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1

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一、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念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3]

二、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三、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四、结语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2

摘 要 企业法治文化也是社会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企业是否能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诚信守法，公平竞争，关系到企业的法治文化，也影响到社会整体法治建设。正确认识石油企业法治文化的重大作用，采取多种举措加强石油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键词 石油企业 法治文化 依法治国 举措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人民的法治思维，奠定法治国家的坚实根基。在我国的国家经济体系中，石油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市场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为市场的良性运行运送着丰富的养料。企业法治文化也是社会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企业是否能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诚信守法，公平竞争，关系到企业的法治文化，也影响到社会整体法治建设。因此，石油企业法治文化对于社会整体法治文化的优化有着不可小视的价值和意义。

一、石油企业法治文化的重大作用

（一）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法治建设发展的积极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制经济，就是要求国家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并保证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严格的执行和遵守，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具有比较完善的法制作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法治化的过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细胞，它的一切活动必然会发生复杂的法律关系，这些都离不开法的制约与调整。而任何一项经济法律要发生作用，也必然需要以企业为载体来实现。因此，企业对法的认同和遵循，企业法治文化的发展无可争议的将影响和推动社会整体法治的发展。

（二）良好的企业法治文化有助于以法治的理念来平衡各方利益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牵连着诸多相关各方。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所有者、经营者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各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无不需要法律来调整。良好的企业法治文化，对于企业合理处理各类内外部关系，有着指导作用。它指引企业用法律的思维、依照法律的程序，按法律的规定来依法办事。法律作为一种明确的为国家所认可和保障的行为方式，可以规范企业行为，并给相关利益各方带来行为结果的合理预期，从而保障经济有序运行。

（三）良好的企业法治文化有助于以法治的手段解决纠纷

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关由其依法作出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和解决。企业法治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企业间纠纷解决机制。随着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的多样化，企业法律相关机构设置的健全，无论是内部专职法务，还是外部专业律师等，在企业发生纠纷时都会首先推荐选择仲裁或诉讼。这种方法对比计划时代的“请主管部门评理”，可以避免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裁定的不公正。对树立法院权威，建立一种良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作用。

（四）良好的企业法治文化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企业是构成这个有机体最重要的细胞之一。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法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对社会整体法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是社会整体法治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良好的企业内、外部法治文化的建设，将为企业创造可预期的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繁荣。

二、加强石油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举措

（一）深入持久地开展“严打”整治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完善和落实打击整治长效机制，配合专门机关重点对管线打孔盗油、井口盗窃、抢劫原油和盗窃水、电、气、电力设施等涉油违法犯罪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打击治理。同时，依法严厉打击“”等组织的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定期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区域、突出治安问题和案件线索，对影响职工群众正常生活的入室盗窃、抢夺、抢劫、诈骗等违法犯罪事件要强化防范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控制社会治安面。

（二）强化内部治安管理和防范措施

加大对重点要害部位、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的治安防控和监管力度，严格落实责任制，实行专人、专库、专柜管理，定期检查，及时整改，确保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不发生盗窃、中毒、火灾、爆炸、人员伤亡等治安灾害事故，加大“三防”建设投入力度，重点要害部位“三防”覆盖率达到100%。

（三）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工作，完善规章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实有人口和出租房屋的有效管理、落实出租人、承租人、管理单位等的责任。各单位出租房屋发生治安或刑事案件的，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谁介绍谁负责”的原则，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继续做好服刑、劳教人员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时的衔接工作，确保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措施落实率100%，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分别不超过5%和3%。

（四）强化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工作

各单位要把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措施、要求，宣传各单位综合治理、法治文化建设的典型经验、先进事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法治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要深入开展法治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理论研究工作，探讨法治文化和综治工作的对策和规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推动法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要强化“110”联动服务， 严格落实、完善社会管理统一指挥和调度制度，各专业队伍、群防群治队伍等有联动职责的单位和部门要加强领导，专人负责，明确任务，提高维护稳定的防控水平和实战能力。

（五）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形成经常性的法治文化教育机制，实施依法治理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3

一、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的重要性法治是一种靠共同体所认同的规则形成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状态，是社会成员达到一定规模的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律不是静止不变的，但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也就是说，宪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法治作为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根本依据，也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有效手段。当前，中国处于改革深水区，改革是一个旧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产生的动态过程。在发展中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中国道路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之否定的发展规律。法治在中国道路发展中的关键性定位，说明在当前，法治才是解决中国改革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的关键，体现了执政党强烈的问题理念和清晰的改革思路。指出，具有强烈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只有关注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提高治国理政水平。这关键在于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中国特色道路中所面临挑战，是中国社会自身不断走向文明和成熟的核心要素和根本途径。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使法律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信仰。既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也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任何对法律的随意变通，都将有损于人民对法律的拥护和坚定信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强调，凡属于重大改革都要有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因此说，研究和把握法治在推进中国特色道路发展中总体定位，可以深刻认识到法治不但属于政治制度范畴，而且也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都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大格局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和健全，且法治在中国道路发展中也必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二、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的体系特征

以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不断体现出的重要性为背景，而进行学术性梳理、探究，及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证，旨在阐明只有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解决中国道路新发展所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的重要途径，并以此为总体价值导向，进而认真思考和剖析法治在发展战略布局中的体现特征，中国道路才能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

1. 法治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完善，就要求法治的健全完善，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理论命题。法治发展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南针。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板化、功利化倾向，这些都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形成法治市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真正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市场企业制度，中国的民族企业才能振兴并走向辉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为决定性作用，而法治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实质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加快完善法治经济的步伐，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法治恰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最佳契合点。因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受法律约束和保护，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完善的法治遥相呼应、相辅相成。

2. 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是指人民当家做主，是国体与政体的统一。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必须运用宪法和法律使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使少数人的权力得到监督和制约。权力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实现，只有通过制度，个人和群体的自然权力才能转变为现实权力。而民主制度、民主权利只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能得到保障和落实。从理论上讲，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发展应该不分先后的而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发展，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的，这对于中国政治未来发展趋势来说，也许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一条最佳路径。宪法明确规定，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要对人民负责。权力运行的宗旨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有权通过法定途径赋予权力并监督、制约权力，其本质是以民为本、用法为民。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新篇章。这些都为中国民主道路新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研究视域。

3. 法治是文化价值观核心元素。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幸福安康生活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值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个关键发展时期，要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道路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法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表达，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法治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元素，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因此，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保障民生、体现公正、维护和谐，同时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纪守法。这是也是探索以法治思维推进中国发展和谐社会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健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亮起法治之剑。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定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等迫害生态环境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代价与教训。深化生态文明法治制度改革，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用途管控等为重要突破口。所以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根本变革，必须依靠法治。对此，指出: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当前，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对损害生态文明发展的行为主要表现为: 权责不明确，提倡性的规定多，制约性的规定少; 具体针对性不强，治理效益很弱; 一些人罔顾保护环境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严，等等现象。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用严格的法治保障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治标治本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解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5. 法治是解决党科学执政问题的关键。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标本兼治，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走好中国道路关键在党，一个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强大政党，是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实施这一方略，有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为执政领导的政党，只有支持人民创造各种有效的当家做主的民主形式，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坚信这才是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夯实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中国道路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和实现民主政治价值目标上的魄力与智慧，不断提升依法执政水平的决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走势路线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和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和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形势下，法治建设集中体现政治文明发展趋向，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六位一体战略布局，共同构成中国道路新发展的大格局，而法治在中国未来发展战略布局中，必将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和价值，只有这样，以此来解决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在发展道路中提高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增强治国理政的体系性效用，确保提前和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在改革关键期以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推进中国道路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勾画十三五期间的基本蓝图和实现途径，重点指出无论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还是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都应更多地用法治眼光审视发展问题、用法治思维谋划发展思路、用法治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并建立健全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

阐明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的关键性定位，就必须从法治视角来探讨中国新发展中所面临问题，进而构建未来发展趋势体系架构。以此来把握法治在中国道路新发展中总体定位，进一步显现法治不但属于政治制度范畴，而且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都有紧密的联系，也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健全完善。总之，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其独特性在于，主要以法治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道路新发展整体性推进问题，

总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十三五规划为指导思想。点、线、面相结合，多维度、多视角地审视在法治下探讨如何应对中国发展道路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具体是以用法治思想作为发展基点，以破解中国道路新发展难题作为体系特征和理论风格，以法治方式谋划发展作为研究思路，以中国道路新发展总战略布局建设为旨归，最终落脚到法治才是国家治国理政现代化的关键，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布局上形成法治化市场、法治化民主、法治化公民、法治化社会、法治化生态、法治化政府及法治化政党。这样，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走势路线图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四、法治道路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善于研究新情况、新现象，并作为解决新问题和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方式，以及如何以开拓创新思维寻找解决中国道路新发展中面临问题的途径及措施，这些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提供科学有效的基本方式和重要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进入新境界背景下，实现国家各项治理事业从传统型向现代转型的一项系统工程，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基础之上，吸收与借鉴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而提出的。涵盖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核心要素，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总布局，这将有力推动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远发展。

法治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道路新发展题中应有之义。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两个重要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只有法治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道路民主化和科学化，因为它们是内在一致的。国家治理只有法治化，才能实现硬治理模式和软治理模式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即法治化经济、法治化民主、法治化政府、法治化政党、法治化管理和法治与德治齐头并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改善国家治理的生态状况，使国家治理法治化，并始终贯穿于中国道路现代化实践全过程，这是调节国家与地方、市场与政府、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是新阶段中国发展道路谋复兴大业、扬改革风帆、行法治正道、筑执政之基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基点和鲜明特色。四个全面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既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处在四个全面整个科学体系的核心地位，并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中国道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还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进人民幸福指数、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据此，法治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等重要作用。

总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用法治眼光审视发展中问题、用法治理念谋划发展思路、用法治手段破解发展难题，运用法治途径提高治国理政的体系性效用，并建立完善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这既是认识好解决中国道路新发展的具体可行的实现形式与对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因此，无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它们内在蕴含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参政的同步推进，构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公民的整体性框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走好中国道路唯一执政党，要想避免跳出历史周期律，就必须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体现国家治理法治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只有这样，全社会才能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和氛围，才能使法治化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道路发展的全过程，并扎扎实实落实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棋局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4

【关键词】法治 文化 兰州

近年来，兰州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就业、住房保障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树立法治文化的权威；将普法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打造全体市民共享的法治文化传播平台，组建了市、县（区）两级普法讲师团开展法治巡回宣讲，开办了“警花说交通”、“零距离”、“今日关注”等广播电视和报刊栏目以及“12348”法律服务热线，宣传和倡导法治文化；举办法治论坛、法治书画大赛和开展平安县区（街道、社区）创建活动，激发市民的法治文化创造力。经过不懈努力，兰州初步产生了与法治紧密关联、从城市规划建设到人际关系与活动安排以及人文教育都有衡量标准的法治社会行为方式和法治秩序，并通过地方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执法组织机构、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法治价值观、法治意识、行为方式等反映出来，继而引领、示范、辐射周边地区。

目前，兰州法治文化雏形除具有法治文化的民主、开放、普遍、稳定、长期等共性外，还具有一些区域性特质：

1、保护民族性。兰州有常住人口360多万人，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近18万人，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民族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地内化在兰州各族群众的法治文化心理中，并渗透在当前兰州市民法治思想意识中指导行为方式。如，2012年为纪念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遇难231周年活动的顺利举办，兰州交通管理部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活动举办期间的农民巷进行了交通限行管制，管制区域内的市民对限行予以了很好地配合，保证了纪念活动的圆满成功。可以说,，无论是地方立法，还是群众语言行为，都对少数民族、民族习惯给予了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

2、多元交互性。随三线建设迁入兰州的上海、山东、北京、东北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各方面人才，为兰州带来了工业文明之风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为兰州法治文化吹入了平等、尊严等先进思想。尤其是近几年，兰州市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兰州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兰州市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五个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开发区产业布局与园区发展规划、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城镇供热计量管理暂行规定、城镇最低收入家族廉租住房管理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办法等，对当前兰州法治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人治”文化和不良法治环境的影响以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兰州市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一些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还缺乏法治文化的建设意识。一些部门及领导干部构建法治、服务、有限型政府的自觉性不够，缺乏依法办事和自觉维护公民权利的自觉性和能力；尽管有中央机关以及高级政府机关相关政策、方针的颁布，但一些部门认为法治文化是软指标，为减少工作投入和工作量将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形式化，缩减工作量，减少工作环节，仅有的工作也只是应付上级检查；在干部与公务员教育培训中法治宣教要求很低，还停留在简单、零碎了解法律规范条文和遵守法律法规上。

2、社会各阶层对法治认识存在偏差、法治权威尚未树立。很多人一说法治，就说依法治市、治县、治乡（镇）、治村……，而没有准确掌握“依法”的意义，仅仅是为“治”而制定一个法律依据，把法律当做权力行使的工具，轻视公民独立人格尊严，忽视群众合法权利的维护；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诉讼意识、公民意识还普遍缺失；遇到涉法问题，人们总是优先考虑如何通过各种关系和人情资源解决问题，而缺少对法律应有的关注和信任；发生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多数人认为“不信法”，“法不责众”。

3、地方性立法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存在一些欠缺。为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推动兰州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兰州地方性立法活动增多，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了明显增量。但是，个别地方性立法活动因准备时间仓促，缺乏个体化、细致化思量，导致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与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存在不统一、不协调、清理不及时、法治文化精髓没能很好体现等问题。

4、依法而治在执法、司法中还存在认识与理解的偏差。一般而言，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理性的制度去调整社会，可以减少和避免仅仅依靠人控制社会时因个别人一定会有的缺点和缺陷，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现实中，政府及公务员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由于在法律适用、自由裁量等方面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判决也就容易引起市民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容易使市民对法制的敬畏感和信赖心理发生动摇，继而产生对政府、法治的不信任，法治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的降低或者丧失。

5、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法治文化艺术创作传播，是吸收借鉴先进文化、推动本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兰州作为甘肃省会，云集了众多法治教研和法治决策实践人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传播机制以及系统的组织构架，致使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凝聚社会各界法治文化建设力量存在困难。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⑴”因此，法治的精神、理念、思想等精神文明成果和法律规范、制度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政府、公民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都应该成为兰州建设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路径主要是：

1、加快转变，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步伐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 基层治理；法治化；基本要求；治理措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该文件就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部署，同时对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了分析。法治是将法律法规作为治理标准和方法，而这也体现了法律的唯一性。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法治化是指传统非法治社会演变成法治社会的过程。依法治国方略最终是要落实到基层，而这也体现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性。基层治理法治化作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1、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基础是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是基于新时期法治建O而提出的。法治中国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结合。因此，基层治理法治化应以“法治中国建设”为基础，对整体意识与大局意识进行合理掌控，确保整体利益的地位，以便在此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

2、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是依法约束公权力

行政权力的行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因此，在推动基层发展中，基层各级政府职能的发挥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是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要做到根据法定权力与程序，实现依法办事。针对基层规范性文件，应建立健全的合法性审查及监督制约机制，并加快对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便确保基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能够得到更好地改善。

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措施

1、建立健全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制度建构作为“顶层设计”，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前提。对制度建构进行强化，可以使权力受到制度的约束，从而为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提供保障。基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而建立的制度体系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健全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依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基层的治理法律体系，不仅能够使基层治理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更加完善，也能够使权力行使更加清晰，监督管理力度更强，权责更加分明。第二，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乡镇党委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保证基层党组织规范性的基础上，对基层党委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保证权力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可以确保基层治理更好的满足从严治党的要求。第三，建立对基层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是基层政府行使权力的主要依据，但是因为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缺乏，导致基层权力滥用现象较为普遍，进而影响到基层发展的合规性和发展速度。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威信，避免基层权力的滥用，应建立基层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特别是乡镇一级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以便确保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合规性。

2、建立健全基层公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监督制度的建立，可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开展。缺乏严格的监督，则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受到影响，权力滥用情况也会变得越发严重。针对这种现象，应重视对党内的监督，提高党内监督力度和党内民主建设力度，并对党内选举制度、述职述廉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进行完善，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确保党员合法权利的同时，对党内监督渠道进行优化，以便更好地加强对党内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对乡镇人大的监督也应得到强化，重视对基层人大的建设，促使基层人大主席团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并对监督方式进行改良，以便对基层政府重大决策和预算决策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进而为基层的发展提供保障。对党务政务进行公开，让政府工作的开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并基于这种考虑，对党务政务公开制度进行健全，提高乡镇党委政府治理工作开展的透明度。遵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村务工作开展的监督力度，据此设置村务监督委员会，进而保证基层民主管理的实现。

3、提高基层治理法治行为的规范性

基层治理主体的法治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着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的开展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基层治理法治行为的规范性，首先要对党委领导行为进行规范，这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也符合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纪法公开、纪严于法”方针的提出，是对法律和纪律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乡镇党委行为的规范性，也能够使乡镇党委权力的行使受到合理的制约。其次，对基层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应将中央政府推进简政放权作为基础，促使各级政府部门能够实现联动，并对基层政府部门的权责进行明确，在此基础上提高基层政府权力行使的透明度，确保基层治理真正实现上面放权，下面执行。同时，基层政府对自身的管理工作要进行精简，明确管理范畴，以便更好地消除繁政。最后，对基层司法的公平性、公正性进行提升，对于司法案件，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侦办，并且要做到公正权威，加强基层法院、司法、检察院等政府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强法律执行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也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予以支持。上文从逻辑基础和关键等角度分析了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从制度建立、行为规范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措施，希望能够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李进莲.浅谈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5（16）.

[2] 胡妮，许伟，马学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1）.

[3] 常文清.关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J].北方经济，2014（12）.

[4] 孟大川，郭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5（4）.

[5] 王增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机关党校学报，2015（2）.

【作者简介】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6

关键词：法治文化；功能；体系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2-0187-02

一、引言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由法的精神文明成果、法的制度文明成果以及自觉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法治文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法治文化要发挥其作用必须构建起完整的体系结构。

二、法治文化的功能

法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自然具有文化力量的一般特性和功能。文化的力量使人具有理性，人们一旦形成理性自觉以后，它就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受到某种力量的支配。文化是通过渗透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而发生作用的，法治的真正生命就是要将法治理念植根于人们心中，进而影响人们的外在行为。但是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改变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影响，所以一旦法治文化深入人心，整个法治文化环境就能汇聚成为一种合力，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但是，法治文化的形成是长期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法治文化的最大功能就是通过塑造法治人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因为通过对法律反复适用，人们就有可能习惯于守法，最终就会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自觉和习惯。法律规章制度作为意志他律，可以有效地约束社会和群体成员的情感和行动，消除个人的随意性，保证社会和群体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实现。意志他律还可以促进意志自律，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意志自律，从而更好地发挥意志的约束力，促进精神约束力的形成和增强，有力地推动社会实践向着既定目标发展，进而建立起稳定秩序的社会。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生成和改变，最大动力源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意识支配的，意识改变才是最根本最彻底的改变，所以，只有当人们接受了法治文化的熏陶、感知到了法治的力量，并在思想意识深处接受了法治、内化为一种法治信仰实际时，法治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就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三、法治文化体系的构建

法治文化的建设是长期的，法治文化的体系必须是完整的。只有一个完整的法治文化体系的健全，才能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法治文化体系应该从法教育、法信仰、法环境、法执行、法监督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1.法教育

近年来众多所涉及的违法主体在对违法原因剖析时，都宣称是因为自己“不懂法”或者是“法盲”或者“法律意识淡漠”所致等等。但不少涉案者是学习法律的，这反映出我国社会法治教育的缺陷。

当前我国社会法治教育的存在的缺陷：一是官员游离在法制教育之外。普法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包含全体公民，历次普法教育都提出目的是为了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从法治实践来看，最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应该是党政官员。而实际上党政官员参加普法作秀的多、真学的少，这就是被人们讽刺的“领导得病，群众吃药”；二是缺乏底线意识。这里所说的底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绝对禁止做的和绝对必须做的。底线意识与对底线的坚守，对于法律人和官员特别重要，因为：是否具有底线意识并能够坚守底线，乃是法律人与非法律人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操守的分界线；具有底线意识并在生活与法律实践中坚守这样的底线而行动，将使我们成为具有现代法治素养与法治人格的法律人；具有底线意识并坚守这样的底线，可以确保我们的官员和法律人诚实、正直而自豪地度过其职业人生。但是，不少官员和法律人对这种“底线”缺乏意识和尊重，这种“底线”并没有在他们的心底生根。

基于社会法治教育的缺陷，着眼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中国未来社会法治教育必须实现这样的转变：一是党政官员必须成为社会法治教育的重点。全民普法教育的初衷和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法治的实质一方面是限制权力，另一方面维护权利。因此，我国社会法治教育的核心与重点必须也只能是我国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党政官员。如果党政官员的法律意识不能真正提高，极大地阻碍和消极影响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绩效；二是法律底线意识应成为社会法治教育教育的基点。通过法律底线意识的教育，既高度重视法律规定的作为一般法律关系主体都必须严格禁止做的各种行为，又要使官员充分认识还有相当多的在法律上必须去做的各种行为。这样的行为方式共同构成了法治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公权力行使者的官员的“法律底线”。这样的法律底线意识能否养成关乎能否真正建成法治社会。

2.法信仰

法治文化缺失的背后是法信仰的缺失。法信仰就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对法律真诚信仰是法的实施，法功能、法价值、法效益能否实现的文化支撑点。中国的法治建设将是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全方位变革，法治国的首要特性便是法律至上，也就是法律拥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前我国法治文化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信仰的缺失，既然困境在于没有树立法信仰，那么，出路也在于必须确立法信仰。

信仰法律，一是立法要科学。法的制定，要符合并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时具有科学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否则，将成为一纸空文；二是司法要公正，执法人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把法律规定作为查处案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三是执法要严肃。这就要做到：执法必须合法、执法内容必须合法、执法程序必须合法、执法必须有效率；四是违法必究。任何违法行为都会受到国家的相应制裁才能加强法的权威，实现社会的稳定。

3.法环境

法环境则指存在法治主体之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与效果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愈高，愈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来支撑。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目标就是“民主法治”，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是依靠法律制度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引导全社会的公民遵守这个法律，维护和谐的气氛。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营造良好的法环境。一是创建文明法治的思想观念体系。学习宪法和其他一般法律，使公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二是创建文明法治的行为模式体系。确立一切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和带头守法的观念，同时制约公共权力；三是创建文明法治的制度结构体系。文明的法治制度，才能保证法治的文明，才能为文明法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就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自信。

4.法执行

法执行就是指法律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特定的行政部门，在实施行政管理行为时，遵循一定原则和和程序，依法采取具体行政措施和裁决的专门活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必须遵循两大基本原则：一是执法有理。执法活动通常是执法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征得相对当事人的同意，这并不因当事人的同意与否而影响其所采取措施的执行，这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特殊权利。但这也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无形中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果不依据法律，不遵循章程，势必形成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独断专行，甚至随意践踏公民的民利和自由，给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危害。因此，如果偏离这一原则，就会偏离法治的轨道，进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二是有错必纠。由于执法机关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执法任务，社会现象又是复杂的，因此，执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错。而执法机关工作中的错误给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害，如果能够及时给以纠正，就可以把损害减少到最小限度，如果知错改错，会得到人民群众谅解。但是如果坚持错误，袒护错误，不但会使执法机关丧失威信，而且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给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带来更大损失。

5.法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的重要一环是法监督。法监督是指专司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的监督。法监督弱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权力贪腐。权力贪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政治层面会威胁国家社会的稳定、党的执政地位；经济层面会扰乱经济秩序、威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文化层面会导致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所以，权力贪腐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要加大限制权力滥用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执政责任；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9-0031-04

党与法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为正确处理党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但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仍有一些学者对党与法治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或曲解，甚至一些学者用西方话语体系来解释党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得出一些极端错误的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高度一致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治的关系，不仅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而且也关系到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其无疑是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败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求和根本保证

1从社会发展轨迹看，党的领导地位是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漫长实践中确立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为救亡图存，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了各种政治方案的选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改变民族的悲惨命运。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领导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中国共产党由此应运而生。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创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无愧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期望。历史的选择，是通过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长期比较来实现的；历史的走向，是通过人民的自觉活动来完成的。离开了党的领导这一历史结论，一切成就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2从历史发展逻辑上看，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治理核心是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从历史上看，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治理核心是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与这个时期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治理力量密切相关。相反，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必定导致国力衰弱。在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西方国家的法治发展轨迹看，一个强大的法治国家的诞生背后必然存在一个先进领袖群体。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3从现实领导作用看，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从现实实践来看，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始终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领导作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代表和组织民众正确制定和严格实施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进中国特色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贯彻实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总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构建和完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培育和成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长基因和根本保障，渗透和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

4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更高程度法治文明的必要条件。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属性，决定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趋向。党对中华民族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从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看，法治文明是一个长期建设和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法治秩序需要长时期构建，法治文明需要更长时期的培育和生长。领导和启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推动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实现法治建设的伟大变革，建设更高程度法治文明，同样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和保证更好的法治文明秩序，更离不开党的领导的这一核心要素。

二、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核心要素，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1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亚里士多德曾说：“法律就是秩序。”古罗马法学家同样注重“以法为据”；塞尔苏斯把法律定义为“善良公正之术”；孟德斯鸠把法治视为“法律下的自由和权利”。法治对规则的约定和遵循，彰显了人类在集体规则的建构中所蕴含的理性与智慧。中国的法治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在东方文明中，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为 “法治”思想注入了东方的智慧。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革新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理念；儒家“以礼为法、以德为治”的思想，提出了法治的最高境界；道家强调“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对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把握；墨家重视“法仪”“法度”的思想，突出了“规矩”对组织的影响；这些都成为后人探讨法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无论是道家的自然法之治，墨家的天法之治，儒家的礼法之治，还是法家的以法为治，中国古代法治思想都普遍强调法是“天下之法”“法与时宜”“以民为本”等思想，都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一个国家必须有着属于自己的法律才能持续向好地发展。法律更像一个国家的血液和骨骼，支撑着这个国家一步步走下去。可以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是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走向“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2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规范权力行使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系列体制、制度和程序。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规范权力行使和维护社会秩序“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开启了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相继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重要思想，近代以来的世界政冶发展历史表明，离开了法治，现代化文明是无法建立的――离开了法治的自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狂潮；离开了法治的民主就会发生“大革命紊乱”；离开了法治的平等和公正是乌托邦设想。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确立现代文明秩序的根本保证。公共权力如果不受到法律的确认、规范、约束和限制，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如果没有明晰的法治界线，就不可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中，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这是法治最根本的涵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表明，“法治”是成功开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把钥匙。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最基本方式，不仅凸显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还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借鉴，对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历史担当。

3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推进法治。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就国际政治秩序来看，我们遭遇“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党的建设状况也面临“罗马尼亚陷阱”的风险。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保证系统。完成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任务、战胜各种矛盾风险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离不开法治的推进和实施。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全面推进法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维护各个社会阶层权益的“重武器”。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后，更需要以法治的力量予以推进，各种社会力量需要以法治的力量统筹凝聚；各种社会利益需要以法治的智慧平衡调节；各种社会行为需要以法治的权威激励约束，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以法治的规则确认规范，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需依靠法治来解决。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推进法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划清公与私的界限、厘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法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可靠支撑。推进法治，可以更好地规范和理顺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法治惩治腐败和政党自身惩治腐败之间的关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可靠的法治文明规则。

总之，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党的领导必须引入法治的要素，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把法治作为实现党的治国理政的最基本方式。

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是高度结合辩证统一的关系

1坚持党与法治的结合是马克思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国家的法都具有阶级性，法律在阶级对立社会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并表现为国家意志。马克思说，应该“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党一元化高度集中领导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党的领导要与法治建设相结合。他认为，“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坚决按法律办事”，“保证法律生效有效”，他特别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统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后，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将党的领导原则和要求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2坚持党与法治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党与法治的关系呈现如下要求和特征：其一，两者是领导关系，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是领导的关系。党对法治的领导作用是党承担的神圣职责，党始终肩负着推进法治的历史重任。其二，两者是一致关系，党和法治的目的指向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是宪法和法律。和宪法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路线为共同的政治基础，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执政党，党的章程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表现形式、表现程度和规制范围上虽然有区别，但两者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其三，两者是融合关系，党和法治是紧密构成在一起的。和宪法法律共同构成党治国理政的基本规范。宪法法律确认了党作为执政党的法律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将宪法和法律内化为自己的党内法规。执政党和其他党内法规，不仅以执政党纲领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且还会把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带给社会，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模范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是党内法规最基本的精神。法治红线不能触碰、法治程序不能越轨、法治底线不能逾越是对执政党最基本的要求。

3必须将党与法治关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要坚持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体制同政权机关的权力运行体系统一起来，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坚持依法执政统一起来，把党领导立法同党严格守法统一起来，把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起来。党的执政活动必须适应法治建设要求，善于运用法治程序推进党的执政活动；善于运用法治程序解决党的重大方向和政策问题；善于通过法治程序实施对社会的领导。推进法治也必须体现党的领导的要求，保证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实现。

四、党与法治的关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事关党与法治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执政责任”，明确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执政地位和政治责任。在认识和处理党与法治的关系上有一种错误思潮，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认为讲党的领导就不能讲法治，讲法治就会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有的甚至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正确处理党与法治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分析，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和不可动摇的，党并非在“宪法之下”执政。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而言，不存在“法大于党”的现象。同时，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决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尊严，不允许任何组织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党不是在“宪法之上”执政，因而，也不存在“党大于法”现象。党的执政地位既不在“宪法之下”，也不在“宪法之上”，而是在“宪法之中”，因而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权力制约”，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是全面推进法治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就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而言，就执政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党与法治之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每个党政组织、每个党员干部而言， “权大和法大”是真命题，“权与法”之间有一个严格而清晰的界限，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依照法治的轨道，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

法治的重要标志是权力的行使必须要于法有据。受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存在着、一些执政行为超越规矩、一些违规行为追究不力，一些法律被迫废止，一些干部干预司法，由此产生权力滥用，一些组织和个人无法无天，对法治建设造成极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现实中仍然有一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浓厚，法治意识淡薄，权力崇拜意识严重，有的党员干部依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强调法治的权威和尊严，一切权力的行使和运行必须于法有据，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法治的要害问题是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有效约束。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大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完善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义务清单，健全领导干部的政治规范、纪律规范和程序规范，强化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荣誉底线和职业底线，科学界定领导干部的权力边界、责任边界和道德边界。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

法治的重要保障是法治的尊严必须得到切实维护。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违反法定职责，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任何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格的追究。要建立对干预司法的记录制度，对插手司法的通报制度，以及严格的党内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完善“执政程序”，改进党的执政途径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途径和执政方式，根本目的在于使党的领导符合法治精神，使党的执政活动符合执政程序。要完善党组执政格局和党组运行机制。健全“一个核心”与“N个党组”的执政格局和运行机制，党组作为实现党委“核心”作用和执政意图的组织形式，必须接受同级党委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政体的依法运作规则，在法治原则下实现自己的执政意图。要依照法律程序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执政党对国家机关领导岗位的调整和配置必须通过法定程序来实现。将党的政策和主张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执政党将自己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是法治原则的普遍要求。要正确处理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体现。立法机关依法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通过国家机构依法行使权力来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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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国家治理 方法探究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70-02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传承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积淀的文化和民俗传统各不相同，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治理国家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在较长时间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将国家治理理论加以传承，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去向和人文精神，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

一、概述

探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文化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取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物质、精神产品，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指的是决定利益分配、社会管理的精神文化。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以实现国家行政职能的活动。行政关系主体分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并且能够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组织，我们所说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政职权应奉行以下几个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对比，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属于以道德之力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文化，而西方则属于以法律治理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文化。我国古代属于农业社会，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强调宗法血缘，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情感的社会化关系。

文化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伟大力量。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长久。发展先进文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将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是当前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策略。

二、“仁、礼”思想与国家治理

中国倡导德治，即“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主要代表人物为儒家孔子，其主要思想为“仁者爱人，君君臣臣”，以“礼”为基础，强调等级制度，尊卑有别。作为儒家思想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主张站在民众的角度上，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治理国家之道应时时为百姓考虑。民众以道德处理彼此的关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起身。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儒家思想崇尚“以人为本”和“以礼治国”，纵观古人的治国理念，以仁者之心爱民，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均以“人”为出发点，天子诸侯勤政爱民，体民意方能保国泰民安。

礼是封建社会最高等级标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宗法为基础，以道德为准绳，以血缘为纽带，将人伦关系制度化、系统化，制定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伦理制度，崇尚礼治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良性运转，将国事、天下事均规定在礼的范畴之中，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秩序保证治理的有效性。礼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以道德教化的力量约束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行为，并最终维护社会的统一、安定。

三、“法治”思想与国家治理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君王虽将“仁、礼”思想作为治国之本，但法治思想的广泛应用则更加巩固了国家政权，以礼治国注重推行德政，而依法治国则是对以礼治国的不忠，《尚书・康诰》中提出“慎罚”思想，法的制定是出于维护“礼”的需要，礼是法的前提与核心。法制与德治在我国现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作用：①国家的智力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让各级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更好地为公众服务。②国家的管理需要共同的规则。二是，充分加强道德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法律是一杆秤，在既定范围内，对人们的自身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有了道德作为规范，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也会有所依据，也会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人们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及各项活动，各民族人民融洽相处，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从各国家朝代的发展来说，稳定的社会环境更能促进社会大发展、大繁荣。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国家治理中的思考

1.国家治理概述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法律安排，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管理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稳定国家发展大局，稳定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做好党建、外交等。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好的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而好的治理体系也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2.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国家治理

构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予以集中后的体现，是主席所倡导的“中国梦”。在“中国梦”的指引下，无数中华儿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理上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同时“中国梦”也为我国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价值目撕突本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上构建的。主席强调：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发展中立足的根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理国家的思想以及古人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学会辩证地扬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发展而来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在新时期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计划的伟大目标，担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化继承，而是在根据当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当今，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充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改革。

3.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期国家管理指明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为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以公平、公正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行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和谐、民主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必经之路。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要求，为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化管理的科学手段，自由、平等、民主、公平、公正、法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社会管理和现代科学中针对制度规范提出的价值要求，为社会和谐、安定提供保障，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依据。

文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媒介，文化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向。将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联系在一起，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般来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与国家治理体系是一致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就能构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治理体系，相应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

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任何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都需要相应的文化观念作为支撑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为谁提供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由文化价值观所决定，文化价值观引导国家治理体系的规范制度、利益矛盾、标准等。因此，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现代化时，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观念，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我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化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自身魅力，相反，我们更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促进当前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确保我国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中，能时刻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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