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论文范文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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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 健康体育 产业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基础,在本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比较,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了近十年,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强行对接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和经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时期,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具备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外健康体育产业友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为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发展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一直是以国家的健康体育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为主导发展的。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健康体育产业形式,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健康体育产业规模,但是,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来认识并加以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由于长期健康体育事业的影响和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下良好的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制度,限制了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健康体育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最佳发展时期,难以创造和职业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相关产业)同样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人类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健康体育作为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的政府行为变得越来越淡化了,并且最终将被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完全取代,进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健康体育产业这时虽然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产业地位,锁定了特殊的健康体育消费群体,但是,这个健康体育群体可能会逐步脱离大众健康体育消费,形成特殊的健康体育高消费阶层。满足这个阶层健康体育消费经营的健康体育产业,很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的代表产业或主体产业。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事业化发展方向,将使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处于健康体育产业无法抗衡的特殊地位。

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落后于体育其他产业的缓慢的发展和已经体现出的均速发展趋势,既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状况,也不能盲目地理解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只有将其置于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结合国家健康体育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同社会需要进

二、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健康体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过去,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功夫)和武术精神,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健康体育传统。虽然我国的武术在很长时期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只局限于民间,主要作为人的生存技能自然流传,但是,我国武术中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实际就是现在所说的提供武术指导服务,它客观上孕育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只是因为人所共知的近代屈辱历史,使我国的体育产业萌芽时期延续了太长的时间。

1995年,我国启动了带有国家健康体育事业意义的、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形式推广的全民健身计划;1998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我国过去的体育政府职能全面向社会转移。这时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向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发展过渡,进入了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健康体育事业补充(保证在校学生)、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特殊健康体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发展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时期,特别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与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强行对接,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一度出现了领先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考

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目前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健康体育产业规模、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开发,还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健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等等,都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能否把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关键是能否认真吸取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一支健康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队伍,努力做到理论研究超前发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思想指导健康体育产业实践,保证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绝不能简单地原样抄袭,也不能盲目地妄加改动。要把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比较,充分认识、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未来社会价值和当前经济价值的不同体现形式,准确把握“健康”的内涵和外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才可能领先世界,才可能在世界体育产业领域树立中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理论。

参考文献: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

心理健康素质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内在因素。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素质包括适应、人际素质、个性素质、动力系统、自我、认知风格、归因风格、应对风格8个方面。

本文将在对新疆少数民族师范生心理健康素质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加以反思，以期充实少数民族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并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伊犁师范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共502名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44人，女生358人；大一学生189人，大二学生106人，大三学生100人，大四学生107人；文科生342人，理科生124人，体育艺术生36人。

2.2研究工具

采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研究”组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该调查表由8个分量表组成，共243个条目，包括适应量表、人际素质量表、个性素质量表、动力系统量表、自我量表、认知风格量表、归因风格量表、应对风格量表。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534～0.886之间，且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3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被试回答完问卷后统一回收，将数据录入计算机，运用SPSS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性别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女生动力系统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男生的认知风格和归因风格得分明显高于女生。

表1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3.2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年级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除人际素质外，不同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发现：适应性得分，一年级学生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得分；一年级学生个性素质得分显著高于二年级；认知风格得分，一年级学生得分低于二、三年级学生得分；二年级学生应对风格得分显著低于三年级；动力系统、自我、归因风格均表现为一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得分；应对风格方面一年级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得分。

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年级差异检验（M～SD）

注：*P

3.3文科与理科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分析

对文科与理科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发现（见表3）：动力系统、自我和归因风格三个维度文科生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得分；应对风格得分理科生显著高于文科生。

表3　文、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差异检验（M～SD）

注：**P

3.4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分析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1000元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人际素质、认知风格和应对风格得分显著高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学生，其在动力系统和归因风格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学生。

表4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差异检验（M～SD）

注：*P

4.讨论

本研究发现：女生的动力系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认知风格和归因风格得分显著高于女生；除人际素质外，不同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均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中适应、个性素质、归因风格、自我、动力系统有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认知风格和应对风格随年级升高而上升的趋势。研究还显示：少数民族文科生的动力系统要比理科生更强；文科生的归因风格更积极；应对事件的灵活性以及认知的灵活性、独立性、整体性、独立性、冒险性等方面文科生要比理科生较差。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中应选择注重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策略。个体心理健康素质发展的水平、特征和规律是选择心理健康素质培育策略的基本依据，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的培育目标、内容、形式、方法的设计都应该适合其自身特点，开展适宜群体差异的教学。

对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比较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其人际素质，认知的灵活性、独立性、整体性、冒险性和应对问题的积极性等方面较好，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其动力系统更强，归因倾向更积极。在高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应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贫困学生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新疆各高校的助学金数额较大，在贫困生数据库的管理中可考虑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分类管理，奖助学金的评审中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名额，以减轻其经济压力，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

素质。

5.结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存在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动力系统、自我、归因风格和应对风格存在差异；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较好。

参考文献：

［1］沈德立，马惠霞.论心理健康素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2（4）：567-571.

［2］沈德立，马惠霞.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的结构及其实证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2）：258-261.

［3］沈德立，马惠霞，白学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的编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107-111.

［4］鲁倩，马惠霞，白学军.《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的区分效度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7，5（4）：288-293.

［5］朱诗敏，陈旭.论心理健康素质培育的策略［J］.教学与管理，2008（4）：39-40.

注：本文为伊犁师范学院一般科研项目（2011YNYB0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研所2012年校本课题。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4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出现收敛特征这一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但是在早期的实证考察中，传统分析方法往往默认各地区相互独立，而忽视了实际上广泛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即某地区某考察变量的水平及其变化，会引起其相邻地区该考察变量发生相应调整），进而影响了结论的有效性。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上世纪末期，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或经济因素的空间溢出性得到印证，这也使经济收敛的相关研究得以更加深入。基于此，本文将在传统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主要以条件β收敛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本文模型分析的依据。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共识，但很多研究通常将人力资本仅用教育人力资本表示，而忽略了人力资本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随着数据收集、测量指标选取及计量方法的改进，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健康人力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表示为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函数，并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构建了函数式。根据我国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分别运用传统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其它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进而阐述了该考察时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1模型设定

1.1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设定

当忽视了健康人力资本，而仅以教育人力资本表示人力资本禀赋时，H的系数既可能会高估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又存在着低估人力资本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因此，本文假设人力资本H是健康人力资本M和教育人力资本E的函数，并满足条件。

1.2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当考察个体间存在空间相关性时，传统的面板分析方法将不能得到自变量系数的一致估计，从而降低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这时，计量模型必须考虑不同考察个体间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相应的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以得到更为有效的结论。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和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SDM）三种类型。SLM设定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作为自变量之一，认为某个体因变量的值受到相邻个体因变量的值的影响；SEM设定空间相关性仅与遗漏变量或误差项有关，强调不同考察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因相对位置的不同而不同；而SDM则考虑了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前两类模型的综合形式。

2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考察。这一数据囊括了我国大陆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下简称省），确保了分析对象的全面性和分析结论的普适性。各变量的含义及其所涉及的数据如下：YR：以各省前后两期实际人均GDP之比表示（单位为%），实际人均GDP以1978年作为基期。YB：以各省考察期前一期的人均实际GDP表示（单位为元）。SK：以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占当期GDP的比重表示（单位为%）。SM：以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表示（单位为张/万人）。SE：以普通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的专任教师数表示（单位为名/百学生）。OT：该变量分三个组成部分，其中n可以根据式（6）和各省相邻期年底总人口数量计算得到；而关于折旧率δ和技术进步率g，当前研究对于它们的数值范围仍存在争议，本文沿用大部分文献的做法，设两者之和恒定为0.05，且各省取值一致。

2.2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考察数据进行传统的面板模型分析。由于本文的理论模型仅考察了有限的因素，各省的经济发展还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与各省经济密切相关的资源、环境、气候、地方政策等因素，很少或短期内基本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较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可能更适用于本文的数据分析；同时，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了Hausman检验。所以，本文主要考察固定效应下的传统面板回归和空间面板回归的运行结果。表2中模型（1）是在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情况下，对本文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lnYB的系数为负，表明初始经济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但由P值可知，这一收敛性并不显著。其他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并且除lnSM外，变量的作用方向均与理论模型相符。在该固定面板模型结果中，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方向显著为负，似乎表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人口过度增加，进而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稀释作用较大，以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等。此外，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估计结果。如引言中所述，传统的面板分析方法往往默认各省份间保持相互独立的发展，而忽视了实际存在的空间相关性。而在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转变为正（见（2）~（4）），并且，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仍然保持不变。表2的（2）、（3）、（4）简要显示了三种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由空间自相关系数λ/rho的显著性可知，考察因素中存在空间相关性是能够成立的。因此，由于忽略了空间相关性，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将不能作为最终的结论。就SLM、SEM和SDM这三种空间面板模型而言，它们的结论十分相近。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经济增长速率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弹性较大；与其他因素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可观。以每万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表示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大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表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也说明了早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于未考虑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而可能引起结论的偏差。以每百名小学生拥有专任教师数这一指标表示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三种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中较为稳定，系数保持在0.011左右，但其大小和显著性程度均逊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同时，在本文假定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为稳定，lnOT的系数大小保持在0.001左右，且作用方向始终为负，与理论相符。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固定资产投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有所减弱；但与此相反的是，前期经济发展水平对当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明显增加，且负向作用十分显著，lnYB的回归系数保持在-0.032左右。这无疑证明了，近十五年来，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确实存在条件收敛；而这也与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SDM中lnSM的系数明显小于在SLM和SEM中的估计量，甚至不到后两者的一半。但基于两种人力资本投资本身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相关模型检验（检验结果略），本文更倾向于认可SDM模型的回归结果。

3结束语

本文构建了包含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9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传统的固定面板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讨论了近十多年来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根据分析结果，本文的相关结论与建议如下：（1）无论是传统面板数据分析模型还是空间面板分析模型，在本文的考察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条件β收敛的趋势。尽管传统面板数据分析时该趋势并不显著，但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该条件收敛的趋势都较为显著；且前期经济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其弹性绝对值仅次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这一结论为我国经济收敛特点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证据。（2）在本文的考察期间，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能够通过改善生命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个体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因此，在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时，健康人力资本不容忽视，应同时将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及其相关政策放在重要位置。（3）固定资产投资长久以来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在传统面板数据分析和空间面板分析中都有体现，且系数较为稳定。这表明在现阶段，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仍然需要物质资本的大力投入。当然，这也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期较短有关；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则相对较长。但相关部门不能因此对物质资本投资过度重视，而应当追求各资本的平衡发展，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辅相成，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健康；贫困；代际传递；代际支持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9 ― 03

[收稿日期]2014 ― 09 ― 20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家庭养老视角下健康、贫困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90044）以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疾病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790018）资助。

[作者简介]洪秋妹（1983―），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健康经济学，农村发展。

一、引言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更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因此父代的健康冲击一方面造成了家庭医疗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降低了家庭的收入获取能力，从而加大了父代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父代家庭在健康方面的大量支出会挤占子女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使得子女欠缺足够的营养、医疗保障和完整的教育，限制了子女成年后自我能力的提升和未来创造财富能力的发挥，最终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目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以子女对父母是支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而贫困的子代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都受到削弱，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从而进一步对父代老年时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甚至加剧家庭的贫困程度。

因此，本研究将运用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家庭“因病致贫”的传导路径，以及在家庭养老的视角下，父代家庭的健康负向冲击――疾病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路径影响子代家庭贫困的作用机制，并继而通过子代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影响父代老年时的健康及贫困状况的理论逻辑。

二、健康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贫困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包括受教育权利的剥夺、疾病的冲击等。贫困具有动态性，对同一家庭来说，外在因素的改变可能使其从非贫困陷入贫困，或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而从教育与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审视贫困体现了贫困概念的动态性特征，即：改变未来收入摆脱贫困的能力。因此健康被剥夺是贫困的一种形式，也是导致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健康是一种投资品，健康的投入越多，人们自身积累的健康人力资本就越多，保持健康状况也就越持久。由此可用于工作时间的增多以及工作效率的提高将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这些健康投资的收益即疾病损失的避免、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从而形成健康与福利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

同时健康又是一种易耗品，健康的负向冲击――疾病首先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损失，包括疾病患者从就诊到治愈整个过程产生的医疗费用，如门诊费、住院费、检查费、医药费、营养费、康复保健用品等。同时，疾病也会间接的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具体包括：（1）患者的时间成本，主要是就诊本身花费的时间和交通、排队、预约等时间；（2）患者健康水平欠佳而使得劳动效率及工作能力的降低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3）家属及亲友围绕患者就诊所发生的交通、误工、看护、营养、误餐等间接成本。因此，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刘国恩等，2004 〔1〕）。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损失，最终都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这在国内外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如坦桑尼亚每例HIV的平均治疗花费带来了人均收入大约8.5%-18.3%的下降（Mead Over，1992 〔2〕）；科特迪瓦工人在患病期间的“虚弱天数”会带来10%的生产率损失，加纳工人则导致11.7%的生产率损失（Schultz和Tansel ，1996 〔3〕）；我国的研究发现，农户在大病冲击随后12年里的人均纯收入都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甚至可持续大约15年（高梦滔、姚洋，2005 〔4〕）。

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贫困造成的后果，也是贫困发生的原因。健康的被剥夺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造成了收入的减少，当医疗负担超过家庭自身的承受能力时，该家庭将陷于暂时贫困。更进一步，从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看，健康是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人类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健康的条件，则其获得其他的可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限制甚至摧毁，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包括自身和子女）。家庭暂时的贫困会制约家庭在健康和教育两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造成收入获取能力的缺失和排斥，从而导致相对于收入贫困更为严重，持续性更久的能力贫困，形成健康水平低下（疾病）――暂时贫困――收入获取能力的缺失――能力贫困（长期贫困）――健康水平恶化的恶性循环链条。

另外，由于贫困户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机会的缺失，以及较差的卫生环境及不卫生的食物，再加上政治权利、社会关系、文化方面的制约和排斥，更加剧了疾病对短期、长期贫困的影响过程（见图1）。

三、健康在贫困代际传递间的作用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近年来在西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遭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循环链（李晓明，2006〔5〕）。一个人的成就或是灾难决不是偶然的，它受到个人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上一代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均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通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健康状况）会对另一种资本（受教育程度）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且一种关键因素（例如疾病）会通过正面或负面的形式，对不同的资本传导产生影响。因此，健康冲击与贫困代际传递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影响。

父母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对子女后来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产生影响。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数额，如果父代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健康资本和职业地位都低下，就会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收入，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就较大。健康资本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是贫困代际传递的运行机制之一。早期的家庭健康冲击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影响子女的产出，并且早期的营养状况也将对后续的健康、教育、工资以及跨代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代际视角下的贫困与健康的关系

代际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互惠关系，包括父代资源对子代的代际传递以及子代对父代的代际支持两个作用方向。一方面，父代的健康负向冲击――疾病将会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影响其子代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子代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又会对老年父母健康，以致老年贫困产生影响。

（一）父代的代际传递对子代的健康及其贫困的影响

如果某个家庭最初的财富和收入水平较低，则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与此同时，该类家庭的风险意识也较差，不会主动地进行健康投资，其健康需求往往处于被动保健，即只有在生病时才会寻求医疗服务，医疗保健支出相对缺乏。因此，健康投资的低水平将直接影响健康水平和人力资本的质量的提高，加大了其遭遇疾病的风险。进一步，一旦家庭成员遭遇到疾病，尤其是大病的时候，由于受收入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家庭更是缺乏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进行补偿，面对高额的医疗医疗费用，许多家庭最及时的反应策略就是减少消费，并动用储蓄，甚至是变卖家产，这又将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平，使其失去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从而对家庭的长期健康人力投资决策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由于疾病带来的患者本身以及家庭其他成员健康资本的减少将对家庭的未来的收入水平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以外，重新配置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则是对于间接医疗负担的应对策略，比如延长未患病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时间，让处于学龄期的子女辍学在家照顾患病者或者外出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因此，父代的健康与贫困会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影响到子代的健康资本及其收入状况。疾病本身意味着健康资本的降低，而且某些疾病可能发生代际遗传，出生在这些患病家庭中的子代的初始健康资本就落后于人。同时，遭受健康冲击的父代家庭在健康方面的大量支出会改变其投资行为，挤占子女以后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妨碍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限制子代收入获取能力的提高，加大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因此这在孙昂，姚洋（2006）〔6〕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其研究发现农户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会直接降低家庭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劳动力质量而降低收入，从而改变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对农户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负影响，这将降低子女未来的期望收入，在长期内导致整个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二）子代的代际支持对父代健康及贫困的影响

代际支持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以及日常的生活料理两个方面，它在发展中国家养老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子代自身收入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老年父母提供的支持，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的人大体上有较好的健康状况，社会支持的缺乏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中国农村老年人缺乏社会养老保险，正式支持满足不了养老的需要。基于老年人健康和经济上的需求，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就是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根本保障。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更可能在经济需要上未能得到足够支持，特别是当子代不能提供足够的代际支持时，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过度依赖则会给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张文娟等，2004〔7〕）。

而与此同时，收入能力较低的子代家庭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时，这又将影响其对父代的日常生活料理以及情感交流。由于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旨在满足老年人因健康和经济状况产生的需求，更易使老人意识对生活失去控制，对外界依赖性增强，因此这两种支持未必对老年人正向心理健康指标产生直接正面作用（Dean，1989〔8〕）。而情感支持比器械和经济支持更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代际支持通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自尊和能力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Silverstein，1996〔8〕），由此子代的代际支持最终会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

老年人本身多病、失能，需要照顾、护理。但是在子代收入能力较低甚至是贫困的条件下，老年人需要的照料和护理往往得不到基本的满足，老年父母健康风险加大直至引致老年贫困的现象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五、结论

健康冲击将首先导致直接医疗支出的增加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进而影响收入获取能力；反过来，贫困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差，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有限，从而影响健康水平，如此形成健康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父代的健康冲击首先增大了当代的陷入贫困的概率，并通过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剥夺影响子代的收入获取能力，从而加大了子代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更进一步，子代自身收入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加大老年父母的健康风险，并可能导致老年贫困。由此，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健康的负向冲击成为父代与子代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之一。

那么，如何阻断这种恶性循环链条呢？首先应加大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强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获取能力，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自身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其次，继续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鼓励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同时发展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真正形成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再次，强化非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利用自身既有的、以亲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实现生活互助，同时通过储蓄和贷款等跨期的收入转移机制平滑风险，使其成为正规的风险应对机制的有力补充。

〔参 考 文 献〕

〔1〕 刘国恩，William H. Dow， 傅正泓，John Akin.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4，Vol.4，No.1

〔2〕 Over M.The Macroeconomics Impacts of 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Popul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World Bank， Mimeo， Washington D.C. 1992.

〔3〕Schultz T. and Tansel A. Wage and Labor Supply

Effects of Illness in Cote D’Ivoire and Ghana： Instrument Variables Estimating for Day Disabled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Vol.53，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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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文娟，李树茁.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6

社会医学，是研究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制定社会保健措施，保护和增进人群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活动能力，保证人们积极地、全面地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门医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1］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疾病谱的改变，社会因素在人们健康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社会医学作为一门以传授社会因素与健康关系知识的科学，目前已成为预防医学、卫生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主干课，同时也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专业的选修课。然而，在中医院校，除了管理类专业外，大部分专业，特别是中医类或中药类专业，均未设置社会医学课程。本文从必要性、授课特征两个方面，提出中医院校开设社会医学课程相关策略与建议。

1中医院校开设社会医学课程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健康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被绝大多数人们认可，即人们认为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健康的重新获得、疾病问题的消除，也需要从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去思考。也就是说，疾病的消除，除了需要药物、技术的作用，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健康心理、和谐的社会因素影响同样重要。而社会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心理因素等与健康的关系，是社会医学传授的基本理论。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西医院校还是中医院校，既然均以维系与促进人类健康为己任，因此均应设置“社会医学”这门课程。另外，就中医院校而言，社会医学与中医院校传授的主流课程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目标的一致性

中医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够运用中医基础理论与知识，进行疾病诊断、治疗、预防、健康维护的健康使者；中医院校开设的主流课程，主要用于培养学生的“望、闻、问、切”能力，培养学生开具“中医药处方”，减轻患者病痛的能力。而社会医学，主要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出发，对健康问题进行阐释，提出疾病预防与治疗的“社会处方”。一般情况下，健康问题或病痛的消除，常常需要“医药处方”与“社会处方”共同努力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医学与中医药院校的主流课程并不冲突，反而是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关系。

1．2理念的一致性

社会医学，在西医院校里常常是预防医学专业或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社会医学与中医院校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对“预防为主”、“环境与健康”关系理念、疾病诊治理念的阐释上存在一致性。如作为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社会医学以传授“预防为主”理念为己任，而中医药主流课的鼻祖《黄帝内经》［2］中曾经指出：“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在社会医学中，特别重视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在现在综合健康医学模式中，认为环境因素是导致健康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春秋左传》［3］中曾指出：“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薄水浅，其恶易觏”，其实就是强调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医界强调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实质上就是“预防医学”的理念。

1．3传授知识的一致性

在对健康影响因素、健康促进等方面知识的传授上，中医药主流课程与社会医学课程存在一致性。譬如，在社会医学中，特别强调适量运动、积极心态与健康的关系，而中医药文化也是特别注重这一点的。如中医有“舞蹈以养血脉”之说，《红炉点雪•静坐功夫》里说：“歌咏可以养性情，舞蹈可以养血脉，又不必静坐（练静功）。”另外，在社会医学里，将“健康管理”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视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中医药主流文化特别重视饮食、养生等与健康的关系。

1．4对文化认可的一致性中医药主流课程，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传承，应该说中医药传统文化、理念，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指南针，传统文化、传统理念对健康问题阐释、对疾病诊治的解释独树一帜，博大精深。而在社会医学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对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如社会医学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生活方式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文化影响是导致健康问题出现或消除疾病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

2中医院校社会医学课程授课特点

2．1与传统医学相结合

在中医院校，社会医学的教学应服从于主流课程，密切结合传统医学理论进行传授，应开拓一种利用社会医学视角解释传统医学理论的新思路。如在传统医学理论中，常用“阴阳”、“五行”等理论解释健康问题；而在社会医学现代综合健康医学模式中，认为环境因素是致病的极其重要因素，教师在授课过程，可以将环境因素与“阴阳”、“五行”理论结合，既加深了学生对“阴阳”、“五行”理论的理解，又能引起学生对环境与健康关系问题的重视。

2．2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社会医学，作为一种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是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侧重点在于用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解释健康问题。而中医药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富含社会哲理的文化科学，社会医学课程要在中医院校得到发展，需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理论与精髓，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才能得到学生的喜爱，做到教、学相长。

2．3强调方法学的介绍

社会医学，既要向学生介绍研究社会因素与健康的关系，阐述社会因素对医学、对健康的影响理论，同时还要侧重社会学、医学等宏观研究的方法学阐释。而在中医院校，学生的主要研究思路往往集中在微观、基础研究上，在宏观研究、调查研究等社会学研究上往往缺乏理论与经验。因此，社会医学课程在中医院校的开展，可以在宏观研究的方法学方面重点讲解，开拓学生的研究思路，提高学生“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能力。

2．4强调时事动态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7

2：意义：各种休闲文化的传入，给湘西地区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为提高湘西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为前提，倡导各种文化的积极发展，给社会治安，加强人民团结，促进休闲文化的健康发展，提高全民健身，为湘西地区的发展，从精神上提供依据，从而来提高湘西地区的综合素质提供参考

3：国际动态：就国际形式来看，全球一体化，体育参谒立体化，现在大多数都对健康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觉悟，就世界卫生组织，旅游事业，节假日的活动方式来看，世界各国都是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进行引导，都对休闲体育这一块有了较高的认识。

4：国内动态：国内形式来看，WTO和兴办奥运，休闲健身运动产业，当前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全国每年就用于休闲的费用也相对增多，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也大幅度增多；旅游产业话的蓬勃发展，产业化开始起步。人口健康意识的转变。

关键技术和预期水平效益

1：关键技术：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进行并调查，取证，探研湘西地区休闲体育的发展，开展情况程度，把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休闲体育的发展状况，休闲的方式，对休闲文化的传播从积极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运用现当前的经济状况，运用对比对经济条件的发展和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休闲运动，课题主要运用调查法，查找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进行研究，能从中得出适应湘西地区积极方向发展的休闲体育运动对策。

2：预期水平：预期水平能达向个湘西地区的休闲文化起到带动作用，向健康方向发展；达到的预期效益在调动积极文化方向的同时，能积极调动全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使湘西人人都能进一步认识休闲活动在生活中带来更多乐趣，能从身心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促进休闲文化的积极发展，打造安稳的社会经济环境，达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全地区全民健身活动能有一个活跃的氛围，引导休闲活动向健康的发展方向，人口综合素质等得到提高提供依据。

研究基础及主要措施

一）：我是体育系大三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做事踏实，有较强的体育理论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运动知识的积累，生活中就对休闲体育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访谈，给自己打下了坚强且牢固的理论性知识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文献资料基础:

[1] 廖文科.贯沏“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做好学生卫生工作[J].中国学校体育学,2002(3):卷首

[2] 孙葆丽.我过群众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J].体育科学,2000.20(1):13—16.

[3] 胡小明.新世纪体育的走向—娱乐于健康[J].体育与科学,2002.(4).

地域基础:

[4] 许良.中小城市居民体育活动的特征分析—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J].2004.7（3）：92~94

[5] 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6—16

[6] 刘天成，张天成，涂绍生.湘西土家族学生1985—2000年体质状况的动态分析[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1）50—53

1：文献资料法：根据也掌握的文献，查找相关休闲体育运动书籍，期刊，学术报告，学术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档案等

2：问卷调查法：通过直接接触，询问研究对象，现场取证等手段来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主要以问卷法，现场调查法。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解释结构模型 商业健康保险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6（a）-0092-03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对被保险人因遭受疾病或意外伤害事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损失或导致工作能力丧失所引起的收入损失，以及因为年老、疾病或意外伤害事故导致需要长期护理的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保险[1]。健康保险需求作为一种派生需求，消费者购买商业健康险可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形成一种补充，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充分吻合[2]。目前，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不平衡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但健康保险供需不平衡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购买健康保险需求的原因和对某一微观因素的影响，对其内部结构和逻辑关系缺乏认识，鲜有涉及健康保险系统的综合性的分析[3]。该研究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解释结构模型法，试图探讨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间的逻辑层次并揭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目的在于识别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平衡发展关键因素并厘清内部逻辑。希望本研究可以推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事业的发展，并对完善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运行机制与影响因素包罗万象。结合既往文献并借助该领域学者的辅助判断，总结并归纳出当前商业保险供需体系运行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14类[2-6]：家庭财务支出结构、产品价格、国内生产总值、健康水平、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水平、保险防范意识、现行的医保制度、产品匹配度、行业竞争、城镇化水平以及国家保险政策。

1.2 研究方法

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简称“ISM”）是John Warfield教授于1973年作为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而开发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ISM的优势在于通过系统元素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辨识，将复杂系统分解成为直观的多级梯阶结构模型。ISM以定性分析为主，通过将抽象概念有向图化和相邻矩阵的逻辑运算得到可达性矩阵，然后进一步分解为层次清晰的多级递阶形。健康保险的风险主要来自疾病和意外事故。随着社会的发展，疾病的种类繁杂，具有易变性及不可预测性。受认识的局限，对其危险性的评估与预测非常困难，形成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商品的需求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2-4]：一是购买者的购买意愿；二是购买者的实际购买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然而，我国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现状应实了布尔迪厄的那句话，在一种文化中不言自明的道理在另一种文化中显得莫名其妙，一部分居民长期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满足自身需求，而另一部分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形同陌路[2-4]。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因此，采用ISM技术识别出商业保险供需体系运行制约因素的结构及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较好的方法适用性和创新性。

1.3 建模步骤

第一，将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进行编号如下：S1―家庭收入支出结构；S2―产品价格；S3―国内生产总值；S4―健康水平；S5―年龄结构；S6―老龄化程度；S7―受教育程度；S8―医疗卫生水平；S9―保险防范意识；S10―现行的医保制度；S11―产品匹配度；S12―行业竞争；S13―城镇化水平；S14―国家保险政策。

第二，构建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A。通过判断要素集合中的每2个要素间是否存在二元关系，构建邻接矩阵A=（）N×N，其中N=16，得到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运行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A阵。

第三，构建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M。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在线计算平台，输入建立好的邻接矩阵，计算出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M阵。

第四，构建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一般骨架矩阵层级图。利用解释结构模型算法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化，通过进行结果优先的抽取方式，得到了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一般骨架矩阵层级图。

2 结果

通过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影响因素的骨架矩阵层级图可见，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的14个影响因素存在一个三级递阶结构。将三级阶梯结构依次命名为：基础因素、融合因素、潜在因素和外显因素，见表1。

通过骨架矩阵层级图结果可见，在纳入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后，进一步整理得到了直观层次结构模型，见图1。

2.1 基础因素与融合因素关系

影响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基础因素为“教育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其一，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运行受微观家庭思维观念的影响，从而影响家庭财务支配结构，归根结底就是教育水平的高低。其二，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运行受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的宏观调控直接影响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国家出台的保险政策规制，采取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调和手段，有效梳理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以此来带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作为现行医保制度下满足人们高层次需求的有效手段。

2.2 融合因素与潜在因素的关系

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的牵制因素是年龄结构（S5），我们将其命名为“潜在因素”，即：潜在判断、反映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程度的代表性评价指标。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运行的融合因素详见表1。由图1可知，融合因素彼此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最终汇聚于“城镇化水平（S13）”这一节点要素，城镇化水平（S13）反映了年龄结构（S5）的成效。所以，城镇化水平（S13）是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的“上聚焦点”，我们将其命名为“终极传导焦点”。由图1还可知，家庭收入支出结构（S1）与现行医保制度（S10）作为基础因素的初始传导点，即，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下聚焦点”，我们将其命名为“初级传导焦点”。

2.3 外显因素与潜在因素的关系

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的直接因素是保险防范意识（S9），我们将其命名为“外显因素”，即：最直观判断、反映平衡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平衡程度的代表性评价指标。消费者的保险防范能力决定了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在此过程深受年龄结构的影响，不同基数的年龄结构的规避风险健康意识不同，不同年龄结构也代表着当地的城镇化建设水平，年龄结构是经济实力与国家政策宏观与微观评价的重要指标，进而推动消费观念的升级，最终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健康发展。

3 讨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递阶结构与作用环路模型，针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现状以及运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现着重从4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

3.1 经济与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解释结果模型结果可知：教育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是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基础因素。通过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可知[2-4]，一个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效用越高，那么消费者越渴望该商品，有更强烈的购买意愿。受教育程度代替风险厌恶程度来衡量人们对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及意向，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需求也越大。一是因为受教育程度多拥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具备购买健康险的能力；二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风险管理的意识更强。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核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影响国家保险政策的制定[5]。经济基础是商业健康保险的根本动力，并以国家保险政策作为反映形式。因此，夯实教育与经济基础[3，4]，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及发展经济实力是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的根本。

3.2 国家政策与家庭决策的双向融合作用

基于解释结果模型结果：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中融合因素是家庭费用输出结构、产品价格、产品匹配度、健康水平、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水平、医保制度、行业竞争和城镇化水平，并以家庭经济输出结构及医保制度为关键节点，家庭财政支出结构，对健康保险的投入的家庭决策与以国内经济为基础的保险政策及医保制度等国家政策相融合，共同经由上述因素彼此制约，上述结果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成为各要素的关键节点，受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通过激化保险行业间的竞争，调整保险种类，以达到最佳的健康―产品匹配度，创新的保险产品，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健康保险的需要，关系到商业保险公司能否在医疗保险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及发挥的程度[6]。家庭支出结构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投入，这种家庭决策和国家决策的双向融合，成为商业健康保险供需平衡的中流砥柱。

3.3 人口结构牵制作用

基于解释结果模型结果：年龄结构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具有牵制作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7]，低层次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高层次需求包括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不同年龄结构的居民安全需求不同，健康保险可以使人们因遭受疾病或意外伤害事故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得到经济补偿[2，7]，起到了满足人们安全的需求，不同年龄结构的居民其健康意识不同，年龄结构是平衡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潜在要素。

3.4 保险意识决定消费行为的能动作用

基于解释结果模型结果：保险意识最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保险意识反映消费者风险意识并主动的，有目的，有选择，计划性的支配家庭对健康的消费输出结构。这种健康意识决定购买健康保险行为。行为经济学认为对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2，9]，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消费者希望得到公平对待和不同人认识并不总是一致，基于消费者的认识、认知及思维对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实现具有一定影响[2]。规避风险的健康意识决定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行为，保险意识是平衡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外显要素。

4 结语

该文归纳出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14类影响因素，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法诠释出了影响因素间的层级关系及传导环路，鉴别出了关键因素及因素的逻辑关系，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即，平衡商业健康保险供需体系需夯实教育及经济的基础，基于国家决策与家庭决策的双向调节，发挥规避风险的健康意识的能动作用。本研究为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因素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逻辑关系解释框架，希望为商业健康保险稳步推进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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