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4 21:55:42
跨国投资论文篇1
1.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本动因。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6万多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50%，国际贸易的50-6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并且拥有全球90%的技术转让份额。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运行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样化产品和先进技术、优秀的管理人才，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跨国公司才得以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始终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不仅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的重要机制，而且对拉动全球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最基本动因是追求风险调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进一步分析，则有四个方面的微观动机：第一，生产要素导向。即以相对较低的经济代价获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第二，市场导向。即突破国界对市场交易范围的限制，在国外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第三，效益导向。即通过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的组织体系，促进合理化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第四，规避风险导向。即将生产经营活动安排在不同国家，分散或规避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获取稳定收益。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以为，尽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力，但决定其具体投资行为的则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指别国企业难以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既包括对有形的原材料产地或生产技术的垄断，也包括跨国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组织系统，所有权优势赋予跨国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优势，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经营的不利因素。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将其拥有的资产或技术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即跨国公司将拥有的资产或技术通过市场内部化转移给国外子公司，可以比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转移获得更多的利益。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选择国外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其所获利润必须高于国内生产再出口到国外市场所赚取的利润。区位优势不仅包括生产原料和生产要素价格、基础设施状况，而且包括市场规模和结构，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环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投资过程中的利益实现是其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则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和规模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2.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战略调整。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表现在：
第一，投资目标的调整。跨国公司逐渐改变了以前单纯利用国外廉价资源，抢占国际市场，转移落后或污染型生产能力的投资方式，转为以提高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为核心，更加重视对外投资的全球市场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二，投资方式的调整。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正由原来单一的股权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资方式多样化转变，目前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式包括股权式合资、非股权式合作、独资、跨国收购与兼并以及国际战略联盟等，股权式合资长期以来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能减缓制度和政策障碍，有利于进入目标市场。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权的弊端十分明显，因而投资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加。目前，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更多地是收购兼并的方式进行投资。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更趋向于以技术授权、生产合同、设备租赁、合作销售等非股权安排方式进行投资。
第三，投资来源的调整。随着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原有的内部融资已不能满足此要，在需基础上产生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外部融资，即从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资金。外资融资的优点在于可以使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扩大融资规模，分散融资渠道，降低筹资成本和减少风险。
第四，投资产业的调整。从70年代起，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中呈上升趋势。进入9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重点已从传统的资源开发业、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转移，高科技产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热点，导致这一产业重点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只有加大这一领域的投资，才能抢占“制高点”，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险、商业等第三产业经营范围广、投资回收期短，跨国公司拥有比较优势，有利于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再次，基础设施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国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资进行建设和改造，从而使之成为具有稳定的潜在投资盈利机会的产业。正因如此，跨国公司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表现为迅速增长的势头。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已经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现状与障碍
1.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现状和特征。跨国公司对中国大规模的进入和投资，不仅直接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而且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我国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振兴及繁荣。在一定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新的增长点。尽管我国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步伐逐渐加快，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沿海地区的趋势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直至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比重仍然较小，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
1999年，我国西部地区引起外资项目累计1.7万个，占全国总数的5.01%，合同外资金额255.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87%，实际使用外资99.1亿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区引进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还表现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特征：
(1)投资规模较小。由于受投资环境制约，跨国公司虽然进入西部的产业领域包括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的各个方面，但平均投资规模普遍较小，产业带动能力比较有限。1999年西部地区单位利用外资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39万美元，比全国平均180万美元低22.8个百分点。
表11999年我国西部利用外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地主名称项目数比重合同外资比重实际投资比重
（％）（％）（％）
全国总计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庆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贵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陕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肃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宁夏自治区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区9440.28966070.16350560.11
资料来源：国家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产业结构趋同。现实表明，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食品、饮料和商业零售业，即便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些产业本身业已处于相对饱和状况，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将因投资结构趋同而对西部地区已有的产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冲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数量还十分有限。从长远看，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投资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给西部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埋下隐患。
(3)技术梯度较低。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大多数投资项目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先进技术作为支撑。即使是这些较低层次的加工组装企业，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资者国内，中方企业很难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更不能掌握先进的工艺技术。因此，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普遍技术梯度较低，由此导致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脱节成为带普遍性的矛盾。
(4)区域内部分布不均。从外资在西部地区的总体分布及结构看，区域内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样突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四川、重庆、云南、陕西4个省市，1999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3.4亿美元，占西部地区99.1亿美元的84.2%。而、青海、宁夏三省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1.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31%。
2.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主要制约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实现从区域梯度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投资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种优惠政策的显著倾斜，将给广大经济增长滞缓的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将对推进跨国公司更大规模地投资西部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应当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比较优势突出，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并且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高质量的科技队伍，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此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消费构成偏低，可开发的市场潜力极为可观。因此，西部地区客观上存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一系列有利条件。但对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而言，潜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良好的投资环境配合，其吸引效应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乃至抵消。从西部地区的现实考察，跨国公司的进入和投资主要面临如下障碍因素：
(1)体制障碍。从总体上看，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律规范，经济活动中还存在大量的非市场行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体制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预大量存在，项目审批环节繁琐，不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资企业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而无所适从。二是机构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围和权限混乱，以各种方式损害外资企业利益以谋取私利的现象十分普遍。三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其机制僵化、包袱沉重，难以成为利用外资的主体，不能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2)政策障碍。综合而论，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投资领域上，要求跨国公司的投资只能局限于一个项目或多个项目，抑制了跨国公司系统投资。同时由于电信、金融、外贸、交通等服务业还没有开放，为跨国公司综合服务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深化；在控股上，某些产业或者产品规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国公司投资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在产品销售上，要求跨国公司将一部分产品销往国外的规定，使跨国公司必须让出部分海外市场销售其产品，挤占了跨国公司的市场，增加了边际成本。在外汇上，要求跨国公司自行平衡外汇，尽管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但是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依然存在。在国产化上，要求跨国公司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国产化率。这些准入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此外，西部地区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歧视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实行以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引进外资的通行规则，但西部地区这方面同样存在一定差距，比较多的情况是对外资企业先用优惠政策引进，然后以不同手段进行利益挤压，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
(3)市场体系的障碍。与东部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的矛盾相对更为突出，一方面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结构单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场监督机制弱化，无序竞争现象严重，这种状况往往使对市场网络有着很高依存度的跨国公司处于窘境之中，不论是原材料采购还是产品销售都会面临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更应重视的是，西部地区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许多地方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地区和部门封锁，形成市场分割，进而对跨国公司投资产生限制性的消极影响。
(4)基础设施系统的障碍。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国际经验证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选择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优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资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目标，对以基础设施系统为主的投资环境有着相对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础设施系统无疑是西部地区制约跨国公司投资进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资源的制约。尽管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资源众多，成本低廉，可以为跨国公司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基础。但同时必须看到，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普遍素质低下，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对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如此，西部地区高级管理人才更为稀缺，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矛盾相当突出，这也从人力资源方面构成了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制约因素。
三、跨国公司投资西部：政策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潜在优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更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外部条件已基本成熟。就现实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对西部地区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创造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概括而论，加快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步伐的政策选择，应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1.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投资软环境。应当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减少环节，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服务。要保持相关政策的公开透明，坚决杜绝对外资企业的乱收费、乱检查和乱摊派现象，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一些已经表现出不适应性的调控措施，如国内融资限制、国产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汇平衡要求、技术转化要求等，应当依据WTO的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修改。此外，还应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对外商投资的审批程序，对于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应尽快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或备案制。
2.积极稳妥地扩大西部地区市场的对外开放。应当结合中国加入WTO的总体要求和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向跨国公司开放投资市场。对于已经试点或具备条件的领域，如商业、外贸、民航、电信、旅游资源开发、金融、保险等对外开放要积极推进；对教育、卫生、城建、咨询服务、建筑等领域如何引入外资也要认真一一进行探索。在农业、环保、电力、石油、天然气、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要积极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
3.制定新的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主要是得益于国家长期推行的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目前，应当结合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比较优势明显，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选择。因此，应当在土地使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等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形式予以利益保护。应在西部地区已经设立和升级的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设立经济特区，促使其首先发展起来，然后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地区，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4.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根据西部地区的现实情况，引进和利用跨国公司投资应当逐步由过去的全面吸纳转变为有选择、有重点的吸收，必须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推动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西部地区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时，首先应鼓励其投资于水能开发、矿藏资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气开发等具有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培育有竞争力的资源加工体系。同时，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投资于农业项目和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部地区形成特色农业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此外，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也应将其作为鼓励外资进入的重点产业之一。
——发挥人才优势，发展高科技术产业。西部地区虽然劳动力整体素质比较低下，但在一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级的地区却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科技人才，并且高科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已具备一定基础。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产业基础，发挥人才优势，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中把培育壮大高科技术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以其为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5.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与兼并。跨国购并已成为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使被并购的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改善技术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开拓新的市场。在西部地区，应当选择一些生产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较差、产品市场萎缩，并且是非国家重点产业和国民经济非支柱产业部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允许向境外投资者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转让或出售企业股权，让外商资本通过参股、控股甚至收购、兼并的方式，对原国有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以解决这些企业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困难。当前的重点是应加大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力度，使之能够与跨国公司在运行方式上顺利实现对接，同时努力培育更加成熟和开放的资本市场，为跨国公司以购并方式快速进入西部创造有利条件。
跨国投资论文篇2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
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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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0]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
跨国投资论文篇3
（一）发达国家的成本论
内部化理论：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鉴Coase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在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其内部化理论也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管理、控制权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认为，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接贸易带来的运输成本，绕开当地的贸易保护。Friedman等也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就近投资，以降低运输成本、搜寻成本。
（二）发达国家的优势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补充和发展。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产品市场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标、市场技能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能存在差异；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还有由政府关税等政策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垄断优势，如产品性能差别、特殊销售技巧、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等；生产垄断优势，如经营管理技能、融通资金的能力优势、掌握的技术专利与专有技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一体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垄断优势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所在。跨国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垄断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应选择在能发挥自身的生产、市场、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的区位。
2．相对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Vernon提出来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产品都要经历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标准化阶段和衰退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要素密集度、生产区位都是不断变化的。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市场需求较小，需要大量的资本、研发投入，产品生产区位位于创新国，有少量的产品出口；当产品走向成长阶段时，产品的需求、生产量开始上升，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到一些对该产品需求旺盛、技术资金较好的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当该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创始国放弃在本国生产该产品，因为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接近饱和，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当产品步入衰退阶段，产品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该产品就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主要基于产品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是不同的。
3．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逐渐依次进行。与以往支持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等理论不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强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将其投向能将该产业转化成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这将引起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而这一产业将在东道国演变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扩张有利于投资国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东道国而言，接受了投资国的技术、管理、资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比较劣势的角度阐述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依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选择海外投资的区域应是能把该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转移一些标准化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之间投资的情况。
（三）发达国家的综合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是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吸收有关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理论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满足三个优势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指的是一国企业所拥有的而国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如一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研究开发、销售技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公司所具有的先进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指的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诸如对外交易成本较高，外部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它指出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必要性；区位优势指的是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诸如东道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很好的市场发展潜力，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特别强调了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Wells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地位。还有学者从“心理距离”的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首先选择周边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最后是发达国家这样的区位选择顺序。
二、研究进展：利用新视角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基于微观视角
传统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多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宏观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他们以跨国公司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为前提，具体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关于企业的异质性，最初Bernard，etal．通过分析美国微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经济规模、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密集度等经济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异质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一般把各企业的生产要素差异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标准；Chen，M．and Moor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法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法国各跨国企业生产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法国高生产率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小，较高单位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进口关税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谢冰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创新能力强、产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其特点来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王方方在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论证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证明由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模式的扩展及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效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内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安排生产、销售，谋求全球长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要整合全球生产，协调各部分的价值链。价值链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者构成了价值链，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后勤、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全球生产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要综合全球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投资，取得最大的利益，价值链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刘伟全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发展中国家，其本身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低端嵌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
（三）基于空间组织发展模式的视角
Porter在阐述其竞争优势理论时，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地理集聚的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拍卖业，意大利的纺织业等。Porter在有关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还建议跨国公司到相关产业集聚的地区投资，便于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规模等效应。现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模式，也成为引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新趋向，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嵌入产业集群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获得集群创新资源，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区位优势难以具备的。Nachum L．，Keeble．D．等认为，单凭借跨国公司内部获得知识存在着局限性，跨国公司必须进入集群网络，因为集群拥有更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集群里，以便于获得更好的创新资产。Teece D．J研究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美国硅谷投资的原因时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在硅谷进行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硅谷集群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四）基于投资动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视角
近些年，学者为了弥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包括影响直接投资的各种直接要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也包括间接要素：文化、制度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由此而产生资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区型等区位选择动因。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直接要素。如市场寻求动因：Bevan ＆Estrin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大，能够使直接投资者扩大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国内学者江小涓认为更好地贴近海外市场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较好的途径是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的动因：Dunning认为寻求和获得持久的生产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江小涓认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便于更多地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寻求效率的动因：主要寻求东道国相对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个方面：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和母国政府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战略要求；寻求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吸收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经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以获得比较优势。Deng认为，寻求战略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Buckley，et al．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弱势企业可以从发达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间接要素，包括东道国或投资国优惠的投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双边协定等非经济要素。如寻求有利于投资的规章制度：当选择是否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进行投资时，东道国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是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投资企业总是选择那些外资管制制度较宽松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使得跨国企业较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章制度。现有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度的地区投资（如稳定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安全、较少限制所有权、较少腐败）对跨国企业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邓明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国的制度环境也对其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选址产生很大的影响。Meyer，et al．认为，中国所具有的与别国完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众不同。如果中国与引资国的制度差异大，即相对于中国的引资制度，东道国的引资制度较宽松，对吸引外资较友好，那么，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柴忠东认为，母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兴市场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在与母国相类似环境中从事经营的优势。因此，制度的差异会导致OFDI选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国政府给跨国企业制度上的支持，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而获得投资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与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外国企业的风险很大，投资协定能够保护其利益，减少投资风险。Spender＆Grevesen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需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因此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同构压力；寻求较小文化价值观差异：东道国已经形成的价值观、标准会制约着跨国组织行为。跨国企业需要树立和培养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因其更容易遭受当地利益群体的攻击，还要面对当地已经形成的各种约定成俗的标准。Kostova ＆Zaheer认为，树立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恐怕比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难，因为社会认知已经根深蒂固。Yiu ＆Makino认为，文化差异是主要的海外投资障碍，对投资选址有强烈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企业越难获得东道国的文化认可。因此，从这点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在那些与母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投资。关于文化差异的衡量，现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间中国企业在世界上49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市场规模更大，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基于习惯效应的视角
Scott认为，一种行为被多次重复，会视作习惯。在投资选址中，赶时髦、随大溜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交易的频繁性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体现。大的双边贸易额体现了东道国与母国经济来往频繁。不断重复的交易被视作习惯，这会影响投资企业选择与其母国有频繁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国企业会感到与其有频繁交易的国家信誉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国学者胡昭玲，宋平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良性互动的，这说明，与中国有频繁贸易联系的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三、评价及展望
（一）评价
1．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从对经济因素到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传统的有关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成本论、优势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后，新理论尝试从多视角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从非经济因素中的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制度状况（双边协定、贸易政策，双边文化差异等）的角度，探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因；还有从心理距离、习惯效应、投资动因等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研究。传统理论主要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无差异的整体，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具体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把企业看做是异质性的，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区位选择问题；还有基于中观的视角，研究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还基于全球化视角，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纳入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因素；空间组织模式的创新，认识到产业集聚给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由于数学的应用，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发展到实证分析，心理学、制度学等学科也逐渐渗透到投资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更趋向于接近实际，结合心理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投资国、东道国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等。
2．现有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相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依据的研究较为片面、分散。仅仅凭借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不够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应该是综合的，既要考虑投资主体情况，主体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的各种优势、投资动因、战略导向等，也要考虑东道国的客体情况，诸如制度、环境、文化、市场规模；既要从宏观上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要从中观、微观具体分析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制、不同性质企业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因其研究较全面，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理论主要是指导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无法说明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等新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结合制度、心理等学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还处在较边缘的位置，尚未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主流。
3．现有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对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研究占上风，对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质，提出开创性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创始者，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长，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小规模”技术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其“小规模”技术优势已经日益被发达国家地方化的跨国生产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规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投资的趋势，适应时展需要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还很短，国内学者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是对西方现有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和验证，他们在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利用单纯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对企业的投资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有关投资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活动。国内研究建立在西方有关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忽略本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二）展望
1．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区位选择是否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好的区位选择有利于跨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各种制度缺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取得巨大的投资利益，反之，亦然。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就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投资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实质是“舍本逐末”。重视研究区位选择和投资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2．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理论来指导和验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践是脱离实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进行区位选择，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不具备上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却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①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后发”企业凭借在母国开发的“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更迅猛，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发达国家开展投资，以劣势产业收购强势产业的现象很多。中国的联想收购IBM笔记本，双汇收购美国的肉类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购规模达到70多亿美元，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老牌汽车公司沃尔沃。跨国并购投资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国小企业也开始进行并购投资，2013年10月青岛的一家藻业集团就成功地并购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殊性等是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3．综合、具体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各国环境、制度等的标准化，制度、文化应成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虑的因素，例如研究发展中国家基于内部制度不完善，制度逃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新的全球分工标准，新的技术基础导致全球新的生产模式出现，价值链、产业集聚等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必将进一步丰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内容；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重视“量”还会更重视“质”，它不仅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获取，还包括投资引致的各种非经济利益的增加。诸如技术的提高，管理经验的增加，制度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改善、关系的协调等，这也必将丰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内容。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更多地从微观视角，具体研究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依靠一些存在误差的数据做出数理实证分析，而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特点、不同投资动机企业，运用案例具体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不能仅仅凭借垄断优势论，以国有企业作为主要的投资主体，而忽略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特殊性出发（从整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相比，其技术还不具有很强的优势）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多地吸取当地的先进技术，其应主要选择到技术发达的国家投资，而不能完全凭借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到技术、经济落后地区进行投资。
跨国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跨国公司新趋势应对措施
一、新时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基本趋势
1.对华投资增势不减,增幅趋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富于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于是,跨国公司纷纷放大在中国的经营目标,延展在中国投资经营的产业链条,中国引进外资再度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2001年实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国的引进外资实现了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第二个大幅攀升。
200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的环境发生了两方面改变。一方面,“民工荒”在珠三角爆发并很快在沿海地区蔓延,由此拉开了中国生产成本上升的序幕。另一方面,2008年初,中国实行两税并轨,年中,中国《反垄断法》生效,外商投资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时代渐行渐远。在新世纪开局的头10年里,为推动经济转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大力调整了外资外贸政策,开始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大局。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良好态势没有改变,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减弱的同时,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高效率的制造业配套生产体系,这一体系正努力实现着升级换代。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可观,中西部地区潜力巨大,并购监管日益规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明朗且更加有利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态势基本不会改变,鉴于年度外商投资的基数较大,对华投资的增幅会有所放缓。
2.制造业FDI谋求升级换代
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力图紧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步伐,实现对华投资的升级换代。这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内移、外迁和就地升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留下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来努力应对成本上升以及经贸摩擦、人民币升值等诸多挑战。
制造业对华投资升级换代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进入。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持续大规模投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则开始放缓。事实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努力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新技术产业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而拥有先进的环保和节能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是看到了巨大商机,它们已经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
3.从一般性生产项目导入,到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建立;从满足本地需求,追求当地市场,到面向全球市场。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项目规模、控股比例、投资结构、行业领域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国公司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1)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控股
投资方式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或控股,从绿地投资发展到并购本土企业或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一般都经过合资、合作的探索磨合阶段,对华投资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过程。从2000年始,在华投资外商独资企业已从量上超过合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还谋求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深度介入中国资本市场。据分析,跨国公司并购的具体做法有:直接购买股权,增资提高占股比例,设立外资企业收购资产等。
合作方式从产品、一般技术合作,到品牌、标准合作,竞争模式由一般商品竞争转向品牌专利角逐。为强化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竞争则从竞争走向“竞合”,在某些领域和项目上合作,建立联盟,优势互补,联手出击。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的生产基地、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而且面对全球市场。
(2)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
投资项目从劳动密集型小项目到资金、技术密集型大项目,项目规模不断扩大。以江苏为例,2001年跨国公司投资单项平均协议金额为2100万美元,大大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969万美元和1994年的1380万美元。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协议外资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明显增多。2003年,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38个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20亿美元,一批知名跨国公司投资的重化、能源、汽车、电子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投资行业从一般加工业到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一揽子合作或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进入服务领域的势头强劲,会展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已经进入了跨国公司视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涉足中国会展业。
二、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中国企业应该发展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满足外国跨国公司的需要。以前中国一直凭借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渐消失,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来吸引外商投资,满足外商对中国企业人才的需要。
其次,中国企业应该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创建属于中国企业的品牌,以此与外资企业竞争,壮大民族工业。尽管吸引外资从总体上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市场整合型的占多数,而且目前中国市场上产品的品牌以国外品牌为主,为了保持中国本国企业的产品的市场份额,需要提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以质量创品牌。
再次,中国企业也应该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有效转移国内的剩余生产能力,或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市场,从而将国内外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杨朝.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2006,(10).
[2]刘寿先.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5.
跨国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跨国公司；R&D；国家创新系统；东道国
跨国公司R&D投资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各国创新系统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为中国带来了R&D资金、先进技术、知识和R&D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但由于跨国公司R&D投资是一种企业行为，在不同国家的R&D投资动机和R&D职能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因而并不会必然促进中国科技进步，相反还会通过吸收我国科技资源，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强大的冲击，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带来消极影响。跨国公司的R&D投资与东道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与国内企业R&D投资相比，跨国公司的R&D投资影响的特殊性何在?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 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跨国公司R&D投资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类是基于母国的创新系统。一类是基于东道国的创新系统。
1．1 基于母国的创新系统
早在跨国公司R&D全球化发展的萌芽时期，一些西方国家就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活动对本国创新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Jack Baranson(1978)、Paul Krugamn(1979)等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R&D全球化对母国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而Michalet、Delapierre(1977)、OECD(1979)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海外R&D对母国的创新体系有正面影响，特别是一些小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R&D机构是该国进入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渠道，对母国的科技创新有促进作用。
理论和定性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R&D全球化对母国创新系统影响是不确定的。其积极作用来源于几个方面：(1)通过降低母国企业R&D成本，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3)增加母国创新系统的开放性，提高母国创新系统的效率。同时其消极作用表现为：(1)跨国公司R&D全球化分流了母国国内的R&D资金；(2)增加了核心技术的泄漏的风险；(3)导致智力外流；(4)间接培养了竞争对手，不利于本国的持续创新。
然而，定量和经验研究表明了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积极作用。Meryer Krahmer等(1999)对欧盟跨国公司的海外R&D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跨国公司R&D全球化并没有影响欧盟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反还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Hakanson等(2001)在考察了17家瑞典跨国公司的海外R&D机构后，认为逆向技术转移是瑞典跨国公司技术的重要来源。Horrocks(2001)对189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企业的海外R&D投资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系统损害的证据。
1．2 基于东道国的创新系统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R&D活动对东道国创新系统的影响是正面的。Dunning(1994)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R&D活动对东道国创新系统产生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间接方面的影响起到主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对东道国创新系统的各组成要素的影响发挥作用，即R&D溢出效应。其主要表现在“竞争效应”、“学习效应”、“集聚效应”和“开放效应”。Reddy(1997)对位于印度的32家跨国公司R&D机构的调查表明，跨国公司的R&D机构与东道国当地的创新系统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与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外资R&D与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有限。同时，从事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外资R&D机构比从事传统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外资R&D融人跨国公司全球化R&D体系的程度更深，而在与东道国的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联系方面，从事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跨国公司比从事传统技术开发的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界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从事传统技术R&D的跨国公司比从事新技术R&D的跨国公司与当地学术界之间的联系更紧密。
UNCTAD(1999)则强调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创新系统产生“挤出效应”。这些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1)占用了东道国的科技资源，这主要表现在资金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2)技术主导权的丧失；(3)技术受益问题。
从以上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实际影响的分析并不多，并且这些分析比较集中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上，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可能是源于实地调查资料难以获得、统计数字不够全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针对这些不足，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是，跨国公司R&D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有何影响，程度如何，与国内企业R&D投资相比，跨国公司的R&D投资影响的特殊性何在?
2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2．1 理论考虑和模型设定
从前述分析可知，要研究跨国公司R&D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测度。因此，国家创新系统的测度是开展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和制定创新政策的重要基础，一直倍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传统分析和测度方法，主要是在投入(如研究人员数量、R&D经费等)和产出(如论文、专利等)的分析上，这是各国尤其是OECD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指标。国内学者张宏性(2005)等将国家创新系统划分为国家创新动力指标体系、国家创新资源指标体系、创新行动指标体系、创新价值指标体系共四个体系64个指标。王海燕(2001)对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分成资源状况和配置能力两类指标，再把这两类指标分解为资金、人力资源和知识三个方面，并以国际竞争力报告为基础相应选取46个子指标来构成评价国家创新系统的指标体系。
国家创新系统能力的测定，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指标选取、指标的数量、权重的确定，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比例，都将影，向到创新能力的测定。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并考虑数据来源可靠性、可比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可获得性，对国家创新体系采用表1的评价体系。同时提出研究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影响的实证研究思路：
(1)根据本文采用的指标体系，收集中国历年的
对应数据。
(2)对中国国家创新系统进行评价。评价方法有许多，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要考虑到本文所用指标较多，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对这类数据进行有效分析。
(3)确定国家创新系统各指标体系得分，并分别与跨国公司R&D进行相关分析。为了得到内资企业R&D和跨国公司R&D对国家系统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性，提出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Yit表示国家创新体系的第i个指标体系得分；MNCR&Dt和DCR&Dt分别表示跨国公司R&D投资和国内企业R&D投资。ε表示残差项。通过系数比较α1和α2，可以得到内资企业R&D和跨国公司R&D对国家创新系统作用的比较。
2．2 实证检验和相关性检验
2．2．1 变量和数据的说明
我们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样本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0―2004)，将原始样本进行同趋势化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之间变化趋势、量纲的不一致及数量级的差异等现象。采用的分析软件是SAS8．0 for Windows。由于跨国公司R&D投资数据缺乏，本文采用三资企业R&D经费数据代替。
2．2．2 实证结果和分析
首先测定知识创造能力得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其测定步骤如下：
(1)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和贡献率。
(3)根据累计贡献率超过80％，选择前三个主成分。并将区域知识创造能力的指标标准化值计算历年的区域知识创造能力综合得分，结果见表2。
(4)重复(1)―(3)步骤，分别计算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综合得分。其结果见表2。
利用(1―1)模型，使用OLS进行估计，考察内资企业R&D和跨国公司R&D对国家创新系统作用。其结果见表3。
表3的实证结果表明：跨国公司R&D和国内企业R&D对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创造能力(Y1)、知识流动能力(Y2)、企业技术创新能力(Y3)、技术创新环境(y4)和创新绩效(y5)都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系数比较可知，跨国公司R&D对Y2和y 4作用明显强于国内企业R&D。跨国公司R&D每提高1％，可使Y2和Y4分别提高1．77％和3．84％，而国内企业B&D相应数值则为0．28％和0．49％。国内企业R&D对、Y1、Y3和Y5的作用明显强于跨国公司R&D。国内企业R&D每提高1％，可使y1、y3和r5分别提高2．37％、4．26％和2．638％，而跨国公司R&D相应数值则为0．52％、0．49％和0．23％。
从上面的结论可知，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流动能力和技术创新环境正向作用显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本国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也会增加自己的R&D投入，不断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环境的竞争效应无疑改进了整个国家创新系统。其次，除竞争激励外，跨国公司R&D投资还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学习”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跨国公司R&D机构进入后，本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又多了一种学习渠道，并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交流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研管理手段，推动本国创新系统的发展。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创新系统越开放，其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越强，创新的效率也会越高。跨国公司R&D与其母公司或其他研发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会大大增加东道国创新系统的开放性，使其与国际技术创新同步。
3 结论及政策含义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大量的海外R&D投资，建立起全球化的R&D体系，在总体上加深了国际R&D分工的程度，加速了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流动，促进了世界各国创新系统的发展。但是，由于世界各国拥有的R&D资源不同，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R&D投资动机和R&D职能存在很大差异，R&D投资全球化对各国创新系统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具有正作用。第二，跨国公司R&D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知识流动能力和技术创新环境。第三，跨国公司R&D投资带动了国内的自身R&D投资。
这些结论说明，跨国公司R&D投资对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并不简单地表现直接影响上，而是通过溢出效应以及带动国内企业自身R&D投资来间接影响国家创新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加强跨国公司R&D投资对国家创新系统作用时，着眼点不仅局限于跨国公司R&D投资的规模，还应该重点放在加强创新文化氛围的培养、制定和完善鼓励跨国公司R&D投资的相关政策体系(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和人才条件)、营造研发竞争环境、促使形成国内外企业之间、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外商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多层竞争和合作格局上。
跨国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跨国并购;跨国创建;OILS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39-02
为了回答跨国公司从事FDI(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对于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的取舍,有必要对二者进行考察和比较。本研究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指出跨国并购的优势所在,进而提出跨国并购折衷理论――OILS。
一、跨国并购与跨国创建的比较分析
作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两种典型方式,并购(Merger & Acquisition)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部分或全部股份,从而取得该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而创建,又称“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指创建新企业或其他对实物资产的投资,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速度方面。速度是构成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速度的重要性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抢先竞争对手,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在东道国市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收益;第二,迅速展开生产经营能够避免未来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速度是跨国公司提高EVA的关键。并购方式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可以省掉建厂的时间,在极短的时间内,利用原有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管理生产人员及原料来源、销售渠道和已占有的市场份额,迅速抓住市场机会展开经营。而创建一般要比并购慢得多,创建除了要组织必要的资源外,还要选择工厂地址、修建厂房和安装生产设备,安排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
2.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效率方面。跨国并购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投资方式。并购直接从企业产权市场上获得一个各种生产要素已相对匹配完整的实体。跨国并购相对于跨国创建而言是更有效率的投资和展开经营的方式。
3.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成本效益方面。一般而言,跨国并购国外目标企业能给本企业带来正的现金流量,而跨国创建新厂,较之与其竞争的当地企业,它的成本可能更高,而生产率可能更低,企业并不了解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当地的法律及文化习俗等,而学习这些是非常高昂的成本,兴建工厂的收益是未来的一种不确定的现值,且企业的收益在未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跨国并购不仅见效快,而且常常低价收购外国目标企业,廉价购买资产,因而企业会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在东道国建立新工厂。
二、跨国并购折衷理论――OILS
1.所有权优势(Ownership)。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的国际生产文献认为O优势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垄断力量,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对不拥有这种优势的企业形成进入壁垒;第二种是稀缺的、可持续的资源和能力,主要是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领先的技术效率;第三种是企业的管理能力。OIL范式刚提出时,假定这些O优势主要反映了对外投资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生产力优势,当把这些优势在国外开发利用时,将获得除去机会成本以外的额外的收益。
2.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在解释为什么企业选择从事FDI,而不是采用一些其他的途径买或卖中间产品时,内部化理论提供了过去二十年的统治性解释。认为最有价值和新的优势倾向于内部化,因为这些资产难以随着时间变化而确定价格并订立契约,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或战略性活动中,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化安排来进行国际生产活动,因为通过契约安排把这些活动和职能交给其他独立的企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种内部化分析来自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除此以外,跨国并购的内部化因素还存在着联合内部化和反向内部化,表现为为了获取新的资源、能力、市场或降低生产的单位成本,或是为了获得市场力量,或是抢在竞争对手以前的跨国并购活动。
3.区位优势(Location)。在跨国公司的FDI理论中,区位优势有时又称区位特定优势。它不是企业所具备的,而是东道国所有的,企业必须适应这项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市场广大、人口众多等;另一方面是指可移动的区位优势,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灵活优惠而形成的有利条件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区位因素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哪里实施并购及整个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布局。
如果一个东道国没有区位优势的话,邓宁认为,一个企业可能在本国利用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然后将产品出口到东道国。同样,即使东道国的企业有可供并购的所有权优势或者母国企业有可以利用的所有权优势,如果东道国没有区位优势的话,跨国并购也可能还是难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并购比跨国创建对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的要求还要严格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的跨国创建投资比跨国并购投资多1倍以上,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并购投资超过了跨国创建投资,则充分体现了跨国并购具有的速度方面的优势。
东道国不但需要区位优势来吸引跨国并购投资,很多时候,跨国公司则利用区位优势来强化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另外,跨国公司利用区位优势还可以减少风险。其原因是,通过在全球布局其生产可以减少公司总部的营业波动,尽可能减少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周期性影响。例如,当亚洲因经济危机而经济萧条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能正处于繁荣时期。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一个地区的利润来弥补另一个地区的亏损,从而抹平了经济周期对公司的影响。
(1)跨国并购与不可移动的区位优势。资源是一个国家的区位优势之一。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一国将出口那些密集地使用他们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同样,由于资源丰富,这对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跨国公司便有了吸引力,这些当地公司由于有所有权优势,所以他们很可能吸引跨国并购投资。第一产业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对那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的公司的并购。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并购规模,第一产业的并购金额太小,这说明资源方面的区位优势目前在跨国并购中并不占什么地位。
劳动力优势可以是一个国家吸引跨国并购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但是目前简单劳动力的区位优势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如果某个跨国公司仅仅只需要简单劳动力的话,可能跨国创建的形式要更好些。毕竟,跨国并购的动机主要是要利用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并获得目标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而简单劳动力是产生不了所有权优势的。一个国家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就产生了人才的区位优势,有了人才的区位优势,就会产生研究与开发的区位优势、知识的区位优势、信息的区位优势等等(其实,这已经属于可移动的区位优势的范畴)。
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可以产生区位优势,如东道国良好的深水港口,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等。一国的市场广大、人口众多能产生市场优势。
(2)跨国并购与可移动的区位优势。政府的政策、法规、关税和配额在许多方面能影响跨国并购。为保护国内工业而建立的关税和配额,使出口显得尤其脆弱。而这些限制的威胁能够鼓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以突破关税的限制,尤其当被保护的市场巨大时,跨国公司可以绕过一些障碍,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外汇汇率从多方面影响跨国并购。国内货币对外币的相对坚挺或疲软能够影响收购的实际价格、所筹集的资金、管理所收购公司的生产成本及返回至母公司利润的价值。
环境和其他政府法规使出口贸易和跨国创建面临更严格的要求,重新设计自己的标准以满足东道国的要求,成本可能极其昂贵,于是一些国家为了使产品符合东道国的标准,干脆收购一家东道国现成的公司,从而很快进入了该市场。
4.速度优势(Speed)。正如邓宁指出的,即使一个企业存在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并且东道国具有区位优势(L),一个企业还是有可能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和跨国创建投资。为什么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跨国并购投资呢?很显然,跨国并购投资比创建投资具有速度优势。跨国并购代表了获得意愿目标的最快的方式。当时间紧迫时,在新市场接管一个具有现成的分销系统的公司要比自己从头建立一个分销系统和市场组织更为可取。
对那些后来者或高新技术公司,跨国并购提供了一种迅速赶超的模式。日益激烈的竞争、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迫使公司必须迅速对市场环境作出反应,从而获得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的优势。
速度对企业来说,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抢时间、迅速增长。一个企业如果不迅速增长的话,很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或者成为别人收购的目标。增长或许是跨国并购最重要的动因。增长对任何企业都很重要,兼并提供迅速增长的方式,而跨国并购又为这一迅速增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三、对跨国并购折衷理论(OILS)的评价
笔者在对企业并购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跨国并购与跨国创建的对比,为解释跨国并购找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跨国并购折衷理论(OILS),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过去的并购理论在理论结构上是零散的,各自成为一个体系,各自解释一个方面,很少能有一个框架将其综合起来,而批判地继承邓宁的OIL范式框架,再融入并购的理论而形成的OILS理论对于跨国并购有着较强的解释力。
然而,该理论的一个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O、I、L、S四要素相结合的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追逐利润、寻求发展的一条捷径,并且正指导着全球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活动;而如果站在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角度来分析OILS理论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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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倩.跨国并购与跨国创建替代[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1).
跨国投资论文篇7
对跨国银行进入一般动因的研究很早就在理论界展开。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邓宁的“折衷理论”（ILO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并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后来有关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到跨国公司领域和跨国银行领域。根据这种理论可以认为，跨国银行的进入是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论文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动因
跨国投资论文篇8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投资形势下,我国正以稳定的增长速度,逐步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之一。虽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投资受到技术、人文条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整体投资质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相对规模较小。在这些制约条件及负面因素影响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路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我看来,我国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而应该建立统一的考察投资指导意见,帮助对外直接投资者寻找正确的投资方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努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才能应对一些国家的非贸易壁垒中,甚至在经济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外表喜人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只会在一场风暴中化为乌有。在这之中,尤其需要加强对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统筹规划安排。
跨国公司,顾名思义,是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控制东道国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国际性企业。根据资料统计,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20000家左右,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3000家左右,而子公司数量更是从90000家增长到了近100万家。从数字上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的总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并且其所占GDP比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单项跨国购并规模日益扩大,金额屡创新高,比如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购并金额达到3500亿美元之巨。
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截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在这么辉煌的成就背后,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多集中于“国字头”企业。在中国跨国企业一百强中,民营企业仅仅占了不到15家,而大多数的企业,则是以国有或者国营企业身份露面的,这种现象就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数据喜人,但是真正应该唱主角戏的民营企业却被挤在角落处,这也是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结构不均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2.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额逐年迅猛增长,但是受到外国技术封锁等多方面条件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和领域大多都集中于采矿、制造等技术含量低的方面,从而造成了我国对外投资基础的不稳定,如果产生经济危机,则这些企业最容易遭受重创,以至于增加对外投资结构的不稳定性。
3.跨国公司目标不够长远。我国跨国公司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长期企业跨国购并等形式,对外投资并不是十分理性,往往局限于公司声誉或者眼前对本公司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层面可能对公司发展的风险性威胁,盲目冒进,从而很容易在公司未来的发展中,举步维艰。比如,跨国购并的过程中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忽视公司文化的问题,而这个看起来并不十分起眼的问题很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在购并后的发展方向与当初所预计的方向南辕北辙,偏离预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与问题并存,只有真正解决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才能够真正地在对外投资之路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使用理论中,小规模技术理论无疑比较适合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导向的理论基础。小规模经济理论主要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来自三个方面,即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三个方面的优势。对于我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很好地将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和民族文化产品的推广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同时,跨国公司应该尽量避免企业“虚荣心”作祟,而应该从实际层面出发,谨慎评估对外投资的可行性,从而避免“得了面子,失掉了里子”。
参考文献:
[1][美]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