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1 19:02:27

财税金融论文

财税金融论文篇1

关键词:金融创新;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

一、前言

金融创新是指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利用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技术,让金融体系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组合,从而推出新的服务、市场、工具和新的制度,创造一个新的高效运作的资金营运体系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创新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成果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帮助我国的大中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解决了融资问题,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结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外部金融机构广泛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的金融局面将呈现宽松状态,同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

目前,外资金融企业已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人。因此,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原理

1.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纵轴代表成本或收益。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溢出效应,所以高新技术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高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其中,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0确定了较低的投资水平(I0)。政府可以实施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等手段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投资的增加,图(1)所示,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0上移至MPR1,这时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1确定了较高的投资水平(I1),在图形上表现为由投资水平I0沿着横轴向右移到I1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后,通过投资乘数的扩大效应,最终能够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值远远大于投资增加的数额。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方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如图(1)所示,税收的优惠政策会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由原来的MC0移动到MC1处,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1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1相交于E2点,从而确定了更高的投资水平。除此之外,企业成本的降低还会导致其产品利润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量,进而会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额度。

2.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增长

财政政策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增长和上文略有所同,其中政府购买可以起到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作用,而财政补贴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本部分重点介绍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6]。如图(2)所示,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或其他产品,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前,无差异曲线U′和预算线I′确定消费者均衡点为P1,这时消费者消费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产品的量分别为X1和Y1。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减免税或降低税率同样会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也会随之降低,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属于正常品的范围之内,所以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使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在图形上表现为,财税政策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均衡点由P1移动至P2,相应的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由X1增加到X2单位。

以上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和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激励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而此时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正好迎合了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需求资金的缺口,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与激励间接刺激了该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双重的刺激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解释,旨在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任海玲,孙兴莲,邵笑冰,等.试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2(10):80-83.

[2] 何涛,陈晓雪.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与财税支持政策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3(11):10-11.

财税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银行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08-02

引言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复杂多变,金融业运行中的各种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对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至关重要。

银行税作为一种可选途径,在四年前就开始备受关注,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尚未达到征收银行税的契机。但是,这些研究都只是基于中国的银行业税负偏高。而本文将从银行税的意义出发,通过与其他途径的对比来说明银行税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银行税概述

银行税最初源于Acharya and Richardson于2009年提出的基于系统性风险贡献征税。创造一个系统性基金,采用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做法,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机构。紧接着IMF于2010年提议针对银行新设两项税种:一是“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对除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银行负债征税,当未来出现金融危机或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作为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二是“金融活动税”,主要依据金融机构的收入情况课征。银行税的概念因此而确定。

二、开征银行税的理论基础

开征银行税的理论依据主要从税收的产生和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财政和税收的自愿交换理论展开阐述。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税收的理解,剩余产品是税收的源泉。而现代经济学对税收的定义的理论依据则要追溯到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益交换说”。他把税收解释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强调权力与义务的对等。

魏克塞尔在《财政理论研究》中,设想了对“公平”税制的设计。他认为,税收通过政治程序对个人或利益集团进行分配,应当求得国家付给个人的边际效用等于个人因纳税而损失的财富的边际效用。

三、开征银行税的意义

1.抵御风险,弥补损失,污染自治。开征银行税的目的是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此次危机中,欧美等国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普遍采用了对银行注资的救助方式。然而这种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的错误买单的行为,受到了普遍的指责。2013年9月20日,皮尤调查了一项美国民众关于政府对银行救助的态度的调查结果:69%的美国人认为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公司、富人是主要受益者,70%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对穷人、中产阶级、小公司毫无益处,52%的美国人认为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救助银行是错误的。而开征银行税符合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做到谁污染谁治理。

2.增加财政收入,降低财政风险。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银行的资产规模巨大,交易额也很巨大,因此开征银行税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降低财政风险。

3.有助于抑制银行的投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众所周知,这次的经济危机是起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经营风险业务引起的巨额亏损,进而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规模越来越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银行税增加了银行的交易成本,能够抑制银行从事风险较大的金融业务,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银行税和其他路径比较分析

银行税固然能起到想要的效果,但同时也有其他可行的路径,如建立基金、办理保险、非税收入(如收费)等,那为什么要选择银行税呢?笔者将通过对银行税和这几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给出结论。

(一)开征银行税与设立基金对比分析

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因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出资者不要求投资回报和投资收回,但要求按法律规定或出资者的意愿把资金用在指定的用途上。与税收相比,基金收入不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为基金不仅可以投资证券,也可以投资企业和项目,其收入存在很大的风险。

另外,设立专项基金需要专业的团队。这是基于基金的运作模式,即基金管理公司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即具有资格的银行)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投资,然后共担风险、分享收益。

(二)开征银行税与缴纳保险对比分析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保险只有在危机发生时才会给予补偿,而且是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保险人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导致保险标的遭受损失时根据保险责任的范围对受益人进行补偿。

基于保险的性质,很难做到税收的公平性,普遍性。而且实行起来缺乏监督,很难保证效果,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三)银行税与非税收入对比分析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

1.基于税收理论进行分析。政府收费是指对享受政府服务的受益人收取与服务成本相当的费用。在费的形式下,公民有权自由选择是否享受此服务,是否交费。但银行税又不同于一般的税收,它只能用于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支出,具有专款专用性质。所以仅从税收和收费的特点比较来看,银行救助资金的筹集既可以采取税的形式,作为一种专款专用的税收;也可以采取费的形式,作为统一规定普遍收取的收费。

2.基于制度实践进行分析。(1)征收管理。一般来说,税收管理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海关或财政部门;而费的收取主体多是行政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等。而中国目前的非税收入现状是:项目繁多,收费环节多,地方政府管理混乱。地方政府越到基层,收费和集资行为越缺乏约束,收费主体多元化严重。近几年中央公布许可收费的项目只有130多种,而地方上执行的收费项目多达 1 000多项。分散管理之中,不可避免,浪费流失更是严重。因此,从征收管理角度看,税收的手段更有效率。(2)立法程序及效力。税收具有程序性,需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而收费一般只需要通过行政程序即可。另外,从效力角度讲,基于中国的文化以及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人们对收费的权威性不太认可,更认可税收的权威性,如果以税收的形式征收,则效力更大。

基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银行税优于非税收入。

小结

金融业既是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行业,也是高风险行业。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如果处理不好,小风险会酿成大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乎金融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

目前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主要源于银行机构无限的信用扩张。银信结合,城投债,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商业银行想尽办法规避管制。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中国企业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制造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均出现的产能过剩,未来如何有能力支付人民币理财产品、城投债与信托计划的高收益率,着实是一种挑战。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内爆,或许是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之策。

银行税不仅是一种防范风险的较好的选择路径,也是现代银行组织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 IMF,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by the Financial Sector-Final Report for the G-20,June 2010.

[2] FSF,Repor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on Enhancing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7 April 2008.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ebt Bias and Other Distortions:Crisis -Related Issues in Tax Policy [EB/OL].http://:June

12th,2009.

[4] John Brondolo.Collecting Taxes During an Economic Crisis: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EB/OL].http://:July 14th,2009.

[5] 郭田勇,赵世宇.开征银行税:大势所趋,荆棘满途[N].上海证券报,2010-05-18.

[6] 郭田勇,赵世宇.开征银行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J].资本市场,2010,(8).

[7] 尹音频.对金融税收的效应分析[J].四川财政,2000,(1).

[8] 张银仓.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转型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6).

[9] 张茉楠.征收银行税的可行性与困境[N].中国经济时报,2011-01-14(5).

[10] 陆岷峰,陶瑞.商业银行高额利润现象的平抑对策[J].金融与保险,2012,(9).

财税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财税处理 现状 讨论 结论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现状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财税处理所需要执行的会计标准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归属为其他类型的具有金融性质的企业,所以小额贷款公司会计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本公司的会计核算。我们都知道,小额贷款公司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所以小额贷款公司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公司》中的金融部分的相关规定,并且结合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实际的业务需要来进行会计核算。在小额贷款公司中会计科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负债类、资产类、损益类和所有者权益类。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财税处理的主要会计核算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财税处理的主要会计核算主要包括发放及收回贷款的会计核算,支付、计提和摊销费用的会计核算,计提及交纳税金三个方面。发放及收回贷款的会计核算是指:小额贷款公司只有通过不断地发放贷款并且不断地回收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才能不断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公司能够正常运行,完成不断做强并且做大的目标。而在发放及回收贷款的过程中所需要进行的会计核算,需要按照借款合同中规定好的期限、利率、支付和收取款项的凭证作为首要的依据来进行。支付、计提和摊销费用的会计核算则主要包括了装修费、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正常性质的费用支出、摊销租赁费等。计提及交纳税金是指:小额贷款公司在每个月的月末,都需要依据本月的收入额以及当前的税率计的来提交应交的税金,并在下一个月的月初缴纳税金。而计提应纳税额的税率为:营业税按照其收入额乘以百分之五,城市维护建设税则需要按照应交的营业税额乘以百分之五,教育费则需要附加按应交的营业税额乘以百分之三,地方教育费则需要附加按应交的营业税额乘以百分之二等。

二、对小额贷款公司财税处理的讨论

本文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的讨论主要是在地方层面进行初步地探索。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只要都是交由地方政府来负责,在以下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苏、浙江、天津等地出台的相关财税支持政策。

对以上表格进行总结研究发现:一是目前从我国的国家层面看还没有针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的相关政策,主要原因在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草根化和商业化的性质,因而没有得到中央监管层的完全认可;二是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的地方针对财税支持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地探索,但是这些地方主要集中我国的江苏、浙江、天津等沿海经济发发地区,从而使得我国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补贴缺失和税负沉重的双重压力;三是有些地方政府在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时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重要手段,背离了小额贷款是为微型企业和低收入者们的初衷。

三、结束语

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重要工作之一,关系到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常运行和长治久安的发展。本文中分析了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现状并对其进行讨论,希望能对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财税处理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在小额贷款公司工作的会计一是需要提高自身的核算效率,二是要使得会计工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发挥出更大的优势,从而不断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刘学军.我国金融税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探析[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 2009

[2]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关于2009年度税收自查有关政策问题的函[J].财会学习.2009

[3]周孟亮,李明贤.小额信贷商业化、目标偏移与交易成本控制[J].经济学动态,2010

财税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涉税事项;营改增

一、资金集中管理概述

集团公司业务板块多、市场规模大、资产分布广、所属企业所处地域分散。各所属企业因商业模式、资源禀赋、所处生命周期点的不同,相应的现金流量特征存在差异。当集团所属各企业之间出现现金余缺现象时,集团管理者便有了主动加强资金管控、提高整体资金使用效率意愿。资金集中管理方式即成为盘活存量资金,调剂资金余缺,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财务费用,促进资源配置,进而实现财务价值创造、财务效益提升的合理选择。

资金集中管理方式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成员单位是独立的经济责任主体和核算单位。集中在资金管理中心的资金不改变其所有权和经营权;二是收支两条线和统筹调配的运作流程。在集中成员单位的现金余量后,由资金管理中心根据成员单位上报的资金需求,向各所需单位调拨资金,同时监控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情况。成员单位不再单独从银行贷款,由资金管理中心实行统贷统还,保证整个集团的资金需求量;三是成员单位与资金管理中心之间形成存贷关系。各成员单位在资金管理中心的监管下开展内部存款、内部借款和还款业务,实行有偿存贷制度。

二、资金集中管理资金收益的涉税问题

目前,企业集中管理资金收益主要有三类:一是存放金融机构存款利息;二是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收益;三是企业间拆借资金利息。因股权投资类理财产品内容广泛、收益变化复杂,本文暂不讨论。

1.流转税影响

(1)存款利息:“营改增”之前,存款利息不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不交营业税。“营改增”之后,依据(财税[2016]3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36号文)《附件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存款利息不征增值税。因此存款利息不需要缴纳流转税。

(2)理财产品收益:银行理财产品品种多样,按保障方式可分为保本保利、保本不保利、不保本也不保利三大类。

“营改增”之前,企业通过购买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取得收益(以下简称理财产品收益)的税务处理方式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做出直接明确的规定,各地征管部门给出的解释各有不同。主要有三种征管意见:①上海、天津、湖南、江苏地区税务部门的解释:应当缴纳。企业买卖属于金融商品范围的银行理财产品,应当依法缴纳营业税。②深圳、重庆地区税务部门解释:按是否承担投资风险来判定是否缴纳。单位购买的信托产品、银行的理财产品,若不承担投资风险,收取固定利润,视为发生贷款行为,对收取的固定利润应按照“金融保险业”缴纳营业税;若不承担投资风险,取得保本不固定的浮动收益,可暂比照存款利息收入,不缴纳营业税;若承担投资风险,取得不固定的浮动收益,视为投资收益,不缴纳营业税。③大连地区税务部门解释:按运作主体来判定是否缴纳。企业购买信托产品,应按照信托产品资金运作的主体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征收营业税:a.凡是以信托公司自身名义开设账户的,企业购买的信托产品属于存款行为,对其取得的利息收入不征收营业税;b.凡是以企业自身名义开设账户的,对企业取得的收入,按其信托产品资金投向分别计算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依然未对理财产品收益做出直接明确的规定。本文认为,理财产品收益是否缴纳增值税,因严格根据产品商业实质来判断:根据理财产品投资的金融产品属性及收益产生来源去判断。理财产品属于金融投资行为,可能是债权属性,也可能是股权属性;除产品收益来源于股权投资税后利润分配红利外,其他理财产品收益都应缴纳增值税。因国家税务总局未有明确规定,营业税时代下各地征管部门解释又各不相同,企业处理时应携带理财产品协议到当地主管机关咨询,以当地征管部门的解释来准进行税务处理,降低税务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是否最终出台针对银行、券商、信托和基金子公司产品统一的“营改增”后的征税政策,一旦政策明朗,依据政策与当地征管部门做好沟通。

(3)企业间拆借资金利息:“营改增”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文的规定,企业间借款取得利息收入如不属于税收优惠免税的情况,应按金融服务-贷款(包括自有资金贷款和转贷)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营改增”之后,36号文中对贷款服务有明确定义: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而取得利息收入的业务活动。因此,集团企业间的资金拆借适用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征收率,一般纳税人适用6%税率;同时,贷款利息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银企间资金收益,因税收影响,当资金借出企业取得的收益不高于可取得存款利息(1+增值税率)时,资金借出企业无法实质增加税后收益。另外,因“营改增”试点政策中贷款利息收入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所以根据实际情况,集团各纳税主体可针对资金借贷业务开展纳税主体的划分认定筹划,充分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3%征收率的低税率。

2.企业所得税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第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利息收入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收入总额的组成部分,应计入应税收入额,按照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需要关注的是利息收入中有两类免税收入:(1)国债利息收入(依据《企业所得税》第四章“税收优惠”第26条);(2)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滋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财税【2009】122号中所明确的“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

综上,除两类免税收入外,企业取得利息收入、资金收益应并入企业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资金成本的税务问题

1.向金融企业借款利息、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的扣除问题

《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准予扣除。对非金融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在发生年度的当期予以税前扣除。所说发生年度,遵循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即当年应付未付的利息,也应当在当年扣除。企业逾期归还银行贷款,银行按规定加收的罚息,企业也可以在税前扣除。

2.向非金融企业的借款利息的扣除问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规定、根据《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鉴于目前我国对金融企业利率要求的具体情况,企业在按照合同要求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时,应提供“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以证明其利息支出的合理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是指在贷款期限、贷款金额、贷款担保以及企业信誉等条件基本相同下,金融企业提供贷款的利率。

综上,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支付的利息可以全额在所得税税前列支;企业之间拆借资金,当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时候,支付的利息可以全额在所得税税前列支;企业之间拆借资金利率高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四、统借统还的税收优惠

“营改增”后,因贷款利息收入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36号文的附件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明确了原营业税统借统还政策的平移延续方式: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集团或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入的利息,可以免征增值税。统借方向资金使用单位收取的利息,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的,应全额缴纳增值税。根据规定享受统借统还免税政策,需要满足4个条件:1.统借方限于企业集团、集团内核心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2.用款方限于集团或集团下属企业。3.资金来源必须是金融机构借款,或发行债券募集。4.统借方收取的利息,不得高于支付的利息(逐笔指认)。

因此,为了能够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资金管理中心应建立“防火墙”,将统借统还业务与其他的资金借贷业务进行区别管理、并逐笔指认;尤其不能用利息加权平均的资金池的概念来进行管理,防范税收稽查风险。同时在流程设计(统借方与借款方直接签署借款协议)、合同内容(借款来源是贷款还是债券、利率水平不能加息)两方面加强管理,确保免税业务的核算明确,资金流清晰。

五、结束语

当前,在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外部政策环境下,集团公司的资金管理正行进在精益化管理的路上。集团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方式站在管理会计的风口上,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与服务金融机构加强合作、深度融合的路径,在搭建银企直联等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基础上,集团公司有了增强资金管控、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升管理价值的有效管理手段。在资金集中管理方式得到快速运用的同时,提前对其可能会带来的税务风险进行研判就尤为必要。只有在充分理解税制变革的方向,在全面识别相关税务风险、合理纳税的前提下,集团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方式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卢立新试论多元化经营的盐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J].财会通讯,2012(26):150-151.

财税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德国;财政契约;欧洲稳定机制

德国政府的欧债救助策略不但在欧洲遭受诸多非议,在德国本土也争论重重。为建立欧元区永久性金融“防火墙”,欧洲稳定机制原计划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但德国国内在批准欧洲稳定机制的过程中出现了激烈争论。德国主张实施紧缩型的策略,要求各国进行稳步的财政削减,以建立稳固的财政政策[1]。为执行这一政策,德国政府力排众议,在欧洲通过了新的财政契约。但在德国议会也未能将财政契约顺利转化为国内法,决策被推迟到9月。本文试图简析德国国内关于欧洲稳定机制和财政契约的讨论。

一、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

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是德国欧债策略的重要实施措施。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能够为渡过信任危机奠定坚实的基石,有助形成一个稳定的欧元。

财政契约全称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除英国和捷克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在2012年3月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通过了该财政契约。财政契约规定各签署国必须做到预算平衡或保持盈余,要实施更严厉的成长赤字预防和惩罚机制,将整体公共债务水平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引入了黄金法则和自动纠正机制,规定各国扣除债务再融资成本以后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5%,如果一国债务水平高于GDP的60%,高出的部分应当按每年5%的速度予以消除。由欧洲法院监督,各国需将相关规定以国内法的形式予以保障实施。欧洲法院将有权处罚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成员国,但最高罚金不超过该国GDP的0.1%。欧元区国家的罚款将归入欧洲稳定机制,非欧元区国家的罚款将进入欧盟预算。为了缩短批准程序,契约规定若有12个欧元国家批准财政契约,财政契约即可与2013年初引入,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签署之后可暂不实施。

欧洲稳定机制作为欧元区永久性金融“防火墙”,旨在向融资困难、需要帮助的欧元区国家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计划实缴资本金为800亿欧元,并提供约7000亿欧元的担保,计划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一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议会已经批准了欧洲稳定机制。但欧洲稳定机制必须经由至少占其总资产90%以上国家批准后才可以运行。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出资比例分别为27.146%、20.386%、17.914%和11.9037%。德国在欧洲稳定机制总共800亿欧元认缴本金中,德国将出资近220亿欧元,此外还需提供约1683亿欧元的担保,是欧洲稳定机制最大出资国,若没有德国议会的首肯,欧洲稳定机制将无法运营。

二、德国政党的争论

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给经济运行带来了系统性的改变,让德国长久地陷入救助的责任当中,欧洲稳定机制将国家财政政策持久地和欧洲层面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由此彻底地长久地改变了德国议会的预算责任。即使德国可以保有每一次对具体救助行动的决定权,但德国议会将持久地承担救助重债国的责任。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需要在立法机构表决中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赞同才能够获得通过。为此执政党需要反对党的支持。然而执政党和在野党对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存在很大分歧。执政党对在野党的投票依赖,让在野党在与执政党的政策路线讨论中占了主动,社民党和绿党希望能够用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投票权换来对本党奉行政策的更多实施机会。

德国国内不但各政党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争论持久不休,而且各政党内部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也意见不一。社民党的左派认为不能由社民党的领导们独自决定该党的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策略,而要求利用现有机制,在党代会上实施基础性投票,以保证决议在党内具有广泛基础。一些绿党著名人物,如前主席毕提考夫要求绿党的联邦议会议员投票反对财政契约。绿党欧洲议员、绿党金融专家歇克也提出举办特别党代会进行投票。两党在今年6月16日和6月24日分别举行党代会统一全党认识、形成了各自的政策主张。

各党派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意见分歧主要体现在投票安排、增长策略、金融交易税、州财政规定等问题上。

1.投票安排

德国政党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既存在内容上的异议,也存在对投票安排上的分歧。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希望能够在2012年议会夏季假期之前通过财政契约,但社民党和绿党认为没必要着急,应该推迟对财政契约的表决,并表示最迟应该会推迟到年底。执政党派希望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捆绑表决,而社民党和绿党则认为没必要捆绑,应该就财政契约单独表决。

执政党希望能够在夏季假期之前实施投票的原因在于,如果要想在7月引入欧洲稳定机制,就必须在6月底就该问题进行表决。而执政党希望合并表决的原因是通过将欧洲稳定机制和严格的财政契约相联系,希望财政契约能够为欧洲稳定机制的可靠性做背书,以遏制本阵营中欧洲稳定机制的反对者的声浪,期望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能够获得多数票通过。社民党上届总理候选人施泰因迈尔则表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是否能在夏季假期之前通过,实际上取决于德国政府是否能够拿出一个能够在德国和欧洲获得赞同的增长策略,以平衡各党派的意见纷争。

在6月29日欧盟峰会达成关于建立银行联盟的协定后,又掀起了关于投票安排的讨论。社民党党主席加百利指出,欧盟峰会的结果和联邦议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决议正好处于对立面;左派财政专家认为欧盟峰会的决议带来了太多的变动,因此应该推迟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表决[2],而自民党成员则表示无理由推迟这项安排;社民党和绿党的领导人认为,各党已经就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就这两个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不能因为欧盟峰会的结果而推迟投票。德国立法机构在6月底完成了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投票。

2.增长策略

社民党认为依靠欧洲救助机制对重债国的注资无法解决欧债问题,希望扩展财政契约,财政契约的通过需要有增长促进措施作为基础,要求默克尔重新回到了社民党两年前即要求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上去,应给出一个具体的促进增长方案,以实现对财政契约的补充,而且财政契约的目标并不现实,应加强欧盟委员会对各国财政的监督,另外投资赤字也不应被算入结构性赤字中,财政契约规定的达标期限应该被延迟。社民党开出的同意财政契约的条件有:促进增长,引入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的解决措施,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金额[3]。

绿党也认为财政契约中需要加入增长元素,绿党党团主席特廷指出,默克尔阻碍了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应该为重债国提供更多的援助。绿党同意财政契约的条件是联邦政府改变其迄今为止错误的救助政策[4]。

自民党认为,现在需要促进增长,需要对抗青年失业。自民党前党主席韦斯特维勒表示:欧洲需要更多地促进增长,但促进增长的方法不是通过举债,而是通过提高竞争力。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凯尔特也表示,只有实施明智的节约措施和可持续的增长,财政赤字长期才可控[5]。

德国联盟党终于180度大转弯,放弃了其对增长和投资议题的反对。联盟党表示,希望以降低干预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欧洲坚实的财政和持续的增长是硬币的两面,位于首位的是应对青年人失业。德国政府提出了旨在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六点计划”:推广德国增长经验,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下放劳资谈判的权利、提高退休年龄、推广二元制教育体系,私有化重债国国企,建立欧元区特别经济区,对南欧实施更多投资等。如默克尔政府主张在南欧建立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宽松劳动法规和特殊环保标准的经济特区,以吸引投资。同时应减少欧元区官僚运作障碍,将成员国的铁路运输自由化,将能源市场网络化,将可再生能源市场一体化,邮政业务对网络交易开放,扩大宽带建设,为欧洲投资增加100亿欧元的资本金。对于重债国亏损严重的国企,重债国建议可以参照原东德处理亏损国营企业的做法,建立信托基金等。

3.金融交易税

社民党开出的同意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条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为加强金融市场管制。如开征金融交易税、用金融交易税收入支持增长、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实施欧洲范围内的银行业监管、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金、建立欧洲债务清偿基金、建立欧洲评级机构等。

有绿党成员建议将设立清偿基金和支持财政契约相联系,如绿党党团主席特廷认为,从长期的视角看,债务规则意义重大,但短期看来,仅有规则是不够的,需要建立旧债清偿基金或者引入金融交易税,以此来促进欧洲增长计划。金融交易税可以弥补金融市场的“公正性漏洞”,而清偿基金能够通过利用共同欧洲共同债券的低利率优势成功地削减重债国债务,与发行欧元共同债券相比,各国只需在有限时间内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应考虑引入。

自由则认为不应考虑引入金融交易税,而是应引入金融市场税。金融交易税是对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征税,可以稳定货币的汇率,但是不可能阻止危机。自由建议,也可参照英国模式引入印花税和证券营业税,并且证券营业税也应覆盖衍生品交易。

德国政府因为英国的反对,开始不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财长朔伊布勒曾明确表示,在欧盟层面以及在欧元区层面都不会引入金融交易税和证券营业税。但救助西班牙银行业的紧迫性让德国政府备受压力。社民党在救助西班牙银行业问题上向联邦政府施压,希望联邦政府在引入金融交易税问题上能够同意社民党的主张。社民党财政专家施耐德表示,救助西班牙银行业不应具有优先权,纳税人也不应为救助买单,因此在救助西班牙之前,应尽快对金融交易税问题进行决议。绿党党团主席特廷也表示西班牙银行业危机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银行业危机引发了欧债危机,因此应让银行业承担救助欧债危机的成本。并认为德国最好应和法国一起共同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提议。自民党意见也出现了转换,自民党表示,可以引入金融交易税,但对金融交易税影响应该仔细分析,涉及退休人员和小额储蓄者的公司不征税,因为他们无需对金融危机负责,应防止对金融交易税对退休人员和小额储蓄者造成负面影响。

各方终于达成妥协,德国政府同意引入金融交易税,但社民党和绿党必须放弃其关于建立债务清偿基金的建议[6]。但在形成一致意见后,德国总理府高官的鲍法拉的不当言论又点燃了关于金融交易税的讨论热潮。鲍法拉私下表示,在本届联邦政府任期内,事实上是不可能引入金融交易税的,因此本届政府尽可以对社民党和绿党妥协,而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改变。自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引入金融交易税的计划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种言论,反对党非常愤怒,威胁要抵制财政契约。绿党党团主席警告执政党,战术性手段不会胜利。社民党党团主席奥普曼也表示,金融交易税没有回头路,更没有后门,鲍法拉的言论是财政契约讨论中的一个严重后退。社民党需要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引入金融交易税的承诺。绿党则指责联邦政府未曾为引入金融税做出努力,并指责基民盟/基社盟的策略性手段[7]。财长朔伊布勒对此灭火性的表态是,反对党应该相信联邦政府,但引入金融税并不只取决于德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坚定地反对金融税。联邦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政府会坚定有力地为引入金融税而努力。

4.州财政规定

财政契约的减赤规定,也包含了对区县财政状况的限制,会给各州带来额外财政成本,所以各州也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财政弥补性支付。由社民党领导的各州利用他们在联邦众议院的投票权,提出了一份名为《拥有永久保障的财政契约》的文件。以通过财政契约为要约,向联邦政府提出了改善州财政状况的强硬条件,表示只有当该文件的内容得到执行时,各州才可能会批准财政契约。参与各州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将一些责任从联邦下放到州,而州财政紧张,很难再为这些额外的工作支付开销,财政契约又会给州和区县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和节约压力,所以应该由联邦政府,而不是由州政府承担这部分压力,相关内容也应该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表述。例如,联邦政府应逐步承担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费用等。2010年各区县政府为63万残障人士提供了124亿欧元的融入费用[8]。

作为解决方案,联邦政府同意,联邦会为各区县提供总额为40亿欧元的资助,以帮助严重残障人士重新融入社会[9],但联邦未能同意今年即减少120至130亿欧元的费用的要求。联邦政府表示若州或区县若因负债过高需向欧盟缴纳罚款,则由联邦代缴;并且幼儿园建设上,联邦将一次性投入5亿欧元;另外,每年支付7500万欧元以支付幼儿园的相关费用;为减轻财政契约对各州的影响,联邦和州将启用一个债务管理程序,自2013年开始采取承担部分责任的方式共同在资本市场发债。各州希望通过此种方式能够享受联邦国债的低利率[10]。

巴伐利亚州州长瑟豪夫和萨克森-安哈特州州长哈瑟劳夫都表示,关于财政契约的讨论的最大益处在于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区县的财政问题,因此愿意同意财政契约。自民党主席罗斯勒表示,联邦和各州达成妥协对欧洲而言是个利好消息。而莱茵-普法茨州州长贝克则表示,在未来还是存在各州和区县财政负担上升的风险,仍需为得到联邦的财政帮助而努力争取,但也应该看到但目前这些协定其实减轻了区县层面的负担,因此他建议社民党领导的各州可以考虑通过财政契约。

三、合宪性讨论

在各党达成妥协的前提下,2012年6月29日晚德国议会和众议院都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分别批准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但议会和众议院的决议仍未能消除国内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质疑,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表示反对欧洲稳定机制。德国家族企业基金会由德国最大的350个家族企业组成。他们担心许多议员根本无法清晰地知道欧洲稳定机制的意义和为欧元重债国提供担保的实际规模,而且欧洲稳定机制如同一个黑匣子,让德国又成为欧洲稳定机制的主要付款国,不能将德国纳税人置于不可撤销的自动责任机制之下。

左翼党表示反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国际法法官费桑和施耐德表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会让福利国家解体。左翼党更指出了财政契约的合宪性问题,左翼党党团主席格斯表示,财政契约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财政联盟来建立欧洲联邦,《基本法》未准许建立财政联盟,财政契约限制了国家的预算,因而是违宪行为。

民间机构“公民意志组织”号召德国民众参与在柏林和卡尔斯鲁尔的欧洲稳定机制抗议活动,“公民联合会”则直接与议会议员对话,要求议员抵制欧洲稳定机制。家族企业等资助的“欧洲政治家”组织也抵制欧洲稳定机制。这些组织既不是右翼分子,也不是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认为不能为了救欧元而忽视民主原则,因此反对欧洲稳定机制。71%的德国民众表示,应该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应向欧盟转移更多权力,只有27%的民众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交于德国议会决定。调查显示若举行公决,只有39%的人会选择向欧盟上交财政权和预算权,55%的人会选择由各成员国保持财政权和预算权。

社民党前司法部长格梅琳和莱比锡宪法法官德庚哈特、国际法法官费桑和施耐德等分别向卡尔斯鲁尔的德国提出了违宪诉讼,要求联邦禁止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生效。他们认为议会最神圣的权力即是对财政预算的决定权,而财政契约让联邦议会失去了预算。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逾越了红线、存在民主赤字,削弱了议会的预算权和控制权,违背了德国《基本法》,对德国和欧洲的民主会产生严重的影响[11]。

联邦接受了诉讼,表示需要约3个月时间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进行合宪性考察,在此期间,联邦要求德国总统高克在德国议会和众议院通过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后暂时不签署这两项决议。等的裁决出炉后再做决定。德国总统高克表示会同意联邦的要求,静候联邦的裁决。联邦于9月12日判定欧洲稳定机制没有违反德国《基本法》,但德国参与欧洲稳定机制的出资上限为1900亿欧元。10月8日,在比预期日期推迟了3个月后,欧洲稳定机制得以正式启动。

德国国内关于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讨论耗时长久,且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被暂时搁置。在既有体制中,各方游走在各种规定的边缘,不断形成妥协,希望能在不严重影响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为欧元的体系性问题找到出路。德国议会虽然认识到欧洲稳定机制将德国国家财政政策持久地和欧洲层面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由此将彻底地长久地改变了德国议会的预算责任,仍然以多数票通过了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社民党和绿党就投票安排问题做出了让步,同意在夏季假期之前为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做出表决。德国联盟党在与社民党和绿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之后,放弃了其对增长和投资议题的反对,并将其策略定位为,希望以降低干预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并表示坚实的财政和持续的增长是硬币的两面,首先应该促进青年人就业,以解决南欧重债国所面临的严重的青年人失业问题;并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南欧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等创新性设想。在面对社民党和绿党所要求的金融交易税和债务清偿基金的强硬立场,德国政府亦与社民党和绿党达成妥协,同意引入社民党和绿党所要求的金融交易税,但作为交换条件,社民党和绿党也放弃了建立债务清偿基金的设想。联邦政府为赢得各州议会对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同意,联邦同意为各区县提供严重残障人士融入基金、为各州幼儿园提供相应补贴等提议,联邦政府更以表示由联邦为各州或区县向欧盟代缴罚款等财政优惠手段来加快财政契约和欧洲稳定机制的启动步伐。

这场讨论这一方面体现了德国国内民主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既有机制性解决欧债危机的艰巨性。同时类似于向欧盟上交财政、建立经济特区、设立债务清偿基金等设想,又遭遇到诸多阻力,推进乏力。欧元区旧有体制漏洞百出,缺乏自补能力;创新机制阻力重重,没有自我实现能力。两方面的弊端最终拖延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

参考文献

[1]S.Casdorff,M.D?bler,S.Haselberger,“Merkel und Sarkozy legen neues Konzept für Euro-Rettung vor”

[2]“SPD-Politiker stellen Zeitpunkt für Abstimmung in Frage”

[3]“Fiskalpakt nur mit Finanztransaktionssteuer”

[7]“Sch?uble bezweifelt rasche Einführung einer B?rsensteuer”

[10]“Bund erkauft sich Ja der L?nder zum Fiskalpakt”

财税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 公共性 财政公共性

金融是经济市场的中心,金融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充分的配合市场的转变,为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政策,需要金融自身做到彻底的调整。政策性金融与财政金融是金融存在的两大内容,两者分别具有自身的属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统一性,开展对两者之间的研究,是进行金融调整的首要工作。

一、政策性金融的出现

政策性金融在多年的发展中,一直未有明确的战略决策,使得政策性金融在发展中逐渐受利益导向,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政策性金融的改革,开始了对政策性金融的重视。政策性金融的深化改革需要政策性金融在理论上有所改善,而政策性金融的定位也需要做到逐步的优化,2014年政策性金融公共性本质被正式提出,此后的发展需要以公共性为指导思想。

二、公共性的内涵

政策性金融中所提到的公共性,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做出调整的不固定的原则。经济学中引用公共性较早的是德国的哲学家,他曾提出公共性的属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性的实现不能够影响到他人的权利,第二是公共性实现的前提是以国家的权利与政治相结合。所以可以看出公共性无论是从原则上还是从目标上,都需要有一个前提作为基准,而此公共性是否是政策性金融所具备的,在下文中会有所论述。

三、政策性金融是否具备公共性

(一)政策性金融的多元化理论提出

政策性金融的提出涵盖了社会多元化的假设,尊重社会成员利益与诉求中存在的差异,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性金融的职能是在承认商业性金融性能的前提对金融职能的补充,现代存在的政策性金融理论指出,在部分领域中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但在特定的领域中,需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2、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对象选择是基于不同产业与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在这些差异性中选择是否需要提供此类金融服务。

(二)政策性金融的非排他性

政策性金融的其中一项原则是不影响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性金融的提出是以社会大众利益为最大化基础,如需要牺牲一部分群体利益来换得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则缺乏存在的意义。政策性金融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不会限制到商业性金融的实现,政策性金融的掌控范围是投资过高、资金回笼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的业务,未涉猎到商业金融的实现领域。政策性金融职能的发挥不会牺牲商业性金融职能的发挥。

(三)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属性

政策性金融的实现与国家存在必然的联系,主要显示为其资金的投向以国家战略需求的项目为基准,从国内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涉及范围可以看出,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立,进出口银行的目的是为资源进出口提供保障,农业银行的目的是服务三农,三者之间都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而所服务对象的共同点是国民的经济建设。政策性金融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国家主义,与国家的权利、政治政策相结合。

(四)政策性金融享有国家信用

从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成本组成上可以得知,各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本金均由国家或政府机关的资金构建,如此形式决定了国家与政府机构对其他经营业务的政策要求。同时,其他经营的资金构成主要由发行债券所得,发行的债券由国家或政府为其作为担保,具有国家的信用,使得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及时的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不同于普通金融行业或工商企业,属于政府的特殊机构。

四、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的差异

(一)强制性要求方面

强制性所指的是在特定范畴内通过法律与行政法规等强行手段制定的限制标准。财政资金的收支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例如财政资金收入的主要途径靠国家的经济活动征税,进行税收的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具有法律效应,躲避税收视为非法行为,而强制税收则是强制性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资金的支出也有其强制性体现,支出的规模与用途的选择上,不将公民的利益诉求作为根据,而是经由政治程序决定方案,并进行强制实行。相比之下,政策性金融的运行过程中并未有出现强制性特征,虽然运行的业务范围有固定的选择,但比照财政金融则是非严格的强制。

(二)有偿性方面

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运行时可以提供价格相对低的资金担保服务,但究其根本,始终是以资金的还本付息为条件的出借行为,在出借与偿还的过程中,价值的流向是双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获取融资的企业所付出与所得是平等的。财政资金在偿还方面的特点是非直接偿还,与其自身的强制性达到一致,国家向公民征税时没有向纳税人偿还税收的责任,所以针对个体而言,付出与所得是不平等的,因此财政金融的运行具有非直接偿还的特性。

(三)运行环境方面

政策性金融与财政金融的出现时期是不同的,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逐渐发展,出现剩余产品,部落联盟开始进行分配制度,这是财政出现的原始形态,自国家出现后,为延续这种公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这时出现了税收,进而产生了国家财政金融。政策金融在国内的出现约有二十年,两者形成了巨大的时间差距,政策金融职能的发挥需要依靠金融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财政做支撑,所以政策性金融公共的发挥晚于财政金融公共。

五、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的相同点

(一)多元化体现

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性金融的配置在时间、空间、不同产业间均存在一定的结构。财政性金融可以由不同的税率在各产业间的差异、财政补贴对各行业的补贴力度等手段实现财政资金在空间上的调整。政策性金融经由是否对特定的行业提供贷款与担保服务的确定来调整对各产业与地区的扶植力度,经由浮动利率贷款、固定利率贷款、贷款展期等途径实现对不同时间上的资金需求主体的扶植。

(二)以社会公益为基准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所形成的特殊分配关系,目标不只涵盖了利润最大化,更涵盖了不限于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等目标的综合性目标,总结而言是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策性金融也具有相同的目标,在政府的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国家法规限制的业务范围内,以优惠性存贷款利率进行特殊的金融行为,其最终的目标是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也是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三)国家权力、政治政府的结合

财政帮助国家实现了政治、经济、管理等职能,财政活动均是国家意志的展现,恩格斯曾就征税问题发表过言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粹纳粹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权利都是从所谓的国家所有制而来,国家有这种权利,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为国家也就成为了真正的主人”。而政策性金融就具备了这一特点,政策性金融的存在与国家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资金筹备时有国家作为担保,享受着国家的信用,而资金的用途也均是国家的战略方向,由此说明,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这一点与财政金融存在一致性。

(四)收支的非平衡性

如上文所讲,政策性金融与财政金融的目标都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主,所以在具体的运行与职能的体现方面也必然存在一致性。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单位而言,追求的资金收入大于支出,如果收不抵支,则企业无法运行,但是对于公共性单位而言,支出与收入的平衡不是其运行的基础。财政公共收支理论的发展中,就出现了将功能财政取代财政收支平衡理论的发展趋势。公共性单位能够在短期内允许出现赤字与盈余,按照此逻辑,政策金融业不需要单纯的追求短期的收支平衡,在限制条件内出现支出大于收入是可行原则,也是其实现职能的手段。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来,金融的改革必然成为最主要的方向,金融是经济市场的中心,其改革的成果将直接影响全面改革的进程。全文主要分析的方向是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金融公共性的比较,文章阐述了政策金融公共性的提出、政策性金融是否具备公共性等内容,详细的论述了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性金融之间的差别与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白钦先,王吉献.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05).

[2]白钦先,王吉献.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律地位的理论思考[J].征信,2015,(05).

[3]白钦先,张坤.论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征――公共性[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09).

[4],白钦先.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J].武汉金融,2013,(10).

[5]杨涛.新形势下对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10,(03).

财税金融论文篇7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 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 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 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

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 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着,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 70%左右,这种显着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 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着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 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 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 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 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 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着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 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 ≤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 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 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 ,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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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金融论文篇8

【摘要】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发展趋势。有效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仅仅依靠财政资金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融资机制的改革以及融资模式的创新。

关键词 城镇化;融资;城镇化融资;融资机制

【作者简介】刘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发展趋势。未来一段时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收益实现周期长、社会效益大于商业效益等特征,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多方协助和综合机制配套的系统工程。为了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巨额资金的需求,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改革并创新我国的城镇化融资体系,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一、我国城镇化融资问题剖析

(一) 资金缺口大

当前,我国城镇化融资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税收及中央转移支付无法满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2013 年, 我国城镇化率为53.6%,根据纳瑟姆曲线,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阶段。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正以每年大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从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经验来看,该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需要巨额的建设资金,产生巨量的融资需求。

据财政部财科所(2013年) 的研究报告粗略估计,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增长至少需要达到年均30%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城镇化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而目前我国人均公共支出增长在20%~24%之间,如果再剔除政府运转所需的行政经费,则基本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城镇化公共服务的增长需求。迟福林(2012 年) 测算的资金需求更多,他测算未来10 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4 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将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据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的研究报告(2013 年), 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仅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就超过30万亿元。财政部公布的2014年3月的最新数据认为,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城镇化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与现有财力相比,资金缺口巨大。

尽管不同专家与机构的测算标准和结果不一致,但是均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另外,城镇化融资资金的浪费非常严重,资金使用效率普遍偏低。部分地区缺乏科学的融资规划,导致资金因为使用方向不明确而长期趴在账面上,每月还要交付巨额的资金利息。部分地区由于对城镇化规划方案的前期论证工作不科学,导致项目建设因为标准过高或过低,甚至不断拆了建,建了拆;道路反复开挖;盲目追求奢华,造成资金的浪费。

(二) 城镇化融资问题的深入分析

1.财税支持力量有限。按照财政经济理论,税收应该是城镇化融资的基本形式,分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两部分。但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是“吃饭财政”,其日常运行经费靠上级政府补贴,谈何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城镇化建设。分税制后,虽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但是财税领域依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财权上收和事权下移导致的地方财政困难,并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虽然有各类返还和转移支付,但是比重过低,无法支撑地方政府税收融资。

2.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当前的城镇化融资,主要依赖财政和土地,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土地作为有限的稀缺资源,仅靠一次性的土地批租收入是不可持续的,容易助长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更容易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性风险。今后一段时间,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加强、土地出让收入锐减、融资成本上升、偿债能力下降和经济增速放缓等,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

3.融资平台风险巨大。地方融资平台尽管形式上也是企业投融资,但是由于市场准入和竞争规则不开放、不统一,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公司化的载体和投融资工具。当前,融资平台存在三方面的风险。一是融资平台虽有政府信用注入,但政府偿债责任不明确;二是即使落实了地方政府偿债责任,其还款来源也高度依赖土地收入,可能引致地方政府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倾向;三是地方融资平台在借影子银行“滚雪球”,其风险已经转移到表面,一旦爆发后患无穷。

4.试点债务,范围有限。一直以来,中央地方债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资金使用方式,都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城镇化融资需求。地方债务试点虽然一直推进,但是范围有限,短期内难以推广。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债务的终极担保人是中央财政,最终由中央财政买单,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通过综合分析地方的财力状况、承受能力来决定地方债务发行的试点权的配置和推广。事实上,地方政府发债的放与不放一直是《预算法》修订的难点。《预算法》三审虽然适度放开了省级政府的发债条件,但综合来看,三审草案中地方政府的举债权仍然处于国务院的管控下,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仍然被弱化。另外,先行试点的省市,无论是在政府透明度还是资金效率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省市的债务能力,是其他省市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因此地方债务试点的推广仍需一定的时间。

5.民间资本,势单力薄。当前,民间资本进入城镇化建设的融资壁垒高,收益预期低,公私合营仍处于低级阶段。虽然政府部门为弥补城市建设资金缺口鼓励民营资本的注入,但是政府却在控制产权方面不放手,设置了难以进入的垄断性壁垒和行业限制。因为无法获得财产权的保障,民企的资本成本远远高于享受各种优惠的国企资本成本,民间资本只能望而却步。

二、城镇化融资的国际经验

(一) 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

在城镇化建设中,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其城镇化融资也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到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普遍做法是“谁投资,谁受益”,降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门槛,大力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允许地产商、私募基金、外资基金等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甚至对具备条件的市政公用事业项目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二) 创新金融产品

普遍重视创新金融产品,借助先进的金融工具,如资产证券化、市政债等,积极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鼓励使用债券、信托、保险、私募等。市政债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金融工具。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市政债或类似地方债占全球债券总额的9%,占政府债券的35%。

(三) 积极创新融资模式

普遍重视并创新融资模式,注重发挥民间资本、外资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作用,不断创新并拓宽资本融资模式和资本投资领域。日本以财政信用为主模式,充分利用“筑巢引凤式”“联合投资式”等模式,促进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融资。从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以来,经过长期积累,目前日本的财政投融资的资金规模已达到政府预算内资金规模的41%,被称为“第二预算”。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有市政府、省级国有企业、有特许执照的私人公司、公私合营公司以及社区。市政府对本市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负主要责任,负责项目的领导、规划及融资、建设。英国以公私合营为主模式,自1992年以来,一直鼓励私人财力参与甚至主导公共投资计划,其核心是私人融资优先权,并致力于推动私人部门采用PPP方式参与公共服务。同时,围绕私人融资优先权创新发展出公私合伙制操作方式。英国的PPP项目不仅限于传统的交通和建筑领域,更广泛扩展至医疗、教育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四) 注重政策调控作用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发挥政策调控作用,积极推行政策扶持和政策调控。首先,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注重对中小型企业的城镇化融资扶持力度。例如,日本政府设立专门金融机构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援助,向中小企业直接贷款,并且允许企业自行组建合作型的金融机构。其次,注重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充分利用税收,推行有力的财税政策,房地产税或不动产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推进和完善我国城镇化融资的建议

当前城镇化融资所暴露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以及财政与金融等关系没有理顺理清。虽然我国财政分权在短短的20年内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还不稳定,政府间转移支付也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还很滞后,县乡政府获得的财权很小,和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事权不对称。因此,必须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并创新我国城镇化融资体系,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一) 积极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城镇化的作用。城镇化建设的偿债来源,无非是使用者付费、土地增值收益和政府税收。建立健全更加市场化的融资机制,不仅有助于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也有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首先,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金融的作用,形成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其次,发挥开发性金融工具的作用,以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银行信用为基础构筑企业信用,帮助企业吸引债券、股票等。再次,探索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具体方式,创新并完善包括土地抵押在内的新型信贷政策。

2.创新城镇化金融产品和工具。积极引入项目融资方式,盘活民间资本,鼓励推行具有稳定现金流和预期收益保障的BOT、TOT、资产证券化、PPP 模式。创新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如资产证券化、市政债等,盘活大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的融通资金。

3.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以信托理财和设立资金池的方式,吸引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私募基金、海外资金等参与城镇化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盘活银行中长期资产,为大型项目提供更多的融通资金。打通股权和债权等金融市场,以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满足城镇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资金需求。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污水、燃气热力、文教医等产业投资基金。

4.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市政收益债券。经济理论与国际经验都表明,市政债券是城镇化融资领域最为典型的方式,既能充分实现对城镇化未来收益的利用,又可以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约束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修改《预算法》,取消地方政府不能成为举债主体的规定,并以此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偿债能力,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和经营性建设项目直接融资规模。

(二) 培育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1.改变单一主体的融资模式。政府在融资过程中应该强调并发挥引导和杠杆作用,而不是原来单一主体模式下所体现出的主导作用。民营资金和外资也应该是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应该对它们一视同仁。

2.推进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制改革。根据今年5月20日国务院《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以及《预算法》的修订工作进程,一旦《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那么大多数城投公司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未来城投公司转制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和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本文认为,转制一定要把政府信用真正剥离出去,应该强化金融监管和产业监管,使投融资平台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化方向改进。

(三) 健全债务风险约束机制

健全城镇化融资的市场机制,必须建立并完善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可信的信用评级机制。在制度上既要对债务风险有惩戒机制,又要对债务解决有激励机制。要强化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强化多种形式的财政纪律约束,增强偿债激励。要强化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在预算编制与执行、投融资决策和计划的审议监督。要鼓励税收优惠、发行听证等,以此增强城镇化融资的民意约束。

(四) 推进城镇化融资财税综合改革

1.明晰政府事权。在地方财政相对紧张的条件下,中央财政多承担一些责任。推动政府职能从直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步转向提供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淡化GDP 考核,加大资源、环境、债务等约束性考核力度。

2.加快财税改革。为保障地方政府财力,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健全地方税体系特别是资源税、环境税、房产税等税收,积极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充实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适时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使之成为城镇化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在财政层级结构“扁平化”的过程中,确保各级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在城镇化融资过程中,积极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同时,强化财政部门对地方债务的统一归口管理能力。

3.改革预算体制。要增强政府预算透明度,建立覆盖全面、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制度,编制跨年度的全面综合的资本性预算,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体系。

4.深化土地、价格等改革。土地和价格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也是完善城镇化融资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提高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扩大农业用地流转,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更多的使用权,相应提升农地的金融价值。必须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推动资源和公共服务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水、电、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从而进一步增强城镇化融资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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