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范文

当代文学篇1

作为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学概念,一个表达了当下的、鲜活形态的时间性文学意涵的概念,“当代文学”需要一种“解放”。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处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说,还是解放了吧。

我们将失去一个“当代文学”,还将获得一个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篇2

阿元 赵健秀，王光林

乌亭走了 英格博格·巴赫曼，贺骥

惊喜 伊丽莎白·乔治，魏群

叶甫图申科诗六首 叶·亚·叶甫图申科，谷羽

汤姆·冈恩诗三首 汤姆·冈恩，李践

我的巴比伦大脑 杜尔斯·格仁拜因，沈勇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的生平和创作 刘文飞

不同华裔美国作家构筑想象中的不同共同体 张子清

文化民族主义斗士--论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的思想与创作 王光林

对性别、种族、文化对立的消解--从解构的视角看汤亭亭的《女勇士》 蒲若茜

觊瑟琳·安·波特创作简论 杨金才

勒克莱齐奥及其笔下的异域 李焰明，尚杰

多声部的主题变奏--德国转折文学 陈良梅

在困境中探寻--试析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勿失良辰》 黎雪清

美国的郊外契诃夫--谈谈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 张柏然

简论托尔斯泰娅的短篇小说 周湘鲁

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看日本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叶琳

追求生命的极致--约翰·厄普代克访谈录 德怀特·加纳，陈亮

伽里略向往但丁的地狱 王家新

格仁拜因印象记 芮虎

九十年代末期德语文学综述 景丽屏，唐存芳，褚宇澄

角筈欢乐街 浅田次郎，全贤淑

陌路人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徐洪，冯寿农

最先进去的是瘸子 弗兰纳里·奥康纳，魏群

丐女 爱丽丝·蒙罗，范文美

二十世纪英国诗歌的变迁 何宁

从《公众的怒火》看后现代主义文学代码 陈世丹

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另一面 余一中

新新闻主义: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产物--兼论其与越南战争的关系 李公昭，胡亚敏

卡尔维诺的艺术个性及其中国含义 仵从巨

帕特里克·朗博和他的小说《战役》 刘阳

宽容与共振--论日本小说《中阴之花》 王奕红

欧美主流文学传统与黑人文化精华的整合--评莫里森《宠儿》的艺术手法 王烺烺

跨越世纪的政治预言--冯尼格特后现代小说解读 罗小云

反叛的悖论--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 刘萍

从译介到接受--萨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吴格非

独特的视角--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嫉妒》 吉人

程抱一访谈录 卡特琳娜·阿尔冈，刘阳

帕斯卡尔·基尼亚尔访谈录 卡特琳娜·阿尔冈，杭零，陈凌娟

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评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 朱叶

寻找生存的意义--兼评《打破沉默:华裔加拿大人的英语文学》 刘捷

南京当代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纪要 赵丹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八卷)亮相南京 哈若蕙

萤火虫的墓场 野坂昭如，斯语

勒内·德佩斯特小说三篇 勒内·德佩斯特，张媛媛

病人的翻译员 江帕·拉希里，尹玲夏

纳博科夫诗六首 纳博科夫，谷羽

日本当代诗五首 堀口大学，岸田衿子，内山登美子，帅松生

离开贝尔法斯特(外三首)--写给克·雷尼 安德鲁·姆辛，李践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罗婷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观 张跃军

踩高跷的"孔子":庞德与中国古典文化 冒键

新历史主义的形式化倾向 方杰

保守的解构--关于解构理论的犹太情感渊源和神秘主义缺陷 李伟

历史·语言·身份--评皮得·凯里的小说《科利帮的真实历史》 周韵

一个独立而迷惘的灵魂 --凯瑟琳·安·波特的政治和宗教观 王晓玲

评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 陈蓓琴

乔治·巴塔耶: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典范 刘成富

重塑女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中的神话解析 刘晓静

历史的伤痕:昆丁形象的文化读解 武月明

克里斯特瓦访谈录 阿里亚娜·普朗扎斯，张恩旻，姜欣斐

讲不完的故事--约翰·巴思访谈录 查理·莱利，沈黎霞，王育平，舒程

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德拉布尔访谈录 屈晓丽

英国桂冠诗人姆辛访谈录 李践

萨巴赫诗歌:"爱"的世界和女牲主义--读林丰民新著《为爱而歌》 卢铁澎

希望还是绝望的归宿?--世纪之初读《末世之家》 韦清琦

构建单身知识女性的世界--论布鲁克纳的小说创作 王守仁，何宁，Wang Shouren，Hening

成长的迷误--评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水泥花园》 张和龙，Zhang Helong

贝克特:戏剧对小说的改写 何成洲，He Chengzhou

"品特风格"的颠覆意义 胡宝平，Hu Baoping

碎片化与整体性--《白色旅馆》的历史感书写 杨博华，Yang Bohua

论当代英国女诗人卡罗尔·安·达菲与她的戏剧独白 刘须明，Liu Xuming

戴维·洛奇的美国梦--兼论后现代小说通俗性的界线 张琦，Zhang Qi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访谈录 凯瑟琳·伯纳德，丁晓红

爱情诗选 英娜·利斯尼扬斯卡娅，王立业

程抱一在法兰西科学院的就位演说 程抱一，刘阳

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色噪音》 方成，Fang Cheng

传记诗学的开拓者--评里翁·艾德尔 杨正润，Yang Zhengrun

论兰斯顿·休斯诗歌对民族文化的建构 罗良功，Luo Lianggong

荒诞畸形警醒世人--解析奥康纳笔下"畸人"形象 石云龙，Shi Yunlong

德国"文学之争"争论了什么? 陈良梅，Chen Liangmei

在孤独中走过的生命之旅--解读纳丁·戈迪默的《无人伴随我》 金明，Jin Ming

南非作家库切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唐德

女性"当代英雄"的群像--试论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小说的艺术特色 段丽君，Duan Lijun

双重的叙述与多元的话语--《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的叙述学解读 赵丹，Zhao Dan

从《最后的儿子》到《公园生活》--日本青年作家吉田修一的小说世界 赵仲明，Zhao Zhongming

简论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接受 宋学智，许钧，Song Xuezhi，Xu Jun

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后现代主义 亚·博利舍夫，奥·瓦西里耶娃，陆肇明

作家·人·朋友--纪念俄罗斯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逝世二周年 余一中，Yu Yizhong

苍天 埃德娜·奥布赖恩，丁振祺

我心碎了 麦维斯·加兰，韩征顺

爱荷华的阿格尼丝 洛丽·摩尔，何朝阳

"卢卡契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衍变 盛宁，Sheng Ning

从审美批评走向"世俗批评"--赛义德的康拉德研究述评 丁兆国，Ding Zhaoguo

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康澄，Kang Cheng

赛义德的批评理念之一--文本与批评家的"现世性" 赵建红，Zhao Jianhong

《鬼作家》对《安妮日记》的后现代改写与困惑 刘文松，Liu Wensong

谢默斯·希尼:一个爱尔兰-英国诗人--从"身份问题"解读希尼诗歌与诗学 李成坚，Li Chengjian

论D.M.托马斯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 袁洪庚，范跃芬，Yuan Honggeng，Fan Yuefen

追寻失落的意义--从托马斯·品钦的作品看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追寻主题 孙万军，Sun Wanjun

喧宾夺主的文学评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坛现象研究 刘成富，Liu Chengfu

论叙事情境理论 陈良梅，Chen Liangmei

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语言游戏 何江胜，He Jiangsheng

汤亭亭《第五和平之书》的文化解读 徐颖果，Xu Yingguo

《黛茅斯的孩子们》:颠覆与被颠覆的狂欢之旅 陈丽，Chen Li

批评家笔下的辛格 乔国强，Qiao Guoqiang

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论大江健三郎新作《二百年的孩子》 霍士富，Huo Shifu

现实婚姻异性情仇--当代澳大利亚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题 王丽萍，Wang Liping

石黑一雄访谈录 李春

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尔兰戏剧--休恩·理查兹访谈录 张平功

《追忆似水年华》新译本后记 徐和瑾

显示邦达列夫的真正价值--评《邦达列夫创作论》 陈辽

《巴登夏日》序言 苏珊·桑塔格，姚君伟

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取向 王辽南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四届专题研讨会纪要 李锋，李云川

哈罗德·品特荣获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 舒奇志

让人迷狂的劳儿·维·斯坦茵 户思社，Hu Sishe

《布莱希特的情人》: 换一个角度看布莱希特 周小珊，Zhou Xiaoshan

开放的历史,消散的主体--论巴瑞·汉纳赫的长篇小说《瑞》的后现代文学特征 李杨，Li Yang

魂归东方--论当代韩国作家崔仁浩的小说《商道》 施扬，Shi Yang

天使乎?魔鬼乎?--埃·耶利内克的对立形象初探 印芝虹，Yin Zhihong

马丁·加伊特长篇小说中的人物 李静，Li Jing

论中西文化交流的个人媒介--以程抱一、赵无极与米修为例 刘阳，Liu Yang

法国存在主义在我国新时期的影响 宋学智，Song Xuezhi

异端的价值:文化碰撞中的个性选择--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文化审美观比较研究 史永霞，Shi Yongxia

中国当代T.S.艾略特研究:现状及走势 董洪川，Dong Hongchuan

审问沉默: 南非文学面临的新可能性 安德烈·布兰克，李永彩

南希·休斯顿方谈录 卡特琳娜·阿尔冈，方琳琳，冷碧莹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世界--简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 王育平

当代文学篇3

1.1中国现代代文学发展存在着现状批评的现象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变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下，衍生出了一批针对现阶段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为文章主题的文学作品，从而诞生了一批专门进行批评文学创作的作者。现状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最具有诱惑力的部分，这种联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形式，呈现现状批评呈现出变化无穷的文学现象，而这一类的作品和作者也在不断地更新和产生，现状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的也最为活跃。这也导致了很多人把现状批评认识为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大众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是的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一类的文学产生抵触心理，使得研究得到延滞，甚至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已经在一些人的研究范围中消失。这一类的作品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矛盾冲突，暴露了很多问题，涉及到现代文学传统、作者的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的表现等方面，具有挺高的文学创作研究价值。

1.1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

现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体裁主要就是小说形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狭窄。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体裁多样，诗词歌赋、散文、议论文、曲艺小说等各种形式，呈现百放齐放的景象，是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是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变得越来越尴尬，诗词歌赋、散文、曲艺等文学体裁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收到了当代文学的冷落与忽视。古代鼎盛发展的诗词歌赋，在现代已变成了当代文学作者的软肋，新时期的小说已经取代了各种传统发展良好的体裁的位置，这种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忽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2、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建议

针对现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要保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出现能打动人心、穿透生命、直达灵魂的文学作品，这要求作家要摆脱商业化的困扰，超越世俗中的平庸来寻找生命的真谛，用独特的视角和语言构造来表述社会的现状，让文学中灵魂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开发人们的人性，让人性的光辉流传千古。第二，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进行深入的研究，还原历史和文学的真相，摆正社会上出现的很多的经典误读的现象，这样也可以让古代的文学与新时代的文学更好的衔接，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当代文化中得到传承。第三，拓宽研究的空间，引入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对中国传统的优秀的诗词歌赋和曲艺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第四，利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多的特点，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让不同文学之间得到渗透与共存。同时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对当代的文学进行分析，创造出传承传统文化又据符合时代的文学作品。

当代文学篇4

林贤治认为，经过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心理、道德、知识的传承；一方面是创造力的破坏，致使我们这一代作家无论是从道德水准到艺术素质，对人类的爱，悲悯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我很认同他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学，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评价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有一种‘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总是好的，有利于我们的深入认识。”这正是我们必须对当代文学的教学进行改革的动因。首要的改革就是批评标准的改革，必须弘扬普世价值，否定阶级斗争，用基于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取代阶级斗争导致的假恶丑。文艺批评标准的真、善、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主要内涵，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和政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文明成果。它们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人道主义为基本的理论体系。它们萌芽于古希腊，成型于文艺复兴，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系统化、理论化，终于二战结束后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确认，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停止后成为世界的共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因而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它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它的哲学基础是阶级论，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包括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这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难具备兼容性，在实践中不但不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目标，而且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反面，即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的专制，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由于阶级论与专制主义的某种潜在亲缘性，所以它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反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赢得了胜利。在与这些落后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它自身也发生了本土化变异，演化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思想等。受其影响，文学的真善美评价标准发生了较大偏差，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症结所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扬，阶级斗争的危害被认识，解决这个历史症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的产物，是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精神活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更须把握其时代背景。以广阔的视野，以普世价值为标准，从社会文化的总体层面看文学，才能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以及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当代文学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持续性多发性灾难。的理论根源、历史渊源、舆论准备、心理基础、普及宣传，以及劫后的冤案、反思历史、思想分歧、深远影响，都和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彻底否定，清算的影响，并且追根溯源，消毒除垢。唯此，当代文学的症结才能迎刃而解，文学批评才能复归真善美。所以，深入批判，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关键内容，重点就是教育学生认清的性质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这对今天不知道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有必要。

二、“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

长达十年之久（1966-1976）的“无产阶级”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此前全国上下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初露端倪，这是“”得以发动和展开的社会心理基础。“”前的“红色经典”，主题就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风靡全国的“雷锋精神”和颂歌“东方红”是其中影响最广远的代表作。一脉相承走向极端的“”是暴露了部分人心理的皇权与专制主义思想。必须从理论、价值观、制度、文化、人性等各个层面深刻反思“”，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普世价值取代阶级斗争，用民主取代专制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解放，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十年是“”前历史的直接继续，是革命文学运动与生俱来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与对的批判密切相连的是对所谓“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这也是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真正的经典，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可以作为榜样供人学习，经得起历史检验。它们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它不是以曾经是否得奖为标准，更不是以一个时期的主流或非主流为标准。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指以后仍通过各种媒体继续传播的革命文艺的主流作品。它们肇端于40年代延安时期，50年代反右以后批量生产，60年代前夕达到高潮。某种意义上它们已经深入人心，重评尤其有必要。对此，首先必须进行历史的反思，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革命的实质，比较不同体制的优劣，并上升到理论和价值观高度，用人性论批判阶级论，从而确立普世价值观念。其次是把历史反思的成果用于文学的反思，用符合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加艺术的新，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重新认识“红色经典”。再次是要清醒地注意到，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地位和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长留世上，有的时过境迁，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是否官方批准，是否时尚追捧，是否得奖获利，都不是好的标准。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不仅需要独立的思想，还要求有艺术的修养。所谓“红色经典”，主要包括三类作品，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二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三是革命样板戏。用普世价值重评“红色经典”，必须从根本上认识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缺陷和现实危害，彻底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分析前十七年和十年的联系与区别，从“红色经典”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试验

跟这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经典相对，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符合普世价值的真善美的优秀作品。有的当时被打成“毒草”，以后成为“重放的鲜花”；有的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具有文学里程碑的意义。但这些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在普世价值指导下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改革，重心就是还原历史真相，重新评估作品，并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一套专题，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有清楚的认识，能够历史地、正确地评价其中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系统地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同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基本研究方法应有所了解，能够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培养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健全人格，真正科学地认识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决定意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确立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当代文学”没有下限，因此对于文学现状的敏锐捕捉和分析，也成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专题方式进行教学，既有一定的灵活性，又有受课时的限制，不能贪多求全，只能少而精，突出经典性，不面面俱到。笔者以充分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进行独立严肃的探讨，在“绪论”之后，按时间顺序选定了18个专题：1.对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2.《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批判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3.胡风集团案和文艺界反斗争；4.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宗璞的《红豆》；5.“”前十七年的文学主潮及代表作；6.无产阶级和地下文学；7.“”后人道主义的文艺复兴思潮；8.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9.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10.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11.艾青“归来的歌”和张志新之歌；12.巴金的《随想录》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13.沙叶新、高行健的现代话剧；14.中国当代的女性小说；15.莫言的先锋小说和实的《白鹿原》；16.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胡发云的《如焉》；17.韦君宜的《思痛录》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8.王小波的小说和散文。这些专题的设计目前在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应该处于前沿地位，以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内容上可能作适当的补充和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改革课程内容的同时，笔者对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方式也作了大幅度的改革，从讲授式变为讨论式。学习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网络辅助教学平台，搜集和上传了需要的史料、作品、视频资料、理论书籍，每一次课都至少提前一周布置应该阅读的资料（包括文本和视频）和讨论题。课堂教学以讨论为主，学生组成学习小组，每次课每组推选一人为主发言人，其他同学可自由发言，发言中可以提问。教师在讨论前作提示，讨论后做小结，以知识和证据为基础，以普世价值为导向，鼓励学生各抒己见，不要求统一思想，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允许保留。相应地改革成绩评定方式，平时成绩占60%，其中课堂讨论发言30%，期中作业（小论文）30%，期末考查（小论文）40%。现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已进行了一轮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多数学生从开始不适应到逐渐习惯，发言和小论文的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明显提升。通过研究性地学习讨论，学生吸收了大量的知识，知道了许多曾经被掩盖的当代事情和当代文学的真相，锻炼了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进而认同了普世价值，唾弃了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受到了在自主学习中思考、怀疑、批判、探索的乐趣，培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代文学篇5

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中，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该门课程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兴趣，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高校教育重科学轻人文倾向以及价值观多元化时代学生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等现状，导致当代文学课程逐渐边缘化，为了将来谋得一份理想职业，学生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各种技能考证上。二是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培养目标缺乏深刻的认识，认为当代文学课无非是读读小说、看看电影而已，所学内容对将来的社会实践工作作用不大，再说了，凭借中学语文课积累下来的文学知识，考个及格不是难事，在学习上没必要花太多精力。三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存在诸多问题，或因循守旧，枯燥乏味；或天马行空，毫无章法；或哗众取宠，偏离大纲，脱离实际。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教学效果，致使课程教学目标难以实现。 鉴于目前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教师必须改革传统教学，科学实施有效性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才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充分发挥当代文学教学在社会人才建设中的作用。 一、提高认识以激发学生培养综合能力的学习动机 提高对教学目标的认识极其重要，因为教学目标是教学工作的依据，也是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当代文学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获得我国当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的较丰富的文学知识，了解我国当代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成就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以及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衰、特点和影响，提高学生阅读、分析、评价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同时使学生受到较深刻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教育。[1]” 因此，如果学生不能充分认识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不能认识到当代文学知识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而认为学习只是为了拿学分拿文凭，势必产生不良后果，即考什么学什么，学生听课记笔记全是为了考试，过关后一切全忘记。这样的教学，学生无法掌握系统的文学知识，缺乏应有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更谈不上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甚至造素养的匮乏。 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更高层面认识该门课程，使学生意识到对当代文学的学习，不只是掌握文学知识、具备分析评价作品的能力以及其他综合能力，更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渠道，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及把自己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明确教学目标，激发学生以培养综合能力为目的的学习动机，是使教学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 二、渗透和谐观念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a 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国家经济以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今全球化时代，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会导致中华传统美德被弱化、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责任意识缺失等等，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当代文学教学有责任也有条件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服务，因为当代文学许多优秀作品中渗透着作家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的教学，唤起人们的良知，以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愿望。例如，作家汪曾祺曾说过，创作“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2] ”他的小说以诗一般的语言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幅令人陶醉的“世外桃源”式的人间美景，在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现代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挤压、异己、孤独、变形等现象，作品中那些非社会中心的边缘小人物，身份虽低贱卑微，但身上却沉淀着淳朴和温情。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深刻体验汪曾祺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至纯至美的爱与和谐（《受戒》）、人与人之间超越金钱超越功利的朴实情怀（《鉴赏家》），以及小人物在艰难处境中相互搀扶的高洁、义气与温情（《岁寒三友》）等。同时，我们还可以引入与汪曾祺描绘的和谐纯净世界相反的作品进行对比教学，如正面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某些作家作品表现出的价值观的偏颇如金钱至上、吸毒成瘾、泛滥等，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人文精神的升华，激发学生对美好和谐社会的向往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当代文学教学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三、改革教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明确教学目标后，教师就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选择教学内容，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同时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 （一）通过传授分析技巧激发兴趣 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但也是困扰学生的一个难题。在教学中发现，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哪部作品的评论方法，学生就会评论哪部作品，而对其他作品哪怕是同类作品，却无所适从，于是在学生作业中经常出现抄袭资料、雷同等现象，有的学生甚至产生厌烦情绪。究其原因，在于学生没有真正灵活掌握作家作品的评论方法，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给学生传授成功分析作品的技巧。教师可以采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方法启发学生思考、讨论与总结，从而掌握有关方法。例如，对新时期初意识流小说的教学是一个难点。由于受传统小说阅读习惯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对意识流小说普遍感觉不好理解，甚至读不懂，更谈不上评论。那么，教师可以采用有的放矢的策略进行教学，如选择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王蒙的小说为例，重点讲解其代表作《春之声》，给学生梳理中国意识流小说的来龙去脉及其技巧和思想内涵上的特点，教会学生阅读和评论意识流小说的基本方法。然后，让学生按此方法思考、讨论王蒙的其他意识流小说，如《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等，继而延伸至其他同类作家作品，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谌容的《人到中年》等。最后，教师又进一步将中国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在创作技法、思想内涵等方面再作对比，使学生深刻理解20世纪80年代王蒙等作家对西方意识流小说技巧的借鉴方法，理解“中国式”意识流小说积极向上的思想内涵。如此系统的理解和训练，使学生对意识流小说的理解豁然开朗，并在成功分析作品的喜悦中增强了学习兴趣。#p#分页标题#e# 此外，还可以采用对比教学法，教给学生成功分析作品的技巧。对比教学，可以是同类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对比，也可以是不同作家在同一时期的创作对比，亦或是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对比。例如，中国女性作家追求女性意识、实现女性价值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追求男女平等的“人”的价值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追求与男性不一样的“女人”的价值，并达到创作的顶峰时期。90年代后期由于追求女性狭隘的“个人”价值而走向极端陷入困境。而21世纪初又出现新的转机。让学生充分理解这一复杂的创作发展历程并不容易，教师便可以采用对比方法教学，选择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 例如，将五四时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80年代谌容的《人到中年》和90年代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进行对比，使学生理解五四时期、80年代、90年代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在追求女性价值方面的不同特点；还可以将90年代林白与陈染的创作进行对比，使学生了解同一时期不同作家作品的异同，进而理解作家追求过于狭隘的“个人”价值是导致她们创作走向极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可以将林白90年代的创作与21世纪初以后的创作进行对比，使学生理解林白创作出现转机的原因是作家挣脱了狭隘的“个人”空间限制，而将目光转移到国家民族、大众民生，进而使学生了解作家创作发展的流变。 经过纵横交错的对比，学生对中国女性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以及整个女性小说创作的发展流变，有了较系统、完整的了解，并且掌握了分析评论女性作家作品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切入方法。以此类推，对其他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方法的教学，亦可采用此法。 （二）通过拓展课堂教学激发兴趣 众所周知，作家生活、成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基础。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延展活动。 到著名作家的故乡实地考察，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以及作家的成长经历，从而增进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情感等因素的理解，也易于理解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广西河池、南宁、北流等地，考察20世纪90年代晚生代著名作家“广西三剑客”东西（广西天峨县）、鬼子（广西罗城）、李冯（广西南宁），以及90年代女性主义代表作家林白（广西北流）等作家的故乡，了解岭南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可以组织学生到陕西的商州考察粗犷的陕南文化对贾平凹创作《废都》等作品的影响；到陕西的白鹿原考察质朴的关中文化对实创作《白鹿原》的影响；到湖南嘉禾考察古朴的湘南民风、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对古华创作《芙蓉镇》的影响，等等。通过考察，学生对作家作品中描写的自然风光、建筑特色、民风民俗等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家、作品的心理距离，进而产生亲切感，使学生更容易理解作家的创作个性，从而激发学生深入研究作家作品的欲望与兴趣，也使教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三）通过体验作品情境激发兴趣 针对文学课的培养目标，王卫平教授曾经说过：“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3]” 当代文学教学亦如此，而实现这一教学目标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设置特定的教学情境，组织学生自编自演作品情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作品情景再现的活动中来。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设置作品精彩片段的人物对话情景，让学生分角色模拟对话。如教学赵树理的《登记》这篇小说，可以选取“燕燕”与“王旦”在区公所“登记”的片段，由三位学生分别扮演“燕燕”、“王旦”和婚姻登记处的“王助理员”，三个角色进行“登记”过程的精彩对白，使学生形象地体验“登记”场景，从而深刻体会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二是把作品中的精彩片段改编成剧本，让学生自导自演，如《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住招待所的经典片段，或者老舍先生戏剧《茶馆》中的某一幕戏，甚至可以举办大型的课本剧大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剧情表演中来。学生在自导自演的过程中，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通过认真研究剧情、人物以及作家的创作目的，不但对作品有了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感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互动能力、组织能力。“演员”与“观众”都兴趣盎然，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 每次活动过后，教师还要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谈谈各自对作品的看法，并将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逐步训练、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作品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通过展示作品实景激发兴趣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以形象性的教学引发学生兴趣。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已成为常态，而当代文学教学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运用效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资源，如著名的作家形象、作品创作的原型、作品的场景描写、戏剧的剧照、由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片段等与作家作品有关的图片、视频，均可成为教学的最佳辅助材料。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课堂信息容量大，便于师生互动，同时，声音、图像、文字三管齐下，使学生对作品的描写感同身受，极大地改善了传统教学中教师讲述、板书的枯燥乏味现象，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讲授莫言的《红高粱》，教师可以制作幻灯片，展示高密东北乡一望无际的高粱地、火红灿烂的红高粱、轿夫抬新娘的喜庆场面、酒坊伙计们酿酒的红火场面和喝酒祭酒神粗犷豪放的场面，然后引导学生发挥想象，结合小说内容谈谈自己的感想，以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学生自然会联想到如此美丽的自然风光，如此勤劳、豁达的人民，如果没有外来侵略者的侵扰，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与宁静。#p#分页标题#e# 这就使学生对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尊心，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其他作家作品的教学，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制作教学课件，使学生在直观形象的教学中提高学习兴趣。 总之，高校当代文学有效性教学策略还有很多，只要教师真正用心研究探索，敢于改革创新，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必定能使当代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

当代文学篇6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1]朱丕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胡俊飞，李游.唯物史观下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非民族”论批判[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当代文学篇7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问题日益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其中包括召开专题学术会议进行研讨，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系列论文也以比较集中的方式的在期刊上发表（如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笔谈”专栏、《北京大学学报》开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笔谈”专栏和2006年《江海学刊》开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笔谈的专栏等），参与讨论和执笔的大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重要的名家。在大家几乎以“集群”的方式空前地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的现象的背后，一个无争的事实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在新旧世纪交接之时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如何祛除困惑，成为每一位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祛除困惑的前提，我们首先当然要弄明白我们困惑的是什么？它又来自于哪里？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而言，对其困惑的终极体现是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在“教”与“学”的双方都共同存在着。作为教师，王晓明的一段话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1]？

作为学生，他们的提问则更加直接，我曾经常遇到学生这样问我：“老师，我们学这门课到底有什么用？”尽管两者提问的角度不同，前者体现出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本学科应有的反思，后者无疑只是功利性的打算，但两者的发问在一定意义上又确实殊途同归，共同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也是整个文学）在当下的困境。对于文学的未来，从事文学的人对其从来就抱有清醒的认识，周作人认为其未来“都将引退到安静的图书馆之一室”[2]。这在献身文学的人身上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何况这样本身也可能有助于文学自身质的提高。但文学的这种“未来”对其在当下的教学而言，确实构成了对教学者的挑战。具体而言，这种挑战既有来自于宏观的社会时代环境、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也有由此而导致的学生受众方面的情况变化。首先，在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推进，商品化大潮汹涌的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学生受众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当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系科、专业类型选择上普遍抱有“理工法商为上、文科为下”的心理情结，文学因其本来的命运只能躲在书斋而无法走上“十字街头”，显然无法在一个到处充斥着功利性的时代环境下获得人们的青睐，因此进入中文系学习文学只能是一种“行有余力者”的行为。而那些即使进入中文系学习的学生，多半也不是主动的选择，他们在入学的第一志愿填报上很少是中文系，所以学习中文专业只是他们为了进入大学的一种无奈之举。他们对文学本来就没有兴趣，所以虽然身在中文专业，往往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愿花时间去读作品，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考级”、“考证”上，以便为将来的就业增加机会的砝码。文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尽管每位讲授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在讲课之初就会提到文本阅读在学习这门课中的重要性，也往往会开一份必读的作品书目。但在学生这面真正做到的微乎其微，通常情况是老师讲归讲，他们未必做，所以一学期下来，问到他们作品，都是一脸的茫然。另外，高等教育改革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带来不小的冲击。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时代过渡到大众化教育时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本科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但对人才的要求却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由此专业教育也朝着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方向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盘高等教育改革的旗帜下，原有的专业性在本科阶段被削弱，由此导致在教学实践中出现严重的课时不足现象，原来一直作为中文系主干课程被“大讲特讲”，现在却被更多的选修课程所挤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目前各高校的教学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时段讲授，每个时段各讲一个学期，每周差不多就3、4个学时，若以每学期平均18个教学周计算，最多也就72学时（事实上由于节假日等因素根本上就达不到）。在这样紧缩的课时内要想把课讲透彻，对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来讲不消说是大费脑筋心神的一件事。事实上，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很难避免给学生留下一种“虎头蛇尾”的印象，即学期初讲得“浓墨重彩”，学期快结束时，因为赶教学任务，只好“潦潦草草”地讲过。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而言，我们应该多思考诸如本课程的教材建设、教学内容革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问题，从而真正扭转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下面我主要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做几点探讨。第一，大胆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和开辟第二课堂，激发和培养学生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在教学内容上淡化文学史的线索，增加文学作品的分析，已得到大家的共识，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读作品，不然这样的作品分析对于学生来讲仍然只能是被动的知识接受。另外，大家都意识到传统的单向度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需要，主张积极地使用讨论式教学法，但讨论的基础仍须建立在熟读作品的基础上，在学生不读作品的情况下来讨论，只能是教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我们目前面临的教学困扰之一就是学生不读作品、少读作品，即使读，也是快读、略读，所以激发和培养学生阅读作品的兴趣是我们这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做法一是通过引入影视文化资源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唤起学生阅读原著的热情。影视文化属于快捷文化，不像读作品那样耗时费力，学生们总是先容易接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库里，有许多经典的作品，如鲁迅的《祝福》、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四世同堂》、钱钟书的《围城》等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在讲授这些作家的作品时，可先在课外安排学生观摩根据作家作品改编的影片，以唤起他们对原著的阅读期待。比如在讲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就有意识地让他们先观看影片，同时适时地布置“从电影到小说———我观《边城》”的小论文作业，学生们在观看影片后都能自觉地去读作品，待到课堂教学时，大家纷纷谈自己的观后感和读后感，我只是就学生们的发言作一下最后的要点总结，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可引入教学的影视作品不一定非得是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定的教学内容，我们也可引入与此具有类比性的影视作品作为“引线”，以唤起学生去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影视与文学两者采用不同的艺术媒介，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但相同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在最终的艺术传达发面也可存在相同的地方。在讲授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时，我先引入一度热播的电视剧《亮剑》，就该剧表现战争的视角、主题开发以及军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做了分析，同时穿插西方表现二战的影片如《拯救大兵瑞恩》等进行比较，讲述了中西方表现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的不同特点。由于这些影视大学生们都比较熟悉，所以讲授起来比较受学生欢迎。在此基础上，我提起革命战争题材小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这类小说的艺术表现特点。

由于课堂上同类影视作品激发的兴趣，课下同学们主动阅读了《保卫延安》、《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等作品，并得出我们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洋溢着更多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息，缺乏西方同类作品所具有的悲天悯人情怀的艺术认识。除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外，我们还利用丰富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开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第二课堂，如举办诗歌朗诵会、话剧汇演等活动，老师参与组织和指导，安排学生朗诵现代诗歌、排演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和剧目，同样激发起学生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在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和开辟第二课堂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我们也要避免极端化的做法，反对就影视谈影视，就演出话表演，这不是我们的原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以此唤起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热情，让他们获得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可能带来的艺术享受。第二，坚守文学立场，注重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其“基础性”就在于担负着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感受力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的重任。这样，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对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创作现象等属于文学史的知识性内容尽量在课堂上少讲，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分析上，最终通过作家作品串联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线索。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也存在着不小的误区。一种做法是教师倾向于使用中外各种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理论的运用只要得当，自然有助于对作品认识的深化并读出新意，但它往往也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在根本上不符合文学欣赏的规律。教师在课堂上用理论把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时，而对于那些对所用理论不甚明了的学生来讲不免还是在听“天书”的感受，所以往往是教师讲得高兴，学生听得迷糊。另一种做法则恪守传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三段论式的方法，虽然是作品分析，但就学生的接受来看，最终还是要点的记录。以上两种作品分析法的共同缺陷就是割裂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在具体的分析中不能发挥学生的艺术想象力，不能真正进入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文学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情感教育，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向学生挖掘和展示“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3]。

基于此，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坚守文学立场，回到文本自身，采用文本细读法，向学生展示文学作品内在的丰富世界。比如在讲授台湾现代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时，我详细分析这首诗的主题意蕴。首先从诗的意象和情趣入手，这是一首闺怨诗，但它与传统的闺怨诗相比较，它采用的不是女性视角，而是男性视角，由此显示出现代诗的艺术特质；其次，转入现实的背景，此时作于1953年，诗中的“过客”正好隐喻了当时从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台北人”的心境感受，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是流寓台湾而非定居台湾。最后，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首诗其实还表现了人的生存境遇，人在世上摆脱不了身为“过客”的生存困境。逐层递进，一方面使学生感悟到这首诗的多重内涵，另一方面这样的解读也扩散了学生们解读文学作品的思维，让他们学会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欣赏文学作品。第三，转变考核方式和学科成绩评定方式，注重考察学生的分析能力、写作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就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看，主要还是考试，往往是一张试卷就定了学生的“终身”。再加上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对试卷的考察，一般都固定要多少题型，要制定详细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只会助长学生死记硬背课堂笔记的能力，即使那些平时不怎么上课的学生，在考试前将别人的笔记复印过来，临时突击，也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另一方面这种考核方式根本上也有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文学）课程的性质，不能见出学生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能力，更不能见出他们的文学素养。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革新的情况下，考核和课程成绩评定方法也必须得到相应的转变。我们主张在坚持考试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式。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试卷的制定上，减少注重知识考察的客观题型，增加对文学作品分析的主观性题型，考察学生分析作品的能力；二是将平时的小论文写作、学年论文写作纳入考核范围，并作为评定课程成绩的重要指标，以便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突显。三是将学生的第二课堂表现，如现当代诗歌朗诵、话剧汇演等也作为评定学科成绩的参考因素，考察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和表现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诸多困扰的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贡献出许多理论见解，但真正让学生对这门课产生兴趣，热情地去上这门课，仍需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和完善。

当代文学篇8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钱旭初把1978年前后中国文坛开始的大规模现代化的文学运作确立为当代文学的起点。将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这确实很有点“颠覆”我们惯常思维的意思，可能我们很多人未必能够全盘接受。但难能可贵的是，钱旭初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来考察，使彼此获得一种照应，既深化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认识，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重新打量要一下现当代文学。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确立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标志着现代新文学的确立，但是“人”的主题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启蒙”的主题被“生存”的主题所冲淡，在战争文化的规范和要求下，文学的现代性被相应消解掉，文学家们在文学中普遍表现出一种群体的宣传与战斗的工具性效应;职是之故，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被视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伏笔或漫长的前奏，它的时间量度与现代意识的社会文化强度还不足以将五四时期的现代意识纳入“当代”，因而这是一个一开场就是高潮的序幕和前奏。而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又主要是依靠五四时期的能量惯性在进行文学的运作，与世界文学的即时性发展并不同步;至于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其主要信息资源是来自民间的乡土文学，是在战争政治与农民大众化结合中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的，由此文学不能在更深的、更现代化的路途中得到养分。同样，也正是依据“任何一个生命体系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能量的交换”的熵定律，钱旭初认为1949年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的信息源基本上仍然是空白的，在这漫长的文学格局封闭的几十年中，虽然也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大变革，但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性质而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无论是50年代的“颂歌”，还是60年代的“战歌”，抑或是“”时期的“独歌”，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乃至于表达形式等都与1949年前的新文学创作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的工具性理论才逐步得到澄清，文学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看到，钱旭初在本书的论说中并无哗众取宠的意思，而是在细细探究文理脉络、对文学创作主体精神进行详尽考察的基础之上对文学的性质进行重新评估的。他的言说持之有据，论之有理。还有，本书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当代文学是转型期的文学”这一观点。因为在钱旭初看来，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每一次转型及各种现象都演化、积累成当代文学的历史，政治制度、经济方式、文化形态、作家队伍、创作姿态、作品风格、传播方式等众多的因素都在不停地变化、转型;因此，无论是新时期之前、还是新时期之后，都是漫长的转型期。我们得承认，钱旭初对当代文学起点的认识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相关论说确实自有他的道理，是本着文学本体的精神内脉考察的结果，真正令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层面，引领我们回到了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打开了一条崭新通道。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从写书的体例上看，《转型期的文学嬗变及其言说》在上篇“转型期的文学嬗变”中对新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都作了条分缕析的梳理，体现着研究者那么一点为文学立史的雄心。说它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一个研究者独立撰著的新时期文学史，并不为过。

当然，本书上篇并没有刻板地要“造”当代文学的整体之“像”，也没有分门别类地为我们描画新时期的文学版图，毕竟，它道出的只是一个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园地耕耘了差不多30年之久的研究者对新时期文学非常个我的心得体会。也正是因为个我，也许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可能不那么全面，但却一定是有着自己凝重而睿智的思考在其中的。在重新厘定了当代文学的起点之后，钱旭初是以朦胧诗的产生作为当代文学从“新古典时期”跃迁到新文学阶段的“奇点”的。在他看来，1978年《今天》的创刊使得中国文学的整个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学得以迈向新的天地，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当代文学自此诞生。在谈到曾经的文坛“大哥大”———诗歌地位在后来的旁落时，钱旭初的解释令人信服:诗歌作为情绪性的作品而往往能领一代，但当文学思潮定型之后，因容量与场面的弱点则会让位给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等叙事性作品。在阅读本书“上篇”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也会产生一些不满足。比如，我总是感觉着，研究者若是能把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也纳入其中进行阐述，作为一个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不是会在对当代文学的“起点”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共同特点的论说上更具有说服力?还有，在专章论述意识流小说和荒诞派小说时，我感觉还是有些失之简单了，而且固执地以为，研究者若是能把这二者的发生背景以及相互之间那种在我看来缠绕不清的关系“打理”得更清晰一些，并且能在具体文本阐释上再细致一些的话，是不是会令本书更出色?也许这近乎求全责备了。

只要这本“文学史”能把我们引领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张望新时期的文学风景，让我们领略和意识到原先不曾想到的东西，也就足够了。在下篇“转型期的文学言说”中，我们看到了这部著作的又一个亮点，那就是研究者特别注重考察今天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诸种“新”因素———网络、影视、期刊运作等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它们的反作用。论者是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和宽容平和的心境来看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前景的。网络文化的娱乐性含量的增加会使得文学的阵地缩小，当代文学将相应萎缩，纯文学作品将退守到最后的精神高地，这种情形令深爱文学的钱旭初流露出落寞，可他也并不因此悲观，论说中还是显现着对这“最后的精神高地”的坚定卫守和满满信心来:“当然也正因为有这样一块高地，未来的当代文学还不至于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这或许是文学的悲哀，但这悲哀后面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只是，也只能是其中一个普通的成员”;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作家———知识分子的担当:“作家面临着文学的退潮、经受着影像文体的冲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立场，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灵魂的征战中怎样向自身挑战，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永远是文学作品的本质，无论在哪个时代。”同样，在讲述到文学与影视的存在性关系和观念考察时，除却对通常人们所能见识到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论述外，钱旭初更看重的是文学工作者和影视人如何正确调整自身观念以真正站在人道基础上展现生命活力和生命过程。此外，从这本书的写作来看，不论是在对如路遥、冯骥才、王安忆、北村、阿袁、郭平等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还是在对新时期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思潮的宏观论说，钱旭初都更重视“人”的因素———文学作品中的“人”和写文学作品的“人”;换言之，他始终注意从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考察入手来重新探讨文学的性质，力图透过文学作品深入关注和把握知识分子的人格现象和精神走向。这无疑是本书考察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般人往往会觉得文学研究属于象牙塔里的事业，似乎对现实无法发挥作用;但钱旭初在本书中的讨论却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当之无愧地也是人学，他的研究不仅仅关注的是如何推进当代文学的建设，其实更是指向繁复多变的当下的、更是直面鲜活生气的现实人生的。也正是因为此，本书才会新见迭出，不断地发人所未发。譬如，他在论说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人物情爱关系的处理时，发现路遥在现代新思维的表述中流露出的生命意向与伦理主义的矛盾:“作者不是把爱情观念放在生命活动与生命体验的高度，而是把它的终极目标放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同情、怜悯式的伦理主义爱情观的基点上。”在对阿袁等人校园小说的分析中精辟地道破其症结所在———知识分子独特的主体文化特征的沦丧，看到了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传统观念被解构之后的欲望追逐，由此呈现的只是世俗化、大众化的身份。在谈及新时期文学中的“多余人”话题时，他认为“多余人”以激进思想冲击旧的框架和模式，带有进步意义，相较于国人对乔光朴、李向南式的“英雄”、“清官”崇拜所体现出的无主体情感需求、缺乏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来说，在“多余人”身上，他看到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与五四相近的偶像破碎与观念重整之后的个体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