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文化论文范文

跨国文化论文篇1

酒店在异域环境下，对宗主国实行文化包容和文化理解的办法，应对文化差异，创造独特酒店管理文化，从而形成高效管理过程，为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要聚焦于研究跨国酒店如何应对文化差异，高效处理文化冲突进行战略性管理的问题。纵向来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1)20世纪70年代前，萌芽时期；(2)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兴起时期；(3)2O世纪80年代至今，大发展时期。不同时期对跨国酒店的管理研究都有新的发展。

二、国内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综述

酒店管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通过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得知，与跨文跨国酒店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酒店实化管理相关的研究达18241条，对酒店跨文化管体所组成，并为大众提供住宿、餐饮和综合服务设理这的相关研究达3038条。综合整体对酒店跨施的一种建筑或场所。[2]38跨国酒店设计除母国范文化管理的研究以学术论文为主，尤其以酒店跨围内的跨国经营活动外，通过资本或非资本方式文化人力资源、酒店管理者跨文化能力、酒店顾客在全球进行扩张并实施经营活动，实现产品、技与跨文化、酒店跨文化培训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主。术、劳务、信息、资金等的国际化流通和管理。20就专著而言，对国际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较世纪50年代起，早期的酒店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多，而专门针对酒店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却不多见。方式向全球扩张，如购买不动产、委托管理或特许直至2l世纪初，才出现跨文化管理与酒店业交叉经营。21世纪以来，一些有较强技术支撑的连锁的研究内容。酒店快速发展，如：Accor，Hilton，MarriottInterna

(一)国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

综述tional等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顾客及商业国外针对酒店业的跨文化管理研究始于2O环境，如何高效进行跨文化酒店管理是跨国酒店世纪80年代，伴随着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兴起及酒店业的全球化发展而逐步产生。据所获文献资料来看，虽然对跨文化管理方面和酒店管理方面的文章相当丰富，但针对酒店行业跨文化的交叉研究却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在理论方面对跨文化管理的不同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在酒店跨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具体跨文化管理理论、典型代表人物及研究重点归纳如表一所示。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国外部分学者将跨文化管理应用于跨国酒店的经营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者、顾客及培训四个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进展。Christensen以SouthSeasPlantation中的员工为案例研究对象，论证了酒店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对于员工的适应性的重要影响。Nankervis&Debrah根据Signpore和Australia的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比分析，表明Signpore因劳动力缺乏而采用多元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而Australia则通过专业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的方式提升雇员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14]5．o7。KHu，Fock聚焦于酒店跨文化授权的作用，证明了权利距离指数会降低工作授权的满意度，而对成功授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授权的接受度、顾客需求与期望的满意度。Hughes表明为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酒店管理者须理解并掌握文化多样性，并适时灵活应用与管理实践中[517。Gamble&Gibson针对跨国连锁酒店财务管理方面，因母公司对财务的操控，致使当地财务人员受多角色冲突影响，跨文化冲突异常明显[612o4。Green以Russia酒店为研究案例，提出西方母国管理者应通过与子酒店中的当地员工或管理人员共建和谐信任关系，并充分正视和利用文化差异，提升管理效率[71266。Armstrongetal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酒店顾客对酒店服务有不同的期望[8J1帅。Kmietal指出中国的酒店顾客对酒店的选择上，较少依赖品牌，而对客户信息和网络安全有更多的关注。Beldona&Kwansa将酒店顾客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类人群，指出垂直个体与价格公平有较积极的关系，且跨文化管理有较大的意义[9]68。Jen—TeYang深人研究了酒店管理中合作文化与领导角色，表明酒店领导创新者角色有利于酒店多元合作文化的建构。

(二)国内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开展了相关的研82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跨国酒店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管理对策；文化因素在跨国酒店管理中的重要性；跨国酒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酒店内部文化整合模式；消除文化冲突的对策；跨文化管理在酒店品牌创建的影响等。徐虹首先分析酒店集团国际化经营特点，提出跨文化理解、融合、培训等方式能实现酒店跨文化管理的目标。王简在其题为《跨国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一文中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文化差异角度分析某酒店开业时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提出酒店企业跨文化沟通策略及管理策略，如跨文化培训、本地化策略等。张燕存指出外管饭店跨文化管理中就如何消除跨文化冲突是管理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贺耀勇建议采用跨文化整合模式和一定的管理策略来对酒店实施跨文化管理。王健在《跨文化管理研究在中国酒店业经营管理提升和品牌创建中的应用》一文中强调：应当加强跨文化管理研究在酒店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在提升中国酒店经营管理和品牌创建中指出面临的文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王健在《酒店经营管理的跨文化解析》中全面分析了酒店经营管理中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并探讨这些文化关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进而将此复杂关系的规律应用于跨国酒店管理公关对策、人力资源管理和客服等方面。吕宛青、赵书虹和罗江波出版专著《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全面系统介绍了旅游企业(包括酒店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管理理论、影响因素以及跨文化沟通的原则方法和跨文化协调机制的建立，为中国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建言献策。

三、对酒店跨文化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纵观国内外目前对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研究视角和侧重领域均有所不同。对跨国酒店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方面，如何在国际酒店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解决酒店内外部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效率是目前酒店行业跨文化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目前有关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较多侧重于探索跨文化管理策略中的文化融合／协调机制的构建，这一研究方向已经逐步从跨文化人力资源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转向跨文化绩效、跨文化顾客管理等更具规律性、推广i生的深层次领域发展。研究举、具体案例解析、统计分析等方法转变。但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酒店跨文化管理领域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研究内容上，目前多停留在酒店人力资源，酒店管理者、酒店顾客及管理培训四个主要方面，而酒店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对酒店的发展影响巨大，但针对此方向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未来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可更偏重该方向。

2．国内相关研究理论引进多，创新少。较多偏重于实际应用方面，提出相关对策解决实际问题，而对理论方面的深层次探究并不多见。

3．研究对象上，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酒店的管理，对亚非等欠发达地区的跨国酒店的研究甚少，而关注中国文化维度的系统分析以及不同国家酒店的比较研究少之又少。

4．研究方法上，较之国外获取大量样本数据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国内研究较多以某一酒店为例，其案例的典型性及样本数据的代表性均不具较强说服力，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国际化发展，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投入极大的热情，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指导酒店跨文化管理的实践，需加强理论创新，扩大研究范围，改善研究方法，将跨文化管理的综合性研究引向深人。

跨国文化论文篇2

1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而言，跨国经营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事跨国经营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全方位开展海外投资，中共“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1998年主席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从事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实现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93家贸易和非贸易型企业，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65亿美元。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中国有数家公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行列。中国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格兰仕、森达、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

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有关问题时，一般企业很容易想到文化冲突、跨文化沟通、文化变革等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相关的事项，但本人认为，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的构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二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2构建适合的企业哲学与理念体系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

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公理与常识之一。但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几句口号加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不能没有，但意义不大；而国内学术界则对此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论述的必要。

2000年中期，笔者有幸与国内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陈珠芳女士就企业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言谈间，这位前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说了一句令人印象至深的话——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

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在电子信息领域技术与生产规模方面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更是少有的“在管理思想上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管理哲学”的企业。其四万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标志着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经营政策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其接班人确立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华为公司由创业者个人色彩浓郁的企业家型管理向职业型管理的重大转变。

200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超过220亿元，管理员工16000余人，其中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目前，华为在全球建立了40多个海外代表处，产品进入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和印度设立了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9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超越联想、方正等知名企业居百强首位。

陈珠芳女士所言的“企业的理念体系”就是广义的企业文化，而“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源自80年代后期欧美学术界。当时，面对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经过埋头研究与思索，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美国人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的成功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的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些“软”的因素，即企业中的理念体系和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

因此，“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广义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理念体系即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学》中也将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效率依赖于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二是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和理念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文化的探讨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时对企业文化的探讨既成为内部管理问题，也成为对外营销问题。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理念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复杂，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之一。

因此，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或“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日本松下的“自来水哲学”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定位；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及由此而来的标准化操作体系和销售欢乐的营销特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构筑无界限的组织、成为所进入行业内数一数二企业”等独特理念体系。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企业哲学是企业理念体系的纲领，而企业理念体系是企业哲学的具体细化，它既包括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也包括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

如美国麦当劳公司的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质量、服务、清洁、价值”(QSC&V)，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十分复杂，包括厚达385页的《营运手册》(即《麦当劳手册》)，包括“细心、关心、爱心”、“顾客永远第一”、“大胆、充满兴奋”、“立即动手”等七项基本政策，也包括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创造欢乐的就餐气氛、每晋升一级都必须接受的职业训练课程(共计有BCC、ACC、ACX、SIP、SWTP等多种)等管理方法，在此理念体系的指导、激励下，麦当劳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全球超过15万家连锁店、200多万名员工，成为全球第一品牌。

又如在《财富》杂志近年组织的“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评选中连续数年名列榜首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其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对下属企业要求“数一数二”、对内部管理要求“精简、速度和自信”，以构筑“无边界”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其“通用电气价值观”，即痛恨、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适应全球化对领导人的要求等，还包括其全球化、服务和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等三大增长措施、对领导人的4E品质(Energy、Energizer、Edge、Excute)要求以及对管理的三手段T(技术)、P(政治)、C(文化)的同等重视等。其中，仅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就是一个颇为庞大系统的、规范化的工作方法，该方法规定了GE员工应如何工作，以使其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率达到统计学中正态分布的“六个西格玛(即Z值所对应的面积)”。在正态表上，一个西格玛是68．27％，两个西格玛是95．45％，三个是99．73％，四个是99．9937％……六个西格玛与100％已差别很小，GE藉此活动基本消灭了公司每天在全球从事生产的每一产品、每一道工序和每一笔交易的缺陷和不足。至于其具体方法与操作，外界则难以详细了解。

有“20世纪最伟大的经理人”之称的韦尔奇认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关系到如何指导组织行为，有难以言传的价值和意义。每个组织都需要有价值观，精干的组织尤其必要，价值观的形成是长远的挑战。

朱镕基总理曾于2000年5月组织中国20多家中央直属超级国企领导人赴GE设在美国克罗顿维尔的培训基地，接受杰克·韦尔奇及其管理团队为期两周的培训，以学习通用电气公司卓越的管理之道。

国内企业对文化因素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企业文化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将企业文化等同为几句口号和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以致许多人认为搞企业文化就是“玩虚的”，不实在，不能赚钱，没用；此外，还有一个现象是有相当多企业对于提出几句口号、整理几句价值观等文化活动还是颇为热衷，认为这就是重视企业文化，却忽略了扎实、艰巨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企业理念、价值观等企业哲学实质已成为企业文化中的显性部分，主要发挥企业文化中的对外营销作用，社会大众较为容易接触并了解；而企业理念体系则是企业文化整体冰山海平面下的隐性部分，发挥着对内的管理、指引、协调等功能，是构成企业管理独特性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管理方法和系统甚至是企业知识产权与KNOW-HOW的重要部分，外人一般难以详细了解与掌握。

综上所述，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处于跨国发展时期的企业，在注重企业规模与效益扩大的同时，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与企业实际运作密切相关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否则，如果没有适合自身的“理念体系”、“管理文化”，或仅有几句口号，或者“理念体系”不符合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企业就难以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较易发生各种意外事件而崩溃，或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消亡。

3加强跨文化的研究与管理以适应企业跨国发展的需要

企业要跨国发展，除必须了解进入国家的市场及其运作规则外，还必须了解其社会文化、人际交往规则、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等。为此，我们需要对影响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的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史特德(Hofstede)的研究，对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有影响的文化层面主要有五个方面，它们是：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②权力差距；③不确定性的规避；④阳刚与阴柔；⑤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它们分别表明人们对他人、对权威、对不确定性、对自我、对时间的价值观。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自己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对这个内部群体绝对忠诚。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是仁慈的独裁者；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

所谓“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阳刚与阴柔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约、节俭和储备；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对传统的尊重，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利润，上级对下级的考绩周期较短，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

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陆、香港与台湾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它们的文化层面和管理形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倾向于集体主义，保持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从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看，台湾属中等，香港较低，大陆在由低向高的方面发展；从男性与女性价值观方面看，港台更倾向于男性价值观，而大陆则属于一种中性的、混合型的价值观。

美国和加拿大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利润最大化、组织效率和生产率。它们是个人主义化和行动导向的国家，对风险具有高度的忍耐性，具有低程度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倾向。美国属于高成就需求型，强调个人的自我成就，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于集体决策与参与，权力距离很小，男性化的指标是中等的，倾向于体贴人的、关系指向型的领导。

日本社会和企业高度重视集体主义，在权力距离方面，保持了一方面扩大、另一方又缩小的两种倾向；日本人具有高度的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倾向；在男性化与女性化价值观方面，日本人保持了一个高度男性化的文化价值观。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英国系、日尔曼系、近东系、北欧系、拉丁系等几种类型。

因此，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发展的过程中，应详细了解拟进入国家的市场与文化情况，根据所在国家不同的文化层面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措施与策略，具体建议见本文下一节。

此外，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母公司与分公司利益冲突、外国分公司负责人国籍选择等问题，根据帕穆特(Perlmutter)的著作，世界主要跨国企业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跨国企业起步时属于“种族优越主义”阶段。企业赴海外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谋求母公司的利益，由公司所在的某国发号施令，指挥在外国文化下的分支机构如何行事。

(2)跨国企业进入愈来愈多的国家后，不能再以母国的利益为重，必须转向“多轴心主义”阶段。外国据点的营运重任愈来愈由当地管理阶层主导，他们比单纯的外国人更受到当地政府及文化的左右，但也能掌握母国公司的文化精髓。

(3)进入第三个阶段，公司开始“以地球为中心”(geocentric)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和企业成长及生存相关，都是从公司利益出发，任何国家(包括母国)的压力和其他国家一样，公司不会特别优先考虑。此时，经理成为公司的一员，他的国籍反而不被重视，任何人可以凭功绩在全球化企业中步步高升，不会因国籍而有不同待遇。新的企业文化诞生，经理人不再担负任何包袱，其中包括国家文化方面的包袱。

4关于文化准备的几点具体建议

(1)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企业理念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方面都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只是关于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在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方面，细化具体的东西较少，形之于文字且直接指导操作的，就更少。

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国许多企业仍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而跨国公司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超巨型企业，客观上需要有高度严密的管理，世界上跨国公司早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具有成熟而不断创新的管理理念体系和规范化的管理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确立“以地球为中心”的国际化经营理念，尽量缩短企业文化的成熟过程，在开始阶段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具体措施包括：选择进入地区与国家时考虑文化因素，以香港为桥梁，或先与国外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介入跨国企业经营等。

(3)有意识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如对方国家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则应选派民主型、关怀型领导；反之，则选派权威型领导。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高，进入该国后首要工作就是树立稳定、专业、规范的企业形象，并制订好各项规章制度；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低，则可以优先考虑市场机会等。

(4)积极引导企业内部的文化变革，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

企业文化只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因此，国内企业的内部文化往往具有“权力距离大、个人主义指数低、长期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还必须适当调整自己，使自身的企业文化特征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与可塑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和工作人员感到适应与亲切。

为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引导内部文化的变革，使之与国际主流文化趋同，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具体措施包括：鼓励经理人员的参与式、协调式、平等交换式风格与系统有条理的工作作风，讲究实际，鼓励员工的不同意见，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等。

跨国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中国传统戏剧；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

戏剧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戏剧的历史悠久，早在文字形成之前，其雏形就已经出现。然而纵观戏剧发展史，在很长时间内，东西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直到18世纪，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被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全文收人法国耶稣会会士杜赫尔德主编的《中国通志》(1735)才宣告了东西戏剧交流的正式开始。这是中国戏曲在西方的首个译本，使对古老的东方怀有神秘感的欧洲人产生了兴趣。

1753至1755年，毕生从事戏剧创作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根据《中国通志》里马若瑟的译本，从中取材并另赋新意，改编出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8月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该剧的改编不但把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而且在18世纪欧洲文艺界和思想界留下了重大影响。欧洲一些国家以演出带有“中国”字样的剧目为时髦，一些名演员、名剧作家争相编演中国戏剧。此后又有《汉宫秋》、《窦娥冤》、《西厢记》等近40部中国元代和明代时期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流传到西方，这股华夏文化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可惜的是，那个时期的翻译者大都只是被戏剧情节所吸引，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定的形式和文化内涵并不了解，翻译时一般都将唱段删去。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读者要通过译本去了解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和魅力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初，近代中国京剧表演的集大成者梅兰芳有意将中国京剧艺术介绍给西方观众，同时也想考察一下西方的戏曲活动。但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偏见很深，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充满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兰芳的出国考察肩负着沟通中外文化的历史重任。梅兰芳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成功，将中国京剧艺术引人了世界戏剧艺术之林，对于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日益频繁的东西方交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跨文化工作者们在将中国传统戏剧推向世界舞台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例如2006年9月，杭州越剧院带着根据易卜生原著《海达·高布乐》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首次登上挪威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盛况空前;由白先勇教授领衔改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在美国与欧洲巡演，受到海外观众的激赏，并引发了一阵文化震撼，各大报纸佳评如潮;2009年3月16日，京剧《赤壁》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艺术魅力和现场气氛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戏剧都是有着悠久成长史的舞台表演艺术，经过历史的积淀，带有各自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在学术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的大统一的世界风气的感召之下，戏剧界也开始思考中西戏剧的结合问题。那么，中西戏剧为什么要结合?仅仅是为着顺应时代潮流，也给戏剧创造出一个东西方都能接受和欣赏的新形式?还是借着交流的方便，让东西方的观众知道在自己早已习惯的戏剧形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戏剧形式?如果是前一种目的，那么显然会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和实现可能。戏剧不同于文学、绘画等纸上艺术，文学尽管也有着民族地域差异，但它毕竟是一种半成品，不同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加工，从而得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戏剧一旦演出，就是一个只能让观众去接受的成品，况且东西方戏剧观众多少代积淀下来的欣赏习惯和趣味指向，并不是一两部所谓的戏剧创新作品就能改变的。因此，这种结合在理论上还欠成熟。对于后一种目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在把戏剧搬出国门时，必然要考虑到西方观众的接受问题，我们并不指望富含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中国戏剧一下子就能被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观众所理解，反之也是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结合和修改。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持好结合的度，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戏剧的本质内涵，又能使观众相对轻松地接受外来的戏剧形式。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解玉峰教授认为，形而上的部分不可兼容，形而下的部分可以借鉴。意思是东西方戏剧都有着使其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特征，对东方戏剧而言是角色制，对西方戏剧而言是情节的戏剧性，这一部分是改变不得的，否则它便失去了自我;要结合我们只能尝试在戏剧的物质层面上做出努力，比如说从灯光、舞美、服装等方面下手，这部分不牵涉到各自的本质特征，是可行的。

在表演时，演员与观众之间会产生一种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磁场，能够产生奇妙的效应。当这种效应作用于演员时，演员必然会按照“场”的作用力调整自己的演出。当年梅兰芳先生访美演出时，学贯中西的张彭春应梅兰芳的恳请，以梅剧团的总导演、总顾问和发言人的身份，用谈话、文字的形式，在各种招待会和首演等重要社交场合，向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为演出大力宣传造势，这些铺垫对于梅剧团的成功演出是很有助益的。除此而外，为了京剧能够走向世界，张彭春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做出表演上的一些改变，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这种做法看似刻意迁就，其实是尊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中国戏曲的调整以及梅兰芳回国后的革新，正显示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在对方的作用力下发生一定的变异。

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样式有所不同，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除了文本传播之外，更多的则要依赖舞台传播来进行。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舞台传播，则因语言的阻隔和观众的异质文化背景而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观众群的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白先勇和青春版团队在跨国演出之前，就在美国开设昆曲讲座、开设昆曲公共选修课、举办演员和观众见面会，为青春版的上演造势。讲座普及了昆曲知识、扫除了观赏障碍、激发了观赏兴趣、强化了观赏能力，同时又为即将上演的青春版作了宣传，形成观赏期待。这一系列借助社会运作所实现的预热活动，让更多的异域观众了解昆曲、喜爱昆曲，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杭州越剧院将易卜生的经典名剧《海达·高布乐》的时空场景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讲述了女主人公海达为欲望所困，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该剧导演支涛认为，剧本必须遵循易卜生的原著的精神内核，而演出必须还原我们越剧的文化本体与本土特色，充分体现越剧艺术魅力的文化元素。以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相结合，寻找其中的内容和形式的契合点，既让中国观众从西方经典原著中感受到人性的矛盾冲突，又要让外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美轮美奥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心比天高》这部中西合璧的精品，在追求文化品质过程中努力体现戏曲的本体文化，把故事寓于人物的性格表现之中，使传统的戏曲形式与现代的戏剧表现手法有机结合，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代京剧《赤壁》，是国家大剧院2008年度最受欢迎的演出剧目，创下了中国京剧票房奇迹:上座率高达98%，票房收人570多万元人民币。同时，这出戏还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字正腔圆的唱腔，浪漫的史诗风格，浓浓的“中国味儿”，《赤壁》第一次把中国传统艺术带到了“世界的十字路口”。在舞美设计上，《赤壁》的舞美总监高广建一反常规，用非常具象的方式表达传统戏剧过去惯用的写意空间。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草船借箭的场景具象化，从高空坠落的万箭齐发的场景让现场观众大感惊讶，传统的唱段与科技的结合将草船借箭一幕表现得极富震撼力。而另一个借东风的场景，舞台后共竖立了近100面大旗，用旗子飘动方向的改变表示风向的变化，具象的舞台场景让人们更容易理解所要表现内容。这样的舞美设计，不仅让年轻人对京剧产生了兴趣，也使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的外国人更容易理解京戏。

当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重视对包括戏剧在内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但若认为没有变化的才是纯洁的，甚或去维护一种缺乏活力、没有发展的状况，实则有损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创新发展。保护中国的戏剧传统，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而失去与各国戏剧交流的机会。中西戏剧的相互交融，最终中国戏剧不会变成西方戏剧，同样西方戏剧也不会变成中国戏剧，交融的结晶只会使彼此更加了解对方，更好地欣赏对方。

跨国文化论文篇4

主题词： 企业员工 跨文化交流 问题 解决方法

一、企业员工跨文化交流的背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已成为必然趋势。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外交、商品、人员交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频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家和企业都必须与国外的商家和企业竞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家的不断涌入和到国外经商设厂的中国企业与日俱增，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想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都要具备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也显得越来越突出，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很多企业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自身的企业文化中逐渐导入国际交流元素，使员工接受国际交流教育。如何使员工面对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尽量减少交往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如何使自己的员工和外国人充分交流，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员工存在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及解决方法

企业员工普遍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在交流中无法取悦对方。我们就以下问题，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特别培训，举例说明在各种场合下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做什么得体的事，取得了很好效果。

1.隐私问题。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2.守时观。对于约会迟到甚至爽约，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特别介意，会接受对方的各种解释。有的中国学生或同事不事先跟外教约好，而直接到外教住所找外教，让外教大为头疼，有的外教就直接拒绝见来访者，双方都不愉快。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

3.寒暄。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甚至闹出“哪里，哪里”被翻译成“where? Where?”的经典笑话。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很尴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话。我们应该主动地看到别人的优点，尝试把赞美之词多挂嘴边。

4.用餐文化。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中国人点菜也很让外国人头痛，在中国，多由主人点菜，而客人只是客气说“随便”；而在西方，主人认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不会代为点菜，如果对其说“随便”，会让主人很为难，整个饭局都会很尴尬。西方人用餐也很讲究，正式场合，餐具摆放的顺序与上菜顺序一致，服务员会在上下一道菜之前撤掉上一道菜的餐具。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应该多了解。

企业员工应充分了解外宾的文化背景，在每次接待前都应做足功课，应充分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接待方式，如见面时是握手还是拥抱，对方有何，在饮食上有何忌讳，等等，这些都要妥善考虑。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越来越受西方的青睐。很多西方客人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有较深的研究。因此，除了要充分了解外国文化外，企业员工还应充分了解本国的基本文化，人文地理知识也要精通，这样才不至于在谈及中国文化时，自己却成了“老外”。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语言研究出版社.

跨国文化论文篇5

内容摘要：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维持、超越，与其企业文化的超前性紧密相关。超前性公司文化战略主要基于全球一体化、创新诉求、绿色发展和基于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公司文化战略的超前性还应关照跨国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一边看准国际扩张空间，另一边看准国际发展潮流；否则，就会使得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自我破产。

关键词：跨国公司 企业文化 超前性

优秀的组织文化对于企业发展起到核心竞争力的作用，而劣质的公司文化势必将企业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无论是日本的家族式的公司文化，还是我国的复制性公司文化，甚至美国的英雄式公司文化，最关键的是公司文化具有继承性、灌制性，而且是专制型和功利型的，从而使企业文化自古到今、自上而下，失去了民主性、群众性和超前性。

可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公司文化要创新，要国际化，要可持续化，以往的公司文化认识是要抛弃还是要升级？文化是人类行为与认知的历史积淀或者抽象化。假如某种文化犹如人的家姓，则与生俱来且无法更换；相反，假如某种文化犹如人的教名或修养，是后天赋予和长期养成的，那么就可以设计和更改。基于公司文化是精神和灵魂、既有其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与时俱进的理念，于是诞生了企业VI设计，从而提出公司文化的整合、升级和重塑。一些年轻学者假设：是否可以在企业成立之前，先建立一种理性的、先进的、全球化的企业文化，以此来引领员工、领航企业。还有学者提出在现有企业，是否可以抛弃原有文化，另起炉灶引进或创始一个全新的公司文化。

对于这些假定的答复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其原由是企业类型有差异，企业母国或当地文化有差异，企业总裁的智慧有差异，企业的机遇和现状也有差异。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企业管理者只是考虑眼前，而不考虑将来，那么这个企业可以不要自己文化的升级换代，也不要企业文化的愿景和前瞻设计，只好处于无数的挑战和生存的边缘。

公司文化战略和策略的超前性

从字面上来看，战略是对战争谋略的简称，战略是对战争中整体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计谋。那么企业战略就可以理解成企业谋略，是对企业整体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计谋。安索夫在美国首先提出企业战略。从此以后，“战略”这个概念就开始在企业领域使用。企业战略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至关紧要，越来越多地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企业战略”是对企业各种战略的统称，其中包括竞争战略、营销战略、发展战略、品牌战略、融资战略、技术开发战略、人才开发战略、资源开发战略等。企业战略层出不穷，比如现代企业中信息化就是一个全新的战略。战略虽然有多种，但基本属性相同，都是对企业的谋略，都是对企业整体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的计谋。最初人们所讲的企业战略，主要指的是竞争战略。1971年，迈克尔•波特发表《竞争战略》之后，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在迈克尔•波特的著作中，企业战略被当作竞争战略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他所指的企业战略都是竞争战略。既然要参与竞争，那么当然就要讲究竞争战略，不能盲目地蛮干。辛西亚觉得许多企业缺乏长寿意识，做决策缺乏超前意识，结果必然短命。为了使公司长期生存下去，公司就要加强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制定企业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前瞻性：首先企业家做出的决策应该具有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国际市场的变化很快，跨国企业的决策必须要看得更远一些。另外，战略必须具有创新性。潜在市场和目标市场也是随时变化的，企业必须了解自己的潜在客户，以及自己有什么物质和人力资源，还要了解自己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有多大。

（一）跨国公司文化超前性的主体要素

跨国公司拥有文化多元的员工。全球化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交流、发展以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全球化也可以解释为世界的缩微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全球化”一词近年来变得很流行。政府决策者、政党领袖、工商界、学术界、工会领袖以至大众传媒无不谈及全球化的影响及其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国疆界，使全球经济一体化。

职工的多元化管理概念是从西方国家管理界兴起的，最初对公平的就业机会的诉求，慢慢转化为现在的企业战略和企业管理的一种方式。它关注的重点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需要的人，是否得到了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机会。多元化可以分为表层多元化和深层多元化。表层多元化是直观的表象，比如性别、体型、教育状态、收入状态和婚姻状态等都是表层的多元化。据沃尔玛美国公司一份报告显示，他们已经达到了员工多元化，其2005年32%的员工为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在公司高管和经理层占21%，在专业人员中占20%，在销售工人中占33%；公司女性员工所占比例为60%，其中管理人员中女性占39%。深层的多元化是指员工的潜质、价值观和经历等，有些表层多元化容易改变，但深层多元化则不太容易改变。多元化管理是全球化趋势的必需，现在企业和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多元化员工管理（Agarwal.S.，1994）。

现代化交通、迅捷的互联网、国际化的语言教育普及等，使得人类的迁徙、货物移动、资源互通、产品互换，一个小企业几年间就可发展成全球大公司，把分公司开设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跨区域、跨国家、跨行业，自然导致跨文化的员工。于是，企业文化的整合在所难免。母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文化跟进，制定、设计和推广母公司与子公司均可接受的超前文化，几乎关系到企业的成长还是毁灭。

（二）跨国公司拥有学习型社会

一个全球化的创新经济代替了古老的比较优势，成为现代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经济分析体系以及WTO的政策体系，显然已经过时。世界银行、欧盟、UNIDO等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政府，都把抚育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列为政策核心。近十几年来，日本企业和经济之所以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就是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创新落伍，产业创新战略失误，整个国家创新活动明显不足。除非具备强大的创新、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否则，当今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很难在这个变化莫测和创新的时代幸存下来。

在社会变化瞬息万变的现代，一个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美国《财富》杂志指出：“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公司”。学习型组织是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学习型组织必须是全员学习型的，而不是独立的管理层或者技术层的学习。创新是现今企业永远保持活力的关键要素，而只有当一个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的时候，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出现，才能具备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员工人力资本和知识要把学习纳入到工作中，不要一味地把学习当作是学历培训或技能培训，学习可以是心理素质的培养，或者工作心得的交流，学习型企业的氛围必须要和工作紧密结合，这样既可以实现全员学习，节省不少费用，也可以实现一些实质的、有价值的创新，包括管理和技术改进。要倡导人人爱学习的氛围。一个企业的学习，也不能是强加式的，还必须要建立一种氛围，企业不能单纯把学习纳入工作计划，而必须建立一种人人学习、共同进步的文化氛围，把学习型作为公司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资者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

GE的现任总裁开始在全公司范围推动和激励创新，将创新当作经理人员的首要职责和GE未来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企业需要创新管理，需要公司文化的前瞻意识和行动。

（三）未来世界急需构建节约性、可持续社会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以各种方式表示对社会的发展阻碍的作用，包括排放、污染，包括向自然的索取。地球村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只有提倡节约型生产、有节制消费和呼唤环境保护，这个地球才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不仅是生存发展的条件之一，而且承担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意味着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成本，更意味着一种发展的机遇和未来商业潜在的价值。绿色环保的企业，在未来也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消费者期待和青睐无农药的绿色食品和蔬菜，绿色环保手机，节能汽车，可反复使用产品，可回收产品等。全球消费品领先企业宝洁公司与沃尔玛中国共同推出了一系列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的活动，双方通过加强社区及消费者教育，发放节水宣传单及手册，全方位、多渠道地将珍惜水资源，节约更健康的美好理念带入社区，传递给每一位消费者。

跨国公司就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绿色公司文化，是一切公司行为的超前性、可持续性。每个企业都要建立良好的公司伦理道德体系，只有讲伦理，讲道德，在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去经营，才是企业长远发展战略的根本选择。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跨国公司要回报社会。

缺乏超前性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破产案例

美国Enron（安然）公司因做假账，被迫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丑闻。管理学家再次在公司文化上寻找到了Enron公司破产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期，业务上的成功和华尔街的吹捧，使Enron公司开始变得自高自大。公司内部过于强调个人表现导致了空虚和贪婪态度的孳生；内部的互相评估制度导致了唯诺是从的文化，企业内部不再有反对的声音；由于追求漂亮的财务数字导致了内部的失控，内部交易、腐败和虚夸的营业收入以及隐藏的债务随之产生，最终导致了企业的破产。公司文化可以使公司产生凝聚力并且提供竞争优势，但过时的企业文化，包括核心价值观和管理原则及习惯，也可以扼杀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的文化形成于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过程之中。当问题成功解决之后，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开始演变成一种思维定势和标准。这些思维定势和标准被用来解决企业未来发展中出现新的类似的问题，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这些思维定势和标准曾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我们因而倾向于对所有新出现的问题都使用同样的思维方法，但危险的是这时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结论

超前又全球化的公司文化对于企业发展和稳定可以起到核心竞争力的作用，而相反的企业文化势必将企业推向萎缩、破产的境地。公司文化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公司文化传播必须围绕员工为主，而不是以领导为核心。可是，自从诞生了企业VI设计后，企业家提出了公司文化的整合和重塑。一些激进的学者假设是否可以先建立一种理性的、先进的、全球化的公司文化，以此来引领员工、领航企业。跨国公司的超前性企业文化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基于全球一体化的理据：文化多元的员工；基于创新压力的理据：学习型社会；基于绿色的理据：节约性、可持续社会；基于社会道德伦理的理据：回报社会、学会感恩。另外，21世纪初跨国公司将继续兼并，强强联合仍将成为跨国公司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形式，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合作更趋国际化，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加强，而跨国联盟将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缺乏超前性的企业文化，特别是忽视金融危机风险、失去诚信的公司文化必将导致企业倒闭。

参考文献：

1.Agarwal. S. Social-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Choice of the Joint Ventures:a Contingency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1994,2.(2)

2.Cho. K. P. Padmanabhan, P.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Distance inMNC`s Foreign Ownership Mode Choice: The ModeratingEffect of Experience Attribut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5,14(3)

3.Harzing. A. W. The Role of Culture in Entry Mode Studies: From Negligence to Myopia. J. L. Cheng,& M. A. Hitt(Eds.) [J].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3, V.ol.15

4.Hofstede. G. Attitudes,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isentangling the Concepts[J]. Organization Studies,1998,19(3)

5.Kenneth .Goodpaster .Conscience And Corporate Culture [M]. Taker tayl,2006

6.巴莱•热罗姆.企业与道德伦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7.野村.前瞻的企业文化与志向[M].锦绣出版有限公司，1994.12

跨国文化论文篇6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和意识形态载体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高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 现代 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 历史 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 政治 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 经济 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 发展 ，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 网络 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 工业 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 自然 ，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 台湾 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 总结 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 理学 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 中国 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 台湾 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 艺术 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 历史 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 发展 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 规律 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 论文 《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跨国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在国际贸易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现象等文化差异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对语言与文化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加以分析，有效实施跨文化交流，是打开国际市场并拓展国际贸易的成功关键之所在。 【论文关键词】 文化差异 国际贸易 跨文化交流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语言与文化差异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 在国际贸易中影响中国和英语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美人的思维模式的特点是呈线性顺序进行演绎推理，而中国人则偏重于直观、直觉，多用意象思维方式。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这种不同表现在：英语国家的人着眼于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中国人则着眼于对对方发出的信息或表明的态度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比如，对某一产品或某一设计，不管满意与否，英美人倾向于先给予赞扬，而中国人往往更挑剔。对来自对方的赞扬，中国人和英美人的反应和回答也是不同的。英语国家的人对‘称赞语’做出的反应，往往是欣赏、高兴，认为对方的赞扬是对自己某件事的认同和认可，对待这种赞扬，英美人觉得应表达自己的谢意，所以通常用“Thank you.”，“I'm glad to hear that.”。而中国人觉得，谦逊是一种美德，得到他人赞赏时，常常表现出不好意思和受之有愧之感，往往会以“哪里，哪里”，“过奖，过奖”，“还差得很远”等作为回答，则会使英语国家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二、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不同往往会使人们形成对待同一事物上的不同观念。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时间观念、决策方式和处理冲突的态度上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美国用两天就能签订的合同，在中国起码需要两个星期。美国人信奉自由竞争与个人主义。在美国谈判代表实权在握，可以在他被授权范围内自行决策。个人敢于承担责任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种美德，是积极进取的表现。然而，中国人却十分注重集体决策，强调集体智慧。我们知道中国早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说。 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导致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对某些事物理解不同，造成在贸易活动及语言交际中不能相互沟通。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国与英语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在传统生活方式、爱好、忌讳等方面体现出的风土人情都不尽相同。 在接待宴请时，中国人更殷勤好客，非常注重面子，规格、档次、品味、数量，都要考虑周全；而英美人较注重礼貌、得体和实效，并给客人一定的自由空间。英语国家的人请客，饭菜一般比中国简单，习惯是每人一份，在饭馆请客也是主客各点自己的饭菜，饭后也可能各付各的账。这种分食法、AA制是西方个人独享主义在饮食文化中的典型反映，中国人却是一种共享方式。 我们一贯强调中国是礼仪之邦，受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顾及“面子”，涉外企业在贸易洽谈中有时表现得过于恭谦和随和，强调客气。比如，喜爱用一些模糊词，如“也许/或许”( maybe ， perhaps)，“随便”(Whatever)等。虽然从汉语语境和文化心理上讲，我们做得很有礼貌和委婉，但这类词语在商务往来用得过多过滥便会起反作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性格开放豪爽，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过多的模糊词给人模棱两可、缺乏自信、言不由衷的印象。他们会觉得和中国人商务交往非常困难，会产生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时不能公开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也没有能力公开地阐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的印象，其结果造成商务往来困难和无效率。造成的对外商务交往冲突。克服“面子”困惑，不要因小失大。 在喜好和忌讳上双方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英语国家人士初交时谈话不要问对方收入、体重、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去哪儿”、“吃了吗”等。懂得和了解这些一般商务往来英语语用常见的技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跨文 化交流。中国人如果听到“You are a lucky dog”时，会感到不快，因为汉语中多借用狗（dog）一词来骂人，但在西方社会，人们对狗的爱甚至超出对家庭成员的爱，而“You are a lucky dog”要表达的意思是“你是个幸运儿”。中国人喜欢“666”、“888”，不喜欢数字“4”，而英语国家的人不喜欢数字“13”，若13日又是星期五，则更不喜欢举行或参加社交活动。中国人没有这一忌讳，但是在与英语国家的人交往中，就不能不注意避开这个数目了。 四、语言现象的差异 美国文化学家萨姆瓦认为，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除了中国和英美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还有语言形式和内涵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语言内涵的客观存在影响着对语言的理解，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并造成贸易活动中的误会和冲突。 两种文化中都具有某词句、某事物或某现象，但两种文化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或感情色彩，因而影响语言的准确表达，造成误会。一个简单的英语单词“table”用作动词时，英国人是指马上行动，而美国人则是稍后再作处理，若在商谈中双方就此达成共识，问题可想而知。 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使用非母语与对方交流时，对词汇选择、语体等都应加以留意。比如，北方有家企业向英国出口“山羊牌”羊绒被，他们把中文里的“山羊牌”说成英语“Goats”，结果虽然羊绒被的品质上乘，但却滞销，这是因为“Goats”在英语里含有“色鬼”之意。 综上所述，中国和英美文化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差异表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语言现象等方面。跨文化交际成败的关键在于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坚持不懈地排除文化优越感、文化模式化和文化偏见的干扰，正确对人，正确待已，相互尊重，平等交往。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跨国文化论文篇8

一、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主要内容

20世纪末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是一种将母公司“搬”到东道国，根据东道国特定的经营环境，对公司拥有的有限资源在世界各国进行不同的优化配置，以获取最佳利益的全新战略，其主要内容有：

1.营销本土化

所谓营销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以东道国的市场需求为战略基点，进行一系列的产品推广、价格制定、渠道扩展及广告促销活动。其目的和宗旨是满足本地顾客需求，培养顾客忠诚度。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跨国文化顾客需求的过程。文化始终是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时最难以捉摸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销售、人力资源等领域，传统文化与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充分调查和研究本地消费者的特点，并根据这种需求推出对应的产品，制定符合当地购买力的价格，同时根据当地文化风格和消费者偏好进行促销和宣传，是对跨国经营销的最基本要求。

2.品牌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特征、消费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以保持强势国际品牌形象的原有特色为前提,把洋品牌做“土”,采取亲情营销,以克服消费文化的隔阂,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最本土的就是最国际的”，同时，“最国际的一定也可成为最本土的”，以本土形象、本土文字、本土活动为依托成为跨国公司品牌塑造的有力手段。

3.人员本土化

企业的跨国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经营，它体现在企业必须能够引导、协调和组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员工，使多元的人在企业内部能够聚合成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这种跨国企业内聚力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共同的企业文化平台，而且依赖于企业在共同文化平台基础上全面整合内部员工关系。

(1)人才选聘本土化

本土化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本土化员工，跨国企业经营的第一步是在当地的人才市场上选拔一批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企业从员工的招聘阶段始就对他们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与移植，不仅让他们了解企业的基本业务和流程，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体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2)本土员工的培训

企业在当地选拔员工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新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业务能力培训，使员工熟悉企业的基本业务与组织机构，组织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企业文化培训。

(3)本土员工的管理

跨国公司对本土员工管理的核心是人员跨文化管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员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也有着差异化的利益追求和从业目标。因此，无论是在组织文化、晋升机制、奖惩机制还是在人事安排方面，企业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员工的感受和需求。

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有助于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经营管理上的矛盾和低效率；其次，利用当地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再次，人才本土化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信任感，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形象，而且有助于保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

4.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当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打开一定的空间，产品已被当地顾客所接受，想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加大供给时，比较可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实现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所谓采购本土化主要是指跨国企业在当地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料要尽可能从当地合格的供应商那里采购，而不是来自进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利给当地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所谓生产本土化主要是指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建设厂房进行生产和制造。生产本土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销量，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快速有针对地开发，生产和推出相关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跨国企业实施生产本土化策略，不仅需要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劳动力，而且还必须向本地政府缴纳税金。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投资方和东道国双重利益的“双赢型”经营方案。

5.技术研发本土化

随着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升温，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了研发本土化的竞争，为了巩固其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跨国公司把研发活动定位于满足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从而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研发中心是企业的核心部分，将企业核心本土化，有针对性地开发技术产品，无疑是在为它们大规模地进军本地市场研制强有力的进攻武器。

6.利益本土化

所谓利益本土化就是跨国公司着眼于本地市场在自身战略全局中的长远利益和强势地位。以一种超国界的心态和经营理念将东道国的长远发展和企业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不仅从事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也积极担当当地社会责任；不仅强调自身利润的实现，还应关注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全力解决自身事务，而且协助当地政府处理社会事务，不仅考虑企业的利润率，还愈加重视企业利益针对当地的再投资率等等。这是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共同繁荣、长期协作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战略共同体关系。

二、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原因

1.降低成本

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经营的根本原因是要降低成本，以充分利用其在当地市场生产成本制作成本低的优势。当地采购可以节省运费和关税，可以降低库存。当地雇员可以大大节省工资和补贴的支出。跨国公司实现生产、加工、人才当地化之后，生产及运营成本将远远低于产品在母国的生产后输出及人才外派等跨国运营方式。

2.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实行标准化的产品分销起来非常困难而只能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选择适应的分销策略。因此，本土化在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上成绩显著。首先，本土化使产品更具亲和力，使东道国居民心理上更易于接受，有利于产品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其次，本土化可以使跨国公司取得“国民待遇”，与本土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享受税收及其他更优惠的政策；最后，就跨国企业内部而言，其夕阳技术、过剩资本也有了去向，能在全球经济的链条上享受到增殖的乐趣，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外资以及相对本国而言仍属先进的技术，达到双赢的目的。

3.满足文化环境差异的需求

尽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消费者的需求的相似性越来越大，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仍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差异正在变大，人们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正在普遍增强。面对文化环境的差异，跨国公司要想在当地立足，也只有本土化战略才能打通渠道融入当地。

4.进行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土化意味着企业高度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对东道国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运用更加得心应手，这样跨国公司便可凭其内部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资源进行再调配，以实现物尽其用，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跨国公司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本土化战略都是其全球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着眼全球、立足当地是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的两个基点，而正是后者使前者不至于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三、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的特点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本土化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产品的本土化、销售渠道的本土化和关系的本土化等四个方面：

1.大量启用具有中国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地管理人员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当地化首先是从管理人员本土化开始的。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为跨国公司深人了解中国当地市场的消费文化、消费需求和生活习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为公司拓展中国地区的业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启用本地经理人员拉近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跨国公司更富当地色彩。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具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在一般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基本实现了本土化。如诺基亚公司在中国拥有员工5000余人，其中本地员工占90％以上，公司管理层从总裁到区域经理都由华人担任。

2.产品贴近中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把握潜在的商业机会，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推进产品的本土化。如通用汽车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赛欧家庭轿车。通用与上汽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目前拥有别克、赛欧、MPV多用途功能车三个家族系列车。1999年推出的别克轿车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占据国内轿车的高端市场，2001年推出的赛欧品牌则是瞄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空隙和顾客心理，通过产品本土化来抢占逐渐成熟的低端市场。赛欧率先喊出“10万元家庭轿车”的口号，凭借其高端的配置、低廉的价格在投放市场之前就拿到了2万多辆汽车订单。

3.重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

中国的商业体系较为零散，市场运作不够规范，许多跨国公司在进人中国市场之初，忽视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结果吃了大苦头。惠尔浦公司在中国家电市场遭受的挫折即与此有关，结果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撤资决定。跨国公司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竞争对手最容易发动攻击的是销售渠道，特别是市场终端，谁掌控了销售渠道，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如广州本田没有采用国内惯用的层层分销的“制”方式，而是采用类似于连锁加盟的“授权直销店”的形式，建立销售网络。广州本田建立了以售后服务为中心、以顾客为中心的“四位一体”销售网络，使整车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一体化，通过特约销售服务店的形式，实现了全国统一价格、服务标准、推荐方式、专营服务及与客户沟通，从而缩短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4.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关系本土化是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核心。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关系本土化保障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的成功,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跨国公司通过公关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将洋品牌做成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土”品牌。例如,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实现整车本土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生产,就充分地与中国政府合作,大打“政府牌”,实施关系本地化的策略,把“桑塔纳”打扮成近乎100％的中国车,此番用意深得中国政府赞赏和民众信任。比大众晚到中国十几年的丰田,也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度,运用世界领先的技术,推出针对中国市场设计开发的本土化合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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