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03:10:57
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文化财务风险风险管理文化
引言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成果和财务状况的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财务风险是由企业负债引起的，具体是指企业因为借入资金而增加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和企业利润（股东权益）的可变性，它与经营风险、资本市场风险一起构成了企业所面临风险的主体论文。广义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系统中客观存在的，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因素作用，使得企业实现的财务收益和预期财务收益发生背离，因而蒙受损失的机会或可能，其中不仅包括由使用财务杠杆带来的狭义财务风险，还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证券投资风险等诸多内容。以上是对财务风险的一般分类。[1]基于公司成立背景、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所处的环境、进入领域、公司领导层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不同，又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着特有的财务风险。虽然这些财务风险最终的表现形式和一般企业的一样，但是风险成因确是有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所引起的管理论文。国有企业在历史的潮流中扮演的角色是国家大工厂的生产车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行，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营模式不再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以出资者身份干预微观企业的运行管理，产生了国有股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导致公司治理“人治”而非法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受计划经济影响，其管理思维和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其多元化知识的需求；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不具备风险意识。这些都会给国有企业的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甚至使得国有企业毁于一旦。2004年11月中航油破产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第一部分：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航油事件回顾
中航油是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简称“中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子公司，1993年在新加坡注册，当时主要从事石油贸易，并争取到了中航油集团2％的进口权。2000年，中航油进口权增至98％。2001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主板上市，中国航油垄断进口商的地位牢固确立。中航油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6年间，净资产由1997年的16.8万美元猛增至2003年的1.28亿美元。但就在此期间，其业务范围逐渐扩大，2003年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场外期权交易，这已经超出保值范围而进入投机领域，中航油从此身陷险地。2004年第一季度，中航油显示亏损。当年3月28日，公司账面亏损580万美元。就在此时油价一路攀升的情况下，中航油选择了“展期”方案，继续卖空待跌，在期权交易中的盘位大增。两天后，公司公布2003年年报，称全面赢利3289万美元，对期货交易的账面亏损只字未提。到2004年6月，中航油期权交易的账面亏损已经达3000万美元，其仍继续坚持展期待仓，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推至2005年和2006年，同时交易量被进一步放大。10月以后，中航油持有的期权交易总量已达5200万桶，远远超过其每年的实际进口量（约1500万桶）。此时油价仍在大幅上升，中航油需支付的保证金急剧增加，现金流量很快面临枯竭。10月10日，中航油账面亏损达到1.8亿美元。这时，中航油才向总部汇报，并请求资金支持。中航油集团于10月21日以筹集资金购买新加坡石油公司股权的名义向一批基金出售其在中航油15％的股份，将所得款项1.08亿美元全部贷给中航油补仓。在此次交易中，中航油集团和中航油均未向买家披露上亿美元的亏损情况。11月12日，中航油在三季度财务状况中称，“公司仍然确信2004年的赢利将超过2003年，从而达到历史新高”。11月25日，中航油的实际亏损已达3.81亿美元。11月29日，中航油被迫关闭的仓位，累计损失已达3.94亿美元，正在关闭的剩余仓位预计损失1.6亿美元，账面实际损失和潜亏总计5.54亿美元。中航油申请停牌。11月30日，中航油向法院申请债务重组。
中航油财务风险分析
从以上案例介绍以及收集到的“中航油”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中航油”作为国有跨国企业中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子公司，其面临的特殊财务风险包括：
（一）因公司目标执行不力而诱发的财务风险
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是应该基于公司的未来远景与总体控制能力，考虑企业人员和财力状况。如果不具备条件盲目扩张,企业进入不太熟悉的行业或从事不了解的业务,不仅起不到预期的增加赢利渠道和分散风险的作用,反而会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从1997年起,经历了两年亏损和两年休眠期后的中航油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一家船务经纪公司重新定位为以航油采购为主的贸易公司,第二次转型是从一个纯贸易型企业发展到以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和进口航油采购为一体的工贸结合型的实体企业,成为以中国为依托的石油类跨国企业。依此可以看出，中航油集团在海外设立上市公司的初衷是非常明确——取得一个价格相对平稳的国际油价。从陈久霖担任中航油总裁起，中航油的运作就偏离了这个初衷：中航油从2001年11月在新加坡上市伊始就开始涉足石油期货。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中航油公司管理层在没有向董事会报告并取得批准的情况下,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将企业战略目标移位于投机性期货交易,这种目标设立的随意性,以及对目标执行的不力，最终将企业陷入惊涛骇浪之中。
（二）因公司组织结构设置不当、内控无效而诱发的财务风险
管理学理论中，组织结构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权责对等，职员（包括高层管理人员）被赋予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与权力对等的责任。权责对等的原则使得公司职员在进行某项活动之前，权衡成功得利和失败责任；在活动进行时，公司职员时刻以所承担的责任约束自身的行为。另外，组织岗位设计要求执行和监管部门要严格区分，不能出现执行、监管集于一身的情况，否则公司的内控制度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也就谈不上在公司运营过程中的事中责任监督和追究。中航油为什么会出现历时如此之长（几乎贯穿整个2004年度）、亏损额如此之大（账面实际损失和潜亏总计5.54亿美元）的情况，原因就在于“陈久霖就是中航油”这种现象。虽然中航油上级管理部门有明文规定禁止涉足场外交易，中航油内部也有《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手册》[2]，但是这些都不能构成对陈久霖的责任约束，因为中航油集团充当了中航油的资金支持者角色。即使中航油出现了投资重大错误、现金严重短缺的情况，陈久霖也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投机行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其实早在2000年发生的安然事件中，我们就应该注重内部监控的重要性，安然作为一个在《财富》500强中排名第七的跨国集团公司轰然倒闭，就是因为缺乏实质性的内部监控：安然的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采取了不干预监控模式，没有对安然的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包括没有查问他们所采用“投资合伙”的创新的会计方法。中航油集团对中航油的干预也仅仅限于文字报告，不了解中航油在出现账面亏损到申请破产这段期间的财务状况，这也是导致亏损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因公司缺乏风险意识而诱发的财务风险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全球性的、不由中国政府监管的金融市场。相比国内的一般企业，国有企业还要考虑所进入市场当地政府的监管风险、进入新投资领域的技术风险、竞争对手的情况和本公司内部人才配备情况。1、当地监管部门的风险。经营场所的政府对市场运行管制不力而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期交所身处市场第一线，对于期货市场违规行为的发现和纠正具有得天独厚的获得证据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无疑是最富效率的期货监管组织体系。从巴林银行在1995年2月破产的事件中不难相像新加坡期交所对衍生品交易的监管不力，而中航油（新加坡）进入新加坡交易所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本来就是交易所很难涉及的投机方式，再加上新加坡期交所监管本身存在的不足，因此中航油一进入新加坡期交所就面临了很大的风险。2、交易方式的风险（技术风险）。场外衍生交易与交易场所内的石油期货交易相比，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交易的过程密不透风，风险要比交易所内大的多，而且在国际上场外衍生品交易几乎是不受政府监管的。3、对市场竞争对手认识不够。企业进入海外交易所进行投资，外国炒家很容易得到企业的交易成本、资金承受能力等商业机密，依此锁定攻击对象。中航油对竞争对手以及自身实力的估计都有很大的偏差。事实上，国际竞争对手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银行、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在这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航油缺乏足够的保证金支持，从而负债累累。4、人才风险。国有跨国公司从事海外投资业务，其人员配备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1）公司职员的中外籍比例。尤其是参与一线操作的职员构成要考虑到中外比例。公司进行跨国投资业务相关的交易成本、资金承受能力等商业机密都暴露在国外投资者眼里。中航油参与交易、掌握最核心机密的关键位置交易员仍是外籍人士，面临着极大的风险；（2）公司职员的知识结构。公司进入不同的领域，所面对的技术和知识结构是不同的，如果公司管理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就意识不到该领域的特殊风险，更谈不上对这些风险进行规避和管理。理论上，看涨期权卖方的亏损风险是无限的，一般作为期权卖方需要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相当强大的资金实力，或者手中正好具有充足的对应资产可以履约；在业界，看涨期权的卖方几乎都要另外做一笔反向交易，以对冲风险。中航油管理层缺乏起码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知识。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久霖，并没有受过石油衍生品交易方面的正规训练，也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更谈不上知悉石油衍生品交易的运作以及背后的博弈之道。参与交易活动的职员亦是如此：有关交易员在初期未经公司管理层书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操作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等问题出现后，在讨论对策时，该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往后挪移仓位须增加交易量，以及在油价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公司必须追加保证金的情况避而不谈，以至连连亏损，却一路没有斩仓。同时，通过中航油集团轻易通过陈久霖的“内部救助方案”，不难看出中航油集团内部，亦缺乏真正懂得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的人才（3）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对风险管理制度的态度ISO9000管理风险原则是：有包括把风险管理责任写进雇员的岗位说明中的组织结构的书面材料；书面的风险处理程序；有检查是否按程序办事，风险是否受到控制的审计。因此，公司的风险管理有效不但要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更在于制度的实质性执行。从相关资料，我们知道中航油制定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手册》，对每位交易员的亏损额都有规定，问题出在中航油的风险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从以上导致中航油破产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不仅公司的目标设定以及执行情况会给国有企业带来财务风险，而且公司组织结构的设置也是财务风险产生的诱因；不仅是高层领导和风险监管部门的风险态度会影响财务风险的大小，而且一般职员的风险意识也有助于风险的防范；财务风险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而是贯穿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因此，财务风险管理是企业全局性、长期性的工作。如果企业全体职员能够长期保持风险的危机感，那么这也就是形成了一种企业文化——风险管理文化，这是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最理想的状态。那么，为了能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就要探索构建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借助企业文化将风险意识寓于全体职员，借助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促成企业全体齐心合力抵御风险。以下，我们就来探究如何为企业建立一种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以抵御财务风险为目的。
第二部分：构建企业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文化是在—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决定了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指导企业目标的形成，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约束着企业员工沿着目标行动。从管理学角度看，管理主要依赖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权力和文化。权力作为一种支配资源的力量，依靠的是一种硬性的制度约束，这种约束是一种被动约束。文化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规范指导能力，它往往是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包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行为习惯。对企业职工素质的培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文化的约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因此只有将风险管理依托于一种文化，才能将约束变为自觉。
（一）塑造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象征物
卓越的企业文化是卓越企业家的人格化。卓越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家德才、创新精神、事业心、责任感的综合反映。因为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企业家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企业家从本企业的特点出发，以自己的企业哲学、理想、价值观、伦理观和风格融合成企业的宗旨、企业价值观，逐渐被广大员工所认同、遵守、发展和完善。企业家不是投机商，而应该是一个大胆创新、敢于冒险、注重积累的开拓型人才。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的形象是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一面镜子，企业家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身体力行是员工日常风险管理的一面旗帜。卓越的企业家为了挑战未来，必须时时提高警觉．企业家建立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重视员工的参与，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员工是风险管理实践的操作员，没有员工参与的风险管理只是纸上谈兵；（2）产生先见之明。企业家和高层主管必须发掘和利用整个企业的各种意见和合理化建议，借此来建立对未来的共识和认同，以此来形成卓越的企业文化；（3）重视速度。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质量、时间、成本是企业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法宝，企业的文化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快速的改善甚至是转变，使得企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趋同。另外，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不仅要求企业家自身具有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专门知识，还要求在高层管理人员的聘用中考虑其知识结构和人员构成，还要考察其风险管理的态度。
（二）建立风险管理高级管理班子
企业家作为企业文化的象征物，也是企业文化的最初载体。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企业风险管理文化要靠高级管理职员分解，要靠高级管理职员向职员诠释，要带领着企业职员将之付诸行动，引导职员如何体现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收集职员对该文化的感受，对职员偏离该文化的行为纠偏，激发职员为改善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出谋划策，该文化对企业风险管理的贡献也要靠高级管理职员来总结：如果说企业家是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缔造者，那么高级管理职员就是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推行的士卒，而职员是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三）构建风险管理文化的组织结构
如果—个企业的组织结构能够使每个人对实现企业目标有所贡献，那么这样的组织结构就是有效的。同理，如果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能够使每个人对实现企业目标有所贡献，那么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是有效的。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能使不必要的后果与代价降至最低，以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则这样的组织结构是有效的。同理，如果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能使不必要的后果与代价降至最低，以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则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是有效的。在组织结构中，为建立灵活性而制定的规定越多．组织结构就可能恰当地实现它的目的。在每一组织结构内，必须建立能预料变革并能作出反应的措施和方法。每一企业都是在变化中的内、外部环境中向自己的目标迈进的。如果—个企业变得僵化，而这种僵化不管是否会成为变革的阻力．程序过于复杂的或部门之司的界限过于固定不变，则该企业就没有能力去迎接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挑战。构建企业风险管理文化，不但要注意企业内控部门的设置，而且要注重各部门承担相应的风险；在岗位设计上首先要有风险责任的规定，而后才能赋予其权力，做到权责对等；同时还有注意企业组织结构因风险变动而灵活变动的适应性。（四）风险管理文化注意力集中在市场
市场是企业财务风险的来源，也是企业风险最终暴露的场所。企业必须制订一些日常条例来不断提醒自己。企业风险管理部门必须把时间花在外面，花在市场上：监测市场的波动以及时预测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析市场以找到分散财务风险的途径；跟踪市场发展趋势以估计企业财务风险损失的发展态势；权衡企业财力和风险造成的最大损失额度。市场的风险产生是单个企业不能控制的，企业对市场的研究是决定企业是否进入风险领域，或者是已经置身于风险之中时，是保持谨慎态度继续拼搏还是果断退出。就中航油事件而言，如果中航油在出现亏损到最终破产这一阶段的任一时刻，退出石油期权场外交易，都不会酿成5.54亿美元的巨亏，更不会遭致破产。（五）风险管理文化要有金融上的远见
企业能够持续经营，最重要的是现金，而不是账面上的利润。财务风险最终的表现都是资不抵债，偿还债务只能是企业的现金或者能转换成现金的财产物资（服务），因此利润只是虚数。企业如果缺乏现金，就会产生金融上的危机，克服金融危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风险管理文化在金融上的远见，要求企业量“存”为出。强大的资金后盾不是抵御财务风险的盾牌：风险来源于市场众多的原因，风险是无限的，但是现金却是有限的。对于特定企业来说，现金永远也不能填补因风险产生的“无底洞”。中航油集团给中航油的1.08亿美元的贷款未能缓解中航油的财务危机，同样，即使再给陈久霖提供“5亿美元”[3]，也改变不了中航油破产的局面。
结束语:
国有跨国企业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其存在与一般企业不同的财务风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使得国有跨国企业没有风险管理的意识；行政上的审批制使得国有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流于形式；沿用国有企业改制前的高层管理人员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具备现代金融和风险管理专门技术知识的人才。因此，构建国有跨国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不是某个部门就能达到的，也不是某个领导人就能解决的，更不是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就能建立的，当然，依靠引进先进的监控系统[4]来抵御风险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建立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文化，以企业家的风险管理精神为指导，配合高层管理人员对风险管理文化的执行和组织结构的灵活应变，辅之现代化的风险监控系统，将财务风险管理融入全体职员的意识，渗透到员工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才能形成对企业全局的财务风险抵御的盾牌，才能长期减少或规避企业的财务风险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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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界管理咨询 中国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 战略管理
如今，管理咨询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出现，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那管理咨询究竟是什么呢？美国咨询管理工程师协会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管理咨询是由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人们所提供的一种专业服务，帮助主管人员（经理）辨识和解决社会中各类单位的管理和作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提供和推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在必要时帮助实施。这一专业服务聚焦于改进这些单位的管理、作业和经济实绩[3]。其实简单的说，管理咨询就是咨询人员根据客户的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找出客户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有针对地提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且指导客户实施方案，从而提高客户管理绩效的智力服务。
1. 世界咨询行业的发展
从根本上来讲，现在的管理咨询是由英国的管理思想家和商人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而现在著名的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咨询公司，科尔尼咨询公司均是在那个时代成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咨询已经从一个职业演变成了一个行业[2]。如今的咨询公司也出现了更加细致的分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公司：专家类咨询公司，战略类咨询公司，整合解决方案类咨询公司。
在国外，管理咨询公司发展到现在，大致都经历了几个过程：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管理咨询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技术的改善和一些会计业务；到了20世纪中期，管理咨询的重点还是偏向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科学管理方法的推广应用；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咨询的范围从内部的管理扩大到了企业经营战略方面；当进入90年代，电子商务的出现，致使企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企业的咨询重点开始偏向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的方向。最后，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企业信息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电子商务技术已经趋近成熟，这就要求了咨询与信息技术的全面融合。
2. 世界咨询公司的特点
2.1明确的战略定位
国外的大型咨询公司，都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如罗兰贝格擅长于战略和组织结构咨询，麦肯锡擅长于企业重组与战略，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则专注于战略管理咨询这一细分市场。这些都是从一个专业化的小市场做起，在企业战略中，细分市场不可缺少，它可以使企业找到方法把与竞争对手的差别转化成持久的成本差异[5]。同时，明确的定位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以确保公司的专业性并且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
2.2合理的人员搭配
人员的搭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早在当年分工这个概念提出的时候，人员的合理搭配就决定着效率的提高。如麦肯锡、罗兰贝格等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采用的三维管理模式，即在一个项目小组中，包括了行业专家、技术专家、以及区域代表三个方面的人才，不仅确保了在某个行业中有足够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实现了跨区域咨询业务的本地化。总之，对于一个咨询项目，合理的配置人才，既能增强整体的实力，又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2.3形成自有的管理理论
自有的管理理论来自于咨询业务的经验和对各个行业管理的深入研究，不仅仅是对咨询公司本身业务能力的深度挖掘，同时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比如兰德公司拥有自己的兰德研究院，迄今为止，出版了近200部书，3000多篇，研究报告的发表更是达到了18000部；而麦肯锡咨询公司也有出版《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波士顿公司出版有《管理新视野》[4]。其中的文章大多数是在为富有远见的公司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所思所学，它面对各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在鞭策着这些高层管理人员要以战略的眼光来考察自己的企业。
3. 中国咨询行业的现状
咨询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就是谋略。不同朝代的谋略家运用各种计谋，意见协助君王而得天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刘备的“咨询顾问”。中国有名的兵法谋略家——孙子，他所著的谋略经典——孙子兵法，为后世无论是兵者或是商者所必读，而他当时在吴国的角色就相当于现在的战略顾问。
中国的咨询行业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官办性质。进入90年代后，国内整个咨询行业急速膨胀，1994年底的统计，全国的咨询机构有4万多家，5年后，全国的咨询机构已经达到了13万家，从业人数近百万，而这种膨胀式的发展却不是咨询行业真正的发展，在这13万家的咨询公司中真正在从事咨询业务、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不超过1000家，在这其中，能够达到全国知名程度的却连10家都不到。
另外，中国咨询业因为起步晚，并且在短短十年中在数量上呈现畸形的爆发式的增长，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都没有跟上进度，没有全面的经营网络，规范科学的运作程序，以及足够的实践经验。
总的来说，中国的管理咨询公司普遍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3.1中国的咨询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
3.1.1咨询公司缺乏定位：
一家咨询公司的定位决定这在这个行业中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如今，中国的很多咨询公司似乎已经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多面手，其广阔的业务面甚至让国际上大的咨询公司汗颜。麦肯锡中国公司首席代表欧高敦曾经的一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现在中国的咨询公司很多是在兼职做国外咨询业专职做的事情，问及业务范围，什么都做，无所不能。”
其实，什么都会做，也就是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正确的战略定位，更有助于确定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3.1.2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合理性
对于大多数国内的咨询公司，没有固定的团队，往往是有了什么业务，才搭建相应的团队。这样确实能够更加灵活的处理不同的业务，但是也造成了团队的不稳定，以及专业性的不匹配，这也是因为在人员构成上的不合理造成的结果。
另外，现在国内的咨询公司，大量启用MBA毕业生也是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人才过盛，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必然使在进行咨询业务时对于专业性的问题掌握不够充分。
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内几乎没有咨询公司能够给员工系统的培训，大部分都是跟着“师傅”做。在国外的很多咨询公司，不仅注重管理的实践，同样也重视管理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些理论的研究也为公司的员工提供了管理的理论依据和思路，为公司的内部培训提供了大量可用的教材与案例。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咨询公司能够定期出版研究杂志或者期刊。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咨询公司同时也具备了很大的优势。
3.2中国管理咨询公司的优势
3.2.1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企业的情况
麦肯锡不败的神话曾在中国被打破，那是1999年的实达集团重组。后来重组失败，当时有多种评论，其中之一便是麦肯锡在中国“水土不服”。因为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文化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这次的失败。从战略方面来讲，麦肯锡本身也一直在努力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一个大的咨询公司，所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很多跨国企业，当为这些企业做咨询的同时，咨询公司也就成了跨国公司。麦肯锡在不同的国家建立自己的分公司，由最初的几个人将公司的价值带到当地，用招聘当地的人才，最终由熟悉当地国情的当地管理者来领导分公司的方法克服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而中国的公司本身就具备这一优势，对于我国的国情文化本身已经相当熟悉，也就省去了繁琐的文化融入的步骤。
3.2.2具有成本优势
企业引进咨询公司，从战略意义上讲是一种投资，但是同时也造成了成本的增加，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高昂的价格令国内中小型的企业望而却步，也只有一些具有强大财力的国企或者处于行业龙头的企业敢于斥重资邀请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为自己做咨询。但是国内有90%以上是中小型企业，这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需要或者希望有合适的咨询公司为它们做管理咨询。而由于国内较低的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我国的咨询公司的收费也远低于国际著名咨询机构的收费，这使得国内的咨询公司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4. 中国咨询行业应该如何发展
4.1强化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公司作为一个服务型公司，并且靠出售知识产权产生盈利，人才的知识储备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员工的培训应该放在重中之重。中国现在的咨询公司应该在大力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努力开展管理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发表于书籍或者专业的期刊上，更可以作为一个培训新进咨询师的理论依据和思路，形成标准化的培训流程，从而为公司培训出更加优秀的咨询师。而在人才的搭配上，应该更多的吸纳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团队的一部分，以满足不同企业的咨询服务。
4.2正确的战略定位
作为咨询公司，正确的战略定位就意味着更加充分、高效的利用了公司资源，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正确的定位并且实施能够使公司在某一领域更加专业，全会一点不如一点全会，专心致志的服务某一类型的客户，能够让公司的咨询团队越来越擅长这一领域，这也大大的增加了咨询的成功率，在客户中留下良好的口碑，形成良性循环。随后在不影响主要业务的前提下，适当的扩充团队，补充业务短板，向其他相关的业务适当的发展。总之，在选择业务方面，应该先取长，后补短。
4.3发挥国内优势
国内的咨询公司相对于那些“舶来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咨询公司，应该紧抓咨询业务，主要面向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中国有很多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需要做咨询的，但是国际上著名的咨询公司定价过高以至于无法承受，最终放弃接受咨询，对于这块市场，应该是国内咨询公司应该紧抓的部分，国内咨询公司的价格优势是中国咨询公司发展并壮大的最大优势，但是对于咨询公司来说，同样也必须提供优质的服务，以赢得客户的信任，这对于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非常重要。
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的咨询公司乃至于中国整个咨询行业，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行业的制度标准，还是公司的战略管理，都还没有成熟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对管理咨询开始关注，以及我国咨询行业的逐渐发展壮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咨询行业的环境将更加完善规范，我们在研究、借鉴国外咨询公司成功案例的同时，也会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对待，逐渐发展出中国自己的咨询公司，那时，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中也必然会出现中国咨询公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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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管理咨询--全周期卓越运作 顾元勋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5]波士顿战略观点 [美]卡尔·斯特恩 迈克尔·戴姆勒 编著 波士顿咨询公司 译.
跨国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规则,人权,环境权
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的保护密切相关,两者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中许多文章与报告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从这些文章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观点或者是一种主流的观点。许多环保主义者对国际贸易中破坏环境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是相互冲突、排斥,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会促进矿业、冶金业、制造业、化工业等污染企业的规模发展,致使环境进一步退化;同时也有不少奉行贸易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并不必然引起环境问题,而且最终能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正如B.D.Gardner所说——只有当我们足够富裕时,我们才能承担起关心环境的奢侈。
自由贸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益的,它能够改善有关国家的福利,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当前国际社会对这种现象褒贬不一,但这并不会改变国际贸易以贸易自由与市场开放作为其终极的追求目标。与之相比,国际环境规则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所关涉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在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环境问题将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最终能否顺利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将围绕以上的问题将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环境权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介绍国际贸易如何产生环境问题;第三部分分析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环境措施及其内容;第四部分讲述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的冲突和解决,并尝试揭示其所体现的一种趋势;第五部分是论证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协调发展的可能性。
一、环境权的发展史
人权是资产阶级最早提出来的,但它绝非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早在封建时期,劳动阶级就开始为自己的生存与自由而斗争,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带领下,在对人权、平等、自由等理想生活追求下积极抗争,最终了封建统治阶级,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他们的同胞以鲜血与生命换取的胜利的果实时,却发现环境问题正在腐蚀他们的胜利。天空灰尘密布、地上污水横流、海洋赤潮遍布、森林和动植物种锐减、沙漠扩张,无一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切人权的享有与环境问题紧密相连。如果说生命权是其他一切人权的前提,那么环境权就是生命权的载体,环境的恶化、摧毁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皮之不在,毛将焉附”。因此,环境保护问题逐渐进入国际人权保护的视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个人的成长与快乐有赖于一个健康、自然和不被破坏的环境,这也是人权的根基所在,于是就促就了一项新的人权的产生——环境权。
环境权最早作为一项人权被提出是在1960年,原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国际贸易论文针对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他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其依据《欧洲人权公约》享有的“公民具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由此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环境权的关注。
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在环境权纳入国内法的国家。1969年的美国《国际环境政策法》的第一篇的第3条规定:“国家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为维护和改善环境做贡献。”1969年日本《东京都公害防治条例》规定:“所有市民都享有健康、安全和舒适生活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遭受公害侵犯。”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把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本国的宪法。如智利1980年写入宪法第3章第19条,韩国1980年写入宪法第33条,葡萄牙1982年写入宪法的66条,菲律宾1987年写入宪法第16条都是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
而环境权最早作为一个国际性议题在国际社会中出现,则是在1970年3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中发表的《东京宣言》第五项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的环境权和当代传承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被视为国际社会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标志,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等文件。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自然》,其第23条规定:“人人都应当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定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请补救。”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中第1条作出如下规定:“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上述文件的通过说明了环境权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始用法律手段对全球环境进行保护。
二、国际贸易对环境权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与环境权的冲突能否协调乃是众多学者所争议的焦点,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没有控制的国际贸易将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的破
坏,而且这种损害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应该加以严格限制、必要时乃至摒弃。而贸易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贸易自由化从根本而言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因为它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从而为环境保护的资金筹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来源。还有一种折中的看法,就是:贸易自由化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应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下,或者说应合符人权和环境保护的最低限度。 有些学者认为两者间是一种绝对的此消彼长关系,哪一方面得到发展都必然对另一方面产生危害:环境控制越严、就越会妨碍自由贸易;反之,自由贸易越发达、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就会越严重。无可否认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确实存在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在短时间无法解决,但是否就如相关学者所言的那样非此即彼的关系呢?笔者对此有所保留。纵观当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一)商品交易。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随着外国市场对这一类资源密集型的产品需求扩大,就刺激出口国更大规模的生产。这对濒危野生动植物(象牙、兽皮)影响尤为明显,稀有的野生动物本身就有较高的价值,过于频繁或者是大规模的珍稀动物进出口,都会导致许多野生动植物物种灭绝,使整个世界的物种多样性受损害。
又如一些外国瓶装水商,通常它们会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来买下某国大面积的土地,从而控制了这个地区里面的整个水源,来为自身的生产做准备,为了获取利润,它不会考虑当地的人是否会有水可用,也不会考虑保护当地的水资源,这同样会对原居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二)服务贸易。据统计,过半以上的海上污染是由于海上运输服务所导致的,只有大概10%左右的污染是由于航行事故所导致的。由于各国在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在废物生产国的法律规定非常的严格,致使在本国内处理废物的费用非常昂贵,企业就会选择把废物运往那些法律规定相对较松的国家处理。与之同时,一些不发达的国家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使这种贸易活动得以存在,而运输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移动的污染源,会造成空气和水的污染。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达国家正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运送危险物质。可见这一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严峻。
(三)国际投资。当前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区别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尤为明显,毫无疑问,这种差距将会导致一些高污染产业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或者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而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将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面对发达国家与跨国企业这种投资方式,发展中国家进退两难,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来引进资金来解决本国资金匮乏的问题,从而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解决国民的最基本的温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所转移的产业多为高污染产业,而且这些企业都带着一种入乡随俗的心态,并没有尽其所能来维护当地的环境,这使本来就缺乏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关于法律的论文如1984年12月6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设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农药工厂的甲基——异氰酸盐泄露事件,在一个小时之内,整个城市上空有毒气体的浓度超过安全标准的1000多倍,几天内就造成25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濒危,5万多人终生失明,1250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造成世界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有毒化学品泄露污染事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确实是引起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但这是不是就等同于只要进行了国际贸易就必然会产生环境问题,各国都相当的清楚,只要在国际贸易中采取了适当的环境保护措施就可以减轻、甚至避免许多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的频频发生都是因为市场失灵、跨国企业的违规经营或东道国环境意识的淡薄、只顾眼前利益等各种因素造成的。
三、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环境措施的内容及其分析
第一、明确规定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也是国际贸易规则所追求的宗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序言明确规定:“成员在处理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时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为前提;同时,允许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优化适用世界资源;根据各自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寻求既保护和保存环境,又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很明显可以发现,相比1947《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序言,这个协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第一次很明确的把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协调发展作为共同的主题,协定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序言中的“充分利用世界自然资源”的纯鼓励性目标进行了限制,将“充分利用”改变为“合理利用”,那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不再是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对世界有限的资源进行一种理性、优化地利用,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也将致力于贸易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以求在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公平、公开、非歧视特征的基础上加大保护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二、赋予了成员国“环保例外权”。
GATT第20条的(b)、(g)款中,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禁止成员采用或加强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b)“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民健康所必须的措施”(g)“有效的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列为对自由贸易的例外规定。对于这句话,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步理解,第一部分是前言部分,其要求只要成员国对“情况相同的成员国”不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各成员国有权为保障本国人们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采取必要的措施,可见其前言的目的在于限制这些例外措施的滥用;而(b)、(g)则可以看是一种授权性规定,当合乎前言规定的条件时,而且所采取的措施也合符本条款的规定,则该国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故此可见,在贸易与环境冲突发生时,WTO仍是以自由贸易的为宗旨,而保护措施只能在合符其规定的前提条件时才有适用的可能。
第三、允许各成员为了环保的目的在贸易中采用预防措施。
《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进一步阐述了有关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检疫措施方面的规定,放宽了对成员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要求。该协议第2条规定:“成员应确保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不得维持任何卫生检疫措施,第5条第7款规定的除外。”第5条第7款规定:“在有关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
下,一成员国根据现有的有关信息,包括有关来自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实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信息,临时采取某种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该条款实际上就是赋予各成员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临时性预防措施的权利。与其他协定相比,SPS协议更具有灵活性,其一方面积极倡导各国采取的国际标准、指导原则和建议;另一方面,也允许成员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采取更高标准的措施,只要实施国能证明这些措施有科学性,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但该国认为根据本国情况,认为本国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也可以作为预防性理由,但该成员国要履行透明度义务,及时公布有关卫生检疫的信息和规章。 第四、允许各成员采取绿色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2条(c)款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所有成员可以对因实施新的环境法规而加重了经济负担的国内公司给予补贴。但这种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两种结果:一是这种补贴有利于出口,却损害了进口国某一产业的利益,二是补贴有利于国内工业,却损害了他国根据GATT应得的权益或他国的贸易利益。
第五、允许各国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适用本国认为合适的国内措施。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在其前言中指出:“不能阻止任何成员按其认为合适的水平,采取诸如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以及保护环境所必须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造成武断的或不正当的歧视对待”,或者“不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以及“符合本协议的规定”。 该协议明确将保护环境、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赋予了各国,允许各成员国在国际标准之外,选择适用符合本国需要的特殊国内措施,只要其认为该措施是适当的,但必须遵循透明度和通知原则,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以尽量减少对贸易的影响,既世贸组织成员国如要实施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技术法规或评审程序,则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提前通知其他成员。同时该成员还应该迅速公开出版官方的技术法规和评审程序的有关规定,建立关于相关咨询点,以便为其他成员解答疑问和提供有关方面的信息。 所有的上述列举的文件都涉及到了贸易与环境问题,虽然有关条款的内容很模糊,在许多方面规定也不是很成熟,但依然可以看得出环境问题对贸易的影响逐渐加大;在全球经贸一体化进程中,两者的制度越来越趋于融合,这些全球性合作与区域环境保护将引导我们找到一个综合性、和谐的方法来保护环境生态系统。
四、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冲突的解决及发展趋势
随着人们对环境权的认可与关注的深入,愈来愈多的环境规则被制定,甚至被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内容中去,但它们在实践操作中的矛盾、冲突仍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许这些冲突解决对往后的相同纠纷并不具备拘束力,但其却折射出整个国际社会在对待这一问题的价值取向。
如非歧视性原则与环境规则的冲突。非歧视原则是国际贸易中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是对待同类产品以及实施的措施不应当构成歧视。而非歧视原则与环境规则冲突的焦点就在于何谓“相同产品”,根据国际贸易中的非歧视原则,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或加工方式,既不论其是通过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自然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使用对环境无害的高端生产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要产品最后的用途和物理性征相同,都应该视为是相同的产品。而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尽管最终产品的用途及物理性征可能是相一致的,但由于其所采取的生产工艺或加工工艺的不同,对环境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所以不应该将两者视为“相同产品”。
历史上最早关于“相同产品”的争议出现在1949年“智利诉澳大利亚补贴硫酸案”,相类似的还有“挪威诉联邦德国沙丁鱼关税案”,但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中都回避了对“相同产品”作出明确的解释,而是依靠《布鲁塞尔税则商品分类目录》,排在同一税号下的商品既为相同产品,反之则为不同的产品。
而这个分歧在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一案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在东热带太平洋地区,海豚和金枪鱼存在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海豚喜欢在金枪鱼所在水域的上层游动,捕获金枪鱼的渔民只要看到海豚活动,就施网捕鱼,但在捕获金枪鱼的同时,也导致许多海豚丧命。因此,美国在1990年制定的《海洋哺育动物保护法》,禁止使用施网法捕获金枪鱼,以此来保护海豚,并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墨西哥据此向GATT提起异议,GATT专家小组认为美国的措施违背了GATT的非歧视原则,认为两国的捕获金枪鱼的方法不能作为区分产品不同的依据。如果允许一国以其国内的环境标准来限制他国的进口,那么将严重的破坏了GATT自由贸易的宗旨。所以在该案中,专家组认为美国的以PPM为依据的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违背了其在GATT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可见,GATT专家组很务实,它不允许为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总目标而限制他国的贸易。就该贸易争端解决来看,GATT在处理这类型案件中都没有向环境保护倾斜。
与此相似的还有1998年的“海虾——海龟”案,而与之不同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对PPM标准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海龟是一种受保护的珍稀动物,在捕捞海虾时,经常会伤害海龟,科学家认为如用海龟隔离器,则能有效的防止在捕捞海虾时伤及海龟。1989年美国颁布《濒危物种法》,其中609条规定在国内禁止进口未使用海龟隔离器的捕虾船所捕获的海虾。1996年,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国内的海虾出口商因未采用海龟隔离器,而被美国禁止进口,于是三国联合向WTO提出请求。上诉机构承认了美国的609款是“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并认可不同的捕虾方法具有不同的环境影响,同时也肯定各国可以自由确定其环境政策,条件是实现环境目标应遵守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协定的义务。这是WTO首次对PPM标准的认可,这表明WTO在适用PPM标准上的立场的转变。从WTO目前对有关环保问题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处理态度转变来看,其在制度上的确是侧重于自由贸易的保护,但随着环保呼声的日益高涨而在制度设计上越来越多地体现了环境保护的要求。
五、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规则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权保护间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必然会引起环境的恶化,相反,经济的发展则必定提高人们抵抗环境问题的能力。
首先,人权作为人的最终追求和最高价值的一种阐述,理应成为人类所有制度的原初动力和建构宗旨。所以国际贸易需要考虑人权的要求,考虑环境的保护,与环境规则相协调也是毋庸置疑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传播技术、节约资源、降低能耗,而且其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可以说其最终的追求目标是与环境权是相一致。与之相对应,环境保护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也是落脚于人权,没有了人类的存在,再怎么美好的环境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片面追求环境的质量而不注重人类生存的质量,那么环境保护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规则相互协调的基础之所在。
其次,贸易与环境本质具有统一关系,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环境保护都不是终极目标,医学检验论文而只是到达终极目的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不在于取谁舍谁的问题,而是在两者通过何种协调方式能使人类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中宣称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调整,“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
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与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持续发展之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这宣言的内容就表明了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时,国际社会已经考虑到人权保护,尤其是对其中的环境权的保护。只要同时实施正确的环境政策和自由贸易,环境和经济福利就会同时达到效率最优。 再次,违规贸易与贸易自由化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当前很多学者都很容易将贸易自由化与违规贸易等同起来,正是因为部分学者将两者等同起来才会得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结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会导致环境水平的倒退是没有充足根据的,而且很多现象都表明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违规贸易所导致的。所谓的违规贸易就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罔顾他国的环境利益而进行一些破坏性的开发与掠夺。当然,市场失灵、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也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生态区非法开采、有关企业对水、土地和空气的污染的放任,使环境与生态持续恶化。其中所谓的市场失灵就是指,市场不能正确估价和分配环境资源,例如冰箱与空调机的生产者并不需要为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而缴纳费用。由此可见,贸易过程中所导致的环境问题都是一些违规行为、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与国际贸易本身并没有的一种必然的联系。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给各国带来更多的财富,使环保技术的研发、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物的开发提供了资金的保障。
而且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存在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国际贸易的顺利与持续开展需要有一个适宜的环境与充足的资源为前提;反之,全球环境的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维系与自然资源的节省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最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趋向,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与环境保护论者开始赋予彼此更多的关注,极力寻找两者间的协调。 纵观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规则关系的发展历程,从国际贸易规则中不涉及环境规则到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序言;从国际贸易规则中涉及环境规则的条款不断的增多;从对环境规则只做笼统、抽象的界定到逐步细化、加强对成员国的要求,都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规则不断融合,或者可以说是各国都为两者的协调在不断努力。而且从上一部分关于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环境措施分析中,可以非常明显看到环境规则对国际贸易的切入而不仅仅是一种点与面的切入,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射入,囊括国际贸易组织设立的宗旨、技术性贸易、动植物的卫生检疫、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等方方面面。这些集中的共同认识反映了人类对环境与自身发展的认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持续发展观点逐步深入人心,环境问题的处理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命题。
当然,两者当前存在的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历史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中对环境规则的模糊界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和高危险废物;同时又提高国内环境保护标准从而名正言顺的构建一项视乎很合理的“绿色壁垒”,把发展中进口的产品拒之国门之外。尽管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规则存在以上诸多的不协调与问题,但任何一种制度构建都必须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我们要正视两者间的关系,正视它们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政策既不能为了环境而牺牲贸易,更不能为了贸易而牺牲环境。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两者的协调,让其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理想服务。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