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7 17:26:59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1
一、关于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一个规定阐发的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1页。）是一种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表现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越大，自己占有的产品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他自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的产品的力量越大，统治自己的力量就越强，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作为他产品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因而工人为了生活，必须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到了双重的丧失，即劳动者自身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2页。）
马尔库塞在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异化理论，也阐发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做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注：《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马尔库塞这一番叙述表明了工人和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的关系，工人受消费品的压抑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自由，在强迫性的消费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完全受到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支配，是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奴隶。
由此看出，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论述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阐明的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产品而处于奴隶地位，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而马尔库塞讲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关系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资本家利用他占有的产品强迫工人去消费，推销他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使劳动者成了产品的奴隶，他强调的是强迫工人消费的关系，这的确是马克思那时没有的新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这相对于马克思是一个倒退。
二、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劳动造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价值形态的剥削、货币统治和人类的两极化的发展上。
1.关于价值形态的剥削
社会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从异化劳动的形成开始的，而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关系下，剥削出现了特殊形态即价值形态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这种剥削体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意味着把人当成一种商品，人遭到了无限的盘剥和残害，这种剥削不仅限于阶级之间，而且还延伸到阶级之内。如劳动力的买卖扩展到人类的一切能力的买卖，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等。
2.关于货币统治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货币成了市民社会的万能之神，货币把人类的本质化约成抽象的数量，把人的个性和价值变成了一切可交换的价值。货币实现了物性对人的个性的绝对统治，货币具有使物与人的本质倒转的力量，它既是连结人们的扭带，也是离间人们的手段。“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3.关于人类向两极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类向两极化发展。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人。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工人被排挤在人类正常生活以外，不成其为人，这种状况工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才是出路。
马尔库塞认为，在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财富增多了，产品多种多样，任人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矛盾已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没有任何反抗力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使体力劳动者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工人主要是指出卖体力劳动的人，而资本家就是靠买到这种劳动力而起家的，是靠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的，工人也因此落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满意这种地位而起来反抗。但现在不同了，原来的这种状况不存在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注：《单向度的人》，第23页。）但这不意味着从要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可以说，过去对工人的肉体的奴役，现在是心灵和灵魂的奴役，这种奴役形式的改变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受奴役之苦，因而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很少了。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职业分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出了个别劳动过程”。（注：《单向度的人》，第25页。）这种变化使工人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各种职业融合为一体。马尔库塞认为，今天的自动化改变了各行业的差别，也就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决定生产力的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今天的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适应中，个人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人同机器浑为一体，被机器同化了。
3.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实现，不仅过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减少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品，使人们各种需要得到了满足，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舒适、幸福，因而工人失去了他不幸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工人不仅生活上感到满足，而且意识上也感到愉快。这样，工人从生活到政治意识方面都同资本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否定方面，只有肯定的方面。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当时的真实关系的揭示，而马尔库塞却是对今天的真实关系的曲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也有明确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在今天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一些阶层。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消除这种异化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这场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受的奴役是最重的、最典型的，它是人类奴役形式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它也是反抗旧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也是人类的奋斗方向，所以，工人阶级是消灭异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马尔库塞则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它过去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今天作为革命主体的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已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他们不再反抗现行的制度和资产阶级了，所以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因素。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已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已变质。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人以外的亚阶层。他指出：“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种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注：《单向度的人》，第215-216页。）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证明这些亚阶层受压迫最深，最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应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从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提出的，有不成熟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揭露，这种异化现象至今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明显存在。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尽管晚于马克思一百多年，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现象，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如资本主义新的奴役形成是对工人心理和灵魂的奴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中不成熟的因素更多。
1.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被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更是如此。居里说：“科学并无罪，有罪的是不好的利用科学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艺术的进步，它是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强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是资本，而资本累积的物质内容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加深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使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剩余价值率增大，这便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提高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美国1949年是146%，1957年是263%，西德1950年181.4%，1960年236.3%，1976年上升到276%等。
2.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被利用，缩短了必要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生理和心理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自动化使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有所减轻，但紧张程度增加，从而对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控制更加严格。由此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工人被融合到资本家那里去了，而从实际上看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加深了。
3.马尔库塞看到白领工人增多、蓝领工人减少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得出工人阶级变质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马尔库塞没有看到，从本质上说，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是有区别的，但是不能夸大这种区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的白领工人同蓝领工人一样生活上没有保障，工作上也同样不稳定，生理和心理上同样受到控制。所以白领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白领工人的出现不仅没有使工人阶级改变性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两个方面；协同
201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第十个年头，成绩显著，不足也明显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有新十年的奋斗目标，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协同，踏踏实实工作，努力实现从“起航”到“领航”的跨越。[1]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抽象，是关乎人类、国家、人民生活发展的理论，又来自于生动的现实生活。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顶天立地”。前者是“顶天”问题，后者是“立地”问题，两类问题尽管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但有相同的品质，有内在的联系，“天地”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针对问题，应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工作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应针对问题，将问题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象，这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需要二者内在地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之多，令人忧虑；现象之多，必然令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针对问题，关心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活的联系。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令人忧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有些高校还未建立独立的二级机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教学管理还有待规范，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存在学科点多而不够强，学科研究面广而不够精的现象，有的学科点与思政课教学机构仍存在相分离的现象，学科研究专业属性还不够强、学科队伍建设仍缺乏后劲、学科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科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2]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缺乏学术属性，沿用行政方式建构封闭式的组织结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研究会，名义上是群众性学术组织，实际上是领导者的组合，缺乏学术属性，也不能正常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能发挥学术组织的功能。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学术团体的常态。在计划与市场、政治与学术、行政领导与学术管理等分化的现代社会，这类学术组织封闭式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不仅不能发挥学术团体的功能，而且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对此，党政领导者、学术掌门等还没有自觉。我们应当在现代社会及现代科学发展环境中创建新型学术组织结构，提高学术领导能力，进而提高学术产出，使学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宣传）实践的有力支撑。这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天”，那些存在是“地”，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天”要面对社会存在这个“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也存在“天地”。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论内外——面对自身，还是面对社会外部，都需要同时“顶天”即研究理论问题，踏踏实实工作做好理论建设；针对具体存在，要“立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中央去年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许多事要做，要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只讲理论，还要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并不是只指向社会，说社会上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在“指点江山”的时候，更要做好自己的事。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多方面的整体，包括内部与外部、学术与组织、上与下、客观与主观等“两个方面”的建设，这反映了社会转型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运用系统思维，立足“学科”的基础建设和基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协同推进，为学科的第二个十年做出新贡献。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外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使命，要为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功能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就不可能有组织基础，不可能有战斗力。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言，只有自己内部有力量，才能面向外部有力量。打铁要靠自身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有社会影响力，内部建设不可缺少。在当下，党和国家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必须跟上，必须配套，否则，不可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既要研究外部理论，也要研究内部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应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课题，开展“内部化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分学术与组织两个方面建设。“学科的本质是学术和学理，没有学术和学理的学科，终究不是完整、完善的学科。”[3]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擅长于理论讨论，而组织建设往往跟不上，即很难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现在人们总是说，当下人们遇到现代性的挑战，存在现代性的隐忧。其实，在组织化课题上已不是隐忧，而是现实难题。且不只是今天，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题。孙中山先生提出组织民众团结的课题，的最大难题亦是组织党国团结，而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是组织，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然后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把“散沙”式的民众动员起来。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先需要把学科力量组织起来，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组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学术性的群众组织，它不应是行政化的组织，也不应是纯粹的学术平台。应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建设的道路，改革创新，建设有活力的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十年来，应当肯定成绩，但就组织建设而言，缺乏领导、管理、组织等“力量显示”。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力，体现国家（有关政府）的领导力，改变令出不行及某些地方、高校、个人自行其是，增强学术的活力和团体的管理权威。应将政治领导、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三者结合，将“高校等级”、学术贡献及能力、老中青等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坚持党政领导与开放办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团体。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上与下两个方面，具体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系统总体的概念，属于宏观总括层次。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但不是文化的全部。文化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有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总体上以思想为对象，以人的思想为目标，人需要理论指导，但人的基础在生活，在存在。生活世界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中观维度的理论、思想、知识、概念、话语构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空间，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将上层意识形态理论与基层思想观念基础联结起来，进而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系统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要研究宏观的理论，关注意识形态安全，但基础还在民众，在基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有多个维度“。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形态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维度的马克思主义。”[4（]P16-17）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宏观，在国家层面；而基础在社会基层，在民众（干部群众），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维度；此外，还体现为各地各单位的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思想及行为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研究与建设各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宏观一个层次，脱离民众的生存场域及话语“高谈”马克思主义。对组织力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又要牢牢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业人员，做到上下结合，全面协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客观建设与主观建设两个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建设成为有世界话语权有活力的客观存在。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的客观建设是为了人，也需要人的参与，因此包括主观建设。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改造世界，当然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世界都要改造，两个世界需要协同推进。早在《实践论》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6]（P296）改造客观世界包括对人的改造，但改造主观世界主要是对人性的改造，这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也是共产党人真正有力量的根本所在。这方面的改造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真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当下不断出现各种令人忧虑的事件，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阵营，也存在着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相违背的现象和行为，究其实质是缺乏主观世界的改造。教育者首先要教育自己，做到言行一致，才有力量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样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替，需要不断培养优秀人才，需要加强队伍的主观世界改造，即队伍思想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未来十年，“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价方式，重点建设好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创新基地，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核心教材，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重点建设一批有示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7]笔者建议在重点引领下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涉领域（高校），使之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强阵地。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信心，充满“学科自信”，但也有相当的忧虑。自信来自规律和宏观，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然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忧虑来自于具体和当下，以及具体、当下与市场经济、“轻文化”[8（]P90，186）、互联网的交织，笔者接触了一些一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他们中有许多人缺乏信心，这么优越的政治制度及政策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及民众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却并不如人所意。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非常艰难，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即“顶天立地”，防止“天地”疏离。需要踏踏实实工作，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院及队伍的建设。要提倡全社会踏踏实实工作，谁都不应有例外。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严格管理，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声誉，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十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孙其昂 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起航”到领航[N].光明日报，2015-07-23（16）.
[2]王斯敏.坚持立德树人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N].光明日报，2014-12-22（11）.
[4]孙其昂，黄世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EB/OL].人民网，2015-01-20.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和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真正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曾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9
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2胡海波、杨宝忠：《论理论创新的社会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4梁树发：《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6王建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
7周光讯，徐献军：《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孔寒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9张博颖，“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10吴家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当代启示》，《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宗教批判理论/人的解放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B51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1-0070-04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资源时曾有如下重要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宗教文化在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致马克思断言“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本文拟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一、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前期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基督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的学说和观点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化，在西方，包括马克思的时代，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你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基督教的事件、基督教的语言、基督教的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情感。无论是马克思当时，还是当代世界，宗教观念都不仅是历史性的东西，而且同样是现实性的东西。因此，马克思理论这样一个对改变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不可能回避基督教的影响，相反必然是对宗教的存在做出直接回应、而且是正面开战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具有重要作用，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就是，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前提性存在，所以，宗教思想不仅曾经是西欧封建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某种内在的“宿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经常包含着与宗教有关的内容，其中或是对宗教的肯定或是对宗教的批判；即便是对宗教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上表现出局限。如以反宗教起家的费尔巴哈哲学，最后也以建立某种新宗教为归宿。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在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它们其中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情结，包括其中的反宗教理论进行批判。批判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都必然涉及到他们的宗教观念。马克思在进行他的宗教批判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关系：“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1](P1-2)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P1)，“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1](P2)。这可以表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宗教批判在他的全部理论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之前进行这一批判并获得重大成就的是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彻底。反宗教斗争的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自己完成的。
从《论犹太人问题》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费尔巴哈提纲》，我们可以看到对宗教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为对这个世界的总批判。这个总批判是其他批判的前提和萌芽。马克思的这一总批判，一方面是对作为一般意义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德国曾经经历过深刻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本质是使宗教资产阶级化，完成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历史改装。这一历史改装，并不仅仅是宗教实现“时代化”，同时也是宗教理念的深化和进一步“完善”，使之达到新的“历史水平”，成为更深刻地禁锢人的精神枷锁。“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的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P10)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宗教的联盟的可能，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基础。
对作为一种世界观性质的宗教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而对作为人类幸福和解放虚假关怀的宗教具体内容的批判，结合对资产阶级把人类幸福和解放简单归结为宗教解放的理论的批判，则构成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两方面的批判及其成果之间有着综合的复杂关系，宗教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深层的关联。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鲍威尔在宗教批判中提出，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宗教。所以，犹太人的解放就像基督徒的解放一样，只有通过克服自己的宗教才可能获得。鲍威尔把历史过程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归结于宗教。马克思的批判则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世俗世界。“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所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2](P425)。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在这一批判逻辑中得以孕育和发展。反宗教的批判，激发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形成。通过宗教批判所确立的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向旧世界和旧制度展开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同时，在对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宗教本身的批判。
二、宗教批判的直接成果之一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经过对宗教批判的过渡和推动，在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深刻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可以从其他思想批判的道路上引出。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直接通过对英国的现实社会状况批判形成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感受和与无产阶级的直接接触而形成的。而马克思的道路体现了某种纯粹的德国特色。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2](P576)马克思也看到了通过宗教批判实现向现实批判的转变这一德国特色，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1](P2)。德国的道路就是理论的道路，就是哲学的道路，其中包括宗教批判的道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P10)
人们早已注意到当初莱茵省议会对林木盗窃法辩论中所产生的物质利益问题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推动作用。确实，物质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开始瓦解了马克思当时的充满黑格尔绝对理性的思维。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则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当着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危机之时，即正在开始真正理解物质利益在历史中作用的思想跃迁过程中，反宗教与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完成这一思想跃迁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当黑格尔哲学无力解决马克思在《莱茵报》所遇到的那些物质问题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合理的支柱。”[3](P70-71)这一催化作用以及催化的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总结。《导言》之前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接源于宗教批判的某种完成——实际上源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成果，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理论成果的地位：这一理论成果是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成果。”[4](P32)物质利益问题就是尘世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深层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这一联系的内在逻辑：“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P2)而《导言》再次深化和扩展对宗教批判的成果，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重要结论。同时，还确立另一个成果，即确立现实世界的人的真正地位。“反宗教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P1)“对宗教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9-10)由此，马克思进一步通过对抽象而崇高的人的本性的追问，实现了对这一尘世的批判的新的思想跃迁，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批判的任务，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并且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马克思一开始就在《导言》中宣告，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德国基本完成了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上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1](P1)宗教批判的完成为其他批判创造了条件。所以，马克思开始转向更为深刻和无情的现实批判。“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消灭。”[1](P55)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得到符合人的本质的尊重和实现。马克思提出了这一新的批判的革命性转变的基本要点：第一，把这一批判提到了武器批判的新境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P9)第二，这一新的批判的主体是现代无产阶级，其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P15)“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P16)第三，这一批判的手段就是否定私有财产，否定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完整形态，因为它已经初步完整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主体、现实途径和理论武器。
这里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在《导言》中基本上是从抽象的人性论角度出发，以“合乎理性”的原则推论出来的。所以，《导言》中的人的解放理论还不是从更为科学的人的本质运动即生产方式的运动中得出的。关于人性论问题，以往人们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来看待的，并把这种抽象的人性论与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部分。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看出，抽象的人性论并不等于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抽象的人性论本身可能是中性的，它可以是过渡到科学的人的解放理论的中间环节。作为纯粹抽象的人性论，尚不能对其属性加以确定。如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本身具有抽象的真理性(而且，相比于神学来说，它又有着反宗教的现实真理性)，它必须经过进一步的展开才可能确立它的属性。所以，仅仅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点，还不是真正完成了的人的理论，而是属性待定的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其内在逻辑首先是确立人的存在，其次再把人的存在归结到人的本质运动，即生产方式的运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形成了理论的逻辑张力，要求理论对人的本质做出进一步解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在反宗教意义上是充实的、正确的，而在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揭示这一点上却是空洞的、待定的。费尔巴哈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马克思则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解释，上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从而完成了思想的根本转变。
总之，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的脉络中，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对宗教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他的全部批判的前提，对宗教的批判推动着马克思完成了他的人的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推动着他完成了他的人的解放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5
第一、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评价标准和理想取向，是维系民族的协调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的无声的力量。文化价值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文化制度或体制的根据，是人的精神观念客体化以及客体世界主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和更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标志。从社会的横向来说，是在既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整合，使新文化建构形式在保持时代性的同时也保持了民族性和连续性。
第二、文化知识体系创新。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形式，知识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发动的知识革命，引领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跨进知识经济文明时代的门槛。知识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赶知识革命的大潮，创新知识体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能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续力的严峻考验。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承接和弘扬一切有价值的文论资源和文论传统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应当切实有效地检视和推进西方文论或外域文论的本土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逐步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新形态和新成果，提高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化的学理内涵和学术水平，努力建构一体、多元、主导的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当代中国的文论结构应当是一个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全面把握
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思想。同样，没有对晚年“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这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了？“泛化”一词带有贬义，正确的说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丰富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实践在不断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单靠“老祖宗”原有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因为人民需要科学，而越是科学的东西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9由于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而这一切，都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及其不断变化发展为基础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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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第1卷，第75页；第3卷，第2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第3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第3卷，第427页；第4卷，第2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728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至第436页。
12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1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第65页。
15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2006年6月26日《北京日报》。
16《大国崛起·第三集解说词》。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7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05页：
马克思理论论文篇8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