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政论文范文

社会行政论文篇1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社会管理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是手段与结果的关系。进而言之，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秩序的手段，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最终结果。这个关系原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如果离开社会秩序而讨论社会管理就有可能陷入到自娱自乐的圈子中，反之，如果我们离开了社会管理而谈社会秩序则会陷入到迷茫之中。我国学界和相关的政府文件尚未对两者的关系作出深入研究和框定，这是一个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近两年来，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便导致我国有些部门在社会秩序的设计之中用纯粹的管理手段进行这样的秩序设计。而且，诸多管理主体当它作出这种非理性的秩序设计时常常冠以社会管理创新的名义。可以肯定的讲，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对社会管理的秩序设计中远离了法治的轨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将社会管理与社会秩序连接在一起的最好方式是强化行政法的制度设计功能，就是用行政法设计相应的社会秩序并在这种设计中体现社会管理。同时，社会秩序还有一个实现的问题，毫无疑问目前诸多政府部门和行政主体都乐于以社会管理的名义实现社会秩序。当它以社会管理的名义实现相应的社会秩序时，其手段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任意性。我们认为这样的任意性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相关社会管理过程的破坏，而纠正这种非法方式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行政法赋予的方式进行这样的管理。在当前法治社会下，由于行政法具有确定的内涵和价值，同时还具有较好的规制力，这就决定了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上短期内会起到较好的作用。在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与法治脱节的现象，而利用行政法来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利用行政法来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相对于其他操作方式来讲更易于操作。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能力的现状来看，利用行政法来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

社会行政论文篇2

作为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公共行政学的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进行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思想。作为公共行政学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主义的最高水平。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二、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三、结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行政论文篇3

权力作为刚性的形式存在于意识得到浸润的三维间。当权力的取得与意识的渗透渐趋同向时，这种权力的绝对性得到维护，而之意识的变化的惰性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不管权力之存在良善与否，都使之能表现出合理迹象。然，若时间之推移，当意识之潜移渐成气候之时，就若火山迸发，遂权力之行使也就不为正当性所辩护。就由此而言，须要忧天下忧，患天下患。若为惯常之恶习，弊陋所驱而不能为此种意识，则使得在民众热情所为之为天下，渐失后，也就谈何行政。

【关键词】第三种意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忧患意识

一

经济形态得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相对平稳变化时，则一种政权的存在形式就会得以存续。但就这种形式而言，之内存在着此起彼伏的变迁和革新。而当这种不断的变迁和革新，逐渐的形成一种“风暴”。当然，这种风暴是在长久以来的变迁和革新而带来的对民众的潜移默化所促进的。故而，经济态势的存续何般直接的影响到权力的获得与否，简而言之，即推崇什么人或政党的执政。当然就行政而方言，得到权力的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就会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在奴隶社会时，即不若华夏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古埃及，及比伦等古代的社会经济状态决定了要完全的听命于一个人，即：天下为吾，天下是帝王的天下，没有任何的力量能改变这种状况。就现在看来，是一种万民的行政方式。而到了封建社会。随着社会变迁与革新，得天下者逐渐认识到一种好的治国形式就不再是以天下为已欲了，而是以一种神圣的名义来宣称自己是上天之子，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人选。故而就到了第二阶段，即为治民，古人也曾有言，水能载船，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行政而言，是以人为核心的，没有人，那么行政谈何行政。就人而言，每个人都有私心，有满足欲望，就此而言，则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个人欲望得不到释放，则就会有不断变革和变化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那么到现代社会，那不论学者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寻找着一种能够平和执政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大家都在探索时，我们就现在而言，是和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固然体格的差异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我们脑子里有要有一种学习的思维。经验不是拿来模仿和效同的，是供大家参考和借鉴的，而不是盲目的认为他们的月亮都比我们的圆。

在大家努力探索时，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与民共治，形成一种与民众同参与，同执行的行政方式：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政权的主人时，这样才能政令畅通，达到上传下达。但是就西方国家目前来说，是一种以宪法为大纲的民众共参与的结果，仅仅是精英政治意志的体现。由此看来，只是披上了神圣的光环，而本质上却不见得是公平，正义的。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治；在其意志之下，制定了宪法，但在他们后来几百年的发展来看，仅仅靠宪法是不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宪法的意思逐步的扩展。但这种扩展是有条件的，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前的这种的状态。

西方的执政党在进行有利于他们统治政策的修订时，总会结合当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民众民主意识的强弱，及在野党的压力，当然一开始是一种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搏弈。因为民众的权利是被忽视的，当民众的权利被忽视则政治只是政治家们的一场游戏与，当社会矛盾突出，特别发生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后，民众的心理承受达到极限，则会出诸如罢工，游行，示威，甚至起义反抗等诸多申诉民意的方式，最后就形成了西方现在的民众，在野党，执政党，互相搏奕的三种局面。因此可见，要达到民众同参与的状态，就要自己的权利自己争取，靠别人给予是不可想象的。

因而，在与民共同执政时，是要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并不是嫁接别人的东西，就能长出和别人一样的果实的。我们现在走的路交给历史去检验，但该怎么走，却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我们自己该怎么走，陈明、蒋庆走的是一种复古主义线路，推崇儒道。发扬儒风，是不行的，最起码就现看来行不通的；那么走完全西化，则有违我们本来要走的意图，既然这样就由大家来决定更所谓集思广义，广开言路，达到与民同参与的目的，而不仅仅是精英政治家的一种游戏。建立起一种能够使多方主体进行后来搏弈的平台，这样才能权天下，利天下，益天下。

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权力，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以民为生，为生而民。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三民主义，就对民生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和论述。民要生存才能够达到平和，进而能实现其民权利民族，但若人民都不能吃饱穿暖，则就也谈不上其他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都是要以民众的生存为最基本的理念，否则不能够持续政权的，合理、正当性。一个和平的天下是大家所共同期望，而要有这种平和状态，就必须要有一种先进的意识，即一种敢为天下的意识，何为天下？何为民生？都能够在意识形态时定性异同不必大忧，东方有东方的意识，西方有西方的意。，根据现行说法，即东方是孔子与释加牟尼的结合文明、西方是耶稣和苏格拉底的结合文明。我就遵从东方文明的意识流为基本载体，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若定位不准就会失去其精质。

二

政权的获得是实施目标和纲领的基本条件，否则不论何种意志的存在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既定事实。故而，就于当一种政权的存续不得合理其统治方式或统治理念存在危机时，就会有另外一种政权的形式走进历史的舞台，而这种政权的组织形式一旦能够对民从产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则这种理念就会被民众所接受，但是并不是仅仅让民众产生憧憬就能够对现状的存续产生变革，因为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缺乏激情，故而就要做出一定牺牲，或许是巨大的代价，让民众知晓其来源的美好生活是有条件的，况且，现行统治阶层是不会轻易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的，因为权力是财富，地位的保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先进的理念和思想都能实现为客观状态，因为其要与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一致的发展，才能使得适应历史车轮的前进，否则先进的理念与思想得不到肥沃的土壤，也是无济于事。就近代而言，各种思想、理念层出不穷，诸如，西学东渐，孙中山之三民主义等，都是出于对当下国难的一种思考，即以一种救国救民，也为天下的愿望和抱负而奋斗。但是作为中国这一头浑身是病的大象，仅仅依靠外科手术是很难治好的，故而引出了马克思，也是一处彻底的革命理念，抛却一切旧的东西，从而天辟地，另立伟业。当然马克思义是和中国的现状相适应的，因为就当时中国现状而言，不管是西学东渐还是三民主义都没有和旧的体制割断，故而在中国不能适应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其意识的最终体现者是本身就代表着受着压迫最为平凡的广大农民阶层。当然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须要有一种开疆破土敢为天下的胸怀和抱负，否则永远偏南一隅，或国土不全，这样就不可能成就伟业，也不可能救国救民。

当一种政权得到稳固，即从另外一统治阶层夺过这面指挥旗，其使命便能发生质的变化。当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在指导着其夺取了政权时从而走向历史上的平和时期，而这段时期就要通盘考虑其执政理念与行政思路。因为破立之间存在着诸多路程，而在广大民众经历着长期的苦难与艰辛时，对于太平时世的愿望更加强烈。而相对而言就现执政才也不愿其拿到的政权在千辛万苦之后轻易失去。此时，就得考虑在建立政权之后的思想与理念了，即要有一种与民生息、和谐共进的意识，这种意是一政权得以稳固的基本条件，否则，民众参与变革的惯性会使刚立之政权消亡，诸如法国大革命的诸多频繁变迁就可以看出。故而，作为一执政者须看到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平和，民众的这种激情会逐渐消失，从而更加容易行政的彻底与贯通。

当然，所谓与民生息，和谐共进，不仅仅是对民众的一种休养，也是对执政者的一种考验，须要在这段时期内能明白，政者，天下也，天下，即万民也。因政权夺取时期不仅是短暂的，也是快速的，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执政者对于以前变革的思维惯性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变转，故而就使政权的存在呈现出一种不安气氛，如若这种气氛传染开来，则会使民众对执政者失去信心。而这种状态的存续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涉及一国军事外交时，就须更加的注重这方面因为当代的国际社会是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如若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适应和参与，则会在国际社会上过于不利地位，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如若这样则会失去发展的很多机会，如朝鲜，如中国，过去也是很封闭的现在也逐步开放。而利比亚，却可以提供双面教材。这些都是对当前国际复杂环境的一种尝试性探索，当然，这些都是与民生息，和谐共进的积极体现。

当与民众的热情合作到大家即期之望时，民众会与其开始之信念与理想分道扬镳，故而就需要执政者或者确切的说是其英阶层须站在众民有之脚步的前端，看清楚在未来的某一时期阶段的走向，这样，才能健康地走下。固然，有时这种认识是对是错验证以辩明，但若经过努力的全面完善与进步，相信，历史仍然会依着车轮的轨迹而前进。

根本上讲，以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说如此之理。太平盛世是在经历过千般的艰苦与困难争取的，如若在政权的建立之初，不能很好的处理好各种问题，即民众在争取的胜利之中，以傲而居之，以享而乐之，而不顾其他，这种状况是每一个政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而在政权建立之初却很难处理好这个问题，因为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执政阶层之内的矛盾，而是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众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欲望之间的矛盾，固然，有时认为是民众内部的矛盾，那只是为了淡化，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一面，而实质上是不同的。根本上讲，在政权建立之初太注重政治斗争是不益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是固须能明白政权建立之初的诸多复杂局面，而不是当李自成，当年亦认为如此。当然在与民生息，和谐安定之时，须能明白，当今社会是国际化的社会，全球化的社会。

一切的发展变化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的即为“经济殖民主义”是特别警惕的，当然，诸如“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导致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在未来若干年内的战事问题，国内民众的意识的萌发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定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须要认真思量的，而不是对目前短期的繁荣迹象而欣喜。因为一个足够清醒的执政者是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但若为此而成为包袱，那就得思考一下其机会成本了。

三

固然，第三种意识，即忧患意识，是成为一种随全程的心境，但抛开惯穿始终，而走向末端，即以纯忧而为。在与民生息之后，民众生活，生产水平得到平稳发展，实力也迅速提升，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如上所述之多类境地，但是如若就固守天下，势必会影响到执政基础，也会动摇政权的稳固，则必须要进行改革创新，或进行正式法的形式表述，也可以惯例的形式予以确立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泰民安，但改革创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际化的社会可以说思想、经济、文化及政治上的交流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能抗拒。其中，夹杂着各种的内容，不管是对我们有用的还是没用的。而这些东西是改革者要在执行政策和策略时充分运筹的，如若对于这些问题不加重视，那么就会忽略民众意识当中最基本的要求，不以民为本的改革，只能成功吗？

但是，改革创新仅仅只是诸如打开国门，引进外资等？恰恰相反这些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一部分而已，其中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对于这些方面如若与经济体制改革不一致，那么社会整体面貌就会呈现出一种畸形，而执政者的威信就会大大受损，当然如果重新树立会更加困难，因为民从在之前的信仰就会遭到否定，而这种否定是剧烈的，快速的否定，如若这样则社会当中民众的最基本的思想、信念就会失去载体，则会出现真空.

1840之前是以孔老儒道来意识人们的思想行为，之后至1949则是求国救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的抗争，是一种有目的的，有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信念。1949年之后则是社会主义思想与理念，至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引导着人们向美未来前进。但是这种思想是有条件的，即大家共贫或共富，如若差开，则会出现在经济利益的极其不公平，乃至矛盾而最为关键的是，一个执政者如若失去民意，那么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所以就要正确处理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人们内心道德的丧失，政治体制的弊端等问题，但是如若改革的步伐赶不上反民众内心意识的萌发，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但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民众，执政党，在野党的三方搏弈，即进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样才能在不一致，不透明的过程中，达到透明，一致从而使得民众心向一处，这种权天下的意识与理念，正好说明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生是姓李，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从生而平等从拥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诉求当然，权利表达的制度模式是一个可以创新的东西。

患而忧之，以忧而患，以患而革，即为忧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中，其实是不易捉刀的，因为单谈一面就会影响到另一面，甚至会损坏对一个方面的努力，因而，从根本上讲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做开来，因为一旦民从的切身利益在变化，那么就会有社会文化理念方面的诉求，更会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诉求，否则老大难政治组织形式是最不易变革的；而政治组织形式的不改革就会阻碍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诉求，所做一切努力就白搭；但政权的得来不易，执政地位的天然对象、资源的判断优势都是成为执政才的内心私有理念，要执政者放弃是很困难的，故而就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断向前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自由义的改革模式即放开市场政府不予太多关注，实行小政府形式，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一种监管的角色，如存在具体的诸多复杂局面难以应付，可以规定黄金法则，政府可以直接干涉。因为必竟在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各社会利益主体面对稀有资源时，是不以总局面考虑的，往往只考虑目前的要身利益，这就需要政府起到协调的作用。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平稳发展。因为其关键在于经济上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理念，资本的运作是以利益最大人为导向的，也是与球化的。核心的意思是用大家的钱赚大家的钱。且美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是在于政治领域的互相搏弈来实现的。从罗斯福、肯尼迪、克林顿等，在政治的诉求得以成功是有条件的，即要让民从相信，只有你才是这个国家最好执政者，因为执政条件是已经能够满足的，且能使这种局面维系下去，因而就能理顺诸葛亮如繁多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关紧要的，但也是最为难的。就理念而言是一种保守主义思维在政治生活中崇尚传统文化，积极维护民族精神财富，对外也是一种友好亲善。当然有时磨擦不可避免，但本意是发展的，对于政权的改革则要平稳缓和的跟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相适应。而不是阵痛的，休克式的变革。那样的话有违改革本意，但是这种思维要与中国目前情况相结合而言。社会生活是必须要关注的，因为民众可以说者是比较近利的，往往只看到眼前的东西，而对于未来的事故是不予过多的关注，那对于一快就要以一种社会主义的理念来处理。就现在而言，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东西部不协调，环境污染国家不统一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关系民众切身实际的东西是执政者必须要运筹，但是经济发展的趋是不容许对这种局面给予过多考虑的，如果这样则经济减速，矛盾更加突出，这也是执政者不愿看到的。故而就现扯来是一种以经济快速发展为载体的优胜劣汰制，而在面对很多困惑时，只会把矛盾转嫁到对方，而很少关注到执政者的指挥棒，而这种模式只是暂时的，如若欠发展，则要考虑上述如此问题，并能静止的解决和处理。

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方面而言，是一个执政者所要通盘考虑的，如若只考虑经济则会使人们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文化理念的转变，甚至引起政治生活的动荡。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要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否则结果动机只是前功尽弃。这就需要一些合理的制度来设计。

结束语

当一个政权的建立，就会造就出执政者，权力的拥有会使其行使其绝对权力，如果说在政权的建立前期绝对权力靠的是威信的话，则后期而言则是民众对自己利益的诸多才使权力运作持续。而就此，却要有一种忧虑意识，从而对自己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进行变革，而这些只是对执政者而言，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在有一种由民而来，随民而去的理念。民众的事最终还是要交到民众手中去，只有民众才知道自己真起码需要什么，不管政治家的如何花言巧语；因为任何代言的民主都是不民主的。故而，由忧患而执政，执政而忧患。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出版社

2、贝尔（Daniel.Bell）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国文化出版社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出版社

4、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商务出版社

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出版社

6、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商务出版社

7、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出版社

社会行政论文篇4

从行政法角度入手分析，社会保障与民众息息相关，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唯有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才能够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实际上，在社会保障问题处理过程中，政府则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人们社会保障生活的重要保证。随着学界行政法理念的不断发展，文明执法理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其中较为重要的行政执法理念有行政服务理念、保障社会人权理论等等，由于法律与权利意识的角色，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权利，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监督，这要求政府有着更好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领域，该理念也带动了其发展。

(一)行政职权外延扩张影响政府职能定位行政消极行为一度为人们所认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要求。人们认为在消极行政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对自由，权利受到更少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家庭方面。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执政理念开始出现不合理的地方，与社会生活出现相互违背之处。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便是我国社会较大的贫富差异，其直接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过度自由化，使得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放任不管，继续任由贫富差距扩大，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也将会越来越多。出于维护公平的目的，政府需要采取一定的行为，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这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当政府面临社会问题时，不应当持回避态度，而应当采取一定行为积极予以处理，才能够保证更多人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公平政府，符合百姓的心愿，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而避免贫富两极化。从政府角度来看，在政府各项职责中，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保障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将以往的消极行政理念进行转化，意味着在今后的执政过程中，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能够触及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面，比如资源分配、风险化解、市场矫正等等。

（二）行政职能变化影响行政行为方式财富的创造者是民众，而政府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目的也是对人们创造社会的财富。更多时候，政府在行政过程中，需要体现其自身的服务特性，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等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行政给付的行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行政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服务方式，为了监督政府在行政给付过程中，可以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突破法规底线，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相关法律法规也对政府行政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予以规制，希望能够保障公民的社会权益。

二、行政干扰社会保障引发的问题

（一）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发社会风险著名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曾有观点，他认为国家需要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予以照顾，其目的在于维持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保障同行政给付的相关内涵有相似之处。即政府需要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建立，应当被归为防控社会风险一类，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在社会保障过程中，政府承担着重要职责，其职责在于不断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目前为止，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加快，社会资源也开始逐渐减少起来，政府在该过程中，需要对相关领域进行干预，进而保证社会保障工作能够有效进行下去。

（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承担给付角色社会财富是人们共同创造的，即社会财富是公共财产，而其享有者是民众。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其维护者政府便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而达到整合的目的。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该分配行为与社会公平十分相关，该行为在整合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群体的利益，在利益的调配过程中，需要考虑都很多方。而行政权力的介入能够很好缓解各方的矛盾，介入方式主要表现在行政保障机构的设立等，不管是在行政立法还是在行政执法方面，都应当执行相关制度，对制度中，政府的职责以及其他内容进行相关的变革。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需要筹措资金或者使用资金，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应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行完善，政府对这方面的干预还处于一种扩大的趋势。

三、社会保障的行政权力规制

现代国家在对社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职责。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不断扩大其行政职能，以便更好的进行社会管理。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行政权力在扩大过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会突破一定的底线，因此在社会保障问题上，通过法律途径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有必要。因为假如行政权力过度干涉社会保障，有可能会造成两种社会后果，一是由于部分民众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会侵害部分民众的权利。总而言之，如果社会保障行政权力不能够得到限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将会存在很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当对该权力进行有效限制。

（一）遵循依法行政原则首先，坚持法律保留原则。著名学者奥托迈耶曾对该原则进行重点阐述，需要排除行政自行作用，当然排除的范围需要进行限定。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处理社会保障问题，应当对其权力界限进行划定。政府在履行责任时，不能够认为是国家在履行责任，当其履行相应行政行为时，需要对行政职责的相应空间予以认定，同时还应当规定部分事项，行政权力不能够介入。其次，坚持程序正当原则。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保证行政执法制度，同时还应当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在保证程序公正的过程中，要对实体公正予以兼顾。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公平公正的程序原则也不能够忽略。比如我国廉租房制度由于在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在运行过程中就引发了不少问题，从而导致了不少社会矛盾。可见，对于一些特定的行政给付，如果不能够在比较完善的制度下进行规范，将会妨碍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最后，要坚持社会公平原则，公平与效率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也是人们创造并分配社会财富的重要标准。社会保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而最重要的手段是使处于弱势的民众重新回到市场竞争中。此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对相应的激励制度予以保障，同时更应当对社会财富予以分配，这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原则。

（二）防范行政权异化在行政执政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的道德与法律意识总是行政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保证，而社会保障行政权力同样如此。除此之外，还应当防止社会保障行政权力的滥用，可以通过权利对权力进行约束。此时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对公民的权利类型与内容予以明确阐述，比如知情权、程序公平权以及异议权等等。同时发挥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的监督力量，比如行政监察机关、新闻媒体以及司法部门等等，从而保障社会保障行政权力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同时通过合法合理的行政程序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使其建立在合法、公平以及公正的基础之上。

四、结语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是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而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广大群众，与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者是行政机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机关的实施效果直接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相关。在本文中，笔者运用历史分析法，阐述社会保障问题在行政法中的定位及变化，提出目前最优的行政执法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继续探讨如何让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以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实施，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一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坚守；二是防范行政权的异化。社会保障制度民众的幸福相关，是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为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以及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政府在执行其行政权力时，应当以维护人民的权利作为重要宗旨，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承担起自己的行政职能。

社会行政论文篇5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社会行政论文篇6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其职能过程中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它的贯彻执行对于监督、协调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探讨行政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对行政法深层次的理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 这意味着新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将是一种通过市场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调整的间接宏观管理体制，即政府通过改变税率、利率、汇率、价格和工资等经济变量，调节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影响各个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活动企业的整个经济过程都与市场活动相联系，无论是生产经营决策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等目标确定，都要以市场价格和利率信号为依据，以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并且以市场利润的实现程度为收人分配的体据。人们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活动以及消费活动也都离不开市场，都要在市场机制的直接作用下进行在市场经济中，各种所有制、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作为具有各自不同利益和权利主体的企业、组织和公民，同时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所有的利益单位都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价格的升降、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梅个利益单位的利益，人们必然随时随地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节自己的生产、销售或购买因此，作为协调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要树立公正的、权威的法律职能，就必须同时反映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发育阶段，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另一方面管理市场的行政法规不完善不具体，给不法分子和以权谋私者以可乘之机，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诸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哄抬物价、垄断等一系列直接扰乱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这种现象使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需强有力的行政法手段来调整他们各自相互间的利益，保证市场主体独立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一系列市场管理法规、明确统一的市场行为规范，将市场逐步纳人依法管理的轨道;通过反倾销反垄断，制裁违法行为，制止不正当竞争，促进统一的现代化市场的形成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竞争法、实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对于欧洲各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它限制不正当竟争，保证公平的效率竞争，既维护消费者利益，也维护企业集团的利益。同时该法中也明确规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权限、任务和机构设置。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竞争法与竟争政策的实施与监察既有分工.又有相互交叉配合，形成一种竞争性协调合作关系，同时对违法者追究责任。这些措施对于落实行政法规是十分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建国以来.我国国家机关长期直接向企业下达详细而具体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其管理范围貌似广泛，实际上并末能讨企业实行灵活而有效的告理而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充分利用市场，对市场机制施加影响，变动市场环境，就能影响到组成市场活动总体的各个企业的市场活动行为。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整个机制也较为完善在计划圣济体制下，国家同时执行行政节理与经济骨理双重职能，过分强调用行玫手段竹理经济，使各级行政机构普遍缺乏灵活性，因而降低了宏观决策效率，决策失误增多。同时，企业作为倒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处于被动地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社会物质利益原则的否定，“大锅饭”的盛行也使得经济运行只能依靠外部的行政力量去推动，而整个国民经济失去了内在的动力。企业在“条条块块”的狭隘圈子里几乎不可能通过市场迅速获得经济信息，而只能听命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指令、国家尽骨也曾制定了工业、农业、贸易、物资、税务、物价、金融等各方面的行政法规，但实际上都是行政命令起作用，行政法根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调节功能、进入八十年代，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行政法的不断完善和加强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各种各样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规相继制定出来，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海关、医药、卫生、文教、劳动、一商、公安和司法等行政法规，都是国家通过行政指导落实国家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通过货币政策、财经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变动等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使我国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通过行政预测，汇集传播经济信息，引导企业进行正确的经营决策;通过建立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因市场竟争而淘汰的失业人员的生活出路;通过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及其他行政管理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也有了更多的调竹功能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带有自发性、盲目性等弱点，为避免经济 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保障正常运行，必须对市场加强宏观调扮，行政法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器之一:、以往有许多经济关系用民法、商法等法律规范无法调整，而有了行政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在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必然会随着竟争的出现而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行政法授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检察监督权、强制权和处罚权，同时行政法又对这些权力的行使设定了监督制度，保证行政权力机关以公正的身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制裁，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保证制裁内容的实现，这就是行政法的调节功能。 行政法的民主化是指要以保障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两个方面去构造我国行政法体系，例如不仅授权行政主体以行政权力，而且要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各种干扰和阻碍市场休制形成的行为大量存在。在计划体制下，各级政府部门习惯于对企业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在建立市场经济休制之初，企业仍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各种非法干预，这些非法干预的存在，必然会妨碍企业自主经营，削弱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力量，这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不利的。不仅要保证和促进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且也要防止滥用职权和独断专行的滋生。企业在商品经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最怕被无端吊销生产许可证和执照，或责令其停产停业，或查封、扣押财产。上述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将使受罚企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不法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权益，必须及时澄清和补救，这些方面我国的行政法很小健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需及时完善我国的行政法，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 行政法的科学化是指行政法必须充分尊重和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并将客观规律法律化一行政法的科学性要求以市场机制为客观对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廉洁的、高素质的行政组织指挥系统;通过行政机关与经济组织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指导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通过行政机关与组织、公民的关系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行政法的系统化是指建立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发展需要的，以宪法为根本、以基本法律为基础，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不同层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行政法体系。行政法调整的对象范围最广，对象最多最繁也最具体，而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要经常修订。发展市场经济，不论以什么形式表现的行政法规都要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统一目标，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我国行政法作为诸多法律中的一门重要法律，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社会行政论文篇7

【论文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已完成了五次阶段性行政体制改革，但都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利益多元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要积极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反映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民主政治和管理规律的要求，确立社会回应型改革目标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论文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 目标模式 经济调适 社会回应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的是什么类型的行政体制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对行政体制的理想类型和状态的未来展望。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学界已有多种论述，如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等。这些观点反映了改革的部分价值取向，也提出了一定阶段内的具体目标，但很少从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的关联以及行政体制背后利益主体的角度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把握行政体制改革的理性价值，为改革各阶段具体目标的设定及其实现提供借鉴。 一、经济调适型改革评析 （一）经济调适型改革的实践 1978年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以历次党代会和中央政府换届为契机，我国完成了五次阶段性行政体制改革。1982年，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央开始下放经济管理、财政收支等方面的权限，对各级政府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精简，并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1988年改革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成为改革目标。1993年改革提出，要重点解决政企不分、关系不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1998年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2003年开始的改革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改革目标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些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机构设置优化、管理方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仔细分析来看，这五次改革并不是直接从体制本身切入，而是“从经济政策调整开始” 。经济改革中新政策的出台，要求行政体制有更多的灵活性；经济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都对政府职能及作为其载体的机构提出新的要求，这也往往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虽然每次改革的目标都有所不同，但贯穿其中的精神是不变的，那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比如，1982年、1988年的改革分别围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经济形式进行；而1993年、1998年、2003年改革则是源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同。归结起来，这几次改革都属于经济调适型改革模式——在改革任务方面，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指导原则；在职能设定上，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政企分开；在权力（利）配置方面，对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成为关键内容，如中央在建设、投资等领域给地方下放大量权力（利）；在管理方式上，政府逐渐从微观管理转向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在机构设置上，经济管理部门是改革调整的重点，如1993年撤消纺织工业部等行业主管部门，2003年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经济调适型改革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比较切合实际，体现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对行政体制的要求在后续改革中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社会结构变迁、民主政治诉求以及科学管理规律在行政体制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第一，行政权力（利）配置尚未积极回应社会结构变化。这里的行政权力（利）配置主要指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间行政权力（利）的分配。在前几次改革中，政府权力（利）的配置也不断调整，但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强调通过经济管理权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而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回应则明显不足。比如，一些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的官方色彩依然浓重，难以满足日益崛起的社会需求。忽视社会结构变化，仅仅依赖经济发展无法解决行政权力（利）配置不均衡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和腐败现象。 第二，权力（利）运行规则难以满足多元利益需 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利）运行规则主要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此阶段行政体制改革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因素成为核心内容，经济发展是评价官员政绩的最主要指标。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权力（利）运行规则仍然故我，而体现多元利益需求的竞争、博弈、合作、指导、监控等规范还不健全。比如，中央往往通过给予优惠政策、资金、项目等支持一些地区优先发展，其他地区尤其是资源产区要给予全方位甚至不计成本的协助。各地区往往不是通过平等竞争获得中央的资源，而主要依赖关系、感情等主观因素，“跑部钱进”等潜规则应运而生。 第三，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从法治视角来看，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大规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过程。如果说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体制以权力为中心，可以依附于人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体制更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权利，更多地依赖于法治，各类主体的利益配置、诉求表达、权利救济等都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在以往改革中，法律的作用并不突出，尽管《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也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大量实体法律制度并没有随着行政体制改革而发展。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至今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并且得不到落实；仅用“三定方案”来调整政府职能和编制，容易导致机构改革随意性大而理性不足。 第四，改革程序上缺乏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拟订过程中，都仅限于“绝密”范围内讨论，把改革完全当作政府内部的事情。尽管改革方案也吸纳了少数学者的意见，但外部开放性不够。也许公开讨论会触及行政机关以及官员的利益，甚至对行政秩序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但改革毕竟涉及全民利益和国家发展，缺乏公众的参与，改革方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也存在瑕疵。 第五，改革导向上忽视了行政管理自身规律。行政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协调，也要尊重行政管理自身的规律，而以往几次改革对行政管理规律的把握还比较欠缺。比如，五级政府管理层次过多，严重消耗财政资源；部门设置分工过细，导致职能交叉和效率低下；政府决策权高度集中，不重视调查研究，对决策结果的社会接受程度考虑不足。 （三）原因分析 首先是发展规律制约。行政体制改革最初缘于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的要求，因而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动力也是必然选择。改革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一切都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开始，但直到1992年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认识同样也有一个过程。也正是由于发展程度和时代背景的限制，以往改革对现代科技和国外制度把握不足，使得改革视角存在一定局限。 其次是传统文化惯性。几千年的集权体制和儒家文化，造就了人们的秩序思维和人治理念，人们熟悉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和宝塔式的管理结构，习惯于以权力为中心的命令服从规则体系。虽然社会利益分化和重组在不断冲击传统，需要建立以利益调整为导向的多元治理模式和博弈思维，但突破传统意味着对自己的革命，这无疑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 再次是社会自治落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崛起，但还没有形成足以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并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的自治力量。大量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难以完全代表和反映社会诉求。 最后是理论研究匮乏。学界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具体任务和要求的视角进行分析，而没有将行政体制改革置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中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改革目标模式的理性选择。 客观地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济调适型改革模式还是基本适应了一定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我们不能因为目前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弊端就否定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而应当以历史的战略的眼光，将存在的问题作为推进下一个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二、社会回应型改革的特征与内容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战略，这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随着中央对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内容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始重视综合性与协调性，并朝着回应社会变革、促进全面发展的方向推进。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2008年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宣布了“从2008年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 当前，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推开，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走向深入，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运转良好；在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安全生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坚持科学发展的思路，积极反映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调适型改革向社会回应型改革的转变，以此为基础确立各阶段改革的具体任务。 （一）社会回应型改革的特征 社会回应型改革要充分反映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民主政治和管理规律对行政体制的要求，以此指导政府职能、权力（利）配置、权力（利）运行规则、机构设置、法律保障等行政体制基本要素的调整。改革后的行政体制不仅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体现社会结构变迁和民主政治诉求，还要符合行政体制自身的运行规律。比较来看，社会回应型改革与经济调适型改革有着本质区别。 在时代背景方面，经济调适型改革主要对应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对“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政府体制进行革命成为迫切任务。而社会回应型改革对应的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变革。在这种变革中，多元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地方利益、行业利益、个人利益凸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增强，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热情也在提升。社会回应型改革就是要满足时代的需求，对多元行政利益和人民政治诉求予以认可、界定和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行政秩序。 从基本内容上看，经济调适型改革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领域，职能转变、机构设置、中央向地方放权等都围绕经济建设进行。社会回应型改革则反映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对行政体制的客观要求，即行政体制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利益表达、权力调整、纠纷解决等方面也要进行变革。 在文化基础方面，经济调适型改革形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治理思想和以命令服从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回应型改革则更多地反映多元化社会结构下现代法治文化和工具理性的要求，强调民主、效率、理性精神。 从实现路径来看，经济调适型改革主要在政府内部进行，政府通过下放权力、命令、落实政策等方式进行改革，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不够。而社会回应型改革则重视外部行政（利益）主体的参与，并且将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实体法律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从法律上逐步确认各类行政（利益）主体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用制度来保障各类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二）社会回应型改革的主要内容 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既要考虑到改革的彻底性，又要照顾到转型期的社会现实；社会回应型改革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是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确认多元行政（利益）主体的地位。除了国家作为最高的行政（利益）主体外，至少还有三类行政（利益）主体需要法律的认可，包括地方主体，即以地域、人口为基础的地方公共组织体；公务主体，即以公务、设施为核心的公务组织体；社会主体，即以社会自治为宗旨的行业团体、职业协会等。 确认行政（利益）主体的法律地位，可以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减轻中央的压力和间接管理的高昂成本，使中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决策、区域协调、监督控制等方面。当然，多元行政（利益）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是长远目标，需要逐步推行，而且改革以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为前提；因为国家利益是最高的公共利益，任何改革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二是划定各类行政（利益）主体的公共行政范围并理顺关系。社会回应型改革承认公共行政可以由多个主体承担，各个行政（利益）主体有自己的公共行政范围，有明确的事权、财权、规划权和改革权等。在发展过程中，行政（利益）主体间会有合作与竞争，也会有指导和监控，因而要更重视各行政（利益）主体的利益，构建行政（ 利益）主体间的合理关系。比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既需要完善地方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促进区域和谐发展；也要加强中央的监控，确保政令畅通。 三是根据府级关系和地区差别定位政府职能。由于管理层级和幅度的差别，各级政府在职能定位上也应当有所区别。以市场监管职能为例，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侧重于制定法律、政策等工作方向的指导，而县乡等基层政府部门则侧重于许可、检查、处罚等具体执法领域。此外，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及履行职能的能力也会有所差别；比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难以象东部地方政府那样，“豁达地履行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因此，需要对各级各地政府的职能进一步细分，厘清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界限。 四是健全各类行政（利益）主体的内部管理制度。各类行政（利益）主体的公共行政范围不同，面对的行政事务和环境有很大差异，内部管理制度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但又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需要落实和完善；如体现民主参与的信息公开制度、体现程序正当的公众听证制度、体现管理高效的限期办理制度，以及体现行政权力运行规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制度。近些年来，电子政务、网民监督、绩效评估等新模式逐渐运用于政府工作，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为下一步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思路。 五是建立与社会回应型行政体制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平台。改革推进过程中，行政（利益）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力）义务和责任、内部机构和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和外部关系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这既包括《政府组织法》、《公务员法》、《社会团体法》等实体法律制度，也包括《行政程序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程序法律制度。当前的重点任务是健全各级政府机构组织法，将“三定规定”纳入法律或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 六是在改革程序上发扬民主精神。改革的程序和路径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和效果。要改变以往“封闭式”改革推进模式，在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改革方案。一方面是在理念上“确立以群众为主体的改革价值取向、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让社会公众充分享有政府改革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要尊重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改革创新方面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基层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推出新的改革措施。 七是尊重行政管理自身规律。行政体制的科学规律反映在职能、权限、编制等不同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思想认识的深入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而发展。比如，大部门体制减少了职能交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提高了行政效率，信息技术促进了纵向宝塔式管理结构朝着横向扁平化管理结构转变等。社会回应型改革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思路，尊重行政管理规律，突出对科技手段和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博弈，确保公共行政的科学合理。 三、社会回应型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影响因素 历史证明，一项好的制度未必就是有用的制度，再好的制度安排也需要有合适的条件相匹配。因此，社会回应型改革是否会遇到与经济调适型改革同样的尴尬，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回应型改革符合我国国情。 （一）社会回应型改革的必要性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新问题不断出现，很多矛盾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不足，如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监管缺位等。在多元行政（利益）主体不能有效参与决策和竞争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诱发违法运作、铤而走险，也导致“潜规则”盛行，无序竞争加剧。要推动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就必须建构以多元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秩序。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如同市场经济对法治有内在要求一样，行政体制也需要用规则来确定各类行政（利益）主体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利益边界，建立合作关系和冲突解决机制，协调各方利益。行政体制虽然与政治体制在内涵外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不能脱离现行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各项改革措施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推进。 适应利益多元化社会建构的需要。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要求建立以多元行政利益为基础的新型行政体制，为各类主体的博弈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的竞争规则。政府的职能定位、权力（利）配置、运行规则、法律制度等要正视并积极 回应多元化利益主体崛起的现实，使各类主体的利益在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也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及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社会回应型改革的可行性 首先，改革目标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调适型改革相比，社会回应型改革更为复杂和艰巨，但改革必须冲破阻碍发展的瓶颈。在经济调适型改革导致的问题逐渐突出的形势下，肯定多元利益、主张平等发展、坚持科学理性的社会回应型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次，法治发展可为改革提供基本保证。当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公共行政开始重视规则和制度，权利义务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这种法治经验为提倡民主参与、依赖制度建构、尊崇法律权威的社会回应型改革提供了基本保证。 最后，改革成本低廉。在社会回应型改革推进过程中，需要积极转变观念，加大对制度建设的投入；但与传统改革模式下制度缺失导致的权责不清、政令不畅等现象相比，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强调合理分权、发展社会自治、优化政府结构的社会回应型改革必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降低改革成本。 （三）社会回应型改革的影响因素 从经济调适到社会回应，虽是几个字的差别，但背后却蕴涵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社会回应型改革不仅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充分考虑可能影响改革的相关因素。 一是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任何改革都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行政体制改革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公民、企业有其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群众就业等过程中，也会和地方民众、市场主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合理的利益诉求。此外，改革会直接触动部分政府部门及官员的利益，所引发的矛盾可能阻挡改革进度。如何协调这些复杂的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内容。 二是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传统行政文化对行政体制的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一些封建性极强的落后观念——如特权思想、官本位意识等——仍然有很大市场。要探索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先进行政文化，应当充分重视法律制度的作用，通过规则的建立引导行政文化朝着民主科学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创造有利的文化氛围。 三是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和行政文化相联系的行政体制转型需要观念的更新和制度平台的搭建，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改革虽然会打破旧有秩序，但不能危及稳定。因为在所有法律价值追求中，秩序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人们的自由将不复存在，改革推进也将成为空话。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行政体制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更为复杂。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妥善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有目的、有重点、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制度的完善。 四是与行政体制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正如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分税制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促进了中央政令畅通，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也要注意与相关改革配合。比如，通过以类型化和法人制度为主要特征的事业单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减轻财政负担；通过以完善预算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财政改革，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优化机构和编制设置。 五是国外的做法和经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治精神的弘扬，西方国家行政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理性、分权和多元为特征的现代行政体制取代了以经验、集权和垄断为核心的传统体制。20世纪70年代后，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需要，西方国家又开始了几轮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尽管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外国有着不同的背景、特点和环境，但仍然可以借鉴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科学规律和经验，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注释： 1 青锋.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思维[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36. 2 汪玉凯.中国行政改革20年的回顾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1998(12). 3 薛刚凌. 多元化背景下行政主体之建构[J]. 浙江学刊， 2007(2). 4 石亚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于全国调研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与对策建议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3). 5 王澜明.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法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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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顺应历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和谐社会的内涵丰富，但本质上是依靠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调整，推动与保障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 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法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行政法的这种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支撑和决定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现行行政法观念及其制度实行根本性的变革，不断加强政府法治建设。 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胡锦涛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政府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建构和谐社会主要就是通过削减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而作为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又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之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这种双重属性，就注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构法治政府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然而行政立法在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行政法规、规章与法律的冲突；行政规章与行政法规的冲突；同位阶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同一行政法律规范自身的相互矛盾等。 行政法规、规章的核心内容是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行政立法主体在配置职权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时应当严守“对等”规则，力求使职权与责任对等，权利与义务对等。但是，我国行政立法内容对法律责任尤其是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薄弱，例如对直接责任人员过错责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侵权损害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应以何种形式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等。 行政立法对法律责任规定的薄弱不仅减弱了行政法规、规章对行政权力或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不利于建立起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政府，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法规、规章的核心内容是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行政立法主体在配置职权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时应当严守“对等”规则，力求使职权与责任对等，权利与义务对等。但是，我国行政立法内容对法律责任尤其是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薄弱，例如对直接责任人员过错责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侵权损害行为法律责 任的规定较少、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应以何种形式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较少等。行政立法对法律责任规定的薄弱不仅减弱了行政法规、规章对行政权力或行政行为的约束力量，不利于建立起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政府，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我国行政立法需特别注意解决职权与责任的对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