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物范文

法治人物篇1

河南省辉县市吴村镇邓城村一贫困农民

点评：“抢包救妻”是社会之痛，反衬出了医疗救助制度的短板，也有人担心此举会有不好的“示范效应”：家庭困难能否成为犯罪的理由，或是“顶罪”的砝码？

唐福珍：以自焚阻拆迁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商人

点评：6年前的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希望“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

李磊：杀害一家六口的男主人

北京市大兴区普通居民

点评：伦理惨剧反映的不仅是人性泯灭、法律意识淡薄、精神健康等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几乎每一起家庭惨剧背后，也都或多或少有其社会背景或起因，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陈光标：宣布“裸捐”的慈善家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

点评：仅靠一两个慈善家的“裸捐”，试图唤醒中国富人们那颗沉睡的“仁慈之心”，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愿望，却是一个不得不去尝试的突破

足协落马官员：卷入反赌扫黑风暴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中国足协前副主席、足管中心前主任谢亚龙等

点评：中国足球的从业者大概有两三千人，大家都在喝这杯毒药，如果把毒药稀释了，它仍是毒药，只有将它彻底倒掉，才能还一个健康的中国足球。如果不在体制上进行根本的转变，再过五年，还得打黑。

张悟本、李一：被神化的养生明星

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两个“养生明星”

点评：从“神医”胡万林、“养生高手”张悟本再到“神仙道长”李一，媒体一次次演绎着中国式造神闹剧。然而，将一个个“神仙”打倒容易，而要杜绝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不负责任炒作并不容易。

唐骏：打工皇帝深陷学历门

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

点评：我们质疑唐骏，并非仅仅是质疑他。我们质疑的也是多年来对于“成功”的迷信。唐骏“学历门”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我们定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地位就是成功”的时候，是否忽略了这种“唯成功论”本身的虚弱。对于“财富成功”的过度渲染，会压迫乃至消灭其他社会价值观的存在空间。

王亚丽：一路“造假骗官”的女官员

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石家庄市政协原常委

点评：一名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关系到方方面面，必须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等，为何王亚丽能如此轻易官到高位？ 在一些地方，一把手的权力没了边界，用人制度形同虚设。

李启红：“一损俱损”，女市长“全家腐”

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

点评：能够撑起20亿家族资产的，根本不只是女市长的一己之力。如果说李启红案真正能够“拔出萝卜带出泥”，也不应该仅仅只是“家族企业”这堆烂泥。

韩峰：烟草局长身陷“日记门”

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

点评：社会断链不靠改革制度来修复，救济没有通畅的渠道，公正无法通过正当程序实现，那么，“日记门”事件就会不断涌现，公众对于“日记门”的围观更不可遏制。

马尧海：计算机教授换妻获重刑

南京某大学副教授

点评：公众在好奇于“换妻”群体到底是一伙怎样的人的同时，案件所牵涉到的欲与罪、罪与罚，更是引发争论。“换妻”是否仅是私欲？是否应当受到道德谴责和刑罚惩罚？由此事件，聚众淫乱罪的存废再度引发争议。

车延高：官员得鲁奖遭质疑

武汉市纪委书记，兼任武汉市杂文协会主任

点评：“纪委书记”、“徐帆”、“鲁迅文学奖”，这三个关键词背后，产生了太多让人产生奇妙联想的东西，是文学媚权，是官权交易？还是？于是，包括文学在现实中的地位，以及一直争议着的“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问题，被拉扯了出来。最终，车延高成了人们对某种文学现象的一个宣泄口。

李刚：“我爸是李刚”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法治人物篇2

——呼和浩特第二届"十佳法治人物"先进事迹材料  艾xx

艾xx，男，现任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内蒙古律师协会民商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消协法律专家库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从1994年开始专门从事律师工作，2009年9月任内蒙古宏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执业期间办理了大量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各类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法律事务。同时担任内蒙古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百姓热线》、《经济法眼》栏目评论员、内蒙古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民族地区经济报》、《内蒙古日报》专栏顾问，并长期为内蒙古广播电台《法制直播间》、《纵横118》等栏目担任直播主持。2012年被选举为呼市回民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增强责任意识，履行岗位职责

在20多年的律师工作和四年的人大代表经历中，他忠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固守那份对公正的执着，以诚挚的爱，诠释着那份不变的为民情结；他把无私的奉献和强烈的责任感，融入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他以扎实有力的脚步，踏出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并被呼市回民区十六届人大选举为常委。

2013年当选回民区人大代表以来，更是勤勉努力，以身作则，以人大代表和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带头宣传法律法规，律师事务所在所属贝尔路选区设立了法律援助服务站，随时为居民提供律援助。近四年来，为了倾听民生诉求，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带领律师团队多次送法进社区、进广场，开展专题法律讲座，现场进行普法宣传，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回答居民的各种有关法律方面的咨询和问题。

他了解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不懂得依法维权，解决手段单一，不是求助媒体曝光，就是采取极端行为；往往忽视了依法维权的渠道，缺乏证据意识，不懂法。通过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以案说法、以例释法，普及了法律知识，传播了法治理念，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了群众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准则，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逐步改变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为社区百姓提供了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平台，以法治思维破解百姓之困。几年来，带领律师团队先后接受各类咨询几百起，解决了百姓身边的房地产、婚姻家庭、财产权属纠纷、人身权益保障、房屋拆迁、劳动关系纠纷等一系列法律困扰，受益人群数不胜数。在从事律师工作近三十年中，艾国平律师了大量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先后担任内蒙古政协、中国石化内蒙古分公司等多家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在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宣传了法治精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二、关注百姓热点、难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他以履行人大代表责任为己任，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热点降温，为难点把脉。他利用特约评论员的身份，积极投身广播电视法治宣传，为建设法治内蒙古倾心尽力。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是不务正业，可是他却认为，法治内蒙古的建设不能光靠个案的维权和正义，在经济文化发展都不平衡的内蒙古，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应当不遗余力为之呐喊。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借助广播电视的力量那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十几年来，他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法制直播间》、《百姓热线》、《经济法眼》、《今日观察》、《3、15晚会》以及山东卫视的《和为贵》中央电视台的《共同关注》等近十档广播电视节目中，深入浅出，举案说法，辨析是非，推崇真理。特别是与雷蒙团队十几年录制了近百期《百姓热线》，足迹遍布118万平方公里土地。工厂、农村、牧区，军营、机场、哨所，法庭之上、林海深处、拆迁现场，几次被围困，摄像设备被砸，仍初衷不改，为调查假种子、假农机事件，撑着雨伞在地头田间倾听农民心声，也为了不让更多青少年免受"特异功能"欺骗而只身独闯黑讲堂，还为了给被违法强拆的百姓讨回公道而被企业的保安强行扣留几小时，一桩桩，一件件皆是为了法律人心中那个梦----公平、正义、和谐。他点评的《突如其来的彩铃》和《新房拆迁为那般》分别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新闻一等奖和二等奖。2015年与雷蒙团队共同获得内蒙古十大法治人物奖项。

艾国平代表的律师工作虽然很忙，但他总能统筹兼顾、利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身份，经常深入基层、企业、学校，认真听取农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计划生育、土管、教育、卫生、农民负担、司法等部门的工作汇报。参加对《土地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执法检查。他还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和下基层办理案件的机会，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多次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被重视和采纳。在履行律师工作中始终不忘人大代表身份，对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积极给与引导和耐心解释，并向相关部门督促解决了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三、严以律己，恪守立法为民理念

艾国平律师十分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为代表、为同行、为群众做好表率，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工作上，坚持做到对待当事人"三个一样",即：有钱没钱一个样；有权没权一个样；市民农民一个样。制度面前不特殊，利益面前不伸手，不拿原则做交易。他利用常年工作在一线的便利，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的监督，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牢固树立"人民代表为人民"的代表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律师工作、媒体评论员和代表责任有机的结合起来，乐于代言，敢于直言，善于献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努力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为之呐喊，为之呼吁。他始终认为：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个称号、一种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做好人大代表，就要不辜负选民的期望，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回民区人大常委会评选为优秀人大代表。

法治人物篇3

2007年的12月4日是我国第七个“全国法制宣传日”，这一天，我观看了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十大年度法制人物的颁奖典礼晚会。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唯一一个群众团体———拍记队！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民间团体，他们都为了能够使老北京胡同里的文化保存下去而聚集到一起。这个组织创建时十分困难，由于宣传力不足，参加活动的人寥寥无几。2005年年末，有更多的人拿起了相机，记录起了胡同里一点一滴的变化，还搞起了一个京味十足的“老北京网”。各个活动的策划人发帖子预告要拍摄哪个胡同，就有众多的志愿者在同一地点相遇。而且，参加活动的不仅是北京人，也有许多外地的旅游爱好者，投身到这项工作之中。这足以看出拍记队目前的强大吸引力。

胡同“拍记队”的成果都被搬到了老北京网上。至今网站已积累了30多万张照片以及数千万的文字，一些“资深”网友们还自发组建了以品尝老北京小吃为主题的“馋记队”，以民俗旧物为主题的“藏记队” 以相声评书为主题的“曲艺队”等。正是这种像“游玩”一样的去挽救老北京文化印记的行为，打动了“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评委们。评审之一，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编孙震博赞叹道：“他们以快乐的方式，达到了法治宣传的目的，这是很新鲜、很独特的传承文明的方式。”

拍记队的这种做法，使我想到了身边的一些不良分子。他们用一切的办法，将整洁的环境化为灰烬，变成了一张张“滑稽”的“图画”。相信，如果他们也见到了拍记队的事迹，一定会改掉陋习，成为爱护环境的文明人。

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他们用法律，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在中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必定会带领更多的人们，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国家更兴旺发达！

法治人物篇4

材料一：2011年12月4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在出席座谈会时指出：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要通过抓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等重点对象，带动和促进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2011年是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的第一年，2011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以法制宣传日为契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规模大、范围广、内容全面、形式新颖的法制宣传活动。

材料二：2011年12月4日晚，《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落下帷幕，2011年年度法治人物最终揭晓，“中国首善”曹德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免费午餐”爱心群体等入选2011年度法治人物。

【知识链接】

一、深入开展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有哪些重要意义？

有利于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

二、为什么要把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1.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培养懂法、守法、护法、用法的合格公民，是时代的要求。

2.通过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广大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预防违法犯罪，促进自身健康成长，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三、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1.勇于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施正义行为、积极承担责任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向2011年度法治人物学习，勇于维护公平正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关爱他人，服务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正义感的人。

2.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向2011年度法治人物学习，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3.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崇高品格。我们应该向曹德旺等2011年度法治人物那样树立崇高的理想，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四、作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重点对象，我们青少年应该怎样做？

1.要增强法律意识，维护法律尊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争做合格公民。

2.应积极参加各种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观念。

【强化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2011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之所以要强调学习宣传宪法，是因为宪法 （ ）

①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②是所有法律的总和 ③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 ④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近年来，我国每年都隆重举行年度法治人物评选，至2011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这一活动的开展 （ ）

①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②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实现 ③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 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全体公民获得荣誉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3.“醉驾入刑”推动律师施杰被评为2011年度法治人物。现在，醉酒驾驶行为已经以危险驾驶罪写入了刑法，这表明我国坚持 的基本方略。 （ ）

A.依法治国 B.以德治国

C.人才强国 D.科教兴国

4.2011年度法治人物郑喜兰从事检察工作18年来，她亲办、督办和协办的案件达几百件，有罪判决率100％，没有一件是错案。这主要体现了她 （ ）

A.承担责任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

B.尊重法律，追求公正

C.能正确对待各种挫折

D.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5.“中国首善”曹德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免费午餐”爱心群体……从这些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 （ ）

①作为社会公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承担起关爱社会的责任 ②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得到升华 ③只懂得奉献、不懂得索取的人生没有意义 ④只有像2011年度法治人物那样，才能活得有价值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①②

6.下列事件中能直接体现我国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是 （ ）

①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②201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③2011年，各地集中开展了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 ④某地方政府为逃避法律责任瞒报矿难事故

A.①② B.①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

7.2011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组委会对“2011最美中国人（群体）”的颁奖词是：他们的双手，托起了岌岌可危的生命。他们的温暖，驱散了袖手旁观的冷漠。2011最美中国人，以行动挽救良知，以诚信唤起爱心，以责任呼喊正义，成为构筑中国精神的耀眼基石。

“2011最美中国人”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8.“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某校团委会、学生会决定在“六五”普法规划首个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在学校学术报告厅举办“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校园”演讲比赛。曹美美同学作的题为《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的演讲获得一等奖。

（1）为什么要把“突出学习宣传宪法”作为“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2）作为中学生，你认为公民应怎样正确对待宪法？

9.2011年12月4日晚，《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落下帷幕。首揭地沟油黑链的浙江民警冯伟峰榜上有名。冯伟峰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他第一个钻进树林，忍着恶臭逐一排查可疑的地沟油线索……并由此揭开了一个跨省地沟油产业链条。之后浙江警方联合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1）请分析民警冯伟峰当选为2011年度法治人物的主要原因。

（2）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摧毁“地沟油”犯罪网络行动体现我国正在实施哪一基本方略？实施这一基本方略有何重要意义？

（3）你认为如何才能减少甚至杜绝制售“地沟油”等违法犯罪行为？

10.2011年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为了配合这次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这一天某实验中学决定在全校开展一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现请你参与其中，共同完成以下任务：

（1）我国为什么要开展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

（2）校学生会组织部分学生在学校附近的文化广场向过往群众宣传宪法知识。请你为这次宣传活动设计两条宣传标语。

（3）校团支部组织一些团员出一期墙报，向全体师生宣传宪法知识。请你为这期墙报设计两个具体的栏目，并对其作简要介绍。

（4）学校要出一期宣传专刊，假如你是这期专刊的策划者，请你设计两个宣传要点。

参考答案：

一、1.C 2.A 3.A 4.B 5.D 6.B

二、7.提示：见上文“知识链接”部分三。

8.（1）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其他法律更严格。（2）认真学习宪法，自觉遵守宪法，热情宣传宪法，勇于同违宪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的尊严。

9.（1）冯伟峰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能自觉勇敢地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作斗争。（2）①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②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3）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不贷；加强新闻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力度，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使监督权，勇于并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

法治人物篇5

一、微电影与法治微电影的相关概述

（一）微电影的概念界定。微电影，顾名思义，就是微型电影。它是2010年左右网络短片流行起来后出现的一个新名词，目前没有统一的明确定义，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也各不相同。2011年沈阳日报记者陈凤军在《微电影—动人的故事怎样讲》中首次提出微电影的概念内涵：“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适合在移动状态观看、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微时(30秒-3000秒)放映’、‘微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规模投资(几千元-数十万元/部)’的视频短片”①。优酷网总裁古永锵指出微电影“短、快、精、大众参与性、随时随地随意性”，也有学者指出微电影是具有电影类似的情节和画面标准，拥有比较专业的制作团队，作品以网络平台传播为主的影视类型②。因此，微电影的基本概念应界定为：微电影是网络媒体作为播放平台的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微规模投资的电影短片③。相对于“DV作品”而言，微电影具有电影的故事性、画面性和创作上的技巧性的网络影视。（二）法治微电影界定。所谓“法治微电影”，是以普法传播为目的一种法治行业类型的影视短片。形式上属于微电影的一种，讲究故事创意和影视表现手法和技巧，内容上是法治题材，主要是与法律相关的各类题材，制作传播的目的在于加强受众的法律知识普及和法律意识培养，基于公众正反两方面的法律警示或者法律启示。目前，法治微电影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就微电影而言，类型划分与电影一样，标准不同，划分的类型也不一样。从主题划分一般分为草根恶搞型、青春爱情型、励志奋斗型、感人亲情型、唯美风景型，从题材划分又可以划分为农村、都市、教育、法治、爱情、亲情、青春等各种类型。两种分类方法往往具有交叉性，例如法治微电影《兄弟》既属于法治微电影，又属于感人亲情微电影，因为无论何种题材的微电影都要表现一定的主题和意义。

二、法治微电影与同类影视作品比较分析

（一）法治微电影与法制栏目剧。法治微电影作为一个类型的兴起，得益于电视媒体法制栏目剧的兴盛，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30分钟左右的法制栏目剧，也是属于法治微电影的一种，同样具有“三微”特征，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法制栏目剧具有电视节目性，具有电视剧的创作手法和电视栏目的栏目流程性，也就是说，法制栏目剧制作一般具有电视剧的基本技术要求和流程规范，内容以纪实为主，播出以栏目的形式由主持人引入引出，观点也主要有主持人阐述，具有直观的教化功能，而微电影创作手法更接近于电影，虚构性创作性较强，主要是通过内容、情节和人物潜移默化的达到宣教效果。二是首播媒体平台不一样，法制栏目剧虽然也可以网络传播，但其始终30分钟左右的时长、直观的说教和栏目化的形式，不利于网络的围观和扩散。因此法治微电影在网络渠道更具有传播宣教优势。（二）法治微电影与警匪、犯罪类型电影。就题材而言，类型电影的警匪片、犯罪片和微电影虽然具有题材一致性，但其创作目的、主题倾向和表现风格具有很大的区别：警匪片、犯罪片作为院线电影，票房是第一位的，在主旋律电影市场表现不佳的情况下，警匪片、犯罪片一般都是娱乐片，为了收回成本往往会剑走偏锋、制造噱头，对匪徒、罪犯的能力和形象进行了夸张甚至歌颂，满足观众猎奇心理④，虽然根本上具有惩恶扬善的主题，但往往表现形式被弱化，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匪片、犯罪片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起到了警示和教化作用。相较于警匪片、犯罪片，法治微电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普及和宣传。法治微电影承载更多的教育功能，在演员的选择上，一般不选明星大腕，而是选择一些更接地气的平民化演员⑤。承载法理点的故事也不能像时下流行的情感类的微电影那般煽情，创意上并不突出，内容上标新立异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法律的严肃和公正，决定了法治微电影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会遭遇各种短板。（三）法治微电影的比较优势。法治微电影跟其他类型的微电影一样，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法治微电影具有不用于其他类别微电影的特质：一是贴近生活，实用性强。法治微电影以对大众进行普法教育和宣传为目的，这个特性也就决定了绝大多数的法治微电影的故事发生和发展都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故事都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利益为依托，通过影视手法进行普法宣传。因此法治微电影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通过观看法治微电影，受众可以将作品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在遇到困难时，懂得利用法律作为武器更加理性的保护自己。因此，法治微电影具备了其他类型微电影所不具备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二是表现灵活，法治冲击力强。法治微电影都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展开故事情节，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故事情节中关乎情感纠葛、经济纠纷或者刑事犯罪等等，在绝大多数普通观众眼中，题材本身就已经极具吸引力，可以满足观众猎奇的心理。最重要的是，法治微电影的选材贴近生活，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冲突上都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很容易引人入胜。

三、法治微电影的宣教功能优势

（一）微电影的叙事特点与宣教功能发挥。1、短小精悍的情节吸引力电影史学家安德烈•葛东特曾说：“电影一直用故事吸引观众，让我们以为电影就是如此聪明”⑥。相对于电影来说，微电影既继承了电影用精彩故事来吸引人的基本要求，又抛弃了电影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多重线索的结构安排，具有情节集中、结构紧凑、节奏强烈的叙事优势。具体来说，微电影的情节特点是：传统电影一般采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微电影则将开端尽量压缩，入戏快，很快进入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矛盾冲突，进入高潮后很快就是结局，没有拖沓的尾声。如法治微电影《兄弟》通过几个简短的淡入淡出镜头交代了哥哥替弟弟入狱，为后来弟弟出狱后索要情感债奠定了基础，并很快进入主人公情与法的矛盾冲突中，在哥哥醉驾和父亲突然重病的双重困境中进入高潮，并很快以哥哥出狱的镜头作为结局和尾声。微电影这种短小紧凑的情节，对受众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而且容易记住和人际传播。2、小处着眼的情感吸引力电影是以情节取胜的，而情节的表现在于细节的传神，如影片中小人物、小命运、小细节的传神处理⑦。不止是商业电影，一部微电影要吸引人，也必须有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细节叙事内容。一般主旋律微电影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细节等方面，注重人物个体的话语表达和现实的生活化刻画。例如法治微电影《兄弟》中，弟弟的职务身份和亲情身份处相对低位———公司的科长和家中的养子，发生在这个小人物身上的情感纠葛与钱财纠纷更容易让人动容，特别是卖房救养父的举动让受众深深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价值取向，同时哥哥的处境和不平衡心态也是现实中小人物具有的通常心态，他的看似无理的要求具有情感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合理性。这样的情感叙事具有细腻亲切的受众认同感，易于受众接受和感动，也就有了受众之间传播的情感推动力。3、表现蒙太奇的感染力微电影叙事篇幅短，如果仅仅为了叙事节奏而忽略电影的艺术表现，将使微电影缺少电影韵味和艺术感染力，因此创作者往往在叙事蒙太奇的基础上融入表现蒙太奇，完善电影的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表现电影的画面意境和情感氛围⑧。例如《兄弟》影片中，几个主人公的内心活动都非常丰富，创作者将演员的表演、镜头的呈现以及后期的镜头剪辑有机结合起来，最大程度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节奏，是打动人心的关键。影片采用表现蒙太奇的方式较好的处理了人物心理活动，但在情节安排上，人物心理活动的画面对叙事节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综上所述，微电影的洗练情节、小人物、小感动和唯美画面处理，具有典型的亲民性，利于受众的心里接受和情感认同，从而在内容上具有了广泛传播的功能，起到较为广泛的宣教作用。（二）微电影的传播特点与宣教功能发挥。从传播角度看微电影和电影区别在于一个是主要是网络传播，一个是以院线传播为主网络传播为辅。微电影一般都进不了电影院，因此本文只从网络传播角度对微电影宣教功能传播进行分析。1、微电影的“三微”特征利于网络传播根据微电影的概念界定，其具有“微时、微周期、微规模”的特征。微时，确定了微电影的观看时间短、数据容量小的形态特征，网络传播具有“碎片化”的特点，也就是人们从网络获取内容具有“散、快、多、杂”的特点，微电影正好符合这一传播要求，容易使受众快速获取、快速看完、快速转发，数据容量小也使得微电影易于在手机端终端设备播放和留存，自由灵活的观看。而电影观看时间长、数据容量大，相应的缺少观看和传播的灵活性。相对与电影长周期大制作而言，微电影制作周期短、规模小有利于微电影快速生产、快速轮换，不足之处是如果影片质量不高容易淹没在“碎片化”的洪流中。2、网络围观效应有利于微电影快速传播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变革人类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人们的生存方式”⑨。也就是说，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除了电脑，平板、手机等新媒体终端的快速应用突破了网络的时空限制，同时QQ、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的普及，关注网络内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使得网络内容可以随时随地传播，并在一定人群中快速产生围观效应。微电影自身“微”的特征有利于网络空间传播并引起围观者的话题讨论，达到传播影响的效果。3.网络受众分散性有利于微电影广泛传播毋庸置疑，网络的大众化使得网络具有时空分散性和受众年龄分散性。目前来看，微电影主要是年轻的网络用户，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微电影已经开始在不同的年龄阶层传播，各个阶段和不同受众人群的界限开始模糊⑩。因此微电影作为网络传播的主要电影形式，其传播广泛性和影响范围的广度也是自然而然的特点。

四、结语

微电影是现代人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而法治微电影正是利用这样的新型传播形式,赋予预防文化更长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通过小故事讲述大道理,更加触动人心。微电影在网络传播的快速广泛传播的特点，其自身的“三微”特征更有利于网络空间传播和分享，从而对主旋律微电影来说，其网络传播方式比主旋律电影更灵活自由，所起到的宣教功能也更及时、广泛和深远。

法治人物篇6

跨国缉凶的湄公河“10·5”案专案组：“不把糯康抓回，誓不撤兵”

【颁奖词】

跨国追凶，他们跨越的不只是距离和障碍。短兵相接，他们较量的不只是智能和胆量。这是一次法治力量的国家胜利，这是一次中国执法的世界亮相。湄公河案专案组，用胆识铸就金色盾牌，用忠诚为国家护航。

“最美学警”李博亚：“失去双腿，留下大爱足迹”

【颁奖词】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警察职责的召唤。拯救生命，义无反顾，是青春成长的典范。最美学警李博亚——失去的是双腿，留下的是90后阳光之子大爱的足迹。

候鸟守望者（群体）：“美丽天空的守护人”

【颁奖词】

失落的羽毛，留给大地沉重的诘问。盘旋的哀鸣，唤起人间正义的携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候鸟守望者，守护的是一片美丽的天空，更是一种不能失去的文明。

寻亲志愿者：“利用自己的特长传递着温暖。”

【颁奖词】

他们像寻找自己的父母一样，为那些焦急的子女远走他乡。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那些走失的亲情一一寻访。寻亲志愿者，用行动诠释了中国公民的志愿精神，用热情让亲人重聚在回家的路上。

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刑讯逼供就是对人权最大的侵犯”

【颁奖词】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他推敲着理性的立法。在长途跋涉的调研中，他探寻着人性的执法。法学专家陈卫东，用学者的执着与坚守，为法治进步立言着说。

“三农”代言人毛丰美：“最敢为农民说话的代表”

【颁奖词】

他来自田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言必三农。他情系乡亲，在涉农政策立法中，据理力争。村官毛丰美，履职尽责，不辱使命，他是最仗义执言，永远为农民说话的人大代表。

“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最辛苦却也最美好”

【颁奖词】

一个偶然，使他成为不一样的父亲。一个决定，让他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李亚鹏，把慈善作为自己的事业，把公益融入日常的生活，用六个春秋的持之以恒，批注了人生就是最崇高的作品。

公益律师佟丽华：“中国公益律师界的领军人物”

【颁奖词】

孩子的泪光，就是他的悲伤。对于这个最柔弱的群体，他总是靠得住的臂膀，公益律师佟丽华，为风雨中的花蕾驱散阴霾，孩子，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特别贡献奖——翟树全、李培斌、金淑萍：“传递温暖 守望幸福”

【颁奖词】

他们扎根乡村，埋头基层，他们澹泊名利，恪尽职守，乡村法官翟树全，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司法所长李培斌，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检察官金淑萍，法施于人，虽小必慎。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着温暖，守望着幸福。

年度致敬媒体——《人民日报》微博：“‘微博问政’的典范”

【颁奖词】

法治人物篇7

关键词： 法家；先秦；代表人物；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4-0024-05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家在当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法律、对法律最有研究、政治上最有作为、并十分注重政治实践的一个学派。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法家的地位十分重要。

一、先秦法家法律思想产生背景

自春秋以来，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旧式贵族在激烈的竞争中日益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和优势，逐渐被社会所淘汰，而一些与原政权没有太近血缘关系的、凭着自己努力而获得土地的平民，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激进势力，开始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实力和进取精神。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这一阶层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广大人民（平民和奴隶）的愿望，强烈反对旧式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主张从政治、经济、法律各个方面推行新的制度。至战国时期，这些新兴阶级则已开始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各个社会领域发展封建制度，对各种不利于封建制度发展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在长期的实践中，新兴阶级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一整套政治法律理论。[1]15-16这些法律理论集中体现在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的理论著作和政治实践中。他们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对社会全体成员都公平适用的“法”，要求用后天的人为功利代替先天的血缘身份，要求废除“为国以礼”的礼治，实行“以法治国”的法治。法治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国民意识的第一次苏醒。

法家实现自已主张的渠道是直接发动或指导在各国的“变法”运动。[2]65法家的“法治”理论也正是在这种空前壮观的政治大变革中得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如果说，儒、墨、道家仅是在学理上建立起自已的学说，那么法家不仅是在学理上，而且是在残酷的政治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他们对法的本质、起源、作用、法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立法、司法的方法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二、春秋至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法律思想

法家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战国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一般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内进行改革这一阶段内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齐国法家；后期法家则是指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权、并争取实现全中国统一这一阶段内的法家，主要代表是韩非。现就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一些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法律思想进行分析。

（一） 春秋时期法家先驱及法律思想特点

1.管仲及其法律思想特点。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齐国人。齐桓公即位后，经鲍叔牙推荐，任为相。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的犯罪预防理论。[3]56管仲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但反对空谈礼义廉耻。作为改革家，他深知经济繁荣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强调只有经济得到发展，人民得以温饱，才会提高道德水平，从而自觉遵守礼义法度。这种能够立足于发展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在当时提出来是很难得的。另外，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他反对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制法出令，主张在制定法律时要根据民众之意愿，决定法律的内容。同时，他主张在运用法律惩罚犯罪的同时还要注意以赏赐的方法鼓励人民发扬礼义。此外，在行赏施罚上，他冲破周礼“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主张唯善可举。管仲的法家思想，对法律和法治的论述都比较精辟。

2.子产及其法律思想特点。子产（？——公元前522年），即公孙侨，字子美，郑国贵族。他从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执掌郑国国政。子产的思想特点是遵奉周礼，又提倡改革，折衷于礼、法之间，在个别问题上带有激进的色彩。子产注重制定和颁布成文法。他执政后，在整治郑国的混乱状态时，十分注意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制度，并于公元前536年，把其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于天下，打破了以往奴隶主统治者“不为刑辟”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限制了奴隶主贵族任意刑杀的特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人身权利，为后来的法家推行“法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子产主张以“宽”、“猛”两手治民。所谓“宽”，即强调道德礼教和怀柔的一手；所谓“猛”，就是强调严刑峻法、暴力镇压的一手。尽管子产在执政期间，很强调“宽”的一手，认为为政必以德，但至晚年，子产的思想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强调法制的作用，更相信严格法制，为政以猛，来达到“服民”的目的。

3. 邓析及其法律思想特点。邓析（？——公元前501年），和子产同是郑国大夫，但比子产晚去世二十年。邓析的思想与子产不同，他坚决反对“礼治”，主张“法治”，提出了“事断于法”的主张，这正是后来战国时期法家的基本主张。邓析反对“礼治”的态度非常坚决，不但反对顽固维护“礼治”的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子产。他觉得子产所铸刑书不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竟自已私自编制了一部法令，并把它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另外，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2]69颇有古代律师之味道。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

（二） 战国前期法家及其法律思想特点

1. 李悝、吴起及其法律思想特点。李悝（约公元前445——前395年），魏国人。魏文侯在位时，李悝曾以“魏文侯相”或“魏文侯师”的身份主持变法，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吴起（？——公元前381年），卫国人，战国初期的军事家。他曾在魏国任官，后来任楚相，主持变法。李悝、吴起是战国初期两个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主张：要实行“法治”，首先就必须有法可依。李悝最突出的功绩就是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整部《法经》基本上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典。吴起在变法方面，则主张“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他主张逐步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精简“无用”官员，节省开支用于“强兵”等，并坚决主张“明法审令”，厉行“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苟同，行不敢苟容，行义不顾毁誉”的“法治”，要求大家奉公守法，并贯彻法令效力。[3]61

2.商鞅及其法律思想特点。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出身于卫国国君的疏远宗族，名鞅，故称卫鞅或公孙鞅。后因功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故又称商鞅。商鞅有特色的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①“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在法律起源问题上，商鞅第一个将其与确定土地、货财的所有权联系起来。②“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变法理论。商鞅主张，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并向前发展的，法律制度也应该不断变化并向前发展。因此，在“法治”方面应当“不法古”、“不修今”，这一因时变法论成为后期法家韩非变法论的基调。③“壹赏”、“壹刑”与“壹教”理论。商鞅主张“壹赏”、“壹刑”与“壹教”，意思是赏赐只能施于有功农战和告奸的人，重点奖励军功。同时，君臣、上下、贵贱一断于法，并指出要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实际上就是要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尤其是儒家，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④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并强调“信赏必罚”，取信于民，从而达到禁恶劝善的目的。⑤“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如果像儒家那样主张轻刑和实行“德治”，势必助长奸邪而“以刑致刑”。他的这种建立在片面夸大暴力作用基础之上的理论和后来秦国灭亡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一主张正是导致法家思想走入歧途的致命因素。

（三）战国后期法家韩非及其法律思想特点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师于荀况。他见韩国削弱，曾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变法革新，未被采纳，于是退而著书立说，作《孤愤》等十万余言。韩非在政治法律思想上仍以“法治”为核心。这虽然是先秦法家的共同特征，但韩非关于实行“法治”的理论要比前期法家更系统、深入；在怎样才能推行法治的方法上也比前期法家更完备、具体；并在总结前期法家法、势、术三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完整体系，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韩非的“法治”理论，主要在于说明实行“法治”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为此，他提出了“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人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论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另外，韩非指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并重“法”、“势”结合的“抱法处势”，称它为“人为之势”。 韩非是在吸收、继承和批判前期法家思想以及先秦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其以“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律思想体系的。[6]123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故而形成了与儒家明显对立并带有显著功用色彩的“法治”思想的新派。

三、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较多，且又各具特色，但总体来说，他们在政治法律思想上都坚持“以法治国”的“法治”，但在思想上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法律观

1.法家关于“法”的概念和性质。在法家兴起前，中国古代学者一般都把“法”与“刑”等同起来，当时传统的说法是“刑、礼为治”，法的概念很薄弱。法家兴起以后，这种“刑”、“法”不分的观念才有所改变。法家认为，法是由官府制定、颁布的，各级官吏应依法办事，不能任意予夺。同时，法具有强制力。认为“法”是以刑为核心确定人们的财产地位，由君主或官府制定、颁布，各级官吏和所有民众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

法家从多方面论述了法的性质和特征，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对法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家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准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全体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家认为，法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以应当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罚应该不分贵贱等级，更不能因人而异。法家认为，法是公正无私的表现，“公”是法的灵魂，无“公”也就无法。人君立法、行法必须抑私奉公，而不能任私废公。在他们看来，法律虽然是由人君制定出来的，但既已制定出来，则人人必须遵守，即使是天子、国君都要立公弃私。其中，韩非完全继承了商鞅等人的立法废私的思想。他强调法的公正性，反对包括天子、国君在内的统治者枉法任私、玩弄法柄和权术。这在封建社会的初期虽然是起到限制和打击贵族特权的作用，但在“权制断于君”的社会，要君主放弃特权，实行“刑无等级”、“君臣贵贱上下皆以法”，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存在着“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法传统。法家坚持法的公开性，其目的不外乎把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从上到下加强统治的法统，用“明白易知”的法令来统一人们的言行，以保证封建法令的贯彻执行。这种观点在当时确是一种进步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综上，法家对法的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法的一些共性，表明他们对法理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封建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2.法的起源。在法律起源上，法家都认为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鞅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大体反映了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最初也曾经历过一个没有争夺的时代。因为当时人口少，天然的生活资料多，人们用不着争夺，因而也不需要国家与法律。以后，社会发展了，“人民众而货财寡”，于是你争我夺，社会秩序混乱。为了适应社会的这一变化，就需要有国家和法律来“禁暴”、“止乱”。 这样，为了制止争夺而产生了国家和法律。商鞅和韩非的这种法律起源论是典型的“唯物主义”的法律起源论。

3.法的作用。在先秦诸家中，法家对法律的作用最为重视。他们认为法律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定纷止争。商鞅、慎到、韩非几乎用相同的语言论证了法的这一作用。所谓“定分”，即是明确名分，其实质是要求把封建私有制和等级制用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只要名分明确了，人们就不至于争夺，社会就不至于混乱。二是兴功禁暴。所谓“兴功”，主要指富国强兵。法家认为，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战国时代，要想国家安定保存进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重视农战。韩非甚至把被统治者比作虎，把法比作关虎的笼子，认为君主立法就是要惩办像柳下跖（春秋战国之际的奴隶起义领袖）那样的“盗贼”。所以对于君主来说，法律又是用以“齐众使民”的工具。

（二）推行“法治”的方法

1.立法原则。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有法。他们主张君主要集中掌握立法大权，并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家指出：法必须合乎“好利恶害”的人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统治者不可贪得无厌和立禁太多；此外统治者立法时，还须考虑天时，地利和风俗习惯等。

2.执法原则。必须使法令成为人们言行的唯一准则，是法家推行“法治”方法的第二个重要方面。为了使法令得以贯彻并为人所遵守，法家认为，首先要“明法”，即公布成文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改变以往“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其次，要“壹法”，即要求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内容、统一思想认识。坚决制止令出多门，要求法令要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主张法令应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再次，法家主张“任法”，即不任贤，不任智，废私议，有法必依，执法必信。最后，主张“从法”，即君臣共守法令，“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法应有绝对权威，一方面要使法令高于一切，包括君主本人；另一方面，法令出，人人都必须遵守。

3.运用赏罚。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既然“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那么在治国中就可以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战，用惩罚的办法来制止人们去做有害于农战的事情，所以法家认为行赏施罚是执行法令唯一有效的办法。具体原则是“信赏必罚”与“厚赏重罚”。“信赏必罚”即按照规定，该赏的一定赏，决不失赏；该罚的一定罚，决不失罚。另外，法家认为，社会舆论的誉毁必须与法律的赏罚相吻合，只有这样才能禁止人们犯罪。同时，法家是功利主义者，在犯罪和刑罚上，他们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可见，法家的刑赏论是建立在其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在于重刑。

4.“法”、“势”、“术”相结合。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但他们认为，要推行法治，必须以君主的权势为前提，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所谓“势”，是指君主统治人民的权力和权势。其中慎到主张，国君不必十分贤能，只要牢牢掌握权势，就能使臣民屈服，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贤能也无济于事。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势治”思想，认为英明的君主都重势、任势，并认为，君主贤能者少，中等才能者多。为使中等才能的君主治理好国家，必须“抱法处势”，即既要坚持法治，又要掌握权势。有势无法是人治，有法无势是空话，必须法、势结合。韩非从其人性恶出发，认为君、臣之间存在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即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和使臣下奉公守法以实现“法治”，就必须有一套驾驭臣下的“术”。他在总结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的变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法、术“不可无一”的“法、术”相结合理论。韩非在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的同时，也批评了申不害的“徒术而无法”的错误。他认为，除了“法、势”、“法、术”的关系外，“势”和“术”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法、势、术各有特色，互有矛盾，但却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统一的条件就是共同的目的和任务，即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三者都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结合行使才能互相补充、互相作用，以发挥更大的威力。

（三）思想局限性

法家是先秦时期最重视法律的一个学派。法家的“法治”思想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把法律作为统一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具有公平、平等思想的法制原则，其中有些思想和原则不仅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在当今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急功近利的短视。法家代表人物为了给封建制发展扫清道路，急于求成，往往过分强调法的暴力性、法的镇压职能。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过分夸大刑罚的作用，其结果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取得成效，但不是长久之计，这无疑是导致法家学说走入歧途的一个致命弱点。

其次，缺乏思辨色彩。由于法家过分地留恋于“实”，其着眼点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没有从宇宙本源、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等高层次的理论角度来考虑问题。虽然他们（尤其是韩非）曾从道家那里吸取了批判传统“礼治”的勇气，又从墨家那里获得批判的武器，但一代法家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学说。他们太关注眼前的现实，而对本体论的探究无暇顾及。

再次，法与专制合一。法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一个官僚主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将法与专制合一。这种以君主独裁专制为归宿的法律观以及“以刑去刑”的思想都是反法治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法家“法治”学说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法治的论述有着根本不同之处。所以法家的“以法治国”，从语义上说，即“用法来治理国家”，但谁来“以法治国”？君主而已，君主是“以法治国”以及以法治民、以法治史、以法驭权的权力主体。[5]37从实质上讲，终究是人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 法理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崔永东.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志冰.中国法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M].商务印书馆，1936.

法治人物篇8

近年来，全国省、市电视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法治类节目，它们既有普遍共性，也有自身鲜明个性和地域特色。江苏省、市电视台法治类节目紧紧围绕依法治国这一重大主题，通过多元的表现手法和丰富的节目形态，以法治视角深入实际，观察生活，服务群众，通过对典型涉案事件或法治人物的充分剖析，发掘内在法理，传递法治精神。

一、江苏省、市电视台法治类节目的主要特点

1.类型多元，节目宗旨明确江苏省、市电视台法治类节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法治综合新闻类，如《法治集结号》《法治现场》《法治纵横》《七点看法》等；二是民生服务类，如《大梁说法》《民生新看法》等；三是法治案件故事类，如《法治档案》《法治进行时》等。虽然节目在内容定位上有所差异，但是目标宗旨趋同：聚焦事件，解读法与非法，弘扬公平正义，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见证依法治国进程，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凸显法治教化功能。

2.立足本土，化解矛盾纠纷一些法治类节目立足本土实际，利用媒体在当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积极发挥具有法律效应的调解功能。如：《大梁说法》设定了“彭城和事佬”这一全新的角色，以“有纠纷，有烦恼，就找和事佬”为定位，打造出“观众身边的法律顾问”形象。“和事佬”王传玉是节目聘请的8位人民调解员之一，他具备法律专业素养，语言表达能力强，态度和蔼，讲的话入情入理，为调解成功奠定了基础。如《婆媳房战》，说的是媳妇与婆婆产生房产纠纷，“和事佬”王传玉上门做调解工作，现场达成协议，化解了家庭危机。主持人大梁形象敦厚，以徐州方言主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巧妙点评，贴近受众心理。《婆媳房战》结束时，主持人大梁评论道：“家庭的和睦需要一家人共同努力……沟通、包容、忍让、商量，一切尽在其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平常心去交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这样就把处理事情的依据和道理说清楚了，这种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也符合栏目的定位。

3.以案说法，提升普法效果法治类节目突出以案说法，法寓案中，案生法理，举案真实，说法准确，案是载体，法是灵魂，通过讲述法治故事，提升普法效果。如：《法治档案》的《毒驾劫难》把禁毒这一重大的法治主题寓于一个家庭祸从天降的故事之中，告诫人们吸毒本身不仅是违法行为，它还会导致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为了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节目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和电视元素，力求好看、耐看，提升了普法效果。

4.弘扬正义，礼赞先进人物部分法治类节目中经常有公检法人员的身影，他们或不顾个人安危，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或严谨侦查，科学取证；或威严从容地审理案件，彰显司法公平正义。如：《七点看法》设置专栏《最美警察》和《最美法治人物》，报道公安司法战线先进人物光荣事迹，展示群体风采，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时代引领作用，有利于法治队伍建设和公检法人员整体素质提升。

二、江苏省、市电视台法治类节目的主要问题

综观江苏省、市电视台法治类节目，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整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1.定位偏狭，重刑轻民现有节目对“法”的理解失之于偏颇，选题过于狭窄，过多关注盗窃、抢劫、凶杀、命案以及刑事方面的大案要案，利用案件的曲折情节吸引眼球。如《垃圾池边的血手印》《少女畸恋引发悲剧》《14岁少女和她的危险男友》《小树林里的挟持案》《垃圾桶内的男婴》《污水沟里的秘密》等，标题透着血腥味，内容过于追求案情的刺激。其实，对民事案件的依法解决更贴近群众的实际需求，普法作用更大、效果更好，但法治类节目却往往较少涉及甚至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

2.偏重案情，忽视法理部分法治类节目侧重于案情叙述，有的案情扑朔迷离，而相关法律解析往往仅是一段结束语，成为一个点缀，有的甚至点评失当，由谴责犯罪变为同情犯罪，导致案件叙述和案件剖析严重脱离，使观众无法接受真正的法治教育。如《14岁少女和她的危险男友》中，少女莉莉与她的男友共同策划了绑架杀害同学案。案件侦结，剖析莉莉的犯罪动因，她自己归结是缺少家庭温暖，顺着这个思路，在节目结尾处，主持人草草点评：“令人痛心的是14岁的莉莉，14岁，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想，与其说莉莉是受到了不良因素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她父母的失职，把她给毁了。”仅凭节目中莉莉的自述就下这样的结论，把莉莉的犯罪归因于其父母，过于主观也过于简单，不但没有达到鞭挞犯罪的效果，反而有为犯罪分子开脱之嫌。

3.媒体越界，处置不当案件报道往往存在超前或者滞后的现象。超前可能干扰司法公正，滞后则无法引起观众收视兴趣。如某案件法庭正依法履行审判程序，节目却安排律师来发表看法，说案子应当如何判决；贩毒制毒团伙刚被捣毁、犯罪嫌疑人刚刚落网，节目就请律师来谈该如何量刑治罪。诸如此类的提前介入难脱“媒体审判”之嫌。还有一些节目在报道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不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也有节目报道容易诱发犯罪的情节或言行，对犯罪过程、细节、手段和技巧做过细描写。

4.寻求刺激，忽视责任观众收看法治类节目有三种心态：满足刺激心理，案件情节越曲折离奇越感到刺激；利益诉求心理，带着目的看节目，希望从案件报道中了解相关内容，比如治安案件、房产纠纷、交通事故；社会责任心理，关心国家、社会的稳定等。法治类节目往往按照这三种心理动机进行内容选择和编排。正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淡化案件过程，重视法理阐述，更多地针对观众的社会责任心理、利益攸关心理进行节目设置，不能仅仅满足观众的娱乐、刺激心理。这样，法治类节目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教化功能。

三、提升法治类节目质量的建议

一是增加法治含量。法治类节目不能止步于家庭纠纷、感情纠葛、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应对依法治国的路径有所彰显，启发人们在思想、行为层面形成自觉的合法性约束。法治类节目不能止步于信息传递、案件呈现，还应借助分析点评，彰显节目的理性色彩，提升节目普法功能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应该重视处于“罪”与“非罪”的争议性案件的报道与剖析，传播法理精神，澄清法治误区。进一步传播与法治相协调的诚信、友善、和谐的价值观，为社会输送丰富、多元、有益的价值能量。法治类节目本身也是法治精神的示范，其报道需要重视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力戒先入为主和有罪推定；避免侵犯司法行为的公权力，同时避免侵犯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遵从相关报道规定，规避越位评判；保护好相关人的隐私与合法权益。

二是倾注人文关怀。法治类节目仅强调法律惩罚犯罪功能的一面是不够的，还需要强调法律在维护和保护公民权利上的功能。法律无情，这是对违法乱纪者而言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法律是有情的，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关注情感，关注人物命运和性格色彩的多样性，有助于解析人性，剖析犯罪心理，直抵受众内心世界，起到惩戒、警示、帮助、教育的作用。同时应考虑受众需求，从题材选择、报道视角、立意呈现等方面体现人文情怀，从相关性、有用性、趣味性等方面强化节目与受众的关联度，给人们的生活以关怀和帮助，给人们的心灵以温暖和亮色。

三是注重新闻时效。及时触摸和忠实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是法治类节目的责任与担当。不少节目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对一些涉法涉案事件进行独家专访和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有的法治类节目苦于“无米下锅”，常年炒冷饭，忽视了新闻时效性，节目效果打了折扣。

四是遵循传播规律。法治类节目应该遵循电视媒体的传播规律，积极适应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传播环境，形成传播优势。电视节目的形态创新日新月异，法治类节目除了与生俱来的故事性、悬念式、矛盾冲突，还应积极构建节目的功能，通过本土化、差异化、专业化定位，形成竞争优势，提高节目辨识度，避免同质化格局，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理念的有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