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范文

法治意识范文第1篇

摘要：

公民较高的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条件。法治社会必然要求公民把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尊法守法作为一种行为自觉和道德自觉。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缺乏法治传统的情况下开启的，促进公民养成法治习惯、形成法治思维、生成法治意识必将是一项长期性的基础工作。而要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就必须首先研究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有决定影响的关键因素。概括而言，法律本身的科学良善与法律的有效实施、国家法治实践与法治教育、社会道德氛围与市场经济以及个体的人格健全与法律认知等涉及制度、国家、社会和个体方面的因素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都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

法治社会；公民；法治意识

鉴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战略目标。我们知道，法治社会不仅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司法体制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各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将尊法守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中，不仅要注重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建设，更要注重文化观念的改造与培育。法治意识作为公民在与法治互动的过程中，基于对法治功能、原则、价值的认知和对法治优越性的体验而形成的认同、支持、信仰法治的一种内心确信、信念，无疑是公民尊法守法的观念基础，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要顺利推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把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的生成作为基础性的工作来重视和落实。而要有效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的生成，首先要研究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主要条件有哪些。本文拟从制度、国家、社会及公民四个层面详细分析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主要条件。

一、制度层面

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尊重并服从法律，一方面是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他们能感受到法律制度本身能满足自己在正义情感、利益欲求和人格发展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体验到法律的运行能让他们所追求之社会生活目标成为可能和现实。可见，从制度层面而言，法律本身的科学良善与法律的实效就成了公民遵从法律规定、生成法治意识的基本条件。

（一）法律的科学、良善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重要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的价值、原则及要求内化、观念化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法治意识就是一种观念状态的法律。因此，法律本身的内容、质量无疑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之重要决定因素。为了推动法治运行，公民应该具备契约意识、理性意识、权利意识、公正意识等法治意识。而法律本身的内容就应该包含着契约、理性、权利、公正等诸要素，才能使公民在与法律长期互动的过程中习得这些要素，从而成为他们法治意识的组成部分。法律在与公民互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双向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法对公民的教导与引导，促进公民生成与法律本身所具备的价值相应的法治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公民对法律的改进，法律必须回应他们普遍的价值、利益需求，才能得到认可从而维持其有效性。前者可以看作法律对公民之同化，后者可视为法律对公民之顺应。要促使公民在同化与顺应过程中生成法治意识，法律本身的良善科学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良善与科学之法律，公民的法治意识生成就失去了本源。法律的良善、科学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方面。我们知道，每个个体本能地有诸多需求，而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法律能满足他这些需求后，便会认同并尊重法律。如果法律能照顾到公民普遍的本能、社会需求，显然更可能实现同公民之间的同化、顺应，从而内化为公民的内在评价要求和行为准则。我们认为，法律应该在以下方面适应社会成员的总体要求：第一，公正。心理学家通过对黑猩猩和儿童心理模式的研究发现，黑猩猩在和同类以及人类交往过程都拥有类似公正、权利之观念，玩耍中的儿童也非常看重公正。［1］300－301公正可谓人类的普遍需求，法律应该回应这一需求，才能得到公民的遵守。第二，秩序。弗洛伊德发现，人类有“强迫重复”本能，这一本能使他们倾向于追求有序的社会生活，法律的内容中应该具备这一秩序要素。第三，安全。马斯洛研究认为，安全乃人类最为基本的社会需求，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规范，必须以保障人类安全作为基本任务。第四，利益和效率。公民总是会受利益驱动，从而追求社会效用之最大化。而法律就应该合理设置惩罚与激励，从总体上满足公民合理利益追求并保障社会生活之最大效率。可见，人们认同法律是因为其具有内在说服力，而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则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相关当事人之利益。［1］310“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力促对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它以各种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不但诉诸他们物质的、客观的、有限的和理性的利益，而且求诸他们对超越社会功利的真理、正义的信仰，也就是说，它以那些与流行理论所描绘的现世主义和工具主义面目不同的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2］21二是形式方面。法律既要在内容上符合人们总体的本能、社会需求，也应在形式上适应人们的类似期望。在法律形式方面，富勒的论述极为深刻，他把一般性、颁布、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们遵守、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等八条要求，归结为法律应具有的内在道德。［3］

（二）公民法治意识的生成有赖于法律的有效实施

制定了良善而科学之法律，仅表明公民的心理、社会需求具备了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而预设于制度中的公民期待，只有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才能逐步得以实现。如果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发挥既定成效，无疑会挫伤公民继续依赖法律去实现自己合理预期的积极性，而使他们对法律之信任大打折扣。同时，法律之实施过程，也是对公民施加教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重复进行中，公民从官方行为模式及其他公民的行为模式中会不断认知法律的内容、领悟法律的价值以及感知法律的功能。因此，只有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方能让静态的制度表述在动态的社会运行过程中，按照公民所普遍期待的那样去呈现，公民才会体验到法律是必要的和值得尊重的。他们也才会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官方之惩罚和激励、他人之示范和影响、自身之习惯和学习，内化法律的指引、要求，把外在于己的制度规则转化吸收为内在之观念确信。

二、国家层面

（一）法治实践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中介条件

公民法治意识包括公民的法律认知、守法习惯、法律感情、法律信仰等多种因素，要使公民具备这些因素从而生成法治意识必须经长期法治实践反复锤炼而成。公民法治意识的生成实则是一个外部的行为准则内化为内心信念的过程，而法治实践恰好能为这一过程提供中间媒介。公民通过参与国家法治的实践，就能始终置身于法治环境之中，使整个社会化的过程都在与法律发生互动。从而在生活、学习、工作及社会交往等各个领域接触法律，感知法律之运行，观察模仿别人在法律指引下之行为模式，体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基于各种实际压力依据法律规范行为，甚至在不断的法治实践中，将守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法律本身“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2］14，只要有国家稳定的法治实践，法律作为一种活动的动态图景和治理优势就能得以体现并被公民所感知和理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指引公民遵从它。

（二）法治教育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工具条件

具备法治意识，意味公民对法治有正确的认知，有良好的法治习惯和法治思维，而这些都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训练方能形成。远在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就已然洞察到从小的教育训练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之重要意义。正如他所说，公民幼年时候在游戏中对规则的体验以及从小在强制教育中养成守法习惯，都有助于他们成为守法公民。［4］因此，由国家开启法治教育，对公民进行法律知识传授、守法精神培育和守法习惯训练是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重要手段。家庭法治教育、学校法治教育、社会法治教育对公民法治意识的生成皆是至关重要的。家庭乃孩子成长之重要港湾，父母无疑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模仿父母的行为模式，因而家庭法治教育对儿童法治意识的培育举足轻重；学校法治教育能够将法律知识的讲授与法治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帮助孩子在课堂学习、课外活动等环节上感知到规则的指引，使儿童在成长过程逐渐把法律指引内化为自觉行动；社会法治教育可以针对犯罪高发群体、问题青少年、弱势群体、知识水平低下群体等特殊人群来开展，主要致力于为他们提供获取法律知识、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条件，帮助他们在需要时，能得到专业的帮助。

三、社会层面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运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规制人们的行为来实现有意识建构的共同社会生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群体社会生活的准则，孤独的个人及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群体都无需依赖法律的指引。法律规范下生活，就意味着群体并非自发结成、个人并非彼此绝对独立自由，相反，群体内部有着某种共同的生活目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长期、反复的合作、沟通与交往。公民尊重并服从法律，就是认同社会整体的共同目标以及承诺同其他社会成员分享共同的行为准则及生活预期。此种认同、承诺不是公民个人先天领悟的真理，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在社会的道德生活、经济活动中而为他们所洞悉的一种经验或信念。由此，社会整体守法的道德氛围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就成为了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社会层面的条件。

（一）道德氛围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文化支撑

社会的道德氛围是指整个社会守法之道德义务感，此种道德义务感迫使公民并不必然因为法律体系本身的合法性、法律制裁或个人利益因素而守法，仅是出于自身道德信念及整个社会道德要求而守法。柏拉图、罗尔斯、哈特等人都强调，公民有守法的道德义务。［5］188－191事实上，公民内在的道德信念以及社会的道德压力，确实会促使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自律性及稳定性的形成。如果公民只是因为害怕暴力威慑、考量利益得失而守法，其守法状况就会很不稳定，当威慑被解除或无利可图时他们就会漠视并违反法律。只有公民把违法行为视为个人道德修养之败笔来防范，社会把违法行为看作个人道德上之劣迹去遣责，违法就会基于沉重的道德成本而成为公民尽力杜绝的行为。并且，公民把守法当作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守法就从他律转化为自律。康德声称，如果法律与道德一致，公民便会基于自由、自治而守法。［5］76－77泰勒于20世纪90年代在芝加哥进行了一项以“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为题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发现广大公民都有强烈的守法义务感，很多公民都觉得违反法律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即使法律权威的合法性存疑，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去服从法律。［6］

（二）市场经济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经济条件

孟德斯鸠指出：“商贸精神自然而然地伴之以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聪慧、安定、秩序和守法。”［7］而市场经济以交换为中心，公民地位平等、身体与意志自由、有共同承认的交换规则以及有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是交换达成的必要条件。为了节约成本并进行下一次的交换，在市场交换中，人们必然能体验到共同规则、契约精神对他们商业行为的必要性。同时，在物质、信誉利益的压力下，在对规则和契约长期反复遵从中，公民更易于树立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而且，商品交换可以说是最具有理性计算的活动，市场参与者在进行任何交换活动前，必然要进行充分的利益权衡，他们必然会选择最能获利、最能节约成本的方式进行交易，也会考虑长期合作所带来的更大利益。显然，他们更可能具备坚持并推动法治所必须的理性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让参与者不断进行角色互换，买方与卖方之间角色切换，使他们明白，各自都有欺骗和惩罚对方的机会。进化博弈理论表明，在此反复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总会倾向于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换原则，从而去注重考虑、关照彼此的期待，如此规则意识就更容易产生。富勒在谈及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的产生时提出，在由经贸人才组成的社会中，买卖双方之间时常进行角色互换，更容易达成并维持一种“匿名合作关系”，更容易催生义务观念，并且富勒还引用哈耶克理论和帕舒卡尼斯法律的商品交换理论来证实，在没有市场原则的社会，法治都会瓦解。［3］29－33总之，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行为为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提供了一次次体验和博奕机会。

四、个体层面

（一）个体人格健全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心理条件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个体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如果这三部分能保持平衡，人格就能得到正常发展，而这三部分之间产生冲突就会导致个体人格发展受阻，进而导致人格异常。人格健全指的是个体人格在形成的各个阶段，得到了恰当的外界引导和改造，人格避免了“固着”和“倒退”而向着成熟方向发展，反之，人格形成中，如果遭遇挫折便会导致神经症或精神病。［8］个体人格的成长状况向来为刑事法学、犯罪心理学研究所重视。截止目前，虽然犯罪心理学尚未证实有“犯罪者人格”，然犯罪与人格形成过程之间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则是不容置疑的。不成熟或异常人格的人，比正常人更难抑制犯罪的动机。在单亲、父母有不良嗜好等家庭的孩子，更容易造成超自我不健全，从而缺乏明确的罪恶感或者对周围环境充满愤恨，而违法犯罪。［9］从人性善的立场出发，犯罪是因为个体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由于各种消极因素人格被歪曲而成为更易犯罪的人格不健全者；从人性恶的层面来看，犯罪是由于个体像儿童那样不辨是非、无鉴别力和节制而作出的，也即，儿童时期的恶的本能未能得到有效矫正，而在成人时期继续保留并依此本能行事所致。［10］不管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个体人格被消极环境因素所扭曲，还是由于个体未能在积极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有效改造，而更易导致不法行为。都足以说明健全的心理和人格对个体尊法守法之重要性。因此，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必须把握其人格成长规律，并努力营造有利于其人格成熟的环境及文化氛围，这对于减少个体人格中的破坏性、培育健全人格，使个体从生物性存在顺利进化为社会性存在，从而在互助合作的社会化过程中体验到法律的重要性，并从内心里认同并遵从法律规则的指引甚为重要。

（二）法律认知是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基本前提

法律认知是指公民通过一定途径达到对法律的原则、价值、功能、内容等方面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虽然较高的法律认知并非必然导致公民内心尊重法律，但是对法律的必要认知则是尊法守法的先决条件。［1］306－309法治意识是作为主体的公民与作为客体的法律在互动过程中得以生成的，而法律认知活动正是这种互动的主要方式。公民主要通过在社会生活中的模仿、交往、学习、参与法律事务等方式获得法律认知。公民在法律认知模糊或者错误的情况下，很难自觉守法，至多是对法律的一种条件反应式的盲从。公民自觉守法，一般都因为其对有关法律的来源（国家或政府制定的）、违法的后果（受到某种处罚）等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和把握。如果他们不了解法律在安全秩序、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社会效率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就很难生成法治意识。因此，对法律必要而正确的认知，是公民自觉遵守并捍卫法律的前提条件。

五、结语

法治意识是公民认同、支持、信仰法治的一种内心信念，要形成这种内心信念，必然要引导公民体验到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并养成良好的法治习惯。制度、国家、社会、个体四个层面的条件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的促进作用是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的。在当下的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应该致力于创造并完善这些条件，以使制度层面的法治运行能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M］．高旭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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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4．

［8］叶浩生．西方心理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304．

［9］森武夫．犯罪心理学［M］．邵道生，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40－55．

［10］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7－109．

法治意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思维；规则之治；法治中国

前不久有一则新闻报道一老妇女闯红灯，记者问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回答是：“我都闯红灯几十年了你管得着吗？”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研究员在自己的所写的《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一书中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则故事，“在一条十字路口，人行道上亮着的是红灯，但是没有车辆经过，我就停下了脚步等绿灯亮起，但是我后面的行人没等绿灯亮起就走过去了，并细声窃语说道；‘前面那个人是傻子’。”虽然只是两个关于闯红灯的小故事，但是依然可以窥见其中深刻的法治道理，一件闯红灯的小事情可以以小见大引申到法治的高度。法治其实就是规则之治，党的十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进一步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成为一种全民自觉的生活方式。

固然法治国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既需要“顶层设计”但是更需要“全民参与”，因为法治的根本落脚点是“人民之治”，人民才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一个国家的法治成熟度不仅仅是看这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多么完善，内容多么合理先进、程序多么公平公正，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建立和运用。然法治建设需要人民建立一种牢固的规制意识，建立起对规则的信仰，运用法治思维去看待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这才是法治的核心要义。随着中国的法制发展，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法律在我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门，法律调整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我们已经是法治国家，因为在目前中国法治只是停留在“文本法治”，法治思维在中国国民心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不朽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在中国法律的信仰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法律实践者而言，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体现一种工具价值，对公民而言，法律不是信仰的对象，没有向如何规避法律的调整，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法律意识或曰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塑造显得尤为重要。

德国学者雅科布斯指出：“规范建立在群体的自我需要之中。”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成为人们活动的舞台，在这样一个广泛的领域里，人们的自由、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而且人们不能认知地获得自由和安全的保障，而是规范地获得这种保障。现代社会是个匿名交往的社会，这个交往社会需要一套规则来维持交往的有序进行，中国古人也常言道：“无规则不成方圆”，所以规则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规则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只能在规则的有效范围之内，不能把权力之手伸向没有规则规定的领域，对于公民个人而言规则意味着公民个人只有在规制的范围之内服从国家公权力的管理，在规则之外是公民个人自由的空间，公民个人可以在规则有效保护下任意行使自己的自由而不被公权力所侵扰。规则就像一个“圈”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任何一方都不能逾越这条鸿沟，不然就是要受到规则的惩罚。法治是规则之治的精髓就是这个匿名交往的社会需要通过规则的行使保障社会的有序运作，假如没有规则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杂乱无章，就像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交通换行一样，交通会瘫痪，国家没有规则那么这个国家也会瘫痪。

人民日报评论说：“要‘尽心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如果对违法行为总是视而不见，对那些办起事来总是把法规忘在脑后的官员听之任之，那么公众怎么可能对法治抱有信仰？”但是我们又反思我们自己，做为一个个体公民我们的法治信仰是不是真的建立起来了，我们既没有和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勇气，同时也没有建立起自己依法行使的规则意识，没有把规则作为信仰的对象，我们自己也想突破规则为自己谋得一点个人私利（当然这种私利也许是很渺小的，就像闯红灯那样争取一点点时间），当我们个体公民都这样想从规则中得到自己的一点私利，而不懂得如何保护好做为公民“护身符“的规则时，也许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公民自己，因为公权力不被束缚就会滥用就如洪水猛兽一样危害极大，这也是法治国建设中为什么要以限制公权力为核心要义的原因，公权力天生具有的不被限制性，天生就想突破规则建立起来的牢笼。

以公权为执法基础的执法机关更会突破规则的束缚进而威胁到公民个人的私权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规则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如何用规则去限制公权力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会想到规则就是公民个人的“护身符”，但是为什么就不能从一开始就珍视这个“护身符”呢？我们不应该想用的时候才能想起，在没有用到的时候也要小心呵护，应该小心珍藏而不是把它弄得千疮百孔，等需要的时候已经破烂不堪，那么这个“附身符”就不能护你的身了。对法治国建设而言，核心要义就是对公权力和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约束和限制，法律就是一剂良方，让公权力在规则的体系下进行运作，公民开展有效的监督，就是要树立法律信仰，开展有效的法律监督，培养对法律的情感，树立一种规则之治。

卢梭认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卢梭所言是极有道理的，法治的根本还是人民建立起一种法治的信仰，其实建立起法治的信仰也就是要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其实法治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理论宏大而不可捉摸，其实法治进程都可以从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小事可以得以窥见，法治信仰也不像天上的神一样只可瞻仰而不可被视见，法治的思想也许就在你身边的一件小事上得以体现。小到文明过马路，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法治意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治现代化 公民 法治意识 培育路径

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法治现代化关系密切，公民法治意识在国家法治建设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则能更好地推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法治意识决定了法治建设的未来，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了快速推进，法治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依法治国”也逐渐从口号和愿望转变为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现实实践，这些都得益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逐步提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虽然在总体上有了巨大提高，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公民法治意识的继续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对公民法治意识的发展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利于对法治建设进行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的总结，有利于不断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公民法治意识及其社会功能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首次对法治的含义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所谓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①英国法学家戴雪在其出版的《英宪精义》中，也对法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法治是法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公民对国家法律绝对的服从，同时，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践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基础。除此之外，英国哲学家、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法治社会和政府的依法行政问题进行了论述，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分权制衡思想，这些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同的学者专家和相关组织对法治作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国际法学家会议”于1959年在印度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中对法治原则进行了概括，指出法治的原则一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二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三是法治状态下必须维护律师的自由和司法独立。我国宪法学界学者周叶中认为，法治包含了法律至上、国家依法治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笔者认为，法治是以自由、平等、秩序为原则的形式存在，其具有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通过法治的形式对权力进行制约，实现人民群众的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法治的现代化。

法治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较于法律意识而言具有更加显著的主观能动性，法律意识是指依法办事、依法行使权力和权利、依法履行义务等，具有相对的被动性，而法治意识要求人们不仅遵守现有法律制度，同时还要求人们对现存的法律进行判断、分析和完善。为此，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成为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法律词典》认为：“法治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形态，是人们对法现象的观念、心态、认知和对社会法制体系认同的主动性的统一意识。”笔者赞同《新编法律词典》对“法治意识”的解释，认为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功用的全面认知，体现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民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义务，法治意识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责任和态度，包含了正义观、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法律素养和法律权威意识等要素。

公民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第一，公民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前提，公民法治意识具有法律创制功能。在创制和应用法律过程中，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不仅是“依法”之治，而且是“良法”之治。实现法治的前提是以“善良之法”为基础，能否创制出“善良之法”和立法者的观念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实现“良法”之治就必须以法治意识为思想观念前提，在法治意识指导之下，才能创制更多的“良法”，为“善治”提供思想基础、法律基础。所以，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以此提升现代法律的价值，弘扬法治精神，最终促进更多“善良之法”的创制，实现更加和谐与民主的法治社会。

第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法治意识具有法律运作功能。所谓法律运作功能，即公民法治意识对法律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民法治意识影响下，“善良之法”就能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对一切经济社会进行调节的功能作用。反之，如果缺乏法治意识，即便制定再多的“善良之法”，也难以保障能够发挥良好的实施效果。培育并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能够为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观念与认知方面的规范指引作用，同时也能为制定“善良之法”提供重要价值引导。法国学者卢梭曾经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国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由此可知，无论如何先进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之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运作效能，公民具有较高的法治意识是保障“善良之法”发挥作用的内在构成因素，培育公民法治意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能够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运作功能。

第三，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意识具有道德建设的保障功能。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文化的范畴，是适应现代政治文明而兴起的法律文化分支。法治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权力制约、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公民民利、公民人权原则、依法行政等构成了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而让公民认同法治文化，其前提也依然是民众必须具有法治意识，具有按照法治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意识。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会天然产生，而是通过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承继、冲突与借鉴的结果，人们的法治意识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迄今为止在法律制度、法律之治方面最为先进的意识。“法治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观念。”②也就是说，实现法治必须以社会成员具有法治意识作为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能够最为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与精神状态，形成法治意识的群体才能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平，法治文化建设才能对道德建设提供保障功能。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国家法治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而法治意识则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公民是法治国家的主体，公民法治意识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对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为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指引。国家法治现代化的主体是公民，人是国家法治现代化中最为内在和重要的因素。而要实现现代化，不仅包括要实现知识的现代化、能力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公民的法治意识的现代化是公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念转型和成长。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是实现公民个体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能够让公民以“尚法”的精神信仰投入到社会实践当中，从而更好地融入到现代化社会当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法治是现代政治运作的原则规范体系，但是如果失去对公共立场的考量，单纯以所谓“良法”治理国家和社会是难以收到满意效果的，实施法治必须以公民对法治的认知判断作为基础和保障。公民的法治意识，是一种先进的对“法律之治”的价值判断，培育公民法治意识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对国家法治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为人们在一种公平的秩序之下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人们在法治意识得到培育与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道德品质的提高、诚信行为的形成，这就是国家和社会正常有效运行的一种良好的资源，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诚信，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主体性意识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为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现实困境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状态会反映在法律制度的变化当中，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也是复杂多样的，是人们多元文化观念融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传统观念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儒家“礼法”思想对我国民众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儒家“礼法”思想当中，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与关系纠缠不清，这也给人们对法与道德的价值判断带来了困惑。与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法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具备了法律技术化的较高程度，法律和道德的界限较为清晰。国家法治现代化要求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法治理念推崇实施“法律之治”而非“人之治”，但是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却注重“礼法结合”，认为“人之治”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正确路径。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们对儒家思想中的“礼法并举”思想有着更为正确的认识，社会民众的法治意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儒家“礼法”思想仍然在部分民众中无形地产生着影响，这些传统封建的、落后的、儒家的传统观念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了严重障碍。

公民态度的冷漠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十分重要，公民形成的法治意识对国家法治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远比法律的强制重要得多。因为，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意味着法律能够得到人们源自内心的遵守，人们对法律高度信赖，法律无须在被动的情况下运行，法律能够更好地彰显其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效果。“法律之治”的生命动力源自公民内心深处的高度认同与遵守，仅仅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实施无法保障法治的成效，这在我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当前，虽然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得到了顺利推进，但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目前依然十分淡薄，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许多公众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毫不关心，公众对法律相关问题的冷漠态度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了严重障碍。

依法而行的能动性不足对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③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完善，但民众的法治意识依然不够成熟。国家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法治观念，使许多民众知晓法治观念，但却缺乏通过法律意识规范自身行为的自觉性，虽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国家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却在一定程度了忽视了法治进程的具体实践过程。除此之外，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公民法治意识的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较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治意识；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较弱，依法而行的能动性严重不足，法治意识较为薄弱，这给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带来严重障碍。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路径

当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人治”观念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仍有巨大市场。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各类措施，多角度、全方位入手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使公民法治意识和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提升立法质量，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要在目前法律制度已经得到健全完善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立法质量，不断健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逐步树立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权威。增强立法的民主化，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途径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尝试立法项目外包至高校、科研机构甚至个人，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直面立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在法律文本中尽量减少“……问题，由法律另行规定”的模式，勇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提升执法水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升执法水平，严格执行现行法律，避免“选择性执法”，避免给法律权威造成损害。同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司法改革的决定，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其职权，尝试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体系，避免司法工作的地方化现象。健全和完善司法工作者职业保障机制，适当提升法官、检察官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减少司法人才流失的问题。规范上级司法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改革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办案负责和追究制度。

提升普法层次，加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教育。目前，我国司法行政等部门开展的普法教育通常将普及一般法律常识作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未必能够树立法治意识。为此，必须针对不同的民众进行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提升普法的层次，对那些已经普及了法律常识的公民继续深入开展法治意识教育。切实加强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让更多的公民积极主动地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按照以往“万能型政府”模式下，政府包管一切国家、社会事务，则不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政府必须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将“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通过政府更好地、更多地发挥服务职能，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公民个人价值的有效实现。通过政府服务职能的有效发挥，提升政府公信力，让公民更加信赖政府，让政府更具行政效能。

（作者为聊城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涛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

②刘海洋：《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③刘刚，丁大伟，孙广勇，邹志鹏：“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人民网，2011年3月13日。

法治意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宪法至上；法治；大学生；思维意识；构建

一、培养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法治思维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

大学生在学习理解好宪法知识后，在假期的“三下乡”等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把“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意识带进社会，这对宪法知识和其它法律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引领、整合及推动的作用。再者，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和接班人，他们之中一些人以后会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也有些或许会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早树立并构建“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意识，能为他们以后依法执政、执法为民的意识打下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所以说大学生“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和法律素质的高低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推动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大学生认识和利用宪法价值来指引自己的行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而治国离不开宪法，法治国家的构建更离不开宪法价值的指引。宪法的价值是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可以从法的自由、秩序、正义的价值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价值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面对利益衡量和价值衡量应怎样选择呢？例如：某同学感染了传染病毒。为了避免大范围传染其它同学，临时对其采取隔离措施，限制了其活动的范围，这时候自由和秩序就发生了冲突。作为大学生，如果我们有法的意识，自然会配合处理，否则就可能会大闹起来，进而影响了社会的秩序。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自由虽然是法的最高价值，但是，秩序是法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价值的指引下，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必要时大学生可以放弃和牺牲自己小的利益。

（三）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意识和增强法制观念

法谚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作为青年大学生，如果信仰法律，这将会使他们更加主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他们也将会以《宪法》精神作为个人社会行为的指南和个人的道德底线。其次，大学生信仰法律，对建设法治校园、对大学生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校纪校规、增强法制观念、形成良好的品德，对大学生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去解决、分析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校如何培养大学生构建“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意识

（一）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宏观学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主要体现在“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而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就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高校可以在思修课的教学实践中加入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教学环节，这样可以极大地帮助学生理解法治理念，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宪法至上”的精神内涵。其次，高校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识贯穿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各环节中。可以说大学生深入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是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法治思维意识和提高大学生法律信仰意识的基础。

（二）强化法的规范作用对大学生行为的微观指引

从法理学的角度去看，法的规范作用分为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教育作用这五个方面。大学生如果没有法的规范作用作为的指引，缺少法制观念，必将会出现更多的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案件。从大学生的这些犯罪案例来看，他们的行为暴露出大学生对法的规范作用的理解缺失。高校在这方面的做法，一是可以举办如“法律讲堂”这样的连期讲座，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系统解读一些重要的部门法，如《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等部门法，这是从微观上帮助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意识。部门法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法律知识，让他们认识触犯法律的行为和制裁措施，提高他们的法律信仰意识和对程序法的了解。最重要是，还可以增强他们如何救济权利的意识和程序及措施。二是高校可以以活动为载体普及宪法和其它法律知识的教育，如开展宪法和其它法律知识的竞赛活动，组织观看如央视的“法律讲堂”“今日说法”等法制节目并写观后感。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让大学生在遇到问题需要处理时，学会用“法的规范作用”作为指引，使大学生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习惯。因此，“强化法的规范作用”是大学生构建“宪法至上”法治思维意识的关键条件和核心要素。

（三）以点带面，营造良好的学法氛围

典故《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及品格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高校培养大学生构建“宪法至上”法治思维意识时应要重视学法氛围的形成，可以以活动作为载体，将构建“宪法至上”法治思维意识融入其中。首先，高校应发挥学院法律协会社团的作用，开展“模拟法庭”的活动，以点带面；还可以重心下移，如举办“送法进宿舍”活动，举行“法律知识竞赛活动”，还可利用传统的海报宣传、横幅宣传、标语的方法。通过这些活动和方法可以为高校营造良好的学法氛围，争取让大学生对宪法法律知识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转变教育思维，创新普法的教育方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生出现多元的思想情况，高校在教育实践中，应要研究创新普法教育的方式。我们知道，对大学生的培养不应仅是高校的责任，全社会各级机关、部门单位也有责任。在构建大学生“宪法至上”思维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上，高校不要局限于学校的教育资源，其实还可以联合社会共同推进、协同创新。因此，高校在平时一是可以联系当地的法院，带学生去傍听审判，或让法院的审判走进校园进行，这样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和权威。二是建立网络法律宣传平台。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们要筑好网络阵地，以增强教育的覆盖面和辐射力。如建立法律知识微信公众号、校园法律网络论坛，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可以宣传宪法知识。

三、结语

培养大学生构建“宪法至上”的法治思维意识，无论是对国家法治建设还是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深深知道，法治思维并非与生俱来，其包含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需要通过后天的培育才能逐渐养成。因此，培养大学生构建“宪法至上”法治思维意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只要在这领域多努力，一定能取得显著的教育成果。

作者:蔡宗坚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2]杜洪波.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理论法攻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法治意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法治国家；法治意识；权利本位；法律至上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对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所形成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全社会逐步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法律意识。这种适应建设法治国家需要的新的法律意识就叫做法治意识。法治意识是法律意识在当今中国的新发展。笔者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全民就必须树立起法治意识。

一、在法的价值取向方面，要树立权利本位意识

法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早在传说中的蚩尤造法时代，原始法的价值取向就表现了出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古“法”字构成时，对其中的“氵”解释为“平之如水，从水”，就是说在早期的人们看来，法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均平、公正、不偏不倚是原始法的古老的价值目标。遗憾的是进入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确立，法的公平性、平等性便荡然无存了。今天，我们的法治之法除了仍然要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秩序、增进效益之外，尤其应该注重维护人的权益这一价值取向。树立权利本位意识是维护人权的时代需要，是当今立法者首先应当树立的法治意识之一。

权利本位，是和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义务本位相对而言的。我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在我们民族的观念上打下了深深的义务本位的烙印。我国封建正统的法律制度堪称是“伦理法”，封建伦理道德是立法的指导方针，法维护道德的色彩极其浓厚，而道德本身是只偏重人们履行义务却不大讲究什么权利的，因此，“论理法”的存在，恐怕是古代义务本位意识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们长期搞的是计划经济，整个社会关注的是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如何，偏重强调的是每个人、每个企业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应尽多少义务，而不是首先考虑赋予你多少权利。在这种体制之下，人们的义务至上意识没有多少改观，这种意识格局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又是权利型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必然要求法律关注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说权利意识的强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此整个社会都将会形成浓厚的权利维护、权利至上意识。与之相适应，作为国家的立法者就要树立起权利本位意识。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要以维护人们的权利为首要出发点。而不是首先去考虑要为公民和企业规定多少义务。尽管说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的履行，立法必然要规定义务而且还可能规定得非常具体、细致，但是，立法机关分配这些义务也是为了保障他人权利，因而义务是服从于权利的，是第二位的因素。只有立法者树立起权利本位意识并将其渗透到了立法当中，整个社会才能逐步形成浓厚的依法行使权利的意识，人们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才能进一步加快。

二、在法的地位方面，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意识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权威。在一个法治国家，尽管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权威，但是总的、最高的权威应该是法，而不是别的。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地位，应树立起以下意识：

一是树立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意识。这是针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法治意识要求。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不但中央可以立法，地方上也可以立法；不但权力机关可以立法，一部分行政机关也可以立法。另外，各级各类行政机关还可以制定不属于严格立法意义上的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我们说法治之法，它是反映、维护民主政治制度的良法，而这样的良法必须遵循民主立法程序才能制定出来。立法只有遵循民主程序，多听取各方意见，才能集思广益，制定出真正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之法。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当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据统计当时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立法讨论，因此对它的立法成就评价是相当高的。当前，受到批评较多的是一些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在上述两类立法的过程中，时常暴露出以法谋私的现象，立法只偏重本部门、本行业、本地区的利益，而不顾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其直接原因在于立法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此外，目前立法方面还时常发生部委立法相互冲突、地方立法同中央立法相抵触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有的部门没依法立法，在立法上也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搞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这些现象的存在怎能不损害法的权威形象？这样的立法群众怎么能信任怎么愿去遵守呢？因此树立依法立法意识是制定法治之法的必要保障。

二是树立严格执法、司法意识。执法、司法是体现法律实效的关键运转环节，然而由于思想上、体制上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两者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在现实生活当中，严格执法、司法常常被理解成为严厉执法、司法，偏重强调法的制裁性，一提起“严格”二字，许多执法、司法人员马上就会想到要如何加大处罚力度、打击力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意识还残留着法律工具主义、工具主义的遗毒。在法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无论司法机关还是执法部门都比较热衷于搞集中突击行动，表现出运动式执法的迹象。对于集中突击行动，我们应予客观分析，单从实效砜矗集中突击往往成效比较显著，只要集中行动本身依法从事本也无可指责。但问题是实际工作当中，一旦突击行动结束，执法、司法人员尤其是执法人员的那股敢于碰硬、认真执法、严格依法办事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重又随处可见，前后对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这种建立在平时松散执法基础上的集中行动实际上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反而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形象。只有执法、司法人员树立起持之以恒地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与之相应的集中突击行动才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是培养全社会的守法意识。法治社会必须培养起全社会的守法意识。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公众的守法意识仍然比较淡漠，作为群众运动直接副产物之一的“法不治众”、“罚不责众”意识仍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存在着。就“”聚众围攻中南海这一事件而言，难道众人都不知道非法集会、示威、游行于法不容吗？恐怕很多人不是不懂，而是存有“罚不责众”的心理。这种不良意识的残存，将对全社会守法意识的树立形成极大的障碍。董必武同志早在党的上就已经指出：“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页）因此，大力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培养全民的依法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习惯，强化法治观念，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四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 庄晓波.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办公室业务，2016.2.

【作者简介】

法治意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路径

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进行制度设计的同时，加强法治意识的培育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战略高度对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其中，专门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重大任务，并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其代表作《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虽然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源自于西方话语体系，目的是解决西方法律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但他客观上揭示了法治意识在推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正如同志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近三十年来，伴随着六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施行，以法制宣传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普法活动在社会上和公民中起到了法治意识启蒙的作用，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依法维权意识都得到了强化。但是，也必须看到，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民法治意识并非可以靠宣传教育得以完全实现，即便是在西方国家，经过百年的实践，法治意识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今天都受到了对法律玩世不恭态度的威胁，这种态度导致了个别阶层人民对法律的蔑视。城市已经日益变得不安全了。在不可强制施行的规定下，福利制度几乎濒于破产。穷人和富人以及处在穷富之间的人们全都违反税法。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以某种形式规避政府的规章。政府本身从上到下都卷入非法活动。

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只有那些罪行已经暴露的少数人才似乎对这类问题感到良心不安。”①其实，这些描述西方的情景，在中国同样存在，《决定》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法治意识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特别是对法治意识的概念、内涵、现状、问题、成因、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的审视与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层面的法律普及教育和公民守法意识的培养，过多地注重普法形式方面的研究，而较少地将法治意识的培养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二是在根据不同社会阶层自身的特点对影响法治意识培养的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过于侧重于消极因素的分析，而积极因素鲜有提及;三是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六支队伍”的法治意识几乎没有作为专门主体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属于明显的理论空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形成的新社会阶层，是法治社会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是当前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社会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从西方还是近几年国内的发展来看，中产阶级都是推动法治实践、维系法治信赖的一个关键性力量。因为中间阶层希望通过建立法治秩序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法治诉求与其内在独特的法律文化品格，决定了它对于法治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②因此，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新社会阶层的法治观念，对探索如何巩固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重点是分析受访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并以此为数据基础，试图展现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来对待新社会阶层对法治的认识、认同、信赖，并分析这些数据背后的理论与政策含义。

一、本研究的界定、方法与数据

(一)新社会阶层及其法治意识

1．新社会阶层:阶层分化理论与中产阶级理论的新语境。“新社会阶层”并不属于传统的社会分层研究的范畴，但可以追溯到中产阶级理论。在马克思和韦伯两大社会分层理论的流派那里，有着对早期中产阶级的描述。马克思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模式基础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资本取代私人资本的阶段，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开始分离，催生了经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产生，他们是在经济上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群体。韦伯在马克思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以经济收入、权力、社会声望为标准的多元分层理论，虽然韦伯并没有直接对中间阶级进行论述，但却成为新韦伯主义者分析新中产阶级典型的“白领阶层”的理论基础。此后，赖特、斯宾塞、帕森斯、米尔斯等西方学者对社会分层和中产阶级的研究与马克思和韦伯的原初理论保持了更多的一致性，但始终在不停地适应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的新变化。国内学者对当前新兴中间阶层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所研究的领域前期集中在对于中间阶层相关的一些话题的理论争鸣。比如:对中产阶级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争议，对我国当前是否存在中间阶层的争议，等等;在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之后，近期研究开始转向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阶层意识、内部结构及其异化与冲突，以及培育中间阶层与发展和谐社会的关系等问题。③但国内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基于研究者主观标准所做的结论。其实，实践在这一问题上已经突破了理论的藩篱，开始跳出以“社会地位”为标准的社会分层模式，转而采用“时间维度+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为标准的综合界定方式，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开始使用“新社会阶层”这一表述。特别是2015年5月1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使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表述，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2．新社会阶层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现代化整体转型的背景下，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被逐步打破，出现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要组成的新社会阶层。①与西方语境中的中产阶级内生性成长模式不同，我国的新社会阶层伴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解构和重组而产生，是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产物，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与法治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市场经济以自由交易为基础，产权明晰、公平竞争是必要条件，其有序进行的根本保障就是法治。倘若没有法治的保障，产权就是不安全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致力于通过提品和服务获取利益，就不可能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就难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②基于上述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新社会阶层体现出对于法治的自然尊重和强烈诉求，他们需要依靠法律规范社会行为以建立社会秩序，需要依靠法律的有效运行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期望通过法治秩序的建立来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社会阶层与法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决定其必然成为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培育其法治意识也必然成为法治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土壤。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本文以浙江省的新社会阶层为调查对象，在11个地级市内随机选择一个县(包括县级市和市辖区)作为调查地点，并根据人口比来分配调查问卷数量。调查问卷的内容涵盖法律认知、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关注以及法律评价等法治意识的多个维度和公平观、权利意识、法律权威意识、民主素养、法律素养等法治意识的多个要素。同时，为了能够对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有更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调研人员在问卷过程中通过观察、访问、座谈等方式作为定量分析的补充。③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378份，有效问卷1365份，下表描述了问卷的一些基本信息。下文将利用上述定量数据，着重对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状况进行分析。

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状况分析与现实困境

(一)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出场”形态对任何群体法治意识的描述，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东西，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适用。“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①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法治建设也不例外。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社会阶层，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对其法治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像对工人和农民两大传统阶层一样是一种“变迁式”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一种出场语境，从现象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法治意识状况。

1．法律认知比较全面，法治意识水平较高。法律认知是指认识主体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了解、知晓、熟悉和掌握的主观状态。②根据调查:798人(58.46%)认为法治对于新社会阶层很重要而且比其他问题更加重要，只有79人(5.79%)认为法治没有其他问题重要;686人(50.26%)认同法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紧迫的问题;705人(51.65%)认为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是“知道一些”，大约有578人(42.34%)认为自己“知道很多”法律知识，82人(6.01%)认为自己“知道很少”或“几乎不知道”法律知识，特别是合同法、婚姻法、刑法等和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其关注度和掌握度明显较高，不仅是常识性问题，甚至一些专业性的知识也比较熟悉，比如对于“定金与订金”的区别，755人(55.31%)能够做出比较明确的辨析。同时，新社会阶层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也比较丰富，涵盖了网络、广播电视、书报杂志、法制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法律认知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对法律的基本认知就很难对法律问题和非法律问题进行正确的区分，也很难形成对法律的情感与信任，更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③新社会阶层法律认知决定了其法治意识水平相对较高，这也与新社会阶层对法律的运用与自觉遵守的状况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2．法律遵守比较主动，法治意识趋于成熟。法律的遵守是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意识的实践基础，也是法治意识成熟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根据调查:从守法行为看，962人(70.48%)能够“自觉遵守法律”，自认为“很少遵守法律”只有49人(3.59%);从守法原因看，1022人(74.87%)认为最值得遵守的法律是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188人(13.77%)认为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法律;从守法态度看，对于遵守国家法律会让自己吃亏的观点，1125人(82.42%)完全不赞成或不太赞成，114人(8.35%)则比较赞成或非常赞成。同时，对于法律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新社会阶层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831人(60.88%)选择遵守法律，366人(26.81%)选择自身利益，168人(12.31%)人认为需要视具体情况来决定。可见，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在本质上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随着新社会阶层法律认知的不断提高，对法律本质、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功能的正确理解，在新社会阶层中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主动遵守法律的氛围。

3．法律运用比较合理，法治意识更加自觉。法律运用是比法律遵守更高一级的法治意识状态。法律遵守是被动的法律行为，而法律运用是主动运用法律的意识，除必备的法律知识以外，还需要坚定的法律意志，且要求法治意识自觉性程度更高。根据调查:新社会阶层更加愿意选择运用法律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最主要的途径，在被问到“遇到民事纠纷，首先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时，872人(63.88%)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包括上法院、找律师)，196人(14.36%)选择通过政府部门，134人(9.82%)选择找党政领导，132人(9.67%)选择找新闻媒体，31人(2.27%)选择私了、忍了算了等;在被问到“自身权益如果被执法主体及执法人员侵犯时”，978人(71.65%)选择了提起行政诉讼;362人(26.52%)选择了，只有25人(1.83%)选择采用抗议、围攻等过激手段解决问题或自认倒霉。同时，新社会阶层对于参与利益表达机制，行使民利的热情普遍高涨，1230(90.11%)选择了愿意参加立法听证会、价格听证会等涉及公民权利的法律程序。由于受封建社会和传统伦理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直接导致法律意识无从发生，并形成了“厌讼”心理。公民遇到法律问题往往采取第三方调解或私了的方式来解决。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已经基本摒弃了“厌讼”的传统，公力救济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首要选择，这种状态直接体现了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高度自觉性。

4．法律关注比较积极，法治意识更为主动。法律关注，是指人们基于现实需要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心的法律问题所给予的注意及其对现实法律问题的看法和想法，它反映了人们对现实法律问题的主流心理态度和思想趋向，对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根据调查:新社会阶层学习法律的积极性比较强，1288人(94.36%)表达了学习法律知识的愿望;903(66.15%)经常收看、收听法制节目;大专以上学历的765人(共988人，占77.43%)表示大学学习期间的法律课程太少，认为需要提高大学期间法律课程的数量;高中、中专学历的277人(共325人，占85.23%)和初中、小学学历的40人(共46人，占86.96%)认为没有系统学习法律知识不利于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新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利益关系与法治更加密切，其愈发关注法治环境、立法状况、执法水平、权益维护等法律问题，表现出了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法律的积极性。

5．法律评价比较客观，法治意识趋向理性。法律评价是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活动、法律作用等法律现实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设定与选择，反映主体需要与法律之间的某种肯定或否定关系。②法律评价是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同度和法律信仰的确立。根据调查:关于法律与自身相关性，1297人(95.02%)认为法律和自己的工作、生活有密切关系，其中310人(22.71%)认为法律意味着约束，987人(72.31%)认为法律是一种保护;关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807人(58.12%)认为法大于权，423人(30.99%)认为权大于法，135人(9.89%)认为很难说清楚;关于法治的状况，在被问及“当前的法治状况与你所期望的是否一致”时，826人(60.51%)认为“一致或基本一致”，448人(32.82%)认为“相差很远”，91人(6.67%)认为“背离”;关于法治建设的满意度，901人(66.01%)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326人(23.88%)表示不满意，138人(10.11%)表示非常不满意。可见，新社会阶层经过长期和广泛的法律运用实践后，对法律和法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认知和评判，表现出了比较理性的态度，这有助于其法律信仰的确立，从而作为中坚力量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结合已有研究来看，目前理论界法治意识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党员干部、新社会阶层、地方公务员、农民和农民工等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每个群体都存在部分法治意识淡薄的现象，但大学生、党员干部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明显强于其他群体。而相比大学生和党员干部，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发展水平、成熟度、自觉性以及主动性等都更加突出。由于新社会阶层的职业分布、政治身份等特点决定，他们常“游离”于体制外，这使得他们有更强的政治和法律诉求，更渴望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他们有较高法治意识的社会因素和体制因素。但同时必须看到，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二)碰撞?冲突?矛盾: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成长的掣肘1．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意识的碰撞。法治意识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中国本土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法治意识，这是由中国缺乏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直接决定的。构成这一生成要素包括:(1)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律至上观念，它是法治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2)多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它是促成法治意识发生的动力;(3)基于多元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能够独立存在并且不断成长，它是法治意识发生的经济基础。①如果说中国传统法律深深扎根的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和专制皇权的一元结构对于脱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社会阶层的影响已经逐渐被“稀释”，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却始终与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现代化发生着碰撞，这种碰撞不可能是一种全盘否定式的取代，而是工具主义(1123人，占比82.27%，认为刑法的作用就是打击、惩罚犯罪分子，954人，占比69.89%，认为刑事诉讼法就是如何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重实体轻程序(1022人，占比74.87%，认为只要结果真实，程序违法是可以接受的)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与现代法治意识的博弈。2．宪法意识的偏差与法治意识发展的冲突。法治意识作为社会主体对特定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是特定的法治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模式历经不断的尝试和切换，回顾近几十年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先后经历了工具主义阶段、虚无主义阶段、法制建构阶段、法治选择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②法治意识也同样处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层次性。在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意识作为法治意识的高级层次，是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多年来，新社会阶层的宪法意识并不乐观。据调查:522人(38.24%)认为宪法不是法律，是政治纲领;776人(56.85%)认为依宪执政与的含义是一致的;786人(57．58%)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搞。当然，宪法意识的偏差与我国缺少经济、政治、文化的“土壤”有关，也与宪法制定、修改、实施过程中公民参与机制的缺失有关，但客观上，宪法意识的偏差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3．法治意识的提升与司法权威式微的矛盾。司法权威是一种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特殊公权力，它来源于法律权威、司法公正以及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权力要件由司法主体的专门性、司法程序的高度法定程序性、司法活动的强制性、司法的判断性和司法裁判的有效执行性等五方面内容构成。③如前所述，随着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提升，他们更愿意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但当前司法权威式微，已经不能满足新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法治意识需求。根据调查:848人(62.12%)认为如果不服法院生效判决，会选择上访来解决;279人(20.44%)对于当前的司法公正是满意的，476人(34.87%)比较满意，482人(35.31%)不满意，128人(9.38%)非常不满意;1098人(80.44%)知道“执行难”的问题，其中的905人(82.42%)认为执行不到位就是司法不公。可见，司法权威的不足正在严重“蚕食”着新社会阶层对司法的信心，也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去甚远，特别是司法腐败更是对法治信心树立和法治意识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提炼: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路径

纵观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传统法律文化误区、宪法意识偏差、司法权威式微成为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社会上没有形成法治氛围，部分新社会阶层仍然秉承传统法律思想，宪法意识不够准确;另一方面，受体制机制的限制，司法权威的式微也削弱了新社会阶层对法治发展的信心。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水平，必须从环境和体制两个维度探索培育路径，形成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生态系统、构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科学机制、挖掘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文化传统。

(一)形成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生态系统为了避免法治意识培育研究囿于纯粹的法学研究，可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把法治意识的培育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和反映来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在发展过程中，受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独立系统的相互作用，它们对案主的个人系统都具有重大影响，个人系统在社会环境中正是依靠与多种系统(中观和宏观系统)相互作用而发挥其功能的。因此，如果把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作为案主，其改变并非仅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成员的个体法治意识的简单叠加，更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中各个要素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普法教育改变个体的思想观念是培育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必要但非充分手段，它还受到包括传统法律文化、司法体制改革等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影响，并受系统运行规律的制约。据此，我们可以将新社会阶层的法治意识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而将其培育视为整合系统的四个基本子系统，即服务对象系统、行动系统、目标系统和改变媒介系统，然后发现、确定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中所出现的问题，根据新社会阶层学历水平高、收入水平高、理解能力强、法律诉求强等特点，在全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总规划中单独设置一个子规划，专门针对新社会阶层进行制度安排和行动计划，特别是普法方式、普法教材等要进行科学的区分，并使全民法治意识和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处于平衡、最佳的稳定状态。

(二)构建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科学机制法治意识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意识系统，它的形成需经过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其形成机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渐进过程，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①其中，立法、执法、司法在法治意识形成的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就要求:第一，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立法的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新社会阶层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拓宽新社会阶层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新社会阶层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在立法中广泛凝聚共识。第二，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执法机制。一方面，完善新社会阶层参与行政决策制度，健全决策信息公开、参与者的申请与审批、利益代表的遴选等制度;另一方面，完善新社会阶层参与行政处罚制度，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将新社会阶层单列为一类群体，并按照法定程序选择代表参加听证，使其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第三，建立新社会阶层参与司法的机制。一方面，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等司法活动中强化新社会阶层的参与，保障新社会阶层陪审权利，增加新社会阶层人民陪审员比例和人民监督员比例;另一方面，在知识产权、医疗事故等新社会阶层比较集中的领域的案件中，尝试新社会阶层作为专家参与陪审机制，提高新社会阶层的参与程度。

(三)挖掘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文化传统当前我国的法治实践是西方现代法治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和重构，因此，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意识难免会产生碰撞。但是，这种“碰撞”既不是对西方法治模式的盲从，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彻底否定，而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即在摒弃落后法律思想的同时，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与现代法治意识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就要求:第一，掌握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意识形态主导权。特别是普法教育过程中，在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实际问题以及普及法律技术性知识的同时，帮助新社会阶层提高辨别涉及价值判断和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能力，让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第二，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突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守法精神、诚信精神、和谐精神、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等与现代法治意识相适应的内容的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传统法律文化观。第三，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展制度创新。例如借鉴“以德礼入法”来发挥道德在法律创制、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借鉴“法所载者，任法;法不载者，任以人”、“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来建立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效结合的制度。

四、结语

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秩序基础，所以人是法治的最终目的。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与法治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性，而法治的发展也需要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基础的支撑。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法治秩序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法治诉求与其内在独特的法律文化品格，决定了对其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用特定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因此，需要结合我国法治实践与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现状，从实践、理念、文化三个层面来进行逻辑分析，才能科学地探索出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培育的路径。

法治意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法治；法治意识；法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317-02

一、公民法治意识的概念

法治意识，是指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是符合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看法以及对法律规范的认同的自觉程度最高的一种意识。

法治意识是与法治社会对应的法理学范畴，它所反映的一种基本态度是民族意识在法律和基于法律自身的认知过程，体现在对法的本身和功能的方法和确定、依赖的程度。法治社会能够得以实现是因为法治意识，因为只有所有人有对社会共同价值的普遍认同，有了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使遵守法律的的人按照法律的规则办事，才能形成一定的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的现实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导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结构变化中联系其他关键要素的变动。通过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来了解中国变革的规律，公民法治意识的薄弱导致有许多问题的存在。

（一）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的现实问题

1.公民权利意识匮乏。公民自身缺乏法定权利知识，造成消极的态度来看待法律，但没有认识到其实法律也给予了公民许多的权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合法的权利，更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道权利与义务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怀疑法定权利的真实性，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实现自己现实利益的法定权利实，所以，定然会使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受到阻碍。

2.法律本身及司法是存在问题的，这导致公民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尚未形成其应有的权威。我国的众多法律法规并没有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他们不懂法，对现代法律中所蕴含的价值没有认同感，更不信仰法律，所以表现出了对法律的疏远、规避和不认同。我国社会生活重视政策而轻视法律，使社会公众更加认同政策决定，而藐视法律。法律行为的公正形象一旦处于被动，人们就产生不了完善的法治意识。现代法治的真正实现，将使人们积极参与法治实践，实施恰当的法律行为。

3.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

西方法律思想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中国传统儒家礼法思想却无法很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变。“‘人治’观念强调管理者的‘德性’，主张‘贤人政治’，认为治理国家的好坏在于‘圣君清官’，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法律视为帝王君主实现统治的工具，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律意识的形成。”[1]纵观中国社会发展改革历程，也许问题的实质在于儒家礼法思想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过于纠缠。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法律史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随着法律技术化程度的提高，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清晰地界限。

（二）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现实问题的原因分析

法治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历史选择。在法治传统缺乏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法治现代化，其本身就具有挑战性。除了正视我国在公民法治意识培养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如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积极态度与消极心理并存、法权意识与法律适用失衡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理性地分析产生相关瓶颈因素的社会历史原因或主客观作用机理。

1.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当西方文化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同时摆脱千百年来业已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惰性和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这就导致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相比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内心冲突的、异常曲折艰辛的精神历程。由于伦理与法律规范相混淆，在纲常伦理支持下封建专制的合法性更显着著，在西方社会意识中产生的宗教相异，立法文化中不可能出现一种判断标准和正义标准，因此就不能生成具有法律至上理念的法制意识。

2.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式现实的基础，每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中国独特的统一的社会形势是由其一元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即使古代社会存在某种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其的主体地位和相对独立性也无法得到延展，人们只能选择一种在礼法范围内的合乎伦理道德的途径去保护自己。这是因为，封建帝制高于一切，不能产生具有公平地分配和调整各种利益的工具性价值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意识。

3.我国社会法律生活的失调。“虽然中国制定了很多的法律，但人的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往往情况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3]根据哈特对法律规则的内部观点和外部观点的理论剖析，人们对法律内在规则的认识是一种自觉能动的接受并运用的意识状态，对外在规则的认知或观点是一种从主观上接受却又静观其变的行为状态，而通过理性的观察所得到的规律可以推测出偏离法律规则都将受到惩罚。

4.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缺失。所谓的道德资本，从内涵上，它指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的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创造剩余价值，以此来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一个不懂得遵守法律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践行道德的人，法律意识是道德素质的基础部分，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有利于道德素质培育。缺乏包括法律素质养成在内的道德素质培育是不全面的。可见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于道德素质提升起着重要作用。”[4]现代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和培养，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理想道德方面的精神生产，需要公民道德教育的积极跟进，以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三、提高现代公民法治意识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全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绘就了“法治中国”的路线图。这体现了中央对于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不可替代作用的深刻认识，必将推进依法治国迈上新征途。

（一）确立法律权威，确保司法独立

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树立法律权威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权威是公民法治意识的基本表现，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公民必须要尊重法律、依法、用法，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司法的独立，用制度来确保司法独立，用法治事实告诉公众法律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事实。我们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制，正确处理党法关系、政法关系、民法关系，以确保司法独立。

（二）加强法治教育，培养法治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培养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是推进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施依法治国是在法治实践中培养和提升公民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大力开展学校普法、社会普法等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渐提高公民懂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1.大力开展学校法治教育，提升学生的法治意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为达到社会化目的将学校设立成学习教育机构，学校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生拥有较高的法治意识以及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对我国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和推动中国法制进程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升整个公民的法治意识。普法宣传教育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熟悉法律知识，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已权益的意识。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基数众多、法制意识相对薄弱的国家，普法宣传对提高全民族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拓宽公共治理渠道，引导公民依法有序参与

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治理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法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提高法治意识的重要途径，更是社会善治的基础。

1.提高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治理中的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是指让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治理活动中的参与者和合作者，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依法参与公共治理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参与有利于促进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政府形象。

2.在公共治理中培养公民法治的自觉性。公民法律自觉就是公民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地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不违反法律，不触犯法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福利也继续分化。公民是依法参与公共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自身利益和影响公共政策有生力量表达。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是党的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的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和各项依法治理工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和全面发展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失及培养[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法治意识范文第8篇

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

新闻传播与民众的法治意识形成关联最密切的是法治新闻，法治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的分野就是其内容是与民主法治相关的。法治新闻不同于西方的犯罪新闻或法庭新闻，它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法治新闻是中国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和推广依法治国理念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新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法治新闻是一个包容面广泛的概念，笼统一些讲，法治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与民主法制建设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报道。在这个定义下，法治新闻可以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治新闻对社会法治意识形成的影响是源于其内容本身的特点。新闻追求客观反映现实，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以新闻的方式和公众联系起来。由于法律、法治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社会法治意识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组织包括大众媒介，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信息传播的完整过程。他们是传播的主体，决定着以什么方式、将什么信息传播给对象……”（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记者作为法治信息的传播者，他们的法治思维借助法治新闻的报道和传播对公众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治意识范文第9篇

[关键词]权利意识；法治；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文利，中共唐山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河北唐山063000；征汉年，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处长，高级工程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DFO―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89―05

“现代法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和历史语境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变迁谱系的话语标记，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尊重民众权利的行为范式。而法律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依赖于对权利现象的确认和尊重，而权利现象既表现为客观的实在，又表现为人类追求自身解放和个人自由过程中在客观世界中所产生的映像，这些映像就是权利意识形成的基础。它反映了人们所参与的并通过人们的头脑、人们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所实现的权利关系。可以讲，是否具有权利意识和具有怎样的权利意识将会影响着整个社会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一、权利意识的内涵及基本组成

在心理学上，意识是指人所特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形象思维等理性形式。权利意识，是指社会主体对于自身和他人权利的认知、情感、理解、态度和意志等的总和。这不仅包括社会主体对自己作为独立权利主体的利益和自由的认识、主张和要求，还包括对他人同样的认识、主张和要求的正当性的社会评价。也就是说，权利意识不但包括自我权利认识，也包括对他人权利的认同和尊重。

日本法社会学专家川岛武宜认为，社会主体“自己权利的确立是以尊重他人的权利意识为媒介的，他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是以自己固有权利得到确认为媒介的”。从社会个体的意义上，权利意识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们对实现其权利的方式的选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主观认识。

权利意识是主体对社会权利系统的主观理性把握，是权利体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权利意识是社会主体意识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处于权利的时代中，主体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体明了自己权利的范围，他在这个范围内，可以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可要求他人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此时他是主体，具有主体性。同时，当一个人具有社会主体意识时，他才有可能成为权利主体，具有权利意识。

在权利法哲学上，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意识关系、支配关系和权利关系。“在权利关系(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关系)中，法通过对个别意志的肯定和否定使主体拥有了支配的自由和可能，使主体的支配具有了随意性和排他性，使支配被划分为合法的支配和非法的支配。这种对个别意志的肯定和否定的统一，支配的自由与可能的统一，进行支配的随意性与排他性的统一，就是权利。””，

权利意识是一个复合结构体，从权利意识的基本组成来看，有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评价、权利意愿和权利信仰。权利认知是权利意识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何种权利、享有权利的范围以及行使权利的条件都不了解，权利意识也就无从谈起；权利情感是人们对权利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态度或情结反应，权利情感的建立和培养是权利知识和理论内化的第一步；权利评价是人们对权利现象进行道义上的评价或价值上的判断，在理念层面上，权利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法治发展的主要取向；权利意愿反映的是人们行使权利的自觉性程度，以及产生的保护权利的意识，特别是通过现代制度使受到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的意识；权利信仰主要是人们在内心保持关于权利的理想化、神圣化的形象，以便于把权利视为神圣的东西，同时，不断对权利发展提出理想化的期望和追求。

二、现代法治中的权利意识要素

法治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寻觅的“理想社会”，而现代法治又是法律发展的理想状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进步状态。法治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现代法治社会，依法办事的要求已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不仅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政府也要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近代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建立法治制度，形成法治社会，以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为组织模式，实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和制衡，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避免个人专制和独裁，保障公民自由。法治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不仅指法律、依法办事和法律制度，并且指渗透其中的价值判断。

在一个国家的法治过程中，思想家的学说和理论具有启蒙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制度化则是一种体制的保障，是法治思想意识、观念的客观化；而民众的法治心理则是最广泛和坚实的基础，起着决定性作用，民众的法治心理和权利意识发展到哪一步，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就可以现实地达到相应的水平。其中，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本位心理发展程度如何，则是民众法治心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法律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调整社会关系，虽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但是在法治社会中，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人们履行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权利，法治社会以权利为本位，作为法治社会主体的公民应该在心理上认同权利本位，形成权利本位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权利意识是人真正成其为人的基本标志。虽然这种权利意识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确地感觉到，但是人类追求生存的本能与追求自由的天性，使得人起初的权利意识表现为一种初级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在历史的发展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人类文明社会早期，初创的法律规范里没有权利的概念。随着社会进步，人类才开始觉悟到“正义”，要求自由、平等，以及后来出现的“人权”，这些都是权利最初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法律的权利化的趋势日渐高涨，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中，我们不能完全指望人们都能用道德理想去支配自己的行为，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规范，但我们却可以用法律手段制约人们的行为，使大家都能普遍地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产生普遍的客观的社会道德效果。

我们知道，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乃是权利与义

务的关系。法律上的权利，是指那些外在的立法机关可能规定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决定了法律上的义务表现为主体的权利的需要。伦理上的权利，亦即善德的权利，是指立法机关所不可能规定的权利，这种善德的权利往往与义务是统一和互补的，因而是对人类美德和高尚的追求。就私法领域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公法领域内的权利与权力关系而言，权利是法的本体，现代法律的本位不可能是义务，更不是权力。就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而言，义务是手段，而权利才是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又有何现实意义?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上，在权利与权力的来源上，按照契约理论，公民权利的让渡产生了权力(国家权利)，权力是权利派生的，权利是权力的渊源。在法律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法律不仅仅提供给人们行为的尺度和准则，更多是体现出对主体的权利的确定。在现代法律制度中，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是法律大厦的基石，是法律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三、权利意识的检讨与现代法治

对传统权利意识的检讨，最为凸显的是人的权利意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权利意识，只有义务观念，表现为非常消极的法律心理。这种结论其实是以西方社会的权利义务观为参照系的。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仅没有权利义务的提法，同时，由于人们的身份地位及行为模式皆由“礼法”设定，所以“孝”是家庭和家族内部最基本的规范。在奴隶社会的法律中，“社会主要的生产承担者奴隶被排斥于法律关系的主体之外，法律以维护奴隶主的等级统治作为整个社会的法律基础”。奴隶主享有特权，而奴隶无自由、无利益、无权利，更谈不上权利意识，“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同样，人类处于封建专制政治之下，奉征调，供赋役，优游岁月，以衣以食，只知有义务，并不知有所谓权利之说。法律上权利观念的产生和发达，是随近代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来，封建式的义务本位之法律，已不适合于人类的实际生活，于是“天赋人权”的思想因此而产生，权利的观念，已经从社会“精英”或者说思想家的理论上，进入一般人的脑海中，于是就产生了权利本位的法，法律本位之普遍观念为权利。“故以法律为权利之规定，法律学为权利之学，乃现代学者间之通说。”此时，“法律与权利同时存在，而法律现象，其本位即是权利”。“古代法律，类皆以义务为本位，中西各国，如出一辙。十八世纪以后，因工商业发达，封建制度解体，天赋人权之说，甚嚣尘上，于是法律之上权利观念，亦随而勃兴。其最先表现于公法方面者，则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之人权宣言；其最先表现于私法方面者，亦有1804年之法兰西民法。风声所播，举世从同，权利本位，遂取义务本位而代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思想领域，西风东渐，西方各种思想流派被引进到国内，在法学领域内，许多法律概念不断被引入，大量的西方法律被移植到中国。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则多是对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法制的照抄，未能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造，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两种心态有密切关系：一是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西化得越彻底，离现代化的理想就越近。于是中国近代许多先行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置上千年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于不顾，一味仰慕实现了工业现代化、进而完成了社会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企望在制度上一步到位完成中国的社会变革。二是对用坚船利炮攻开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既仇恨又警惕，希望实现“以夷制夷”，为中国寻找一条立国的捷径。在这种急于“立中国于世界强国之林、重塑中华昔日辉煌”的良好愿望之下，“不加改造地复制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也就当然地、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出现观念上制度上的再生”。

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民众权利意识的差异，使得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可能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为样本照搬。而像公民权利意识这样的属于观念形态上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本土性，更何况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法制度已经如此成熟，修齐治平独善其身的观念受到如此推崇而缺乏权利意识甚至贬视权利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权利意识缺乏的社会里，不可能随着某种静态法治制度的引入而被冰释。我国近代的法律制度既移植于西方，自然是由于该制度在西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现实地将西方社会引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但被我国近代思想家所忽略的是，这一成功与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权利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其历史的特例性。实践证明，引进一套法律制度并不难，但要破除一种旧的观念、改变业已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则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一事所能成就的。

四、权利意识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要真正走上法治道路，除了需要完备的法制和高水平的执法司法人员之外，公民权利意识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只是这样一种观念层上的形态，应在不脱离本国传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引入，才可能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进而成为一种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模式。要使得所借鉴的制度具有生命力，必须走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许多传统都是以社会的整体性为出发点去界定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这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共进是有正面意义的。只要我们剔除掉古代统治者为实现其社会控制而附会进去的成分，摈弃其中过于忽略个人权利以及只讲身份不论平等等消极因素，并与革新的要求有机结合，相信它能够成为实现带有社会整体性的更高层次的公民权利意识的积极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讲，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如何正确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依法治国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依法治国，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在组织体制上需要一整套互相制约的机构设置，但对权力滥用最有效的防止方法是强化民众的普遍的权利意识。一个国家如果权力常常被滥用，其原因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民众缺乏普遍的权利意识，它构成了权力滥用的社会基础。

一个国家权利意识的形成、发展以及能构成对权力滥用的有效防范，尤其是能形成对权力和权利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需要民众普遍意识到：公民权利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权力的活动、运作都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要制止权力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权力平衡。在法治建设中，只有民众抛弃对权力和掌权者的迷信，消灭依靠掌权者善良道德自我约束的幻想，自觉地维护权利，才能形成一种与权力相抗衡的社会制约力量。民众普遍的权利意识必然会转化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旦权力滥用，必然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利，如果每一次侵权，民众都有意识地依法进行必要而有效的救济活动，则无疑增大了权力滥用的成本和风险。掌权者的每一次行为之始，一般都有一个基本的权衡估算，如果滥用权力风险过大，成本过高，相对个人获得私利的收益率过低甚至是负效益，则滥

用权力的动力减弱。如果权衡估算的结果是滥用权力风险很小，甚至无风险，或者滥用权力的收益率很高，则可刺激滥用权力行为的实施。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权利本位心理发展不成熟，则会形成权力本位，权利义务关系设置中以权力为优先，实施过程中则易出现权力傲慢和权力专横，对权力的监督流于形式，权力界线模糊，非法要求民众履行义务的现象泛滥。只有完善成熟的民众权利本位心理，才能以此为基础构建完善的法治，立法者和执法者才可能设置为完善的民众权利意识的社会基础能够接受的权力运行模式。

当前我们要着力于培养全体社会公民的法治情感和权利意识，在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重视法律制度的权利意识因素的培养，消除法治的物质、制度、技术成分与权利的意识、精神、观念、价值成分的分离和脱节，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与互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与我国国民的权利认知要求相吻合，使我国的民主法治精神与现行物质制度相匹配，唯其如此，法治的两要素――物质“硬件”系统与精神“软件”系统才能达到内在的统一。权利主体在其权利的实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权利意识是推动法治完善和健全的强大的力量源泉。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寻求救济的愿望日趋强烈，维权意识获得了高度的体现。“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收益。”“我们只有在既不回避历史，又能与现实共进的前提下才能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权利意识，才能真正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

五、结 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不能仅用任何单一的绝对因素或原因来解释权利意识和法治现代化。许多社会、经济、心理学、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价值判断都影响或制约着权利意识和法治的实现，虽然某些社会力量或正义理想可能在特定时期对权利意识有特别强大的影响。但是，无论用唯一的社会因素(例如权力、民族遗产、经济、心理学或种族)，或者是用唯一的法律理想(例如自由、平等、安全或人类幸福)来一般地分析和解释权利意识和法治现代化都是不可能的。权利是一个最基本、简单的政治法律元素，也是现实社会中最复杂的理论因子。对权利意识的研究，必然要追寻权利的本质，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单一的视角往往造成权利理论的偏失。正如陈云生先生所言：“直接对权利的定义和本质进行研究，固然有助于揭示权利之谜，但经验表明，这种研究途径易流于空泛。从有关权利的各个层面，多视角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虽一点一滴，但汇集起来，就会逐渐连成迷宫的‘阿莉阿德尼线’(源于古希腊神话，用来隐喻解决复杂棘手之谜的办法)。”

我们认为，权利意识根源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体现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里，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权利意识不是超越社会、孤立存在的本体，权利意识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条件是不可分的，总是与一定国家、民族的精神及一定时间、地点的文明相对应，与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关系因素，权利意识不仅是文明的产物，而且也是通向文明、维系文明和促进文明的工具。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以及对权力制衡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力的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的构造，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容。

法治意识范文第10篇

工商法治意识培养的展开

1.工商法治意识是社会需要和工商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工商法治意识对建设法治国家有着深刻的能动作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律制度的完善尽管取决于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法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社会需要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为人们的法律要求和愿望,才能最终上升为法律。因此,工商法治意识是社会需要和工商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法治意识培养有利于提高公民﹙包含执法者本身﹚的法律素质,逐步培育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任和依赖,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准备主体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所必须包含的第一重含义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基于法治意识的养成,将对工商法律知识的了解、运用上升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赖,又进一步把法治意识向导下的行为模式选择转化为具体的外部操行,科学实现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市场经营环境和经营秩序的优化,以及对某些个体行为的矫正。2.工商法治意识培养下的工商行政管理属于积极行政范畴在中国,法治道路不是自发的选择,而是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冲击下对先进政治文明的吸收和接纳。但是法治不是简单地建立在纷繁的法律规范的罗列上,在规范的背后,有一种无形的观念和力量在支配着它,那就是法治意识。与西方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传承千年的专制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中义务导向的价值取向都制约着人们权利观念的萌发和自主性成长,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尚未形成市民社会,也就无法产生社会力量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法治演进模式,因此政府就需要采取主动措施推进法治进程。历史证明,任何缺乏民众支持的变法运动都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因而,政府不仅应当主动推动法治进程,还要积极地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将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法治模式与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演进法治模式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采取法制宣传、法制教育、法制研究和依法治理的手段,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3.工商法治意识培养下的工商行政管理具有柔性行政的特性工商法治意识培养是一种柔性的、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不具有强制力的行为。工商法治意识培养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响应,而依据工商法律政策采取的非强制性的行为,工商法治意识培养的工商行政管理具有柔性行政的特性。它主要是通过指导、引导、劝诫、鼓励等手段对公民进行法治意识培养,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上海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都不是强制性规范文件,而是一种指导性文件。

工商法治意识培养的途径

1.法制宣传随着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不断深入,关于法律与法治,以及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的理论创新为进一步开展普法工作拓展了新视野,普法被赋予了新的更深的内涵与外延。广义地讲,法制宣传不再是最初意义上法律常识的基本普及,它承担着培养法制观念、引导法制行为的社会责任,肩负着传播法治文明、弘扬法治精神的历史使命。笔者以为,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不仅仅是管制与约束的工具,更多地体现着公平正义,体现着规范、有序、和谐。法治的精神在于通过法律遏止人的不正当、不合法的私欲,从而规范人的行为。法制宣传的终极目标是将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扎根于人的观念中,使人在处理矛盾纠纷时,理性一些、文明一些。因此,工商法制宣传应当是工商部门主导实施的,向公民普及工商基本法律知识,将法律的功能价值、理性精神渗透到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中,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进而演化为具有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操守的公共服务活动。其倡导者和组织者为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相关部门,活动的内容指向工商基本法律知识、法律的功能价值与理性精神,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是“把法律铭刻在人们的心里”。当然,工商法制宣传不像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那样,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调整,工商法制宣传更多的是以党委、政府转发的规划和人大作出的决议为指导,受国家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需要政府相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合力来共同推进。工商法制宣传需要在两大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增加法制宣传的资源投入,既包括物力资源的投入﹙如项目活动经费、宣传设备的购置等﹚,也包括人力资源的投入﹙如法制宣传队伍的培养、宣传网络的建立等﹚,还包括无形资源﹙如公益类电视频道的使用、媒体的各类公益广告等﹚;二是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如可以通过吸收社会捐款、建立法制宣传基金、扶持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等措施,使社会力量成为工商法制宣传教育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从而推动工商法制宣传事业持续发展。2. 依法治理法治化治理是当今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3],依法治理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原理在地方管理、行业管理和基层管理的具体落实。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如果说依法治国更强调国家管理宏观体制的架构、管理理念和手段的转变,那么,依法治理则更侧重于具体管理。[4]依法治理可采用多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如对工商行政事务的治理,可采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刚性手段,也可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手段,后者更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再如对公共权力的治理,可采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进行,如司法对工商行政的监督;也可以采用以﹙公民﹚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进行,如建立地方立法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和行政听证制度等。依法治理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职能过宽,权力集中。权威来自权力,适度集中是必要的,但不要过度,职能过宽伴随着权力的集中,最终将产生决策失误、信息失真、阻碍民主发展等负面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有意识地引导社会自治组织的建立,以培育社会自治能力。二是使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协调发展。当今治理社会,在治理方式上更要求强制管理与自愿合作、互信互利相结合,并且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后者。单纯的指令性强制管理与当今的“治理社会”有一定的偏差。从实际效果看,强制、处罚等刚性管理虽然容易获得相对人表面的配合,但常常会导致相对人心理上的抵触,不利于行政管理中平等与合作关系的形成,而且管理成本也很高。适度调整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分配,以人为本,兼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管理方式,强调相对人的广泛参与、强调平等、尊重、协商、服务,将会成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治理方式改革的一种趋势。三是形成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未来走向。现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公民社会互动关系发展不畅,具体体现在双重管理造成一系列的障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行业协会就是“两结合”的管理体制,这虽符合国情,但管理权限、具体落实在实践中有一定困难。其次是指导与服务意识不足,一些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不能充分认识到市场管理是个多元治理的过程,对市场管理的服务性、公益性认识不足,指导与服务意识不够,制度与政策也不协调,导致监管失灵。3.法制教育可以肯定,对任何一个法治欠发达的国家来讲,法制教育无疑是提高民众法律素质、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当今时代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这就意味着现代法制要求尊重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促成公民合法权利的积极实现。而要促成公民法定权利的积极实现,除了要求主体的守法行为外,还必须注重其法律意识和行为的培养,因为用法保证权利的实现,守法强调义务的履行。社会主义法律最终归结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也归结为守法与用法的统一。在以往的法制教育中,主要强调懂法、守法和不违法,而在公民享有的法律权利和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合法权利方面宣传不够,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当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倡导法制教育的同时,应更加突出和注重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切实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法制教育才因其诚信、尽责、以人为本而更具说服力和示范意义。法律权利意识教育,对于帮助公民学会运用法律保护国家、集体、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在他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反过来,这对于调动和激发他们学法、守法的积极性,促进法制教育的深入开展,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消解不必要的冲突,无疑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具体措施上,一是可根据市场监管实际,加强本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二是可联系典型案例辅助教育,教育者应当利用法制教育特有的优势,注意从工商执法实践中挑选一些典型的案例,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法制教育中去,让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懂法也懂得维权;三是可联系教育对象思想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在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存在的种种模糊认识,树立正确的法制意识。4.法制研究法制研究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导的,为法制提供理论基础的、以工商法制的基本原理、工商法制的历史发展、工商法制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工商法制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为研究对象的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正确与否会起很大的作用。好的研究方法就能顺利地实现研究的目的。法制研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有共性的研究方法,也有个性的研究方法。这里主要探讨几种个性的研究方法。一是密切联系工商当前实际的方法。法制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指导工商法制建设,为其提供理论基础,解决法制建设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进行法制研究绝不能闭门造车,搞空对空的抽象理论,而必须从实际中来,又回到实际中去,密切联系工商法制建设的实际。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如何监管的新课题,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诸多问题,对市场主体而言,市场经济领域的投资、经营风险不可回避,然而,经济领域的波涛牵动着政治的神经,投资、消费、出口放缓,汇率变动,人力资源与工业原料成本高导致企业生存遭遇困境,就业率降低,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回避这些客观实际,找到有效的监管策略疏导和消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只能是联系工商监管实际。二是结合法律、法规和制度等进行研究的方法。法制建设的核心是依法办事,无论是立法、守法,还是执法和护法,贯彻法制的方方面面,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法律法规本身。离开了法律法规等,也就根本无法制可言;离开了法律法规等来研究法制,其理论必然会流于空泛和不切实际。三是历史考察的方法。研究法制不仅要联系工商法制建设的现实,而且还要联系工商法制建设的历史。为此,就必须利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为了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将来是怎样的。”[5]我们研究工商法制应当遵循列宁所指出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即考察和分析工商法制同各个时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各种行为规范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对工商法制的过去和现在分析比较,既可以看到其继承性,也可以看到其由于条件变化而产生的历史差异性,从而科学合理地加以推演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显然这对当前的法治工商建设和科学决策工商行政管理也必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