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近代西方科学以其区别于经院哲学和宗教教义的崭新面貌，宣告了人类探索知识的新视角的出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发展，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何种理论是科学的、非科学的、伪科学的？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划界。评价一个理论是好的、不好的？为进行这些评价建立一些标准或拟标准，这些问题是科学哲学家和各学派都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逻辑实证主义观点

逻辑实证主义本质上从经验主义观点出发, 运用现代逻辑分析把科学哲学看作“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作认识论的主要部分或分支。他们提出了著名的“ 证实原则”,并依据这种原则来抽象的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 来静止的进行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但是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就陷入了内在矛盾中: 一是有限经验不能上升到一般; 二是经验观察不具备绝对性和独立性。这使科学哲学走向“ 批判理性主义”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真正衰落后才使人们得以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形下，对科学发现的行为是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逻辑所涉及的只是证明的前后关系。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猜想和批判构建了科学进化的逻辑形态。 批判理性主义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构成反对或反驳一个理论的最终裁决者。一个理论要成为科学, 它必须是可证伪的。证伪主义通过用证伪来取代证实,是对传统经验主义的一种批判，从可证实性到可证伪性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打破了科学即真理的神话, 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二、证伪主义观点

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科学发展观上认为科学发展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科学理论的更替。旧理论不断地被，被新理论所取代的过程。猜想是科学应具有的创造精神，批判和否证则成为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过批判、否证、竞争得来的科学，生命力旺盛，进步也迅速。而传统的对科学发展的看法是认为科学知识是不增加的，发展是一个直线的，知识累积的过程。这是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大众所接受的。但它们同时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库恩从科学史的研究出发，提出了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对发展观的片面性。他认为，归纳主义忽视了科学史中科学革命的阶段；证伪主义则片面的以科学革命阶段来代替整个科学活动，而忽视了科学中受传统束缚的常规活动。真对这两种理论的片面性提出了自己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看法。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由一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是非常科学或科学革命的插曲。这是科学进步的中断，常规科学传统是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一理论包含着研究方法和技术，它指定什么疑难问题要加以研究，并指出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库恩称这样的理论叫做“范式”。基本概念是：在一个时期内给科学家集团提供模范问题与解决的普通公认的科学成就。

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形成

拉卡托斯修改波普尔的朴素否证论、吸收库恩的范式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思想，提出了肯定科学理论具有内在整体性结构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科学哲学理论。精致证伪主义认为经验的破坏的反驳并不能淘汰一个理论，任何一个理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朴素否证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用理论系列的概念取论的概念。拉卡托斯将这一理论系列称为科学研究纲领，他指出只有以科学理论系列或科学研究纲领为对象，才能正确地理解和阐明科学的韧性和科学发展的继承性等问题。

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启发法与保护带构成。硬核指科学研究纲领的形而上学概念。启发法分为反面启发法与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禁止反常指向硬核。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 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保护带是指一系列论证说明硬核的理论和假说。出现反常时, 科学家通过调整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说, 使反常仅仅反驳某一个辅助假说, 从而保证硬核不被反驳。一个科学研究纲领，如果经过调整辅假设后经验内容增加或能对经验事实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解释，那么这就是一个进步的纲领，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纲领。

依拉卡托斯的观点是一个研究纲领的消失，是被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所取代了，而不是由于它们被事实所。同时他认为，在淘汰一个萌芽时期的研究纲领时要慎重。不要急于淘汰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研究纲领，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新的研究纲领往往不完善，这对于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正好相反，较之更加宽厚地对待年经的纲领。另外，对于原有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不要急于淘汰，在原有的已退化的研究纲领中有可能新生而转化为进步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体现的整体性思想，是西方科学哲学理论评价思想中普遍缺少的。这是拉卡托斯对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较为恰当的把握、规定了科学的范畴。最大进步就是他承认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有其共同的, 合理的标准。这就是他的科学进步的标准；承认不同的研究纲领之间也有共同的方法。这样, 他既克服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简单性, 也纠正了库恩的相对主义; 既坚持了科学的理性原则, 又引进了历史主义观点, 从而启发了人们对科学作逻辑与历史, 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理解。关于科学的划界标准,它得出适当的解决，但是所解决的并不是原来的划界问题，而是解决的在进步的问题转移和退化的问题转移之间划界的问题并非是科学的与非科学的陈述之间划界的问题。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企图把科学结构的逻辑模型与科学发展的历史模型统一起来做一种新的尝试。拉卡托斯认为自己的方法论模式比其它任何方法论模式都更符合科学史, 因而是最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它这一研究纲领吸取了证伪主义的批判性，却又避免了波普尔理论的脆弱性，它不是孤零零的一个理论，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理论，这样加强了“反常”情况挑战的集体搞击力和韧性。具有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可以说拉卡托斯的理论评价思想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一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参考文献：

［1］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李宝恒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年

［2］ 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3］ 申宁.浅析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技创业月刊 2011.2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2篇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摘要：管理科学研究是以最佳的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使系统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需求获得相对满足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是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综合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3篇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总是变化与发展的。不能将思维模式，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固化为教条，要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时间段，活学活用。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之间的关系，注重以实践创新理论，注重将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挥其基本与核心作用，让社会科学研究保证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有效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科学发展真正发挥它的服务功能。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现状，对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方法论进行探讨，就方法论产生的土壤，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以及方法论在欧洲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具体应用等展开比较系统的陈述，以期提供一个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平台，推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意识的培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49-06

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尤其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欧洲偏重于“人文”的批判性思考、而美国注重“市场”的实证特点，成为了人所共知的事实。近年来，关于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普及，形成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范式”。而关于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则鲜见于报章，学界对此也少有评介。作者认为，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重视以及“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偏向对推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对提高在校硕、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大有裨益。因此，对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方法论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本文中，笔者将就方法论产生的土壤，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以及方法论在欧洲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具体应用展开探讨，以期提供一个探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平台，推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意识的培养。

一、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传统

社会科学方法论（Methodology）是一套涵盖社会科学研究规律、性质、特点、功能、应用及效果评价的理论，是帮助研究者寻找方法、创造方法、运用方法和发展方法的一整套理论或者模式。方法论如同“工具箱”，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则可视为其中的各种工具，对工具箱的选取是一个战略问题，而具体选择哪种工具则是战术问题。

方法论传统之所以能深深根植于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且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一方面，就研究者本身而言，借用葛兰西（Gramsci　A）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将知识分子划分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和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两类，有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深深植根于社会的矛盾冲突之中，同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现实的纷争紧密相连的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创造阶层文化并使用本阶层的文化语言来表达思想，以期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变革。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有机知识分子随着阶级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而传统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自主、自治的群体，不受或很少受到现实政治、经济纷争的影响与干扰，也不曾尝试挑战现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层。他们具有很强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性，以知识的再生产和思想的创新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大学中的学者、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应该显著地区别于政策研究者、制定者，争做传统的知识分子，远离现实政治、社会的利益纷争，承担自身在文化传承、思想培育和知识创新上的责任，而新的思想的培育则源于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掌握。

另一方面，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指出，西方文明没有产生本土的宗教，但西方文明创立了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发源地都在欧洲。就欧洲的历史文化根源而言，欧洲社会与学术的发展伴随着文艺复兴洗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欧洲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不断地呈现出了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广场文化”，再到近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出现，最后到现代欧洲学者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私人自治领域”，欧洲日益发展的多元社会为欧洲的学者们提供了多元价值争论的土壤。多元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是多元思想、利益和群体的互动与冲突。尤其是欧洲从农耕社会进入了城市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们，相应地形成了许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团体、社群等。正是在这些不同群体及其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概念形成了，社会成为了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各种利益、思想、观念争辩与妥协的结果与产物。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价值观融于多元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问题研究方法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凸显个人价值和多元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欧洲社会科学也出现了从关注“事”到关注“人”的转变，从关注“事实”到关注“方法”的转变，从关注“What”到关注“How”的转变。

而相对于中国而言，正如白鲁恂（Lucian　W.Pye）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社会结构长期保持着国家与家庭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二者之间缺乏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概念。同时，长期存在的近乎绝对的等级秩序与相对单一的道德范式，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包容、辩论和交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社会”的意识凸显出来。社会科学研究在不断前进，但是很多年来将学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各种市场和政策导向的项目申请和学术评价体系削弱了学者独立自主的思想和知识创新的能力。目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引进国外社会科学中市场和经济导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当中，实证主义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但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局限于实证主义，而应该广泛引入其他理论范式，如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等。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一套很强的方法论体系，才能掌握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具体方法，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

二、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对范式的定义最初来自于托马斯·库恩，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的使用是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方法论在其中产生影响的重要体现。欧洲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主要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经验事实等五个方面。在下文中，笔者将以国际关系领域为例就这五方面问题分别加以介绍，并就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问题进行探讨。

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研究“存在”的学问。哲学史上，有关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观念的对立，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争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同的本体论主张大致分为两种倾向，即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而对这二者的不同体认和把握是中国和欧洲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差异。欧洲的学者大多奉行理念主义，十分重视理念、思想对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的影响。

认识论所涉及的问题是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以及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认识论的体现大体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的主体与所研究的客体处于怎样的关系当中；二是主体认识和解释客体应该经由怎样的途径。在哲学意义上，主体与客体这两个视角有着类似“二律背反”的特征，两者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中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方法论是一系列有关方法的理论与学说，欧洲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其研究范式当中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法论，例如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以及行为主义、诠释学、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

如果说方法论可以形象地比喻成工具箱，那么研究方法就是箱内具体的工具。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具体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方法作为欧洲社会科学范式的重要体现，在研究中充当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继承了欧洲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法与综合法、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case　studies）与历史分析法等，这些也都是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通用的研究方法。

广义地说，经验事实或经验知识是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普通知识。狭义地说，就指的是经验研究，即在对社会科学现实进行有目的的观察基础上取得科学知识的阶段。由于经验事实直接反映着社会科学中的具体事实及其之间的联系，因而其主要目的是获得观察资料和判明科学事实。在欧洲国际关系领域研究中，更多地体现在研究初期的经验积累和实证分析上。由于欧洲学者更侧重于理论的机理分析，因而经验事实更多地成为研究范式当中的助推器。

范式，就是上述五方面的有机结合。

作为研究者，范式的选择离不开两大学术研究体系，一是问题解决理论体系（Problem-solving　theory），二是批判理论体系（Critical　theory）。问题解决理论是在承认现行体系的前提下，提出问题，通过科学研究有效地解决问题，维持体制良好的运转，大部分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理论都在问题解决理论的大体系下。而批判理论大多是结构性理论，关注现行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分析体系内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根源，并讨论现行体系如何变革为更公正、更合理的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属于批判理论体系。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为例，在问题解决理论体系的层面上这无疑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世界贸易体系下的规章制度和知识产权法等方面。但从批判理论体系的角度看，这是发展不平等问题，是关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如何维持科技主导地位和半边缘国家谋求打破西方科技垄断的发展战略问题。

实证主义、解释研究、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四大理论范式。在欧洲，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具有良好的解释研究和批判理论的基础，这区别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同实证主义相比，解释研究强调主观上的探索，着重于详细阐释真理和现实，并不认为存在“客观的真理”。在研究方法上，解释研究注重访谈、观察和经验参考，而不强调试验、统计和田野调查。批判理论中的“批判”指的是学者应该对所获取的知识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即批判的理解、认识知识的假设和定义，意识到知识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只能是一个幻想。如果说实证主义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出“客观的实然的现实”（what　is），那么批判理论则是在批判的基础前提下指出“应然的现实”（what　ought　to　be）。建构主义的出发点在于指出上述三大范式都是建立在经济和物质理性的基础上，因此，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

托马斯·库恩所指的是自然科学范式，认为范式的转换是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替代性转变。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范式是可以并存的，甚至是永久并存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意味着从本体论、认识论到具体研究方法的彻底转变。例如从行为分析到心理分析的转换，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转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等等，这些转换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福山和亨廷顿的例子，就正说明了不同范式间的差异与转换，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在东欧的证明了理念主义战胜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是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有浓厚的对范式的定性倾向。而几年后，亨廷顿否定了福山的观点，他对范式进行重新定位，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人们的认同性由政治认同回归到文化认同，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历史的新的开始。

三、方法论与欧洲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评价体系建设

欧洲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传统也对欧洲大学及科研机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欧洲的高等教育传统中，本科（学士学位）人才的培养和评价主要侧重于对知识的了解和学习；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则关注在大学本科学习的基础上，对所学知识的应用（apply　to）；博士学位研究生则注重对现有知识的创造、延伸和贡献。这种对知识的贡献，一方面集中体现于研究者究竟填补了哪些现有知识的空白，对现有知识或批判或解释而给后人以启迪；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远离政策、现实利益的考量上，即要求学理上的、学术性的贡献。这种对知识创新的严格要求，使得欧洲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以培养学生“寻找问题的能力”为导向，在这里“问题（problem）”不再仅仅是零散的“提问（question）”那么简单，而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对比、悖论、困惑、怀疑以及难题等等。相应的，学术论文的目的则是理解或完善现有问题、揭示或寻找某一问题的答案、解释或重新解释理论和问题、定义和分析问题，广泛的展开讨论和辩论，最后对知识进行批判的分析和评价。

欧洲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传统鲜明地体现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博士学位论文考评体系建设中。如前所述，问题或日现有知识的缺陷与不足是博士阶段研究的起点，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过程可以看成是以此为起点的一个循环，即由问题开始，首先根据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进而选择所要使用的理论，进而设计一个概念化的框架，也就是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所设定的研究范式。范式一旦确定，就进入到分析、论证的阶段，这一阶段则需要根据作者选定的范式，有选择性地使用经验事实或数据，得出结论或答案。最后，则需要呈现或阐明该博士研究对现有理论缺陷的弥补和贡献，最终回应研究伊始所提出的问题。相对于博士研究的进程，博士论文的写作则有着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1）现有知识的缺陷与不足；（2）明确的研究问题；（3）学理性的分析框架；（4）明晰的研究设计；（5）合适的方法论选择；（6）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7）清晰流畅的文字表述；（8）同理论的密切联系；（9）前后一致的论点；（10）对研究问题的回答；（11）学理性的结论和对知识的贡献与补偿等（详见表1）。在欧洲的博士论文答辩中，上述各项内容也是答辩委员会所关注的焦点。

而博士论文的评价体系则是在遵循上述博士研究的基本构成和博士论文写作规范的基础上，对博士论文的质量、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性评价。博士论文的学术性评价主要遵循以下两条基本路径（详见图1），一是对博士研究、学习的过程进行考察，二是对研究的创新程度的考察。这两条基本的评价标准是同步进行的。图1是欧洲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评价的基本要素。如图所示，整个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体系按照上述学习过程和创新程度两个基本路径，被横、纵两个坐标系划分为A、B、C和D四个不同的区域，A区域是对博士论文本身进行技术型考量，不涉及研究内容的学术性考察或评价，主要包括论文的结构、撰写等方面，通常情况下，在博士论文的答辩中，约有9％的问题会集中在这一方面。B区域则主要聚焦于博士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考察研究者的研究范式、文献梳理的全面程度、博士研究结果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约有17％的问题会出现在这里。C区域集中了博士论文答辩中约21％的问题，主要聚焦于博士研究的过程本身，即研究问题的提出、问题的选择、经验事实或数据的收集方法以及对现有知识缺陷的把握与理解等等。D区域则旨在全面展示博士研究的学术水平，主要集中在考察研究者如何在研究的发现之间建立起概念性的联系，并通过同步的经验事实支持这些联系，同时注重对研究者研究过程的批判，并着重考察该研究对现有知识的贡献，作为博士论文考评的核心内容，D区囊括了约53％的问题。这四个不同的区域及在评审中所占的不同比重，表明了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与候选人的互动中，应将讨论的重点放在D区域，B与C区域的探讨仅仅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反之，如果答辩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于A区域，即对博士论文的规范过程进行讨论，则是一篇失败的博士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2]，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3]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

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

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总是变化与发展的。不能将思维模式，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固化为教条，要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时间段，活学活用。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之间的关系，注重以实践创新理论，注重将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挥其基本与核心作用，让社会科学研究保证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有效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科学发展真正发挥它的服务功能。

[注释]

[1]王广科.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J].商界论坛，政法论坛，2012（16）：146-145.

[2]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3]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参考文献]

[1]杨东明.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思考[J].求实，2004（12）：10-13.

[2]姜建成.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18-21.

[3]杨镜江.论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03）：1-5.

[4]王晓天，潘小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J].求索，2005（10）：108-110.

[5]艾书琴.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5（01）：52-56.

[6]闵伟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梦[J].神州，2013（10）：182.

[7]穆赤・云登嘉措.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A].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经验文集[C].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1：7.

[8]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02）：5-9.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实证研究存在很多误解和误用，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出现了夸大主体理性、研究者脱离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系统被肢解、宏观研究的泛滥和研究方法华而不实等弊病。本文提出要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批判这些弊端，并探讨对策。

实证主义思想最早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孔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要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恪守经验主义认识原则。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孔德提出了三种实证的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迪尔凯姆发展了实证主义思想，他提出“社会事实”概念，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他率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证主义一直提倡的面向社会事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传统正是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因素。实证主义发展至现代，不仅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想传人中国虽有百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一种稳健的研究传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时更短，实证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体育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与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远未成熟，真正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另外，实证主义也存在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轻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人的价值世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力、过度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弊端，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此缺乏反思。再加上科研体制上的弊端和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科研功利化趋势，致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步人重重误区。

一、夸大的主体理性

社会成员具有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科研工作者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所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然而，任何社会成员包括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更加特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其所要研究的对象之属性其自身也同时具备，因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所以夸大主体理性的做法是不理性也不客观的。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却极为普遍：科研被赋予神圣的使命，科研被视为超常的事业，科研成果被奉为权威产品；体育科研工作者经常以～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永远不会出错的力量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几乎没有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极少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自我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误人歧途的重要源头。

二、脱离对象的研究者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进行体育科研的群众载体。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高校。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着一定弊端。对于来自高校的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超越教学成为评价其工作业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方面，而且重科研的数量轻科研的质量、重科研的规格轻科研的效益。科研演变成一种超越科学认识属性而更加强调利益博弈属性的社会活动。围绕着科研资源的争夺和配置，形成了与现有高校职称体系密切相关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等级。功利化的科研目的加上阶层化的研究队伍必然导致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与科研队伍阶层化密切相关的是一部分处于较高等级的科研工作者开始蜕变成“科研特权阶层”。姜达维指出：“体育科研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利’，而这部分人往往并不直接参加体育实践，从而导致了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并且往往是他们的压迫，将所有的体育科研完全纳入到这种规范的研究模式。”@体制的弊端造就了一班不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从事科研实践却能尽享科研成果，不与研究对象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研究对象却能提出种种所谓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生活。科研应该严谨笃实，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资料搜集被这部分“科研特权阶层”完全抛之脑后。严格地说，在脱离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搞出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可信性的，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三、被肢解的体育社会系统

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任何将体育机械分割、人为剥离的研究都有可能破坏体育自然情景下的因果关系和价值体系。

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少研究是在极端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的，否认体育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区别，否认体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否认被研究者主观世界对体育的影响，用一种外在于体育的、强加给体育的方式研究体育，从而导致肢解体育社会系统，扭曲体育社会因果关系，忽视对象价值体系。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主体价值体系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客体，视为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而对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是以高高在上的、异己的面貌出现的，并用某种外在于研究对象价值体系的方法寻找那些明明源自却又完全脱离研究对象之生活的所谓“规律”和“真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法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冷落对象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一种貌似客观实质上非常主观的无根基研究，基于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是难以真正为研究对象造福的，甚至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生活。另外，此种主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也很容易忽视常人之体育。例如：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长期忽视对农民和各种弱势人群的体育需求和生活的研究，有些学者谈到体育社会功能的时候动辄讲“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似乎体育对农民和农村是无价值和多余的。

我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当以强加的逻辑臆断被研究者的属性，而应当首先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理解其观念、行为和生活，重视研究对象观念、行为和生活体系之独特内涵和价值，强调对研究对象特有的语言文本进行诠释，以追求一种更加人本化、平民化和实景化的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极其需要也是极度缺乏的。

四、泛滥的宏观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相对的研究视角。宏观研究视野比较宏大，包含对象比较繁多，涉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助于发现全局性、普遍性和概率性知识，需要动用较多科研资源。微观研究视野比较集中，包含对象比较单一，涉及因果关系比较简单，有助于发现局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知识，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对待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单从考察范围来看，宏观研究当然大于微观研究，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考察范围之大小，而取决于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效能，而此二者又主要取决于科研工作对事物规律及本质属性等揭示之程度。规律与本质往往不是浮现于共性切面表层的，而是潜沉于个性角落底部，没有对微观事物长期、深入、细致地探究是难以揭示的。从这一点而言，宏观研究并不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另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体育之规律和本质，也在于诠释体育作为被研究社会成员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定价值体系，而这一点是宏观研究缺乏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的，却恰恰是微观研究的优势。

与以上观点相关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科研选题上呈现明显的宏观化趋势。各种冠以“全国”、“省市”等宏大范围标志的课题和论文多如牛毛，而着眼于某一微型社区、组织、学校和群体等的研究则如风毛麟角。在各种宏观研究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课题由政府部门；研究范围关乎全局；研究内容多由现状与问题、目标与需要(或趋势)、手段与对策几部分构成；研究周期一般在1—3年之间；如果研究成果被采用将对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断升温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研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战略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是任何个人或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控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会考虑政策实施过程，导致发展战略研究沦落为“政策论证式研究”或者“不负责任的研究”。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发展战略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都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研究者都不具备改变众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研究者只能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这一改变，但在不少国家，政府部门的这一权力也在遭受怀疑和挑战。最后，由于我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而已，无法保证其能给受众带来有利影响。

五、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独立研究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多样的研究技术为支持的方法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脱离具体时空条件和体育实践的抽象原则与规范，而是基于特定文化和价值模式以特定研究者群体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在各种研究方法当中，观察法和实验法基于“实践出真知”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和多数反实证主义者都公认的哲学前提和科学认知原则，以搜集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而见长，也是实证主义鼻祖孔德认为的最具实证精神、最能体现实证风格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地观察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进行的，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验法进行的，如梅奥等人的“霍桑试验”。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忽视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不科学倾向。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虽然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道路上步人了误区：片面重视统计调查，忽视实验和实地研究，满足于表面感性资料的搜集，不能深入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内部和底层。

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青睐的问卷调查法，其实是一种只具有有限用途，而且饱受批评的调查方法。问卷就是一种由问题构成的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问卷无法直接测量行为，它只能测量人们对行为的记忆和陈述；在对态度的测量上，问卷胜过单纯的观察，但很难使调查者通过问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调查指标的选取上，再精心设计的问卷也难避免调查内容肢解、撕裂的弊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问卷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语言阅读能力，问卷内容也有可能与被调查者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造成书面语言、心理感受上的一种侵犯；在调查过程上，问卷调查需要严格地抽样，发放率、回收率和有效率都难以保证；在实际用途上，问卷调查法比较适合调查一些较表浅而单纯的指标，如总统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等。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就连博士和硕上学位论文，只要有足够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大量的数据陈述就可以安然过关。这是值得忧思的。

六、结语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7篇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物理学和实在》(1936)

众所周知，1905年9月，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年轻的小职员爱因斯坦，在德国权威性的《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论文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革命，而且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传统的思维方式。

但是，为了拯救在世纪之交陷入危机的物理学，进行紧张的智力搏斗的何止爱因斯坦一人。当时，那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都做出了顽强的努力，其中声名卓著者首推彭加勒和洛伦兹。他们二人被认为是狭义相对论的先驱。

洛伦兹从做博士论文起就致力于电磁理论的研究。1892年，他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了收缩假设。1895年，他在《关于动体电现象和光现象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引入“地方时”坐标，提出了对应态定理，这标志着一阶理论的完成。此后，他接受了彭加勒关于不要滥用特设假设的批评，于1904年完成了电子论的集大成论文《速度小于光速运动系统中的电磁现象》，提出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变换式。

有证据表明，彭加勒早在1900年之前就提出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公设，批评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定义了同时性的操作程序。他甚至在1904年还惊人地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像：惯性随速度而增加，光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牛顿力学是新力学的一级近似，它对不太大的速度还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在1905年6月和1906年，先后发表了著名论文《论电子动力学》的摘要和全文。这篇论文对洛伦兹的电子论做了精心的数学改制和发展，他不仅证明洛伦兹变换形成一个群，而且为了利用在具有确定的正度规＝x2＋y2＋z2＋τ2(其中，τ＝ict)的“四维空间”中的不变量理论，使用于虚时间坐标。显然，这是闵可夫斯基1908年的工作的先导。

科学泰斗彭加勒和洛伦兹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虽然包罗万象、富丽堂皇，但它们毕竟还是经典物理学的宏伟建筑。它们仅是在观察预言和数学形式上与狭义相对论等价，而在概念上和说明上并不等价或不完全等价，尤其是洛伦兹还迷恋以太，相信绝对时空观念。但是，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却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后来居上。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特别是在科学革命时期，当科学家为科学谋求一个立足的新基础时，哲学的启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拥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储备，又善于博采哲学百家之长的富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往往能事半功倍，捷足先登。下面，我们先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做一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然后探讨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

一、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认识论分析

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过：“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爱因斯坦的天才和独创性，与他善于进行哲学思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从13岁起就开始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奥林匹亚科学院”三年活动期间，他更是广泛地研读了许多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例如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史评》，休谟的《人性论》，亥姆霍兹的一些论文和讲演稿，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等)，从而造就了他的哲学头脑和哲学眼光，使他比当时其他物理学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使他认识到必须“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以便弄清“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积极的哲学思维，引导他闯入前人所设置的思想，开拓出新的奇妙的世界。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哲学自学活动结束的那一年，正是他创造出科学奇迹的1905年!两者的因果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先扼要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原因。

1）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前夕，爱因斯坦由于阅读了休谟和马赫的著作而深受怀疑的经验论(即批判的经验论)的影响。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在他年轻的时候，休谟和马赫的认识论观点对他有过很大影响，并认为他当时的哲学思想有点像马赫那样的怀疑的经验论，休谟对他的直接影响要更大一些。

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休谟认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在他看来，宗教迷信的浮夸和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是危险的，应该统统加以怀疑。休谟把他的怀疑论的矛头对准了形而上学的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休谟无可辩驳地论证说，理性决不可能先天地并且假借概念来思维这样一种含有必然性的结合。他振振有词地断言，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弄错了，错在把这一概念看作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像力的私生子，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一切推理都只是由习惯得来的。休谟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那里，理性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只是作为心理联想而起作用的因果概念作了超验的使用，因此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知识，只不过是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而已。休谟指出：“在人生的各种事情上，我们还是应当一概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凡是曾煞费苦心反驳这种怀疑论的人，他实际上是作了没有敌手的争辩。”

如果说休谟的怀疑的经验论的“火星”在18世纪激励康德在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这颗“火星”也促使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里掀起了同样的革命。像休谟这样的怀疑的经验论者看到人类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要求对一些传统的观念采取怀疑的批判的态度，要求一切被认为先验的东西都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这对于反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的迷信和权威崇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黑格尔和列宁都充分肯定过怀疑论在历史上的作用。

至于马赫，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马赫依据怀疑的经验论哲学，把那些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个地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把这些观念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大大激励了爱因斯坦，促使他大胆地抛弃传统的时空观念。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已有专文分析 ，此处不拟赘述。

在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中，除马赫、彭加勒外，皮尔逊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科学的规范》，这是当时一本颇为流行的批判性的科学哲学著作。皮尔逊标榜“批判是科学的生命”。他大声疾呼：“在我们这个本质上是科学研究的时代，怀疑与批判的优势不应该被视为绝望与没落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障之一。”“科学最致命的症候就是，科学统治集团中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把对他们成果的怀疑和批判视为异端邪说，而且加以排斥。” 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机械论的界限”一节中还提出了力学定律对微观对象是否适用的问题，对经典力学的普适性表示怀疑。

从哲学讲，怀疑论只承认相对，否认绝对，把怀疑当作目的和归宿。黑格尔正确地把这种排斥肯定的否定的怀疑论斥之为偶然的、低级的、空洞的，是形而上学的虚妄。但是，在自然科学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唯物论的经验论倾向的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等人的著作里，并没有怀疑论的这种消极因素，至少是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价值和效用。

休谟、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固然也有某种建设性作用，但毕竟是一种破旧有余、立新不足的哲学，这主要因为它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这种激进的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和经验，轻视理性和理性思维的作用，把科学仅仅视为一种搜集和整理经验材料的事业，它当然不能适应像狭义相对论这样充满思辨的理论的需要。例如，休谟的哲学虽然也有唯理论的成分，但他依然认为，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创造力量，不外是把感官和经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加以联系、置换、扩大或缩小而已。他甚至说，最生动活泼的思想还是抵不上最迟钝的感觉。显而易见，这样的激进的经验论是难以作为立新的坚实基础的。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怀疑的经验论只能扑灭有害的虫豸，而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爱因斯坦赖以立新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2）唯理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

1956年，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教授发表了《实在在那里?爱因斯坦的回答》的论文，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1月24日写给匈牙利物理学家兰佐斯的信，为深入了解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爱因斯坦在信中表明：“从有点像马赫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2]，p. 380）霍耳顿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转变作了详尽的论证，他把爱因斯坦后期(1915年以后)的哲学思想称为“唯理论的实在论”。按照传统的哲学概念，它也可以称为“唯理论的唯物论”。

许良英研究员发表文章 指出：尽管爱因斯坦在后期唯理论思想明显占主导地位，但是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他在早期虽然受休谟和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的影响，可同时也深受唯理论的影响，而且就在早期(1915年前)，唯理论思想也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许良英列举了五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例子，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唯理论的唯物论是爱因斯坦立新的坚实基础。

爱因斯坦的这种主导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在12岁那年，他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而失去了宗教的天堂。他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爱因斯坦的心中。1901年4月，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后，他在写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 爱因斯坦的这些感受、信念和认识，是同经验论格格不入的，而为唯理论所特有。在狭义相对论的创立过程中，无论从他为力学和电动力学谋求统一基础的大方向上看，还是从他采用操索性的演绎法这一科学方法来看，唯理论的思想都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甚至也表现在狭义相对论论文开头的行文中。在同年发表的光量子论文和布朗运动论文中，唯理论者所崇尚的自然界统一性思想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霍耳顿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的实在论”思想是由于受了开普勒和普朗克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的确，在开普勒所生活的时代，人们还根本没有确信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他在无人支持和极少有人了解的情况下，为探索行星运动的自然定律，潜心地研究了几十年，使他获得无穷力量的，是他对自然规律存在的深挚的信仰。爱因斯坦极为赞赏开普勒这位卓越的人物，他从开普勒的成就中看到：“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2]，p. 278）至于普朗克，他从献身科学的第一天起就坚信：“外部世界乃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的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897年转向黑体辐射的研究，企图从黑体辐射光谱中寻找“绝对东西的规律”。普朗克全部工作方式的特点是，他总是从某些最普遍的原理出发，从它推出个别特殊结论，然后再把这些结论同经验相比较。普朗克从事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在于，他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他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以代替经验世界。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对普朗克的思想和工作是熟知的。

许良英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上最彻底的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不容于传统的独立思想，斯宾诺莎代表作《伦理学》中强烈的唯理论思想，使爱因斯坦少年时代接受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也就是自然科学唯物论思想，它本身已存在唯理论的成分)得到很大发展。斯宾诺莎终生为之奋斗的“对上帝的理智的爱”，被爱因斯坦奉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这就是求得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斯宾诺莎的“上帝”指的就是自然界。爱因斯坦也坦白地说过： “我的见解接近于斯宾诺莎的见解：赞美秩序与和谐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逻辑简单性，这种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领悟。”“斯宾诺莎的思想对我始终是亲切的，我始终是这位哲学家及其教导的诚挚的赞美者。”（[6]）斯宾诺莎的这些唯理论见解，不正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哲学指导思想吗?

还应该看到，休谟、康德、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也有助于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休谟的著作，特别是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分析，使爱因斯坦得出了一般概念不能从经验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过，爱因斯坦批判了休谟由此引申出来的不可知论。至于康德，他受到休谟的激励，认识到仅有经验材料，并不能形成概念的系列，如果没有因果性、时间、空间等先天形式或范畴，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他由此得出可靠知识具有先验性质的结论。爱因斯坦当然反对康德的先验论，但康德强调感觉材料本身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供观念，却无疑会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康德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叛逆精神，康德用理性过滤神性，伸张人类理性的力量，提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著名口号，使爱因斯坦得到极大的激励和感染。爱因斯坦后来谈到休谟和康德时说：“休谟清楚地了解到，有些概念，比如因果性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来的。康德完全确信某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他认为这些概念是任何思维的必要前提……”（[2]，p. 6）关于彭加勒，他在《科学与假设》中对假设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及他的约定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无疑对爱因斯坦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所帮助。而唯理论的实在论，不仅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指导着他一生的科学工作。

3）经验约定主义是构筑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

约定主义的创始人是彭加勒。彭加勒是在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约定主义的。他通过对几何学不同体系的考察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彭加勒发现，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

彭加勒认为：“约定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彭加勒解释说，这里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约定的选择除受到逻辑无矛盾要求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实验事实的引导，特别是在物理学等与经验相关的学科中更是如此，彭加勒说：“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引导科学创造者采用约定的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多么不完善，足以证明约定合理而非任意的了。因此， 人们最好时时注意这些约定的实验根源。” 他阐述了实验在选择约定时能使我们辨明最容易的路径。由此可见，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与他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称其为“经验约定主义”，这样似乎更能概括出它的特征。

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物理学中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对于相对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的公设，它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他认为，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孔德、马赫的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康德的先验论，它反映了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爱因斯坦当时和他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同伴们花了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它。爱因斯坦1921年1月在题为“几何学和经验”的讲演中表示，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也认为“公理是人思想的自由创造”。他还表明：“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彭加勒是正确的。”（[2]，pp.139~140）在同年5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在谈到关于空间的概念和判断时说：“这里也必须密切注意经验对于我们的概念的关系。我以为，彭加勒在他的《科学与假设》这本书里所作的阐述，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2]，p.157）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他认为科学赖以建立的原则“本身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纯粹的约定”，“就像词典里词的排列那样”。（[2]，p.192）

爱因斯坦不仅赞成彭加勒的经验约定主义，而且根据他的科学实践，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充分肯定子约定在构筑科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由基本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假设(也称基本原理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构成的。其中在逻辑上不能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他们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来，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它们“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2]，pp.315~316）

2．明确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的命题，阐述了从感性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非逻辑途径和二者的微妙关系。爱因斯坦认为，要从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此外，他认为也可以通过“探索”、“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来达到。因此，基本概念和原理在逻辑上是独立的，二者的关系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

3．明确提出了选择公理基础或理论框架的外部标准(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矛盾)和内部标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这样概括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从逻辑观点看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基础以及它的内部结构都是‘约定的’。它们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在于这个体系在事实面前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思想的统一性，也在于它所要求的前提为数很少。”（[2]，pp.368~369）

无论是从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经过来看，还是从狭义相对论论文本身来看，人们不难发现，经过爱因斯坦发展了的经验约定主义是他构筑狭义相对论的公理基础的有力工具。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就是爱因斯坦以不充分的经验材料为指导，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所作出的约定。后来的有关论述，只是他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而已。爱因斯坦后来明确指出，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

二、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方法论分析

一切理论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也不例外。狭义相对论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成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当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物理学家所用的科学方法大相径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就没有举世瞩目的相对论。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运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和形象思维等行之有效、颇有特色的科学方法。关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我们前面已涉及到了；关于逻辑简单性原则，也有人做过比较详尽的论述。我们仅着重谈谈后两种方法。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美学的(因此可以称其为准美学方法)。在构造一种理论时，他采用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他把准美学原则作为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有效工具和评价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彭加勒的《科学与方法》。爱因斯坦看来十分赞同彭加勒关于科学美的论述，他也赋予科学美以“统一”、“和谐”、“对称”、“简单性”等含义。尽管爱因斯坦用不同的词语来阐述科学理论的美，但是也许可以认为，“统一”、“和谐”是从理论的内容角度讲的，“对称”是从理论的形式上讲的，而“简单性”则是针对理论的逻辑基础而言的。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十分关心各种物理理论之间形式上的不对称。他发现， 电动力学和力学之间关于运动相对性不对称的。在狭义相对论论文的开头，他就揭示出，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时，就要引起“似乎不是现象所固有的”“一些不对称”，他引用了导体和磁体相对运动的例子。为了消除该例中理论解释的不对称，他把力学中的相对性原理提升为公设，推广到电动力学。在光量子论文中，他为了消除力学和电动力学二者在各自的实体(粒子和场)方面存在的不对称，而提出了光量子假设。这种准美学原则，可以称之为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用这种方法建造的理论在内容上是统一、和谐的，在逻辑上是简单的。在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后，特别是在闵可夫斯基的工作(引入了一种形式体系，使定律的数学形式本身就保证了它在洛伦兹变换下的不变性)之后，爱因斯坦又把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作为他的准美学原则之一。爱因斯坦的准美学原则，为许多后继的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狄拉克、杨振宁等)所推崇。

爱因斯坦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不要忘记，他从6岁起就学音乐，是一位高明的小提琴手，并且深谙古典音乐大师的名作)于一身，他特别擅长于形象思维。他的每一项科学创造，都带有强烈的形象思维的色彩。

关于形象思维，爱因斯坦主要受到玻耳兹曼，尤其是亥姆霍兹的影响。亥姆霍兹的“感性知觉的来源和正确解释”(1894年)的论文可能强烈地影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后来在《自述》中对思维的描述与亥姆霍兹的话有类似。在爱因斯坦看来，思维绝大部分不用符号(词)也能进行，它是一种形象的活动，因为概念没有必要非同词联系起来不可；而且，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爱因斯坦这里所谓的“思维”，主要指的是形象思维。现代科学表明，大脑左半球的机能是进行受语言和逻辑支配的抽象思维；右半球的机能主要是进行要求同时或相继把感知的元素联结成某种整体的知觉，这时语言不起主要作用。因此，心理活动主要由大脑左半球主管的人，他的思维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样的人爱好形象思维，即符号的语词的和逻辑的思维。而心理活动主要由大脑右半球主管的人，他的思维则属于艺术家类型，这样的人喜欢整体的、综合的和形象的思维。在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中，爱因斯坦的大脑两半球都得到锻炼，他既善于抽象思维，又长于形象思维。

音乐对爱因斯坦科学创造活动的影响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音乐帮助爱因斯坦掌握了作曲家的创作方法，学会了作曲家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训练了他的造型艺术。他通过音乐了解作曲家探索的实质，力求勾勒出反映自然界的宏伟蓝图。

世纪之交，在德语国家，有教养的科学家在科学工作中广泛使用形象思维，但是在爱因斯坦之前，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有效地把它与准美学概念和思想实验结合起来。

思想实验是按照真实实验格式展开的一种复杂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活动，它通过创造有假想主体干预的变化着的假想客体的形象，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律。思想实验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形象思维积极地参与其中。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多次运用思想实验，使他的思路步步深入。在阿劳中学时的“追光”思想实验，培育了狭义相对论的萌芽；导体和磁体相对运动的思想实验，揭示了电磁感应中并非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两个观察者同步钟的思想实验，帮助他定义了同时性。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从方法上讲，探索性的演绎法起了主要的作用，其他三种方法是对它的补充和强化。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在于，用非逻辑的方法从为数不多的经验材料中构想出可供演绎的逻辑前提；在这里，形象思维中的直觉、想像等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思想实验则把直觉顿悟到的不甚肯定、不甚明确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通过形象的运动和逻辑的引导，加以肯定和明确；在思想实验过程中，直觉、想像等又积极参与到构思活动中。但是，直觉、想像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构想逻辑前提，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可以揭示出旧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不简单、不统一，各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对称、不和谐；它在形成新的逻辑前提时起指导和制约作用，即必须形成符合这两个原则的逻辑前提。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也是互相沟通的，因为简单性也就是美。而且，在通过思想实验确立了新的逻辑前提后，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还起着选择和评价逻辑前提的作用，因为经验检验在这里往往一时还是无能为力的。庄以这两个原则为指导而构想和评价逻辑前提的过程中，需要思想的自由活动，需要科学的审美判断，不用说是离不开形象思维的。爱因斯坦正是把这四种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最终创立了狭义相对论的。

三、一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相对论?

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科学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哲学和认识论方面。

从方法论上看，洛伦兹和彭加勒基本上采取的是经验归纳法，而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大胆地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因此，他们最终的努力结果只能是像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这样的构造性理论，而不是像狭义相对论这样的原理理论。

从自然观上看，作为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家，洛伦兹和彭加勒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墨守于机械自然观，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迷恋以太上。后来，他们虽然倾向于电磁自然观，但仍然认为力学应在整个物理学大厦的逻辑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而且，电磁自然观也不能作为统一物理学的基础。

我们主要从认识论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从认识论上看，洛伦兹之所以未能达到相对论，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条认识路线，固然促使他把经典物理学发展到它的终极形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认识路线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因而在世纪之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基本丧失了其积极意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妨碍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了。正是在这种认识论的制约下，洛伦兹把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观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当一系列新实验与这些基本观念发生尖锐矛盾时，他不是积极谋求变革经典理论的框架，而是通过增加辅助假设，修修补补，力图把新事实纳入旧框架之中。

要从认识论上找彭加勒没有达到相对论的原因，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彭加勒一方面断言，物是感觉的恒久结合，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而他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另—方面，他又承认认识来源于经验，科学由事实来建造。在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时，他始终坚持自然科学家的传统，直率地用唯物主义去议论，是一个唯物论的经验论者。经验主义是他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大量言论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科学活动中。彭加勒没有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关键并不像有人所言，在于他的所谓的哲学唯心主义；因为彭加勒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始终坚持的是唯物论的经验论原则。

彭加勒没有达到爱国斯坦那样的理论，是因为他过分拘泥于经验论。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彭加勒并不是一位十足的狭隘经验论者。他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崇尚理性，承认科学理论和理论思维的重要作用，主张“为科学而科学”，是—个热情的理性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科学的学者，他的理性主义的确是够“热情”的，但是当碰到具体的科学问题时，他的理性主义马上就跌落到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上。在某些场合，他的经验论似乎还有点“激进”。例如，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关系的系统”，“科学仅仅是分类而已”。他虽然承认“数学物理学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编辑目录”，“目录编得再好，也不能使图书馆增加财富”。而“实验物理学负买书之责，所以惟独它能使图书馆丰富”。（[9]，pp.349, 351, 127, 130）他还认为：“数学物理学的作用只是提出问题，只有实验才能回答问题。”

在行动上，彭加勒就更是如此了。在世纪之交，他虽然敏锐地觉察到物理学的危机，并第一个对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是，彭加勒把物理学危机主要看作是围绕着实验困难而发生的，因而既不包含认识论的重新定向，也不包含本质不同的理论定向。这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截然不同：像迈克耳逊-莫雷实验这样的新的实验发现并没有使爱因斯坦看到危机，也没有给他指出新方向；但是马赫对经典力学的批判以及力学和电动力学之间的不协调却使他洞察到经典理论基础的“危机”；尤其是普朗克量子论的提出，使他突然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看到旧地基给挖掉了，必须抛弃过时的机械自然观和行不通的电磁自然观，使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来一个转向——向唯理论回摆，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

彭加勒在口头上也曾表示，相对性原理是约定，但在心底深处，他仍把它视为经验定律。他心目中的相对性原理在力学中已为大量的实验所确立。在电动力学中，暂时还没有实验否证它，而且相反的假设又难与我们的思想相容，所以他怀着某种保留接受了它，但总期待着新的实验证实。对于彭加勒来说，由于相对性原理本身是一个“事实”，是实验证明的课题，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未来的实验否证，只要有一个真实的反例就会迫使他对相对性原理发生怀疑。果然，考夫曼1906年发表的实验数据(后证明有错误)就使得他开始怀疑相对性原理的价值。关于光速不变原理，他说罗麦在测定光速时已暗中假定它是一个“公设”，因为没有这个公设，便无法测量光速。但是，在彭加勒看来，这却是一种奇特的公设，因为它虽不能被实验证实，但是如果各种测量结果不一致，它就会与实验相矛盾，即可以被实验否证(奇怪的是，彭加勒在哲学上则认为，公设是约定的结果，而约定而成的公设是既不能为实验证实，又不能被实验否证的)。彭加勒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种矛盾并没有出现，而且可能出现的一点点不一致也能很快地加以解释。按照彭加勒的观点，光速实际上不是普适常数，它仅在绝对的以太参照系中是常数；在其他惯性系，人们会期望发现顺着运动方向和逆着运动方向的光速的差别，人们之所以检测不到这种差别，是由于伦洛兹-斐兹杰惹收缩的补偿效应的结果。由此可见，彭加勒实际上把这两个原理看作是从实验归纳出来的陈述。他未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把它们提高到公设的高度来看待，并以此作为新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彭加勒的经验论的某种狭隘性也表现在他对同时性概念的理解上。在彭加勒看来，局域同时性和远隔同时性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认为同时性问题是以感觉为基础的，因而是定性的，而定义时间的问题则是定量问题。对爱因斯坦而言，定义同时性和时间的问题都是定量问题。正是彭加勒过于拘泥经验论，成为妨碍他达到相对论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世纪之交，物理学已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

有人认为，彭加勒之所以没有达到相对论，关键在于他坚持唯心论的约定主义。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否是唯心论的问题，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只要阅读一下彭加勒的原著，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我们只想说明，我们的观点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彭加勒之所以没有达到相对论，恰恰在于他没有把他的约定主义贯彻到底。从哲学上讲，彭加勒认为像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样的基本原理都是从经验定律提升为公设的约定，它们不需要实验证实，也不能陂实验否证；可是，从物理学上讲，他又把这两个原理视为经验定律，总是对它们放心不下，期待进一步的实验检验。戈德堡在描绘彭加勒的这种矛盾处境时所说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谈到物理学的本性时，尽管彭加勒可以很好地利用约定主义的立场，但是在他本人的理论物理学工作中，他却不是一个约定主义者。作为哲学家的彭加勒十分正确地认为，相对性原理可以看作是在先的约定。作为物理学家的彭加勒确实却要求这样一个原理通过经验归纳来支持，人们也可以说是‘证明’。他的哲学和他的物理学的这种矛盾渗透在他的电动力学工作的其他方面。”

以往，人们在谈到科学家的成就和他们的哲学思想时，往往简单地说他们的成就是坚持自发唯物主义的结果，把他们的失败或失误统统归之于他们的唯心主义(如果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话)。洛伦兹和彭加勒的情况为那种“贴标签”式的简单化作法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强有力的反例。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和他们本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复杂的，决不是从原则出发所能奏效的。只有实事求是，下苦功夫详细地占有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来。

参考文献

关于狭义相对论起源的材料，读者可参阅a. i. miller, albert einstein’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emergence (1905) and early interpretation (1905~1911), reading：addison-wesley, 1981.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519页。

参见休漠：《人性论》上卷第四章，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版。

李醒民：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马赫在《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中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6期。

k.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adam and black, london, 2nd, 1900, p.55.

许良英：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2期。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347~348页。

m. planck,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papers, london, 1950, p. 13.

h. poincaré,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g．b．halsted, the science press, new york and garrison, n. y., 1913, pp. 65, 28, 106.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238页。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三、结论

古已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就是说送人一条鱼，不如教会人钓鱼的方法。这里的“授人以渔”，应该诠释为一种“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社会科学成果的丰富，受来自社会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通过考察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分析其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基础，实现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研究程序、规则以及哲学基础，把握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主义实质，为更好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打下方法论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 蒋逸民 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7-29.

[2] David Bloor.Wittgenstein，rul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7.

[3]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9篇

【关键字：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具体方法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发展过程。

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以前，道德哲学是人们研究社会的主流标准，人性善恶等抽象理念是人们惯用的思维，猜测、思辨是当时的主要研究方法，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6、17世纪的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思想家都是如此。

“自17 世纪后期社会学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建立‘科学的社会学’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经历了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非实证主义后，逐渐向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发展。”[1]这其中，尤其以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基于建构主义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实证主义：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在20世纪迎来长足发展并慢慢演化为其他新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分析，就是把命题的逻辑形式与对这些命题的经验观察结合起来，使命题形式与经验事实相对应”[2]；逻辑实证主义摒弃旧有的以直接经验做判断的标准，转而依据陈述直接经验的语言证实为判断准则；实证主义希望所建立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以共同的数理逻辑语言为基础的。批判主义：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河，强调其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和特点，并重视理论和理论家的改造变革社会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拓宽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理论，而这其中也伴随着对实证主义的不断批判且富于其鲜明的价值色彩；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到阿多尔诺基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思辨透视思维再到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后融合社会理论形成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哲学范式，都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方法论。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安东尼・吉登斯，他基于“结构二重性”的概念在取代传统二元论前提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以往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合了传统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优点又有时代新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有关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现状，国内一众专家学者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有从系统论和层次论角度来论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为应该从有机层次构成联系紧密的整体的系统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持此观点的有朱红文、孙显元、李承贵等；有从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坚持用综合集成思维和实践来创新研究方法，如王雅芬、徐飞、于景元、刘平峰等；还有坚持借助于计算实验的实证方法来完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如盛昭瀚、李静、张军等……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分析、探讨和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也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与启发。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原因

谈到社会科学自然不能不谈及自然科学，也正是在两者的比较中才更容易发现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滞后与单一，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力所在、根源所使。面对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成果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科学合理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容易硕果累累。

社会科学方法单一与滞后的现状有其历史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主体的成分与因素太复杂、太难把握。本身不同的社会规律就难以全面把握，如果再加上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因素，想用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或者万能的模板方法去穷尽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偶然因素或状态，就更没有定式可言。这些都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难题。不断变化着的自身与环境就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去研究和把握。“西方经济学研究讲究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也讲究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研究难就难在实证分析，就是很难建立实验环境。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是需要掌握宏观观察能力与微观观察能力的。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归纳分析，抽象演绎等等也必不可少。”[3]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很难建立一种或几种易操控、可预测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易于取得研究成果，即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积淀和历史周期的反复验证。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因素，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也只能遵循既定的几种单一滞后的研究方法和套路。但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成大势所趋。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特征

（一）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大发展大探索为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创造了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的积累；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也助推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层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科学合理发展及相互交融更为我们的方法论发展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源泉……未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依托于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将会更加便捷高效高质。相比于传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等耗时耗力的方式和手段，依托于云数据库、云计算等云技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方式和手段显然更方便快捷，也大大缩短了研究成果的周期，而且质量和效果也更高。这一变化目前正在慢慢被学界所接受和掌握，而且这必定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其次，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加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也会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社会现象往往被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和决定。”[4]这种情况下非一种方法和一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能及，所以多元化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综合运用会慢慢成为大势所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

再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前体下实现研究范式本土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马克思早就阐述过这个道理，这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同样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上也适用。庆幸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向这方面努力。“研究者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对本土概念和现象进行解释，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工具，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没有过时，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这蔚然成风的立场和态度也将逐渐引领我们科学社会方法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二）特征

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层次性。“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之间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移植、结合的，这种关系推进了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同一对象的方法论思想。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出现了一门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向多门学科辐射、渗透的现象。如社会学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如教育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6]

其次，联系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联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关联上。“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诸如系统、结构、状态、行为、功能、环境、信息、输入、输出、反馈、控制、调节、组织等具有分析价值的概念和范畴。利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已成为一股社会潮流。”[7]而科学技术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获取、材料的分析加工及传输存储、研究结果验证提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有力支撑。

最后，杂糅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杂糅性特征通过其历史发展演变初现端倪，而且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也愈加明显。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发展演变过程中，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都曾在这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并有过“华丽演出”，并且它们在和一些具体学科的“共舞”下形成了一批批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有影响的流派，比如存在主义文学和伦理学、实证经济学、实用主义教育学等，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都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一种丰富和完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动反映论等观点和方法也一度成为显学并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并延续至今。到了现在，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趋势有增无减且越发明显，许多新的跨学科跨领域流派也纷纷涌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正在慢慢扩大、成熟和完善。

四、社会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分析

前面从宏观方面谈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方面，接下来有必要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部从微观的视角来具体分析一下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步骤与阶段的方法运用。

（一）选题方法

选题的成功与否事关研究的成败，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确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研究的课题就为接下来整个研究开了一个好头。而这其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对于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横向拓展细分、纵向挖掘深化、理论前沿观点争论都是可以选择的具体方法；“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 ”“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8]理论前沿观点争论就是对于当前理论前沿热点话题和观点进行仔细深入分析后去发现其不足甚至是错误的地方然后展开研究；在对某一具体领域持续关注的前提下，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或几个具有创新性的选题。

对于应用型研究的选题方法，调研是前提，材料分析与加工是手段，形成调研报告框架是结果。在调研过程中，为确保调研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尽量选择侧面调研和随机调研；在对调研材料分析和加工过程中要遵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调研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在分析和加工完材料后可以进行专家学者的专项研讨会，之后在确定正确合理的逻辑起点后层层推进构建一个完整紧密的研究框架体系。所有这些都做完后，研究成果的写作或表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写作或表述方法

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写作或表述过程就相对简单很多。除去传统的文本、比较、实证等方法外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来不断完善乃至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能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要求，离开了实践观点和实践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但不能丢，更要成为指导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南针和引导器。

其次，综合集成思维方法是利器。这既包括对研究相关联学科知识体系的把握，又暗含综合集成多学科多元化逻辑思维、人财智优势这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运用。选题如此，写作或表述也不例外。

（三）成果检验方法

在实践中坚持社会科学相对真理性的观点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检验研究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是其相对真理性，这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但这种相对真理性必须经由不断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达到；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指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要符合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成色”如何，我们将会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王蔚.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评述[J]. 求索，2006，（3）.

[2]宋萍.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3]侯倩. 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J]. 东方企业文化，2013，（23）.

[4]牛广甫.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5]宋萍.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6]李晓丽. 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特征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0.

[7]周志华.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析[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5）.

[8]白秀伟. 浅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J]. 东方企业文化，2013，（23）.

科学研究方法论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