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范文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1

论文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长治久安和各族人民的健康致富，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是重中之重。要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必须在分析研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采取如下有力措施：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摆正政府在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地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动力，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进人20世纪80年代，我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从总体来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如同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差异一样，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个撰踢马环节，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现状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建设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大环境，经历了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城镇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阳‘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部分地区也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牧区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方法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增强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历史、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峻。

1.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失衡，农牧区社会保障权利严重缺失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整体上即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模式下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农村发展的速度较决、内容较齐全、实施也较完善，基本上覆盖了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但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还有7.8亿的农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而此种社会保障权利的严重缺失，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更为明显。“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为5382.6万人，而五个少数剐矣自治区参保人数为275.5万人，仅占全国的5.12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社会保障侧奴蹄蜷澎脐、救灾和优扶安置、五保赡养等方面有所体现，且也主要是基于刊蒯敞区和农业、牧业的特点而有锵雄脚喇定的。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保障能力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

社会保障主要有两大系统，即资金保障系统和服务保障系统，而当前制约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发展的瓶颈是资金保障系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都处于“老、少、边、穷”地区，区域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有些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刚刚不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社会集资能力低，个人刻寸能力低。地方财政也基本上是“吃饭财政，，，面对庞大、沉重的社会保障，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见表i0

可以看出，除广西外，其他四个自治区拐沛血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均已接近或超过当年财政收人的一半，更是达到92%。近几年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虽在发展，财政收人也在增长，但相对脆弱的财政状况要提供支持社会保障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有困难。

3.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地方立法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用法律来对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这几年，国务院虽然先后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人大也颁布了《劳动法》等一系列与社保有关的法律。但是目前，我国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规定是由劳动、人事、卫生等部门有关职能制定的。而国家专门社会保障法的缺失直接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失去了应有的参考与根据。加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本身发展的落后性也导致其地方社会保障立法与我国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和行政手段圈To

4政府系统内社会保障职责划分不明确，多元利益主体多头管理

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框架虽已形成，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仍处于政策选择和制度完善之中，对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各自治地方政府职责划分不甚清晰，仍存在着“统放不分”的现象。2001年国家便正式在辽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却仍未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目前养老保险仅在吉林、辽宁等几个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全国近2000个统筹单位内基本形成的是各自为政、区域自治的无法连接、协调和共济的分割格局。我国的劳动、民政、卫生、工会、人事以及保险公司等多部门参与到社会保障领域，也形成了多头管理、业务之间互相重叠、制定标准五花八门、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的现象。在多j研吐益主体的多头管理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政府行为，民力汉组处于被动地位，他们}}i亥体系月纤勾的影响力很小(王思斌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称不上是一个系统，而只是各部门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械聚合。这种特点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亦有呈现。

二、加快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特殊性、重要性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作为我国一布川待殊的行政单元，其在自然地理、人文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个方面的发展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很多在内地发达地区很容易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和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由于受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难于有效实施。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的特殊性、重要性，对建立适合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祖国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的稳定与社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社会的稳定器。目前全国80%的少数民族是聚居在了全国最为贫困的西部地区、祖国边疆地区。在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含)就有267个。在甘肃20个民族县中被国家和省列为贫困县的就有12个。如果这一群体的合法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就会引发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安全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事业是最大的积德事业，是并}J国利民的基础。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民族地区稳定被置于十5}重要的地位。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的稳定功能也就被合理地凸显出来。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经济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加快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历史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各民族创造和发展了各自颇具特色的经济生活，但因受政治、自然条件等的制约，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是政府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加强的坚实物质握茹出，经济发展的落后，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服务的影响最大:社会保障资金短缺、需救助人口多、灾害抵御能力差、应保项目多等等。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政府社会保障;同时，只有政府提供了充足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

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等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比较落后。"2002年，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有312个县尚未实现‘‘两基，，，占西部未实现‘两基，县总数372)个县的84线。2003年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发病16.95万例，占总人口的1%。K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区域科技能力的刹略新疆(26)、<31)、宁夏<23)、内蒙<27)、广西(24)、青海(29)、四川(17),5个民族自治区和几个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省份禾限实力体处于劣势。‑}z]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缺少管理人才，观念落后，导致其社会化服务和社会化管理的能力很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其更要加弓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保障

自然环境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服务的影响非常明显。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愈滞后，政府社会保障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就愈大。从自然环境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多地处边睡并多以山区为主，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暴雨、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自然环境严酷，使其生产效益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不确定性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说明，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要大于其他地区，尤其浏寸牧区社会保障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的重点，在社会保障中不能缺少}f%衣牧业灾害的保险。

5.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保障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2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宪法保障；制度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23-03

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一、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念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3]

二、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三、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四、结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注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制度和方向的保障，以此积极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这种保障的意义从静态角度而言，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动态方面，宪法为国家治理的细则化规定提供了空间弹性，使得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工作可以稳中求新，达到阶段性的最优状态。从宏观角度而言，宪法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屋建瓴且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治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从微观角度而言，依据宪法制定的各类下位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细节保障。因此，通过宪法的保障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裨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当然，现行宪法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宪法中的这些规定或许有失细致，但是毕竟为下位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相关事务在宪法中的地位，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与适用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宪法规范，使其最大程度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蔡定剑.国家权力界限论[M]//论道宪法.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59.

[2]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79.

[4]莫继宏.让宪法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活力竞相迸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3-28（A07）.

[5]姜明安.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读“法治中国”[N].检察日报，2013-08-13（003）.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3

【关 键 词】依法治国；保障机制；核心价值；价值认同

一、法律保障机制与价值认同

社会学、心理学均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认同”。“认同”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在个体层面上，“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社会角色和身份的理性确认，它为个体社会行为提供持久的动力。第二，在社会层面上，“认同”则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享，是维系社会成员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本文所说的“价值认同”，就是指认识主体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原则为追求目标，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种或某类价值客体的认识、选择、接纳和内化的过程。党的十提出“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需要法律规范来保障，机制建设是增强社会核心价值认同的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要从机制上下功夫，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支撑和有效途径。

1. 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关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法治的基础，是法治的标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高效的法制实施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认同机制的一个方面，只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们提供法律依据，使暂时没有内化为自觉行动的人们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外推与内生相结合上下功夫，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主导价值观。

2. “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推进需要法律规范来保障。对一些严重背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行为要予以法律制裁。当前我国还面临一些威胁，例如分裂势力、邪恶势力、境外反动势力等。一些人用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机密换取个人利益、危害社会稳定。新常态下，国家出重拳治理等行为，然而铤而走险者仍然存在，针对上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严重背离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换言之，通过对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恶劣行为予以法律制裁，用法律使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全体不受伤害，维护他们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利益不受保障，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不认同的群体侵犯认同群体的利益，这是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相背离的。

3. 法律保障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是一个逐步积累、认识到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机制有很多论述，有从认知认同机制论述的，有从情感认同机制论述的，还有从实践认同机制、动力认同机制等等角度论述的，但是毋庸置疑，法律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会为上述机制发挥作用助力，只有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才能使其它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反过来，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势必会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势必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进程。

二、依法治国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法律保障机制

1. 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确立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从社会学角度看，“价值观”不同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制度，它属于一个文化体中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相对于表层的器物文化和中层的制度文化，它的变迁速度往往比较缓慢。价值观从形成到社会认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建设过程。从法治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其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思想教育、实践养成，制度、机制的保障需共同发挥作用方能达到一定的效果。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是国家约束统治的必要强制武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各种社会问题也都将集中在此阶段，因此必须及时完善健全法律体制，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允许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受到影响，用依法治国，建立具体的法律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夯实法律基础。

2. 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实现增添新动力。当前形势下，国家治理腐败力度空前加大，广大人民群众拍手叫好，调整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也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切身的利益体验，因此要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程度，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内化，尚需一个外化于行的漫长过程，必须不断开拓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内驱力，而法律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必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已经获得的群众基础，也能保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增强提供新动力。只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才能顺利推进；反过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推进也能够促使人们守法意识的增强，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进一步深化。

三、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

1. 以依法治国为法律保障机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意识形态诸种形式，统称为思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人们只有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只有广泛深入人心，才能引起共鸣形成合力，激发活力。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上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传播路径比较单一，不同地域、阶层、职业、信仰人群的认同感差异比较大，存在严重的反差现象，现实文化中还存在诸多排斥和消解核心价值认同的因素等，问题不容忽视，暂时也无法完全解决，坚持依法治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可以作为国家治理、公民行为的最高行为准则。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法律保障功能还是值得期待和肯定的。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4

关键词: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治政府建设

1我国人权保障发展的沿革

国际人权组织将“人权”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权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并将保持持续不断的良好发展势头。纵观我国人权保障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1978 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国人权保障新“原点”;1982 第四次修改宪法，在宪法中 列举了28种公民权利，与西方人权几乎没有区别;1991年国务院有了首份“人权白皮书”，从此人权被称为“伟大的名词”;2004年，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 赋予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等多种新人权;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订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发展规划，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中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人权的比较系统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它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折射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和“依法执政”的理念，同时，也为塑造法治型政府提供了契机。

2我国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在当代，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政府;离开了法治，再好的人权理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今天，认真思考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人权只有通过法律的确认，才能从应然权利，转变成法定权利，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法治要求法律必须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原则;法律制度必须是充分和完备的体系，不仅要有根本大法——宪法，而且要有各种具体法律和制度;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法治面前无特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人权就会成为空话。

第二，有效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关键。公共权力是与公民生活联系最普遍和最紧密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保障和发展。因此有效的制约行政权力，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是要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形成法律支配权力的运行秩序。社会主义法治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按照法律治理国家，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人民是权利的主体，也是法治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不可侵犯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用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实际上就是用人民的权利去限制公共权力。人权是公共权力的目的和界限。对于政府，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之，越权无效，放弃职权，也是失职;对于个人，法无禁止皆可为之，“法不禁止即自由”。

3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完善途径

3.1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政府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就需要各级行政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慎用手中权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平等权利、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尽量避免发生此前曾在安徽芜湖、湖南嘉禾、陕西延安等地出现的行政机关随意侵害公民平等权、财产权、人身权的典型案件。

3.2树立程序法治的理念

社会公正大致上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建立法治政府必须同时有效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社会矛盾的解决，尽管目前我国政府法治建设中，对于这类问题有较为具体、详细的的实体法律保护;但是由于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超越了特定社会阶段人们的智慧和能力，实体公正的实现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实现。因而与此不同，程序公正以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中心，通过程序机会的均等性、程序的过程性和交涉性，既让人们看见实体公正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社会的不满、实现社会的人文关怀以弥补实体公正的不足。程序法治正是通过在绝对意义上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以实现实体公正，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公正。

3.3树立责任、诚信政府的理念

法治政府首先是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公共选择理论代表学者布坎南曾指出:“责任是政府运行的动力，也是政府运行的压力”。行政责任关乎政府的生命。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从权力、责任对等的原则来说，享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权必有责，是法治政府执政的前提。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保障，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就要强调行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责任理念在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洛克认为，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和基础，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取信于民，以信立国。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所以，建立法治政府，离不开对政府诚信理念的培养和监督。主动以诚信为自律原则的政府是诚信政府。诚信政府首先是政府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意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不仅要把信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而且要把信用作为从政、为政的行为规范和根本原则，坚持依法行政、信用行政。为此，加强对行政人员的诚信道德建设，增强其信用意识和观念，使之内化为从政、为政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进行社会管理而非随意行政，遵循诚信、公正、平等、效率的基本原则，约束和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从而夯实信用政府的道德基础。

3.4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公共行政权力是一种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因此建立法治政府，首先就需要政府的权利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受法律的严格约束和规范。公共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利的授予同时意味着权利的限定，权力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设定的限度，法是公共行政行为的依据，越权无效，即“无法律即无行政”。依据“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分析，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公民将个人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委托给政府作为其代表进行统治和管理，这种的前提是公民利益的满足，因此保护人民利益，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公共行政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

3.5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无责任追究就无所谓监督，而无监督决策就会失控，违法决策、不当决策和失误决策就必然产生。因此，可以说，缺乏责任追究的决策体制是不健全的，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决策的责任追究制。为此，要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各级行政机关要根据不同的决策事项，制定具体的监督制度，完善具体的监督机制。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个人决策，个人负责，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建立健全具体的责任追究办法，明确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和权限以及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

4结语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要从几千年的人治国家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转变，需要政府从思想、行政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转变。而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能够清晰的折射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脉络。2009年4月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它体现了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坚定决心和努力方向，也体现了建立法治政府的信心。然而，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的创新，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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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5

关键词：现代法治，制度权威，法治意蕴

改革开放后，我国围绕法治主题已建立起不少各种各样的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和制度创新成问题为人们关注焦点的时候，制度权威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结果是，很多制度成了仅供观赏的“墙上画”，对制度功能依赖极大的法治步伐也不得不放慢甚至陷入停顿状态。笔者认为：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题中要义，它既是法治的核心构成，也是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展现制度权威。法治的过程，实质上是法治与人治较量和斗争的过程。中国的法治能否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初级阶段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成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确立制度权威。

一、制度及其权威是法治的要素与目标

对中国而言，现代法治完全是一项新生事物，是复杂的制度、观念与行为组合系统。尽管法学家们对法治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表述，但其本质观点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制度视为法治的重要内涵。下面，我们不妨循着法学家们的法治思想，首先了解和认识制度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关系。

有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讲的法治，其核心问题是依法办事。同时，它作为一种治国的思想、方式和体制，又直接涉及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1另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应是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的依法办事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秩序状态。它包括以民主作为前提和目标的依法办事的观念、原则、制度、组织和过程”。2有人则直接指出了制度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法治的主旨在于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来构件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行为方式（运行机制），形成以法律制度为主导的有序化模式。因而，从形式的意义上说，法治就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即对权利、自由、义务、权力、责任等进行合理分配。”3

……

透过制度与法治的关系，可以提出如下的命题：制度是现代法治的要素与构成，制度权威则是现代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对此，不妨略加展述：

（1）法律制度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一国要法治作为其治国方略，首先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而法治指向的广阔领域与层面，无一不是以法律制度、法律规定、法律观念、法律方法和法律精神为中心。法治的进步，永远都是与各种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制是启动法治的基础和推进法治的基本手段。由于法治的内涵大于法制且与法制之间存在互动的特性，法治进步的同时，也可起到促进法律制度完善的作用。

（2）非法律制度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4事实上，法治并不排斥非法律制度，各种非法律制度在法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亚于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法律制度只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由于法律本身及其功能或价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由于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与相互制约，离开了其他制度的配合与互动，法律制度就会陷入孤立境地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法律制度与各种非法律制度机结合起来，才能造就适合现代法治的社会土壤或条件并满足法治的基本需要。庞德说：“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5在这里，制度甚至与法律秩序划上了等号。在庞德的眼里，法律秩序不外是一种制度安排结果。

（3）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制度只是法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进行法治的基本手段，而并非法治追求的主要目标或根本目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权威是保障法律得到实施的内在的和最基本的动力源，而法律权威无疑也是制度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制度产生并承载规则，而规则的贯彻则依赖于制度权威。推进现代法治，仅满足于建立相对完备完善的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法治秩序的形成和法治目的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一国能否对各种制度进行有效利用。而制度能否起作用，则直接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有权威。如果我们把制度比作现代法治的土壤，那么制度权威便是现代法治的果实。法治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追求和树立制度权威的过程，法律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法治理念应贯穿始终。制度权威是逐渐堆积的，它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没有制度权威，法治就难以向广度深度推进，法治的终极目的也无法实现。

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产生在制度与制度权威之间和制度与法治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之上。深入发掘制度权威的各种法治意蕴，可以深刻认识制度的本质和培植正确的法治理念。具体地说，探讨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的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理论实践意义或价值：

（1）有助于转变传统的制度观。即从单纯注重制度建设的片面制度观转变为制度建设与制度权威并重的现代法治（制度）观。无规矩不成方圆，但仅有规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制度权威，再好的制度也毫无价值或形同虚设。法治秩序需靠制度和规则维系，而制度权威则是制度中的规则、权利、义务等获得贯彻执行的前提与保障。没有制度权威，便不可能产生法治秩序所必须依赖且一般制度都需要具备的制度特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公正性。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在充分展示制度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同时，也能促成人们的传统制度观的转变，树立形式与本质相统一的现代完整制度观。

（2）丰富法治方法论。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体现或隐含着科学的法治方法论。它可以为法治实践中的制度设计、制度确立、制度适用、制度利用、制度评价和制度遵守等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保证各种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现代法治中的作用或价值。例如，制度权威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和预防腐败，这一法治意蕴，可以在法治实践中充分展现与利用。如利用制度界定权力权利大小和划定权力权利边界、约束权力权利行使、以制度预设的轨道规范权力权利的有序有效运行、把制度视为判定权力权利行使是否得当的标准、注重利用法律制度及规定打击惩罚各种腐败性犯罪行为等，使各种制度作为反腐败的治标治本方法或手段。

（3）指引法治目标与方向。如何正确认识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牵涉到制度建设的平衡问题与对法治实践的反思。充分认识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可以准确划定法治（制度）工作重心，避免法治实践迷失方向和陷入误区。制度权威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制度对主体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大小，而是在于人们对制度的普遍信仰信赖和自觉遵守，它也是法治信仰的构成与表现。而促使人们养成自觉遵守制度的良好意识与习惯，进而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则是从形式意义的初级法治进入实质意义的完善法治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将树立、展现制度权威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法治目标与工作重心看待。

（4）有利于与人治传统与行为作斗争。个人服从制度还是制度受制于个人，这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人治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6与人治模式假想的“人性善”观念不同，现代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说上的，它是最客观、最现实和反人治的先进治国模式。揭示和宣扬制度权威的法治意蕴，不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客观要求，也是与人治传统与行为作斗争的基本方法。

二、制度为什么有权威？

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谆谆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8在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制度比个人更可靠。支撑这一命题或论断的基本理由是：制度有权威并且大大高于个人权威，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方向。

从词义上分析，制度有两大含义：一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9据此，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各种制度其实就是规范特定主体行为并形成秩序的事物。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宏观了解，可以通过对制度的分类分析获得。从内容上看，有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制度；从主体上看，有政党、团体、法人和个人等制度；而从制度层次上分析，则有国家、社会、党团、行业、单位和团体等制度……此外，还可以从效力范围大小、制定主体、立制宗旨目的、规范性质和制约方式方法等角度进行划分。在不同类别制度中，还可以进行多层次的、更具体的细化划分。所谓制度权威，是指特定制度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制度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

（1）制度是各种社会规范的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出现、存在并正在不断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形形的具体制度。在现代社会里，自然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约束的社会人。各种形式各异的具体制度，纵横交错，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角落。但不管如何，这些制度不外是各种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的载体。这些社会规范与行为规则在其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某种内在约束力，即权威。制度在承载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接纳了社会规范所包含的权威，如政治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宗教权威、学术权威和技术权威等。相当一部分制度权威直接来源于特定的社会规范及行为规则，它不过是通过制度反映出来而已。因此，制度权威也是社会历史、社会文明和社会正义的精神传承，且与制度尊严唇齿相依。

（2）好制度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制度有良莠之分，好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坏制度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科学、文明而公正的制度反映了人类文明并代表了制度指向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能够得到人们的自觉拥护与遵守，这是制度权威产生的根源所在，现代法治为好制度的生长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的条件与环境。相反，那些根据个人或极少数人意志产生的坏制度，由于与大众意志利益背道而驰，其施行只能靠强权维持，制度权威根本无从谈起。从历史发展观上看，淘汰坏制度是一种必然的社会选择，而好制度则会越来越多，制度权威也会日益彰显。

（3）制度实施有保障。制度权威还意味着制度的实施是具有保障的，这些保障包括法律保障、社会舆论监督、道德评判、传统习惯力约束和主体的自觉遵守等。这些保障中，既有法律保障，也有非法律性保障；既有有形保障，也有无形保障（如习惯力、道德和名誉等）；有强制性保障，也有非强制性保障；有制度内保障，也有制度外保障；有物质性保障，也有非物质性保障；还有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等。在其中，法律保障及社会道德保障一直发挥着主流保障作用。尤其是，法律权威正成为防止、抵制人治和人性恣意的大克星。人们对制度的自觉遵守和普遍养成尊重制度权威的习惯，也为制度权威的普遍确立提供着越来越强大的精神与行动支持。

（4）制度约束个人权力权利。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或权利的享受者。制度产生（承载）权力权利，当然也约束权力权利，现代法治不允许存在超然于制度之上的权力与权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以外的权利”。10制度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方法与手段，个人的管理才能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法治社会承认存在个人权威，但制度高于个人，制度权威也高于个人权威。从个人权威的构成上分析，除人格力量外，个人权威主要来源于制度权威。换言之，个人权威是建立制度权威（如相关职权职务产生的权威）之上的。没有制度权威，就不可能有个人权威。从公信力、约束力和影响力上比较，个人权威则永远无法与制度权威相提并论。由于个人权威存在局限性，个人权威不能也不可能对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全方位的影响，而制度权威更适合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并主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没有制度权威，权力权利就很容易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比无制度或制度缺损造成的危害还要大。制度权威高于个人权威，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制度权威，这是最基本的法治观。

那么，为何制度权威在我国未能普遍树立并充分展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人治观念没有完全被法治观念所替代，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社会管理对个人权威特别是对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权威依赖过大。制度虚置、制度扭曲、对抗抵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颁夕改、搞特殊化、制度异化和制度权威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不外是人治观念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和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的结果。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主集中制向来被公认为一项很好的约束权力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制度权威没能真正树立起来，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在我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二，各种客观因素对制度权威构成制约。包括历史、体制、政治、经济和立制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由于制度在性质、层次、目的、效力大小及范围、实施方式方法和约束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难以形成体系、形式等方面的统一。制度滞后、制度不科学和制度的规范难度大，致使制度权威往往在不同制度的冲突或外力的不当干预中消减，制度的优越性也因此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很多制度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不注意利用法律道德手段设置制度保护屏障、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被挖掘利用、只重视权力权利设定而忽视义务职责设定、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重视不足、制度保障方法单一和制度保障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持等。

三、如何树立与展现制度权威？

既然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那么，该怎样树立和充分展现制度权威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1）确立完备的好制度。完备的好制度是制度权威产生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制度权威便会成为空谈。法治既然必须以良法为基础，法治所依赖的各种制度也必须是好制度。否则，法治的优越性便无从谈起。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质量相统一，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而且要注意质的提高。在合法性基础上，判别制度的好坏，要看制度有无确立的必要性，制度是否具有科学性、公平性、稳定性和民主性。制度具有合法性基础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精神是制度产生权威的最起码条件与前提，各种制度的建立还必须符合道德特别是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要求。制度的设计、产生、修正和废止都必须遵守事先确立的程序，保证制度产生的民主化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绝不允许制度因个人特别是领导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制度的立、废、改要及时，以免落后陈腐的制度妨碍法治的铺开与推进。要重视形成制度协调机制，应对制度冲突等问题。要防止坏制度生成或出现，形成科学的制度评价与取舍机制既必要也迫切。

（2）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制度得到贯彻执行，是制度权威的外在体现和制度权威发挥作用的结果。制度约束个人抑或个人决定（变更、废止）制度，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分水岭。客观地说，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但这并不能作为随意避开制度约束的借口。应当看到，制度被蔑视、被架空和被破坏的危害远远比制度缺损（或没有制度）的危害大。从权力滥用现象上分析，个人权力膨胀与滥用往往不是因为制度缺损或缺乏制度约束。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制度被蔑视、被践踏、被扭曲和被弃用的结果。故在制度的执行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这样的法治理念：制度指向的一切对象都有义务遵守制度规定，不允许制度之外的特权存在。制度的执行不能因人而异，一切破坏制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制裁或处理；不允许随意以一新制度架空未经正当程序废止的旧制度；不能随意中止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不能突破法律道德的底线；以客观、平等和公正作为执行制度的一般原则，等等。

（3）健全制度保障机制。个人权威凌驾于制度权威之上和践踏制度，是专制社会中人治现象的再现，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并为制度权威所不容。相对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度内的保障机制。即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定保障制度得到遵守和执行，如规定完善的执行监督措施和必要的惩罚机制等，充分利用制度内含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的执行；二是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即利用其他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没有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就不会有制度权威。建立完备而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是以制度权威取代个人权威是积极推进法治的需要。预防、减少与规制践踏制度的恣意与行为，是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与制度保障机制的根本目的所在。

（4）强化法律权威及意识。法律权威是制度权威的核心与关键，要以法制建设为契机，以法制建设带动其他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通过树立并强化法律权威并以法律权威带动、壮大其他制度权威。强化法律权威，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诸多环节上加以体现。立法时要为法律权威的产生创造条件，力求法律的科学、公正与稳定。法律权威的树立，“最根本的就是要注重法律自身品质的‘修养’。只有具有优良品质的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才能产生强大的内在影响力”。11；执法和司法关键在于合法与公正，严格保证法律的实施特别是法律精神的贯彻，维护法律的尊严；采取各种途径和措施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制度权威普遍确立与展现的关键。要知道，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才是法律权威得到极至发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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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6

论文题目：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推进检察工作【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 检察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党根据社会时展变化的要求，对司法活动发展的观念、发展的内涵以及发展的规律进行的再认识，是对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落实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取向，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关键。2、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 “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是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3、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人权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它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4、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5、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是建立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之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并通过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党组织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保证了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保障权力沿着制度化、 法律化的轨道运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6、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 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把公民权利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二、新形势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作为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检察机关，如何自觉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具有现实的重要性。1、从国家大局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落实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实现法治现代化，实现法治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司法者的现代化，而司法者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司法者司法理念的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就必须与时俱进，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同步发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时代进步的呼唤，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依法治国对所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提出的根本要求。2、从检察事业本身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工作与时俱进，实现新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在发生变化，法律和司法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检察工作。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检察工作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检察事业创造了条件，而检察工作也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而不能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检察工作要与时俱进，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运用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对检察制度的价值、作用进行重新的思考定位，引导检察事业向更层次迈进。3、从司法主体来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官立足本职、做好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不同的法治理念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也就会收到不同的司法效果，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奉行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将法律置于崇高的地位，了解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司法活动最基本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本质，才能使其所追求的工作目标与法律相符，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符，与司法运行的内在规律相符，从而表现出更有司法思想的理性深度，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全社会的尊重，从而增强司法工作的公信度。反之，法治思想落后陈旧，法治意识不强，在司法活动中固守原有落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法治、曲解法治甚至破坏法治，或为追求单一的法律效果而丧失综合效果，与法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终结目标相悖，最终影响法治的权威。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要求。三、检察人员应树立的司法理念结合检察工作，从司法理念的层面讲，检察人员必须树立以下观念，从而自觉有效地指导检察工作实践。1、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检察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它担负着通过法律监督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法律监督活动得以顺利贯彻落实的重任。因此，检察人员必须要牢固地树立坚强的政治意识，增强接受党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坚定性，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自觉地把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中去正确定位。按照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去履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宏观框架内，去实现检察办案服务效应的最大化，社会负面效应的最小化，从而使检察工作与社会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环境。2、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法治社会，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地位，崇尚对法律权威的敬重。检察机关履行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确立惟法是从的真诚信念，养成只遵从法律的职业思维习惯，把法律作为评判一切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行为的价值标准，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唯权重、不唯情扰、不唯利诱，树立以身护法，为法治献身的崇高精神，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3、树立保障人权的理念。现代法律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 统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同时也是公民防范司法擅断、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利器，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目标的载体。社会主义司法活动的应然职能，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更新思维观念，转变过去单向、传统的专政和惩罚职能，对法律的认识要从绝对的工具主义向保护人权转变，彻底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倾向，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把确保程序公正放在司法活动的突出位置。在发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固有职能的同时，强化保障职能，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体现人道，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表现人文关怀，切实保障人权，确保诉讼参与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并将其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坚决杜绝超限办案、超期羁押、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侵犯人权的现象，并要切实强化对其他司法机关违反诉讼程序现象的法律监督。4、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目标和要求，是司法文明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体现。这就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以法律效果为基础，通过适用法律的公正，来体现主体保护上的平等，不因身份、地位、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性质而发生适用法律的偏差或偏袒，坚决抵制和克制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使法律适用符合民情民意，符合伦理之善，创造一种人人各得其所的正义。其次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效率是公正的保证，没有效率，公正就难以完全实现。如果司法效率低下，处理周期过长，公众完全有理由对其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社会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增强诉讼流程意识、诉讼时效意识、效率责任意识，严守办案时限，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提高办案效率，是司法公正及时得以实现的保证。再次坚持民主公开的原则，破除诉讼神秘主义，强化“监督者同样接受监督”的意识，进一步确立民主监督在检察工作中的地位，拓展检察诉讼公开的渠道，完善公开的内容，丰富公开的手段和形式，引入体外监督的机制，发挥外部监督和检察内部监督的互补作用，实现执法活动的阳光操作，最大限度地将检察权的行使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正执法和社会的认同度，提高执法的公信力。5、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就是要求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必须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始终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把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自已工作的切入点，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消除特权思想，牢牢把握为“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原则，树立正确的执法思想和良好的执法作风，真正带着对群众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以公正、严明、廉洁、优质、高效的执法行为，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使法的秩序、平等、正义的内在价值取向得以充分的实现，从而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惩治腐败、妥善处理群众诉求、保障社会安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把“执法为民，服务发展”体现到全面的检察职能上来。总之，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先进的法治理念是法律职业者的“职业灵魂”要做好新时期的检察工作，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必须根据现代形势的需要，用符合检察事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统一检察官的执法思想，指导检察实践，才能取得顺应社会主义法治时代要求和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检察业绩。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社会治理发展报告”阶段性成果。

作者：姜晓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 610065

[摘 要]解析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明确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提炼了国家治理视阈下社会治理体制的价值目标，诊断出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维稳”诉求大于“维权”诉求，导致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迷失；党政包揽替代多元协同，导致社会治理新格局难以形成；风险控制重于社会建设，导致社会治理的路径依赖本末倒置；“即兴式”举措多于制度规范，导致社会治理体制的法治保障不足等误区。从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组织培育体系、建立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巩固公共安全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八个方面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24-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领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坚守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的现实困境，探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这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一系列规范体制机制的国家制度，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六个方面，重点在于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完善，实质是运用公共权力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上述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水平和绩效，因为“治理能力反映的是国家治理行为的水平和质量，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观度量”。[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包括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也包括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能够保障制度文明的先进性，坚定制度自信；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能够保障制度文明的有效性，坚定道路自信。“二者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概括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为我们深刻理解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提供了导航作用。

首先，诊断社会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指出：“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4]这些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究其根源，部分在于我们在国家治理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中缺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准确研判，尤其缺乏根据公共需求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意识。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集权管制型政体向分权开放型政体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进程中，必然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公平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高发等现实难题，能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基本民生建设与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权力膨胀与公民权利萎缩等社会问题，既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

其次，加强社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报告把社会治理创新的表述修改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高度强调社会建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基础作用，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以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为主要诉求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建设，既包括发展社会事业，即收入分配制度、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和养成。这些既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促进社会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治理手段由刚性管制向柔转变，治理空间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其基本特征：一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公共权力运作流程不再总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互动式、多向度的。政府由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管制者，又重新回到市民社会之中成为服务者。二是主体趋于多元化。政府必须与各种社会组织一起形成协作网络，在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治理，并使各方共同受益。故“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行动的持续的过程。”[5]三是以合作与协商为治理方式。要实现社会治理，必须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纵横协调的、多元统一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结构。促进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治，在加快经济转型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体制创新中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

二、坚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价值目标

社会治理体制既包括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范围、治理方式、治理绩效，也包括社会治理体制的本质内涵、价值诉求和基本原则，理应是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制度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也让我们领悟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价值诉求。

民主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根本内容，法治是实现民主治理的根本保障。“缺乏民主的法治，容易走向集权与专制，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容易走向混乱和无序”。[6]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报告提出了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主张树立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治理理念，一切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变“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最终走向“由民自主”，依法维护公民的社会福利权，依法保障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公平正义。社会治理也是社会资源的调整和配置过程，必然面临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只有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公共资源共享机制，才能有效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保障普通公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过程，构建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社会治理体制

包容活力。社会治理的目的绝非通过社会管控抑制人的创新性和创造力，限制人的自由选择和发展，恰恰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激发社会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7]尤其是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利益诉求多元的条件下，社会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坚守社会主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保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鼓励社会包容，尊重诉求差异、理解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8]

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宗旨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但社会的稳定并不是完全没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是能在共同遵循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社会矛盾在既有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下可以获得较快解决。这首先需要社会具备积极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9]其次需要政府依法行政、公民依法办事，共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再次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降低社会交易费用，形成诚信友爱、合作治理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三、诊断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误区

美国公共治理专家理德・C ・博克斯认为：“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复兴实验过程。”[10]这表明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创新的重心已由追求政府管理的高绩效转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公共治理中的政府权力本位开始转向公民权利本位。我国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内容。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等作了战略部署。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地方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社会组织培育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基层社区协同治理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偏差，如果不能及时纠错，必将制约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一是“维稳”诉求大于“维权”诉求，导致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价值理性迷失。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实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目标，通过赋予和实现群众表达利益的权利、维护利益的权利、实现利益的权利，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有序和谐发展。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把“维稳”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价值诉求，过度强调政府在“维稳”中的社会风险控制责任，推行“社会稳定一票否决制”，驱使各级官员把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管、控、防，对群众的各种维权行为高度敏感，严防死守，甚至出现以剥夺或限制公民权为代价维稳的现象，其结果反而是促使“民怨”演变为“民愤”，群众的抗争由意识转向行动，越维稳越不稳。

二是党政包揽替代多元参与，导致社会治理的协同格局难以形成。随着社会治理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社会治理的主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还要依托各类社会力量的协同和公民参与。然而，理论上的共识在现实推进中遇到了“全能政府”惯性的障碍，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采取自上而下任务下达与政治动员的刚性工作方式，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忽略了各种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力作用，甚至把社会治理片面理解为“对社会的管制”或“管理社会组织”，主张对社会组织的防控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视为社会治理的对象而不是合作的伙伴，漠视社会公众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公共需求，习惯“爱你没商量”式的“为民作主”。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多元主体协同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难以形成，同时也会因缺乏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而影响社会认同，演变成党政内部的卡拉OK自娱自乐，缺乏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社会基础。

三是风险控制重于民生建设，导致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路径依赖本末倒置。如果把社会风险控制的功能视为“灭火”的话，那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入手，完善社会建设，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就是让老百姓“不上火”。很显然，“不上火”是本，属于积极的社会治理，“灭火”是“末”，属于消极的社会治理。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把社会治理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冲突与纠纷化解，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等方面，仍然没有突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狭隘范畴。其实，诱发社会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引发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平感等社会“负能量”。因此，只有把民生建设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本，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构筑保障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线，形成全体国民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才有可能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四是“即兴式”举措多于制度规范，导致社会治理体制的法治保障不足。目前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即兴式”举措多，亮点不少，但由于多数属于“碎片化”的局部试验，缺乏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制度设计，往往出现“人走政亡”，后劲不足，可持续性不够的情况。

法治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社会利益的表达，都必须严格遵循法定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然而在“维稳就是讲政治”和“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态势下，一方面部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强，当出现权利受损和利益表达受挫时，不是寻求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实现维权，而是通过违法上访、聚众闹事等非理性方式扩大社会影响，倒逼政府满足其要求。其结果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导致矛盾激化、秩序受损，出现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失范。另一方面部分执法人员和干部运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冲突的能力不够。在协调社会关系、分配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时存在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甚至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严重违法行为，导致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被剥夺感加剧，衍生出社会泄愤和社会抗争等“负能量”，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是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要避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运动式宿命”，保障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社会治理的制度激励与保障。

一是要完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领域所颁布和施行的一系列法令、政策规章和规定，旨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安全和高效运行。社会政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法治保障，也是影响社会质量的制度基础。首先，要建立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调查机制，重大社会政策出台前应开展广泛的公共需求调查、社会听证、专家决策咨询，让社会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以确保社会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其次，要建立社会政策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防止社会政策的突然实施对利益相关方带来的负面冲击，通过政策的解读和沟通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提升社会政策的公信力。再次，要建立社会政策的绩效评估机制，对社会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评估，以便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修正，提升社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要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公民的权利保障体系主要是指实现公民权利的法定程序保障和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制度。公民的法定权利如果缺乏实现权利的正义程序和权利受损时的救济程序，就很难使应然权利变成实然权利。首先，要建立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制度，如在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流转、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工资标准、移民安置等涉及公民切实利益的领域，要明确公民究竟有哪些权利，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是什么。政府在执法中必须尊重这些权利，严格按程序执法，尤其要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滥用自由裁量权，牺牲或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要畅通公民的维权渠道，健全权利救济机制。通过出台行政程序法、修改行政诉讼法，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等，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畅通公民维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引导和鼓励公民更多地选择法律维权。同时也要加快改革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提升行政救济执法质量。再次，要提升公民的合法维权能力，变公民“无序化”的维权为“合法化”的维权。

三是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指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为目标，向社会成员提供就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安全等基本公共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旨在根据公共需求优化配置公共资源，最大限度地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权中社会权利的实现。首先，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治化水平，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等方面的专项立法，规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控制公共服务领域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寻租。其次，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适度引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运作方式，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公共服务治理格局。再次，要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有机衔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其四，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其五，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建立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体系。

四是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和监管。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利益诉求、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首先要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双重负责制”导致入门难的问题，探索建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登记注册制度，实施分类管理。其次构建社会组织的联动监管机制。政府负责探索对社会组织的审批与监管互动机制，制定社会组织评估办法和标准，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督责任，尝试引入社会组织的财务审计制度，建立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ISO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逐步建立起一个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管理体系。再次要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激励机制。制定激励社会资本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政策，建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鼓励企业等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制，使民间组织在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发展平台。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增加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五是要建立社会行为规范体系。社会行为规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准则，以调整人们各个方面的社会行为，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首先要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严防自由裁量权滥用对公民权的侵害。其次要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弘扬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法治精神，倡导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道德规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公民权利保障为重点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

六是创新社区治理体系。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细胞，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尤其是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由行政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其次要构建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形成社区活力。再次要创新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推动社区网格化由风险防控的单一功能走向多功能、立体化、联动式的社区综合服务载体，实现机构整合、人员整合、信息整合、流程整合，拓展了社区服务的内容，延伸了社区治理覆盖面，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

七是巩固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体系指维护社会公众安全生产、生活的一系制度安排。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后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公民的公共安全需求已日益增长，已成为排名靠前的公共服务需求之一。首先要改革公共安全监管体制。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形成全过程追踪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其次要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再次要健全灾害管理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八是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社会风险预警与应对体系是指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风险高发期。首先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化解调处机制，健全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制度，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同发力的“大调解”系统，加强源头治理。其次要健全社会风险的预警与评估机制。在总结地方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科学运用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和试验仿真技术等，研发中国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符合国情的社会风险评估体系，提升社会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预警能力。再次，建立网络舆情和社会心态监测系统，把握舆情和社会心态演变机理，及时化解社会焦虑，变负能量为正能量。逐步形成关口前移，源头治理、预防为主、防控结合无缝隙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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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Jiang Xiaoping

[Abstract]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has generalized the value goals of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has diagnosed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ppeal is stronger than maintain legal rights appeal， which causes the value reasoning loss； party and government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and there lacks multiple cooperation， which causes the difficulty of social governance new situation； there is more risk control than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n terms of social governance； some measures are like campaigns and there lacks legal guarantees， which influences the lega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has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rom eight aspects including perfecting social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ng citizen rights guarantee system， optimizing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improving social organization incubation， setting up social behavior norm system， innova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stat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篇8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思想的统一体

（一）定义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二）本质特征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三）必须坚持做到：

1、依法治国

2、执法为民

3、公平正义

4、服务大局

5、党的领导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科学的、先进的法治理念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新中国民主法制的实践为基础。

3、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意义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立法的思想前提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执法和司法的重要保障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守法的必要保证

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的科学指导

第二讲 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1、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

2、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3、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二、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刻内涵

需要准确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2、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3、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

(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

一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自觉尊重和服从法律

二要特别注重维护宪法权威，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三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四要提高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三）严格依法办事

一是职权由法定

二是有权必有责

三是用权受监督

四是违法受追究

三、努力实践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

(一)提高法律素养

(二)坚持严格执法

(三)模范遵守法律

第三讲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

一、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1、执法为民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

2、执法为民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3、执法为民是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证

二、 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是执法为民的核心

1、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时时处处替人民群众着想，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2、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集中体现在搞好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

3、尊重和保障人权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和普遍的人权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也包括要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三、 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

（一）勤政守法

勤政守法、执法为民最

基本的要求和最重要的途径是把法律规定贯彻落实好，把手中的权力正确行使好，把责任认真履行好。

（二）甘当公仆

我们应当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强化服务意识，认真履行好自己的法定职责，自觉做人民的勤务员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1、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服务热情。

2、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举止文明，态度公允。

3、文明执法，还必须注意执法者自身的形象。

（四）清正廉洁

执法者是否清正廉洁，是为公执法还是为私执法的集中体现。

第四讲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

一、公平正义是执法工作的生命线

1、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

2、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3、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4、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领导干部、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神圣职责

二、深刻理解公平正义理念的丰富内涵

（一）合法合理

（二）平等对待

一是反对特权。

二是禁止歧视

（三）及时高效

（四）程序公正

三、公平正义理念对执法工作的具体要求

（一）坚持秉公执法

一要出于公心，维护公益。

二要摒除邪恶，弘扬正气。

三要克服己欲，排除私利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摆正自己与他人、感情与法律的关系。

四要态度公允，不偏不倚。

（二）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一要严把证据关。

二要严把法律关。

（三）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

（四）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

（五）坚持以公开促公正

第五讲 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

一、 服务大局是法治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

（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二）服务大局是各级领导干部、执法和司法人员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

（三）服务大局是解决执法、司法实践中现实问题的客观需要 一是有的党政领导不能全面把握大局，只讲服务经济建设，忽视或不讲服务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二是有的把地方、部门的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上，在执法活动中借口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设置执法“禁区”。

三是有的片面理解或割裂法治工作与大局的关系。

四是有的对服务大局与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对立起来。

二、 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三）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四）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服务大局必须胸怀大局，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一）胸怀大局

一是夯实服务大局的思想基础。

二是善于围绕大局筹划部署工作。

三是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立足本职

一是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是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三是强化法律调节和服务，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关系协调。 （三）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一是正确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三是正确处理好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

第六讲 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理念

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一）正确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首先，要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认识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第三，要认识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二）正确认识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与执行国家法律的关系。

第一，党的政策是法律的核心内容。

第二，法律是党通过国家政权贯彻党的政策的基本手段。

三、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一）切实增强党的观念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

（四）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作用

首先，要把各级党组(党委)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要下大力气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

最后，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一、主权与人民主权的概念

(一)主权的含义

1、主权是国家具有的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

2、主权的分类：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

国家主权主要表示国家作为一种国际法律主体在对外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在法律或道义上认同国家的独立与利益，同时负有不侵害他国的独立与利益的义务。

人民主权概念在国际法意义上也经常使用，但主要是为地区与民族的自决权提供合法性依据。

（二）人民主权及其相关概念

人民主权是指主权归属的主体只能是人民。

人民主权中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是尽可能囊括一切具有该国家公民资格的人的全体。

二、人民主权与人民民主

（一）人民主权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1、人民是主权的主体，主权属于人民

2、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

（二）坚持人民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三）人民主权与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主权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人民主权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实现人民主权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人民主权

（四）人民主权与坚持党的领导

1、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

2、党坚持人民主权原则，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人民主权与宪政

（一）宪政

1、含义：宪政主要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 2、基本精神：

(1)国家奉行“人民主权”、“宪法至上”、“宪治政府”；

(2)国家权力分工与合作并力求确保效率；

(3)符合法律规定的个人自由与权利不容侵犯；

(4)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有序。

（二）社会主义宪政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3)坚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

(4)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5)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6)坚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

（三）社会主义宪政的主要作用

(1)保障国家权力秩序。

(2)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与保护。

(3)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

(4)调整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5)确定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

四、人民主权的法治保障

（一）宪法对人民主权的保障

1、宪法开宗明义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国体和政体

3、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立法对人民主权的保障

一是看其是否实行民主立法的制度二是看其民主立法是否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三）执法与司法对人民主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