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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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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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 在拥挤的社会中，权利往往具有模糊性。图/钟 智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法治作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这有着重大意义。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这决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很难仅仅照搬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而必须面对自身独特的问题。 大国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法治与小国法治不可能等量齐观，一个地域辽阔、人口巨多的大国与一个弹丸小国或城市国家在法治建设的难度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国往往是大量的小型秩序体的合成，而小国只是一个简单的秩序体。因此，大国的法治需要考量地方性的问题。大国法治中，有所谓的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区域之间的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规模与法治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法治需要统一性和普适性，而大国本身却包含着多样性、复杂性。在这种挑战面前，法治理想和现实国情也会有所冲突。这些冲突构成了大国法治的基本特征。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语言和风俗习惯问题，文化多样性对法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对法治的统一性构成考验。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和风俗习惯，使得法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时必然遇到当地特有的问题。边疆地区处于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状态，在社会文化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混杂性，民族文化与国家法治有着非常复杂的交互作用。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规范、生存秩序，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需要，各不相同，甚至与国家法治的需求相冲突。如何对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宽容，又不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性，这是大国法治所必须直面的。能否有效应对法治统一性与边疆地区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则体现了国家能力的实况。 ? 多种多样的民族对法治的统一性提出考验。
辽阔的地域、庞大的人口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还必然带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目前，城乡差别、东中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困扰法治建设的重要难题。例如，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优秀与合格的法律人在东部城市扎堆，而中西部中小城市奇缺，一些县城里甚至仅有不到两位的合格法律人。国家虽然有不断的政策倾斜，但情况仍然不乐观。合格法律人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不同区域法治协调发展的不利因素，给中西部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多困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法治统一推进的阻碍因素。由于合格法律人的缺乏，一线司法人员专业素养不够，其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缺乏，这使得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缺乏社会环境和人员基础。
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不仅仅是个空间问题，它还会给法治的实施带来时间上的问题。区域与城乡间的不平衡使得法治的统一推进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认为中央做出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剩下的问题只是按照文件推进，那就太乐观了。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区域在法治进程中在相同时段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相同，例如目前东中部大城市的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但在中西部的基层法院里，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相反，与10年前相比，“人多”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专业素养低、不从事专业审判的人仍然多。
大国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小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没有的。大国的区域不平衡、城乡问题、内地与边疆问题都会加剧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度。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是处在放权与收权之间震荡，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要么中央管得太少，地方缺乏约束，社会势力兴起，构成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要么中央管得太多，社会缺乏活力，地方领导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也受到压抑。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难以制度化，受各地具体情况的影响很大，其基本性的原则是“商量办事，顾全大局”，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法治推进过程中，如何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同时又照顾到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难题。一方面，法治建设要求有统一的规则之治，祛除主观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又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对待和特殊的考量。 转型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转型期法治与常规法治很难同日而语。
社会转型有很多方面的含义，它可以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扩展;也可以指社会结构的转型，即社会整体的结构状态转化，包括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多方面的变化;还可以指社会形态的变迁，既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变迁。这些方面的变迁和转型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要求。例如，从乡村向城市、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变迁，意味着地方性的规则、风俗、习惯甚至语言等都会逐渐瓦解甚至消失，人们会从各种地方性的约束中逐渐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全国性规则的规制，地方社会因此会逐渐被纳入全国统一法治进程中。
从一方面来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中国今天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历过的，因此西方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欧美发达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然后进入全球化的历程，其法治发展与此过程相对应，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转型期又有其独特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问题是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找不到的。13亿人的现代化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转型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数十年的社会转型，大约相当于欧美两三百年的转型力度，而且中国的人口比欧美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前景也是非常乐观的，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在什么水平和高度上形成较为均衡、稳定的状态，这取决于很多因素，而且不限于国内因素。也就是说，转型完成后的社会状态，不仅仅由中国自身决定。因此，转型的法治目标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果我们对转型后的社会状态都难以完全确定，那就难以建立明确而符合社会需求的法治。
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成就尚且有限，中国到底能否走出一条如同欧美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基本消灭农村？这条道路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有所疑问的。在这种大局尚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建设法治社会，当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作为上层建筑对社会状态和社会性质有着深刻依赖，同时又必须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性。然而，中国的经济基础转型的不确定性，使得法治安排的不确定性更大。
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和拥挤的社会，人们好比共存于一辆行驶的密闭电车中，相互之间的推搡、触碰都在所难免，因此权利的界定很难像西方那么绝对。 生活样式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面临文明和生活样式等方面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很难解决的。
一切有法治和法律意义的行为，既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同时又扎根在古老文明的背景中。日常生活、古老文明和法治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构成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因素的变动必然引起其他因素的相应变动，最终引起法治的连锁反应。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和拥挤的社会，人们好比共存于一辆行驶的密闭电车中，相互之间的推搡、触碰都在所难免，因此权利的界定很难像西方那么绝对。中国正走向丰裕社会，但相对于巨量人口而言，各种资源仍然十分紧张，社会仍然显得很拥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很难完全西方化。如何在我们独特的生活样式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界定权利，必然是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难题。
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法治秩序下的，而是礼治下具有伦理性、互和互惠性的生活。尽管人们也会去衙门诉讼，但很难说他们是为了权利而斗争，因为他们并没有现代的权利观念，而是为了人格和名誉而战。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说法，传统中国人的诉讼所要维持的是一种“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同西方人相比，古代中国人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看，而将对立的双方，甚至周围的人的社会关系加以总体全面的考察。
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诉讼确实少有发生，这与儒家伦理中“无讼”的教化多少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拥挤社会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后果。甚至也可以说，儒家也是因为看到了拥挤社会的种种特征和需求，才生产出了“无讼”之类的伦理观念。今天，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拥挤”社会的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新的层面强化了。
匮乏往往是拥挤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因匮乏而拥挤，因拥挤而匮乏。在这样的社会中，强势地位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于是人们不但要为自己的今天着想，还会为子孙的明天着想。考虑到现实中的社会流动性，“富不过三代”，今天对手的处境可能就是明天子孙的处境，这样的社会难免流行忍让的伦理，因为今天对别人的忍让，可能就是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阴功”。而且，无论自己的道理如何充分，许多场合下对方也多少总有一点道理，在伦理上，正当地位很难说是绝对的。
在充斥着忍让伦理的社会空间，人们往往针对一系列行为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很难单独针对他人的某一次行为而主张权利，这种模式在当今中国的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例如在广大的农业耕作地区，村庄仍然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村庄必须自己承载起一些基本的功能，必须依靠自身内部完成一些公共事务，应对某些自然和社会风险，这就需要村民自己的合作和组织。在村庄内部，人们互相之间就不能事事为自己争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说起来振奋人心，但为了争权利而伤了感情，人们可能就难以在公共事务达成合作了。
在拥挤的社会中，权利往往具有模糊性，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存在模糊地带，难以将它们截然分开。权利的模糊性一般意味着权利的共生性，如果一定要把权利界定清楚，结果往往是保护了一方而损害了另一方。
通常人们认为，只要明确界定权利，权利人就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资源因此可以转移到价值更高的用途上，社会效率因此会大大提高。然而在拥挤的社会中，明确界定的权利却可能变成了难以利用的“反公地资源”。因为在拥挤社会中明确界定权利的结果是：资源有限，权利拥有者却很多，每个拥有者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为其他人使用该资源设置障碍，每个权利人又都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人的干扰。于是导致权利和控制过于零散，难以实现有效整合的结果，资源因此被闲置或使用不足，出现所谓的“反公地悲剧”。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由于土地权利结构日趋明确、刚性，“反公地悲剧”现象屡有发生。
法治社会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 民主法治 法治主义
一、和谐社会的法律要义
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相当于古人说的“大同世界”和柏拉图的“理想国”。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内容。总书记所概括的和谐社会的六个目标和内容中，首推民主法治，充分说明了民主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配合，应当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在和谐社会的特殊语境下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定含义，这种含义成为归纳判断和谐社会下法律的作用必要前提和基础。
二、和谐社会的法律表征
（一）法律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社会控制方式
社会控制方式是指对社会进行调整管理的主要方法。从历史上看，社会的控制方式经历了诸多发展变化，从神灵到宗教再到道德，最后才选择了法律。法律成为社会的主要控制方式，是十九世纪后期社会法学派的首先主张并加以完善的。
（二）中国的传统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和谐是一个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概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通相容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这同样适用于现代法治对传统法律秩序观的承继。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在学界中，对于传统法治对中国的现代法治有无作用问题仍然有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法治源于西方，既然当前的法治建设是移植西方的制度，那么对于中国的传统只能全盘革新，而进化到现代的法治社会 但是这些学者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而又深远的意义。其一，从我党执政观念角度上审视，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我们党治国执政观念的重大转变；其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产物。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
（二）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执法为民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本质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法工作的核心要求。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必须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以公正实施法律为首要标准，做到保护人民利益与维护法律权威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机统一、贯彻群众路线与保障专门机关执法有机统一。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四）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全体人民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工具。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核心内容，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根据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出发制定和部署的。我国法的本质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水融。为大局服务，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体现，是法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法治的历史使命。
四、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法治状态之下，完备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为社会提供了最明确的行为规则和规则体系。良好的立法为人们严格依法办事创造了条件，为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制度化的根据。法律是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在良好的法制之下，人们依法而行，社会矛盾就减少发生。和谐社会正是社会矛盾纠纷最少最小的社会。法治对于纠纷的预防作用和发挥就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即使发生了影响和谐的问题，也能迅速地加以解决，使社会归于和谐。减少矛盾和解决矛盾始终是社会发展过程所必须的，和谐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法治规则之治作为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支持。理念是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 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支持。因为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当然，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与文化的繁荣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 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所以，和谐社会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建设法治社会，而建设法治社会理所当然应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五、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我们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很显然，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民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
民主，在制度化的民主中，任何一项规则的设计和政策的选择都必须符合最起码的民主要求和标准；如果不符合民主的最基本要求，那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公正性前提。民主的本质决定了：第一，人们无论从事任何行为，都要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预定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第二，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展示和平衡；第三，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而不是诉诸强权与暴力 而这些正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
六、民主法治是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最有效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至少需要形成四种健全的社会机制，即利益表达机制、激励动力机制、整合平衡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主要通过政治民主机制来实现，激励动力机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整合平衡机制主要通过政府管理机制来实现，而利益救济机制则主要通过司法保障机制来实现。而促使和保障这四种机制正常启动和运行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法治。比如，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是民主，民主需要法律将其制度化，并保障其正常运行，所以，没有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利益表达机制就无法运行。又如激励动力机制的核心是人权和产权，没有人权保障，人将无法生存；产权不能清晰或没有保障，人将失去永恒的发展动力。只有人权和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社会全体成员才能在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社会才能，所以，没有民事法律及其相关法律制度，激励动力机制将无法启动。民主法治还可以创造诚信友爱所必需的社会环境：民主的发展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心的宽容、谦让和互助友爱，法治的完善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诚信友爱地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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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篇3
本文通过对和谐社会应具备的基本特征的阐释，明确了法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运用辩证的方法具体分析了和谐社会的本质和目标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对和谐社会作用。
【正文】
和谐社会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社会，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谐社会成为了目前中国社会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意味着构建和谐社会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特征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作为 “社会”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而狭义上的“社会”，则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但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社会的中心都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追求和谐是儒家哲学观的特质之一，和谐被其视为一种至上的理想。 《中庸》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位育”、“民饱物与”也随成为儒家和谐思想的精辟概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社会比较稳定的“太平盛世”，但这些是否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太平盛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是在一种封闭、集权和等级鲜明基础上的表面稳定，在实质上存在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绝不能说是和谐、友爱而平等的社会。为了追求真正的和谐社会和大众的解放，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曾经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过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本观对立起来，把实现阶级目标的非常手段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的阶段，也有过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压倒一切的阶段，但这些偏重一方面的做法都导致了社会效益的倾斜，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破坏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社会无法实现和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新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这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描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近年来在执政理念上的又一进步，为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和谐社会作为我们所致力追求的美好社会，到底是个怎样的社会，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和谐社会是安定而有序的社会。稳定有序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保持社会的平安、稳定、有序。没有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惟有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实际上，我国自改革以来能够保持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社会的团结稳定分不开的。尤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想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妥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需要保持稳定团结。但是，稳定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我们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可以做到有效地预防和公正的解决。可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非要达到一种绝对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动态的协调，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这种相对的、动态的稳定，是一种辩证的、理性的稳定，它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在开放的结构形式中被有机整合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稳定系统。它要求以发展促和谐，以公平求和谐，以稳定保和谐，坚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平等的社会。封建时代的“太平盛世”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一种暂时的和谐，实际上不平等的基础就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我们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真正的平等上建立的社会。和谐就是平等者间的协调和平衡，没有平等就没有和谐。 实际上，平等并非是每个人情况的绝对相同，其实，每个人生来的各种情况、条件就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是我们所无法选择和避免的，所以对于这种“先天”的不平等都是以接受的态度来对待。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在“先天”的不平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后天”的平等。这种平等首先是人格的平等。无论性别、民族、贫富、社会地位高低等等都在作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是平等的，即人人的人格是平等的；平等其次是权利义务的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已深入人心。由国家的各个法律作为主要保障的公民权利义务的平等是公民获得“后天”平等的重要保证；平等还是各种社会利益机会的平等。社会利益机会的不平等可以说是最大、最严重的社会不公之一。因此，要达到和谐社会，就要实现机会均等，包括经济领域的机会、公平竞争的机会、资源共享的机会，还包括政治领域的参与机会、表达机会等等。如果各种社会利益机会还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等，那和谐社会根本无从达到。
再次，和谐社会是正义的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恒久的话题，对于正义的内涵世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美国著名哲学家、论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且明确地指出，“正义即公平” ，中国的古代也有诸多关于正义的论述。总而言之，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秩序状态，这以状态是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社会和谐是正义的要求，而正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来伸张正义，就需要有着一个美好理想而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持正义，就需要一个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制制度，就需要有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道德体系，就需要有一个体现社会正义的社会运行机制，就需要有一个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就需要有勇于为伸张正义而存在的媒体和执业人员，就需要有敢于争取正义的人民群众，将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美德”加以发展完善，人与人之间都遵循正义的规则，即是和谐社会的实现。最后，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的社会。几千年来，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无知到逐渐的认识自然乃至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但随着我们对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和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开始意识到要想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就不仅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指人们需要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必须在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中才能保持发展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枯竭就无法弥补。因此，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社会主义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在憧憬美好的和谐社会的同时，还要意识到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我们所描绘和期待的和谐社会有多么美好，它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可能自发的达到自我平衡，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没有矛盾的世外桃源，都是各种和谐因素与不和谐因素的矛盾和统一，绝对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就更应该探讨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其中，不可忽视的和至为重要的，就是法治作为人类社会越来越重要的调节手段，在和谐社会的维系和平衡运转中所起到的重要调节作用。
法治的概念来源于西方社会，是与人治对立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一切依法而治，但是这里的“法”意指良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将民主纳入良法的精神核心，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毫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摆脱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形成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与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之所以给法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的地位，是因为：
（一）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就是民主法治社会。这是因为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一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社会运行的混乱与无序。而法治的实现正是为了保障社会和谐运行的状态，维护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涵和运行规则。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社会，是承认个体独立、承认个体差异的社会，这可以说是关于和谐的认识前提。各种不同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必须要有事物的组织法则与运行法则。近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则主要表现在民主与法制、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之间的对立。
人类社会需要必要的社会规范加以良好规范。而在法治状态下，可以既使个人的意志得到尊重，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又使各个不同的个人服从于统一的规则，形成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统一意志的社会局面；和谐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和谐社会之“和”是整体之中相关部分彼此互动之“和”，是协调运动之“和”，总之是一种动态之“和”，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这一社会同样需要法治作为调节的手段，并使相互联系着的各个因素具有法定的有机联系，以使在彼此的互动之中，每个个体或群体都遵循规则，循章而行，富有生机与活力，相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并使被破坏的秩序得到恢复，使紊乱归于和谐；和谐社会是“相互协调”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很好协调的社会。在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的社会中，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能处于和谐的状态之中，使社会的各个元素、方面、环节都能无阻碍地有规则地运行。可以说，能使我们的社会达到这种状态的，只有法治。良好的法治状态就是社会的和谐状态。所以既可以说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也可以说和谐社会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
（二）法治的目标就是和谐社会，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
法律的产生，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从各种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来看，法律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法字，就有解决社会矛盾的意思。从《说文解字》对该字的解释可以看出该字包含着独角神兽，就是传说中的纠纷裁判者；"水"旁意味着裁判纠纷应当像水一样公平 。从西方和中国法律的产生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民商事法律最为发达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民事和商事纠纷层出不穷，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制定和相应的民事和商事法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纠纷。因此，可以说民事商事法律无不是为了解决相关的民事商事矛盾而产生的。而在古代的中国社会，最发达的法律是刑事法律，我们一向是民刑不分，以刑为主。但是，刑法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因为相应的刑事违法或者犯罪的存在。各种犯罪无不是对法律所保护的社会权利的侵犯，犯罪一旦发生，就必然会出现犯罪者与受害人、受害人亲属，乃至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了保护受害者，保护受害者亲属，保护社会利益，于是人们不得不制定刑事法律来制裁刑事违法行为。在社会进入到近现代之后，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包括国家层面和私人层面的交往，交往的频繁必然导致矛盾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因此，为了解决矛盾，规范国际交往的秩序，国家间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国内法律也增加了关于国际交往的法律规则，从而产生了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综上可以看出，所有的法律的产生无不是为了解决相应的矛盾，规范社会秩序以及对相关的财产利益进行调整，而这种解决矛盾、调整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和谐和稳定、有序。
（三）和谐社会的各项特征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观察和谐社会的各项特征会发现，这些特征的达到和实现只有通过法治。首先，没有法治的社会必然会导致人们的行为无规则可循，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之中，安定有序无从谈起；其次作为和谐社会特征的平等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在无法控制先天环境的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法律来平衡利益，保障和实现后天的平等，否则平等将成为一句空话；再次，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我们不可能要求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人们会自发的追求和维护正义，尤其在涉及自我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只有良好的法治才能保证惩罚非正义的情况，保证真正的正义的实现，并且由于法治的威慑作用使得人们更自觉的去维护正义；最后，在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的今天，只有法治才能遏制和保障环境，使得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不忽视环境的保护，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四）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保障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重要的保障，具有无可替代性，这是因为：
法律的至上性。首先，在人治时代，是不存在法律至上的，即使统治者对其极度推崇，即使法律被置于一般臣民之上，但相对于君主而言，它只能屈居其下，人治时代是推崇个人权威的社会。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崇尚法治的社会。法律经过特定的机关、一定的程序制订并颁布后，就具有了至上的权威性，成为全社会所有成员都要遵守的准则。每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类似的条款，我国《宪法》规定，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机关和执政党，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这种至上性包括了几点：（一）法律之于任何社会势力为至上。一个社会是由众多的主体所组成的，这种主体既包括政党、国家机构、经济组织、其他社团组织等，也包括了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社会主体。但不论是何种主体，亦不论其在国家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职位有多么之高，其活动的准则只能是法律，一切依法而论。尤其对于执政党、政府、议会、法院等对社会具有巨大影响的权威性组织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所谓必须要依法来行使权力。（二）法律之于其它社会规范为至上。在和谐社会里，法治时代中，法律规范和其它一切社会规范相比较必须是至上的。这表明：一方面，当法律规范和其它社会规范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时，即其它社会规范的存在并不违背法律规范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时，法律规范和其它社会规范可以并存。否则，当法律与其它社会规范具有明显的冲突时，则应以法律规范为标准，取缔、改造、风化其它社会规范。即以法律为标准，进行移风易俗，使其它社会规范与法律相吻合，或者至少不违背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 当然，此处的法律应以“良法”为要。（三）法律之于权力为至上。中国社会对权力的崇拜由来已久，而这种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必然导致滥用权力，导致更多社会矛盾的产生，这显然对建立和维系和谐社会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所以法律至上的一个重要的比较标准，便是在法律与权力之关系的比较中给法律以至上的定位。这对于法治后进型的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定的权力的范围、条件和程序。任何滥权行为、越权行为和无权行为，在法律上均不产生效力。权力不得推定，任何推定权力的行为必须在法律上予以否定。即便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各地为用足用好用活中央给的政策而绞尽脑汁、尽心竭力地推定权力，并因此而带来一定活力和效益，我们还是要充分认清权力推定的极端有害性。权力的推定从根本上讲是对法治的否定，从而也是法律至上性的消失。因此要强调法治，就必须否定权力推定。
法律的公正性。公正是法律的基本内涵。由于现代社会是复杂多样的，表现出各种利益、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形式、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多样性。这种情况必然会使得矛盾丛生，因此社会需要有统一的规范和调整机制来调整社会生活，而不是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的、没有公信力的调整，否则社会工整无法实现。法律是国家权利机关所制定的，具有超越个体和团体利益之上的统一规范，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而成为统一的调整规范。
法律的公开性。自古代社会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开始，法律制定后都是自公布给全社会成员来产生效力，因此法律具有极高的公信力。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普遍性、被民众事先所知晓、可预见性、可行性、权威性、稳定性等特点。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趋势下，公开的、“阳光下的法律”是天然的防腐剂，只有公开才能杜绝私下交易，避免绝对的自由裁量，才能保证公众的监督。
结束语
法治社会篇4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使各方面都能够坚持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
法治社会篇5
突出源头治理，规范公共权力运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方面对规范权力运行提出了更加具体化、强制性的要求。公共权力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承担着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诸多功能，对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就是要从源头上、机制上抓好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行充分体现宪法精神，切实有效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近年来，如东县委、县政府坚持把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创新发展党务公开体系，开设“如东县委权力公开运行”网站，推行县委常委会、全委会旁听制度，出台《如东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事规则》，实施律师顾问制度，全面建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和县、镇、村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相关程序，重大决策项目实现应评尽评，有效畅通了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渠道，规范了权力运行，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今后，我们要深刻把握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不断改进党的领导，加快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坚决防范制度建设中趋利、诿责等现象，深化“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听证对话、专家咨询论证、问卷调查等制度，更加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切实把权力规范到合乎宪法精神、合乎法律规定的运行轨道上来。
突出重点整治，办好法治惠民实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科学系统的理论引导，还要强化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要牢牢抓住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依法治理，切实将一条条法律规定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以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法治惠民实事工程来增进共识、凝聚合力、破解难题，扎实有效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近年来，如东县委、县政府每年针对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精心实施“绿色餐桌”、“和谐海洋”、“平安交通”、“技防城市”、“新型社区”等系列法治惠民工程，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持续加大依法强制执行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扎实推进涉法涉诉改革等工作，努力使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管控；紧紧围绕食品药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积极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合力不强等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涉暴、涉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主动为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突出法治理念，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把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围绕这一要求，我们必须更加突出依法治理这一总理念、主旋律和大方向，积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正确认识现实条件与所处阶段，客观面对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妥善处理好“维权”与“维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关系，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近年来，我县紧扣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主题，全面建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和县、镇、村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紧密结合基层党建、新型社区建设，积极推动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切实加强“一综多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建设，在全省率先设立县级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防范、依法化解。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实现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化解方式有机衔接。积极探索推进涉法涉诉改革，依法打击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努力从根本上破解“不信法”，甚至“以访压法”的现实困局，依法规范秩序。同时，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努力为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突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含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近年来，我县持续加强和改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全国首创开展企业守法诚信指数评估工作，建成南通市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常态化组织开展具有如东特色的“普法三宝”、“5+X”公务员培训、“两情”法律服务等主题活动，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效果。但对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树立全民法治信仰、发展法治文化、全面提升法治软实力的新要求，我们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高度、深度和精准度都还远远不够。今后，我们要积极更新理念，创新方法，紧密结合地方风土人情，加大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力度，着力打造一批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贴近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法治文化作品，充分利用各类基地、平台，开展更多体验式青少年法治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组织、加大力度，切实将法治教育列入党校对各类领导干部、机关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严格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制宣传教育责任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宣传。更加注重以法律规范引导社会思潮、约束社会行为，切实纠正片面化、功利性“法治”思维，积极引导树立“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的正确认识，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氛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法治中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切难题终将在改革中得以破解，一切愿景必然在实干中得以实现。面对新形势、新目标、新要求，必须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新起点，积极投身基层法治实践，以更大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坚定前行。
法治社会篇6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法治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是对于社会服务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导、决策与规制。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重基本形式。全球治理委员会对社会治理进行了较为权威的定义：“治理是各种机构或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多方面的总和，调解不同利益主体并相互合作实现目标的持续过程。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达成的非正式的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了我国对治理主体从依靠党委政府到协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多元化的要求，对治理对象从不同方面到不同层次利益的广泛化的要求，以及对治理手段多样化的要求，这是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具体化。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的解读：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应该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可以逾越法律的范围。所谓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也就是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必须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来。法律应该保障社会治理创新，这样才能保证创新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持续性。
二、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进入了高速转型时期，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对公共事务有着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过去高度集中和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势在必行。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法治和社会组织两个方面入手破解。社会治理的创新，是在法治的前提下的创新，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必须以社会组织作为突破点，在法律体系内，依法组建成立社会组织并鼓励其参加各类社会治理活动，以协调社会、市场与政府三者间的关系。
（一）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重要参与主体
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时间较晚，人口众多，所以政府仍然是目前最主要和最有力的社会治理主体。但是这也导致了我国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造成了政府部门机构臃肿，服务质量不高，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等负面影响。反观社会组织，虽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和目标都各不相同，但是其建立和运作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不足，许多公共事务如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处理，往往能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本身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目标，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并且强调了社会组织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作制度的要求表明发展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必须将社会组织也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
无论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还是社会的社会治理都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建设有限政府不仅仅是出于发展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也是法治本身的要求；社会组织依法独立自主地发挥其社会治理的作用，既需要法律给予制度上的保障，也不得逾越出法治的围墙。
三、发展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意义
现代治理理论要求，实施有效的管理所需要的资源是分散在各中社会主体之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是互相协作的关系，多方社会力量应该通过多种管理手段进行合作，共同履行社会治理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最大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社会治理依然过分倚重政府的力量，并且存在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理念有误的问题。有一些政府部门或行政官员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认识存在偏差，依然存在着 “社会管理”和“大政府”的社会管理观念。社会管理强调的是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行为，其运作的核心是政府权力，行政手段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而社会治理则区别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管理理念是服务与公正，它要求社会不同主体与力量之间协商合作，一方面要激活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一方面又要保证其对公众负责。
政府是传统管理体制中唯一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主体，而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社会和公民，缺少了民众的参与和认同，社会组织就难以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培养。在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的过程中，能否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合作管理，能否实现真正的善治，关键在于公民是否自愿合作并对社会治理模式产生自觉认同。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精神，所以当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共利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自己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公民意识是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组织则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条件。发展社会组织可以为公民精神的培养提供土壤，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人民论坛，2011，（6）.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法治社会篇7
【关 键 词】依法治国/本质/要求/目标/途径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精辟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以十五大报告的精辟论述为指导，全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切实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确立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真实意义与成熟形态的依法治国，即法治国家，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当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相当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为思想文化基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依法治国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治国手段也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地方个别时期部分地实行过，但由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具备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不能对其作出全面的、深层次的科学分析，当时实行的所谓依法治国也往往不过是专制与人治的陪衬而已。滥用权力、野蛮擅断、枉法裁判，在生产力和文化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那种不发达社会的内在痼疾。
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实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大，依法治国主张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进步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思想为基础，论证的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阐述了资产阶级的依法治国原则。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将其民主、法治的主张付诸实践。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法治。在金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有钱有势的人违法犯罪，往往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阶级斗争的激烈时期，资产阶级政府往往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自己破坏法治原则，违背依法治国的方针，而以残酷的手段，对反剥削反压迫的广大劳动、进步人士实行血腥的镇压。至于二战前法西斯分子所标榜的“法治国家”，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法西斯的血腥专政而已。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依法治国有很多的局限性、不彻底性，但资本主义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这种文明的、合理的治国方法，并且在这方面为人类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但是，首先，理论上的真理要转化为人们的信念，再在行动中转化为现实，要经过艰难的曲折的过程，需要有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方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须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相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相当完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相当发达。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能完全达到的。第三，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律运作机制的建构，全体社会成员法律文化素养的提高，也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走向法治国家的征途中，中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教训。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社会关系剧烈变化，革命的暴力、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决策的作用非常突出，法律手段尚不可能被提到首要位置。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的稳固，特别是当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已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的时期，工人阶级就应当适时调整治国方略，逐步实行依法治国。列宁就此曾深刻指出：“我们的政权愈趋向巩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必竟是全新的事业，无产阶级还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长期来还未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取得正确的、深刻的认识，由于人们对旧法制、旧秩序的仇视心理，也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方式的习惯作法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潮的泛滥，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容易夸大国家权力的作用，重视政策和领导人的决策、指示，而轻视、忽视甚至否定法律的重要意义，致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挫折。前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出发，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治国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与成熟，以科学的权力义务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逐步发展，全面确立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针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的成功经验，反映全国人民的意愿，顺应时展潮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确立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理论，标志着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对人类法律文化的极大丰富。社会主义找到依法治国，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积累的治国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服务于社会主义，就走上了保障和促进人类解放、社会进步、世界和平的金光大道。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
作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手段，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运用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有着根本的不同。从事物的质与量两方面属性来分析，这种不同，即表现为质的跃迁，又表现为量的拓展。从质的方面不来说，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依法治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依法治国；从量的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更为深刻、彻底，更为全面、丰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前提。只有从四项基本原则入手，我们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提出、发展和完善的。它既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的，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的依法治国与法制建设实践已经也必须进一步坚持这一方向。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领导力量，是维护和发展人民民主、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坚强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法律建设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同时，依法治国也是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执政的重要方式。在新时期，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法律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符合时代的要求，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而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权基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依托，依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治国方略。人民民主专政决定着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社会主义法总体上看是上升为法律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中体现的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同时，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创制、执行、适用社会主义法的权力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变革与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又是人民监督和约束国家机关按人民意志行使权力的可靠保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是把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这样，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成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历史告诉我们，那种不要法制、不讲法治的所谓“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的恶劣表现，到头来只会破坏人民民主，危及社会安定。
（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推进、深化的三大发展阶段、三大理论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其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以党的十五报告的精辟论述为中心的依法治国理论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丰富，构成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一）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要做到真正反映和充分表达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要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反映社会生活与时展的客观需要。(3)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总之，社会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之所在。从形式方面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要求：(1)要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反复无常，而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以宪法为总纲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各级各类法律法规内在和谐的体系，这样有助于促进统一的、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形成。(3)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4)要讲究立法技术，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有法必依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去随意干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不能代替国家政权包办一切，而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严肃认真的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守法，保证其充分、正确、合理地行使职权。就此，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注：《江泽民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2)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实施法律的专门机关和人员。它们严格依法办事，是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决定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现，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导向和教化作用，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正如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的：“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1页。）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又为人民群众树立守法的榜样。(3)广大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广大社会成员不但要自觉以法律为行动指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勇于同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威严。这是依法治国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三）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其次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这是执法的中心内容。再次是指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所谓合法，是指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则、原则从事执法活动，不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更不得贪赃枉法；执法过程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和要求；执法结果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则和精神。所谓合理，是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要符合公共道德和社会公益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实际的需要。所谓公正，是指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同样的案件同样处理。所谓及时，是指在保证执法正确、合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加快执法工作速度，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从而早日解决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四）违法必究
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专门的国家机关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保证责任的认定客观、正确、合法。(2)坚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不得放纵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3)坚持责任与违法行为相称原则。法律责任的种类、轻重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轻犯重罚，也不能重犯轻罚。(4)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办案工作正确、高效、合法进行。(5)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对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依法予以纠正，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当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有责不究、重犯轻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目标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直接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这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这一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直接目标，丰富了原来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律表现。从实践上说，这一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目标模式，从而使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样有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那么，何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呢？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指依靠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合理配置权利（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法来制约国家权力、规范社会主体的活动，从而形成良好、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国家。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法治国家最直接的标志是法律具有极大权威。这种权威应当而且必然是牢牢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内，明显体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深刻印证于社会的政治运行之中。法律具有极大权威的主要标志有：(1)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得以政策、道德、习俗等调整手段或其它社会规范冲击或代替法律。当法律确实不合时宜时，应依法定程序废除或修改，而不能随意废弃。(2)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于、受制于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都要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不得违犯法律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更不得以言代法、以言废法。(3)一切政党、社会力量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法律为圭臬和不可逾越的界限。(4)社会成员自觉认同与信奉法律的权威，自觉以法律为行为指南与评价标准。
第二，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是法治国家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这一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1)立法机关（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受立法机关制约和监督。（注：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有没有权威取决于立法机关有没有权威。）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的需要适时制定良好的法律，为国家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对其他国家机关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活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2)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的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交依法接受其他机关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监督和评价。(3)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审理各类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扰。(4)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能自觉守法，并敢于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积极维护法律的权威。
第三，权力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有机统一。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是指：一方面，法律要确认社会主体应有的权利，以保证社会主体自主地从事各种正当的活动，谋求各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法律也确认社会主体必要的义务，以保护其他主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并维护一定社会秩序。这样，社会主体既能享有应有的权利，又要履行必要的义务，从而形成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指：一方面，法律要赋予政府必要的公共权力，保证政府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法律又要赋予社会主体应有的自主权利和政治自由，保证他们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的活动。这样，政府能够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在此范围内社会主体必须服从政府，同时，社会主体又能够要求政府尊重和保护其正当权利，又依法监督政府的活动。法治国家一般通行两条基本原则：对公民来说，实行“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原则，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对于政府来说，实行“凡是法律没有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原则，目的在于防止政府滥用公共权力。转贴于
第四，发达的法律文化。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和社会发达的法律文化是法治国家的思想文化基础和重要标志。这种发达的法律文化的核心是一系列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时代精神的进步的民主法治观念，如人民主权观念、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人民主权观念的基本内容，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人民选举代表组成治理国家的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应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公民意识，即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权利义务的主体，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要以主人翁的身分自觉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影响国家决策，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活动。法治观念，即公民认识到法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积极肯定与主张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实行法治，自觉认同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权利义务观念，即公民认识到即要积极依法运用或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又要积极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即不能做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特权者，也不能做只承担义务不享受权利的臣民。
五、推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途径
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走向法治国家的历史征途中，我们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勇于革新，善于不断总结法制建设实践经验，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我们认为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在内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民主法制方面，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科学地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法制建设的方针、法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从而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实践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21世纪。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局面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党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注：《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8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近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后我们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局面的根本保证。我们的法制工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任务，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明确和严格审查市场主体资格，确认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规范和约束市场行为，保障和控制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预防和解决民事经济纠纷，惩罚和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为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政治权利，保障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就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律体系，健全教育科技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保障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为深化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转贴于
（三）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近20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已基本上有法可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存的问题与不足。首先，法律体系尚不完备，还有不少重要的法律没有制定出来，如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证券、投资方面的立法。其次，改革开放前期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急需修改完善。再次，有些法律法规的立法质量不高，漏洞很多，可操作性差。最后，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首先，要逐步转变主要依靠多立法来完善法制的思路，走主要依靠提高立法质量来完善法制之路。其次，要逐步转变“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不回避矛盾、下放矛盾，而是要面对矛盾，经过多种意见碰撞、甚至激烈的争论，提出正确、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次，要逐步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要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最后，要改变先改革后立法的做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相结合的原则。当前，加强立法工作，就是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要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改革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采取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采取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实践经验与广泛调查研究相结合的立法方法，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有重大漏洞的法律要及时修改、完善、补充或废止，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努力提高立法的整体协调水平、完善程序与可操作性。
（四）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改革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们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等各方面，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司法领域还存在相当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现象，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行政、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其一，要围绕政府机构改革，以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为目标，撤销不必要的执法机构，精减过于臃肿的执法机构，调整有关执法机构的职权。其二，要以民主、公开、高效为目标，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与司法程序，使行政执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程序化，以法律程序来控制和制约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行使。其三，要以提高素质、加强管理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努力建设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其四，要以加强监督为目标，健全和完善国家内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国家公职人员的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其五，要以强化责任为目标，完善并切实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司法上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其六，要切实采取措施，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五）以严格和强化法律监督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体系
法律监督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一样都是法律运作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保障。列宁非常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指出：“究竟是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但在我国当前，法律监督仍然是一个未受到应有重视、尚需进一步加强的薄弱环节。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其次，要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1)加强党的监督。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组织、舆论宣传优势，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党纪国法监督。(2)完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政协成为社会力量（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3)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拓宽和畅通监督渠道，进一步完善举报、信访、投诉等法律监督制度，为人民群众进行法律监督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方便条件。(4)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新闻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揭露违法犯罪行为、监督公民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上的巨大舆论作用。
（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目标，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法治社会篇8
【关 键 词】依法治国/本质/要求/目标/途径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精辟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以十五大报告的精辟论述为指导，全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切实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确立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真实意义与成熟形态的依法治国，即法治国家，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当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相当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为思想文化基础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依法治国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治国手段也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地方个别时期部分地实行过，但由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具备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因此，当时的思想家们不能对其作出全面的、深层次的科学分析，当时实行的所谓依法治国也往往不过是专制与人治的陪衬而已。滥用权力、野蛮擅断、枉法裁判，在生产力和文化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那种不发达社会的内在痼疾。
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实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大，依法治国主张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进步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思想为基础，论证的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阐述了资产阶级的依法治国原则。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将其民主、法治的主张付诸实践。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法治。在金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有钱有势的人违法犯罪，往往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阶级斗争的激烈时期，资产阶级政府往往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自己破坏法治原则，违背依法治国的方针，而以残酷的手段，对反剥削反压迫的广大劳动、进步人士实行血腥的镇压。至于二战前法西斯分子所标榜的“法治国家”，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法西斯的血腥专政而已。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依法治国有很多的局限性、不彻底性，但资本主义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这种文明的、合理的治国方法，并且在这方面为人类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但是，首先，理论上的真理要转化为人们的信念，再在行动中转化为现实，要经过艰难的曲折的过程，需要有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了依法治国方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须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相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相当完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相当发达。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能完全达到的。第三，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律运作机制的建构，全体社会成员法律文化素养的提高，也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走向法治国家的征途中，中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教训。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社会关系剧烈变化，革命的暴力、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决策的作用非常突出，法律手段尚不可能被提到首要位置。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的稳固，特别是当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已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的时期，工人阶级就应当适时调整治国方略，逐步实行依法治国。列宁就此曾深刻指出：“我们的政权愈趋向巩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必竟是全新的事业，无产阶级还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长期来还未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取得正确的、深刻的认识，由于人们对旧法制、旧秩序的仇视心理，也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方式的习惯作法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潮的泛滥，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容易夸大国家权力的作用，重视政策和领导人的决策、指示，而轻视、忽视甚至否定法律的重要意义，致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挫折。前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出发，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治国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与成熟，以科学的权力义务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逐步发展，全面确立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针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的成功经验，反映全国人民的意愿，顺应时展潮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确立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理论，标志着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对人类法律文化的极大丰富。社会主义找到依法治国，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积累的治国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服务于社会主义，就走上了保障和促进人类解放、社会进步、世界和平的金光大道。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
作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手段，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运用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有着根本的不同。从事物的质与量两方面属性来分析，这种不同，即表现为质的跃迁，又表现为量的拓展。从质的方面不来说，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依法治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依法治国；从量的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更为深刻、彻底，更为全面、丰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前提。只有从四项基本原则入手，我们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提出、发展和完善的。它既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的，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的依法治国与法制建设实践已经也必须进一步坚持这一方向。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领导力量，是维护和发展人民民主、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坚强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法律建设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同时，依法治国也是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执政的重要方式。在新时期，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法律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符合时代的要求，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而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权基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依托，依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治国方略。人民民主专政决定着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本质；社会主义法总体上看是上升为法律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中体现的人民的共同意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同时，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创制、执行、适用社会主义法的权力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变革与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又是人民监督和约束国家机关按人民意志行使权力的可靠保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是把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这样，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就成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历史告诉我们，那种不要法制、不讲法治的所谓“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的恶劣表现，到头来只会破坏人民民主，危及社会安定。
（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推进、深化的三大发展阶段、三大理论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其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以党的十五报告的精辟论述为中心的依法治国理论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丰富，构成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一）有法可依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要做到真正反映和充分表达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要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反映社会生活与时展的客观需要。(3)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总之，社会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之所在。从形式方面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要求：(1)要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反复无常，而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以宪法为总纲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各级各类法律法规内在和谐的体系，这样有助于促进统一的、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形成。(3)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4)要讲究立法技术，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有法必依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去随意干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不能代替国家政权包办一切，而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严肃认真的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守法，保证其充分、正确、合理地行使职权。就此，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注：《江泽民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2)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实施法律的专门机关和人员。它们严格依法办事，是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决定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现，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导向和教化作用，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正如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的：“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1页。）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又为人民群众树立守法的榜样。(3)广大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广大社会成员不但要自觉以法律为行动指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勇于同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威严。这是依法治国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三）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其次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这是执法的中心内容。再次是指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所谓合法，是指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则、原则从事执法活动，不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更不得贪赃枉法；执法过程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和要求；执法结果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则和精神。所谓合理，是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要符合公共道德和社会公益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实际的需要。所谓公正，是指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同样的案件同样处理。所谓及时，是指在保证执法正确、合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加快执法工作速度，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从而早日解决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四）违法必究
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专门的国家机关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保证责任的认定客观、正确、合法。(2)坚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不得放纵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3)坚持责任与违法行为相称原则。法律责任的种类、轻重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轻犯重罚，也不能重犯轻罚。(4)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办案工作正确、高效、合法进行。(5)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对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依法予以纠正，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当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有责不究、重犯轻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目标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直接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这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这一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直接目标，丰富了原来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律表现。从实践上说，这一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目标模式，从而使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样有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那么，何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呢？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指依靠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合理配置权利（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法来制约国家权力、规范社会主体的活动，从而形成良好、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国家。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法治国家最直接的标志是法律具有极大权威。这种权威应当而且必然是牢牢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内，明显体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深刻印证于社会的政治运行之中。法律具有极大权威的主要标志有：(1)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得以政策、道德、习俗等调整手段或其它社会规范冲击或代替法律。当法律确实不合时宜时，应依法定程序废除或修改，而不能随意废弃。(2)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于、受制于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都要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不得违犯法律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更不得以言代法、以言废法。(3)一切政党、社会力量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法律为圭臬和不可逾越的界限。(4)社会成员自觉认同与信奉法律的权威，自觉以法律为行为指南与评价标准。
第二，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是法治国家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这一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1)立法机关（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受立法机关制约和监督。（注：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有没有权威取决于立法机关有没有权威。）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的需要适时制定良好的法律，为国家提供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对其他国家机关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活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2)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的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交依法接受其他机关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监督和评价。(3)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公正审理各类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扰。(4)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能自觉守法，并敢于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积极维护法律的权威。
第三，权力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有机统一。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是指：一方面，法律要确认社会主体应有的权利，以保证社会主体自主地从事各种正当的活动，谋求各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法律也确认社会主体必要的义务，以保护其他主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并维护一定社会秩序。这样，社会主体既能享有应有的权利，又要履行必要的义务，从而形成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指：一方面，法律要赋予政府必要的公共权力，保证政府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法律又要赋予社会主体应有的自主权利和政治自由，保证他们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的活动。这样，政府能够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在此范围内社会主体必须服从政府，同时，社会主体又能够要求政府尊重和保护其正当权利，又依法监督政府的活动。法治国家一般通行两条基本原则：对公民来说，实行“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原则，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对于政府来说，实行“凡是法律没有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原则，目的在于防止政府滥用公共权力。
第四，发达的法律文化。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和社会发达的法律文化是法治国家的思想文化基础和重要标志。这种发达的法律文化的核心是一系列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时代精神的进步的民主法治观念，如人民主权观念、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人民主权观念的基本内容，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人民选举代表组成治理国家的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应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公民意识，即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权利义务的主体，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要以主人翁的身分自觉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影响国家决策，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活动。法治观念，即公民认识到法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积极肯定与主张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实行法治，自觉认同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权利义务观念，即公民认识到即要积极依法运用或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又要积极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即不能做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特权者，也不能做只承担义务不享受权利的臣民。
五、推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途径
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在走向法治国家的历史征途中，我们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勇于革新，善于不断总结法制建设实践经验，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我们认为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在内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民主法制方面，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科学地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法制建设的方针、法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从而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实践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21世纪。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局面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党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注：《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8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近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后我们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局面的根本保证。我们的法制工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任务，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明确和严格审查市场主体资格，确认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规范和约束市场行为，保障和控制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预防和解决民事经济纠纷，惩罚和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为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政治权利，保障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就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律体系，健全教育科技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保障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为深化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近20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已基本上有法可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存的问题与不足。首先，法律体系尚不完备，还有不少重要的法律没有制定出来，如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证券、投资方面的立法。其次，改革开放前期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急需修改完善。再次，有些法律法规的立法质量不高，漏洞很多，可操作性差。最后，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首先，要逐步转变主要依靠多立法来完善法制的思路，走主要依靠提高立法质量来完善法制之路。其次，要逐步转变“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不回避矛盾、下放矛盾，而是要面对矛盾，经过多种意见碰撞、甚至激烈的争论，提出正确、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次，要逐步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要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最后，要改变先改革后立法的做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相结合的原则。当前，加强立法工作，就是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要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映强烈的改革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采取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采取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实践经验与广泛调查研究相结合的立法方法，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有重大漏洞的法律要及时修改、完善、补充或废止，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努力提高立法的整体协调水平、完善程序与可操作性。
（四）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改革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们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等各方面，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司法领域还存在相当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现象，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行政、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其一，要围绕政府机构改革，以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为目标，撤销不必要的执法机构，精减过于臃肿的执法机构，调整有关执法机构的职权。其二，要以民主、公开、高效为目标，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与司法程序，使行政执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程序化，以法律程序来控制和制约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行使。其三，要以提高素质、加强管理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努力建设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其四，要以加强监督为目标，健全和完善国家内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国家公职人员的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其五，要以强化责任为目标，完善并切实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司法上的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其六，要切实采取措施，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五）以严格和强化法律监督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体系
法律监督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一样都是法律运作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保障。列宁非常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指出：“究竟是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注：《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但在我国当前，法律监督仍然是一个未受到应有重视、尚需进一步加强的薄弱环节。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其次，要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1)加强党的监督。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组织、舆论宣传优势，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党纪国法监督。(2)完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政协成为社会力量（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3)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拓宽和畅通监督渠道，进一步完善举报、信访、投诉等法律监督制度，为人民群众进行法律监督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方便条件。(4)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新闻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揭露违法犯罪行为、监督公民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上的巨大舆论作用。
（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目标，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