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论文范文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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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其次，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重在宣传、引导和制度建设，旨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有效途径，列宁强调“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分重视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注重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我们党武装人民群众的法宝。今天我们要更多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以此武装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科学性，使作为我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为上层建筑的观念层次和制度化的观念体系，比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四项基本原则等等，都较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同时，在显性的意识形态层面，要以制度和权力来规范和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二者不可分割。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除了坚持其科学性以外，还要把它制度化，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既体现了党的执政权威，又体现了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像苏联东欧剧变一样发生“改向”的重要保障。又比如，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都必须坚持，毫不运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给予科学解答，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建设功能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还要善于批判和引导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2-01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些差别。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和人的主观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文中反驳了认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相同的观点。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运动。结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对自然现象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态度还可以从伊壁鸠鲁遗存下来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异景象不会使我们惊恐，死亡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学了。

如果不清楚地认识整个自然，一个人就不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消除恐惧，就会生活在神话造成的恐惧中。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获得纯净的快乐。”[2]

德谟克利特试图获得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认识，而伊壁鸠鲁的研究更多地服从其伦理学目的，使人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使人得到内心的平静。不仅其自然哲学的观点，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要取得幸福应该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东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惧、欺骗、就能实现自由。

这种靠人的观意志达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与斯多葛伦理学更多强调宿命不同，这种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不断探索很快放弃了用伦理学方法去探讨人的自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削阶级，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政府。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更广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剥削阶级社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往往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争取自由首先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

经济社会在不断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为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客观条件相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使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许是当今社会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自由从来不是被人赐予的，而是一种被人的主观意识感受到的。这样就回到了伊壁鸠鲁与马克思所思考过的命题，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了神佛我们该如何克服似乎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安与。

终极关怀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探讨的主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外部的身体感觉似乎总给人带来痛苦，这样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获得存在的愉悦。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沉思活动。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获取知识相关的活动。也即是与人的思维相关的科学、艺术等的创造。更多的人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社会，才能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才是每个人自由自足的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实现每个人的客观自由的条件在迅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也正如其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探讨人的自由的开始，并从伊壁鸠鲁的哲学开始思考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2、可以把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讨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探讨。把后期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思考自由称为外在自由的探讨。3、当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逐渐实现的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找实现人的主观自由的条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并让更多的人享有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随磊，汕头大学法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页.

[2]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包利民等译.自然与快乐 伊壁鸠鲁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39页.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4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

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5

一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

《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6

（一）理论知识讲授与文化熏陶相融合

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过程中，教育者可以根据当代学生的特质与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把理论知识讲授模式与文化熏陶进行有效地融合。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可是根据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实况，务必要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强调文化熏陶，而所谓的文化熏陶，即是指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来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正确的价值观，最终让学生在无形之中通过教学活动而学习掌握到文化实质，并把它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实践。除此以外，还应当参照当代农村青年与城市务工者的身心需求，即除了进行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授外，还应当加大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程度，这是因为进城务工培训项目与基本的生活常识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农村青年与城市务工者的经验与安全。通过科学恰当的文化传播方式，有效打造健康和谐的农村文化环境，逐渐让农民积极主动地响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自觉地构建出抵制西方文化思想侵入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文化传播和文化参与有效融合

首先，始终树立一元化的思想政治文化传播观念。目前社会主义核心思想价值的主要作用是影响文化改进与完善的关键因素，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科学有效地把国内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不断构建当代青年所能够认可、实践的社会主义文化传播条件，且将其广泛运用至各个领域。其次，通过多样化的文化模式来推动文化事业的建设与进步。众所周知，家庭环境与企业环境作为当代青年经常面对的文化环境，因此应当从这两者着手，不断建设多样化、多层次的家庭与企业文化环境，并且开展一系列文化推广项目，增强青年的综合素质，从而实现大范围地加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标。除此以外，为了大大提高当代青年对文化活动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务必把文化活动向健康和谐的层次发展，从而让青年群体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由原本被动接受文化熏陶的心态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的态度。

二、适当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

（一）加大对当代青年物质文明教育力度

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提高当代青年的生产积极性显得尤其重要，可加强青年群体安全意识才是首要任务。这是因为开展科学合理的当代青年生产安全教育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生产安全、稳定社会发展，唯有尽可能地启发当代青年的安全生产思想观念，方能够更好地形成统一和谐的青年群体思想阵型，有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首先，树立青年群体安全生产理念。要全面提高我国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就必须贯切落实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作，可是在工业正常运行期间，安全生产的理念却始终无法得到广大人员的重视，例如一些用工单位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减少人工成本，而选择了许多违规操作行为，从而大大增加了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安全生产教育，通过安全思想教育、安全法制教育来让青年在生产过程中自觉地遵守安全生产规则，学会在突发事故中选择最恰当的自我安全保障方法，了解与掌握安全生产相关规定，懂得合理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再者，培养青年群体正确的消费观。所谓正确的消费观，即是指青年群体的实际消费水平和其所能够支付的经济水平相符，并且做到适度的消费行为，不过度追求高消费品的消费观念。如何在物质水平与消费水平中达到最佳平衡，这需求青年按照自身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就业水平与支付水平），不追求所谓的排场问题与面子问题，科学合理地规划消费行为。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青年群体会由于频繁地使用电子产品以及喝酒等不良行为，引发视力大大下降、身体机能受损等问题，此外电子产品一般会在运用的过程中释放电磁射线，从而使当代青年群体的体内白细胞含量逐渐下降，普遍的身体健康程度在日益下降。所以，健康和谐的青年消费观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科学恰当地调整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传播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思想，比如开展青年体育比赛等。

（二）积极提倡青年精神文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首先，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中，金钱拜物教所拥有的金钱能力是根据公众自己的实际能力，而并不是一般货物的实际价值，所以由此可见拜金主义的诞生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当今社会追崇的是勤俭节约的社会道德，所以应当坚决抵制拜金主义。有效抵制拜金主义、制定健康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就务必要削弱私有制的力量，务必要选择用产品经济来取代商品经济的途径，但我们要清楚知道的一点是绝对性消除拜金主义是无法真正做到的。再者，尽量抵制享乐主义。因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青年逐渐加大对精神享受的追求力度，从而在青年群体当中营造着不良的享乐主义氛围。而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可部分“富一代”过分溺爱儿女，使得广大青年只懂得享受而忽视了奋斗，所以在落实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务必要以抵制享乐主义为主要核心，积极宣传努力奋斗的精神。此外一些农村青年自身的经济条件不佳却也追求着享乐主义，因此在对这类青年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当着重强调价值观方面的教育，比如将享乐主义事例重新编排，并且通过互联网来将享乐主义的结果与影响向他们传递，从而在不同层次的青年群体中统一建设抵制享乐主义的最佳防线，贯切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利用先进媒体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工具

“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是中共中央对目前如何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实施方针，而现阶段随着互联网飞快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依附在网络媒体上继续开展。信息全球化与大数字时代，使得微博、QQ、微信等网络通信软件日益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学校教育工作也毫不例外，因此目前国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所以，各高校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向互联网，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发展指导思想，从而做到从容地处理新时代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国内高校应当极大限度地运用网络、电脑、手机等通讯工具的优势，制定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过体验式的教学理念来促进当代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入当代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例如高校通过QQ、微博等软件来进行舆论评论、行为指导，让教师、辅导员利用网络来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方便马克思主义的日常渗透。除此以外，高校还可以有效地运用校园网与校园论坛，现阶段国内许多高校都具备自己的校园网与校园论坛，其中一部分主要是用来作为建设本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而另一部分则用来方便学生自主开展日常的思想论坛与生活交流。可是不管是高校的校园网或者是校园论坛，都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落实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以高校务必要加大校园网与校园论坛的教育力度，例如构建专业化的思想政治网页，创建专题模块（如师生论坛、你讲我讲等），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与相关政策，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实况，针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掌握当代学生的思想情况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落实，让当代大学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自身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总而言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务必要为之配置良好的教育环境、利用先进的媒体工具与互联网，并且根据当代青年的基本特质与国家发展情况，适当地调整教育内容，从而不断建设适合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解决教育工作落实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不断加强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与实效性。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7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他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到黑格尔主义再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直至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创作时期，马克思才真正成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因为在这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尤其是深刻认识到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严重对立，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唯物主义原则内部有着根本的分歧。当然，就两者的共性而言，在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上是相同的。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依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理解，甚至还有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唯心主义的理解。另外，人们在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又对马克思的哲学之新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这个命题的正确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哲学是否是新唯物主义这个问题的解决的首要理论前提是考察他的哲学是否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我们必须考察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否进行了回答并且是如何回答的，从而有效地驳斥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错误观点。

1845年至184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诞生时期，我们需要考察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形成的第一个标志。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的直观理解方式，但是并没有批评从前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的客观理解方式，即把意识配对象理解为感性事物，马克思虽然主张对意识的现实对象要i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方面去理解，但他同时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提纲》第五条和第九条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唯心主义哲学对意识对象的能动理解方式，但批评了对能碳性的唯心主义理解，反对把对象理解为精神主体的创造物。十分明显，这里表现了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全面地批判了唯心主义，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例如，他们认为唯心主义的总路线是从意识出发来解释现实。德国哲学“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6}(e}z)。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哲学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解释意识:“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7 ( }z“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P73)。

从以上基本事实中我们可以说明，那些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再思考和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

二、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大多数人对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这个论断持肯定态度，并且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对“新”的理解是不同的。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新在于它是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认识论、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推广和应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新在于仅仅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另外，有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是实践本体论，不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本文认为，这些理解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新”的实质。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两大基本形态:一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二是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是从什么视角来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呢?本文认为，马克思是从对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方式的不同来区别新旧唯物主义的。《提纲》第一条不仅是《提纲》的核心而且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正确理解和把握。此条中，马克思指出了对意识对象的三种理解方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理解方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理解方式，唯心主义的能动的理解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是“现实、感性”即客观事物，但是这种感性被理解为自然存在，不是被理解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即实践，不是被理解为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从古代唯物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意识对象都是直观的理解方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欲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但囿于他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他把实践理解为牟利活动而贬斥之。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实践本身就不能成为意识的现实对象。

和旧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是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体现了主体能动性，对象不是与主体相离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主体的创造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即社会存在、实践。

唯心主义对意识对象的能动的理解方式否认了对象的先在性，认为对象是主体创造的。这是和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对象理解为先在既成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它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然而，唯心主义的主体是一种精神主体，主体的活动只是精神的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从《提纲》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只是批评了从前唯物主义对对象的直观性理解，却肯定了客观性理解;批评了唯心主义对对象的抽象理解，却肯定了对对象的能动性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新在于在坚持对对象客观性理解的基础上，又把对象理解为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样，这种对意识对象的理解方式既和唯心主义相区别又和旧唯物主义在原则内部产生了对立。在《提纲》的其他部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进行了重复的批评。如在第五条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第九条对直观的唯物主义作了规定:“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息把意识的对象理解为实践这样一种客观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因此他把实践作为自己新哲学的出发点，确立了自己新唯物主义路线:从实践解释观念的形成。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和路线

《提纲》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续批评了费尔巴哈对意识对象直观的理解方式，阐明自己的实践理解方式。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旧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都认为意识的对象是存在，这是两者的共性。但是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象是一种自然存在，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却强调意识对象是一种社会存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即实践。所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才移植在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气“3‘四’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进步之处在于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同时又对他进行了批评。“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6](rn-}s)

由于在意识对象观上马克思把实践视为意识的现实物质基础，这也就形成了马克思自己新唯物主义的特殊的出发点和路线。“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6}(r}s)“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 [6] (P73)“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P92i，在马克思看来，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就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因为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的确立，也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得以形成。“从人间升到天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些都是马克思对自己新唯物主义路线的表述。

(三)《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新”意识对象观和路线的贯彻

由于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产生了实践的理解方式并形成了自己新唯物主义的路线—从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使之得到深刻的体现。具体表现为: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原理和现实存在的关系:“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和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 6 ] ( P285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6](P285)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观念和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你们(指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rr[6](P289)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现实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灭亡的趋势。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 (}84)0这一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n[6](P274，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靠在思想、观念中消除这个社会制度，而是要靠实际行动:“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 (}}7)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且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的思辨。”[ 6] ( P298)

总之，由于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的根本变革即对意识对象的实践理解方式的确立，他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和一切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唯物主义，而且也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相区别。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甚至认为就是唯心主义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出发点的确立使他的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意识对象观上的缺陷，在唯物主义道路上前进，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8

【关 键 词】政体/平民/精英/混合政体

西方政体传统中，有强调政治制度的小政体观，也有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观。马克思继承了后一种观念，主张实现某种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让那种从社会中产生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回归于社会。巴黎公社是这种理想化实验的第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显露了强调平民化的社会民主的弱点。后来的十月革命走上了与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的道路，从而重构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再现了马克思所抨击的压迫性权力的诸多特征。苏联模式的失败提醒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这一大政体观的同时，需要认真对待政体传统中所强调的中庸与和谐价值，也就是要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来维持大众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间的均衡。对于当前的现实来说，也就是要考虑寻找一种既容纳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级，又容纳有利于大众的有限斗争的政体安排。

一、大政体观

就政体所指的对象来说，有两种关于政体的定义：一种仅仅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另一种则不仅仅包括政权组织形式，还包括社会结构，乃至公民生活。我们称前一种为小政体观，后一种为大政体观。它们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氏较为狭义的说法有：政体（宪法）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政体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从这几种表述来看，亚氏的小政体观包括政治权利、政治组织、政治职能和政治目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亚氏较为广义的说法是将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包括在政体含义之中。他说，“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政体之所以会分成若干不同类型的原因，在于每一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组成的”。因此，亚氏的大政体观可以概括为由政治制度（狭义政体）、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精神制度（公民文化）构成的一个整体。这种大政体观以一种整体论的思路传承下来，在黑格尔那儿得到最系统的表述。他认为，作为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国家，既包括“严格的政治国家”，也包括由所有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它是公民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及其发展”——特别包括他们的教育、意志、权力、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他们的目标。而且，黑格尔还说，首要的和终极的政体划分在于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最重要的政体调和是协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大政体观，只是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认为并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因此，市民社会中根本性的关系是政体的首要内容，而政治国家中的关系或狭义政体中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或者只是一张皮，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只是让人民定期地决定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在大政体观前提下，马克思很容易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从经济学转到政治学，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关系。法兰西内战之后，马克思更加远离了狭义政体观，他以“社会共和国”替代了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共和国”，“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

这种社会共和国的萌芽形式是当时的巴黎公社，它不仅改造了人压迫人的政治关系，而且改造了人压迫人的社会关系，这两者是联为一体的。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没有社会关系的改造，政治关系的改造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小政体观就是这种幻想的一个来源。于是，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政体观到现代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甚至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主流观念接受了小政体观，着重于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马克思主义则继承了大政体观，强调社会力量与政治权力的合一。在大政体观下，就比较容易地将社会阶级的力量与政治机构的权力对应起来，让政体免于表面形式。

二、公社式平民政体

巴黎公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政体观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实践。马克思在论述公社性质时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民主制。

纯粹民主制容易让人联想起直接民主，但巴黎公社实行的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间接民主或代议民主，因为它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治理。这种代议民主采取了一种比较纯粹的形式，因而可以称之为纯粹间接民主。

其纯粹性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实行不受限制、程序简便和无记名投票的普选制；第二，实行非常广泛的公职人员选任制；第三，实行群众对公职人员的随时监督与撤换制度；第四，实行非常低廉的公职人员薪金制；第五，实行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公社委员每天都要举行例会，对公社进行总的、全面的领导，同时又要分别担任10个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各区的全权代表，负责领导各区。

公社作为一种政体，从形式来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民政体，也就是由贫苦的大多数进行统治的政体。这种政体尽可能地让老百姓在治理公共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自然地倾向于经济上的公有化与政治上的平民化，但这两种倾向有其难以解决的困境。对于公有化困境，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巴黎公社由于存在时间很短，还没来得及进行大规模的公有化，但纳入公共治理的事务空前增多。这些事务得到较好的照料依赖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革命唤起了民众的公共激情，那些平常只关心一己之利的老百姓突然间对公共事务非常热心，天天讨论公务、监督公务和参与公务，正如马克思所说，“（以革命的烈火、革命的积极性）唤起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使他们代替官吏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另一方面，从群众中所选出的领导人具有平民化的品格，在公社委员的选举期间，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在公告中写道：“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事实上，当时所选出来的公社委员大多数符合这种要求。公社领导人瓦尔兰是装订工人出身，在任财政委员时，每天从他手里要经过大宗款项，但他总是身穿破烂衣服，常常和战士们一道吃饭。波兰出身的领导人符卢勃列夫斯基作为前线指挥官，掌握了军事大权，也是与战士们住在一起，不享受特殊照顾。问题是这样的激情与品格能保持多久？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替、治乱兴衰的经验说明，这种激情与品格在和平时期顶多只能维持一代人。然而，缺少了这种激情与品格，又如何避免亚里士多德的公有化困境呢？

对于平民化困境，持人民论的卢梭曾提醒过，“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的盲目的群众，——因为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太少了——又怎么能亲自来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一桩既重大又困难的事业呢？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这就是说，民众的智慧是有限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都成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一百个臭皮匠也抵不上一个诸葛亮。有时候还会成反比，人数越多，越产生不了明智的决策，尤其是在群情激昂的时期，越是采取极端立场的领导人，越是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巴黎公社委员会中那些坚持不妥协斗争的人，那些决心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从而失去了争取某种有利于平民化的妥协机会。即使是坚持不妥协的斗争，由于群众化的治理机制，巴黎公社难以产生统一、迅速和有效的决策，从而最终走向了失败。

平民化辩证法在于：对多数人权力加以制衡的制度反而有利于保持多数人的权力；那种原想最大程度地实现多数人权力的议行合一制度反而断送了多数人的权力。

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启示我们：要寻找有利于老百姓的民主制度，不能只迷信于大多数人的统治，不能偏离强调中庸与平衡的政体传统。也就是说，大众的权力需要精英的智慧来制衡。

三、苏联式精英政体

巴黎公社的失败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实践走上一条强调精英的道路。主流派观点通过精英领导的革命暴力来打碎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认识到了平民化民主的弱点，认为巴黎人民不应该过早地专心于选举，而应该立即向凡尔赛进军。另外，巴黎公社成立之前有一个由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认为它“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马克思虽然讴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但显然认为取得革命的胜利是第一位的，而革命却是最集权的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因此，如果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对革命集权的需要显然会超过对民主参与的诉求。革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需要一个军事化的组织，需要一个高效的命令／服从体系。巴黎公社的革命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失败了。而后来的十月革命具备了这些条件，取得了成功。

列宁不需要为暴力革命作过多的辩护，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前做过了。他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先锋队”的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列宁主义的标志物。就像卢梭认为人民愿望幸福却不知何为幸福一样，列宁也认为工人阶级渴望革命却不知如何革命。与卢梭不一样的是，列宁认为需要一个能正确认识革命发展规律的先锋队来号召、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被灌输、被鼓动起来的工人群众自然必须接受先锋队的领导，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先锋队的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群众自发性的不足，从而最有效地实现无产阶级。于是，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避免了平民化民主的弱点，但走向了另一个端点，即为了对付外部专制而引进了内部专制，或者说为了对外而牺牲了对内民主。

不过，列宁认识到这种模式有背巴黎公社的民主理想，所以，他从两个方面来补救，一是声明这种先锋队式是短期的，等到革命结束后就实行巴黎公社式民主；二是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将巴黎公社的理想先从形式上复活起来。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文中说，“国家的最高政权是苏维埃，它是由从前受资本压迫的群众自由选出的、可以随时撤换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而且通过苏维埃的一切成员直接地实施法律，以便逐步地过渡到全体劳动人民行使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如果这种说法是真诚的，那么，列宁的愿望是通过先锋队（社会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培养人民的民主能力，然后过渡到彻底民主的状态。可是这种过渡在列宁的有生之年没有发生，在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更没有指望了。斯大林巧妙地运用辩证法，将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变成个人理论。他认为，“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这些规律不仅一般工人群众不懂得，而且先锋队的其他成员也不一定懂得，而只有斯大林本人才能完全理解。他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为自己任性的政治清洗辩护，根据一种所谓科学的必然性来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

与斯大林式比较起来，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弱点反而变得很可爱。马克思本人尽管更倾向于暴力革命，但他也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在美国、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工人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种和平民主的道路被那些被主流派称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着。考茨基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认为，“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所说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考茨基认为这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单独的执政者或政党必然要接管政权，而应该理解为本质上民主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即多数人的。关于多数人的，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位工人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做了更明确的阐发。她赞同革命道路，但强调革命活动中群众自发性的必要性，认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也不是根据放在党的领袖们衣袋里的专门处方生产出来的”。她认为，“只能是阶级的，而不是党的或者小集团的。阶级的是指以民众的最积极、最不受限制的以参与为基础的具有最广泛公共性的不受限制的民主形式。这个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借用阶级名义的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事业——也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的积极参与逐步形成；它必须置于群众的直接支配之下，从属于对全部公众活动的管理；它应是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政治素养的产物。”应该说，卢森堡的理论比先锋队理论更接近巴黎公社的精神，但比后者缺少操作性，那种“阶级的”，那种最不受限制的民主形式在一个城市都难持续很久，更不用说在一个人口和面积规模巨大的国家里面。如果要进行革命的话，考茨基和卢森堡的理论难以像列宁的理论那样有效。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领袖和政党比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大多数或阶级更容易带来革命的成功。

第二国际的另一个影响极大的思想家伯恩施坦则远离了革命，而坚持走议会民主的改良主义道路。尽管他不被很多人承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角度看，他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他继承了大政体观的精髓，反对那种无限的斗争，而主张阶级之间的妥协。他看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弱点，“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但他认为工人阶级可以有一种健康的道德，精神抖擞地去追求眼前的目的，但不必要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最终目的去奋斗，而应该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斗争将具体的理想慢慢地实现。所以，他总是主张为扩大当时德国工人的具体利益和政治权利而努力，而不主张进行一揽子革命。

四、走向混合政体

巴黎公社模式失败了，苏联精英模式也失败前者因过于平民化的民主而失败，后者因过于精英化的而失败。两次失败对马克思主义的政体实践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到更广阔的领域去汲取智慧，以便为创造一种新的政体准备理论基础。新政体的中心内容是要在精英治理与大众参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让精英的智慧与大众的热情都发挥出来，并成为国家治理的积极因素，这样一种政体只能是混合政体。

有过类似苏联式经历和苏联式磨难的中国已经在探索混合政体之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政体后果就是精英的多元化，在市场经济中涌现出来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开始分野，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开始分布在不同的精英手中。一元化的精英体制开始被多元化的精英体制所代替，这本身就有某种相互制衡的效果，这种制衡是大政体意义上的制衡。

然而，大众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使财富更快地涌现出来，但它本身具有弱肉强食的性质，市场并不会自动关心那些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或处于弱势的人群，而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让部分人处于弱势或被淘汰的边缘。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强者或者说精英也不会自动地去关心弱者的利益，事实上，强者为了维护自己强者的地位，往往会压制弱者。因此，如果纯粹地按照市场逻辑行事，经济精英肯定会同政治精英联姻，共同来压制弱势人群，从而形成一种政经合一的寡头政体。因此，新的政体思路应该考虑如何加强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的权力，以对精英的权力起到有效抗衡的作用。这需要完善三种机制：经济保障机制、社会自治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经济保障机制就是为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提供基本的体面生活，生活不保的人谈论自由与权利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自治机制是要保护和增强老百姓的自我组织能力，主要是一种互助团结和集体谈判的能力，让弱势的个人通过结社而变得强大起来，以与强势群体相抗衡。政治参与机制是要让老百姓的声音进入政治过程，对政策施加影响。

自由人的联合体还只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现实社会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等级制，等级制的上层是少数的精英，等级制的下层是大量的群众或老百姓。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军队存在，就有寡头存在。可靠的进步不是要消灭等级制，而是要创造一种让老百姓感到不那么难受的等级制。

这种等级制是一种有限的、开放的、流动的和多元的等级制。所谓“有限的”，主要是指等级制上层对下层的权力是有限的，其标准是维持合理等级所需要的最少权力。所谓“开放的”，就是等级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要与外界进行充分的物质、信息和人员的交流，等级制中的成员可以自由地获得外部的信息，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等级。所谓“流动的”，就是等级不是僵硬的，下层等级有较为平等的机会流入上层。所谓“多元的”，就是一个社会中有很多相对独立的、不被支配的等级圈，分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可以供人们自由地选择，可以防止一个相对固定的上层等级控制一切。

新政体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政体，而是以这种可以接受的合理等级制为基础的政体。新政体允许并需要老百姓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但不是彻底的、激进的和无限的斗争，而是局部的、缓和的和有限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的政体实践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建立平衡，构造一种能够容纳合理等级和有限斗争的政体。这是一种混合政体，是等级与平等的混合，威权与民主的混合，精英与大众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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