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管理论文范文

财税管理论文篇1

一、财务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其中企业财务活动是对以现金收支为主的企业资金收支活动的总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物资的不断购进和售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资金的支出和收回，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断进行，也就会不断产生资金的收支。企业资金的收支，构成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便是企业的财务活动，企业财务活动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企业筹贷引起的财务活动。

(二)企业投资引起的财务活动。

(三)企业经营引起的财务活动。

(四)企业分配而引起的财务活动。

企业财务关系是指企业在组织财务活动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利润及其分配活动与企业上下左右各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企业的财务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同其所有者之间的财务关系。

(二)企业同其债权人之间的财务关系。

(三)企业同其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关系。

(四)企业同其债务人的财务关系。

(五)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财务关系。

(六)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财务关系。

(七)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财务关系。

本文中我们要重点关注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主要是指企业要按税法的规定依法纳税而与国家税务机关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任何企业，都要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缴纳各种税款，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及时、足额地纳税是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因此，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反映的是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税收筹划的概念和内容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权益最大化,是在法律法规允许并鼓励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最优化选择的一系列行为。税收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的行为,是国家法律法规鼓励的,更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筹划实质就是节约税收支出,提高企业利润,是促使利润最大化的手段之一。为此企业要加强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税收筹划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遵守税收法规，而且还体现了税收的政策导向。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受到国家的允许和鼓励。

2、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减轻税收负担，同时也要使企业的各项税收风险降为零，追求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3、积极性。政府根据纳税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符合政策导向的行为，来实现某些宏观调控的需要。

4、计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一种具有计划性的涉税经济活动，又是一项事前经济活动。纳税人在经营活动前会把缴税作为影响经济利益的主要因素来考虑，而纳税行为则是在纳税人应税经营活动发生后才发生的。

5、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企业应当选择总体收益最多但纳税并非最少的一种方案。

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表现在财务管理的每一项活动当中。

1、投资设立活动税收筹划

投资设立活动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投资设立过程中，在申请工商注册和办理税务登记时，根据国家的优惠政策和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分析比较，选择适合的注册地点、企业类型、组织形式、产品类型的过程。如注册地选择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企业类型选择国家实行税收倾斜的外商投资企业、国家科委主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类型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星火产品等。在组织形式上可根据税收差别及自身情况选择合伙制企业还是公司制企业，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

2、筹资活动税收筹划

（1）筹资形式的选择。企业对外筹资有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形式。权益资金可长期使用，不需要支付利息，但可能要支付股息，且股息从税后利润中分配，资金成本较高；负债资金到期要还本付息，风险较大，但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资金成本较低。当负债筹资比重增大时，企业获得的节税收益增加，特别是当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借人资金成本时，还可产生正的财务杠杆作用，负债筹资比重越大，企业的权益资金收益率就越高。但负债过多，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大，这就需要企业在筹资成本效益与风险之间进行均衡，合理确定资本结构比例。

（2）融资租赁的利用。融资租赁是现代企业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产，保存企业的举债能力，同时租人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在所得税前列支，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规定在所得税前扣除，因此融资租赁的抵税作用比较明显。

3、生产经营活动税收筹划

（1）合理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按税法规定，存货发出的计算方法可以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后进先出法等中任选一种，但一经选用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随意变更。因此,对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的影响。通常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以降低当期利润，从而降低当期的所得税。反之，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以减轻当期的所得税。在物价波动的情况下，宜选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增加企业统筹安排资金的难度。从长期看，存货计价对企业税负没有影响，实际交纳的税款是一样的，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无异于“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缓解了资金压力、节约了筹资成本，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相应的财务收益。

（2）合理选择折旧计算方法。折旧分期计入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利润和当期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计算方法和折旧年限。一般情况下，选择加速折旧法可推迟纳税，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当企业适用开办初期减免所得税政策时，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减免期内利润较少，而减免期后利润又较多，税款支出也较多。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3）合理列支成本费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并明确规定了准予扣除项目的内容和标准。可见,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充分列支准予扣除项目，就能有效的减轻所得税负担。因此企业对于已发生的损失要及时报批核销，如资产的盘亏和报废、坏帐损失等；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应准确掌握其允许的限额并予以充分列支。如业务招待费、广告费等；另外对于一些可预计的费用，应以预提的方法计入费用。

（4）合理选择结算方式。企业的结算方式与税负也有一定关系，例如：直接收款方式销货收入的认定，以实际收到货款或收到销货凭证时为准，因而可对取得货款时间稍加控制，相应影响损益；又如分期付款销货收入，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收入的实现，也可作度控制；工程收入实现采用全部完工法等也可以达到递延收入的效果。通过对结算方式的策划使销售提前或滞后，达到使利润集中于税收减免期内的目的，享受最充分的税收优惠。

4、收益分配活动税收筹划

（1）用好再投资退税政策。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若将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退还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2）股利分配税收筹划。企业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股利政策对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的现金流量均有一定影响。用现金发放股利，股东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有一定数额的现金流出。而发放股票股利，无需支付现金，可以增加营运资金,相对扩大了所有者权益的数额,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也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还可以从股票价值增加量中获取收益。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兼并亏损企业达到整体税负减少的目的.

三、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与税收筹划的关系

（1）税收法规是理财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能否实现既定的财务管理目标，受内部管理决策和外部理财环境两方面的制约。在全面税收约束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能否实现既定的财务管理目标，受纳税成本的制约，企业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纳税成本与企业收益的此消彼长关系，所以税收筹划应该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财税管理论文篇2

1、税权分配高度集中我国采用典型的中央集权税收制度，那么高度集权也是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特点。我国有着辽阔的地域，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够平衡，中央集中税权，地方没有足够的税权管理权限，那么就无法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对财政资源进行配置，容易影响到地方财政收支以及公共服务的安排。另外，高度集中税权分配，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地方积极性受到影响，无法规范的管理等。

2、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需要进一步强化我国在税收管理方面有着较多的法规，却没有较多的法律，通常是按照暂行条例的形式来颁布税收行政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法制建设。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明确划分税收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没有法律依据来实施税收管理体制。税收行政人员在监督、审查以及侦察等方面的权利比较缺乏，税收执法的专业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划分事权，大多都是国务院向社会税收管理权限，在规章制度中设置了相关的规定，无法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没有法律支持，那么实施效果就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3、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不力在财政税收监管方面，相关的法律规范不是很完善，无法有效的监督管理偷税、漏税等行为。另外一个方面，还经常会有管理不力或者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出现于财政税收监管人员身上，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我国开始大力改革机构，在较大程度上裁减了人员，监管团队没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积极性，经常会出现一些消极怠工等问题，对于财政税收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二、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措施

1、对税收管理权限适当的下放我国除了要对中央税权进行明确之外，还需要充分考虑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适当的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在税收的立法权方面，对于中央的税种必然是中央立法，对于地方税种，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都是不错的选择。其次，要紧密遵循国家统一税收政策，地方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税收政策。但是，中央放权的程度需要合理把握，如果下放过大的权利，就会出现滥用权利的问题。

2、对税收管理体制立法工作进行强化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便科学的划分我国税收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比如，在调整和变更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过程中，就需要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代替采取其他的手段。要严格依据法律来实施税收管理体制的权限，促使实施过程中法律的权威性和高效性得到强化，避免因为执法人员人为因素的作用，对税收的正常进行以及公平性造成影响。

3、将税收方面的政策、制度以及法规等贯彻执行下去要对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进行健全和完善，充分依据中央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各个地区结合具体情况，对相应的财政税收管理实施细则进行构建，以便对税收管理和税收收入的分配合理规划，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权责和职能等进行明确，对税收执法力度进行平衡，促使各个地区的企业和个人都能够依法纳税，实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对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平衡作用。

4、对税收监管力度进行适当强化要对税收考核机制进行科学完整的构建，大力考核税收征管质量，对税收征管质量方面的相关指标进行增加，如查补入库、准确率等。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培训、深造等，促使税收监管人员的素质得到提升，培养一支优秀的专业队伍，保证其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有着较高的专业能力水平，对税收监管人员的综合协调能力进行提升，要严格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进行税收监管，避免出现违法违纪问题。另一个方面，还需要大力培训和指导税收管理人员，促使其对知识结构不断的优化，提升他们的组织能力，更好的服务于人民，以便更加顺利的推进财政税收管理工作。

5、对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进行构建通常情况下，中央财政部可以利用专项支付和一般支付来划分转移支付的款项，在支付方式上，需要综合应用两种支付方式，以便对资金合理分配，另一个方面，资金来源也可以得到稳定。中央财政部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对转移支付款项的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对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调整，并且对一般性支付的比例适当提升。其次，对于转移支付需要资金的来源，可以将分享增值税以及返还财政税收等两种方式应用过来。最后，还需要对资金分配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以便公平公开合理的开展财政税收管理工作。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顺利开展财政税收工作，就需要对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进行健全和完善；在完善过程中需要从大局出发，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将科学发展观给深入贯彻落实下去，促使我国财政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给科学开展下去，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财税管理论文篇3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以国家税收政策为导向，在国家税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筹资、分配等活动进行精心的事先筹划和安排，以达到企业的税负最低，企业的税收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行为。税收筹划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必须是符合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生产经营筹划行为，不得是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

2.时效性。因为国家的很多税收优惠制度都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的，所以税收筹划就要抓住时机、灵活反应，充分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的有效期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安排。

3.选择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着多种方法可供选择时，例如企业是选择分期付款还是立即全额付款；存货是采用先进先出法还是后进先出法核算等可选择的多种方案时，企业的税收筹划应选择能够使企业税负最低的方案。

二、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

1.税收筹划有助于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企业税额的支付是资金的净流出，而没有与之配比的收入。在收入、成本、费用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税后利润与纳税金额此消彼涨。税收筹划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成本，企业在仔细研究税收法规的基础上，按照政府最优惠的税收政策安排自己的经营项目、经营规模等，最大限度利用税收法规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无疑可以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2.税收筹划有助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税收筹划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与企业的投资、融资、分配活动都有关系，如企业是采用发行债券融资还是发行股票融资，因债券利息是税前支付，而股利是税后支付，两种方案企业的税收成本是不同的，这就需要进行税收筹划，选择能使企业现金流最优的方案。而税收筹划的实现，需要企业建立健全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同时，制度需要人来制定和实施，这也就要求企业拥有既懂财务，又精通税法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可以正确进行纳税调整，正确计税，这一方面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节节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3.税收筹划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纳税意识。税收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税收筹划是企业纳税意识增强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企业进行税收筹划采取的是合理合法的方式，通过研究税收法律规定、关注税收政策变化、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应该说能够这样做的企业的纳税意识不但不弱，反而是相当强，这样做的企业不但获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还增强了自身在税法指引下的纳税意识。

三、税收筹划实现的基本策略

因为企业缴纳的税款是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之积得到的，所以税收筹划的基本策略应该为降低所得额、选择低税率、或推迟纳税。而降低所得额可以从收入和成本两方面进行控制。下面笔者就税收筹划实现的基本策略分别进行论述:

1.收入控制法。收入控制法是指企业通过合理控制收入，相应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或拖延纳税义务，以达到减少税负的目的。收入控制又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利用公允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设置收入时点，例如采用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企业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企业可通过分期期间的设置来控制收入实现；又如带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企业可通过设置销售退回的条件，估计退货可能性，从而控制收入确认，能够合理估计退货可能性的，则确认收入，不能估计退货可能性的，则不确认收入；再如建筑行业，企业应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收入；则企业就可以通过合理设计完工进度，来控制收入的实现。完工程度的设计对整个建筑施工企业利润的实现至关重要。二是利用税收优惠，合理筹划企业发生纳税义务的时间，企业应尽可能多的将利润实现在减免税期，例如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的所属年度起，第1至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至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又如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起第1至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至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①；则从事这些项目的企业就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采用多种营销手段，在减免税期多实现利润，在以后期间少实现利润，以获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好处。三是利用总分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进行应税地点筹划。因为分公司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总公司汇总缴纳的，因此企业可将总公司设在经济特区、免税区等税率较低的地区，以获得整体税收成本的降低。

2.成本控制法。成本控制法是指企业通过控制收入的抵减项成本，来减少所得，降低税负的税收筹划方法。成本控制法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存货计价法。企业的存货成本可以按照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核算，在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下，企业销售成本是不同的，则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来降低税负。二是调整折旧法。企业的折旧方法有年限平均法也有加速折旧法，如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法在生产经营的初期折旧费用较多，后期折旧费用较少，则企业就可以在财务管理制度中设置折旧制度，来调节费用，从而达到税收筹划节税的目的。三是费用分摊法。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中的辅助生产费用的分摊具有多种方法，如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和按计划成本分配法，企业可以经过测算每种方法之下辅助生产费用的金额，进而选用利益最优，最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3.低税率或低税环境选择法。低税率或低税环境选择法是指将在低税率的地区、行业创办企业或低税率的国家重点扶持的产品或项目上投产。目前我国对设立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在2008年之后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还有我国对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设立的企业都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2010年12月31日以前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广播电视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低税区不仅能使企业直接获得低税负的好处，还在减少纳税环节、优化税收环境上吸引着企业，因此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4.资金成本和用资费用综合考虑法。企业在扩大生产经营过程中难免需要筹资，而筹资就需要比较各种资金的成本。一般情况下，发行普通股的资金成本大于发行债券、借款的资金成本，而在用资的时候，发行债券、借款均有财务费用，而发行股票则没有财务费用，因此企业税收筹划时需综合考虑各种资金的资金成本和用资时的财务费用，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的一种筹划方案。

四、营改增之下的税收筹划

营业税改增值税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减税。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每月企业需有可以抵扣增值税销项税的进项税，方才可行。因此营改增之下企业的税收筹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纳税人身份的筹划。营改增之后，企业可筹划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企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1%，现代服务业企业增值税税率为6%，而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中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3%，因此企业可通过纳税人身份的筹划，来获得最低税负。二是重新规划业务模式。如某原缴纳营业税的邮政业一般纳税人企业，原营业税率是3%，营改增之后，其增值税税率为11%，那么企业就必须和上游的信封、包裹印刷厂和货运委托方谈判，调整材料印制成本和运费，并取得增值税进项税发票，才能抵减甚至完全抵消增加的税负。三是在业务合同中进行税收筹划。例如企业可以在业务合同中对于服务价格的确定、折扣方式的运用、区分含税价和不含税价、是否有价外费用都可以进行筹划，从而选择会对企业的增值税产生影响的最佳方式。

五、税收筹划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防范

在实施的过程中，税收筹划也存在着失败的风险，税收筹划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熟悉税收政策，滥用税收筹划，不依法纳税而被税务机关补税和罚款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只注意到税负降低的好处，但却忽视了整体成本的上升，不当的税收筹划导致了整体成本的上升大于税负降低的好处的风险。防范税收筹划风险，主要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税收筹划，牢固树立风险意识；二是认真研读税法政策，及时掌握税收政策的新变化；三是科学设计税收筹划方案，选择对企业整体利益最优的方案。

六、结束语

总之，在现代社会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要改善生产经营管理、加强财务管理，认真学习税法知识，科学进行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增加企业整体利益，同时树立风险意识，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财税管理论文篇4

1建立和完善新的财政体制

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之下，进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的前提是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所谓分级分权，指的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实行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税收的调节，在分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间增加我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使中央政府的支出力度增加，减少财政管理问题的出现，对财务进行统筹管理，同时要切实的缓解地方政府财务管理自身所带来的压力，对于行政改革过程中的人员精简所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权力的前提下对地方财政的自由进行相应的控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实现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2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搭配有条件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些资金分配方法比较合理的省市要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自身的比例，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使移动支付资金的来源愈来愈稳定。同时对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科学、透明和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3以制度创新保证管理体制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制衡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效的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工具的成本，相应的农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免除农业税等一些税收项目，还要及时的调整税收结构，同时正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这是发展我国特色经济的重要途径。合同制是完善我国地方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重要创新手段，因此将合同制纳入到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之中，既能提升我国地方财政税收的自，还有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人们一直在倡导进行体制改革的进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因此，为了开展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就必须要以加强中央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合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4注重国税和地税的协调

国税和地税，都是国家的税务机构。其中国税归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而地税归省（市）地税局垂直管理。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税务征收的范围不同，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税务机构的作用，必须协调好地税和国税之间的关系，健全地税和国税的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由于我国近年来不断的进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我国的相关省份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税收征管机构，这些机构是将地税和国税分开的，地税机关和国税机关之间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当地税和国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不同时，两种结构应当进行充分的探讨，尽力的解决问题，以实现地税和国税的协调发展为主要目的。同时，政府要将相应的财政关系进行规范，对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健全，对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责任进行明确，对于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充分的完善，以事权和财权相互匹配为重要原则，健全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于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履行好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责任，对于地区性的公共服务支出要由地方政府来负责，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必须分清楚这些服务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的支付规模，增加对财政困难的城乡建设力度。

二、总结

总之，我们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下，应当充分参考国内外的财政税收管理经验，做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工作，以保证我国改革发展的稳定进行，在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加快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新的财政体制度的同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在制度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的前提下协调好国税和地税的关系。使财政税收管理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

财税管理论文篇5

提要：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我国财政理论的变化进行综述，突出我国财政体制理论形成的特殊性，重点归纳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对我国“分税制”体制理论产生的影响。

由于“国家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财政本质这一财政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对财政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关注的比较少，所以，作为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体制，在我国的财政理论中缺少比较系统的论述，更多则是体现在财政实践中“原则论”指导下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以及对运行状况的评价。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选择了以国家为决策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资源，也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中国特有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的财政体制“原则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财政学者借鉴财政联邦制对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实践中，财政体制的“原则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建国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发展：大一统的财政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理论尚处于摸索期，还没有形成自有理论体系，在财政实践中，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也是高度统一的，强调的是国家财政活动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尽管针对地方财政缺乏积极性的问题，一直在探讨如何克服财政体制的过分集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领导”始终都是作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罗毅，1951）设置专节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和收入关系问题，但未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财政理论基本出现在国家的政策决策以及领导人的论著当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像这样多，情况像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实际上是规定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财政管理体制的适度分权，而计划经济下的这种分权只是行政性分权（吴敬琏，2004）。1964年出版的《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许飞青、冯羡云，1964）对我国的财政体制问题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在这两本专著中，分别论述了财政体制的概念、体制建立的原则、收支划分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地区财政体制问题等，并对财政体制建立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取得了一致。许飞青还对中央与地方集分权的数量界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开”、“收入对半开”、“地方经济建设支出不超过50%”等观点，开创了我国财政体制从经验数据上总结数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性分权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自建国至1979年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较为分散又到集中的过程，但其基本形式没有多大的改变（杨之刚，1999）。

二、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理论发展：包干制与分税制之争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我国的财政理论界也逐渐认识到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总结以往计划型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着手探索市场型财政体制模式。“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规定、制约着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的经济关系。因此，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之一”（贾康，1987）。中央的“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单项分步进行的，先后实行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制’，两步‘利改税’等政策”（王绍飞，1988），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还未能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刘溶沧，1987）。此时的理论界已经受西方财政理论的影响，提出按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即“利改税后，企业只按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不再按隶属关系向各级主管部门上缴利润，这就必然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划分向划分税收的方向转化”（马国强、吴旭东，1985）。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客观分析了“包干制”的弊端。贾康认为，财政包干制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强化了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的“诸侯经济”倾向，客观上助长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膨胀，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导致国家财力的分散。1986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的破产，但财政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财政体制改革的探讨，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分权的弊端和各层次经济活动当事者的行为，认为“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不宜久存”（楼继伟、肖捷，1987）。张馨认为，分税制基本上可以解决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财政工作的财政体制难题，他还分析了分税制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例如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财政收入中税收的地位、地方公债发行权等问题。由此，他主张应该分阶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改革。刘尚希则依据财政体制应与经济运行相融合的理论，提出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并对发达经济区域和落后经济区域在职权配置、收益形成、企业和政府关系、收支划分方法等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区域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刘尚希，1991）。刘黎明、刘玲玲、王宁还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财政包干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所形成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进一步揭示分税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与西方的财政联邦制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后，张馨还将我国建国以来的财政体制理论概括为“体制原则论”，主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实质上是“国家分配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张馨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演变趋势，市场经济要求中国的财政体制向分级独立的财政体制模式转换，但原则论强调各级财政收支都要纳入国家预算，因此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也需要借鉴西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三、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的理论发展：“分税制”应不断完善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体制的弊端，陈共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若干辅助税种的较规范、完整的税制体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合理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既保证了中央集中适当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并且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有利于实行有效和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陈共，2005）。但寇铁军认为，分税制的基础缺乏科学性，税收返还和补助制度尚不规范，尤其是体制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按照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痕迹，改革的渐进性也致使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以及整个改革只在增量上做文章，并没有触及存量问题。针对财政实践中现行“分税制”所存在的问题，财政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

1、从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来看：张馨从双重财政结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的财政体制不仅应该分税，而应该分税与分利相结合，这一观点是基于我国拥有众多的国有资本而提出的。寇铁军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形成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分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谢旭人也指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是实行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从国外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事权可以下放，但财权相对集中，中央或联邦政府集中部分财力，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分开，税收征管机构分设，财政资金采取规范化的分配方法。

2、从地方的财政自来看：由于中西财政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地方财政的独立程度不同”（张馨，1993），所以许多学者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放在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赋予和地方税体系的建立上，目的就在于扩大地方财政的自，以符合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性。杨之刚认为，地方人大应具有独立的地方税立法权，对地方税税基的计算、税率的制定以及征收办法等，地方人大应该有一定的自，但不得不侵犯全国性的税法和国税税基，或者“税收基本法和税收征管程序综合立法归中央专属，至于税收实体法及税种具体征纳程序法，则可视情况划归中央或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孙开，2004）。邓子基提出了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近期、中期以及远期目标，他认为近期目标是构建以营业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并对一些辅助税种进行调整；中期是要建立以所得税、财产行为税为双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设计应重点放在资源税、环保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种上；远期目标就是建立以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辅助税种的配置则应着重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循环经济确立的行为类税种上。

3、从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角度来看：寇铁军提出，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是由转移支付多重目标和多样化手段所组成的，并借鉴OECD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式，论述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的模式选择、若干重要因素以及技术性问题。杨之刚和马栓友也在比较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后，指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以平衡补助为主，注重财政分配的横向和纵向平衡：建立制度初期，应以较低的公共服务水平均衡为目标。财政理论界在以国际视角提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差异的同时，也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从1995年到2000年，考虑各地方转移支付因素时的地区经济收敛系数反而比不考虑该因素时的收敛系数小，说明转移支付并没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即转移支付没有取得均等化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的不科学、不公平”（马栓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对无条件拨款和专项拨款的使用界限不清，专项补助多固化为对某些地区的固定补助，项目繁多，且疏于管理”（李齐云，2002）。而且，对均等化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其测算方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转移支付办法中对标准收入的确定虽采用了公式法，但是只有本级标准收入采用了税基和税率的办法，所占比重有限”（李晓红，2002）。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王绍飞.明确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加快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J].中国财政，1988.2.

[3]陈共.1994年税制改革及分税制改革回眸与随感[J].地方财政研究，2005.1.

[4]寇铁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1995.12.

[5]张馨.我国财政体制的双元模式[J].国有资产研究，1996.3.

[6]谢旭人.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研究，1994.1.

财税管理论文篇6

现任长安大学纪委副书记兼审计处处长，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为中国交通会计学会副会长，陕西财务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方面的理论教学与学术研究，以及公路交通领域投融资管理与财会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有关税务会计方面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天津财经学院的盖地先生在1986年率先撰文，提出了建立中国税务会计体系的设想[1]。按照盖地先生当时的认识，税务会计，或工商企业税务会计，属于应具有完整体系的一门会计学科。辽宁税务专科学校的徐龙力先生在1989年撰文讨论了税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该文中，作者通过与企业会计的比较，将税务会计界定为一种专业会计[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税务会计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底为止，仅中国知网收录的涉及税务会计问题的论文就有1264篇，另外还有大量的税务会计著作或教材问世，成为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北京会计学院的于长春先生和天津财经大学的盖地先生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编著出版的《税务会计研究》，将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对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近年来国内有关税务会计的理论研究，似乎有些停滞不前；大量论文呈现的是雷同的观点和思路；一些涉及税务会计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至今仍没有取得学术界的共识；对税务会计模式似乎也存在着理解和界定等方面的偏差。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税务会计与税务核算

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属于税务会计问题还是税务核算问题，涉及到税务会计地位的界定。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大多数作者似乎都主张，税务会计属于独立于财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并驾齐驱的会计专业领域。这意味着，税务会计应具有区别于财务会计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对税务会计的另一种认识是：税务会计是指财务会计框架体系下专门针对税务这一特殊业务的会计，就如同成本会计、租赁会计、公司会计等称谓一样。对此，对税务会计行为的规范，中国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都是通过会计准则（含财务报告准则，下同）来进行规范的。为了区别于独立于财务会计的税务会计专门领域，本文下面将财务会计框架下的税务会计核算界定为“税务核算”。但税务核算问题似乎并不属于目前有关税务会计问题研究的关注点。

本文试图引入“税务核算”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通过企业会计准则来规范税务核算行为的，这实际上仍是在财务会计框架内规范税务核算行为，意味着税务会计仍是财务会计的一部分。目前企业会计准则中对税务核算行为的规范，基本上都是对所得税核算行为的规范。例外情况是：英国会计标准委员会（ASC）曾在1974年4月了《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5号：增值税核算》（SSAP 5：Accounting for Value Added Tax），并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过两次修订；新西兰财务报告理事会（FRSB）曾在1994年4月了《财务报告准则第19号：货物与劳务税核算》（FRS-19：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并替代了1986年6月的《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19号：货物与劳务税核算》（SSAP-19：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AASB）于2009年11月12日了修订后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解释第1031号：货物与劳务税核算》（Accounting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ax）；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AcSB）下设的紧急问题委员会（EIC）也曾过有关货物与劳务税核算的解释。这些准则或解释中涉及的规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对VAT和GST是否在利润表中列报的规范；（2）对VAT和GST是否计入相关资产价值的规范。

许多理论工作者对税务会计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但总体来看，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仍不尽人意。大量论文研究的初衷都是税务会计问题；但讨论的具体问题似乎应归属于税务核算的范畴。按照于长春先生的理解，“我国倾向于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的道路，但既不同于美英的完全独立模式，也不同于法德的完全统一模式，而是以财务会计信息为基础，在申报纳税之前依税法要求进行调整”[3]，这实际上是将税务会计作为财务会计领域内的一项特殊业务核算事项。目前相关文献中存在明显的混淆税务会计与税务核算的倾向，这对建立与完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难免会造成不利影响。

三、税务会计模式与税务核算模式

笔者发现，大量文献中有关税务会计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财税合一”的会计模式以及“财税分离”的会计模式[4]。这也许混淆了税务会计与税务核算的关系。

如果要建立独立于财务会计的税务会计体系，则意味着税务会计应具有不同于财务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体系。税务会计核算应完全服从于提供纳税信息的需要，按照相关税法的规定组织核算只能是税务会计的唯一选择。

对此，有关“财税合一”和“财税分离”模式选择的讨论，实际针对的并非是税务会计，而是税务核算。

四、有关税务核算模式的讨论

（一）有关财税合一税务核算模式的讨论

在一些国内外文献中，财税合一的税务核算模式又被称之为“税法导向型核算模式”，被认为是会计立法的国家，例如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等国家普遍采取的核算模式。这也许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述。

笔者认为，税务核算不可能脱离税法的规范。无论采取哪种核算模式，企业都需要按照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将纳税义务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负债。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1）依据税法规定企业向客户代收取的税款以及需要缴纳的税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需要分别确认为企业的收入和费用？如果不需要，则不存在“财税分离”的需求；“财税合一”模式是必然选择。

（2）如果需要确认为收入和费用，依据税法规定企业向客户代收取税款以及确认纳税义务的期间，是否与企业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确 认收入和费用的期间一致？如果一致，也不存在“财税分离”的需求；“财税合一”模式也成为必然选择。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有关税务核算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所得税的核算上，基本不涉及其他税种。因为其他税种纳税所涉及的核算行为，基本上都符合以上两种特征：一是确认的纳税义务与企业损益无关，例如企业确认的缴纳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等直接计入资产价值的税种以及属于代缴性质的增值税；二是收取并确认纳税义务的税款虽然也计入当期损益，但确认纳税义务的时间和计入损益的时间是一致的，例如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

（二）有关财税分离税务核算模式的讨论

如果赞同以上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则可以认为，有必要实行财税分离核算模式的税种，在主要税种中应当只有企业所得税。对此，国际会计准则、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会计准则以及中国会计准则中主要是通过出台所得税准则，对企业所得税的特殊核算行为进行规范。

企业所得税核算选择“财税分离”模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得税法的导向，而是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中国，按照1993年以前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规定，企业缴纳所得税属于利润分配的范畴，与企业损益无关，对此所得税核算模式只能是“财税合一”；如果会计核算制度规定将企业所得税计入损益，通过所得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说缴纳义务确认的时间与所得税计入损益的期间不存在差异，则其会计模式也不属于“财税分离”。1994年6月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会字[1994]第25号）中不仅要求将所得税计入损益，而且采取了计算确认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这意味着按照所得税法规定确认的应交所得税与按照会计核算制度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之间存在着时间性差异，实际上也就初步确立了“财税分离”的所得税核算思路。2006年2月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以下简称“CAS 18”）中进一步明确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以及所得税费用确认与计量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财税分离”的所得税核算模式。

但企业所得税核算尽管是“财税分离”，仍是在财务会计框架内通过会计准则来予以规范的，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与财务会计分离的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体系；如果在财务会计框架内通过专门的规范能够满足税收这一特殊业务核算的需要，税务会计也就没有必要脱离财务会计单独成科。

如果研究认为增值税费用化具有必要性，并且按照增值税法规定收取并确认增值税缴纳义务的时间与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损益的期间不相一致，则增值税核算采取“财税分离”的模式或纳入税务会计的范畴也将成为必要。

五、所得税会计独立成科的思考

如果赞同以上观点，不考虑增值税费用化的问题，则建立独立于财务会计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讨论，应当主要围绕着所得税会计展开。

目前在财务会计框架内进行的所得税核算的基本原理是：将财务会计核算形成的税前会计利润（即中国会计准则中的利润总额，下同）通过必要的纳税调整形成应纳税所得额，以满足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需要。

无可置疑，会计准则规定是核算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7号）中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和当时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制度中对计算税前会计利润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的数据，可直接从会计报表中获得。这样，可在税前会计利润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永久性差异，作为计算所得税费用的依据；再通过调整时间性差异，计算确认应纳税所得额，作为计算确认应纳税额的依据。既然可以在财务会计框架内通过特殊业务核算方式满足企业所得税纳税核算的需要，就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独立于财务会计的所得税会计体系。

2006年2月CAS 18的印发以及200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开始对税务会计单独成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CAS 18的规定，企业应当在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确认当期所得税费用；并通过暂时性差异的调整，计算确认应计入当期损益的所得税费用。如何取得应纳税所得额的数据，CAS 18中并没有明确。而《实施条例》中对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规范，导致通过财务会计账簿获取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数据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开始体现出其必要性。

首先，《实施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导致很难通过税务核算来获取资产计税基础的相关信息。例如按照CAS 21的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入账；而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额为计税基础。按照CAS 4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以入账价值为依据；而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以计税基础为依据。按照CAS 4的规定，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一般需要计入当期损益；而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大修理费用，需要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的计税基础，并按照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这就对单独设置所得税会计账簿来核算资产的计税基础提出了要求。

其次，《实施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也导致很难通过税务核算来获取扣除项目的相关信息。例如，按照CAS 8等准则的规定，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应计入当期损益；而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这些费用不允许税前扣除。按照CAS 17的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借款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才允许税前扣除…。直接从财务会计账簿中获取扣除项目相关信息出现的困难，也对单独设置所得税会计账簿核算扣除项目提出了要求。

对规模较小或者经营业务不多的企业而言，也许在财务会计账簿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对账项进行必要分析进行纳税调整也许并非难事；但对于一家经济事项种类和数量繁多的大型企业来说，在会计期末要求严格按照《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精确的纳税调整几乎没有可能。目前粗放式的征税管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纳税调整存在的实际 问题；如果要进一步推行精细化征税管理，并为税务机关的征管人员提供税务监查的便利，通过单独设置所得税会计账目，使所得税会计单独成科也许是理想选择。

六、所得税会计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

目前有关文献对税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税务会计概念框架，具体包括税务会计目标、税务会计主体、税务会计假设、税务会计基础、税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税务会计要素、税务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税务会计报告等内容。这些研究无疑对构建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主要局限性是，相关研究没有进一步向构建税务会计核算体系作出必要延伸，导致在形式上研究的是税务会计理论问题，而实际研究内容仍停留于财务会计框架内的税务核算。

笔者认为，所得税会计框架体系的构成，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的界定：

（一）所得税会计的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所得税会计的目标。盖地先生曾认为，可以将税务会计的目标划分为基本目标和高层次目标：（1）依法纳税；这属于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对此，税务会计需要向税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提供纳税人是否依法及时、足额纳税的信息。（2）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用于决策的相关信息；这属于税务会计的高层次目标。税务信息使用者具体涉及到税务机关、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和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5]。

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值得商榷。首先，税务会计也许无法履行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职责，只能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通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形成的纳税义务以及是否履行了纳税义务的相关信息。其次，纳税主体是否有必要向除了税务机关以外的其他外部关系人提供税务会计信息，相关方面是否对纳税主体提供的税务会计信息有兴趣，纳税主体应以怎样的方式提供税务会计信息，还缺乏相应较深入的研究。

（二）提供所得税会计信息的载体：所得税会计报表

笔者主张，为提供税务会计信息编制的报表，应当包括所得税收益表和计税基础表。

（1）关于所得税收益表的构建。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与企业所得税相关的报表只有《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由于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制度无法直接提供应纳税所得额，国家税务机关只能要求企业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通过适当调整来计算确认应纳税所得额。由于以上分析的原因所致，要想从企业财务会计账簿中通过相关调整来获得准确的应纳税所得税的数据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目前在企业所得税征收环节的粗放式管理，淡化了对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要求。

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思路，是按照所得税会计的要求构建所得税收益表，要求纳税人通过所得税会计的科学核算来提供确认应纳税所得额的准确信息，包括企业总收入、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应纳税收入、扣除项目等。

（2）笔者认为，编制计税基础表的主要目的是依据税法的规定提供资产计税基础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相关资料。由于资产计税基础和负债计税基础是计算确认扣除项目的主要依据，计税基础表提供信息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应纳税所得额核算的质量。

如果赞同所得税会计单独成科的设想，在现行会计管理体系下，则有必要由国家财政主管部门和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共同规范税务会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

（三）所得税报表构成要素

所得税报表的构成要素可包括所得税收益表的构成要素和计税基础表的构成要素。

所得税收益表的构成要素包括：

（1）应纳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应纳税收入，反映了纳税主体在纳税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扣除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后的差额，即：应纳税收入=总收入―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2）扣除项目。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扣除项目，是指纳税主体为取得应纳税收入而发生的各项支出。这些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除了相关支出以外，税法还规定以前年度亏损也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如果将税法允许扣除的以前年度亏损也包括在扣除项中的话，则其不构成单独的税务会计要素。就如同财务会计要素中的利润要素，包括了利得和损失。所以利得和损失不构成单独的会计要素。

（3）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收入，减去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即：

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收入―扣除项目（含税法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所得税计税基础表的构成要素包括：

（1）资产计税基础。企业所得税法中的资产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

（2）负债计税基础。企业所得税法中的负债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额。

（3）净资产计税基础。虽然税法中没有该概念的表述，但从税务会计的角度可考虑建立净资产计税基础的概念，体现其会计平衡式为：资产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净资产计税基础。

（四）所得税会计科目

所得税会计科目是按照所得税会计核算的需要对所得税会计要素所进行的明细分类。如何设置所得税会计科目，应取决于所得税会计核算的具体需要。

（五）所得税会计凭证

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应当是所得税会计核算所需的原始凭证。笔者认为，所得税原始凭证可包括以下两类：（1）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提供应税劳务向客户开具税务发票的记账联，以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取得的所得税法允许作为扣税依据的税务发票；（2）纳税人自制的所得税法允许作为扣税依据的原始凭证，包括员工工资薪金计算单、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无形资产摊销计算表等等。

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按照国务院对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企业会计主体购买货物或接受劳务，应将取得的税务发票作为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的主要凭据。这意味着，现行体制下的税务发票，构成了企业财务会计的主要原始凭证。如果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立，并且将税务发票作为税务会计的原始凭证，则有必要重新界定财务会计的原始凭证。

如果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立，也需要通过设置相应的税务会计记账凭证来发挥其相应的功能。

财税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汶川地震；财富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夏德根.市场制度中的市场文化（N）.人民日报，2003-12-29.

[2]胡海鸥.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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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卡普兰著，吕长江译.高级管理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财税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财会；税收；问题；策略

收的收入是一项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的经济手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纳税是企业在盈利的同时应该履行的社会义务，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企业的财会税收的管理还是会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针对这个研究课题进行了论述。

一、加强企业税收管理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降低税收的成本

税收是一项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的经济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为了满足国家政府部门的财政需要，更好的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加强企业的税收管理，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或者节约税收成本，明确税收的制度，也能够使企业减少税收的处罚，从而节约企业的可利用资金。

（二）有利于提高管理人员的税法观念

企业的财会税收的管理人员是企业税务进行的主体，随着税法的不断变化，加强企业的税收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加强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思想素养，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税法观念，从而提升企业财会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水平。企业加强税务管理，要求财会人员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避免出错。

（三）有利于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

通过加强企业的财会税收管理，有多种方法，常见的有根据国家的优惠的税收政策，进行合理的投资或者技术升级。然后在强化了税收的管理后，就有更加充足的资金来进行对新设备或者技术的引入，从而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合理的安排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有效的提高企业的发展前景。

二、企业财会税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偷税漏税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偷税漏税是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的普遍是由于国家并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导致一部分人利用法律的漏洞来为自己谋求利益，损坏了社会的氛围。另一个方面，也与企业自身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如果企业有严格的制度条例，这种情况也不会如此多。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对税务的虚报或不报的现象，以及虚开票据等。

（二）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企业内部的制度也在不断的更新，但是不少的企业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发展的不足，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制度，经营权与所有权的集中很容易导致管理与执行的矛盾。另外，企业的管理阶层存在问题，会有任人唯亲的现象，又由于各种原因，招收了不专业的人才，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危害其正常运转。

（三）与政府缺乏沟通

很多地区的监督管理部门是隶属于当地政府的，但也有一些地方是独立存在的，这样就缺少了与政府的联系，不同的择用标准也会使企业的生产可能与国家规定的标准所不相符合，这就是与政府交流不畅的后果。如果企业一味的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发展，而忽视了政府的现实需求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企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三、解决财会税收问题的有效策略

（一）强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

要解决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强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而不能只依赖于政府的管理。首先，应该把企业的财会监管工作落实到企业日常运行的每个方面，减少虚假的财务记录。然后，企业还需要对具体的财会工作进程细化管理，确定每个企业部门的支出和收入。最后，企业还应该加强对纳税申报的监管工作，要保证在允许的范围内保障企业自身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合理收入。

（二）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

现实表明，传统的企业的管理制度已经不适用与现代的企业发展状况，因此，合理的改进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必须。企业应该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财务制度的改革，确定企业在市场上的总体地位。企业在改革的时候，应该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市场上的发展状况，进行适应潮流的企业改革。充分的调动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更好的完成税收任务。

（三）建立企业和政府的交流机制

基于当前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交流的情况，应该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机制，尽量避免企业在发展的时候会出现不符合国家政策的情况出现。企业在改革的时候，要建立必要的税收组织交流机构，用于与政府的交流沟通，既保证企业经营的合理性，又能够提高自己的发展水平。

四、小结

本文先叙述了企业加强税收管理的必要性，然后从偷税漏税、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与政府缺乏沟通三个方面论述了企业财会税收管理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强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和政府的交流机制。

参考文献：

[1]任子芳.试论企业财会税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2，12，23.

[2]王燕.试论企业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现代经济信息，2013，07，23.

[3]陈冠学.论企业财会税收存在的问题剖析及解决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6，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