礼全先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而言，反右的另一后果是自己在1958年秋至1960年底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被两度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1958年秋，他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被派到河南七里营参加为期3个月的田间劳动。这也是解放后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回到北京后，他利用几天休息时间写了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哲学研究》1959年第6期）。1960年2月，他被下放到山东曲阜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年底，才带着一身浮肿疲倦不堪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周先生去上海亲戚家探亲，在没有专业文献的情况下撰写了标志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形成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该文于1961年5月26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上述材料说明，周先生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因祸得福，为自己研究形式逻辑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1958年秋至1960年底期间的两度下放，则为其直接接触工农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能够亲身了解工农兵对逻辑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了解并进一步思考形式逻辑理论与实际思维结合的问题，为其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这一名篇中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实际思维的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及他当时之所以写《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的原因时说：“具体情况已不能记忆。很可能与《逻辑通俗读本》有关。”[4]10基于此，也可以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一个独特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中央于1956年4月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确定的发展和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该方针为所有的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方针的提出不仅为周先生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为理论依据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文顺利刊发创造了良好的时机，而且也为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对形式逻辑批判和补充、探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明确提出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结合语法和修辞等思想的产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是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非常重视逻辑学的学科发展。1956年春节期间，在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对金岳霖先生说：“数理逻辑很重要，应该搞。”[2]114并建议金先生写数理逻辑方面的书，写好后送给他看。的谈话使逻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向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逻辑工作者约稿并大量刊发该类论文，全国掀起了一股宣传、介绍数理逻辑的风潮。对数理逻辑学科发展重视的同时，也很重视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学习。1958年，要求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三种性质；准确性是逻辑问题，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畴；鲜明性和生动性，不仅有逻辑问题而且还有词章问题。[2]107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同志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次提到一个学科的发展问题，说明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视非同一般，客观上必然会推动该学科的迅速发展，数理逻辑的发展情形证明了这一点。而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不可能不受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视逻辑学学科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推动。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要准确地把握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就要将他的这一思想放到当时时代背景下去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通过对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影响下，在当时我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和鼓励下，在1957年之后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夹缝中酝酿产生的，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思想成果。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源于周先生在学术上的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也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