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0-27 17:42:22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1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哲学”作为二者矛盾中的主导，处于驱动、活力和引导地位，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认识模式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史在矛盾中， 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的空缺，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根据和判据。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科技 社会发展 哲学关系
科技与社会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致公认的。科技与社会之间有很多的相互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有哲学性质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研究该问题。
一、二者都是科学观的主要组成
关于自然科学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的概念、定律、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科学的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一定要以立足于客观经验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为中介，其核心概念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随着后续各种研究的开展，以自然辩证法为宗旨的自然科学观研究成为此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 “自然科学辩证法”是与“自然界辩证法”、“自然研究的辩证法”、“自然科学各部门的辩证法”、“技术辩证法”相并列的五大主要内容。它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类社会活动，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教育活动、思想活动之间，无不存在着互动关系。作为社会学概念之一的互动，其含义是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总体上看是一种双向作用：一方面是科技能对其他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作用称为科技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其他社会活动对科技的制约作用，这类作用构成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1.社会经济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制度是确保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规范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主要有①竞争机制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高质量的科技人才，越需要大规模合作研究，越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②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科学技术走向生产与科技结合的集体研究道路。③科技立法、发明专利等规章制度为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一制度首先是以法律形式对发明人付出的智力劳动给予承认、保护，并享有经济报酬权，使科技发明在法律保护下，及时公诸于世，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专利制度的实施也有效促进了科技情报的交流，使科技信息的交流按法律的程序进行。
2.社会政治是科技发展的氛围。民主政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科学真理的判定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其间必然充满真理与谬误。新观点与旧观点，比较完备的学术与不太完备的学术之间的冲突。要促进深入研究，就要活跃思想。因此学术自由是保证这种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科学活动的真谛在于创造，只有在学术自由、生动活泼的研究气氛中，科学家的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学术自由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民主为先决条件，没有民主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学术上的自由。
3.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科技。哲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科技工作者在研究自然界时，必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做出答复。②科技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揭示和利用自然界各种特殊物质形态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人们对特殊规律的认识必然推动对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必然反过来推动对特殊规律的认识。③科技工作者的观察、实验活动必然存在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在数据处理、现象分析、结果的解释中必然要涉及物质、运动、时空、因果性、规律性等哲学范畴。
4.教育维持科技发展。科学教育是维持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具有继承性，所以科学的发展必须以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对前人已有知识的掌握最好办法是学习。科学教育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高等学校的教师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科学教育是实现科学价值的重要途径。任何一项科学创造和理论，只有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它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始终是革命的因素。科学技术对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进步，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作用。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一定的物质文明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第一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第二科学技术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能直接促成产业结构的变化；第四科学技术发展还能影响经济增长趋势。
2.科学技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作用。精神文明是指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a起来的智慧和思想道德的进步状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力的凝结体，对精神文明也起着重要作用。自然科学通过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水平。
三、结论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表现出哲学化的性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技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制约和影响着科技的前进步伐。总之，正确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对当前的世界和我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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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培山.论教育与科技的双向化作用机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1）.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07-03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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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钱学森；科学观；哲学与科学；统一性
NO2
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
[3]邬.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哲学的全新突破[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6，（2）.
作者简介：邬（1953―），男，河北涞源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信息哲学、自然哲学、复杂性理论等领域的研究。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5
范寿康先生深受德国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尤其吸收了康德（i.kant）的批判哲学和纳托普（p.natorp）的教育哲学，并试图进一步完善纳托普的教育哲学。受纳托普教育哲学的影响，范先生也主张教育是“将一个现实的人提高到理想的人的活动”，“教育的全目的实在于将一个人从‘是’的地位提高到‘应该是’的地位。”《教育哲学大纲》虽然深受康德、纳托普等人的西方教育哲学思想，但范寿康先生对两位哲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全然照搬。
一、对中国教育哲学学科形成的意义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 是与19 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教育科学”密切相关的， 也可以说是在与“教育科学”的纷争中产生和形成的。20世纪初的“教育科学”尚不完全具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意义——诸多教育学学科群、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总称。与此同时也使一些学者形成了在思考“教育科学”时的有限性。
对教育哲学存在根据的思考， 是源于对哲学和教育学性质的理解。范寿康先生基于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和理解， 把哲学理解为批评的哲学， 而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笔者在前文所提到的先生关于教育哲学性质一系列的描述，都足见先生对这门学科的深刻认识。也就是说“科学给我们以事实，事实本身是很重要的； 可是科学不能给我们以理想， 亦不能教我们如何选择理想。理想的选择不是科学家的事， 而是哲学家的事， 所以， 除教育科学外， 应有教育哲学和它并行。”正是意识到了教育哲学具有“教育科学”所不可替代的价值， 吸引着我国一批批学者思考和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至此，中国的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逐渐地形成了。
二、对中国教育哲学体系建设的意义
范寿康先生选择纳托普教育哲学体系的原因是基于他对西方哲学透彻的理解，关键就是在于该体系是以康德哲学为根基的。范先生认为“康德之于哲学实于哥白尼之于天文学一样，特别是其‘三大批判’实为不朽的著作”。也正是根据他所理解的康德学说，把哲学分为论理学、伦理学和美学这三大价值学科。故而应用到教育哲学中，就是教育论理学、教育伦理学和教育美学。这种构思方法和内容对后世影响是颇大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选择这种教育哲学体系的更深层意义在于：第一，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第一名杰出代表。康德批判地继承了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进步思潮和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哲学思潮，“三大批判”集中体现了欧洲近代科学与民主精神。这与范先生想把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作为构建教育哲学理论体系内核的思想不谋而合！第二，康德哲学史沟通中西哲学的桥梁。根据一些现代哲学家的研究，康德哲学根本精神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道学息息相通，各自代表了东西方哲人的慧解。足见范寿康先生把握住了中西教育哲学思想沟通的关键人物与思想桥梁。这两点都可以说明范寿康先生选择纳托普教育哲学体系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20世纪3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独自撰写的教育哲学著作逐渐增多，但却不外乎四种研究体系：一是认为教育哲学是以哲学的理论和体例研究教育的；二是研究与教育有关的哲学问题，并对哲学流派予以评述；三是公教教育哲学，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四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哲学的。这四种研究体例都可以说是范先生两大教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范畴之内的。这些足见其思想的先进性了。
三、对于确立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意义
在范寿康先生的《教育哲学大纲》中，我们可以知道范先生所提及的教育哲学实质就是批评的哲学、假定的哲学、应用的哲学。教育哲学研究的就是教育学的假设和教育学活动的假设，这里的教育学假设就是教育学本身的假设，而教育学活动的假设则是关于人性的假设。教育哲学的研究室提出假设，然后论证假设本身，注重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与教育学最大的区别则是在于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目的背后的理论基础的。
我们知道在谈及一门学科的形成时，有三个标志：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其中研究对象又决定着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因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该学科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从范先生引进西方的教育哲学学科开始，就慢慢地让人们了解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别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关键要素。尽管在之后的发展当中，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了五大类：一是认为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总括性问题，研究教育的普遍规律及其一般应用；二是教育哲学是哲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三是教育哲学是研究价值问题；四是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五是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观。此处的教育观是在一定的哲学的指导下，以教育规律为依据，结合时代精神以及教育有关的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该时代教育提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看法。教育哲学的对象都不出于这五类。但是我们在考察其本源时，是可以发现这些分类带有范寿康先生思想的痕迹！
尽管范老的《教育哲学大纲》并非尽善尽美的，但是先生的在书中却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资料和内容。而且在此书编排和逻辑框架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文章逻辑性非常严谨。他对哲学与教育的具体的关系的认识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在论及教育的功能、研究方式和基本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他充分肯定了教育哲学的存在价值与特殊功能，强调教育哲学对其他教育学科、教育实践以至教育变革运动方法论上的价值与理论指导作用。《教育哲学大纲》作为 中国教育哲学的发韧之作，它在中国教育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范先生的思想是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仍然对我们的教育哲学的发展和建设都会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6
刚刚步入21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应当如何建构和发展当代哲学形态？这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汲取，许多思想文化资源可以发掘和弘扬，许多思路和方法可以借鉴和应用。本文认为，建构与确立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重大贡献。实践论思维方式以对实践和哲学的全新理解为出发点，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与双向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论思维方式作为对于历史上已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哲学地承载了人类实践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特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代人类实践、现代科学和世界哲学，对于新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与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建构与确立实践论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科学的实践概念、严整的实践观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实践观的探索和建构过程，也是他们愈益自觉地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界说哲学的过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关注的基础之上的。正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的崇高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发着马克思不断地从事着思想的探索与实践的创造。
青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而“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页）的。正是在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的阐发和发挥中，马克思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是与实体相对立的概念，对自我意识与实体关系的探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黑格尔力图用自我意识来统摄人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史。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和重视自我意识，赞成用自我意识来说明自然的实在性，但他既不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也不把自我意识看做一种无对象、无基础的纯粹主观精神，而是主张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变为实践的力量：“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这样，马克思就从理论实现的角度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并将其引入到自己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中。不仅自我意识应当面向世俗现实，哲学也不能离开和脱离现实。马克思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同上书，第135页）。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但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同上书，第258页）。在这里，尽管青年马克思对实践与自我意识、哲学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限阈，但他将实践概念引入自己的哲学，并将其作为考察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哲学与对象世界之间关系的钥匙，对他后来建立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哲学观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并处理了大量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现实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验和研究中，马克思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升了自己的哲学观。他更加自觉地把哲学与其世界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写下了他那烩炙人口的哲学之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同上书，第120～121页）。在这里，马克思自觉地把哲学与时代、与实践以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把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求哲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上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要造就世界的哲学，也要造就哲学的世界，强调发挥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发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他，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根据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得到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来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做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科学地理解实践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就其理论指向和方法论构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具有如下基本点。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
从实践出发探讨其它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知道，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又次，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
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具有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释方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体系化的学问，它是一种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向人们提供的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图景，一种宏观的理想信念，一种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一种集精、荟萃的灵魂地位。
3.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这是从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待哲学对象，看待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某种非人的存在，而是指向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关照而展开的自我意识，其目的和价值正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哲学应当以人和人与世界关系为对象，成为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自觉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而且强调要从实践的高度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视角和思路。版权所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把人看作实践的存在。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强调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价值，认为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是人的最本质的功能特征，也是人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发展。人的实践性决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践，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必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三、会通古今中外进行新的创造——实践论思维方式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简而言之，可以说就是“返本开新”。返中国和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精华之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之本，开时代性哲学之新，开当代哲学形态之新。为此，深入发掘、全面阐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我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建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以实践性为基点来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是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全面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和基本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并得到说明的。就其与各种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或基本规定：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
2.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新世纪的哲学发展切实奠基于新世纪的人类实践，从当代人类实践中发现哲学问题，吸取哲学营养，发展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对当代人类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发挥哲学功能。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着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主体效应的不合理实践。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3.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典型形式，是人类实践最为重要的推进因素和制导力量，也是哲学的最重要基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反映着并引导着实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求并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上的迅猛发展变化，人类科学以几何级数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以计算机为中枢的当代大技术体系。只有从实践的高度正确认识并合理说明科学的范围和限度，才能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找到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提高其功能限度的有效途径。当代大科学和相应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大科学技术观念，从而要求并促进哲学的科学技术观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当代哲学的科学基础，从而要求并必然促进当代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科学技术的关注具有双重的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来更新和充实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解释，建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大科学技术观，另一方面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形态。
4.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
我国哲学的当展离不开当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这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于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应当借助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宏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世界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应该看到，随着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必然要求也将实际地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是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种哲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甚至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非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在我们看来，“非哲学”或“后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取消传统哲学的生存权；他们不是完全不要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以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5.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之根。只有扎根传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和未来。我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所不可逾越且又十分坚实的历史基地，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途径和对现代哲学的传统根源性的双向关注和深层探索，既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展获得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之根，也使中国哲学真正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6.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管理哲学；哲学；管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76-02
管理哲学从初引入国内时的鲜有人知，到今天成为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过只用了三十多年的光景。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管理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颇为关注，但是研究成果却过多集中于管理哲学的相关问题如管理伦理、管理价值、管理观念等方面，至于对于管理哲学本身的元问题――管理哲学是什么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作为一门诞生不到百年的新兴学科，管理哲学的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概念、样态、定位、限域等基本理论范畴还处于讨论和形成之中，学科地位和学科价值也不时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提升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巩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除了聚焦管理哲学相关问题之外，我们还应尝试从管理哲学自身内涵的解读来奠定管理哲学的研究基础。
一、四种视角解读管理哲学
研究管理哲学，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管理哲学。然而，什么是管理哲学？这一问题在九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回答。时至今日，管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在界定管理哲学内涵时依然还是争论不休、各执己见。总的说来，学界关于“什么是管理哲学”主要有如下几类观点。
第一类是经典式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经典式的解读因其经久不衰的影响而被“奉为经典”。管理哲学之父奥利弗・谢尔登认为管理哲学是指导整个管理实践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他在《管理哲学》序言中说道：“本书不是从事阐述某一种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发展路线和原则。”因为谢尔登的这种解读使管理哲学“获得了备受尊重的、专业化的”学科声誉，并影响了一大批西方管理哲学家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因此本文将谢尔登有关管理哲学的解读归为经典式的解读。其实，在谢尔登之前，泰勒很早就已经提出，“科学管理包括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着某种哲学，而这门哲学是科学管理四大原理相结合的产物”[1]。显而易见，泰勒的“管理哲学”是其科学管理原理的理论基础，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管理活动中应普遍遵循的原则和原理。虽然泰勒并没有使管理哲学在他那个时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的管理哲学观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管理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所以本文也将其关于管理哲学的认知归于经典式的解读。
第二类是学院式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学院式的解读把管理哲学看作探讨管理中哲学问题的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并列的“学科”“理论”和“科学”。国内研究管理哲学的学者多数都秉持这种观点。其中“学科”说的代表如崔绪治认为“管理哲学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2]；韩修山在《管理哲学纲要》中也提出：“我们所讲的管理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哲学+管理学’，也不是以管理案例来论证哲学原理。”[3]持“科学”说观点的则如肖明，他在1987年出版的《管理哲学纲要》中指出：“吸取和概括管理科学的成果，研究管理活动的性质，一般规律及其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的科学，就是管理哲学。”[4]赵笃成在总结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狭义的管理哲学应该是指“研究管理的一般本质、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是管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产物……”[5]持“理论”说的如官鸣，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他提出：“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观的理论，这种管理观已不是各种具体的管理理论的原则或原理，而是对之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提升所形成的关于管理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6]从类似出发点解读管理哲学的还有李兰芬，她认为“管理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力管理实践思想而形成的哲学理论。”[7]
第三类是系统论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系统论的解读方式是把管理哲学看作是系统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赵秀臣和刘新立，他们认为“管理哲学，亦称管理系统学……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管理对象都是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又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系统学。”[8]杨伍栓也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研究管理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理论。这些系统理论是从一般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以及管理与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等。”[9]
第四类是实践观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相比国内学者研究管理哲学的理论务虚性，国外学者更注重管理哲学的实用意义，多从实践的角度定义什么是管理哲学。如C・霍金森在《领导哲学》一书中指出，“管理是行动的哲学”。“技术和现代组织具有效率和效用的元价值，但是它们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却丧失了意义。哲学是一种补偿力量。哲学对事务进行分析和综合、描述和界定，它通过对实施的详细了解，提出问题，穷根究底地探寻事物的意义所在：恢复原本的含义；确立新的含义。管理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在主旨和管理实践的水平上从事这一工作。”[10]因此，在霍金森看来管理哲学应该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指导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哲学，即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
二、对管理哲学四种解读视角的反思
以上四种管理哲学的解读方式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管理哲学是什么”做了界定和论说，各自的合理性和价值性显而易见，但是却都还没有做到真正地揭示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因而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具体说来，管理哲学经典式的解读方式的确抓住了管理哲学的基础性、普遍性和价值层面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观点将管理哲学等同于管理原则或原理的做法，模糊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界限，降低了管理哲学的学科地位。学院式的解读揭露了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界定了其研究对象和理论定位，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明确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这一历史难题，人们仅凭学院派的“学科”“科学”“理论”的描述还是难以准确把握管理哲学的概念和内涵。系统论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方式的确与时俱进，系统论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在研究管理哲学时强调系统的方法和价值的确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把管理哲学完全等同于系统理论在管理当中的应用，那管理哲学只不过是另一个“系统管理学派”而已，不再具有单独的学科研究价值。此外，如果真的将管理哲学简单理解为系统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则意味着管理哲学的研究要排斥系统论以外的所有哲学观点和方法，显然这是不利于丰富、甚至会削弱一门独立学科研究的思想基础。以霍金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本着实用主义精神，从概念本身而非具体研究对象入手去揭示管理哲学的内涵，的确使读者容易把握和理解，但是把管理哲学的行为主体仅仅局限为高级管理者或领导者，显然缩小了管理哲学概念的外延和研究范围。
三、对“管理哲学是什么”的回答
在对学界已经形成的管理哲学认知进行反思之后，我们不禁再次追问“管理哲学到底是什么？”诚然，国外学界思考了近百年、国内学术界也研究了超过三十载，都没有得出定论的“历史难题”，作为初入学门的后学晚辈想在短短几千字内就清楚明白地给出“什么是管理哲学”的终极结论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管理学家西蒙很早就指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完美的理性决策是不存在的，只能选择令人满意的决策；同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在进行概念界定时，能够清楚全面地描述其所指现象准确内涵的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满意原则”也是本文界定管理哲学内涵所遵守的基本原则。
在“管理哲学”这一概念中，两个主要的术语“管理”和“哲学”都是语义学的复合词，因此，在对“管理哲学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仔细弄清管理与哲学的含义。二者之中，管理的内涵清晰明白，而哲学一词则更为古老，更令人思索，也更难理解，它更容易引起争论。在诸多对哲学内涵的解释当中，本文认为，二元论的哲学解释最利于我们理解管理哲学的内涵。这种理解把哲学领域一分为二：即逻辑与价值。前者研究事实、结构、一致性与连贯性、因果关系、解释系统等等；后者借助于价值考察来研究伦理道德及人的各类复杂动机，进而获得了由于对人类精神进行深入分析所揭示的前理性和超理性因素。这两个知识领域合二为一就囊括了全部的组织行为，管理自然也包括其中。基于对哲学的这种二元论的认知，作为部门哲学的管理哲学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逻辑与价值的二元集合体。
从逻辑上看，管理哲学是从管理学中“生长”出来的。它的这种“生长”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在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管理的认识逐步提高，从而导致了管理学的产生；在管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管理的研究不断逐步深化，甚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而导致管理哲学的形成。所以，虽然管理哲学“脱胎”于管理学，但是它必定要超脱于管理学而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形成更高的理论概括，进而为管理实践提供更高的理论指导。
从价值上看，管理哲学通过对人类管理活动本质与规律的反思而实现对管理本身的“纠偏”。我们知道，哲学绝不是超然于人类生活之外的幻想，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组成部分，管理哲学必然要凸显时代主题，关注人类社会的管理实践。但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管理哲学固有的超验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管理学那样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它应该是也只能是寄思于纯思之中的，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哲学的视角，用哲学的思辨方式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管理活动本质与规律等基础问题的反思活动，即管理哲学是对一定管理理念、管理认识、管理规律所进行反思的活动。
参考文献：
[1]F・W・泰罗.科学管理原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7-18.
[2]崔绪治，徐德厚.现代管理哲学概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1.
[3]韩修山.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农村作物出版社，1987：1-2.
[4]肖明.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1.
[5]赵笃成.管理哲学新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7.
[6]官鸣.管理哲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3：2.
[7]李兰芬.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4）.
[8]赵秀臣，刘新立.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1，3.
[9]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篇8
论文关键词：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践
卡尔·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与卢卡奇并驾齐驱的人物。1923年他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书中，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完全将理论与实践隔离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这本书科尔施被视为“极左派”、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而被，从此他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从科尔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始终都是从辩证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的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基础。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相符合，因此，科尔施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一、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容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进而转变到历史和唯物主义哲学上来，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并且批判各个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误读。
首先，科尔施将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关于马克思和哲学的关系的论述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由各‘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是需要哲学的补充的，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从科尔施的描述中可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态度，他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视为两个相互分离、彼此孤立的观点坚决地给予否定，并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们完全漠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
其次，科尔施对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并且废除哲学的论述。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的论述基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到的必须废除哲学，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对哲学的终结的解释等等，致使各个流派的理论家纷纷对此观点做出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明，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废弃和消灭哲学，并用科学社会主义来代替哲学。就如同要废除国家一样，这里的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科尔施的论述中歪曲地认为科尔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在没有搞清楚科尔施所谓的哲学的概念之前，他们不但错误地理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定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的辩证原则。科尔施对这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感到惊讶并解释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问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他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这和科尔施论述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反映了科尔施对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革命，也要在思想领域引领人们冲出资产阶级的束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并且用来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进行争论的理论，它将最终取得胜利废除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人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反对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随着各种矛盾的化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资产阶级的哲学(即哲学)就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废除国家一样被废除。只有实现它，才能够废除它。
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哲学
科尔施高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超越”哲学，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真正将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完整整体。他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点就是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
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纯粹”的、观念的、非辩证的理论，科尔施进行了剖析，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纯粹观念的哲学”局限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本质就是这种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本身。要克服这种局限，就要超越自身，废弃自身的哲学，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明显感觉得到的。科尔施举例论证了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缺乏革命实践的辩证观念而导致哲学发展的衰退。例如：在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中，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峨”。宇伯威格解释到：“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并且需要有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衰退，科尔施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来对待，就会以全新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在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固守自身的局限，将哲学仅仅局限在观念的领域之内，不愿涉足社会实践之中，去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
科尔施根据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为线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8)：在这个阶段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其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理论，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是实践的理论。对每一个知识的分支的把握，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科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是充分运用辩证法，富有青春活力的时期。
第二阶段(1848——1990)：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人们的解放运动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的控制更加严厉，思想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科尔施承认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处于分离状态，但是从他对其他哲学派别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真正理解。
科尔施认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与第一阶段的马克主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虽然肯定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但是在这里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只是潜在的，表面显示是一种分离。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他解释道：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再直接涉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但他们的理论还是不断进展到从未有过的理论上尽善尽美的较高水平。
对于科尔施的论述，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纷纷给予评价，认为科尔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阶段和革命实践是相互分离的，是“纯粹的”理论哲学。他们将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将其说成是纯粹的理论批判，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现实中只是对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进行考察，是孤立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面对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及对自己的批判，科尔施以肯定的语气阐释自己的观点为：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
第三阶段(1990——)：科尔施将第三阶段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的“重建”，是在长期衰退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复苏和本质的回归，这一阶段的代表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到第一阶段的原初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的再次肯定，是无产阶级斗争在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科尔施认为俄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浪潮，是以革命的形式表达了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科尔施肯定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列宁力图在实践中极端反对哲学倾向，也指出了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相背离的地方。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科尔施对列宁脱离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反对列宁的“灌输理论”，认为将社会主义理论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其次，他批评列宁的理论不适应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因为列宁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始终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在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这一观点，并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真正科学地把握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