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02:10:29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CI设计；企业文化；主和枝；体和用；源和流

在什么是企业文化的问题上，有一个“CI论”，CI论是说企业文化就是CI，CI就是企业文化，这种认识、理论和实践给中国企业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上形式主义和两张皮问题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指出过CI不是企业文化，但我们终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其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它的遗风和错误的影响仍在。

CI是什么？它的全称是CIS，就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包括视觉识别（VI）、行为识别（BI）和理念识别（MI），企业形象识别或企业形象策划是指为了达到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之目的，对企业总体形象战略和具体塑造企业形象的活动进行谋划、计划和设计的运作。而企业文化则是由传统文化、时代意识和管理经验融合而成，为特定企业全体成员所共享的意识形式和生活方式，是企业员工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企业员工自觉遵从的做人做事的信条、原则、理念、方式、传统与习惯，包括很难用语言准确表述的心理默契、心理认可、心理共鸣、管理技巧、风气与氛围等。它们在概念与范畴、内涵与外延、内容的广与狭、层次的深与浅等等方面，皆有着巨大差别。

CI设计和企业文化都是运用文化手段经营管理企业的一种方法，但CI不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重在内在的精神塑造，是企业管理的贯穿线，CI则重在外部的形象识别，仅仅是企业形象策划的一种技术方法，就两者的内涵来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企业文化有塑造企业形象的职责和功能，有时会借用CI来传达自己的理念和文化精神，而CI又有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的技术方法，所以两者在这些方面有交叉。于是，一些对企业文化没有深入理解的人就认为CI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CI，许多策划公司出于种种原因，也直接以CI设计代替企业文化，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企业文化狭隘的、错误的理解，加剧了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两张皮和相脱离。

我们来看看CI和企业文化各自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这两者的区别。

CI(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是由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经营管理策略，它是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精神文化，通过整体传达系统（VI、BI、MI，特别是VI）, 传给企业内部和社会大众，而达成促销目的的形象设计系统。它以刻划企业个性，突出企业形象为主要诉求，是研究塑造企业形象的具体方法。

企业形象策划最早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AEG电器公司，其系列性的电器产品首先采用彼德•贝汉斯所设计的商标，成为统一视觉形象的企业形象策划的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开始复苏，工商企业蓬勃发展，企业经营者深感建立统一的形象识别系统，以塑造独特的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性。自1950年起，欧美各大企业纷纷加入企业形象策划的行列。

企业形象策划正式发轫，当属1956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进行企业形象策划之时。当时IBM总裁小汤姆斯•华生认为，IBM有必要在世界电子计算机行业中树立起与众不同的形象，且这一形象要蕴含公司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从而有利于市场竞争以跻身于世界性大企业之列。他于是求教于建筑师兼工业设计权威的艾略特•诺伊斯。诺伊斯经过仔细考虑，认为IBM公司应该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有意识地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象标记，这一标记要能体现公司的开拓精神、创造精神和独特个性的公司文化。于是，他把长达29个字母的公司全称简缩为“IBM”，并设计出富有美感的造型（八线条纹构成IBM标准字），同时选用蓝色为公司的标准色，以此象征高科技的精密和实力。IBM通过这一形象策划和设计，成为美国公众乃至世界公众信任的“蓝巨人”，并在美国计算机行业占据首屈一指的霸主地位。随着IBM公司形象策划的成功，美国的许多公司纷纷效仿，企业形象策划的热潮在美国勃然兴起，继而推及全球。

企业文化的起源，应该很早，因为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成立而生成的，有企业才有企业文化。然而企业文化的提出却较晚，一说，企业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爱略特•雅克(Elloit Jaques)在1915年首次将组织文化定义为：“被全体成员不同程度认同的、习掼性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追求卓越》的作者则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塞尔兹尼克和巴纳德就谈到创造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也有一些作者撰写了一些相关文章，但这一切终于都没有形成主流学说，对企业管理没能产生影响。

企业文化的真正兴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并在美国人深入、系统的挖掘、总结、阐释和推广之下，风摩全球。提出这一理论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因素上升，人在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上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跨国并购的产生，文化冲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人们开始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在这个国际背景下，一场日美管理比较研究热潮催生了企业文化理论。

日本在二战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战败国一举发展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逼美国的“巨无霸”地位，而二战后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美国则停滞不前，经济衰退，失业加剧。残酷的现实迫使美国开始反思，在对美日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之后，他们发现美国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硬性管理因素，如战略、技术、结构、制度、规章、财务分析等；而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诸如企业目标、价值观念、作风、宗旨、信念、劳资关系、人员的亲密性、暗示和含糊等这些以人为本的软性因素更为突出，而这些因素正是美国企业缺少的。通过对比使他们认识到，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不是日本企业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机器设施等物质因素，而是由它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融合而成的日本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以文化维系企业，员工便会忠诚，默契也就增加，企业竞争力自然会提升，于是造就了人们“企业文化”的管理思维。它有效解决了管理领域一直存在的“理性”与“人性”的矛盾，解决了西方企业一直在探求的如何团结员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问题。这是对西方一直以来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准则的挑战，给正在致力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以探求人们变幻莫测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追求的西方管理学界和企业界以莫大的启示。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助推了美国强化和巩固了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于是，企业文化风靡全球。

有教授说，日本的企业文化学习发展了CI。对于日本企业文化与CI的关系，我没有作过研究考证，我相信，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善于模仿和汲取他人优点的民族来说，学习并发展了CI是可能的，但我同时坚信，即使如此，对于日本的企业文化来说，那只能是“流”,而不是“源”，只能是“用”，而不是“体”。日本学习发展了CI，不等于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从CI来的，作为企业文化理论形成标志的“四重奏”，有哪一本提到过CI？有哪一本说日本的企业文化来自CI?有哪一本说企业文化就是CI?

中国企业文化的CI论，是由两个错误的理论宣传和一种错误的运作方式造成的。一个错误宣传是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理念，第二个错误宣传是“四层次”说，其中有关于行为文化的划分。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理念的错误宣传和认知，使人们把CI的理念识别与企业文化的价值理念等同起来，行为文化的划分又使人们把行为识别与行为文化混为一谈，而绝大多数咨询机构“起飞落地”式的运作方式又直接把CI当作企业文化搬到企业，于是造成CI就是企业文化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是中国企业文化的灾难，它造成了人们对于企业文化的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形象化、项目工程化的错误认知，把人们引向一个形式主义的、一次性项目式和两张皮式的运作方向，这是中国企业文化进程中不应有的一个弯路。

我们说企业文化需要CI，但CI不等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有比CI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是的，CI有理念、行为识别，企业文化也有理念，而且理念要化为行为，这是它们重合的地方，但重合不是等于，即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要研究文化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一样，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政治学或经济学或社会学等于文化学，又如，众所周知，企业管理包括企业文化，企业管理需要企业文化，但我们终不可以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就是企业文化，对不？；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CI含有企业文化的理念和行为文化一说，就认为CI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种意识形式，CI则是这种意识形式中的一种实用技术，犹如文学创作中所使用的描写、叙述、议论、抒情等创作手法一样。说CI就是企业文化，就把我们的目光限定在VI、MI、BI这三个方面，其实，文化哪里仅是区区的三个I所能涵盖的啊！说CI就是企业文化，就会把企业文化当作一次性可以完成的作品，就以为可以凑几个人躲在屋子里创作出一个文化来。CI只给人以文化的表象甚至假象，而真正的文化却是深入人心的意识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在内企业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企业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和生活方式。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CI是企业形象策划的工具，是传达企业文化的手段，而企业文化则是企业成员共同享有的意识形式和生活方式，它们的区别是：CI是为了识别，企业文化是为了化人；CI是为了形象，企业文化是为了人心；CI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项目，而企业文化却是企业永无终日的永恒工程。CI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是流和源的关系，是末和本的关系，是枝和干的关系，是用和体的关系。CI有传达企业文化之用，但不是企业文化之体；是企业文化之流，而不是企业文化之源；是企业文化之枝，而不是企业文化之干。说CI就是企业文化，或以CI代替企业文化，都是把表象当作本质，把手段当作目的，本末倒置、以用乱体，结果谬种流传，遗害无穷。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历经资产风险管理、负债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风险管理之后，以新《巴塞尔协议》为标志，进入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的新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将体现为五个方面的新发展。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历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这主要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贷款等资产业务为主有关。20世纪6o年代以后，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

20世纪7o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

8o年代之后，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有了新的提升，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是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都显现出原有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表外风险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深化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也意味着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

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新《巴塞尔协议》

8o年代至今的2o多年，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模式和内容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回顾2o多年来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几乎都凝结在《巴塞尔资本协议》当中。因此，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来讲，《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完善，是国际银行界风险管理革命性的成果。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诞生于1975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标志着国际银行业协调管理的正式开始。之后，《巴塞尔协议》经多次修改，并推出了多项文件和准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对银行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的要求做了规定，核心思想有两项：一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二是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确定了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并确定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标准比率为8％。报告的产生标志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的过渡。

此后，随着金融领域竞争的加剧，金融创新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于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一系列银行危机都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损失不再是由单一风险造成，而是由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而造成的。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先后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险范畴进一步拓展。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在新协议中，保留了对资本的定义以及相对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为8％的最低要求。与此同时，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单一化的监管框架，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灵活选择使用，允许银行选择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新巴塞尔协议充分体现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理念的发展方向，在巴塞尔资本协议规范下的银行竞争将是以风险识别、度量、评价、控制和风险文化为内容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竞争。

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发展方向将体现为五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风险管理内容由信用风险向信用、市场、操作性风险转变。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复杂化，银行的风险南原来的信用风险为主发展到多种类型风险共同作用，从发现风险到形成损失的时间大大缩短。与此同时，国际银行业对各种类型风险的认识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在逐渐提高，风险的管理由管理单一风险到管理多种风险、由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走向集中管理，体现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未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仅要对信用风险进行管理，而且应更加重视市场、操作性、法律等各类风险的管理；不仅强调对市场风险因素的控制，而且应更加重视对人为风险因素的控制；不仅将可能的资金损失视为风险，而且还将银行自身的声誉损失也视为风险。

第二，风险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向直接、间接管理相结合转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还比较简单，一些银行风险管理还主要以直接管理为主，如审批授信项目、清收不良资产等。但从未来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看，要进一步发挥间接风险管理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一些时效要求短、批量化处理的银行业务，如资金业务、零售业务，要进行间接管理，运用模型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风险、地区风险、行业风险、企业风险等分析，结合信贷审查等直接管理形式，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第三，风险管理对象由单笔贷款向企业整体风险转变，由单一行业向资产组合管理转变。目前，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企业经营特征、资本运作的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审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主要内容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防范风险的要求，子公司、关联公司、跨国公司等复杂的资本运营模式使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和隐蔽，这就要求风险管理要由对单笔贷款的管理向对企业的整体风险转变，不仅要对财务情况进行审查。还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股权结构、对外投资以及全部现金流。同时，要把风险管理的视角从一个企业扩大到整个行业、市场的变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卜强调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最终过渡到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和资本制约下的组合模型的管理。

第四，风险管理重点由强调审贷分离向构建风险管理体系转变。以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往往单纯强调“审贷分离”而忽视了商业银行内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但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一系列事件说明，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已经不单单是授信审批的控制，而且更强调银行整介风险管理体系的健全。从先进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应是风险管理战略、偏好、构架、过程和文化的统一，通过建立清晰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偏好、完善的管理架构、全面的风险管理过程和良好的信贷文化，最终实现风险管理效率和价值的最大化。

第五，风险管理技术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未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将更加强调定量分析，通过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来识别、衡量和监测风险，这使得风险管理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数理化、定量化的特征，逐步由简单的技术管理过渡到复杂的统计分析管理，并最终走向定量分析。但在短期内，风险管理技术还是以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做好定性分析就是要在信息尚不完备的条件下，通过对市场、行业变化趋势的分析。凭借与客户的接触对风险因素进行及时的发现和甄别。．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新《巴塞尔协议》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历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这主要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贷款等资产业务为主有关。20世纪6O年代以后，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

20世纪7O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

8O年代之后，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有了新的提升，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是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都显现出原有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表外风险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深化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也意味着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

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新《巴塞尔协议》

8O年代至今的2O多年，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模式和内容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回顾2O多年来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几乎都凝结在《巴塞尔资本协议》当中。因此，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来讲，《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完善，是国际银行界风险管理革命性的成果。

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发展方向将体现为五个方面的转变：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战略管理；企业管理；企业核心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通过多元化经营形成的大产业开始出现问题，多元化的热潮也开始消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结构的稳定性日益下降，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持续。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如何赢得长久的竞争优势，引起了许多战略管理学家的思考，从而促进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在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部分企业向外资开放，面对技术含量高、组织规模大、经营理念新的外资企业，中国需要有能与外资企业竞争的一批大型民族企业，而这些企业又必须有企业发展的战略理论作为指导。

2.企业战略管理的前沿理论

2.1 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决策的制度背景在个人、企业以及企业外部的层次上，深刻地影响了资源的选择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的作用，重点在于解释组织的形态趋同性，把环境看作是由观念、文化、信仰、制度构成的综合体。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组织仍是较为被动的，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侧重于组织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以及作为组织域而非单个的组织形态特点。这里的制度背景指规则、准则和甩绕着经济活动的信念。围绕着资源决策的制度因素影响着企业获得经济租金的潜能。

2.2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

美国学者哈默尔与普哈拉在1990年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这一理论解释了成功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存在的原因，也指明一条企业发展的成功之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全球。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是企业通过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而形成的独有的、支撑企业保持持续核心竞争力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该理论实际上是一系列具有特定密切联系的理论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论”（沃纳・菲尔特，1984）和“企业能力基础论”（提斯・匹斯安欧和舒恩，1990；兰格路易斯，1992）这两大分支。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是：更加强调企业内部条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其中，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资源优势远胜于拥有突出的市场位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它所具备的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效率，企业自身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企业能力基础论强调企业的管理实践重点应该由企业的外部条件转向企业的内部条件，认为“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竞争的基础与源泉，而核心竞争力的实质在于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独特性的智力资本。核心能力应当具有：价值性、异质性、不可仿制性、难以替代性等特性。

2.3 动态竞争战略理论

随着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产业全球化竞争的加剧、竞争者富于侵略性的竞争行为以及竞争者对一系列竞争行为进行反应所带来的挑战。传统战略管理的理论方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生活中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需要。于是，近年来一些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战略理论。即“动态能力论”和“竞争动力学方法”。

2.4 企业再造理论

这一理论是在1993年由美国企业管理家迈克尔一哈默和詹姆斯・钱皮提出的。其核心领域是业务流程再造，企业再造（Reengining the Corporation），即对企业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全面的改造以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适应顾客的变化；适应企业制度、技术、分工以及管理者的变化，谋求企业生产运作、经营管理有更高的效率、节约更多的成本，使产品和服务更能取得顾客的认可，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著名的跨国公司美国通用电气、通用汽车、IBM等都实施了流程再造。通过对企业文化再造、企业组织再造、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企业资源配置再造、企业能力再造、企业经营战略再造的合理规划与再造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更长久的发展下去。

2.5 顾客价值理论

早在1954年，杜拉克就指出，顾客购买和消费的决不是产品而是价值。但学者们对什么是顾客价值却没有统一的看法。载瑟摩尔1988年首先从顾客角度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他指出，感知价值是主观的，随顾客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一顾客在不同时间的期望价值也会不同。这表明顾客价值的性质及影响因素在顾客与公司交往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发生变化。伍德鲁夫通过对顾客如何看待价值的实证研究，提出顾客价值是顾客对特定使用情景下有助于（或有碍于）实现自己目标的产品属性、属性的实效以及使用的结果所感知的偏好与评价。科特勒则把顾客价值定义为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之差。虽然学者们对顾客价值的定义不同，但定义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顾客价值紧密联系于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不仅仅在于产品和服务本身；其次，顾客价值是顾客感知的价值，它由顾客决定，而非企业决定；再次，这些感知价值是顾客权衡的结果，即顾客所得与所失的一种比较。

3.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对战略管理理论研究趋势作一总结。第一，战略管理学说将从对一个个要素研究而形成复杂的学说丛林局面逐步走向融合。表现为企业内部――企业社会关系――企业外部环境――战略范式。第二，在战略管理的理论中，历史分析将进一步加强。战略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科学，必须有历史的分析。包括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企业内外部各要素地位和作用分析。这种分析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立足于本国、本企业的现实制定战略，而不会依照国外战略理论、盲日模仿国外企业发展战略。第三，战略管理研究方法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伴随着战略管理理论走向完善，必然要求战略管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战略管理作为一门经验性科学。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观察、调查研究得到经验资科，然后对经验资料进行比较、归纳、提炼形成通则。

4.结论

国外战略管理学发展迅速，我国的战略管理研究却停滞不前。的确，我国很多战略管理论文的学术、理论水平不算高，未能达到国际主流管理学期刊的要求。故此，我国战略管理学者必须反思和正视这一问题。在国外战略管理研究中，战略管理者经过对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可以制订多层次战略，包括至高层次的总战略，乃至第二高层次的发展方向战略、稳定战略、紧缩战略。而贯通这些战略的还包括多样化战略及引导、协调战略等。而第三个层次的则是功能战略，包括核心能力战略，市场发展战略，财务战略，研究战略，研究发展战略，运筹战略，物流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及资讯科技战略等等。此类战略各自包含不同的策略及行动方案，我国学者在这战略分类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需要急起直追。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刘海潮,李垣.战略风险管理战略管理研究的新前沿[J].管理工程学报,2003,3.

[3]李玉刚.战略管理研究[M].上海:华东理T大学出版社,2005.

[4]周敬伟.战略管理学前沿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6.

[5]王喜莲.让管理前沿理论为企业导航[J].企业研究,2005,6.

[6]王亚,赵邦宏,李滢.对企业再造工程的系统思考[J].商业时代,2006,3.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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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16]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来源自文秘站

【摘要】多品牌战略是为了应对更多的细分市场和消费族群,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而制定的品牌战略。多品牌战略运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它要求原有品牌要有足够的纵深,能顺应市场需求细分,做好品牌管理和维护工作等。中国企业在实施多品牌战略方面仍然面临资金、规模、经验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企业要量力而行。【关键词

】多品牌战略案例说明市场细分

企业多品牌设计的战略构建

多品牌战略及其趋势。多品牌战略的前身是品牌战略,即单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就是以企业为先导,以产品为核心,以消费者使用和体验为基础,整合在一起的形象。品牌战略既是企业自身的发展纲领,也是用来吸引消费者关注的运营计划。企业与品牌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多品牌是基于品牌战略发展起来的,即在原有品牌的市场积累之上,再延伸发展出另一个品牌,这个新的品牌可以是原有品牌的子品牌,也可以是并行的品牌。以往是一个品牌下面有几十个产品类型,在多品牌战略的启示下,现在对这几十个产品进行整合,结合市场细分、消费者需求、品牌差异性主张等因素,分别对其进行包装,形成相互间独立又有联系的品牌矩阵,进而占领市场。

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市场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成熟,很多企业、品牌、产品都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市场或单一消费族群。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并且趋于个性化。有的需求来自消费者本身,要求企业的产品和品牌进行变革,有的源自企业对技术的革新或应对市场竞争采取的品牌策略,挖掘消费者的需求。

总体而言,个性化的消费和品牌主张是现在和未来的市场主流导向。品牌时代早已来临,每一个消费者都在消费与被消费之中,这是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显着特点之一。

与此同时,多品牌战略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品牌营销、品牌管理、品牌延伸等细分也越来越专业。在这些专业细分体系的管理之下,一个企业有数个品牌,每个品牌下面又有各种产品,甚至会出现同企业里有相互竞争的品牌出现,使其由外部竞争转为内部竞争。随着品牌的不断深入市场,品牌理念植入于消费者头脑之中,市场份额由各个子品牌相互叠加,总体份额占有率升高,进而显示出多品牌战略的优势。

市场细分之下的多品牌战略。多品牌战略本身是为了应对更多的细分市场和消费族群,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如国内知名地产品牌商龙湖地产,它既有快销产品品牌“城市天街”系列,又有针对高端客户的“滟澜山”别墅产品品牌。又如知名地产商阳光100,旗下既有城市综合体品牌“城市广场”系列,也有青年时尚社区品牌“国际新城”系列,还有国际社区品牌“米娅中心”系列等。不同的子品牌对应着相对独立的市场和区域,针对的是不同的消费者,满足其不同的需求。

多品牌战略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

多品牌战略大多见于快消产品行业,这类行业准入门槛低,其竞争近乎白热化。单个品牌显然不足以占领大部分市场,因此在多品牌战略的规划下,建立多个品牌去填补各个细分市场。实体行业内的名牌企业如上海家化、一汽大众、哈药集团等已为大家所熟知。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企业也在进行多品牌战略,且卓有成效。知名IT企业腾讯科技也是运作多品牌战略的高手,腾讯把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作为战略目标,提供互联网增值服务、移动及电信增值服务和网络广告服务。通过即时通信QQ、腾讯网、腾讯游戏、QQ空间、无线门户、搜搜、拍拍、财付通等中国领先的网络平台,腾讯打造了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满足互联网用户沟通、资讯、娱乐和电子商务等方面的需求。

总体而言,多品牌意味着多点出击,只要还在这个行业内,企业的产品、品牌就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企业如何运作多品牌设计战略

多品牌战略运用的条件和因素。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扩张—对手介入—细分的过程。因竞争和消费者的需要,一个产品被开发出来,这是一个新的品牌产生的原生动力。因为不创新,企业将会失去市场和消费者。这个新的产品必须要和原来的品牌、竞争品牌形成区分,树立品牌形象。

同时,品牌管理变得非常重要。针对不同文化差异的消费族群,他们有可能被不同的产品使用体验所吸引,只要存在不同的需求,就为多品牌战略提供了必须存在的理由。

原有品牌要有足够的纵深。在推行多品战略之前,原有的品牌要在市场上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用户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企业推行多品牌战略时,品牌延伸就变得容易,在推广成本上能降低很多费用。市场阻力也降低,提高了多品牌扩张的安全系数。

顺应市场需求细分,满足差异化需求。多品牌战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是企业经营的良策,其前提是原有的产品或品牌有一定的影响力。多品牌战略能攻能守,应对不断被细分的市场,随时能够提供丰富的产品和个性化的品牌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并打造富有魅力的品牌,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忠诚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品牌选择,进而提升品牌粘度。这是企业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不二法宝,只有坚持多品牌线路,不断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做好

品牌管理和维护的工作。任何一个品牌,都需要对其进行管理和维护。例如公关危机的应对、产品质量、销售通路、广告宣传、形象代言、终端展示、产品包装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应由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来统管,与各相关的部门协调工作,对品牌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把控、优化。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品牌美誉度,让品牌扩张的后续工作更为顺畅。

品牌战略与经营风险防范。运用多品牌战略的很多都是国际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仍然面临资金、规模、经验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实施多品牌战略,机会与风险并存,且风险高于机会。如果成功,可能带来很大的效益,一旦失败,有可能造成企业全面的溃败。

多品牌战略要有规划,要和企业经营联系在一起,只有符合市场、产业环境、消费者需求的多品牌战略,才能获得市场机会。反之,企业则会陷入重重危机。所以启动多品牌战略,仍需要系统性的规划,需要从资金、技术、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等方面详加分析。

国内企业运作多品牌战略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诸如三株、巨人、爱多、飞龙,以及最近的农凯系、德隆系等,在品牌战略案例与经营风险上都有值得我们反思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多品牌战略的限界。所谓多品牌的限界,就是限制这一战略实施的一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品牌战略,是一个企业级的战略问题,启动的成本相当之高,影响到一条生产流水线,销售通路、广告策划、管理人员等环节,涉及数千万上亿的资本运作,所以成本很高。

品牌管理涉及到企业内部的机制变革,阻力会加大。最近腾讯公司就对内部机构进行了变革,从业务部制升级为事业群制,这是由上而下的变革,阻力会小一些。如果不给品(文秘站:)牌管理部门充分的授权和良好的内部协调机制,品牌管理工作会变得阻碍重重。这是企业要启动多品牌战略需要理顺的问题。

企业要有良好的品牌基础,最低要求是,其在一个区域市场应该是一线品牌,这样才能较好地启动多品牌战略。换言之,能实施多品牌战略的大多数是有实力的企业。

结语

在市场化的运营中发现,如果仅靠单一品牌是很难覆盖整个市场的,也很难和竞争品牌在同一起跑线上争抢市场份额。如果能同时拥有几个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不同定位、不同价值主张的品牌,那么市场份额的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大规模的品牌矩阵会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压力,进行市场逼宫,占有市场通路(卖场),继而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总而言之,多品牌战略的清晰线路应该是:强势的品牌基础—雄厚的企业实力—良好的品牌扩张—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围绕思想锻造和胜任提升，国华管理学院经过10年的发展和沉淀，以研发、评价、培训为职能，以能力模型、学习地图和学习资源为研发，以业务服务、技术支持和管理咨询为业务，以人才动力圈、人才云模式和人才白皮书为创新，以“小业主，大咨询”的企业大学管理思想进行资源整合，致力于人才发展体系、标准、工具、项目、平台的建设，成为企业大学集成化运行模式的最佳实践。“

——中国最佳企业大学排行榜专家评审委员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美丽的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铜鼓湾，坐落着一所别具特色的花园式校园——国华管理学院。它成立于2002年10月，历经十年务实与创新发展，于2012年11月，收获“中国最佳企业大学”这一殊荣，被国华电力人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大学”。

培训基地之探

——以服务企业为根本，建成中国的“克劳顿村”

造就高素质人员的培训大本营

国华管理学院由国华电力公司出资设立，是国华电力直属机构，其定位是为国华电力公司的战略发展、管理运营、人才成长服务，成为党政领导人员学习研究理论、提高政治素质、提升工作能力、增强党性锻炼的阵地，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党政领导人员的基地。国华管理学院以成为国华电力高级管理人才思想锻造的熔炉和胜任能力的培训基地，成为中国发电企业界的“克劳顿村”为目标。

该学院位于国华台山发电公司厂区明珠苑，总体面积约15000平方米，由8栋纯西式木结构设计的别墅组成，共有房间45套。其中，3号别墅为多功能会议室，可容纳约40人，三面投影，可实现远程互动教学、多方视频会议及现场培训教学等需求。

开放融合的培训平台

国华管理学院与著名的培训和咨询机构、优秀的大学、商学院以及其他企业内的学习组织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发挥着对外品牌传播媒介的作用。培训对象不仅包括国华电力系统现职的党政领导人员、后备人才等，也包括与国华电力相关的供应商、承包商、合作伙伴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了解和认同国华电力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控体系和企业文化，彼此加强相互交流与沟通，共享管理经验，在一个管理理念下合作，有效地支持和服务国华电力事业的发展。

企业大学的运行机制

国华电力公司历任总经理均亲自担任国华管理学院院长，并作为内部讲师，承担授课任务。公司高管层均为内部师资库讲师团成员，亲自设计和撰写课程，完成国华管理学院授课任务。学院从组织形式上设立培训教务部、国际交流部、综合管理部三个职能部室，分别承担相应领域的职能模块；从业务形式上又分解为业务服务、技术支持和管理咨询三类，三个部门的职能发挥呈矩阵交叉式结构。人力资源部与国华管理学院及其辐射架构形成了水平联络、职能互补、管理交互的组织关系。

在对高级管理人才的评价和培养上，国华管理学院引入了基于胜任力的人才培养理念，从第一手材料入手，直接发掘那些最能影响工作绩效的行为特征，以及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和效能的个人条件，分析其实质性贡献。借助胜任力模型来直观地描述高级管理岗位对人才的期望，为的是使高级管理人才的考评有尺度、培训有目标、任用有依据、个人努力有方向。

在提供发展机会方面，国华电力对参加过培训的高级管理人才都会提供进一步表现才能的舞台。对经过培训的一级后备人才，给予总部的高级主管岗位或分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岗位挂职锻炼；对经过培训的高级管理人才，给予总部部门业务经理或分、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岗位挂职锻炼或任职；且还会给予总部部门经理或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正职岗位挂职锻炼或任职的机会，直到送到总部的决策层进入高级领导者岗位。

培训力量之探

——以提升素质为引领，打造国华电力的“黄埔军校”

注入“创新”与“传播”的力量

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训天地，这里是企业未来发展与企业领军人才携手，让梦着陆的地方。在这里，聚合社会优质培训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前瞻培养和造就适应与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治过硬，思想活跃，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党政领导人员，通过他们的“创新”与“传播”推动企业的变革与发展，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国华管理学院认真细致地编制了《学员管理工作规定》、《学分管理办法》、《学员班委会工作管理规定》、《学员临时党支部工作管理规定》、《学员毕业论文管理暂行规定》等管理制度。规范的管理，严谨的流程，让汇聚于此来自四面八方的所有学员都成为学院最最普通的一名学子，在这里，学员们放下一切工作级别的优越感，需要完成的是：服从学院统一管理，认真完成课程，努力交付合格的毕业论文。

“创新”与“传播”是这里的主旋律。学院要求每位学员都需带着创新的动机或现有的创新成果，通过互动、学习，寻求失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总结成模块，然后再回到工作实践中，进行更高水平创新。学院要求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位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要弘扬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强化终身学习的理念，传播最佳管理经验。

内外结合，建设强有力的培训师资队伍

内部师资由学院、党校聘请国华电力经营决策者团队成员或总部的部门经理以及子公司的总经理、党委书记担任，这是内部师资的主体。内部讲师均在国华电力任职多年，他们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和管理心得，在授课过程中，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些个人宝贵的经验、个案与学员直接交流，使学员获得传统高校鲜有的“第一手”资料与“实战”经验。

外部师资来自于学院聘请的精英企业家、知名学者教授以及培训机构、咨询机构的专业人士担任。目前，外部讲师库有约40余位讲师，比例占讲师总数的50%。所聘请的外部讲师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教学、实践和学术方面均有建树，他们具有不平凡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授课经验，为学员打开全新的视野。

有的放矢，特制专属的培训方式

在借鉴知名跨国公司企业大学、培训中心和商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国华管理学院进一步创新培训方式，根据培训需求并结合企业发展需要，选取多种形式对党政领导人员实施培训。每一种形式都是为不同类别的学员量身定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专属性。一系列的培训课程设有补课性的专项培训、强化性的实战锻炼、提升性的管理论坛、针对性的课题研究、复合性的深造学习以及自的网络学习等。

培训方法之探

——以“精工细琢”为己任，打出人才培训特色“组合拳”

学院一切从实际出发，本着“需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对国华电力党政领导人员“精加工”、“再雕琢”视为己任，精心设计培训方式、选取培训内容、制定培训计划、实施系统培训，并采取了“干中学，学中干”的方法，不仅通过培训向学员提供知识与技能，还努力把课堂培训与企业实际问题相结合，使学员们将学到的知识、技能很快转变为处理实际问题的真本领。

补课性的专项培训

补课性的专项培训是对所有学员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后，将具有同一类需求的学员组合成一个特训班，针对共有的短板实施补课性质的专项培训。如，长期从事一线生产管理的人员，对企业文化管理研究甚少，需接受系统的企业文化知识培训，让学员就该领域问题进行专项探究。此类专项培训多以案例讲解分析为主，采用体验互动式教学方式。培训内容紧贴工作实际，学员可以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讲课内容随时提出相关问题，请讲师把脉诊断、释疑解惑、定案支招。每个专题讲课结束前都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员与讲师、学员与学员之间进行互动式交流和探讨，相互启发，破解难题。

通过管理知识的传授、理念的梳理、经验的分享、思想的碰撞，有效激发了参训学员的潜在素质，提升了驾驭基本建设管理工作的能力。

强化性的实战锻炼

强化性的实战锻炼是对已经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管理能力，经测评和考察具备任用条件，而只是缺乏拟聘用岗位的实战经验的党政领导人员，给他们创造机会，实施以任务为导向的行动学习方式，有选择、有针对性地选派他们去指定的子公司挂职，进行实战锻炼。例如在2005年6月至2006年3月间，第13期研修班历时9个月，来自国华电力公司系统的20位学员在经历了1个月集中培训后，按照培养方向分别被派往各子公司挂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等职务，转入长达6个月的实战演练阶段。这一阶段采取导师责任制，导师由所挂职的单位总经理担任。学员将先与导师共同确定实战演练期间的工作任务和课题，课题的选定侧重于该工作单位的重点、难点问题。学员将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战任务，撰写实战论文，随后专家级评委对学员的论文进行综合评定。全部培训课程结束后，组织学员们填写《职业生涯发展意向调查表》，并结合各位学员的综合表现，评选出优秀学员，并以书面方式对每一位学员提出培训评价。

提升性的管理论坛

提升性的管理论坛是让那些具有不同管理经历的学员在同一平台上面对面地交流，分享实践经验，实现整体素质的提升。开展的主要形式有，组织学员围绕公司当前的工作任务或内外部发展形势进行研讨交流，必要时聘请资深专家参与点评；或者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之后，让学员回到实际工作中去收集典型事件，编写案例，并组织案例讲解与交流，在学员的讨论中通过思想交流可以碰撞出智慧火花，从刁难的提问和激烈的争论中练就应对困难的韧性，提高识别、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在2006年第14期研修班中，培训学员撰写的36个案例涉及到国华电力的各个业务领域，且有的案例已向上游延伸到企业文化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向下游延伸到对企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探讨。这一期学员撰写的全部案例均被列入国华管理学院案例库，部分案例在后来的培训课程中作为教学案例得到了较好地应用。

针对性的课题研究

针对性的课题研究是为党政领导人员特制的课程，旨在提升他们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为不同层面、类别的党政领导人员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调研课题，内容多为企业管理实践中的重点问题。方法是根据党政领导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制定课题进行调研。完成课题调研报告后，要在导师的指导下提出“行动计划”或“解决方案”，并通过“课题”答辩。学员总结的经验与做法，提出的建议与意见，能及时梳理亟待解决的问题，促进了公司管控效率、效能和业绩指标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复合性的深造学习

复合性的深造学习源于企业始终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国华电力要求党政领导人员到多家国内外知名院校接受继续教育。选派对象的前提条件是业绩卓著，一方面体现出公司对于人才的认可和激励，另一方面旨在进一步开阔学员的视野，持续更新管理理念，挖掘管理潜能，修炼个人魅力，帮助他们迈入管理者新的境界。从2002年至今，学员已累计选派了42名优秀的党政领导人赴国内外知名院校进行深造。

自的网络学习

国华电力ERP系统中开发的e-learning网络化学习平台（物资、财务等），汇集了大量数据、档案资料、程序、教学软件、兴趣讨论组、新闻组等资源，形成了一个高度综合集成的资源库。学员们在网络课堂上不仅可以学习指定的课程，还可以选择性地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在网络学习论坛上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和思考，并将自己的学习资源加入到网络资源库中，供大家交流与共享。

培训体系之探

——以提升能力为主线，创办自主开发的精品课程

开发能力素质测评工具

为了能将高级管理者队伍中的绩优者与普通者区分开来，确保评价元素标准化、模式化，国华管理学院自主开发、应用了高级管理人才能力素质测评工具，并组装成“工具包”。将管理者个人能力素质的提升作为检验学习力的指标，并视为个人绩效的一部分参与绩效管理，每年对高级管理者的能力素质进行一次考评，对每位个体作培训需求分析，为下一步的培养做准备。

此外，国华管理学院还以国华电力公司“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编制深化及人力资源管理成熟度模型建设为契机，强化岗位分析、业务流程分析、能力分析、规划学习内容等方面研究，着手设计国华电力公司全岗位学习地图，动态化规范员工在公司的职业生涯从起点到终点的所有学习内容，为国华电力公司系统各级培训部门提供较强针对性的学习项目，帮助学习对象快速提升工作能力。

开设“情景模拟”案例系列课程

“情景模拟”案例系列课程是以国华电力典型的管理案例为素材自主开发设计的一整套与被测试学员职位或拟任职位相似的工作情景，根据实际需要在事例情景中设置具有挑战性的测试元素，通过被测试学员在“情景模拟”过程中的表现，来观察判断其综合能力素质和潜质，并帮助学员提高问题的分析判断、局势把握、情绪控制、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此案例过程类似于“相马”与“赛马”的双重效应。典型课程设有人力资源管理情景模拟课程、基建项目管理情景模拟课程等。

开设企业管理实践系列课程

企业管理实践系列课程源自国华电力自身的管理实践，是实践的沉淀与精髓，是对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以及对相关业务领域的研究和分析。2006年，国华管理学院推出了“国华电力管理实践系列课程”，课程涉及《发电企业组织与管理》、《新经济形势与企业品牌建设》、《发电企业战略规划》、《发电企业经营管理》、《项目管理及实践》、《发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团队建设与个人价值》等共计11门课程。

培训成效之探

——以创新为车轮，助跑企业育人高速路

时间对于所有人与企业都是公平的，在国华电力学院从2002年迈出坚定步伐至今的一路风驰电掣中，我们可以体味它一路高速前行的步伐。

运行效率

国华管理学院自2002年创建至今，共举办23期高级职业经理人研修班，累计培养856人次。多名高级管理人才和一级后备人才已成为推动国华电力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2002年，国华管理学院与美国百森商学院合作，引进“管理模拟课程（TechMarkⅢ）”。

2003年，国华管理学院建立“百名精英”讲师库，广泛利用内外部优质培训师资。

2005年，国华管理学院启动旨在培养拟聘岗位领导人员的专属培训项目——“砺剑计划”，20名学员经历了1个月的集中培训和6个月的实战演练，经测评和考察后进入领导团队。

2006年，国华管理学院建立“学员案例库”，目前已累积形成超过100份学员案例和管理报告，对培训知识管理形成有效整合和二次开发。

2006年，国华管理学院自主开发设计“国华电力管理实践系列课程”，课程教材均由国华电力的管理决策团队成员亲自设计并撰写。

2007年，国华管理学院自主开发设计的“人力资源管理系列”、“基建项目管理系列”情景模拟案例投入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成效。

2009年，国华管理学院完成“国华电力高管领导力素质模型”项目研发，“基于国华电力高管胜任力模型的人才评价与开发项目”荣获2010年度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2011年，国华管理学院完成“国华电力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项目，并荣获第四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年会 “2011年度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最佳实践奖”。

2012年，国华管理学院启动网络学习平台“国华电力学苑”建设，旨在推动网络学习的课程内化、主动推送、社区管理和移动呈现，构建从独立培训活动转向建立持续学习的文化。

组织发展

国华管理学院成立以来，陆续开展了七大类人才开发管理工作，为国华电力业务发展和战略规划起到重要支撑：

构建国华电力公司学习发展体系，推动学习内容与能力发展路径、职业发展路径的紧密结合。

构建国华管理学院、国华党校网络学习门户，突破差异化业务壁垒，建立领导力培养课程，以领导力文化传承管理基因，并带动战略执行。

构建资源集约化整合平台，盘点和整合国华电力公司内、外部资源，推动人才发展资源区域共享服务，组建人才开发培训基地网络。

构建国华电力公司级内、外部师资队伍，实现培训师资队伍全序列管理，强化内部课程开发能力，形成基于国华管理内涵和沉淀的核心课程和各类专属课程体系。

构建功能强大的人才发展信息系统，形成学习资源、在线课程、业务流程、技术支持、数据分析、学习社区、虚拟团队等核心模块，凸显专业化管理品质。

人才发展管理报告，强化人才发展对战略发展的支持价值分析，通过学习评估和人才盘点，为改进人才发展管理系统提供依据，为企业人才资源配置提出管理建议。

把HR职能延展和管理支持的范围尽可能扩展到各个需求层面，为国华电力公司本部、HR管理、子公司乃至集团内部提供全方位支持。

人才成长

国华管理学院成立后，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国华电力的年均人员增长率约为15%左右，分别拉动了23%的年均装机容量增长和16%的年均发电量增长（拉动弹性系数分别为1.5和1.1），为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公司的用人水平在“十一五”期末达到了5.5人/万千瓦，远远超过电力行业14人/万千瓦的年平均用人水平。

在人才的素质发展上，公司本科学历以上人员占比超过30%，高出行业25%的平均水平；在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群体中，公司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到了18%，具有高级技师职称的专业技能人员占比达到了1%，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充足的人才支撑的作用下，国华电力连续盈利11年，综合获利能力处于行业最优水平，连续9年保持经济增加值（EVA）大于零，实现了“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成为自电力体制改革以来，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持续盈利的发电企业之一。

培训创新之探

——积极探索培训板块开发与应用，将培训转化为生产力

国华管理学院以搭建国华电力人才发展体系为龙头，以研发、评价、培训为职能板块，以岗位能力模型、学习发展路径和企业学习资源为研发板块，以业务服务、技术支持和管理咨询为业务模块，以人才动力圈、人才云模式和人才白皮书为创新板块，形成了贴近公司管理需求，职能涵盖面广、响应灵活度高的运营特征。

知识创新板块

创新之一：人才动力圈

这是国华管理学院基于人才发展体系与HR业务关联提出的管理模型，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内容，清楚地阐释了国华管理学院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每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

创新之二：人才云模式

这是基于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思路提出的人才发展新模式，即国华管理学院（“云端”）负责人才发展云资源的整合、、升级和管理（包括硬件、软件），将国华电力公司人才战略需求和HR管理机制转化为信息化技术和工具，该公司系统内用户通过信息平台实现人才开发与培训业务服务的交付、使用和发展模式。

创新之三：人才发展报告

国华管理学院每年年度专业管理报告，以国华电力完整运营年为时间维度，以国华电力公司全系统为空间维度，内容涵盖全公司人才队伍发展数据整合梳理分析、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实践总结、人才发展瓶颈问题诊断调研分析、人才发展规划行动监测、人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监测等综合性人才发展现状分析，在人才发展层面为国华电力公司战略决策提出深度建议。

价值整合运用

创新“小业主，大咨询”的企业大学管理思想。

国华管理学院推行“小业主，大咨询”的管理模式，充分依靠“小而专”的专业力量，带动“大而全”的外部资源，体现人才培养的集成化过滤、集成化管理、集成化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理清”理念，即理清共同性以及差异化的需求；理清内、外部机构的资源现状；理清不可替代的核心业务范畴；理清内、外部组织的共同意愿，确保了培训效果的最大化。

深度资源整合

国华管理学院充分开发与利用自身企业的内部资源，探索并实践业务委托模式，强化业务的支持与管理；积极筹建各具特色的人才开发培训基地，逐步构建国华电力公司互有侧重的区域人才开发培训基地网络，促进了内部培训资源的专业化配置和集约化共享。

此外，国华管理学院与知名人才开发机构和企业培训机构形成交流合作机制，选择互补性好、专业能力强的外部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引进、消化、应用先进的人才开发培训管理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和工具，使培训课程更具实用性、权威性和指导性。

[编后语]

用心成就品质，坚持终有所成。如何做到在最合适的时间，选出最合适的人，接受最合适的培训，怎样从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中突围，始终是国华管理学院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使命与心愿。

一路踏歌，一路追梦，一路前行……在这个国华电力高素质领导人才的培训大本营里，十年历练，任智慧挥斥方遒，任理想策马扬鞭。纵深探寻，国华电力不是简单地把国华管理学院作为高级管理人才的培训场所，而是把它当作资源的集散地和成果分享的中心。因此，作为国华电力培养和造就高级管理人才的平台，国华管理学院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培训部门，而成为了企业战略思想的重要传导工具。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企业并购绩效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发生在证券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评价采用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和经营业绩分析法，分别对并购发生日前后短期内股票价格的变动和较长时期内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评判，旨在说明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1）我国证券市场的并购行为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正绩效；（2）并购绩效的取得，主要依赖于优、劣资产的简单置换和关联方之间的不等价交易，而不是通过并购实现了协同价值，提高了双方的经营效率。（3）不同样本组的并购绩效表现不一：纯粹的混合兼并效果不佳；控股权无偿划拨以后，上市公司业绩恶化；高科技公司买壳后，上市公司业绩迅速提升。（4）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5）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

1.导论1.1研究的背景及目的自1897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历了五次大的并购浪潮。以美国为例，第一次大并购主要是大公司为追求规模效应进行的横向兼并；由于横向兼并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第二次并购是以大公司的纵向兼并为主要形式；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是混合兼并即跨行业兼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信息、通信、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的推动，使小企业得以兼并大企业，因此杠杆收购成为第四次并购浪潮的特征；始于1994年的规模宏伟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多属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合并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势互补，强化企业的市场地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企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证券市场也掀起并购、重组浪潮，1997年和1998年更是成为“资产重组年”。据统计1997年发生405起资产重组事件[原红旗，吴星宇，1998]，1998年发生企业重组事件705起[宋亚宁，1999]。重组板块受到投资者的热情追捧，也成为市场炒作的重要题材。1999年和2000年重组势头有增无减，2001年初三联集团重组郑百文更是成为股市热门话题。然而，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并购事件中，多数并不成功。麦肯锡公司曾研究了1972～1983年间英美两国最大工业企业的116项收购案例，以1986年的财务资料为分析数据，结果发现失败率为61%，默塞尔管理公司也对200家大型公司的合并作了调查，发现合并后的3年内有57%的合并企业的盈利落到了同行后面。这使人们有理由担心，管理水平相对很低，而目标公司又多是“丑女”的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究竟如何？是否能够通过并购实现协同价值，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并购仅仅处于资本经营的层面，还是以生产经营作为依托？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进行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并对我国企业并购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营运效率和证券市场质量方面的功能做出基本评判。1.2文献资料回顾关于并购的绩效，西方学者存在许多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并购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效率，使资源得以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增加了股东们所拥有的财富[Jensen，1984]。另一些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被收购的公司已经很有效率了，这些公司被收购以后，其经营并没有改善[Magenheim和Mueller，1988；Ravenscraft和Scherer，1988]。也有人断言，股东们所获得的仅仅代表了一种将财富从劳动力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手中转移出去的再分配[Shleifer和Summers，199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并购活动是投机者阴谋的体现，在他们身上反映了社会的疯狂，其行为加剧了过度的负债，损害了所有者权益[Rohatyn，1986]。甚至有企业家也对兼并的作用表示怀疑。巴菲特(Buffett)就认为，以低价购买“癞蛤蟆”似的目标公司给予“亲吻”带来的奇迹太少了，有些兼并之所以很成功是因为目标公司在被购买时就已经是“王子”了。即认为并购并不能改善一个公司的经营业绩。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比较多，提出了许多兼并与要约收购之所以发生的理论，主要有：效率理论，信息与信号理论，问题与管理主义，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市场力量，税收，再分配理论等等。在实证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考察并购事件对投资者超额收益的影响，对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以美国为例，《财务经济学周刊》（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在1983年发表了对兼并与要约收购活动的研究概要。詹森和鲁贝壳在其综合性摘要文章中，对13项并购活动的抽样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他们的概要表中展示了在成功的要约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30%，在成功的合并活动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正收益率为20%；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概括了对1962年到1985年12月间的663起成功的要约收购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不同年代目标企业股东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率不同；在对经验研究结果的概括中，詹森和鲁贝壳认为在成功的要约收购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正的4%，他们还估计在兼并活动中竟价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为零；杰拉尔，布莱克利和奈特（1988）考察了几十年中收购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发现60年代为正的4%，70年代跌至2%，80年代则为负的1%；布雷德莱、迪塞和基姆（1988）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尤、凯弗斯、史密斯和亨利（1986）研究了1975年～1984年6月间133起并购活动中目标企业和竟价企业股东的超额收益率，还提供了频率分布。我国关于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始于1998年。原红旗和吴星宇（1998）以1997年所有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公司重组前后四个会计指标，发现重组当年公司的每股盈余、净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比重组前一年有所上升，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会计指标变动的幅度与公司重组的方式及重组方的关联关系有关。孙铮和王跃堂（1999）研究了同样的样本之后，并把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与非重组公司的业绩变化进行比较，发现重组业绩有显著提高，但是它们发现公司重组前后业绩的变化与重组参与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关。陈信元、张田余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股价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对资产重组有一定反应，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趋势，随后逐渐下降，市场对兼并收购没有反应。高见、陈歆伟（2000）对1997年沪深两市所有样本资产重组的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了影响市场反应的若干因素。以上学者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由于我国股市起步较晚，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近几年才大规模兴起，因此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投机性导致股票价格不能反映其真正价值，因此仅根据并购事件的市场反应解释并购绩效，结论有一定的偏差；2.并购是一项复杂的企业经营活动，并购绩效的释放需要时间，只研究并购后当年的会计数据变化难以说明并购是否成功；3.不同动机、不同行为主体、不同类型的兼并收购其绩效应当不同，只对整体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所得结论比较笼统，难以根据结论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研究时，主要考察并购后几年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并将市场并购行为按照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并且对企业并购的成功率进行统计，以期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对各种类型的并购绩效做出客观评价，探索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从而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3本文的研究视角涉及证券市场的兼并收购按照并购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方式：一是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二是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也就是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即通常所说的买壳上市；三是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第三种并购行为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前两种并购行为的绩效。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并未对“绩效”给出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绩效就是某一行为或事件所产生的后果、效果。对企业来说，并购绩效就是并购行为使企业价值发生变动的效应，企业价值增加，说明并购绩效为正，企业价值降低，说明并购绩效为负。基于此，本文研究并购绩效实际上主要是研究市场并购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1.4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微观和宏观绩效做出基本评判，为了获得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因为纯粹的规范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洞，缺乏说服力；而纯粹的实证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缺陷：研究过程和结果会受到特定样本和时间段的影响，因此不可能捕捉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并购事件从那些方面影响了企业的价值，而定量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判断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对于如何衡量公司经营绩效，国外一般有两类方法，一种是事后股价变动分析法，即衡量中长期股价和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另一种是经营业绩分析法，即针对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在市场半强势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能够反映公司价值，因此事件期内股票超额收益率既可反映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我国证券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势有效，许多公司的股价远远偏离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实反映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经营业绩分析法克服了市场因素对绩效评估的干扰，能够真实反映事件对企业经营能力和业绩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市场特征下这种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并购绩效评估方法。其缺点主要在于：并购事件后，影响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数据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一项战略并购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仅分析并购前后几年会计数据的变化可能无法发现并购事件对企业价值的全部影响，而较长年度的分析又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扰。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发生前后股票超额收益率考察企业并购行为的短期绩效，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并购后几年内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考察企业并购的较长期绩效。2.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短期绩效的实证分析2.1研究方法研究公司并购的短期绩效，实际上就是检验股价对公司并购公告的反应。即通过研究公告日前后股价变动，分析、考察并购事件期内公司股东的超常收益。衡量一个事件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第一步是制定一个事件期。通常以宣布日为中心，宣布日在事件期内被指定为第0天。确定事件期的目的是为了捕获该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全部影响。较长的事件期间可以保证捕获到全部的影响，但容易受到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故西方学者研究的事件期一般为-40天到+40天。超常收益的计算步骤如下：l计算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每天中的预期正常收益l计算事件期内每天的实际收益Rjtl计算每个样本公司每天的超常收益rjt=Rjt-l计算平均超常收益，N表示检验的样本公司数目l计算累积平均超常收益，累积平均超常收益代表并购事件对所有样本的总体平均影响。对于预期收益的计算一般有三种方法：(1)均值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选择一个“清洁期”，比如从-240到-41天,通过计算“清洁期”的平均日收益获得，。(2)市场模型法，也就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方法，使用该模型也要选择一个“清洁期”，对此期间内各天进行回归分析，其模型是,其中Rmt是第t天市场指数的收益，通过回归分析归算出和的估计值，记为和，然后代入市场模型，估算出事件期内每一天的预期收益。(3)市场调整的收益计算法，即把每家公司在事件期内的预期收益等同于当天市场指数的收益：=Rmt。2.2研究结果分析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没有进行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的统计检验。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引用他们的结论并加以分析。陈信元、张田余（1999）对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析，发现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市场对股权转让和兼并收购的反应是不同的。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在公告日前CAR（平均超额收益率）有上升趋势，在公告前一个交易日，达到峰值，在公告日后，出现了下跌的趋势，但在公告后几天内仍显著的大于零。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在公告前市场反应冷淡，公告后有一定上升趋势，但并不明显，统计检验结果与零值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公告日前后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行为几乎没有反应。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特点，本文对上述市场反应分析如下：（1）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规范，信息披露不够严格，监管手段不够到位，因此存在信息过露的问题。某些大户和机构基金通过特有的渠道在公告前就掌握了信息，利用资金优势抬高股价，获取超常的收益，这是股权转让的CAR在公告前上升幅度很大，而公告后又回落的主要原因。但是庄家之所以能炒作这个题材，是因为市场对股权转让这种重组方式寄予厚望。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对较差，或是主业赢利能力逐步下滑，或是失去配股权，或是扭亏无望，而受让其股权的多是一些具备相当实力的公司，其目的是为了买壳上市，因此投资者相信新的大股东入主后，必然会通过劣质资产的剥离和优质资产的注入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提高股票价值，超额收益率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预期。另外，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一般业绩较差，因此流通股股价较低，这为股权转让前后的股价上扬提供了价格空间。（2）市场对兼并收购行为反应冷淡，原因可能如下：l有能力对外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本身已具有较强的实力，业绩优良，股票的价格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市场难以操作过高的股价。l投资者对企业兼并收购行为的预期不是很好。这是因为进行兼并收购的公司本身资产规模较大，而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市场上难有强强联合的战略并购，一般目标公司规模都较小，业绩一般，“大鱼吃虾米”式的并购并不能带来公司业绩的迅速提升。l大多数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占控股地位，这导致许多兼并行为并非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理性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撮合、组织下的“扶贫救弱”行为，理性的投资者不会对这类并购行为做出正面反映。2.3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分析了买壳上市和兼并收购的短期绩效。结论是：买壳上市的目标公司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而兼并收购公司的投资者则不能获得超额收益。然而上面的分析是不尽完善的。这是因为：(1)分析的事件期比较短，可能难以捕获并购行为对股价的全部影响。(2)不同目的、不同背景的并购行为其绩效是不同的，市场反应也应当不同。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对并购行为细分，以考察市场对不同并购行为的反应。例如，买壳上市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分别考察市场反应：股权有偿转让、股权无偿划拨、目标公司有配股权、目标公司无配股权、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等。上市公司对外兼并收购则可以分成以下几组样本：同业兼并市场反应、混合兼并市场反应、目标公司规模较大时市场反应、零值或承债兼并市场反应等。通过对样本的细分，可以研究投资者对政府行为下的并购、市场行为下的并购，目标公司绩优、目标公司绩差，同业兼并、混合兼并的不同反应。此外，可以将投资者的反应与并购后公司业绩进行比较，考察市场的理性程度。3．我国证券市场并购的较长期绩效分析在分析企业并购绩效时，单纯的股票价格收益分析，难以识别股票价格变化究竟是起因于样本公司预期真实收益的变化，还是起因于市场效率因素产生的错误定价。特别在我国证券市场，市场的投机性导致股价不能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依据股价变动计算的超额收益率也就难以真正反映并购引起的股票价值的变动，计算超额收益率只能考察并购事件对并购方或者目标公司投资者短期收益的影响。并购的真正效应只能通过研究并购前后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进行评判。3.1样本选择3．1．1样本选择的原则本文以1998年发生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较长期绩效。之所以选择1998年的样本是因为财政部[1998]66号文《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对企业兼并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统一规定，因此，1998年及以后企业对兼并收购的会计处理比较规范，数据的可比性比较强；此外，考虑到兼并收购的绩效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并购后的分析时段不能太短，选择1998年样本则可以获得并购后三年的会计数据。根据1998年全部上市公司年报筛选出样本公司，样本公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必须是98年以前上市的公司。(2)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买壳上市只选择股权无偿划拨和国家股、法人股有偿转让两类样本，二级市场收购流通股以及原大股东以上市公司股权出资导致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母公司被整体兼并导致控股权转移因不具有普遍性，样本太少，所以不予分析。(3)上市公司对外收购兼并的样本公司必须在年内未发生其他重大重组事件，如：股权转让，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4)样本公司1997～2000年的财务数据均可得到。本文研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各个样本公司97、98、99、2000年的年报，我们假设年报中的数据是真实的。通过筛选，共选出样本公司164家，其中买壳上市样本56家，上市公司对外兼并108家。3．1．2样本分类原则本文将所有样本按照不同并购主体不同分成两大类：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和买壳上市，分别考察每一类样本并购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按照交易双方关系可分为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1]关联方并购由于双方的特殊关系，并购动机比较复杂，并购中可能存在内幕交易和不等价交易现象，分别考察关联方并购和非关联方并购的绩效，有利于分析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混合并购一度在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流行，然而根据国外的经验混合并购往往弊大于利，将上市公司对外并购样本中的纯粹混合并购样本列为一组[2]可以考察我国证券市场混合并购的效果。零值或承债兼并[3]的目标公司一般资产质量较差，债务负担沉重，这种并购大多是政府倡导下的“扶贫救弱”行为，其绩效如何令人关注，因此，将所有进行零值或承债兼并的上市公司列为一组考察其并购后的业绩变化具有实际意义。根据上述考虑，上市公司对外并购类样本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关联交易样本，共38家第二组：非关联交易样本，共70家第三组：混合并购样本，共12家第四组：零值或承债兼并样本，共12家买壳上市样本中，我们认为控股权无偿划拨是政府主导下的并购，而控股权有偿转让则相对来说市场化成分多一些；上市公司有配股资格说明上市公司在股权转让时资产质量较好，无配股资格则说明转让时公司资产质量较差；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是1998年市场炒作的重点题材，高科技公司买壳上市的绩效如何，对于调整传统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市场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买壳上市的样本公司按照不同特点分组。分组情况如下：第一组：股权无偿划拨样本，共12家第二组：国有、法人股有偿转让样本，共44家第三组：有配股资格样本，共30家第四组：无配股资格样本，共26家第五组：受让方为高科技公司样本，共14家3.2研究方法本文选择五个财务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即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简称主业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率。主业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并购后公司规模的扩张情况；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主业的赢利能力，实际上体现了公司资产的优劣；ROE反映了公司净资产的赢利能力，是除每股收益外最重要的财务指标，选择ROE可以避免由于股权稀释或增加对盈余指标一致性的影响，而1999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亦指出，配股必须保证最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本文认为不能仅仅根据ROE的变动判断公司业绩的变化，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配股行为比较频繁，公司在配股后股东权益大幅度增长，而这部分资产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配股当年ROE可能有所下降，但并不能说明公司业绩下滑，所以本文选择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动率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并购后公司赢利能力的变化。上述五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是：1.根据年报查出每个样本公司1997年～2000年各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和ROE。2.求出每组中所有样本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之和。3.主业收入增长率=（后一期主业收入-前一期主业收入）/前一期主业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净资产收益率以股东权益为权数加权平均求得，净利润增长率和ROE变化率的计算方法与主业收入增长率的算法相同。3．3研究结果分析3．3．1上市公司对外并购后业绩变化（表1）并购扩张总体样本业绩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