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范文

道德绑架范文第1篇

我们总是可以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让自己去做那些理所应当的事情。虽然这次给不一定有利。虽然自己不一定喜欢，但是有一道的和各方面的原因就是要被人去做的。

有时候被束缚着的不一定是环境不一定是一点也不一定什么个人，而是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和道德绑架。

但是，所有没有办法去拒绝。

除非真的完全脱离这个人类的圈子。

而且这个条件又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好像大多数是后门，一直都在期盼着那些不可能发生的梦香经常的白日做梦都是我们常用的状态。

到底是不是白日做梦，提前空分析。

道德绑架范文第2篇

大家好！我来演讲一篇有关道德的演讲稿。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三个场景，场景一是一大妈让一小伙子让座，小伙拒绝了，双方发生纠纷。场景二是一个小伙子给了一个年轻乞丐一元钱，而乞丐并为此而所索更多的钱。场景三生一小孩子拿石头划一辆汽车，车主向孩子母亲反应却被指责与孩子一般见识，并因此发生口角……这三个事件都在告诉我们道德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道德绑架。

近年来，这样类似的事件频频被曝光出来，如一大爷要求一年轻人让座，广场舞占用公共用地，时间安排不合理而扰民不断发生，不断的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本来让座给老弱病残是我们人人倡导的，但被这样的人加以利用实在让人心寒，大爷大妈们在休闲娱乐之际跳起广场舞也无可厚非，可大妈们却不分时间段的去跳，音乐震耳，何以不扰民？华夏泱泱大国，传统美德传承了子子孙孙，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而又丰富的精神财富，尊老爱幼的美德，早已融入我们的血与肉中，深深刻入我们的灵魂里，这社会需要我们践行这种美德，但前提是这是互相的，不是以一方的意愿就行的。

有人曾经说过：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它亦皱眉看你，你微笑待之，它亦抱之以微笑。人也一样，这社会并不需要其中一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任意的指挥别人，更不需要以其价值观去评判任何人。在台湾有一公交车上，一女孩满脸的倦容坐在了老人孕妇座上，她似乎困的睡着了，手上的手机中放着几个大字：让我睡一会儿，有人要做可以叫醒我，看着不免让人心泛起了苦意，年轻人是身体健康，但他们有时也会疲惫，也会生病，谁能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稳的“座位”呢？这世界是平等的，我们并不能把自己立足于道德最高点，我们讲究的是道理，而不是一味的道德“绑架”。

孔子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拒绝道德绑架，让心灵与心灵更加贴近；拒绝道德绑架，应该从你我做起；拒绝道德绑架，才让社会充满爱！

道德绑架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道德绑架 义务 权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道德绑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些“道德绑架”的例子：公交车上不给有需要的人让座，可能就被指责为缺乏教养、没有道德，甚至招来耳光；假如成了道德标兵，就只能处处奉献，牺牲自己、帮助他人，否则就是“欺世盗名”……在今日中国，诸如此类的事情太普遍、太常见了，以致于一方面可能苦于自己被挟持、被强迫着身不由己地去“做好事”，另一方面也可能不自觉地参与了这种挟持和强迫。

“道德绑架”是对权利的一种侵犯

有些人认为，“道德行为”扎根于人的本性，任何以外在压力来强迫他人做出“道德行为”的做法，都是“道德绑架”。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诸如谴责某人弃养父母，声讨某人背叛妻子或丈夫，批评、处罚某人随地吐痰、在公园里攀折花枝或在深夜喧哗扰民等，自然也属于“道德绑架”。这显然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将此类行为看作“道德绑架”。这里的区别在于，赡养父母、忠于配偶、不随地吐痰、不扰民等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义务。对于道德义务，使用一定的外力，特别是舆论的力量，来迫使人们履行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确实，真正体现行为者之利他善意、德性品行的行为，只能是出自行为者自由意志的行为，强迫不可能产生这种意义上的道德行为，而只能产生“非道德”（不是“不道德”）的顺从行为。但是，在道德义务的范围内，必要的外在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进行道德规训的必要手段。因此，不能说对“道德行为”的任何强迫，都是“道德绑架”，只有当强迫、要挟发生在要求他人去做超越其义务的奉献时，才是“道德绑架”。换言之，当一个人履行了他的道德义务以后，他可以进一步继续奉献、继续为善，社会也应该鼓励他继续为善。但必须明确，他是否选择继续为善，做出超越于其义务的奉献，那是属于其“自由”范围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范围的义务。如果将他的权利视作他的义务，以要求义务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权利，导致的就是“道德绑架”。也就是说，“道德绑架”是对权利的一种侵犯。

道德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的义务，即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必须要做哪些事；一是消极的义务，即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一定不能做哪些事。相应地，道德领域中的外力强迫或者说“道德的强迫”也就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外部压力强迫一个人去做他必须做的事，另一种是禁止他做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发现，发生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令人反感的“道德绑架”，基本上都是对第一种“道德强迫”的滥用。

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绑架”现象相对凸显

回顾中国以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确实一直存在着一种将“利他取向”的道德行为与外在强制联系在一起的基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化或者说道德的政治化有关。传统中国强调“德政”“仁政”，教化的政治和道德混合在一起，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没有相对明确的区分。于是，一方面，常常以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实利来回报某些人的善行，如“举孝廉”，这导致“伪君子”盛行（一个社会无疑应该鼓励、景仰善行义举，但不能使善行义举变成晋升的门槛，否则必然导致伪善盛行）；另一方面则又将政治领域中的强制性方式施用于道德领域，如以强迫性的“顺”来规范“孝”，以“为富不仁”“六亲不认”等指责来索取原本应出于自愿的施舍和帮助。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绑架”的意味。不过，传统社会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以及交往中的伦理关系，更明确地说，助人和受助的关系，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特定的熟人或者说私人之间。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系、调节私人关系的道德。而在特定的私人之间，往往会比较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应该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的积极的义务感。因此，尽管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对于道德行为中或隐或显的外在强迫也会感到压力，但一般还不致于产生“被绑架”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内心里面也比较容易认可，在亲人亲戚、朋友邻里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但现代社会不同。从根本上讲，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和熟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相互之间的期待也不同。这不是说陌生人之间没有义务，但社会中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熟人之间的义务在内涵和表现形态上是不一样的。首先，在陌生人之间难以产生熟人之间那种相互帮助的直接的义务感，要求甚至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去帮助一个与自己没有情感联系的陌生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一些基本的积极义务都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如纳税），通过国家（政府）来间接地实行的，也即积极的道德义务转变成了明确的政治性义务。其次，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主要表现为消极的义务，即不做妨碍、干扰、影响别人的事情。在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中，只有当一方违背对方的意志干扰、妨碍了另一方时，给予舆论谴责等适当的外力强制才是必要的、正当的。否则，在一个人履行了基本的法律义务之后，任何再以道德的名义来迫使他做出额外奉献的行为，都是对“道德强制”的滥用，都是粗暴的“道德绑架”。并且，这种“道德绑架”侵犯了别人不受干扰的权利，妨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道德义务主要是一些消极性的义务，即不去做什么的义务。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赞成人们超越这种义务而去做出更多的善行义举，去为增进社会公共福祉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而是社会应该鼓励、景仰善行义举。而且，一个良好的、有生机有活力的、能增进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公共福祉的“好社会”，需要社会成员更积极的行动。问题是，怎样才能引发、培育出这样一种道德意识和精神？要引发培育人们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怀和积极奉献精神，诸如要大公无私、要奉献牺牲之类的说教无济于事。恰恰相反，我们不能一下子从“大公”开始，而必须从“小公”开始，通过对那些人们比较容易切身地体会到与自己之休戚相关性的小范围的公共事务的投入参与，让他们慢慢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人与人之间联合起来的、相互关联的利益，进而在这种体认中，逐步地、习惯成自然地引发出人们的公共关怀和奉献精神。而“道德绑架”，是绝对不可能“绑架”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

“道德绑架”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权利意识的缺失

“道德绑架”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且还败坏真正的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那么，为什么在今日中国社会，这种现象会变得如此常见呢？笔者以为，表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今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怨恨心态有关。

德国思想家舍勒曾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在实际权力、资产和实际修养上存在极大差异，另一方面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观念却不胫而行，从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那么，这种社会必然会集聚强烈的怨恨。从平等的价值观念出发，大家都应该一样，别人应该与我一样，但实际上，别人与我大不一样，有那么多人都比我有钱、有权，比我优越，为什么别人可以那样，而我必须这样？当然，现代文化所公开正式地承认和肯定的平等价值观，是允许和鼓励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奋斗、竞争而变得一样好，一样“有价值”。

着眼于当下中国社会，笔者以为，导致“道德绑架”的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权利意识的缺失。这不仅仅是因为“道德绑架”本身是对被绑架者之正当权利的侵犯，还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怨恨”本身就与权利意识的缺失密切相关。如上所述，怨恨是平等的价值观念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间紧张的产物，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平等”以及在现实社会中保障这种“正确理解的平等”，就决定着“怨恨”心态是否会产生与流行。如果⑵降壤斫馕“无差异”，那么，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消除“怨恨”。因为，无论怎样都没有可能达成“无差异”的现实社会。但是，如果将平等理解为以“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方式得到明确的那些方面的平等，那么，人们就能容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因而只要社会切实保障这些方面的平等，也就能消除怨恨产生、流行的土壤。

在某种意义上，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制度体系，就是在一方面应对市场机制形成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对下层无限制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在肯定并维护平等的同时，并不否定自由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差异。于是，法律制度一方面通过落实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特别是保障社会下层有尊严的生活，并限制强者的特权，实质性地限制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从而从现实结构层面缓解可能产生的怨恨，另一方面则通过促成上述这种关于平等的共识，使人们认识到并承认，平等乃是公民身份和与之相连的权利（及相应义务）上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之间的无差异。因而，它在赋予追求平等之正当性的同时，也给了这种追求以限制和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那种追求“无差异”之平等状态的激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怨恨。但是，毋庸讳言，在今日中国，这样一种立基于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正确理解”的平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完全确立起来。于是，一方面，强者常常将自己的优势转化成不受限制的特权，甚至“赢者通吃”（因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尊敬”），现实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得不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平等的“正确理解”，大众对无差异式之平等的无休止追求也得不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笔者以为，这是今日中国社会中“怨恨”泛滥的土壤，也是作为“怨恨”之宣泄的“道德绑架”之最为重要的根源。

如果说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意识的缺失是“道德绑架”之最重要的根源，那么，消除“道德绑架”现象的根本，也就在于要确立这种意识和保障。“道德绑架”何时休？也许作为个别的现象，它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当基于公民身份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普遍地确立起来，并且在制度性的实践中得到切实保障的时候，这种现象必将大为减少。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道德绑架范文第4篇

道德绑架，是指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

在P于道德的讨论中，一个群体声嘶力竭地主张某种道德，另一个群体可能就觉得自己被“绑架”了。

“道德绑架”往往是公领域道德对私领域权利的侵犯。道德往往需要人们让渡一定权利，但是这种让渡必须是自愿、非强迫的。道德主张应当以尊重权利为前提，不能用道德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更不能用标签逼迫一个人放弃权利。

[ 运用方向]

1. 公众角色。“道德绑架”既有媒体的逼视，又有公众的审判，具体表现为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窥探，而给被关注的个体带来了他们本不应承受的压力。社会大众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道德绑架”都应慎重对待，应以不损害被求助者的个人权利为底线。

2. 舆论导向。道德绑架的实质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比如半强迫性的捐款、本不该进行的道歉等。舆论导向不只建立在大众期望上，还应符合相应的法规。

3. 君子之风。小人和君子良莠两分，本无争议，但现在有一种“宁做真小人，不作伪君子”的口号。实际上，许多人走向真小人的方向，是个性普遍被压抑的环境导致。因此，提倡“君子之风”，温和而坚定地提升个人修养正当其时。

4. 个人修养。有些喜欢以“道德”名义限制他人的人，往往是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表面上参与对明星等的道德限制是因为所谓的正义，实质上是以此来获得自我的满足。我们要加强个人修养，切忌总以道德的判官示人。

5. 清者自清。对于“道德绑架”的争论，正是有关价值观多元的辩论，但清者自清，无须计较。

[ 习作片段]

前段时间，网络及微信圈皆被罗尔“卖文”为女治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许多网友被“道德绑架”纷纷指责事主，也有人非议这种“道德绑架”方式的残忍无道。评说罗尔这一类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通过人们的自律或一定的舆论对大家的生活起约束作用。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体现了一种君子的基本道德准则，通过不断提升自我修养，使自己“合乎道”，甚至一日三省以达到道德自律。但众生芸芸，我们又不过是其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人，没有孔子那么高的道德觉悟，没有孟子那么坚决的自律决心，又如何长期自觉地保持“自律”呢？这个时候，“他律”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反观罗尔，卖文救女，并没有错；但利用网友的同情心，钻打赏的空子以此获取利益，也是事实。这个时候，舆论往往可以基本反映出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道德评价，它在无形中成为一种道德压力，约束个体的行为，引导个体的价值取向。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他律”也需要一定的量度。

直至今日，此事件依然在发酵。有律师认为本案关键在于取得钱财的方式和途径，就目前看，尚难确定罗尔应负什么法律责任。法律专家也认为罗尔的行为属于求助行为，不属于慈善法规制的对象。

可见，道德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境界，但一味地“道德绑架”就会造成道德判断的逻辑混乱。我们不妨洁身自好，以“自律”为本，以“他律”为镜，厘清事实，还原真相，公正地对待一切。

[ 亮点评说]

道德绑架范文第5篇

奕星 心理咨询师：

《唐顿庄园》里，有位看穿一切又毫不点破的卡哇伊老奶奶。她那句“你站在道德高地上就不冷吗”，让老奶奶火得不要不要的，被很多网友赞“三观正的没朋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空间里，站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的人一大把。比如，当年小悦悦事件曝光后，网络上一边倒地指责路人见死不救，在铺天盖地的声讨中，这些路人简就是谋杀小悦悦的刽子手。可事实上，这些大喷口水的人遇到类似情况，并不见得能做得如何出色。这不仅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也有旁观者效应、责任融合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以道德的名x，利用过高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现象，通常被称作道德绑架。那么，如何判断是否遭遇了道德绑架呢？知乎上一个网友给出了答案，我觉得十分清晰、明了。他说：一件事你主观上不愿去做，或客观能力不支持去做，不做也不违法，但别人却希望或要求你去做，而且是扛着道德大旗来要求你，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据此对照，小C主动替弱势群体站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但不考虑同事的处境和现实，动辄抢白他人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显然是对他人进行道德的绑架。

其实，除了的人，普通大众都是尊重道德的，但对道德绑架往往嗤之以鼻，对实行道德绑架的人也是敬而远之，甚至毫不客气地予以打击。可即便如此，为何还有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标榜自己，指责他人呢？

马斯洛需求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个体最高层次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所有能获得这种需求的行为中，估计进行道德评价大概是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你要被同事认可，业绩至少要处于中上游吧；你要赢得朋友肯定，生活领域总不能太差吧。这些都需要才华、能力、学历、情趣、爱好等做支撑。相比而言，道德评价以道德为砝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显然这种冠冕堂皇干预他人，从而获得自我满足的方式几乎是零成本。

从个人角度而言，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的人，不排除其本身就是缺少道德的人。他们以道德标准约束和规范他人行为的同时，达到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这种闪耀着道德光芒的言论，让他们似乎成王成圣。

诚然，建立道德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往成本。但私德律己，公德律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无害，那任何人都没有入侵私域、指责对方的权利。我记得天津港爆炸事故后，有网友留言质疑马云为何不捐款。指责者说明星都捐了，你马云这么有钱为何不捐？这显然就是一种入侵私域的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范文第6篇

今天我在微博上看见一条消息，关于让座，一个女孩子生着病坐在椅子上，来了一个老人，周围的人看见女孩不让座都觉得这个女孩十分的没有羞耻心，最后女孩迫不得已让了座位。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让座是情分，不让座是本分，没有谁是必须让座的，法律上也没有这个规定，我们不应该道德绑架任何一个人，当让座这件事情过去夸大，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套，我不是提倡不让座，而是提倡不要道德绑架。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尊老爱幼，上车的时候也会听到车上的乘客请给老弱病残孕等人让座，让座这个词已经深深地刻入我们的脑海里，看到老人，孕妇，残疾人的时候都会反射性的让座，这个是一件好事，毕竟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涵养，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年轻人生病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因为年轻看不出来，大家强行道德绑架非得逼着人家让座，这个是不提倡的，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道德观来衡量其他人的道德观，道德绑架这种事情我们看到过很多次，这种不良的风气应该制止。

创造和谐的社会首要条件就是约束自己。

道德绑架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 社会现象 道德绑架

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泛指人类社会形成至今的种种特定社会现象。道德绑架在当今社会可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的存在并不合理，但却被大多数人本能性地频繁用于各事件之中。

一、道德绑架概述

道德绑架即以自身观点去要求他人，通常人们容易忽略非常重要的三点：第一，道德的范畴是什么，即怎样是道德的而怎样又是不道德的，这样的道德标准衡量虽大体上一致，但具体评判标准却还是因人而异的；第二，道德是用来律己而不是用来律人，在苛责别人之前应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做；第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无须强求别人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己所欲亦无需强加于人的道理却显得不甚了了。凡进行道德绑架者，归根结底是源于自身思想模式固定化，且对某些人与事缺乏包容性，简而言之便是：我认为它是对的，但你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是错的。事实上，一件事情我认为对，那么我自己这么去做即可，他人没有义务遵循我的思维模式去行事，且别人做或不做与我并不相干，更进一步说，我并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不相干的人如何行事。由于国人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对保守，许多既定思想被沿袭至今，就大方向而言，人们的包容度在某种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幸福指数。

二、道德绑架的几种形式

许多道德绑架观点有着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逻辑，毕竟每个人所处环境与个人特性均有不同，对于每件事的看法、感知和处理方式必然有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1、 大家都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汶川地震时有人买了新车在微博上发图，

舆论却将事件推向了道德层面，无数批判性话语以倍增速度相继出现。当人们质问着“你有钱为什么不拿去捐”时，却自动屏蔽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自己捐了吗，捐了多少；第二，也许实际上他捐了，因为捐款与买车并不冲突；第三，他捐或不捐究竟是该由他的良知来决定还是由别人的道德观来支配？

事件发生，国人爱国情绪高涨，这是好事。然而，无数暴力事件因此相继在国内出现，砸店毁车甚至伤人，损害的都是国人自己的利益。中日关系并非历来如此，在事件发生之前，卖日系商品、购日系车的这一类人并没有预知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或许只是没有经济能力关店换车，何况他们购买的钱已经给出，此时再来关店换车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任何影响，反会影响国内经济。在特殊时期可以拒绝日货，但这个意思仅仅是不再购买，并不是毁掉已经属于国内的日货，更不是伤害曾买日货的同胞。打砸者忽略的是，打的是自己人，砸的是自己人的东西。对同胞的道德绑架以及一系列过激行为并非爱国，仅仅是偏激心理作祟，却因此伤害无辜。

某明星宝宝出生时正赶上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她分享喜悦却换来骂声如潮甚至被逼道歉。恐怖事件的受害者当然是应当被哀悼的，每个人都会为他们的不幸而感到痛心。但同时应注意的是，恐怖事件并不是由无辜被骂者所造成，只是她的喜事刚好与这件悲事在时间上相冲撞，为宝宝的出生而开心并不代表不为受难者而悲痛，毕竟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仍要继续正常生活，各人对于各事的处理表现亦均有不同。况且，是否她不发宝宝照片而沉浸在痛苦之中便能让死者死而复生？哀悼是出于人类的情感本能，但哀悼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对事件起到多大作用，予以关注是应该的，但不必让它影响到自身，若真对此事十分在意，那么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对此事有帮助的实事，而不是在网络上进行道德审问。

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问题至今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农村父母为养家而外出务工，他们身上往往背负着全家人生活费用、医疗费用与孩子教育费用的重担。每当此类新闻播出，评论往往一方面责怪政府保障机制不全，另一方面责怪父母不该远离家庭。如果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会发现几个不合理的责备点：其一，离家不是本意，而是经济所迫，若不拼命挣钱则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若放弃工作谁来承担一切，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二，政府早已在努力，但贫困人口众多，暂时无法顾及全面应当予以理解；其三，大多数评论者并未处于或曾处于这种环境中，也许并无设身处地想想他人境况，且他们在虚拟网络中叫嚣道德的同时，也许并未做出相应实事为其分担。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亦如许多人将结婚生子与孝道扯上关系，其实这仅是个人选择，父母希望儿女幸福，自然会对孩子产生许多希冀，其中当然有些能做到而有些做不到，做不到绝非不孝。无需用既定规律来指责差异，对于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做法，可以不理解，但是应尊重，切忌用恶言恶语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2、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你得这样，否则就是不对。校园暴力事件时常上演，部分原因是抢劫或纯粹欺凌，而更多是因矛盾而斗殴。中小学生三观尚未完全成型，看待人事物不甚全面，更易于从自身角度出发，往往以自身道德观约束他人道德行为，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如果他人做了，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对他人进行所谓道德批判甚至道德惩罚，无数殴打、逼跪、扒衣、事件就此发生，究其根源也许仅仅是背后议论、观点不同、恋爱纠纷、看不顺眼某种行为等完全不用上升至道德层面的事。此类暴力事件通常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之，但纠集身边小圈子内朋友亦十分容易，因为友情会对中小学生本就模糊的道德观造成二次影响。道德绑架常具有的特点是跟风，某种理论无论对错与否，如果身边认可的人多了，便会成为看似正确的存在，然后所谓真理拥护者愈加增多。三个非常重要的点被忽视：其一，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律人的；其二，任何个人都无从做别人对错的审判者；其三，任何个人对他人的审判行为，本身就有悖道德。

3、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就该一直做下去，否则就是不对。某位明星无私资助贫困学生183人，共计捐献三百多万，为助人而拼命演出，年复一年不求回报，然而后来他身患胃癌，不再有能力继续这种行为，曾受他资助的人不仅无一人去探望，甚至对他冠以各种猜疑和谩骂。恶语如刀，伤人无形，“为什么不继续出钱了，要我们今后怎么办”、“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继续演出挣钱啊”、“你肯定自己留了不少钱吧”，多年付出竟换回如此冷漠的伤害，实在令人痛心。对于别人的馈赠，人们最初总是心怀感激的，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部分人便会认为这些行为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会提出更多希冀与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勃然大怒。“你本该帮我，却没有帮我”，在提出这样的质问前，是否应考虑对方有没有能力和义务去帮助你呢？这位明星在健康时从未吝啬给予，因病不得不终止善行也不是他所希望的，如此道德高尚之人，凭何受到道德指责？

某位学生品学兼优，从小到大一直是标榜性的存在，顺利毕业考入重点大学后却毅然退学改做小本生意。尽管他过得很开心也经营得很顺利，但此事一出反声如潮，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在浪费精力财力、白熬十年苦读、辜负父母期望、断送自身前途。事实上，无论他从事何种行业，所学知识和文化修养并不会因此消失，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必然是基于自身实际并清楚相应后果的，旁观者作为外人，无权对他的生活指手划脚，更无资格去对其进行抨击。当一个始终优秀的人，某日突然偏离原本道路，不再遵循大家所认为的优秀原则，并不代表他不再优秀，仅仅是他选择了另一条也许会更优秀的道路。

4、你给了别人什么，就该给我什么，否则就是不对。当一个人对两个人施以援手或给予利益，其中一个人得到的若多于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只会感到愤怒而毫无感激。实际情况也许是，他曾经帮过我，而你没有，在你们有难时，我帮你完全是出于良知，而我帮他却是出于情分。何况，无论你得到的多或少，至少你从我这里得到了，即使你不心怀感激，亦无需因对比而将我的好心视作坏意。因此许多事情不能光从表面去评判，也许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结语

道德绑架范文第8篇

2016年9月1日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生效，提出慈善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是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更需要的是来自个人和组织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而绝不是受到道德逼迫的违心行为。

行善者要乐善好施

量“内心”而行

慈善是非功利性的。不要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去做慈善。当然，我们也无需因为没有参加某些慈善活动，而忧心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评价，不是遵从于内心的伪善行为也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组织或企业亦然。特别是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是国有资产，能不能捐或捐多捐少都没有决定权。我们不能为了博取政府欢心和外界好评，而不合理地、甚至违规处理捐赠资金。这样的慈善行为也是遭受了道德绑架的冒险行为。

助善者要规范有序

量“持久”而行

助善者指的是慈善机构。它们在社会慈善活动中作用，决定了慈善事业的生命力。今年，我国首个“中华慈善日”确立的主题是“以法行善”，可见“规范”将成为慈善机构的硬约束。慈善机构的规范不仅仅是资金使用上的公开透明，还应该体现在劝募方式和激励手段上。

劝募行为应该尊重个人和单位的意愿。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与组织和单位的沟通中，应该进退有度，不死缠烂打，更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去要求参加慈善捐赠。

战国时期，鲁国有规定，凡是在他国赎回鲁国奴仆的人，都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这样的国策激励了更多的鲁国人愿意参与解救落难的本国奴仆。如果鲁国的慈善机制能成为当今慈善的共识，逐步建立一套激励措施，未尝不可以促进国家慈善事业的进步。

监善者要营造氛围

量“方式”而行

媒体在慈善活动中不恰当的引导方式，比如进行道德排名，可能会给慈善带来伤害。大众需要通过媒体知道一些义举，但是他们既不愿看到通过媒体而拉开的变味的攀比战争，也不愿看到自愿的慈善行为在舆论的“测试和检验”下变成压力。毕竟慈善捐赠中，很多企业和知名人士由于公开的攀比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至今也未能兑现。

如果把慈善单纯看做一种“道德符号”，完全成为道德的评判标准，慈善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在这里，我想呼吁，让慈善远离道德的绑架，请把慈善的交给慈善，道德的还给道德。

道德绑架范文第9篇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仁义”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子路作为回报，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如此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大加赞赏：好，好，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能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观，富人们也许就会不为慈善而如此尴尬了。

形形慈善门

对于企业家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陈发树和他的新华都，一个月来深陷的“慈善拷问”仅仅是近几年来“慈善企业家”们遭遇的一个缩影。

翟韶均，曾因巨额慈善捐款和亿万身家数年名列胡润百富榜和胡润慈善排行榜。2005年，他的力联集团进入到最鼎盛的时期，资产评估结果达到10亿元左右。这年，也是他进行慈善捐助最多的一年，有媒体报道称：“翟韶均向社会公益事业的累计捐款额达4000多万元。”因为这4000万，胡润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翟韶均由第38位上升到第23位，而个人身价更高达16亿人民币。

然而时隔不久，“集团银行欠债达到7亿元，翟总高调慈善是为了更多地拿项目”的传闻首先从集团内部传出。2006年2月，他被检察院因涉嫌行贿进行调查，进而被爆38万人民币捐款并未到位的传闻。这位身家上亿、以“江苏首善”名号行走江湖的老总一旦被扯进“慈善门”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家媒体同时挤出了慈善捐款里的另外一些水分――对南京大学2000万元捐款存疑、江苏慈善总会认捐的500万元捐款实际只有100万元……

38万元使翟韶均苦心经营的慈善光环骤然缩水，变成紧箍咒，让这位“江苏首善”被慈善门狠狠地撞了一下腰。而同样被撞腰的还有他“江苏首善”称谓的继任者陈光标。尽管这位不顾金钱、身体和生命，几近疯狂地冲锋在慈善第一线的“慈善狂人”获得了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一致认同，但围绕他慈善动机的微词始终不绝于耳。接受《商界时尚》记者采访时，陈光标无奈地表示，为了表达他慈善行为的纯洁性，他不得不放弃在捐助地的所有公司业务。

今年第一起闯入公众视野的慈善风波，始于3月份营德旺计划将家族持有的公司股份的6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但是由于其身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变更需要证监会的批准，不但至今未能成事，还惹来“作秀”的质疑。更“高深”的解读是，曹德旺通过基金会进行资本运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把股份变成了小金库。

10月26日，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也模仿营德旺的构想，宣布募资做慈善，拟配股8009万股借以募资8亿港元用于建立慈善基金。由于当时正处于“陈发树事件”风口浪尖，“丁世患版慈善”一经公开，便被舆论与“吸令”、“避税”、“作秀”绑架在一起。丁世忠最终不得不采取慎言的态度，让所有试图寻找突破口的好奇者都只是得到了“现在还在筹备阶段”的答复。

在中国，企业家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企业家捐了一笔的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企业家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古怪的!”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公共舆论对富人进行慈善事业的偏见，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偏见几近恶俗。

慈善伪外衣

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国外会被视为义举，而在中国为何如此艰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却多少有些苦涩：“慈善事业是从同情、怜悯或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做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单纯从语义的角度讲，“慈善”竟然并非一个褒义词。

有“中国慈善事业的教父”之誉的民政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崔乃夫显然不会乐意于“慈善”被给予这样的定义。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慈善即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秉承这样的理念，中华慈善总会依靠微薄的政府拨款和民间捐赠自1994年4月开始艰难运作。因为缺乏鲜明的个性和足够的善款，在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性政府组织的齐头并进中，中华慈善总会很难有所建树，日渐边缘化。

如果不是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倾囊相助，也许公众对这一名词会更加陌生。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2004年5月，胡润推出了国内第一份慈善家排行榜。这份侧重考察企业家个人慈善捐款记录的榜单与稍后公布的以考察民营企业捐款记录为主的《福布斯》(中文版)2004中国慈善榜一起，掀起了国内舆论关注慈善行为的热潮。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企业家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相比于以往的历次赈灾中，他们更习惯用“献爱心”来表达自己的公益情结，虽然表面上看只是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词汇，但也证明了“慈善”作为独立的价值观植入一个群体。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企业家都是施助者的主角。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名词从普及进公众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与“企业家”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西谚亦日，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揭示商人“视钱为命”上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这句稍显刻薄的话，似乎正是多数人判断富人慈善动机的思维起点。

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当“企业家”热衷“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披上了“伪”的外衣。

慈善何须道德绑架

即便我们用最具恶意的眼光去考量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种种“劣迹”，给他们统统戴上“恶人”和“唯利益论”的帽子，也不妨碍我们去考察慈善的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当一种不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的确能惠及需要受帮助的第三人时，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去苛求实施这项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因此获得怎样的收益，更不应该去考察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

过错――除非他现在的行为是以损坏第三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无论是翟韶均、曹德旺，还是陈光标，他们的慈善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危害。

正如如今正在热议的“陈发树慈善避税说”。尽管陈发树的慈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9月爆出的陈在上市公司大小非减持中存在的逃税问题，尽管乾隆时期和王申就提出了花钱抵罪，但毕竟“花钱抵罪”在当下的中国尚未成为纸写笔在的“免死金条”。如果陈发树真的有逃税前科，且奉命调查之人果真会因为陈匆忙之中抬出的慈善基金，而终止调查，或“念及其慈善之心而将功抵过”，岂不成了“依法治国”最大的笑话?

或者说，如果慈善真有“花钱抵罪”的功效，岂不是对牟其中、仰融、唐万里和黄光裕之流智商的最大讽刺?陈发树多次对媒体强调自己是个“极端单纯的人”，而前述各位的精明却总是外露无遗。当东窗事发前，这些聪明绝顶的商人们有所察觉时，为何不统统设立“慈善基金”而散财免灾?以他们在当时的财富，不用说83亿元，即便是183亿元也不在话下。比较财富和自由，孰轻孰重，我想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此时笔者无意为陈发树的脸上贴金，也不想去探究“逃税”一事的真伪，只是想说“慈善”与“抵罪”实为风马牛不相及。即便“逃税”一事为真，按照中国的法律，逃税罪的初犯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坊间流传的“陈发树涉案10亿元”的传闻，又源于“企业家都是唯利是图”的逻辑，陈发树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退还10亿元，而何以多此一举地“捐款83亿元”来围魏救赵?

而牛根生深陷的是另外一类道德绑架。成立老牛基金，曾经是一片叫好的善举，但“毒牛奶事件”后，老牛被沾染上了“污点”，注定无法摆脱以道德之名的攻讦，其慈善动机也将遭到道德枷锁的全盘抹杀。

有爱心、讲信用、重承诺、生产毒奶……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牛根生?“从有到无，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的快乐。”老牛的慈善语录还在回响，而如今在公众眼里，除了惋惜，谩骂之声依然铺天盖地袭来。一些民众认为，这不过是老牛“借”慈善包装自己的惯用伎俩：“我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根本不配做慈善。”更多的民众认为，“公众无法指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将慈善进行到底”。当曾经的“最有担当的企业家”脸上忽然刻上“道德有罪”的刺青，所做的慈善似乎也全部成为猜想质疑的“行为艺术”。

难道有“缺点”的企业家就不允许做慈善吗?或者说做慈善人物不能有任何瑕疵?牛根生“制毒”，和可能的陈发树“逃税”，作为承担了比常人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无论是先慈善，还是先“作恶”，其慈善行为本身最起码有从一个局部彰显“道德底线”的作用，这种道德底线应该让大家接受。

社会对慈善事业予以更多关注，并借助道德来表达对慈善的纠偏，是一种积极信号，说明慈善正成为社会常态。但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不清东西，也可能不是因为世界浑浊，而是我们眼里揉进了沙子。

如果仅单纯地把慈善看做一种“道德符号”，成为对慈善行为全部肯定、全部否定的量化标准，慈善事业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如果公众连企业家做善事的机会都不给，那么公众的“慈善”又从何谈起?慈善理由被误读，这是善施者的尴尬，而一个善施者听有的慈善动机被百日地与龌龊庸俗画E等号，又会是谁的尴尬?

企业家是一个不应该苛求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存在价值就是运用其资本、智慧和管理才能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并将其重构成公众更能普遍接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生产和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和就业已经是这一群体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苛求企业家从事慈善本就是本末倒置的道德绑架，而苛求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一定是所有道德的楷模，更是对慈善事业最致命的毁灭。

道德绑架范文第10篇

但这次，我实在不知如何表态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思维碰撞很久了。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我在一个烤红薯摊位，向摊主——一位老奶奶——买了个红薯，却是花了我一顿半的饭钱！我的心很痛，因为这个红薯对于我来说是“天价”了。

本来，老奶奶这么大年纪了，头发花白，体现了其主人的饱经风霜，更由于是冬天，这儿风又很大，做小本生意的大家都很不容易，何况是这位老奶奶，以及她身边的一位应该是她的老伴的老爷爷。

饿的慌，我迅速来到这个摊位前，挑了个比较小的红薯，老奶奶拿起称了称，报了价，可是却让正在从书包拿出钱包往外掏钱的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的动作一瞬间静止了……竟然如此之昂贵！比别人的摊位那儿足足贵了一倍多！但是看见老人家也不容易，老奶奶忙着帮下一位顾客称重，老爷爷已经打包好递给我了。

我是不太想要了现在，但是，想到做生意的艰难，以及老人家还在冷天里出来卖烤红薯实在是——不买似乎对不起自己。于是，我狠狠心，买下了这个“天价”红薯。

但是，走回来的路上心里不是滋味。因为买了又觉得对不起爸妈。爸妈赚钱也不容易，都是无产阶级，他们要是知道我花了这么高的价钱买了家里四处都能见到的红薯不知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