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念论文范文

科学理念论文篇1

转变发展理念推动科学发展

理念是实践的先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首要的是要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的基础上,转变发展理念,以转变发展理念为先导,带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第一,实现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转变。首先要明确一点,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社会物质财富及社会总产品的增加,是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量的增加,更注重质的提高,也就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又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有的时候会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成反比的情况。有时从微观、局部、短期看似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宏观、全局、长期看却带来不好的后果。第二,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一是抛弃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所谓“以物为本”,就是见物不见人,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增长优先”,忽视人的需要,忽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本来是手段,是为了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手段,但在一些地方、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这个手段超越了目的,代替了目的,把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盲目追求gdp。经济总量虽然上去了,但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本义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在我们国家,“人”就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反映了党的根本宗旨的内在规定,也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实现从物质文明到四大文明的转变。建国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在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的任务,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先是提出实现工业化,后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管是工业化还是“四个现代化”,实际上都是讲物质文明建设。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指出,不搞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搞好了,也要走弯路。党的十五大以后,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逐步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在原来“三位一体”的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了“四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我们党的发展理念更加全面系统。

科学理念论文篇2

一、问题的提出 新科学、新技术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危机。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计算机技术，天文科学、宇航科学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最直接地冲击着社会诸多重要伦理规范。这些重要伦理规范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诸如辈分、性关系等伦理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伦理关系。上述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 例如，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克隆（生物复制）技术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克隆人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人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尽管克隆人甚至克隆其他动物的技术还远谈不上成熟，但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呼声已经是甚嚣尘上。虽然目前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各国对于克隆人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在美国、日本等国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了对人进行复制的行为。 那么，针对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对人的伦理观念的冲击，作为调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科技立法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否应禁止伤害人的伦理情感或引起人的厌恶的科学实验呢？对于上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行为所采取的立法态度必然直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脚步，同时也必然影响人们的态度的转化和演进，因此，这一问题十分值得思考。笔者以为，确定科技立法的立场，首先应该确定立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后，以从人类历史进程来认识科技发展、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基础，在逻辑地分析法律在科技和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地位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二、 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分析 从科技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关系。 首先，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人类基本伦理价值之一——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的发展促使宗教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本身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的信仰和表现形式。”在古代，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正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图腾崇拜和多神教演变成了现代一神教的。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是石头、山等无生命之物。而人对自己上述崇拜对象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不断认识，这些崇拜对象逐步失去了作为人类心灵寄托的权威性。中世纪时期，作为一神教主要表现形式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价值——上帝，在客观世界中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天堂”。这一时期的天堂不仅是抽象的，不仅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地，同时也是具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赋予了“天堂”以客观认识上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人和上帝及“天堂”间是有可循的物理通道的。而随着天文学研究的进展，人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使上帝和“天堂”失去了在天上的存身之处，逐步演化为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心灵的归宿地。按照基督教代言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就是：“正如这个世界承认教会是一个社会实体和历史的一个推动力量，教会也明白它自己从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得到益处。教会从以往世代的经验中，从科学的进步中，从隐藏在各种文化中的财富中得到益处，由此更强烈的光芒将照耀人性，通往真理的新的大道展现出来。” 从人类基本伦理之一的人人关系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以生理关系为依据的，即父母之间的两性关系决定了父子、母子关系。父母之间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子女才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同时也是法律所接受的。而主要是在人 工授精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这一伦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出生的子女与其母亲的丈夫如何确定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养育父亲”与“遗传父亲”之间，“哪一个是对他具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以美国为例，“人工授精技术刚在美国开展时，该国法院对这类（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的出生裁定为非法。”而到了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则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且附有夫妻两人同意书的，子女出生即具有婚生子女身份，并且这一规定已被列入联邦法律。事实上，许多国家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关系的所谓“父亲”，不再与其所谓“子女”有任何关系和权利义务。 其次，历史也表明，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还以宗教伦理来考察，中世纪的西方有着著名的以宗教伦理的规范借助法律的力量制约科学研究的事例。欧洲被广泛接受的人神伦理的代表——罗马教皇及基督教会，为了维护上帝造人和人是上帝之子等基督教核心教义（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宗教伦理）得以成立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在认识领域提出进化论和日心说的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科学家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审判，企图利用法律的力量阻止科学的发展。 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尽管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应该看到，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法律与伦理规范的一致性也必然是暂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稳定的，具有恒常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在科学和伦理规范的矛盾关系中应扮演科学卫士的角色，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 三、 科学技术与伦理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分析。 学者认为，“人是那种必须有某种善的标准的生灵。人如果不以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况为前提，即不首先断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善“的，那么就不可能从这种境况中解脱出来。”伦理就是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在“我们喜爱或选择一个东西——物质客体、行为方式、观念或理想、个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东西时，价值评价就出现了。”而“价值是既能令人满意又能使人完善的经验。”可以说，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得以对自己的行动作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 但是，伦理一旦成为既定的社会规范，它同时也必然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束缚和制约。理由是，人类既有的伦理的规范都是基于经验、习惯和惯例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学者认为，“许多负责任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主观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起源于人，其基础正是人的智慧和习惯。不存在可普遍使适用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的效用依赖于历史的、文化的或其他条件。”从社会表现形式上讲，虽然人们参与伦理观念的创造，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伦理价值只是其既定的生活环境，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因素，其主动性往往只是选择，人们的伦理观念是选择的结果，被动接受的结果，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诺兰等认为，“当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惊骇地发现人民群众是多么容易接受堕落的宗教、残忍的政府、偏执的家族以及自称的道德代言人所宣扬的价值标准。”“许多人事实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 在受别人价值观的影响与左右。”事实上，在新的社会现象面前，“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仍在受到不厌其烦的反复宣讲。”既定社会架构中的传统强势阶层往往通过制造推销自己的伦理观来保存自己的地位、抵抗社会革新的力量。 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人们基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人解放自己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尽管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同样要继承前人的成果，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规律是统一的，因此，前人的科学成果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科学技术真理才具有稳定的权威性，因此，一方面，科技进步具有相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理性思考才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同时，科技史表明，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具有加速发展的特征。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进步是随着科技总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的，尽管不是每个科技成果都是划时代的，但我们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另外，尽管人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和对方向的一定程度的把握，但由于世界规律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和发散性，以复杂发散的人类思维来认识复杂繁复的世界规律，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就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在人类的未知世界面前，人的主观预测具有不稳定性，稳定的认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 分析表明，科学技术和伦理的关系是矛盾的。以稳定的、被动的、可预测的伦理为基础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是不符和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本身的客观规律的。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法律以伦理为基础来确定立法的方向，其必然结果是制约科技发展。 四、科技和伦理的矛盾统一 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关系放到人性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二者矛盾的本质是人理智的一面和情感的一面的冲突造成的。作为心灵和智慧的统一体的人类，既有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又有无法把握命运时心灵寄托的需求。智慧的一面往往体现为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对哲学、历史以及社会现象的思考，体现为不懈的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作为心灵的一面，人类又往往承认既定的现实，以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可预期的时间、空间，按照可预知的规范以可预知的方式活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对自己命运的预测。从这一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变化是人自身两面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人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他的心灵随着他的智慧的增长而不断调整其归宿之地。对自然界一无所知的原始人类把动物、石头作为自己的来源和寄托，而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又把自己的心灵寄托给了上帝、佛祖和真主，一旦上帝、佛祖和真主被科技发展赶出了天堂，人类又发现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以自己为自己的上帝。这些都表明，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发展是在人类心智的统一体中矛盾地存在着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二者矛盾的实质是社会革命力量和社会保守力量的冲突的体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相对于伦理规范来讲，科技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是活的生产力的表现，因此，科技发展不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科技进步是被统治阶级的福音。科技进步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必然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而伦理规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必然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并往往以法律的形式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枷锁。事实上，我国古代的礼法制度对既有秩序的维护和对新科技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奇技淫巧”的伦理判断不知断送了多少次中华民族的腾飞机会！ 而如果我们从哲学角 度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的矛盾是量的积累和质的界限的冲突。如前所述，既然科技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而伦理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科技的发展必然最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也必然导致伦理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变化是恒常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量的积累，而伦理的变化则是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质的变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科技发展和伦理发展二者统一性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从而引起伦理的变革。在新的伦理基础上，科技和伦理二者会达到暂时的统一。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过程中的革命因素之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渐进过程中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伦理的螺旋式上升。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会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达到统一。 五、立法的价值取向、可行性和具体态度 法学家一般认为，法律同其他社会秩序一样，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些价值一般包括自由、平等、社会福利等。尽管道德标准也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道德标准要低得多。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分析基督教道德标准——“爱”与法律的关系时认为，“耶稣——表明，法律规定的道德标准，比起他（耶稣）所要求的低得多。”[11]由于科技发展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科技立法的角度来考虑法律追求的价值的话，作为立法者制定规范科技行为的法律，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应是加速科技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我们应该也只能把社会福利作为科技立法的核心价值。 以法律手段促进科技发展的可行性在于，与伦理相比，法律更具备理性思考结果的特点，因此，法律比伦理更具有导向性和超前性的一面，从而立法采取和社会伦理不同的态度，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伦理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基于前文对立法价值取向、可行性以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 述，笔者以为，科技立法应采取辨证统一而又有所侧重的的立法态度。针对引发伦理观念危机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开发行为，立法者首先应采取的立法态度是：法律应重点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不对科学研究进行干涉。当然，尽管法律和道德伦理不同，道德也不是法律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人性尽管复杂，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法律具有一致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尊重人的伦理情感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并且，由于伦理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必然进行伦理价值判断，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如果“不合俗”，完全不顾及伦理道德，其有效性是有限的，也不利于法律的施行。因此，法律的制定也要体现对人的伦理情感的尊重。 那么，我们从上述两个大原则应该引申出什么样的具体原则呢？ 笔者以为，具体来讲，要体现以下几个具体原则： 一：保障科学研究权利是科技立法的首要原则。我们应保障公民从事科研可技术改造的权利，但对于伤害人的伦理情感的科学研究不能用 政府资金予以支持。理由是：政府资金来自民间，是税收，人民群众不支持的科研当然不能用人民群众的钱来支付。同样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对民间资金只能采取采取不干涉主义。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某一领域的科研尽管现时可能伤害人们的伦理情感，但最终也有可能成为科学新成果，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 时，对一种科研成果往往会有不同看法，作为国家主权机构应采自由主义，而不是横加干涉。就拿克隆人来讲，尽管许多人反对，但也有人认为，克隆人可以解决夫妻双方不育或有遗传性疾病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有别人基因的问题。[12] 二：信息对称原则。对于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来讲，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将产品的形成和形状在市场范围内公诸于众，从而真正形成公众的选择权，保护其情感。由于知识产权是消极权利，是将科研成果公布和开发者收回投资的最佳途径。而人们既然有基于伦理价值判断的权利，因此，应该把作为产品的科技成果通过知识产权渠道公之于众，让人们通过货币投票来进行自主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或淘汰伤及情感的产品或形成新的伦理规范。同时，对于投入市场的科研产品应进行明确的生产方法、形状、后果的标注，以利人们进行判断，进行自主选择。 三：限制范围、消除后果和恶意承担责任原则。所谓限制范围、消除后果 原则是指为了尊重人的伦理情感，对于那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实验应该严格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进行，而且要对环境污染等后果承担消除责任。对于无法消除的影响应采取恶意承担责任的原则。 —— 「注释 新技术、新科学当然是相对于已有技术、已有科学知识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技术、新科学是有特定内涵的。但同时，技术的进步是以不断的技术淘汰而实现的，科学的发展也是以不断的深化认识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新技术、新科学事实上就是“技术”和“科学”，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这里之所以强调“新”字，是从历史和人的心理角度而言的，因为所谓对于人观念的冲击事实上是有着上述内涵的“新事物对人演变相对滞后的既有的”旧“观念的冲击。 这里“科技”一词的内涵同注1.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48页。 《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签署。转引自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288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王志毅、姜展红，“人工授精技术的相关法律问题”。 爱德蒙德。拉。B.彻波尼亚，《冷酷的心》（纽约花园城：达布而迪，1955年），28页。转引自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3页。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6页。 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14页。一般来讲，道德是伦理的同义词。 同上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505页。 [11]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5页，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2] 见“人体克隆与美国宪法中的合法程序”，《哈佛法学评论》1998年8期。韩建军译。

科学理念论文篇3

目前的妇产科PBL教学的主要流程是带教教师设计问题、学生课前准备材料、上课分组讨论和归纳总结，这其中有几处明显的不足，最主要的是对妇产科微创理念渗透不够，在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了我校共230名参加过PBL教学的妇产科学生中，被问及对于妇产科微创理念了解多少时，共有133人（57．8％）选择了“不怎么了解”和“部分了解”，同时仅有24人（10％）参加过微创技能培训。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研究生在微创手术中承担的是助手角色，上手操作机会较少，无法做到从术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限制了研究生在手术中的学习能力和操作水平。随着妇科微创操作在临床工作中的普及，很多研究生在步入岗位以后发现自己在学生阶段并没有接受过相关微创技术的学习，导致了有些年轻医师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微创技术。很多研究生对于妇科微创理念的理解很肤浅，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微创”就是“腔镜手术”的层面，而真正的微创理念应该是考虑到如何以最小的创伤和伤害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应该贯穿于整个医疗过程中，扎根于所有医生的心里。调查显示，将近60％的妇产科研究生对于微创理念的认识有限，这反应出了我们现在的PBL教学中对于微创理念和微创技术的教学还有所欠缺。PBL在中国开展时间不长，所以很多教师还不能习惯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妇产科PBL教学对带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的问题是，带教教师的问题设计和课堂引导方向需要改进。现在妇产科PBL讨论课中教师引导的重点是放在疾病的诊断上，这样虽然可以提高学生诊断疾病的能力，但在讨论治疗问题的时候，学生表示他们通常是注重于治疗原则和治疗原理的讨论，而非治疗方式的选择。比如学生在学习“子宫肌瘤”这个经典案例时，当讨论到治疗部分的时候，带教教师和同学们的重点是放在“探讨可行的治疗方案”和“可行的手术方案”上，忽略了“明确手术指证”和“微创手术指证”等问题。这就导致了学生失去了讨论和掌握微创理念的机会。另外，现阶段妇产科PBL教学脱离临床，远离患者。往往忽略对患者本身的讨论，更不要提微创理念的渗透与学习。妇产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专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临床学科，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医疗风险的学科，妇产科研究生的培养应该逐渐由从前的临床带教、见习模式向临床应用、实践技能方面的转化。所以说在PBL教学中加入临床实践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而如何将PBL同临床微创理念联系起来，是妇产科教学领域探索的重点之一。

2在妇产科PBL中融入微创理念的必要性

世界第一个医用内窥镜的诞生距今已过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引入妇科微创理念仅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微创技术的优势就是微创、效果确切。对于医生来说，合格的医生不能只依靠教科书行医。医生需要通过实践获得知识，但要想成为一名全面的医生，则必须懂得临床与理论并重，并且在现在这个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与时俱进同样也是对妇产科医生的要求。将腹腔镜引入妇科的临床应用是常规腹腔镜使用的一个里程碑。随着妇科微创技术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有将近60％的妇科手术由腹腔镜完成。目前，在大部分使用腹腔镜的妇科手术中，大大的降低了发病率和并发症，促进了患者早日康复。为了降低内窥镜手术可能的创伤，传统的内窥镜装置逐渐向微型化发展。同传统的开腹手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腔镜手术需要非常扎实的解剖基础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巧。腔镜下的解剖是一个从三维立体视觉转变成屏幕上的二维定位，仅这一点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有着不小的难度，只有在掌握腔镜外科手术的基本操作原则和技巧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腔镜手术得以顺利进行，而这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逐渐适应提高。在这个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年代，许多患者在就医前会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获取诊疗信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是通过最小的创伤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妇科患者由于其性别原因，更加注重美观，所以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希望能够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病痛，这也反映了微创理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当前中国总体的医疗环境较差，而妇产科又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科室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研究生的教育要更加严格，在选择治疗方案的时候将微创理念渗透其中。对于医院来说，微创诊疗技术的科技含量高，虽然前期需要财力、物力支持，特别是各种微创诊疗器械，但当微创诊疗的规模扩大以后，微创技术由于其创伤小、患者恢复快、周转快、患者认可度高的优势，在医院床位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医院床位的周转率。中国目前的医疗大环境较差，临床医生执业的难度不断增加，开展微创技术也是医院和科室规避医疗风险的有效措施。在PBL教学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的基础上，学生更容易接受PBL讨论的这种课堂氛围。PBL的教学效果与传统教育方式相比，优势不明显，但鉴于学生对于PBL接受程度较高，在PBL中加入微创理念的效果会更好。

3在PBL教学中渗透微创理念的方法

为了更好的将课程贴近临床，我们借鉴了目前常用的“一站式教学”模式：问诊－查体－讨论－操作。根据科室和研究生的实际情况，灌输微创理念，将这个模式进行了几点改动与提高。

3．1拓展完善PBL病例

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例的选择。我们在教师准备PBL问题的时候，保留了最常见的子宫肌瘤、宫颈肿瘤、卵巢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内膜癌，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微创理念的教学，在设计病例讨论时加入了子宫粘膜下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纵隔和PCOS这几种现在发病率很高并且可以通过微创手段治疗的疾病。对问题材料的重点也进行了调整，将重点放在了“最优诊断方法”和“最佳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同时，为了更加贴近临床，借鉴了现在临床上开展较多的“一站式教学”模式：案例会根据科室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在事先和患者沟通好，经过患者本人及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在讨论开始前让学生亲自走到病床前，同患者见面采集病史。采集病史后再通过“圆桌会议”的讨论形式进行病例讨论。在设计案例的过程中并没有用SP病人，主要是考虑到让学生直接和患者接触，更有助于学生锻炼和患者的沟通能力。国内有学者报道称，这种结合真实患者的PBL教学，较之以前完全基于教案的PBL教学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促使他们对各种学习资源加以利用，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理论知识。

3．2改变教师的引导方向

相对于本科阶段的PBL教学而言，由于研究生通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临床上学习和工作，所以这也就要求带教教师在引导的时候要更贴近于临床。在一个PBL小组采集完病史后，带教教师首先引导同学们从发病的病因开始，简略讨论疾病所涉及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然后讨论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和体征，哪些是在这个患者身上出现的，哪些没有出现。随后教师引导学生从基础转到临床方向，并且让同学们将讨论重点放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在讨论治疗方案时，带教教师将同学们往微创理念的方向引导，比如提示同学们讨论有没有可能采用期待疗法？有没有可能药物治疗避免手术？如何通过最小的损伤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传统的开腹手术的优势与劣势？微创手术的优势和劣势？在小组内讨论得出一个同学们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案以后，带教教师要向同学们介绍这个患者在实际临床中采取的治疗方式，让同学们能对自己讨论出的结果同临床有个比较，更有助于学生在临床中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另外，对于带教教师的讲话技巧也有很高的要求，要求必须能够充分调动和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PBL教学过程清晰，设计合理，教师和学生双方受益。为了更好的将微创理念融入PBL教学中，要求带教教师自己选择合适的时间向小组成员提供帮助，比如当学生得到了非常有用的信息而自己还没意识到，或者是当讨论的主题远离案例设计的讨论点的时候。总体来说，PBL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更高。

3．3加强微创技术模拟训练

鉴于我国目前总体医疗环境较差的形势和妇产科患者的特殊性，妇产科研究生想要掌握基本的微创手术知识和技巧，仅仅依靠通过患者获得临床经验是很难完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要更加丰富同时效率更高。我们之所以在研究生PBL教学后进行腔镜的模拟训练，就是为了让研究生在讨论案例时将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操作，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有一个连贯的过程，这样保证了学习效率，让研究生能够带着讨论中的问题参与到技能培训当中去，更好的体会妇产科微创理念。在设计模拟训练课程的时候也是根据讨论的案例来设定。比如讨论“子宫内膜息肉”这个案例的时候，会安排宫腔镜的模拟训练，而讨论到“子宫肌瘤”这个案例的时候则会安排腹腔镜的模拟训练。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并且借鉴国内外其他学者的教学经验，在进行技能培训之前会先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只有理解了微创技术的基本理论，并且进行过微创技能模拟训练以后，才能对于微创治疗的理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训练中将训练重点放在三维立体思维向二维平面思维转化的过程。而对于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转化能力有限，这就造成了很多研究生在参与手术时无法通过屏幕图像定位手术位置，严重影响了工作和学习效率。应用我科腔镜中心的模拟操作箱完成培训，培训方法主要是移绳练习和拾豆练习，这两种方法主要是训练研究生的屏幕定位能力和手眼配合能力。在经过两项训练以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切开、缝合、打结和剪线的训练。这样研究生在参与手术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和术者配合完成手术，也为工作后进行微创手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整个操作培训的过程中，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很高，应该在课前加强自身理论知识和手术技巧的积累，能够全面的把握教学内容，并且要在带教的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微创理念的内涵，在培训过程中同样要做到操作精确，减少副损伤。经过我们的改良，提出应将妇产科微创理念与PBL课程结合起来。在带教教师设计问题时，增加了微创相关的疾病问题讨论，并且在与患者提前沟通的前提下，让研究生自己去患者床前采集病史。同时在PBL讨论课上教师引导讨论组将微创理念融入讨论中。讨论结束后根据讨论课的中心问题进行微创技术模拟训练，用腹腔镜和宫腔镜模拟训练器对学生进行从器械组装到基本操作要领的培训。在对35名妇产科研究生进行完一轮完整的教学培训后，调查显示，全部学生对这种“先讨论再操作”的教学模式表示非常感兴趣，并且认可教学效果，对于微创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4结语

综上所述，微创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将微创理念融入到妇产科研究生PBL教学中的目的，就是尝试着将这种抽象的概念与临床真实案例结合起来，让研究生能够在整个临床诊疗过程中都有“微创”的思想，这样比在课堂上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同时，这种改进后的PBL教学对于带教教师的要求更高，在PBL教学中教师充当的是一个配角，但同时要求带教教师要在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有很好的知识储备，并且在讨论课上能够根据同学们的讨论内容随机应变。在课后教师也能在丰富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更新知识，提升专业水平。PBL讨论后进行微创技能训练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连贯，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通过改变PBL中讨论侧重点，可以将妇产科微创理念更好的传授给研究生，学生更愿意接受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式，这可以使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知识探究者，并且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进而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

科学理念论文篇4

【关键词】信念/科学

【正文】

自从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特别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并用于科学观察以来，对已有知识和人们感觉经验的怀疑逐渐成为科学的基本精神。任何所谓的真理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审判和实践的检验，能够生存者才能被保留，其余的则被抛弃，这似乎已成为获得真理的安全之路。而信念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的专利，在科学中没有位置。那么在科学中究竟能否排除信念？在科学中又有哪些信念？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有何表现和作用？科学中的信念是如何形成和怎样起作用的？人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中的信念？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在科学中能否排除信念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信念是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而不需要有充分的智力知识来保证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其他各种定义也大同小异。信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的接受。

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力图把信念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理性主义是想通过寻找人类知识的坚实基础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其先驱者笛卡尔，想通过利用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而使知识系统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使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最后，他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在数学中找到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里的每个知识要素都是意义确定和清晰的，各种知识要素之间都以逻辑一贯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是人类理性能够把握的〔1〕。但问题是， 这是否能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呢？

首先，对知识的坚实基础是什么进行考查本身就有信念。在这一过程开始之前有什么理由使考查者确信知识有坚实的基础呢？很显然，提出知识的坚实基础本身就有信念。

其次，即使找到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作为知识确定无疑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也只是在思维内是坚实的，而一旦这些词、概念和观点离开笛卡尔的思维火炉，而与现实接触，这个基础就变得不那么坚实了。作为笛卡尔理想知识的数学，其坚实性也只限定在人类思维构造的范围之内，正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只要数学的陈述与实在相联系，它们是不肯定的；只要它们是肯定的，它们就没有与实在相联系”〔2〕。一旦用数学陈述表达现实，就变得不那么肯定了。而知识， 特别是科学知识，本身就要对现实进行描述和阐述。因此，力图通过寻找知识坚实基础来排除信念是不现实的，不能实现的。

再次，笛卡尔所谓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是否存在呢？正像语言分析学所指出的，如果词是有用的，其词意就不是确定的，因为如果要求词意是完全确实和清晰的，就需要有像宇宙中的事物一样多的词，而且如果某种语言的词意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其语句就将是同义反复了。人们使用的每个词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一部分，而每种语言都是用此语言的人们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和整理他们的经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正由于词意的抽象性，不那么固定性以及语意的语境性，它才能被用来表达现实和人们的经验。笛卡尔所需要的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理性主义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的努力是行不通的。

经验主义则是要通过建立一种系统的怀疑论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经验主义怀疑论者休谟认为，人的感觉印象是可靠知识的唯一基础，而人脑只是对感觉资料进行记录，重新安排和比较，科学理论或规律只是对各个观察进行方便的总结和相互关联，因果关系只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事件重复出现给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自然规律”不是对必定要发生事件的描述，科学知识也绝不具有普遍的或肯定的意义。休谟强调科学只寻求有限过程的答案，而不寻求事件的次序和结构的全过程或起源问题的答案，任何超过这种科学限制的陈述都是可疑的。休谟不相信人类理性有认识现实的能力，他断言从个别观察不能得出普遍规律并主张必然性只能归结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现实关系。然而，休谟也认识到他这种对客体存在、自我能力和因果关系的怀疑只存在于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一旦离开研究，他就又回到了“常识”和“自然信念”因为人类生活是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3〕。然而， 科学研究是否能建立在他这种“绝对怀疑论”的基础上呢？是否能排除信念呢？我们不妨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简要的分析。

科学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观察有意义的事实；二是根据事实提出假说；三是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而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信念。第一，所谓观察有意义的事实就是科学家从大量的事实中寻找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事实。而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的重要标志在于，在其观察开始之前就能通过直觉意识到沿某一方向或用某一方式能找到所需要的事实。很显然，在观察之前科学家不能证明其直觉是否正确，这就需要信念。第二，根据事实提出假说。正像科学史所展示的，从事实到假说没有固定的逻辑规则，这更需要科学家的直觉和想象，需要科学家的创造性的概括能力。在这一阶段科学家也不能证明其直觉和想象或概念是否正确，这仍然需要信念。第三，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某一实验或一些实验往往不能证伪一个假说或理论。在没有更好的假说或理论产生之前，原假说或理论尽管有不少反例但仍被人们接受。这里仍存在信念。因此，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建立在“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科学不能排除信念。

二、科学中有哪些信念

信念之所以不能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是因为科学不仅是由资料、理论和逻辑等所构成的知识，而且是人们对实在和自然进行认识的实践活动。在科学中除了需要资料、理论和逻辑以外，还有许多“超经验”和“超逻辑”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属于本文前面所定义的信念。这些因素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常识”，包括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性、外部世界的有秩序性、外部世界的可知性、人类感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逻辑和人的智力规则的存在性、概念分类的相关性和逻辑一致性、人类认知智慧的适当性、理论与实在的一致性，等等。之所以称这些因素为“常识”是因为它们不仅是科学的前提，而且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意识之中。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科学见识”，即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包括科学的基本解释模型是机器还是有机体（或其它），用接触力还是超距作用理解因果作用，解释某一现象是说明引起该现象的因素还是进行演绎推理，自然物质最终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另外还有：哪些概念是一个理论能正当地使用的，什么样的解释是真实的，某一理论是否有足够的解释能力，怎样区分好理论与差理论，怎样的准确度才是足够的，理论形式的优雅、美感和简单性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科学见识”不仅随着科学发展的进程而变化，而且同代科学家之间对此也可能持不同的观点。尽管科学家的经验过程或逻辑推理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每个科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相当稳定的观点，否则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

第三种可以概括为“世界观”，即以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经过“形而上学”的过程（不是严格的经验过程和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本源，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等的基本观点。例如，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相信世界的本源是物质，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性，等等；再如，基督教神学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在宇宙间存在超自然的活动，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和维持的，等等。

把信念划分为上述三类不是绝对的。例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对一些科学家是“常识”，而对另一些科学家可能是经过深思而形成的“世界观”。但上述信仰及其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能在广泛的科学领域达成共识，而对某些理论或观点又有分歧，原因可能在于两者有相同的“常识”和“科学见识”，而又有不同的“世界观”；为什么某些无神论科学家和某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同一学派，而另一些无神论科学家和另一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另一学派，原因可能在于此时“科学见识”对学派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在科学家中“常识”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有相同“科学见识”的科学家们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有相同“世界观”的科学家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科学见识”。

三、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的作用

不管是“常识”层次的信念，“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还是“世界观”层次的信念，都涉及人的主观性和个人的选择。“常识”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的，“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选择是在一定的科学背景和科学训练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经过个人的深刻思考而进行的。因此，“常识”层次的信念个人色彩较小，不同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在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经过一定的过程不同主体之间也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但“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主体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三个层次的信念是同时存在的；对整个科学而言，“常识”层次的信念，具有普通的和基础性的意义，“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的过程中起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起明显的作用。

具体说来，对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运用数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经验”学科，“常识”层次的信仰起着较为普遍和突出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没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对物质的重量、体积或数量等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归纳概括而得出经验定律的初级物理学，或对动植物标本进行采集，比较和分类等而形成的动植物分类学，就属于这种经验学科。

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寻求经验定律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科学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科学知识的综合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及学科中，“常识”层次的信念虽然还起着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作用也显露出来。例如，从物质的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当量定律和定比定律等经验定律过渡到道尔顿的原子论，进而过渡到阿佛伽德罗的分子论，就属于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更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说“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还要以经验定律和观察实验等经验科学为基础。之所以说“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提出的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本质与经验定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或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这里涉及到理论或假说的选择，好坏理论的标准，以及理论形式本身的优雅或简单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说“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在这种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过程中，涉及到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或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即涉及到“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因此，这个层次的信念不能不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由于涉及宇宙的产生、物质深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随机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连续性与离散性的关系、生物进化的动因、人类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这样，“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会起更突出的作用。与此同时，“常识”层次信念起一定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仍起突出的作用。例如，数学基础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或空间与数是否能完全对应），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者对物质的描述（或解释）哪个更根本，关于宇宙起源的所谓“人类学原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社会生物学关于物种基因延续与利他主义的关系是否站得住脚，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对接和融合，等等，科学高度理论化阶段的问题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及建立相关的理论都会明显地受到“世界观”层次信念的影响。

四、科学中信念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

前面把科学中的信念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并阐述了每个层次的信念对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科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有助于对科学中的信念及其作用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要进一步理解科学中的信念，还要对其具体的形成和怎样在实际的科学中发挥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20世纪科学哲学在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认为观察和实验资料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规范，而规范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这里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就包含信念。

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科学中的信念是在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及科学教育和研究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的附言中指出：规范包括一种研究传统，能够传达传统的一些关键的历史范例，暗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这些关键的历史范例，如牛顿的力学研究工作，隐含地限定了后来的科学家应该寻找的解释类型。这些范例还包含一定的假定，如世界的实体或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适合于研究它们，什么样的资料是可靠的，等等。一个规范为现存的科学共同体提供“常规科学”的工作框架。显然，库恩规范中的研究传统、历史范例和形而上学假定有很强的信念色彩，既包含“常识”和“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又包含“世界观”层次的信念。规范的形成过程同时伴随着科学中相应的信念的形成过程；规范的扩展和延续过程也是相应信念的扩展和延续过程；规范的转变（即库恩的“科学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中信念的转变。可以这样说，科学规范是科学中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信念与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统一体。科学中的信念与科学理论和事实，与科学经验和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从科学理论的评价来看，大体要考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观察资料是否一致。由于资料渗透理论，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不能证实某一理论，因为可能存在更适合这些资料的理论没有被提出和发展起来；理论与这些资料不一致也不能证伪某一理论，因为可以提出辅助性假说来解决或缓解不一致性或作为暂时不能说明的反例来处理。尽管如此，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特别是理论能够预见新奇现象的存在，仍然是评价理论的最重要标准。很显然，这里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主观的和信念（主要是“常识”和“科学见识”）的作用。二是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容性和理论内部的逻辑性和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该与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矛盾，甚至与这些理论有概念上的内在联系。理论的形式结构应该有简单性，独立的或辅助性的假说的数目应该尽量少，形式优美和对称性，等等。很显然，这里仍然有信念（主要是“科学见识”）在起作用。三是理论的综合概括能力。在理论（或假说）的竞争中，如果某一理论能把不同的领域统一起来，能得到更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或能适合更广泛的领域，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层次的信念在起作用。四是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性。理论的优劣不只看其过去的成就，更主要地看其解决目前问题和对未来研究的指导能力。如果某一理论更有利于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提出新假说和新实验，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同样，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价值观）层次的信念仍起着明显的作用。

因此，在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中，科学中的信念是与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当然，有时由于不同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的信念不同，而导致对某些理论的评价和接受的不同，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从本质上说，科学中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由科学家的不同信念所造成的，因为科学中的经验因素（如观察和实验资料）和逻辑因素（如演绎法和归纳法及有关的数学方法）在科学家中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例如，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主要是由信念的不同引起的。因为不管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基本上用相同的天文观测资料。在这个争论中，既有“常识”层次信念的不同，又有“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不同，还有“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首先，在怎样看待太阳东升西落，物体垂直抛上而又垂直降落等经验常识上出现了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对这些经验常识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很显然，这是“常识”层次的信念出现了不同。第二，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地心说也能解释所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特别是也能解释和预测行星的逆行。但在哥白尼看来，由于地心说加了太多的辅助性的理论装置（即本轮），因而很异常和缺乏理性，而把太阳放到中心的位置，让地球和其它行星围绕它运行，更合乎用匀速圆周运动解释观测现象的古想，更能“娱悦心灵的眼睛”（pleasing to the mind's eye），同时也使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更可理解。很显然，日心说和地心说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出现了不同。第三，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宇宙的真实结构、人类和上帝的上帝的位置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这显然是“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再如，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和居维叶的灾变论的争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创世说的争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客观实在性和决定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主要是由于信念的不同所引起的。

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方面来看，科学中的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例如，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把科学作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建制，社会的、文化的和信念的因素不会不对科学共同体产生影响；知识社会学认为，观念的偏见、智力的假定、甚至政治力量在所有研究中都起作用。因此，各种信念因素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影响科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含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活动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这样，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利益及社会历史观相关的信念也会进入科学过程。

五、怎样看待科学中的信念

科学作为人类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认知活动，之所以离不开信念是因为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那种所有的信念在没有被彻底证明之前都应该被怀疑的普遍怀疑论，到头来只能导致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科学中排除怀疑。信念与怀疑在科学中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就是在信念和怀疑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为什么说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认为，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只有用词汇、语言、概念等工具才能进行，或者说只有戴上“透镜”才能理解现实。这些带有其语言、形象、概念、理解和行动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的“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的，成为人的一部分，甚至人们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用这些“工具”和“透镜”进行认知的时候，只得无批判地依赖它们，相信它们。同时认知活动还是带有个人的意愿和责任的活动，这就一定会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5〕。

科学作为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认知活动，往往要求人们有如下信念：自然界由可信赖的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能被人类的考察活动所发现；人类探索自然的逻辑之所以是可靠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逻辑的人；人类的逻辑依赖于自然的逻辑，并且最终能理解自然规律。其次，对于为了解决困难问题而夜以继日地长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其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或她的心智能读懂大自然固有的逻辑。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特别是其后半生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其研究动机的前提是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表现为自然界规律的逻辑简单性，他能够发现某种形式的理论统一解释自然界的规律。这种信念支配他成功地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但他最终没有达到统一场论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便他没有达到目标，依然说明信念与科学研究有内在联系。

之所以说普遍的怀疑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是无法得到彻底证明的。数学家哥德尔（Godel）已经证明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 不确定性）是我们人类逻辑的固有本性。因此，即使在纯数学里人们也无法彻底证明其理论前提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即使在纯数学里也将一无所获。

而正像前面已经阐述的，如果让这些纯数学的概念和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科学观察接触，就又会增加新的不确定性。显然，如果把普遍怀疑论用于人类实际的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就会使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难以进行。特别是科学研究活动不仅需要经验、资料和逻辑，而且需要科学家的直觉、想象、类比、创造性、主观动机，等等，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

然而，认识到人类的认知活动离不开信念，普遍怀疑论在科学中行不通，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科学中彻底排除怀疑。怀疑在科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正象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确是从对《圣经》和古希腊的某些学说的怀疑为起点的。在此之前欧洲人通过另一套观念和信念，即波兰尼所说的“透镜”来看世界。这个世界被看做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类）各有各的位置和意义并与上帝相联系，是一个和谐和统一的世界。而在此后通过对这套传统观念和信念的怀疑，人们逐渐建立起一套非常不同的宇宙观或信念，或者说又有了新的“透镜”来认识世界。这时上帝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学会了理解事物的新的方式，即把事物分解为其最小的组成部分，并最终由基本的物理规律控制，偶然性和因果性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量子力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以及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对上述“解释”事物的方式和信念产生了怀疑，人们又试图建立一套不同的观念和信念来认识事物，这套观念和信念是要把事物看做“有干扰”和“有价值”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套“透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放弃旧观念和信念所必须的，而且也是建立新观念和新信念的前提。在科学中怀疑和信念是交替出现的。信念是建立在人们一定的认识水平基础上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已经建立起来的信念就会难以理解不断增多的新事实，从而导致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并逐渐建立起新的信念，来更好地认识世界。

然而，对旧信念的怀疑和新信念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上述有关整个科学和人类认识有重大的基本意义的信念的转变不容易（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能够说明这一点），即使某一学科中的某些信念的转变也不容易，这是由信念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的“普朗克定律”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20世纪初面对量子理论及其带来的新的物理观念，普朗克不无感叹地说，不要指望通过说服能使老的物理学家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只有等老的物理学家们死了，年轻的物理学家就会自然地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

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则生动地说明，由于信念的不同，面对科学研究的进展，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的获得和新的理论的提出所导致的对已有物理观念和信念的怀疑，或新的物理观念和信念的产生，科学家甚至可能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其概念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爱因斯坦坚持自牛顿力学以来形成的经典的实在论，如对一个原子系统的完全描述要求详尽说明能客观地和清晰地定义原子状态的经典的时空变量。量子理论不能到达这个要求，因而是不完全的，最终将被能满足经典期望的理论所取代。玻尔则认为量子力学只能（也应该）描写观察到的物理实在，即原子系统与观察系统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实在；量子理论达到了这个要求，因而是完全的理论。爱因斯坦和玻尔在此出现了信念的不同：爱因斯坦确信理论应该描述排除干扰的、经典的物理实在，而玻尔则相信理论应该描述观察到的物理实在。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经典的因果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哪一个更根本。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有秩序性和可预测性，而量子力学只能预测单个事件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我们现在的无知所造成的，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决定性的规律而能对单个事件做准确的预测。玻尔则相信建立在统计决定论基础上的量子力学是根本性的理论，对微观粒子只能给出某种概率，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单个粒子的状态。

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十年，尽管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但爱因斯坦的上述信念至死未变。从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来看，科研的进展的确能改变人们的有关信念；但从爱因斯坦的有关信念至死未变来看，要改变信念很难。这一争论还说明科学中信念的形成和转变既需要客观条件，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或新的理论等，又是个人的选择，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作用。

爱因斯坦和玻尔各自的哲学观念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深受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因而使他坚持“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所有高层次科学研究工作”（〔2〕，p.262），而玻尔则更崇尚有关阴阳关系的中国道家哲学。

总之，科学中的信念是建立在已有的科学知识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基础上的，同时受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观念的影响；科学中信念的形成过程也是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的选择过程；科学中的信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随着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进展会出现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出现新旧信念的竞争，新信念可能最终取代或包容旧信念，这又会反过来改进人们的认识能力，推动科学的发展。另外，随着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知识和科学中的信念对人们的其它观念和信念也越来越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出现某些信念的“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Rene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76.

〔2〕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London: SourenirPress，1973，Page 233.

〔3〕　John　J. Jenking， Understanding　Hume， Landham，　MD:Barnes & Noble，1992.

〔4〕　mary Hesse，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phy of Scien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chapter 2.

〔5 〕

科学理念论文篇5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一般应遵循以下4条原则：①该理论和概念在中医古籍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有不同解释者一般可以类聚分析的方法取其概率高者，切忌“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无中生有”或“人为原创”;②临床应用性或科研应用性强;③与其上下游及相关理论和概念的逻辑性强；④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科学理念论文篇6

关键词：瓦托夫斯基；科学道德；规范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 w.wartofskky,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his artile,through interpret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concepts and concetual frames involved,and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ethics of science,attempts to research into the ethics of science as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marx w.wartofsky;ethics of science;discipline

跨入21世纪，科学道德的议题愈来愈受人们关注。科学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现实情况和意义，人们已有浓厚的感受和切身体会。这里，我们则是想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讨论。

我们的讨论，想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谈起。

m.w.瓦托夫斯基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在科学哲学领域造诣极深。他对18世纪的法国哲学、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当代的科学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知觉、美学和创造性艺术的哲学、医学方法与伦理的哲学、政治与道德哲学等研究成果，闻名于世。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是一位科学的实在论者，他不仅精通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学说，也熟悉亨普尔、波普尔、拉卡托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与著名哲学家r.s.科恩合编的、收集了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重要论著的数十卷《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在国际哲学界有重大影响。他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伦敦），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名著。这部著作和他的论文集《模型——表象与科学的理解》（波士顿）充分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观点。围绕我们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议题，这里首先引录他的一段论述：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康德总结道：“人类理性的法则……具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此人类理性的法则不仅包括自然法则，而且包括道德法则。这两种法则最初表现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最终却归结为一个哲学体系。自然哲学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则探讨应该怎样的问题。”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典表述立即就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使这两者统一起来的计划方案便构成了科学思想史的基础。[1]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科学道德”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一个并不需要加以“解构”就可爽快地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但在这些哲学大师的笔下，却有很明显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的不同提法；并且各有法则、体系；有两者的统一和最终归结。这并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且十分重要。瓦托夫斯基将此看成是“经典表述”，他说，康德把它们当作两样是“实在”的或客观的世界而对立起来，并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分析这两种知识的状况以及可以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的观念。为什么康德要把这两种知识“对立起来”又“结合起来”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实际上，这也是康德所要做的事，并且是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做的事。康德的这种哲学分析方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拿瓦托夫斯基本人来说，就上述之题他的展开论述也是先作区分后作统一，不过他把那两个概念转换为“事实”和“价值标准”了。他说：事实与价值标准这两个“世界”的分离提出了

诸如科学在道德方面的中立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价值标准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这样一些问题；事实和价值这两者的综合则提出有关“是”和“应该”的关系以及我们所说的价值的确切含义等更尖锐的问题。

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作为科学哲学导论进行阐述，可以清晰地表明瓦托夫斯基的哲学倾向。瓦托夫斯基把哲学看作是“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2]，是“对科学的概念和概念框架进行系统研究的事业”。[3]我们知道，瓦托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注重概念和概念框架，他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基本上都是从最根本的概念谈起的，深入浅出，逐级展开，论证严密，其论述风格在哲学名著中是独树一格的。同样地,这位哲学家在阐述他的科学、科学哲学思想时，也是从概念和概念框架人手的，不过在这里他特别借助“理解”这个词。“理解”是现代西方哲学惯用的一个词，它可以用来说明许多东西；实际上中国很早也用此词，《宋史》四三三林光朝传曰：“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从道理上了解称理解。瓦托夫斯基说：“需要理解科学，这种需要就存在于我们希望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有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的心愿之中。这对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是一种同样重大的需要。”[4]并且，他还指出，理解科学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对科学本身的研究所达到的理解；另一种则是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瓦托夫斯基把这后一种理解当作科学哲学的对象，把科学哲学事业的任务规定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系统研究。主张将概念和概念框架作为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用以对他所探索的世界做出理解的方法，所以可以把科学哲学描绘成是一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这种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的方式，导致了发现科学与人文学的共同根源，并且体验到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这样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确别出心裁，独具慧眼。

引述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为的是要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关于科学道德的议题深入展开。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在人们的知识活动中，总想把我们在此处获得的知识与彼处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5]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科学训练和实践加强了“系统感和”这一要求。于是，当科学家正视出现在科学概念框架中的哲学问题时，他便产生出为了概念的明晰性和体系的一致性而进行哲学分析的强烈愿望。那么，科学、道德，是两个概念，而作为一个概念的“科学道德”，人们怎样看待它呢？我们的回答是：存在着科学道德这样一种“系统感和”；人们的思维有这种统一性的要求，在“科学道德”中把“科学”、“道德”区分开来就会出现“不严密的裂缝”，这“在美学上和在智力上都是令人不愉快的”[6]；“科学道德”作为自身完整的一个概念也能体现思维的明晰性。在这里，我们的观点与瓦托夫斯基是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论述，有必要籍助于“价值标准”这个概念。前已说过，康德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那种经典性表述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各种不同主张是属于伦理学和美学这些哲学分析学科的研究内容。瓦托夫斯基认为，只有这种分析才能使关于一门价值科学的谈论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这些都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事物就是事物，而事物在受到评价时，是要讲究标准的。哲学学科中最困难、最严谨的领域之一就是价值标准理论。我们再回到科学上来。科学中表现出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呢？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阐述一下罗伯特.k.默顿关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经典表述。默顿写道，“科学的精神气质就是那种据认为对科学家具有的约束力的价值标准和规范的不自然地调整的结合。规范是以规定、禁止、偏好和非可的形式来表达的。它们被制度的价值标准所合法化。这些强制性规定靠格言和榜样来传达且被法令所加强，并不同程度地被科学家内在化了，因而构成了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或如果人们偏爱后来的术语，那就是科学家的超我。虽然科学的精神气质至今尚未被编纂成典，但都是可以从科学家的表现在应用和习惯中、在无数的论述科学精神的著述中和在直接针对违反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出的道德义愤中的道德一致推导出来的。”[7]可以发觉，瓦托夫斯基引用默顿的这段话，是十分巧妙地想用规范和价值标准来对科学道德作理论阐述的。显然，这样做是贴切而又合情合理的。规范即标准、法式。瓦托夫斯基指出，诸如真理、一致性和证实这些科学规范本身也许就是深刻的人类职责的高度凝炼的反映。这是一个十分有见地的思想。这种思想借助规范这个杠杆，将问题的研究往“深刻”、“高度”上推进。提供的论据是这类规范具有普遍性这种特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科学的过程和科学的理性。就具有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而规范与真理性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与真理的表述本身就需要规范，因而规范在科学内是起作用的。那么，这样会不会出现悖论呢？一方面，科学是无止境的前沿，科学没有终极的真理，它是认识真理和获取知识的探索过程，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的知识所束缚；而另一方面，它又需要规范，并且会产生出新的规范。我们知道，任何规范一旦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约束力，对自由度就有所限制（而这种约束力、限制又是必要的），这与科学活动的解放思想、自由探索会不会产生矛盾？我们认为，勿可置疑，科学成果的获得，有由规范所致的，也有由非规范所致的。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在于它有效力。对于科学来说，科学活动本身向来就存在着有序与无序、正常与反常、偶然与必然、遵循逻辑规则与另辟新径等等不同的进行方式，但只要科学活动向更深入的程度进行，它就会有运转的轨迹，这道理如同有存在就会有存在的方式一样，于是本身就有适应自身存在和运转的规范的要求。这种规范的出现和遵循有关的规范是件好事，它的效力是保障和促使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打破模式创立模式，增强整合、调节、转换的功能，规范所具有的活力得到激发，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因此，科学需要规范；规范也是科学活动深入进行的产物。科学伦理学和科学美学就是要考虑科学活动是怎样产生出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的。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的形成是与科学实践的本质相联系的，而它又成为科学实践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保证，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理性活动的指导，科学与伦理学具有共同的渊源和共同的利益。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伦理学的追求，殊途同归地引出了科学道德。科学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倡导科学道德，实际上就是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对科学道德的这种理解，就是达到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瓦托夫斯基用科学、事实、价值、价值标准、系统感和、规范、理解等一系列概念和概念框架，系统深刻地将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统一起来，科学道德成了科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并且也是科学哲学的一种概念基础。这样，我们把科学道德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和讨论，而科学哲学本身和概念基础则为科学道德作了顺理成章的人文学阐述。科学哲学中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和概念可阐述科学道德，但在本文中我们是紧紧抓住规范这个概念来展开论述的。规范概念一旦介入科学领域，必然导致科学道德概念的出现，科学道德是科学规范的应有之义。再从社会效益来看，倡导科学道德，不仅“在提高全世界科学家的社会良心方面”[8]，而且在运用科学为人类创造财富、谋利益方面，都十分重要。科学在社会中存在，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科学又要应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密切。倡导科学道德可净化科学环境，使科学得到健康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道德亦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须。此外，如果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在文化中，科学（包括科学道德）的含量愈高，文化的先进性就愈显著，所以，在我国，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迈进也应大力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道德既是科学价值的美学追求，又是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联。人生活在社会中，人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而科学道德的理论探讨与科学道德在社会中的实施，相辅相成，高度统一。举个例子。今年4月，福建科技界人士在福州召开“科学道德学术研讨会”，会后发出一份倡议书，向科技界提出倡议[9]：1、用诚实的劳动去创造世界，开拓未来。人类曾经用汗水和机器创造了新文明；今天又用信息和创意使文明再上一个新台阶。这里面都需要劳动，并且我们提倡的是诚实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诚实的劳动才是光荣的。我们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反对胡编乱造，反对瞒天过海，反对剽窃抄袭。学问高低各不一，品行端正是真人。2、用敬业奉献的精神，辛勤地耕耘华夏文化这块肥田沃土。作为21世纪的中国科技界学人，我们愿为继承和发扬这种敬业的精神而感到骄傲并作出努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强脊梁，在这根脊梁中，有着敬业奉献的健康精髓，它是民族精神不朽的底气。今天，立志于向科学进军的中华学人要修炼出这种底气，这也是我们的志气。3、遵纪和守信。跨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我们必须遵照国际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科技界学人身上，是统一的。任何的学术失正、科学上的不道德，其所带来的祸害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关系到科学共同体的存亡。我们要以高尚的学术风范和行为，维护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声誉，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4、用真功夫，做真学问，摈弃浮躁，匡正学风，脚踏实地搞事业。齐心协力营造和珍惜学术自由的氛围，加强学术批评，反对污篾谩骂。坚定学术界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和坚持科学道德标准，深化体制改革，极大地繁荣中国的学术事业。5、求真务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科学的本质这于求真，科学以探求真理为目的，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本性在于创新。我们倡导用宽广、宽容的胸怀，努力培养和提携青年一代，鼓励、支持和勇于进行创新，将求真、务实、创新、协作的职业道德，将严格、严密、严肃的作风发扬光大。

虽是短短的5条，但仔细地琢磨它，人们显然会体会到：科学道德是科学活动本身最高成就的一种，它的产生和存在是科学活动的必然；在一个需要规范的世界里，科学同样需要科学规范；倡导科学道德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的科学自身的结构美和人的心灵美高度统一，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由于它受到评价，有些东西是只要它存在就有价值，有些东西只有它受到评价时才显现出价值，科学道德是到了它只要存在、或它存在了又受到评价，都有价值的时候了，人们的确要万分珍惜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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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2.

[8]（英）e.h.s.伯霍普.科学家的社会责任[a].m.戈德史密斯、a.l.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c].赵红州、蒋国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31.

科学理念论文篇7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政治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科学理念论文篇8

学科知识缺乏实用性，学习目的缺乏明确性，就业求职缺乏竞争性，面临这样的办学困境和挑战，中文专业应如何作出调整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性的课题。但治标不治本，不作根本之思的改革只能导致专业定位模糊、课程体系混乱，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所起的功效也只能是小修小补。中文专业要因应时势变化和社会需要彻底改革，就必须正本清源，从反思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开始。

二、中文专业办学困境的症结

中文专业办学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它的学科理念：纯文学观念。纯文学观念从近代欧洲传入。所谓的纯文学指的是某类精神性和想象性的审美文本，与之相应的纯文学观念相信文学作为客体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对其内在属性及规律的研究遂构建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近代中国大学的设立，是接受西方学科理念与学术理念的结果。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成为最早的中文系。一百年来，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时有衍变，但依据纯文学的观念开设文学课，编写文学史，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学问进行研究乃是基本的倾向和趋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政治干预文学的抗拒和反拨，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对文学审美属性及内在规律的重视更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大学中文专业的纯文学性质进一步强化。概言之，百年中文专业教育已确立了以纯文学观念为根基的学科理念；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承认，这一学科理念的确立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有其学理的、历史的合理性。一方面，纯文学的理念固然偏离了传统文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学术研究的模式也背离了传统文学吟咏情性的传统，但是，作为它山之石，这两者都不失为我国文学传统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从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看，大学中文专业的设立，固然是基于西方学科观念、学术理念的引进，但彼时中国知识界仍绵延笼罩着“尚文”的文化传统，能够进入大学接受西式学术教育的，多是浸淫过四书五经、辞章帖括，旧学根基扎实的学人。有此文化传统作为根基，再加上西方观念和理念的冲击训练，故而大学中文教育所培养的这一代学人，得益于中西古今学问的汇通，无论是辞章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成绩斐然。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讨论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经过百年簸荡摧残，已濒于学绝道衰，文脉中断，进入大学接受中文教育的学子，其文学文化根基之浮浅可想而知。缺乏扎实的基础而奢谈中国文学研究，未免不切实际而沦为空中楼阁。第二，原来立足于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已让位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正趋向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由扩招造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更强化了学生对实用技能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死抱纯文学的学科理念，以研究型的课程体系、教材、教法培养人才，就难免胶柱鼓瑟了。纯文学观念下的中文专业，其局限和缺陷已经显而易见。下面不妨从就业的角度略为分析。

教育的功效，无非落实为知识、技能、人格素养三方面。依照纯文学观念、研究型理念所培养的中文本科人才，其知识优势在于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和理论素养，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有学术价值，没有多少实用性。学生即使具备了从事文学研究或文学评论的基础，可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要在高校或文学研究机构获取职位，还必须通过考研的途径，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才具备入职条件，因而这一就业方向对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并不现实。至于要任职中小学语文教师，则涉及教学技能素质的问题，需要兼修师范课程。况且依目前的就业形势，中小学语文教师职位有限，竞争性也不小，许多师范专业的学生也未必能轻易入职。中文专业更广阔的就业天地，在公务员、文秘、媒体、出版社、企事业单位文员，包括企划、广告等职位领域。与其它专业相比，中文学生在这些职场上的竞争力应该表现为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较为丰厚的人文素养两方面，主要适于从事文案和人事工作。但是，纯文学方面的技能和素养，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学非所用，不能满足职业的要求：技能方面，中文学生的写作技能倾向于文学写作而非实用写作，往往有文采而不切实，多数文案工作并不需要华丽的文采；素质方面，纯文学强调情感性精神性，它所滋养的人文素质未免偏狭，许多学生缺乏广阔的社会文化知识，缺乏阅读人生、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能力，往往有情感无思想，讲精神不实际，在职场竞争中其专业优势实在有限。纯文学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审美性探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也不必讳言，纯文学因而也是“小众”的文学，适于少数人的研究。纯文学观念下的中文专业，在本质上是培养精神贵族的专业，实际上也就是小众专业。正是这一局限性，在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本科人才倾向于应用型的今天，缺乏实用性的狭隘的纯文学观念已经成为限制、束缚中文专业发展的瓶颈。

三、中文专业办学的出路

只有突破纯文学，回归大文学传统，依据大文学观念重铸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用以指导人才培养，才是中文专业办学的根本出路。大文学是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所谓文，其起点一方面出于纹身之“文”，甲骨文的“文”字，“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纹身之文为文”①；一方面出于形文之“文”，《周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谓“文，错画也，象交文。”文既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表达姿式，又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把握方式。对于个人，文包括“容之文”、“辞之文”、“德之文”②几个层面；对于大群，文等同于文化、文明，故“文”该摄一切人文。人文可籍由各种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方式呈现，人文诉诸文字的表达，讲求法式规律，故谓之文学③。广义的文学泛指一切有人文价值的文献；狭义的文学，则指讲究情采声韵之美的作品。讲究情采声韵之美的文学，不仅有表现情性的纯文学，也有干预现实的政教文学，还有大量与日用生活相关的实用文字。从研究的角度说，文学的根源和意义基于“文”，是人文的表达和体现。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通过文字达成对人文的理解和表达，故而学习研究文学，其终极价值和意义也在于对人文的理解和表达。古典中国的这一文学大统，立足生命主体，介入社会现实，贯通大群文化，较诸封闭自足的精神性的纯文学，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适用性，它既包容纯文学，又重视文学在社会人生中的实用功能。以大文学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科理念，则大文学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征和要求：

1.在知识类型上，文学教育既是通才教育，又是专才教育。所谓通，指它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人文通识；所谓专，指它培养的人才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较强的理解应用能力。通而能专，这是文学专业较诸其他专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通常所说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较诸纯文学理念，大文学理念所培养的人才具有更广阔的人文视野，是真正的通识型教育。

2.在能力要求方面，大文学教育理念，既涵盖文学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能力的培养，更强调社会生活以及职场所需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既可以吟咏情性，更倾向于社会实用。

3.在人格培养方面，大文学的教育理念不仅要求教育对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更重视这种人文素养的外在展现，即“文”在“言文”与“容文”的落实，是全面的素质型教育。依照大文学的理念，现有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就有必要重构。大文学的外延不仅包括纯文学、实用文学，也包括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的著作。大学中文教育，当然不可能让学生博通一切，但不妨在原来的语言类和文学类基础上，增加人文通识类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这类课程主要为人文类原典，还应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通论性课程等。这样，中文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人文知识素养上也就较为全面了。此外，依据“文”的实质，所谓的人文素养，还应贯彻落实为个体的人格修养，这就需要设立修身实践类课程，包括培养“容文”的礼仪风度，训练“言文”的言语论辩，以及旨在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等的课程。

人文通识与修身实践，其他专业的学生同需修习，但于中文专业学生要求应更高，故当视为专业课程。至于现有文学类的课程，也应依大文学的理念调整其内容。目前的文学教材，文学理论主要围绕纯文学观念阐释文学问题；文学史论则主要依据纯文学观念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评价文学作品；而所谓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局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因而，当务之急，应以大文学观为指导思想，编写适合的文学教材。文学理论应兼容纯文学与实用文学，文学史应该是开放的“大文学史”———文学史的内容向社会历史文化延伸，文学体裁拓展包容实用文体，文学评价也应注重文学参与干预社会现实的功效。完整的文学教育的内涵，由文学赏评、文学写作、文学史论、文学理论四个层次构成。赏评与写作是根基，史论与理论是提高。目前的文学教学，重知识重理论，属研究型的教学模式，而赏评与写作能力普遍被忽视。这样，所培养的学生，未免显得常识丰富，趣味缺乏，理论不少，能力有限。学生在知识能力结构上头重脚轻根底浅，要求其进行学术研究，无异于拔苗助长，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沦之为鸡肋，便是明证。故而，文学教学应以文学和文献的鉴赏阐释为主，以文学史、论的教学为辅，在增设经典导读课的同时减少史、论的课时。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学生赖以立足社会的基本技能和核心竞争力。但纯文学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既无法有效地提高纯文学写作能力，也忽视实用写作的能力训练。学生具备一定的纯文学技巧，在实际应用中却又无法发挥。故而强化写作能力的训练，同样应以大文学观念为指导思想，立足社会现实和职业需求进行改革。做法可以有二：一是以实用写作为根基，通过公文、新闻、时评、社会调查等实用写作训练，既磨练文字表达信、达、雅的功夫，又锤炼思想，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一是发挥纯文学的优势，结合职业需求进行“创意写作”训练，有意识地“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①。或者，还不妨适当进行一些古典诗词歌赋及应用文体的创作训练，以承续传统文化的风雅。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