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01 12:43:47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1
[关键词] 教育技术； 学科发展； 问题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孙立会（1985―），男，吉林白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
一、引 言
基本问题是学科研究的总出发点，是揭示学科本质的核心问题。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形成该学科整个理论架构的柱石。[1]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换言之，没有问题的学科肯定不是一门好的学科，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这门学科有了向前发展的动力。确切地说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并且尚属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必然要得益于其他学科已经取得的进步，并从其他的学科中得到启迪，这种利用现成经验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理性地看待和研究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未来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指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拓宽，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宽，对这些问题的转换，能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方向的转向。然而，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游击习气严重，对问题的“浅尝辄止”[2]都严重影响了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品质。
二、炒概念的多，深入研究概念的少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在涂尔干看来，概念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指示器，根据概念我们可以清楚不同的研究问题以同样的名称结合在一起，因为概念始终与一些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通过概念可以知道到何处去寻找这群现象。
概念，既是思想的工具，又是思想的材料，还是思想的结果。说它是思想的工具，是因为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概念。不单是抽象的思维离不开概念，就是具体的、形象的思维抑或是直觉的思维，离开了概念恐怕也会成为一种漫无边际的意识之流，根本辨不清主题、分不清方向。说它是思想的材料，是因为概念是命题的意义单元，命题是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种研究领域中，概念本身经常成为理解、思考和拷问的对象，是理论研究、实验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不同研究范式都要着力定义、分析和讨论的对象。[3]
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大学科群中最具有“时代感”的专业，存在着很多“时髦”的概念，但是真正去专心做概念的人却很少。没有多少人曾经做过或者现在正在做着有关教育技术中基本概念的研究。大部分人都认为概念这种简单的问题只需在写文章或者做项目时简单地论证一下，而无需专门进行拷问与研究，这种想法是极为错误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导致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存在着很严重的概念的混乱和界定不清楚的问题，对教育技术学的“正身”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概念混乱和不成熟是教育技术学学科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自身的概念和独立思想匮乏的情况下却又不断地引入“新概念”、“洋词汇”，使这种“离根离土”的“舶来品”的学科“胎记”更为明显。我们一直呼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可我们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美国教育技术对我们的束缚，似乎我们一直在走美国人走过的路。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美国，这从我国学者研究AECT关于教育技术定义的狂热追求可以略知一二。可想而知，我们用着美国人的概念怎么能建造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所以研究教育技术必须应该始于教育技术基本概念的研究。正如李芒教授所言，在教育技术学科里很多研究者都把“全新的”说法挂在嘴边，这个全新的说法追究起来就是在炒概念。例如“耗散结构理论”、“移动学习”、“云计算”、“电子教材”、“电子书包”等这样比较“火”的概念，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当一些新的概念被提及时，会有很大一部分研究者的追赶，结果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文章里面阐述着很“奇怪”的内容。归根结底是这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算“抢先一步”而已，也许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地了解这些概念。这显然是把学术研究当作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我们应该靠思想而活，而不是把思想当做“工具”。
这种炒概念与大部分认为的教育技术这种新生事物是一个“变”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但任何事物不仅仅具有“变”还有“常”，而我们为了追赶“时髦”往往忽视了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常”。这个“常”就是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要一直关注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一些核心“概念”，研究它、论证它、辨析它，即“做”概念。我们不能轻视概念，一个学科的概念体系的形成关系到这个学科是否真的走向成熟，教育技术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体系是铸造未来教育技术学科的基石。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学科中的概念都“含混不清”，这个学科的研究者之间能达到真正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吗？没有基本的概念作为基础我们能进行信度高、效度高的研究吗？而如今我们真的需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概念，而不是去“炒”概念。科学的概念是从事科学思维的工具，如果我们的工具尚存在问题或者争议，那我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成了一家之言，没有了大众性与普及性，而教育技术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研究成果没有大众性和普及性，那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因为教育技术研究者要服务的不是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而是广大的教师与学生。
欲使教育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坚实的根基，我们教育技术学人应该从“做”概念开始，深深地体悟与研究教育技术领域里面的基本概念。教育技术基本概念是理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口，更是构造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基石”。在扎扎实实地“做”教育技术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多提一些新概念，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翻译过来作为我们的新概念。引进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所创新，否则教育技术学科就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活力。我们自己提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创新性的概念并详细地去论证它，是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的前提，只有当一个学科的原始性的概念具有中国特色时，才能真正在这个“大树根”下生长出茂盛的教育技术学“参天大树”。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必须好好修炼“做”概念这项基本功，这也许是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尚且缺少的“内力”。
三、有学科情结的多，追问研究本意的少
对于“学科”的解释，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学术领域的分类、知识系统的分支，通常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二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功能的组合单位，是对高校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以及学生研习知识、技能范围的相对界定。[4]就后一种含义而言，199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将教育技术学确定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并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硕士、博士等的招生与培养体系，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两所部属师范院校建立了教育技术学部级重点学科。似乎关于学科争论的问题早已解决，并无异议了，但是为什么至今教育技术学人还仍然对这个问题久久不能释怀。究其原因是纠结在“学科”的第一种含义上，即：教育技术学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尊重？其实人们所真正追求的是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很早以前我们困惑的是教育技术学是学科还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在提及“学科”与“领域”的关系时认为，“学科还是领域”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将“学科”与“领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其实，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学科”就是科学研究的某一领域，就是知识系统的某一领域；科学研究一定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中进行，研究深入到了一定程度，拓宽到一定的广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形成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时，就会被人们称为“学科”了。[5]而往往我们教育技术学界不愿意把教育技术称作是一个领域的原因是，总觉得领域的层次比学科的层次要低很多，无形中说话就没了底气，不像把教育技术称作学科那样“振振有词”。对“学科”与“领域”的争论尚且如此，近几年来又有关于教育技术学到底能不能升格为“一级学科”这样新的学科情结产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种“学科导向”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无外乎是在追求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好比从“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
其实回答“学科情结”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著名教育学专家裴娣娜教授曾这样阐述“原点”：“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核心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教育技术研究的原点是什么，是教育技术自身研究的需要？是源于研究者的兴趣？是为了获得社会中的某种资质？是想要发表研究成果？等等。今天我们在探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情结时，我们最好回到问题的出发点，追问一下研究的本意是什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一般的研究兴趣还是真正的“学术关怀”？抑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资质与地位？追问研究本意和真正目的有助于我们厘清思路、凝聚焦点。我们教育技术专家是用教育技术来谋生还是真正想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当然即使是通过解决学与教的基本问题来获得谋生的手段这种可以说得过去的行为，也是少得可怜。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生理学和动物学家Jacques Loeb在世时，有人曾经问过他究竟是生理学家还是动物学家，然而Jacques Loeb的回答却出乎提问者的意料：即“我是问题的研究者”。[6]诚然，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的确确不能再有过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情结”，更应该关注研究问题的本身，思考用教育技术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教育技术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核心。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研究的是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但我们却与教师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可笑的是我们是教学设计的研究者，但大部分人都很少对自己的教授课程进行设计，即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最后也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试问，我们自己不会教学，又有什么权利去对别人指手画脚。这与中小学教师为什么不信任那些声称“知道”教学的人有很大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或者否认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导向”研究，因为学科的建构与成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是建立在具有丰富特性的教育技术的大量成功的实验成果之上的，而不是靠我们呼吁与“高歌”就能会被人们所认可的，故我们应该追问教育技术的研究本意，纾解教育技术的“学科情结”。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学科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自证”，而是拿出可靠的证据去让别人信服。
四、关注媒体技术的多，关注人本身价值的少
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曾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序言中写到：“精密仪器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我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人的头脑。”[7]我们是技术的操纵者而不是技术的奴隶，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技术的发展，是人的思想在促使技术目的的达成，不能忽视技术背后人的存在，技术是把双刃剑，哪一刃起作用取决于人的思想。
教育技术学长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以应用为主的学科，这个以应用为主的明显特征就是把“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关注的是“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即忽视工具背后人的存在。李芒教授曾说过，如果教育技术长期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肤浅与盲从，我们只知道能干些什么而却茫然不知为什么能这样干？最后我们就成了“傻子”一样的机器。我们应该彰显教育技术的“目的理性”，但我们更应该清楚教育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技术的问题不可能只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8]教育技术更应该关注人的存在和价值，学习是人的活动而不能过分地依赖实体的技术。人的思想、经验、意志、道德等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计算机是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只研究这种工具能上网、能打字、能播放视频等，关注这种工具的本身，而不关注使用这种工具的人，那么很显然这并不能给教育带来任何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工具背后人的观念、意识和经验等是起主导作用的。
教育技术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应该关注信息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变化，归根结底技术改变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教育技术是能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以此优化教学的效果、效益与效率。从原则和理论上接受信息技术能变革教育这一命题是很容易的，但在教学中坚持不懈地运用它就不容易了。这就迫使教育技术研究者不能停留在“工具”上，而应该关注使用工具的人。很多教育技术学人认为是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变革了教育，当然这里面的“技术”大部分是被界定为媒体技术的。很显然，如果仔细地推敲一下，这种观点是极为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原因是技术只是实现教育理论转换成教育实践的桥梁或中介，而起到变革作用的是人的思想，没有人的存在，技术也仅仅是技术而已，都谈不上工具，没有人的思想，工具不可能将伟大的教育愿景变为现实的存在。正如杨开城教授所言，工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我们的注意力在工具上时，工具并不是工具。仅当我们关注工具所指向的目的时，工具才是真正的工具。例如拿拐杖这种工具来说，我们一开始拿着拐杖的时候会感觉拐杖的存在，一旦我们使用起拐杖来，我们就会自然地忘掉拐杖的存在，而关注拐杖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在拐杖这种工具本身的时候，拐杖才能真正地成为工具，因为这时候拐杖有了目的，而这种目的是通过人的意识传递给拐杖这种工具的。工具本身并没有目的，目的是有意识的行为，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忘乎所以地只去关注媒体技术，而更应该关注使用媒体技术的人，不能被技术所束缚，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好人与技术的关系，才能使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教育技术不应该成为新技术和新媒体簇拥成的“教育技术大观园”，现如今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不可能存在没有技术的教育，或者说教育与技术之间有没有关系是假命题，而我们应该去探讨教育与技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这才是真命题。但技术在教育的“表演”需要人做“导演”，教育不能依赖技术，但教育也离不开技术，懂教育的人应该做到有形的技术和无形的技术有机结合，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技术作为“演员”在教育这个大舞台上进行“表演”，是完全按照“导演”（人）的意图与思想进行“演戏”，所以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才是最为关键的，不能忽略人的存在，让“演员”（技术）随意地表演。
五、注重“形而下”的多，注重“形而上”的少
《周易・系辞上》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指现象界、经验界的个别事物，它通常有一定的形状、质地，容易观测。而形而上是无形的、抽象的、不易言表的隐藏在事物表面背后的规律，是此事物之所以成为此事物的性质。[9]
教育技术领域里，大部分研究者都比较青睐于“形而下”的研究，即注重应用性的研究，这与大部分人认为教育技术是一门以应用为主的学科有很大关系，会干活儿就行，无需关心原理这种形而上的深层次的让人苦恼的哲学问题。人们热衷于追求工具的价值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研究，造成了现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大部分都是从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照搬照抄过来的局面。简单地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引入到教育技术学领域是不行的，但我们更不能有禁止进入的心理，我们对其他成熟学科的基本理论感到惊奇与敬畏是可以的，但更应该清楚这毕竟不能代替我们的探索。
1971年日本明治图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工学（教育技术）专家坂元昂先生的《教育工学の原理と方法》这一著作，书中所谈及的教育工学（教育技术）的定义至今依然是指引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原理”一般是指具有普遍规律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并且是可以作为其他规律之基础的规律。然而在国内我们却一直缺少有关《教育技术原理》这方面的著作，而《教育技术学》这样的著作倒是出版了不少，少说也至少有十几种版本，大家似乎都在试图探索教育技术原理，但这毕竟不能称其为教育技术原理方面的著作。所以至今我们也无法回答教育技术原理是什么。通俗来讲，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基本规律。我们总是高喊着向前走，但却不知道前方在哪里。这就是如今教育技术研究中最“脆弱”的一面，我们没有学术品质也没有学术信仰，更没有文化传承之精髓。所以我们必须从形而下的情形中领悟形而上的原理，从常无的境界中体认它的本源和本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追寻事物之“根”，否则我们只是会操作工具的没有灵魂的躯体。
梁漱溟先生说过，人必有知识见解而后能起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大的，必得在宇宙人生上有所透悟而后乃能起伟大作用于世。也就是说，起伟大作用于历史学者必是哲学家，不论他是否以哲学闻名与否。[10]同样在我们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里，我们并不是搞哲学的，我们也无需成为哲学的专家，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更高的深度去解读事物本身，就一定要进行“形而上”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客观理性地看待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也只有这种体悟，我们才能找到教育技术学的精髓，提高教育技术的学术品质，推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展。
教育技术学学科天生的实践性必然决定了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教育技术的实践研究。而这恰好是构建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得天独厚的条件，产生于实践中的理论才最具有理论的价值，也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不能只清楚教育技术能做些什么，更应该知道教育技术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教育技术还能做些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把“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三者统一起来，即要做到教育技术研究的“知行合一”。在实践过程中毕竟会产生理论，并且探索理论时也定会想到理论要指导实践，所以我们应该将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继续指导实践，从而循环往复地修正理论，而不是把实践中的理论作为万能的“钥匙”试图去打开所有的实践之“锁”。
教育技术研究更应该是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将理论与实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不是现今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闭门造车”，更不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式的“脱缰的野马”。“形而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形而上”的研究，“形而上”与“形而下”好比教育技术的一对“翅膀”，少了哪一个，都飞不起来。
六、讴歌与评论的多，批评与解决问题的少
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至今必定存在着许多问题，教育技术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这也实属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有一部分人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讴歌教育技术之美，把教育技术当做“神话”一样，认为教育技术无所不能。还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学已经有了自己的严密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制度和学科标准角度去衡量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可能，[11]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客观的。教育技术学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就想让其跑起来，这很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更不能急于拿着“标签”往一级学科的条件上去贴，我们不需要“自证”，而是拿出更多的证据让别人相信。就好比装满水的茅台酒瓶毕竟不是茅台酒，而是水，如果里面装的真是茅台酒，那肯定会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这是酒而不是水。所以大部分教育技术研究者很怕被问及证据在哪里，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证据，只是一些未来的想法罢了。
现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稳固教育技术学的二级学科的地位，让其与教育学合理地对话，与其他的兄弟学科平等地交流，得到学界的认同和社会的认可。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人却装成评论家一样，对教育技术学的过去“品头论足”，往往夹杂着一种怨气或者无奈，例如很早以前在网上流行的一个《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的帖子，或者还有一些学者的冷思考，甚至一些本科学生的谩骂，这些只知道指出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中的不足，只看到教育技术的缺点，是极“左”的倾向，没有正确地站在事物发展的两面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好比是一个正在使用多媒体上课的教师突然遭遇停电，那么他现在做的不是埋怨为什么停电，而应是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停电给自己上课带来的麻烦。
每年我们教育技术学界都会举办很多论坛、讲座，都会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每当遇到同行之间互评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看到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交错”，没有“火花”。互相之间没有批评，都是形式上的“官话”。教育技术学的相关期刊杂志社也是这样，根本没有“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没有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与纠正，很难形成教育技术学的优秀学术品质。我们对教育技术大家发表的观点和言论很少有人去讨论和研究，更别说是批评与争鸣了，这种绝对相信权威的做法对教育技术的发展是具有毁灭性的。如果一个学术领域大部分都是建设性的研究，缺少必要的争鸣和反思，缺少批评与监督，那么这个学术领域变成了整齐划一，过于单调死板僵硬，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原动力。
笔者曾提出过“教育技术批评”[12]这一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里面的全新概念，其目的就是通过批评来实现教育技术的认识自身、调整自身和发展自身，实现对教育技术研究的一种内在超越。这种批评并不是无端的指责，所以和上面所说的评论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达到教育技术批评者与教育技术批评对象之间的深度互动。
乐天派的“讴歌”与悲观派的“评论”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必须得去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技术学理论，认为只有教育技术学才是整个教育学中唯一能生产知识的学术领域，这种逃避与夸大式的研究是不可取的，这与一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抛弃他，而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大同小异的，但即使你再“生”一个孩子（新的理论），也不能确保没有问题。立足当下，才能放眼未来。我们应该在了解教育技术发展现状时，对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和可能，并采取相应比较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一定要有行动，而不是关在“象牙塔”，不管外面的冬夏与春秋。批判别人和作为旁观者指手画脚都是很容易的，甚至进入思辨式的空想主义也并不困难，但符合一种科学规范求实的批评是需要点滴的积累，这是相当困难的。批评要有证据，并且证据要合理，而不是无端的否定与指责。
七、学术成果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少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类目多样化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论文不胜枚举，软件产品也琳琅满目，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考究一下，这些论文与软件产品是有多少能对教育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有些学者的文章通篇都是“车轱辘话”，读完之后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有很多专家开发出的软件产品连自己都不用，所以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累累的今天，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反思一下。
很多教育技术专家已经明确指出，虽然现在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很多，但真正能对学与教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确少之又少，与“口号”相比，能看得见的效益确很小。不管我们如何重视与发展教育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仍然以课堂的教师讲学生听为主，仍然以黑板与粉笔为主要的教学工具，教育技术并没有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其原因何在？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教育技术的“光鲜”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取得的那么多成果，为何达不到应有的效能？之所以用效能而不用效益，原因是效益是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效能通常指的是正确地做事，即不浪费资源，而效能是在效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影响。目前教育技术的学术成果多而其实质性作用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以前强调的是效益而非效能，所以我们必须将从教育技术产生的结果从效益往效能上转化。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作为教育技术学的一名知识分子也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教育技术的利益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利益。教育技术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不是作为以此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应该杜绝非理性的“机心”主义，必须让人的理性大放光彩。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真真正正地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根本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不怕研究成果起到的作用小，就怕一点作用也没有。要做实事，要做具体的事，“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教育技术不是教育哲学，更应关注具体的学与教的问题，绝不能搞“务虚”主义。教育技术学者肩负着变革教育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教育技术的研究，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八、结 语
今天教育技术学正处于一个理性主义退潮和日益分裂的学科发展进程中。但最为可悲的是教育技术学界已经满足于这种分裂，而没有能力把分裂统一起来。教育技术学的扩张不能仅仅是“新鲜”的名词术语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堆积，我们需要科学理性的力量，这不同于研究者的热情和盲目的追逐。
日本在教育工学会（教育技术学）创立15年之际，即2000年出版的《教育工学事典》[13]中明确提出了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十大领域，而如果追问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有哪些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我想我们可能回答不出来，或者至少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很难达到日本教育工学（教育技术学）所确定的统一研究领域，这足以说明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琐碎”，在这些“琐碎”的研究领域里面又存在着很多“集中”主义倾向。这些我们概括为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多”与“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教育技术学术界的重视，以此给未来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思考。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2
【关键词】规范术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139-03
一、所谓术语
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是一种特定的话语构成模式,通过言语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是区别一种学说、一个学科最为关键、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学科的概念、符号、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等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模型,用以描述、阐释学科内涵的“符号”系统。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单位以单义性的方式为某特殊活动领域内的某概念命名;就其内容而言,是指某意义已有解释或已确定了的技术短语、符号的有组织的集合;就其范围而言,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常用的全部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以及它们的规则的总和。它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发展历史不长,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分子生物学仅经历了50多年的短暂历史。而今生物技术的发展迅猛,大力促进着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和广泛使用,并不断地被引入中学生物教材中。现阶段生物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尚不完备,术语系统尚未完全规范,这给高中生物学的教学带来了不少困惑。
二、高中生物学概念术语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新的课程改革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改变以前过分注重知识积累而忽视对人的能力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培养的陈旧方式和传统死记硬背机械的学习方法。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鉴于此,国家在新课程标准基本要求指导下,推出了多个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新教材在体现新课改精神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编写理念有了较大幅度的跨越,进一步完善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对于概念的阐述注意了准确性、严谨性,加强了科学史教育,理解科学过程,亲历试验和探究等。教材的多样化丰富了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教师“用教材教”,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群体的学习选择。然而教材知识体系的多样化,不应理解成学科的术语系统也可以有多个版本,否则不利于学习与交流。
1.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
由于现行使用的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的编写群体不同,专家们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知识储备、对相应知识要求及理论体系都有所不同,加之一些概念体系在学科内尚未完善统一等因素,在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教材中,使用的概念术语体系出现较大差异。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给初学者的理解记忆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也影响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人教版和浙科版为例,单独使用每一个版本,应该说是各有特色,都是不错的教科书。但如果相互参照使用,问题就出现了,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们会发问“以谁为标准?谁是对的?”如:“物质跨膜运输的主要方式”人教版分为自由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而浙科版对应的则分为扩散、异化扩散和主动转运;“细胞代谢”中人教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两个阶段,浙科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生物变异”中人教版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三种类型,浙科版将其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还有,如“T细胞”和“辅T细胞”,“效应T细胞”和“效应细胞毒性T细胞”,“浆细胞”和“效应B细胞”,“年龄组成”和“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性比率”等等。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体系,但对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惑,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生们不可能不接触其他版本的教材。初学者需要的是一个个定义明晰的概念,去建构自己的知识概念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学生来说,知识性内容与生物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的相关性越高,实现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时效性越长久,对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价值就越高”。[1]
2.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
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但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并被广泛使用,特别是有关生物工程类的概念名词爆炸式发展。这些大多通过翻译过来的“泊来语”。在翻译、定义和使用的过程中,尚未规范完善,概念的内涵界定不少仍是一个研究课题。以人教版为例,IA模块必修三“免疫调节”一节中对B淋巴细胞的描述是:“B淋巴细胞是造血干细胞在骨髓中发育成熟的一类细胞”;[6]“B淋巴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在淋巴因子的作用下,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增殖、分化,形成浆细胞,产生抗体”。[6]在IA模块选修三“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是这样描述的:“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凝聚或杀死这些病原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3)。“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免疫学”定义的B淋巴细胞没有产生抗体的功能,能产生抗体的是B淋巴细胞分化形成的浆细胞。“细胞工程”则明确地说“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显然两处对B淋巴细胞功能的界定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引发概念歧义。
“杂种”一词在教科书中多处引用却无明确定义,也存有歧义。在人教版IA模块必修二“遗传杂交”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杂种后代中,同时出现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现象叫做性状分离”。[5]在IA模块选修三“植物细胞工程”的植物体细胞杂交部分中则有这样的描述:“科学家们采用体细胞杂交的方法,终于得到了‘番茄――马铃薯’杂种植株”(《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6)。“科学家们利用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又相继培育出了烟草――海岛烟草、胡萝卜――羊角芹、白菜――甘蓝等种间或属间杂种”(《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7);在“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有这样的描述:“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可以看出,“杂种”一词,在《遗传与进化》中是指含等位基因的同种个体,即杂合体。而在《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中则似乎是指种间或属间杂交的产物。在种的属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同版本的教材之间同样存在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问题,如“细胞器”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在细胞质中……都有一定的结构,如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核糖体、溶酶体等,它们统称为细胞器”,[4]而在浙科版中的定义是:“细胞器是真核细胞中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7]“细胞核是细胞中最大的细胞器。”[7]细胞器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如,“基因”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在浙科版中“基因”定义是:“基因一段包含一个完整的遗传信息单位的有功能的核酸分子片段――在大多数生物中是一段DNA,而在RNA病毒中则是一段RNA。”[8]等。如果说概念术语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更多的是给初学者带来记忆困扰,那么,概念术语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给初学者带来的是逻辑的混乱。我们在强调概念发生过程和发展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产生的结果。这种“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怎么说(定义)都行的现象,会让学生感觉到科学的不科学。
3.概念术语定义不准确或不定义
各版本的新教材在这方面比老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的定义有了很大的改进,概念的界定都尽可能的做到科学准确,但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前述“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忽略了RNA病毒的基因存在于RNA之中。又如浙科版“由于激素是通过体液的传送而发挥调节作用的,所以这种调节又称体液调节”。[9]将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等同看待。其实人体“除激素以外,还有其他调节因子,如CO2”[6]所以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遗传的分类中“X连锁隐性遗传”(人教版语)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浙科版语),“X连锁隐性遗传”从语法上讲属于偏正短语,含义很明确,说明遗传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则为动宾结构,在词义上存在歧义,若以伴X染色体的隐性遗传解,则与定义(由X染色体携带的隐性基因所表现的遗传方式――浙科版《遗传与进化》P43)不符。
另外,高中生物教材中存很多“裸概念”――即不加定义直接在教材中呈现的概念。如竞争、轴丘、基因敲除等,教材中既不定义也不注释,编写者似乎在默认学生是自己的已知。但事实上有些很专业的名词术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未接触,即使是中学生物老师也未必都熟悉,如“轴丘”,不事先查阅资料,连不少生物老师也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基因敲除”更是1985年才奠定理论基础,1987年建立模型的一项新的基因工程技术,又有几个中学生物老师能熟知其技术规程?有些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与学科术语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竞争”。
三、规范高中生物学术语系统的几点想法
1.规范的必要性
学科术语,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上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设有的专门术语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我国术语工作也有悠久的历史,旬子的《正名篇》就是有关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很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汉唐时期的佛典翻译吸收了大量梵文的佛教术语。19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引进了大量科学术语。到了清末,设编订名词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1919年成立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2年成立南京国立编译馆,开始集中管理全国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1933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1949年后,术语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5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艺术科学和时事名词五大组。1956年国务院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中间曾改为“中国科学院翻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1978年,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先后成立了6个分科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名词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 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996年12月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对术语的制定和规范化方面的重视。
2.规范的可行性
高中生物学科教材中存在的一些术语规范问题,与生物学科研究发展历史短暂等有关。术语规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借新课改的契机,以教科书作为规范的样板,使中学生物学的术语系统不断完善和规范。对一些有歧义、定义不准确或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概念术语,可以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等权威机构对内容予以恰当的界定、适度的审定,选择能准确扼要地表达定义的、便于腹词、不引起歧义的短语,依据“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的方针,统一概念术语的使用,规范中学生物学的术语体系;或者选择一个版本的教材,在其原有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后推广,其他各教材编写机构建立术语数据库,统一规范引用,为学生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方便。如“物质的跨膜运输”可定义为“自由扩散、异化扩散(又称协助扩散)和主动转运三种主要方式”;“光合作用”可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杂种”一词则可在种内统一改称“杂合子”或“杂合体”,种间则称“杂种”等。“裸概念”可根据其重要性适当调整其在教材中的有效呈现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中学生物教学、减少对中学生造成的不必要困扰,同时也有利于生物科学的健康发展。
规范术语,是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目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为了统一表达。规范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规范,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学生的潜力发展,而扎实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是其前提。如果在入门阶段就让学生对中学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无从把握,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未来的国家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我们理应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生物科学的研究,推动我国生物科学的蓬勃发展。因此,规范中学生物学术语系统迫切而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赵占良.普通高中生物新课标教材的设计思路.课程•教材•教法,2004(12)
2 谭永平.国际视野下的人教版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2007(5)
3 金振坤.概念术语规范,学科成熟标志――我对远程教育中有关媒体概念的思考.现代教育技术,2005(5)
4 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4
5 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55、57
6 生物必修3:稳态与环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1、35、37
7 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4、41
8 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70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3
一、《新标准》的制定背景
1.美国的战略人才观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学生应具备丰富的知识，而不是某一项专业的学科知识和能力。例如，与人沟通、协商并达成建设性成果的能力；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主动管理及发展的能力；以科技为基础的整合式思考分析和判断的思维能力。这就意味着要开展跨学科的整合教育，培养其综合实践能力与创新应用能力。
2.教学内容与时间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矛盾，《新标准》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课程的学习应力求通过少数“大概念”整合各学科知识，促进学生参与实践，实现对重要原理的深入探索及概念理解的逐级发展，也就是学生所学内容是综合了各科知识，并在其中渗透了科学本质教育。STEAM教育解决了内容和课时的矛盾。
二、《新标准》的框架体系
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首次提出了三维整合的框架体系，即科学与工程学实践、科学核心概念和跨学科共同概念三者有效地整合，例如初中生物学相关内容的框架体系。维度1科学与工程学实践：（1）提出问题（科学）和界定问题（工程）；（2）开发和使用模型；（3）规划和实施调查；（4）分析和解释数据；（5）使用数学和计算思维；（6）形成解释（科学）和设计解决方案（工程）；（7）参与基于证据的讨论；（8）获取、评价和交流信息。维度2学科核心概念：（1）从分子到生命体：结构和功能；（2）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能量和动力；（3）遗传：性状的传递和变异；（4）生物进化：统一性和多样性。维度3跨学科共同概念：（1）模式（规律）；（2）因果关系：机制与解释；（3）系统与系统模型；（4）物质与能量；（5）结构与功能；（6）尺度、比率和数量；（7）稳定与变化。
科学与工程学实践和跨学科共同概念一方面强化了跨学科学习，增强了学生对实际复杂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核心概念始终统领这些学习活动的开展。
三、《新标准》的关键内容
1.科学核心概念
科学核心概念也称大概念，是指本学科内处于重要位置的概念，《新标准》筛选出12个核心概念，其中涉及生物学科的核心概念一共有四个（见维度2），可以看出每个核心概念都是需要关联学科整合研究的。
2.跨学科共同概念
例如，“能量”这一重要概念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科中各有不同的内涵。如何全面系统地理解这些重要概念，需要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渗透，也需要各个学科反复强化并建立联系。
3.科学与工程学实践
用“科学实践”替代“科学探究”。强调从实践层面上理解科学的知识、方法和本质，更重要的是强调动手实践的重要意义。工程学实践是为解决具体的问题而进行的科学活动。
强调科学实践和工程学实践，可以把科学概念与科学探究和工程设计的实践融合起来，从而通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
四、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强国，他们科学教育中的steam教育趋势势必影响到世界各国的科学教育观念，其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1.凸显科学核心概念
正如《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序言所述：“科学教育不应该传授给孩子支离破碎、脱离生活的抽象理论和事实，而是应当慎重选择一些重要的科学观念，用恰当、生动的方法，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对世界的理解。”要学习重要的主题，科学学习的每个阶段都要指向这些主题。
2.强调跨学科的学习
跨学科共同概念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教会学生用多学科、多维度和系统性的观点看待核心的学习内容，从而更好地提高其科学素养。
3.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
以“科学实践”替代“科学探究”，目前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只讲授科学知识，不重视科学实践和实验活动的教师来说，则显得更重要和迫切。
4.适当引入工程学实践
工程学实践的学习要求比科学实践要高，涉及更高层次的动手操作及设计活动，是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未来工程学专才的重要推手。在现有课程中引入工程学实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物，可以尝试在单元中少量引入工程学实践，如对实验、制作等活动进行拓展和创新设计，在保证对重要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设计和工程方面的内容。
5.搭建学习技术的平台
要解决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关联学科的整合学习，需要各学科的专业人员参与，如教师、学生、社区成员参加协作性的活动，一同寻找问题解决的方法，与专家解决问题是所处的社会情形类似。学习技术给学生提供了脚手架，帮助学生在活动的参与过程中提高兴趣和能力。
以《设计桥梁》一课为例，我们已经可以展开这样的教学：在一个数字化教室内，教师正带着人手一机的孩子们进行桥梁承重结构的学习。教师通过数字化触控大屏介绍各类桥梁的结构，并共同确定研究的结构类型，并推送到学生机上。教师通过教学终端了解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度和研究状况，课后学生还可以和家人一起打开上课时的作业，探讨具体的研究内容。翌日课上教师通过终端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困难，进行个别指导。如果不能解决，就可以通过网络和远在桥梁边的工程人员或专家进行实时沟通，掌握实时可靠信息。桥梁3D建模成功后，可以进行承重的模拟实验，并请专家进行实时指导，弄清哪一部分结构有问题。如果确有问题，就可以在3D结构图中模拟拆除。哪一部分结构需要改变和加强，也可以在3D结构图中完善。在保证桥梁结构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美化设计，并通过3D打印完成，各小组可以进行真实的承重测试。需要加固时，可以即时在原来的3D图中修改，并打印出来装上去。如果其他班级学生有相同的学习内容，甚至可以通过在线视屏看到彼此的比赛成绩。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4
关键词：概念，名称，概念和名称的关系，概念系统和名称系统，语言规划和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H083；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6-0015-04
Analysis of the Austrian Terminology School
QIU Bihua
Abstract： The Austrian Terminological School has th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erminology field all around this world The view of Austrian Terminological School has been pointed towards the whol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 of its birth Due to its founder Mr Eugen Wüster’s hard work， the General Theory of Terminology was built up as an independent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ize the basic theoretical views comparing to other terminological Schools， especially those until the end of 1990s
Keywords： concepts， appellations， concepts and appellations， system of nomenclatur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standardization
一 概 况
奥地利有着进行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探讨的民族传统[1]。20世纪在维也纳产生的哲学和语言批评思潮，是维也纳术语学派形成的渊源。当时所出现的哲学和科学理论，极大推动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理论探讨，也把一些对“科学中的语言”共同感兴趣的语言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聚拢了起来。当时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专业化的程度，这也要求各学科的科学语言要相应地发展起来。当时的语言批评在数学、物理和机械领域中开展得最为有效。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潮之下，欧根·维斯特（Eugen Wüster）开始了他逐渐形成的术语学理论的探索。词典学家和工程师施尔曼（Alfred Schlomann） 和语言大师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都跟维斯特有过合作，并对他产生过影响。他也研读过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语言学思想[2]。
维斯特个人对世界术语学理论的形成起过划时代的影响[1]。他1931年发表了《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化；特别在电工技术领域中》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蕴涵着普通术语学萌芽思想的基本书籍。他既是一名工程师，又是一位有着深厚语言知识的著名世界语学家。他还深入研究语言哲学的问题，在这点上，他的思想与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卡纳普 （Carnap）的观点接近[3]。
在1931年他指出：“应用物理技术是‘语言技术’，为了更好地把语言技术推广到工程领域，需要哲学家掌握科技知识，或者工程师哲学化。”[1]
这种思路像一条红线贯穿他一生的工作。1972年，他关于普通术语学的总体思想已经成熟，而向全世界提出了“普通术语学是一门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科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论断，标志着普通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4]。他在1974年左右写出《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导论》的大学教材，在维也纳大学进行讲授。
维斯特一生对术语学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理论贡献有[4]：他在1960年前后发表《从术语角度直观描述的世界话语》一文中展示的“维斯特的认知理论模型”[4]；《机器工具》（1968）和《语言概念世界的结构和它在词典中的描述》；他对信息和文献专业领域与术语学之间联系的论述——《信息服务中的国际术语学》（1970），《概念分类和主题分类·其本质和应用的区别》（1971）。
维斯特于1977年逝世。他的思想对他身后的术语学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依然影响深远。但他的思想必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也为他的后继者们所共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化潮流的影响，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在新一代术语学实践家和学者的共同耕耘下，又有丰硕成果，鉴于笔者资料有限，本文只对至20世纪末的理论要点进行粗浅归纳。
二 理论要点 1概念
鉴于维也纳的语言哲学和自然科学传统，也就不难理解概念会成为理论探讨的起点[6]。依维斯特的观点，概念是术语学理论的核心[7]。从概念的思考方法出发，维也纳术语学派以维斯特的认知理论模型为起点（这个模型是基于语义学的三部分模型发展起来的）[8]。在这个模型中，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以及“符号”和“含义”之间做了区分。符号的概念可以是一个语音概念，也可以是一个书写符号概念。概念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作为概念系统的一部分进行考察的。依据维也纳术语学派的见解，概念作为“思维要素”不能单独出现，而要一直处于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之中。
至20世纪末，维也纳术语学派已将维斯特静态的、基于各种关系的词语模型，发展到了基于过程的动力学模型[5]。这个稍做修改过的模型，反映了人们认识发展的自然阶段。而实际上，维斯特的思想，也注意到了个体层面上的动力学要素，他曾谈到概念如何在孩子那里出现，又如何在语言共同体中形成[8]。在术语学工作中，人们从概念出发，强调概念可以独立于语言表达而存在，这种思考方法在语言学那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维斯特对“概念”这个概念有过如下论述[8]：
“这里撇开个体概念不谈，概念是一个共同体，是人们基于多数对象客体确定的，作为思想秩序排列的手段（理解、领悟），为实现理解沟通服务的。概念是一种思维要素，在对概念进行分析时，在其总体中，作为个别特征而起确定作用的部分是概念的内涵。就这点而言，概念与它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为识别和固定一个概念，名称或者另一种符号是必不可少的。反而言之，从概念的符号出发，这个概念称为这个符号的含义或者意义。”
2名称
在维斯特的四部分词语模型（认知理论模型）中，语言表达落在命名为“符号”和“含义”的语言系统层面（维斯特命名为“概念”），由此，在这个模型的符号层面（或者名称层面）不只存在着由个体实现的语言表达，而且存在着抽象的语言表达。就抽象的语言表达而言，这个模型的缺陷在于，个体以书写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实现的语言表达，缺少一些独立于说话者或者书写者自身特点、其所处情景的特色。
80年代末，学者厄泽尔（Oesers）给维斯特的认知理论模型添加进动力学的因素[5]。在维也纳术语学派理论中，与语音形式相比，人们自然要给书写形式以更大的关注；在术语标准化过程中，人们对概念层面上的符号更有兴趣。一般认为，名称是不能与一种语言符号（专业语言中有特例）相区别的[6]。
跨越国际交流的障碍，一直是维也纳术语学派甚为关注的事；因此，这个学派一直对制定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深为重视[7]。为了实现国际层面的有效交流，甚至有学者推荐对名称采用相同的外在形式，譬如采用带有确定含义的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构词要素；维斯特著名的“术语学钥匙”就是一份带有确定含义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构词要素表。虽然把它作为原则让全世界都采用不太可能，但是在实践中，把它在有着共同起源或者受着共同影响的几种语言中推广，则是可行的[11]。
196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推荐标准ISO/R 860《概念和术语的国际一元化》，就是有关名称国际化方面最大的文献；它很好地反映了维也纳术语学派的理论传统。在这套标准的修订版中，人们补充进在专业语言中实现真正名称国际化的理念，这套标准目前还在修订中。
维斯特还推断，“术语学钥匙”是可以扩充为一种计划语言的[11]。但他的这种思想还未由这个术语学派的后继者们进一步深化。
3概念和名称的关系
维斯特的认知理论模型[4]从理论层面上阐明了概念和名称的关系。维斯特给概念引入了意义形式。这种意义形式是一个符号复合体的形态语义学含义，或者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有着转义含义）的形态语义学含义；在最佳状态下，它反映了概念的若干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名称具有很高的自我解释价值，对语言使用者很有帮助，因为它便于理解和记忆。在国际交流中，如果使用同一种语言表达不可行，意义形式的统一则是第二种最好的解决方案。在像芬兰语这样的语言中，由于有语言维护的传统而排斥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构词要素，它们采取直接接受这个名称，同时又进行借译的策略。电子技术领域中的名称就是如此。维也纳术语学派对这种方法予以承认，在术语标准中把它作为同义现象的特例看待。
4概念系统和名称系统
维也纳术语学派的普通术语学理论中，分别谈到名称系统和概念系统；在这两个系统中，概念系统都处于中心角色。一个概念只有在它所属的概念系统框架内，才能阐述清楚。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借助特征，才能表达明白。一个概念只能属于一个概念系统，而落在某一个概念下的对象客体，则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中出现[12]。
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在人类的思维过程中，概念系统起着根本性作用。概念系统是术语学家、专业人员和从事知识加工的专家们进行工作的工具[13]。维也纳术语学派理论中所探讨的概念系统的类型，最初首先考虑的是它们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应用。今日，人们更注意为非技术的知识领域开发相应的辅助工具。概念优先于名称，强调概念的首要地位，意味着概念系统与名称系统相比，概念系统的存在更具有必要性[7]。
依据维也纳术语学派倡导的“系统”思想，在此得到的逻辑结论是：撇开关系，或曰“名称应该反映概念的内涵”不谈，名称还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具有透明度的名称系统，以便于语言使用者的使用。因为这个学派一直具有国际化的眼光，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国际命名系统[7]。
5术语学与语言维护、语言文化、语言规划和标准化的关系
维也纳术语学派一直考虑对专业语言中名称的命名施加影响。它很旗帜鲜明地主张，要在标准语言和专业语言之间做明晰区分。因为语言的自由发展是标准语言的特色，但是对于专业语言则不合适，它不能保证专业语言的良性发展，不能保证专业语言的准确性。因此，标准语言的“是-标准”（IstNorm）转变成专业语言中的“应该-标准”（SollNorm）是必需的。而专业语言中的“应该-标准”（SollNorm）转变成“是-标准”（IstNorm）则容易得多[7]。
专业语言实现国际化，这一直是维也纳术语学派追求的目标；它其实是一种很进步的语言规划活动。像语言维护和语言文化这种传统上旨在捍卫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概念，在这个学派的理论里可能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在国家层面上的语言标准化活动，正如它在国际层面上一样，却是这个学派的中心工作[6]。
维也纳术语学派在术语领域里，对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下述三个机构实施：（1）由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代管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负责制定标准化术语方针的技术委员会）秘书处；（2）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负责收藏术语文献、进行国际术语信息协调等工作；（3）国际术语网（TermNet），是一个国际术语合作论坛，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大学、研究所和协会，负责开拓全球术语市场，协助完成术语产品在信息交流、信息分类和翻译领域中的服务功能和本地化任务。
三 结 语 现今维也纳术语学派的学者比维斯特本人更加强调：术语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领域。普通术语学融合了哲学（尤其是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理论）、科学理论、应用语言学、交流理论和信息科学的方法。在这门学问里，信息、文献和标准化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各门具体科学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部分。
正如任何一种研究领域一样，术语学的发展也受着新生学科的冲击和影响，从中，它自身不断得到充实、更新和完善。20世纪末，普通术语学所涉及的基本要素或者知识领域如下：
科学理论和认识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对象客体和概念；概念关系和对象客体关系；术语编纂学；知识技术；信息学（Informatik）；信息科学（Informationswissenschaft）；标准化和术语规划；术语管理。
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量的累积，也不是折中主义的调和或者支离破碎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将原本没有直接联系的学科融合成一门边缘学科的关系[8]。
由欧根·维斯特创立的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必将在人类知识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摆脱其理论旧有的历史局限性，而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让其内在的科学光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参 考 文 献
[1]Felber HIn memory of Eugen Wüster， founder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Termin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Language（1980）：25-27
[2]Wüster EBenennungsund WrterbuchGrundsaetzeIhre Anfaenge in Deutschland[M] Muttersprache，1973
[3]Nedobity WEugen Wüster und die Sprachkritiker des Wiener Kreises[J] Muttersprache， 1985：1-2
[4]Felber H，Budin GTerminologie in Theorie und Praxis[M]Tübingen，1989
[5]Oeser ETerminologie als Voraussetzung der WissenstechnikTerminology and Knowlwdage Engineering， Supplement[M] Frankfurt a M，1988
[6]Galinski C The Vienna General Theory of Terminology[M] Wien：Inforterm，1987
[7]Wüster E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ein Grenzgebie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ogik，Ontologie，Informatik und den Sachwissenschaften[M]Wien：Inforterm，1974
[8]Picht H，Laurén C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M]IITF Infoterm，1993
[9]DROZD LZum Gegenstand und zur Methode der Termonologielehre[M]Wien：Infoterm，1975
[10]Picht H，Schmitz KAusgewhlte Schriften aus dem Gesamtwerk von Eugen WüsterTerminologie und Wissensordnung[M]Vienna： TermNet Publisher， 2001
[11]Wüster ETerminologieschlüssel[M]Wien：Infoterm，1986
[12]Felber H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Wissenslehre und Wissenstechnik[M]Wien：TermNet Publisher，2001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5
关键词：中医药学名词，系统性，术语规范化，术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N04；H059；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1-0009-05
一 术语工作的系统性
1.系统性简述
术语的系统性，指“一个学科的术语，绝不是一些术语的任意组合，而应该是彼此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1]。也就是说，“在任何一门科学中，术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成系统的，每一门科学都各自成为一个体系，每一个术语只有在它所从属的体系中才能获得精确的含义”[2]。
系统性是术语的固有特征，所有术语无一例外都具有系统属性[3]。现代术语学奠基人、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认为：术语学和语言学的本质区别，就是术语学要对术语概念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术语学工作……要在关系当中考察一个专业领域的所有概念，即把每一个术语看作是一个概念体系的一部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今所有的专业词典都要进行‘系统化’处理。在这些专业词典中，词的位置从上位概念跨到下位概念，或者从整体跨到局部，都处在‘系统’之中”[4]。术语学另一个重要流派，俄罗斯术语学派学者认为，系统性是“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5]。
2.系统性原则的实施
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在开展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等工作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
系统性是术语规范工作的重要原则，系统性原则的实施要贯穿于术语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制等全部工作流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定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指出，要实现术语工作的系统性原则，须遵循以下原则：收词时应首先“构建学科概念体系”，再“根据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收词。概念体系对应相应的知识体系”；定名时“同一概念体系的名称，应体现出逻辑相关性。基本概念名称确定后，其派生概念、复合概念的名称应与之相对应”；定义“要反映被定义的名词在本学科概念体系中与上位概念及同位概念间的关系”；名词的编排体例，要求“按学科概念体系（知识体系）排列。以层级排列为主，以非层级排列为辅。”
二 中医药术语工作系统性原则的实施
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严格遵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始终遵循系统性原则，在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实现术语的系统性。同时，由于中医药学科的特殊性，也有少数名词的定名、定义或次序编排等不完全符合系统性原则。现按照名词审定的工作顺序，结合典型实例，将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系统性原则的实施情况分述如下：
1.收词
收词工作包括制定学科概念体系、确立名词框架、收选学科名词，并进行名词。“术语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指称系统，术语工作的意图就是要划分清楚概念间的界限，术语学要从概念的研究出发”[4]。收词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学科框架，构建学科概念体系，以保证收词及后续工作在概念体系框架内进行。学科概念体系对名词审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a.规定了工作范围，划清了层次结构，有助于分工和进程安排；b.收词范围明确，步骤清楚，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c.概念体系的系统性强，可以为名词的排列和查找提供便利。
收词工作系统性原则实现途径如下：
（1）概念体系的构建。概念体系的构建，以有关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所构建的学术体系为基础，重点参考有关标准、工具书、经典著作等文献，增强其权威性、代表性。在组织实施时，必须坚持“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的原则，发扬学术民主，依靠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全面征求该专业领域所有权威专家的意见[6]。名词审定工作开始组建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时，出任审定委员不但要求学术造诣较高，并且规定各分支学科均应有代表，以求覆盖中医药所有学科领域。名词审定过程中，始终依托中华中医药学会等学术组织，邀请各学科权威专家参与工作，全面、广泛征集全国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反复讨论、研究，最大限度获得各专业领域专家们的共识。中医药各分支学科的概念体系均经过专家反复讨论研究确定，例如撰写中药学名词初稿时，其中单味中药名称的概念体系借鉴了药典模式，即按照“中文名笔画顺序”排列。提交专家咨询会时，多名权威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意见，认为中药名称应以功效为分类依据，按照功效的分类编制概念体系框架；也有少数专家提出以药用部位为分类依据编制概念框架。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发现，如若按照功效分类，会造成相当数量的中药因为功效复杂而难以归类，再加之原有中药分类体系本身也存在分歧与纰漏，按此方法构建概念框架，将无法形成业界公认的概念树。最后经专家反复讨论达成共识，仍然沿用初稿概念体系框架。
（2）概念体系的修订。收词工作开始时所制定的概念体系框架，并不是自始至终不得更改，一般来说，随着名词工作的深入开展，专家们往往会对框架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优化最初的框架；或者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做出一些变动。例如中医内科学名词“感冒”“伤风”“时行感冒”，概念体系初建时归入内科杂病的肺病部分，在“中医内科名词注释（送审稿）审稿会”时，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感冒等疾病虽然病位在肺，但其病因却是感受外邪，应属于外感病范畴。最终修订了以往的认识，将感冒移至“外感热病”部分。又如“奔豚”一词，为伤寒病兼症之一，因《伤寒论》详述其治法方药，故权威参考书多将其归入外感病伤寒部分，经过专家讨论，认为奔豚的病因病机为“肾脏阴寒之气上逆，或肝经气火冲逆”[7]，理应属内伤疾病，最终决定归入内科杂病气血病部分。再如中医内科疾病“狐惑”，是一种“湿热毒邪入内，或感染虫毒，伤及气血，以目赤眦黑、口腔咽喉及前后阴腐蚀溃疡为主要表现的疾病”[7]，相当于现代医学白塞氏病，按照现代疾病分类方法应收入皮肤科。经考证狐惑病首见于《金匮要略》，历代中医临床著作多以其为内科疾病，故研究讨论最终将其收入内科“其他”部分。
2.定名
定名即是给科学技术概念确定规范的中文名称。使定名具有系统性，就是要明确名词所指称的概念及其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增强术语的科学性、理据性。系统性的实施，还使得基本概念名称确定后，其派生概念、复合概念的名称也与之相对应，从而增强术语的构词能力。定名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保持用词方法的一致性。定名时对某一类名词尽量使用统一的用词方法，以明确概念的内涵，增强名词的理据性。例如，中医学历史悠久，疾病名称的命名用词极不统一，有相对独立固定的疾病名称，如感冒、肺痨、消渴、癫疒间等；有命名为“×证”者，如喘证、痹证、痿证；有以主要症状命名者，如咳嗽、头痛、便秘、心悸等。其中尤为以症状命名者最为常见，使用时极易造成概念混淆。我们在定名时，为了保持用词方法的一致性，在以症状命名的疾病名称之后统一加缀“病”字，从而使同名的症状名词与疾病名词得到了区分，避免了混乱。规范后的病名如：咳嗽[病]、便秘[病]、头痛[病]、胃痛[病]等。这样不仅符合名词术语规范的系统性原则，同时也符合单义性原则。
（2）应确立名词的层次结构。通过定名工作，确定概念的指称，可以较好地体现出名词的层次机构，避免因定名不规范而导致概念层级的混乱。例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指“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7]。由定义可知，“证”是疾病的下位概念（一般命名为“××××证”），但在中医传统疾病名称中，以“×证”为疾病命名者也屡见不鲜，如哮证、喘证、痹证、郁证等等。“××××证”与疾病名词“×证”容易造成概念层级的混乱，若两者复合组成疾病证候名词“×证·××××证”，则概念层级的混乱将更为显著。名词定名时，除“淋证”保持不变，以区别于西医的“淋病”外，该类名词统一规范为“×病”，规范后的名词如“哮病”“喘病”“痹病”“郁病”等。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法，该类名词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3）应反映名词的逻辑相关性和构词能力。中医术语系统的自然形成过程中，某些概念的命名已显出很强的逻辑相关性，如“痹病”，其下位概念分别为“行痹”“痛痹”“著痹”“热痹”，层级关系一目了然。遇到此类情形时，还要注意辨别同级概念之间的种差，依照逻辑关系编排名词的次序。新词的定名尤其应该注意逻辑相关性和构词能力。例如，中医疾病证候名称统一采用“××病·××××证”的形式，这种方法使同一类名词具有统一的形式，体现出明确的概念层级关系。这种方式具有良好的构词能力，临床学科疾病证候概念均可采用。再如，中医耳鼻喉科名词“急喉风”“慢喉风”，是现代专家根据临床经验创建的新术语。这组名词以“定语+病名”的方式组成，完美地反映了与上级概念“喉风”的关系，并且具有良好的构词能力，“急喉痹”“慢喉痹”“急乳蛾”“慢乳蛾”等词也运用这种方法定名。
3.定义
定义是对名词所代表的概念做出确切而简要的表述，以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定义应明确名词的概念内涵，反映其所表达的概念与最近的属概念之间的系统关系，与同级概念之间的区别特征，明确揭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再者，通过加注释义，明确概念的内涵，可以更有根据地对收词进行增删，使所收名词系统化。定义的方法分为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名词审定主要采用内涵定义法。定义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内涵定义。内涵定义的方法为：定义概念=属+种差。内涵定义可以说明某一概念的上位概念，确定该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如中医“淋证”的下位概念有热淋、石淋、气淋、血淋、膏淋、劳淋等，“热淋”定义为“以起病急，尿频，尿急，尿道灼热涩痛，尿黄为主要表现的淋证”。“血淋”定义为“以溺血而痛为主要表现的淋证”[7]。通过内涵定义，可知热淋、血淋等为淋证的下位概念，明确了上下位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此外，同一层级的关系名词之间应尽可能保持定义内容的相对一致性，应能从定义中清楚地区分名词意义的差别，本例淋证的各个下位概念，均统一采用内涵定义方式，使同级概念之间的种差得以区分。
（2）外延定义：外延定义的使用情况较少。外延定义列举概念的外延使人们获得对该概念的认识，明确该概念的意义和适用范围。外延定义可以确定上下位概念、同级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五脏”定义为“心、肝、脾、肺、肾的总称”，“阴阳”定义为“阴气和阳气的合称”[7]，如此定义使上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直观而清晰。
4.英译
《中医药学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名词英译原则规定，中文名词的英译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以保证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完整性。英译的系统性原则不仅要求单个译名在词义上与原文尽可能保持对等，而且英文译名体系与中文体系也尽可能保持同一性。其次，名词术语英文规范不应就单个术语孤立地进行，而应从中医药术语译名体系着眼，兼顾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源语言上下义词之间的属种关系，同一层级术语的同义、近义、反义关系以及语义关联关系、结构关联关系等传达到译入语当中。英译工作中系统性原则的实现途径如下：
（1）上下义词的英译。例如，“六淫”是上位概念，译为six pathogenic factors，它的下位概念包括“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等，分别译为wind pathogen， cold pathogen， summerheat pathogen， dampness pathogen， dryness pathogen， fire pathogen。译名以保留pathogen与pathogenic的共有词根patho的形式，以表明两组词之间的上下义关系[8]。
（2）同义词的英译。在英文规范里，双式术语因具有同义关系而被赋予了相同的译名，称为“同义同名”。例如，“脾胃虚弱”与“脾虚胃弱”为同义词，在中文规范过程中逐渐统一为“脾胃虚弱”，英文规范中采用同一译名，即“脾胃虚弱”和“脾虚胃弱”同译为spleenstomach weakness，避免了概念混乱[8]。
（3）对于结构相同或相似的术语，采用同一结构译出。如“脾不统血”“脾失统摄”“脾失健运”三者同为主谓结构，且均为某脏功能失职，故可采用“脏+ failing to + 执行功能”结构译出，即spleen failing to control blood， spleen failing to control and manage， spleen failing to transport[8]。
5.体例编排
名词的编排体例，《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要求“科技名词按学科概念体系（知识体系）排列。以层级排列为主，以非层级排列为辅”。由于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的名词审定仅要求两级标题，有些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体现不足，因此名词排列应按照概念树次序，以系统性原则进行词条的排列，最大限度体现概念的层级关系。
6.系统性原则实施的特殊情况
术语学理论及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其主要适用对象是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因此在名词审定中出现了少数不符合术语学经典理论的情形，其中涉及术语系统性原则者如下所述：
（1）多个术语系统的共存。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8]。例如，外感病的辨证，历史上形成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每种辨证方法都已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各有侧重，概念内涵交错重合，在选词及定名时难以取舍，实现术语学所要求的系统性原则难度很大。对于这种情况，为了保证中医药概念体系的完整，须将以上概念全部予以保留。又如水肿，收录的下位名词“阳水”“阴水”“风水”“皮水”“石水”“脾水”“肾水”“正水”， 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医家的不同认识，它们之间概念内涵有重复有交叉，但不能代替又不能统一，只能保留。
（2）西医术语的收选。中医药学名词审定时收入了部分现代医学术语。按照系统化的原则，这些术语不属于中医药学概念，应从概念体系中剔除。但由于医学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逐渐交融汇通，为满足临床实际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审定时收选了一些必要的西医名词。例如，临床各学科收录了少量现代医学病名，这些疾病均为中医治疗具有优势的病种。再如目前中医骨科临床使用的名词多为现代医学名词，许多传统中医名词实际已弃用，因此出于临床实际和学术发展的考量，骨科收词时大多采用现代医学名词。
三 结语
系统性是术语的重要特征，是名词审定的主要原则之一。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始终遵循系统性原则，在收词、定名、定义、英译、体例编制等各个工作环节，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较好地实现了系统性的原则。但也应注意到，中医药学术语体系具有独特属性，并非完全符合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的实施过程，既要遵守一般性的原则和方法，也要兼顾中医药学的特殊性。
参 考 文 献
[1] 郑述谱.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J].中国科技术语，2008（03）：5-10.
[2] 夏中华.现代汉语科学术语初探[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2）：94-100.
[3] 吴丽坤.俄罗斯术语学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4.
[4] 欧根·维斯特.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28.
[5] 吴丽坤.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J].科技术语研究，2005（02）：44-48.
[6] 王永炎，朱建平.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探讨[J].科技术语研究，2002，（3）：3-6.
[7]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6
关键词：自主创新 创新 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在金融危机袭卷全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热潮在全国上下奔涌之时，由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文件对“自主创新”缺少本源意义上的完整表述，导致对这一概念的诠注与解读至今仍然处在“盲人摸象”、“各取所需”的状态。为了形成对此问题讨论的共同平台与基础，避免学术争论与政策研究中出现“鸡同鸭讲、各唱各调”的混乱现象，更好的推动“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贯彻与实施，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自主创新”这一概念的背景、内涵及外延进行重新讨论和界定。
一、“自主创新”的相关概念：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正确的理解“自主创新”，首先需要明确与之相关的三个概念，即“创新(Innovation)”、“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和“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
“创新”一词源于古拉丁语“Innovore”(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或改变”)。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赋予了“创新”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内涵：即“创新”是指生产函数或者供给函数的变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和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内在驱动力。熊彼特还曾反复强调：“创新”可以基于“发明”或“试验”，但只要“发明”或“试验”“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创新“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如果将创新等同于发明和实验，不仅“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研究，形成了两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线：一个是以曼斯菲尔德(EdwinMansfield)、卡米恩(Modon.I.Kanmlen)、施瓦茨(Nancy.L.Schwartz)、门斯(G.Mensch)和斯通曼(P.Stoneman)等为代表的，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主体研究内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另一个是以戴维斯(Lance.EDavis)、诺思(Douglass.C.North)和拉坦(V.W.Ruttan)等为代表的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体研究内容的“制度创新经济学”。2004年，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部研究员奥博特(Jean.EricAubert)综合了上述二派学者的观点，明确的指出：“创新”这一概念不仅包括“技术创新”，即新技术产品或服务在经济领域的扩散；相应地，“创新”还包括“非技术形态的创新”，如“组织创新”。奥博特还对“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背景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和关注。他认为，“技术创新”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技术采用”，即创新的方式是针对全球或地方的技术改进及采用；二是“技术改进”，即创新的方式是在对现有技术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参与竞争；三是“技术创造”，即创新的方式是在全球的意义上进行技术的设计和生产。
“国家创新体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一个新概念。1985年，丹麦学者郎德沃尔(Bent-AkeLundvall)在《产品创新：用户――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书中，融合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熊彼特的创新思想，首次提出了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随后，费里曼(C.Freeman，1987，1988)、艾德奎斯特(C.Edquist,1988)、郎德沃尔(1992)、麦凯尔维(M，McKelvy,1991)、纳尔逊(RlNelson.1993)、帕特尔和帕维特(Patel&Pavitt，1994)、波特(M.Porter，1995)等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与学者们的研究相呼应，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成员国内启动和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国家创新体系项目”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工作论文和国别以及综合性分析报告，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进一步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实践。此后，世界银行(WB)、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欧盟(UN)等国际组织在也都相继采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
尽管由于“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及国别特征(Nation-spe-cific Factors)，因而其至今尚未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内涵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机构网络。其主要目标是启发、引进、发行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2)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取决于技术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功能定位是否恰当，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是否广泛与密切。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植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
(3)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都是政府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与培训，资源禀赋，制度框架，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国家专有因素(Nation-specific Factors)”的内生结果，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因而具有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性。这些特点及路径依赖将直接影响、制约着国家创新资源整合的方式、产生着国家创新资源整合中的特殊问题。国家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与特点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任何国家的经验，对其它国家只有借鉴意义，而无法直接照搬。
(4)国家创新体系在传统上仅由国内参与者构成，但是，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开辟了一个可以进行资源流动和学习的新渠道，国家创新体系的界限、构成以及主要参与者的互动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跨国家关系中分析创新过程，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
上述由“创新”到“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演进，标志着人们对“创新”的行为、过程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认识已经发生了质
的变化。“创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科研机构的开发、中试，再由生产部门生产、营销部门营销的线性过程；它是企业内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以及企业与企业外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它企业互相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府、市场、金融、法律、文化等因素也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因而，对创新效率的考察，必须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出发，寻求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创新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自主创新”的特殊涵义：重构“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和认识，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讨论和界定“自主创新”的基本内涵和战略意义。
首先，“自主创新”中的“创新”二字表明，“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从发明创造到商业应用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是多种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是一个既包含“技术创新”也包括“非技术创新”在内的经济学概念。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但又强调非技术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超越技术”(beyondtechnoIogy)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特征。
其次，“自主创新”中的“自主”二字表明，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一个国家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且正在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决不能依靠“他人”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要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调整“知识分配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力，建立振兴经济必备的技术基础，走独立自主，不依赖于“他人”的技术进步道路。
再次，在“新技术实际上把国际化的世界放在你的桌子上，不管你的桌子在哪里”的今天，中国不仅需要有意识的摆脱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体系”的制约，保持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且更需要主动的谋求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以最有效的方式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相连接，并在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的重叠和互动中，使中国这一“迟到的工业化国家”迅速的接近世界范围内“海量的知识和技术”，并利用其“后发优势”缩短与先发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强调“自主创新”，也是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创新系统效率低下，激励科技发展，引导科技发展方向，使科学技术从经济过程的“外生变量”转变为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促进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战略安排。
与上述内涵和意义形成较大反差的是，目前国内对“自主创新”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定义，是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一界定为“自主创新”。这一界定，虽然正确的指出了“技术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核心内容，且“自主创新”不是“关门创新”，也不是“自己创新”。但是，由于该定义不仅抽掉了“自主创新”中的“自主”二字，将具有特指含义的“自主创新”泛化为一般的“技术创新”，与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部研究员奥博特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提出的“技术创新”的概念完全雷同；而且还将“非技术创新”排除在“自主创新”之外，使“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自主创新”中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作用被人为的分解和割裂。其结果，不仅有可能会使“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在理论上产生诸多的歧义与纷争，而且还有可能会在政策实践中误导国民：或以为“自主创新”只是科技教育部门的事情，或者将“自主创新”仅作为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技术创新”的政治口号，甚至于还有可能将“自主创新”当成新一轮的“超英赶美”“”运动。事实上，目前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自主创新”运动，已经或正在出现上述问题和征兆。正因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自主创新”的定义进行限制，将其从泛指变为特指，以强调“自主创新”的中国含义和国家意志。即“自主创新”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有意识的调整“知识分配力”、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技术路径(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将国家创新体系能力的提高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重要保障的长远筹划和谋略。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虽然源于“创新”，但又不等同于“创新”。“创新”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名词，滥觞于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而“自主创新”则肇始于2005年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国家综合分析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的不发达历史阶段，以及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或者说，“自主创新”是一个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挑战的特定背景下提出具有浓烈“发展”色彩的“中国概念”。对“自主创新”概念的理解，我们不仅要从这一概念的源起上正本清源，更最重要的是，要从国家战略上进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它远远超过了学术概念本身。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超越经济学概念之上，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也正因如此，在“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如一的贯彻“自主创新”的国家意愿，坚持不懈的提升“自主创新”的国家学习能力，持之以恒的探索“自主创新”的“国家特色”。
本文作者：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7
近年来我国生物化学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物化学科技查新工作在科技与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查新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生物化学科研工作者研究水平的评定及该类科研工作的方向。本文结合工作实践,讨论了生物化学领域科技查新工作的相关问题。
1 科技查新工作的定义
科技查新(简称查新),是指具有查新业务资质的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国科发计字2000544号)进行操作,并做出结论(查新报告)。
2 科技查新工作的作用主要的几个方面
科技查新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为科研立项提供客观依据,用以证明其是否具有新颖性。
(2)为科技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提供客观的文献依据并保证其科学性和可靠性。
(3)为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开发提供可靠而丰富的信息资源。
3 科技查新工作的主要步骤:
科技查新流程如下图所示:
4 查新报告的撰写及对查新项目新颖性的评价:
4.1 科技查新工作的结果是为被查新项目出具一份报告,称为“科技查新报告”,该报告包括封面、正文及签字盖章等内容,正文为报告的核心,包括以下内容:
4.1.1 课题的科学技术要点
根据用户提供的研究报告及其它技术资料写出的课题的概要,重点表述主要技术特征、参数、指标、创新点等。 包括对应于查新课题选用的检索策略、数据库、检索年限、检索词(关键词)、检索式及检索命中的结果。
4.1.3 查新结果
对查新课题与以上命中的结果进行新颖性及先进性对比分析,最后得出查新结论。
4.2 对项目新颖性的评价
一般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4.2.1 相同排斥原则
查新项目的技术领域和目的相同,技术手段实质相同,预期效果均与现有技术相同,那么该项目缺乏新颖性。反之,则新颖性成立。
4.2.2 单独对比原则
进行查新工作时,应当将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与每一份对比文献中公开的与该查新项目相关的科学技术内容单独地进行比较,不得将其与几份对比文献内容的组合进行比较。
4.2.3 具体(下位)概念否定一般(上位)概念原则
在同一科学技术主题中,具体(下位)概念的公开即可使一般(上位)概念的查新项目失去新颖性。例如,对比文献公开某产品是“酪蛋白制品”,就使“利用蛋白质制成的同一产品”的查新项目失去新颖性。
反之,一般(上位)概念的公开并不影响具体(下位)概念的查新项目的新颖性。例如,对比文献公开的某产品是“利用蛋白质制成的”,并不能使“酪蛋白制品”的查新项目丧失新颖性。
4.2.4 突破传统原则
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篇8
关键词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位置在摘要之后。早在1963年,美国Chemical Abstracts从第58卷起,就开始采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关键词索引,提供快速检索文献资料主题的途径。在科学技术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每天有几十万篇科技,学术界早已约定利用主题概念词去检索最新发表的论文。作者发表的论文不标注关键词或叙词 ,文献数据库就不会收录此类文章,读者就检索不到。关键词选得是否恰当,关系到该文被检索和该成果的利用率。
1 关键词分类
关键词包括叙词和自由词。?
1) 叙词——指收入《汉语主题词表》、《MeSH》等词表中可用于标引文献主题概念的即经过规范化的词或词组。
2) 自由词——反映该论文主题中新技术、新学科尚未被主题词表收录的新产生的名词术语或在叙词表中找不到的词。
2 关键词标引
为适应计算机自动检索的需要,GB/T 3179—92规定,现代科技期刊都应在学术论文的摘要后面给出3~8个关键词(或叙词)。关键词的标引应按GB/T 3860-1995《文献叙词标引 规则》的原则和方法,参照各种词表和工具书选取 ;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文章题名的人名、地名也可作为关键词标出(自由词)。
所谓标引,系指对文献和某些具有检索意义的特征如: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实验设备等进行主题分析,并利用主题词表给出主题检索标识的过程。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是为了从内容复杂的文献中通过分析找出构成文献主题的基本要素,以便准确地标引所需的叙词。标引是检索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标引,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检索。科技论文应按照叙词的标引方法标引关键词,并尽可能将自由词规范为叙词。
3 标引关键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1 专指性原则
一个词只能表达一个主题概念为专指性。只要在叙词表中找到相应的专指性叙词,就不允许用词表中的上位词(S项)或下位词(F项);若找不到与主题概念直接对应的 叙词,而上位词确实与主题概念相符,即可选用。例如:“飞机防火”在叙词表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专指词“专机防火”,那么就必须优先选用。不得用其上位词“防火”标引,也不得用“飞机”与“防火”这两个主题词组配标引。?
3.2 组配原则
叙词组配应是概念组配。概念组配包括2种类型:?
交叉组配。系指2个或2个以上具有概念交叉关系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喷气式垂直起落飞机”,可用“喷气式飞机”和“垂直起落飞机”这2个泛指概念的词确切地表达叙词表中没有的专指概念;“ 肾结石”可用“肾疾病”和“结石 ”这2个叙词表示一个专指概念。?
方面组配。系指一个表示事物的叙词和另一个表示事物某个属性或某个方面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信号模拟器稳定性”可用“信号模拟器”与 “稳定性”组配,即用事物及其性质来表达专指概念;“彩色显像管荧光屏涂履”,可用“ 彩色显像管”、“荧光屏(电子束管)”和“涂覆”3个词组配,即用事物及其状态、工艺过程3个方面的叙词表达一个专指概念。
在组配标引时,优先考虑交叉组配,然后考虑方面组配;参与组配的叙词必须是与文献主题概念关系最密切、最邻近的叙词,以避免越级组配;组配结果要求所表达的概念清楚、确切,只能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如果无法用组配方法表达主题概念时,可选用最直接的上位词 或相关叙词标引。
3.3 自由词标引
下列几种情况关键词允许采用自由词标引。?
a.主题词表中明显漏选的主题概念词。?
b.表达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等新出现的概念。?
c.词表中未收录的地区、人物、产品等名称及重要数据名称。
d.某些概念采用组配,其结果出现多义时,被标引概念也可用自由词标引 。自由词尽可能选自其他词或较权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选用的自由词必须达到词形简炼、概念明确、实用性强。采用自由词标引后,应有记录,并及时向叙词表管理部门反映。?
4 关键词的标引步骤?
首先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弄清该文的主题概念和中心内容;尽可能从题名、摘要、层次标题和正文的重要段落中抽出与主题概念一致的词和词组;对所选出的词进行排序,对照叙词表找出哪些词可以直接作为叙词标引,哪些词可以通过规范化变为叙词,哪些叙词可以组配成专指主题概念的词组;还有相当数量无法规范为叙词的词,只要是表达主题概念所必需的 ,都可作为自由词标引并列入关键词。
在关键词标引中,应很好地利用《汉语主题词表》和其他《叙词表》,标引过程应该查表;切忌主题概念分析和词的组配有误;要控制自由词标引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