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方法范文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1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　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　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　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　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　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　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　，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　。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　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　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　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　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　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　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　。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　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　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　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　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　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　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　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　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　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　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　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　，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　(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　：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　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　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　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　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　。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　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　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　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　要质点。

在上面关于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互文性问题。互　文性是克里斯蒂瓦符号学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她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出发，认为　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种文本，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　系，文本与现实历史之间也存在着联系。通过这一思考，她将巴赫金仅从小说结构内部　运用的“复调”理论，扩展到了文本向着社会这一他者开放的宽阔之场，这也是她突出　符号学批判视域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互文性不仅指写　成的文本间的关系，更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内在关联。互文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　方法论的现实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不仅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而　且也是从其他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互文性解释过程，这种互文性层面，不仅发生于学　界中已经深入探讨的哲学、经济学层面，还发生于 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层面，最后实　现的是整体性视域转换，而这种整体性的视域转换，在马克思那里又始终同他对社会生　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果不置于各种文本与社会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就无法真正地理　解马克思。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2

关键词:哲学根本方法;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唯心主义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8-05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辩证法、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基本的方法,然而这种理解却是不准确的,哲学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类,而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现象还原方法、实证方法等都是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掌握哲学的发展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现的根本变革的实质与意义。

一、旧哲学的根本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而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也当然地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里人们却犯了一种惯性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的意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阐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224恩格斯接着又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就是说,从哲学史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关于世界本原观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组成的哲学派别。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恩格斯在这里确实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含义的意思,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世界本原问题上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也因此哲学被区分为对立的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毫无疑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尽管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多种多样,然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或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意识是世界的本原。这里蕴含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说以往哲学派别的区别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团体和哲学派别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历史观上,这早已是为人们公认的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否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混同了,不存在对立与分歧。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没有不同观点,倒是绝对地一致。然而,在我们看来,恩格斯的话语中至少还应该蕴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且鲜为人知的深义,这就是他们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也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称之为体系哲学方法。

翻开整个哲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长期以来,人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整个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整个哲学史是唯心主义不断取得对旧唯物主义的优势,而旧唯物主义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向唯心主义屈服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观点上则与唯心主义握手言和,其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唯心主义不仅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而且哲学的根本方法又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这样,唯心主义哲学方法与其基本主张具备了内在逻辑的自洽性,正是这种自洽性使唯心主义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1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可以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主观体系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相背离为特征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人们自然没有什么悬念,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不合情理,可事实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不尽“情理”,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套用了唯心主义方法。相对于唯心主义的自洽性而言,旧唯物主义蕴含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唯心主义对于唯物主义的优势所在。为什么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唯心主义哲学而不是旧唯物主义之中呢?最关键的就在于旧唯物主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套用唯心主义哲学方法的必然结局就是最终为唯心主义所控制。即便在自然观上旧唯物主义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真实的反映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过程中,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都是鄙视劳动的,不可能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们无法将对象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3]97旧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然而,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现实的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所谓的物质世界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方面他们的出发点都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加之为了建构体系达到解释世界的目的,旧唯物主义又不得不借助于以主观设定的概念进行演绎建构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正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方法,这样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最根本之点上就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了。所以恩格斯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两千多年来存在着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30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就是受唯心主义方法支配的世界观。

二、唯物主义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变革的实质所在

恩格斯的“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结论是不是对哲学方法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否定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除了在本原观上的不同主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还能不能体现在根本的哲学方法上呢?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特别是恩格斯还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基本问题。这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有唯一的意义,就是本原观上的不同观点及其由此形成的哲学派别。由此引发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如果说唯物主义只有唯一的意义,那么关于哲学方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否还成为可能呢?要使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命题得以成立就必然要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具有多重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还停留在自然唯物主义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哲学”是指什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后就很少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也不将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称之为哲学。在他们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74。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4],或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恩格斯所说的哲学是指旧哲学,也即体系哲学。因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有关于本原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又仅限于自然观,所以恩格斯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来”是说在旧哲学那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本原观上的观点不同而已,我们不得作扩大的解释。在历史观和根本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则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旧唯物主义的半截子不仅表现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矛盾上,而且更在于自然观与其根本哲学方法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旧唯物主义在根本方法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并且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质所在。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旧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坚持的观点,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问题。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发展始终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蕴含着这一基本问题,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但最高问题则不同,因为哲学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中有着不同的最高问题,旧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高问题则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或者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却成为隐含其中的低层次问题。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出,即使在旧哲学中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也是有区别的。在谈到基本问题时,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23在谈到哲学的最高问题时,恩格斯的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224。就是说精神对自然界的问题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是不知道感性的活动即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而现代唯物主义正是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突破,因而哲学的最高问题就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体现的是不同哲学间的共性,而最高问题体现的则是不同哲学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清晰的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基本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没有例外,可以说是绝对的,而最高问题则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哲学也是发展的,任何最高问题都只能是特殊时代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一个最高问题必然为更高的问题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又不是截然分离的,最高问题其实就是基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体现,基本问题又是通过最高问题得以体现和展开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从恩格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的表述中不难发现,恩格斯是在“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在旧哲学范围内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这时的唯物主义只在本原观上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这种本原观仅仅停留在自然观上,而在历史观上都毫无例外地是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即不能扩大到社会历史观上,同样,也不能扩展到哲学方法上,因为在哲学方法上旧唯物主义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都是套用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从而超越了整个旧哲学。在全新的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必然拥有了新的含义,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譬如,列宁在认识论问题上就明确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5]这样,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就有了肯定的答案。

恩格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判断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只在旧哲学范围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在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用语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意义,打破了从古代至近代在哲学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哲学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此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含义就被确认下来。唯物主义方法的确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唯物主义又具有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对此,列宁作出了这样的解答:“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6]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是唯物主义方法上的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开创了哲学的全新时代,从此结束了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使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并最终使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方法

唯心主义在本原观上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上主张从思想、感觉到物,在历史观上主张上帝或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构建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唯心主义从本原观到历史观、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贯彻了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特征,从而实现了自身逻辑的一致性。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逻辑支撑的唯心主义方法。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2]45,恩格斯则将这种方法描述为“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1]692,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体系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从主观设定的概念出发通过推演建构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体系,并试图以这种构造出来的体系解释客观世界;当着这种体系与外部世界不相符合时,不是去修正主观构造的体系,使之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主观体系裁剪客观世界。显然,这种体系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客观世界也是不可能去将就主观构成的体系的,因而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及其构造的体系总是以与客观世界背离为特征的,即使有一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天才”地猜测到了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也只能是局部的、或然的。旧唯物主义在本原观主张物质第一性,认识论上主张反映论,但是他并不了解物质世界,也不知道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因而他们的对象世界仍然是一种主观抽象,在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上借用了唯心主义从主观想象出发、通过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推演建构体系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并最终在历史观上完全步唯心主义的后尘。由于唯心主义做到了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根本方法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旧唯物主义却埋藏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观点与根本方法的矛盾,从而导致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并且节节败退,为唯心主义的方法所支配,并最终形成从古代到近代哲学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局面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创立才被彻底打破。

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决定的,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旧哲学区别开来。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的,当批判黑格尔并表明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1]578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当批判费尔巴哈并表明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9马克思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定性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的能动的特征无疑优越于直观唯物主义,但这也不是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73德国哲学无疑代表着旧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不仅包括唯心主义最高水平的黑格尔哲学,而且包括集旧唯物主义大成的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从人间升到天国”是哲学根本方法上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并从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哲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即都是主观构造体系。由于一切旧哲学都是以主观想象构造体系的,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哲学方法。可见,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方法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马克思曾经作了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不难看出,马克思将“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称之为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之为“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主义哲学方法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在于“思辨终止的地方,即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简单地说,唯物主义方法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抽象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的哲学方法。与“从人间升到天国”相对立的哲学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方法,即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唯物主义方法称之为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作为与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因而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

不仅历史观是哲学方法上唯物主义变革的结果,就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确立也是唯物主义方法变革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辩证法,虽然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具备,“但是这种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1]242。“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即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才使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方法之上。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仍然来自于客观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只不过是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离开唯物主义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外部感性世界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由此可见,唯物主义方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0.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辩证本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说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方法论作为真理，在源头上是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并在人们社会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客观存在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必然前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服务于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最基本哲学方法论同具体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实践的历史。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所创立的并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终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去解释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离开这一目的的哲学方法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是理论的，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加工制作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明的是“世界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解决的是“世界怎么样”。它们互为表里，共同说明和解释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以理论为其表现形式。也正是由于其理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然而，以往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一辩证本性时，往往只重视理论性，而忽视了实践性，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像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仅仅适用某些领域，它适用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所有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要求的与时俱进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它高度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来源于具体实践，总是用于指导具体实践问题，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离开具体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特殊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和“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产生，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要运用于具体实践，才有它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才能在现实中扎根发芽成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它的生命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上，往往只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从而导致为学习而学习，不是有针对性地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其结果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应运而生。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这种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江泽民也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要重视普遍性，又要重视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包含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从实践而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在理解这一点时应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正确反映的这个“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前的“客观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后的“客观世界”?应该说，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这个“客观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贯穿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客观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将来的“客观世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即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具有主观性，比如对“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各自的表述就不同：马克思有时用“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时用“自然辩证法”，列宁用“客观实在性”，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来说，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相对的，即这个“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因而反映那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也是特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过去割裂了它们之问的内在联系，只看到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或者相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其绝对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连续性或过程性。这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而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发展也是无限的；二是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随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必然无限地向人类认识长河不断地增加其成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而也就具有无限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无限性，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间断性。这也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认识的广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大体方面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已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从所有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广度来说都有待扩展。二是从认识的深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比较接近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已经比较透彻地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比较近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都完全地正确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深度来说都有待深化。正因为如此，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出解决世界所有方面所有层次问题的答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看到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或者相反。这是出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这必然导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必将胜利，那就不如赶快实现它，而不必朝三暮四。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而看不到其无限性，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者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法解决将来的问题，那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呢?既然如此，不如不要它了。这是由于不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限性和有限性辩证关系的缘故。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4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 正 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 同,观点和结论也就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 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讨论这些歧异,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题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 ,而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 哲学是从苏俄传来的,主要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 、布哈林的哲学以及其他人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 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写出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例如、李达、瞿秋白、艾思奇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的哲学,也 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相去甚远,实际上 是一种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马克思本 人着作中表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因此,所谓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迷途知返,亡羊补牢 ,重新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全部文本,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才有资格开始谈 中国化的问题。

对此,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一、苏俄并不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渠道,从这个渠道传来的也并非没 有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国人是直接翻译和研读了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着作的,并非 只知道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和苏联教科书。这是史实问题,并不复杂,一查就 明,这里无须罗列。

二、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表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马克思主义者 表述的都是赝品,中国人一直以赝为真,以致误入歧途,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因 为:1.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什么时期的马克思着作才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如果肯定马克思某一时 期的哲学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其他时期的哲学思想又该如何看待 ?2.断言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原则分歧的文章,国内外已经写得很多(例如说 他们的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实体思维方式”与“实践思 维方式”的分歧、“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的分歧等等)。这些文章的论点是否站 得住脚,这里不拟具体论及。只提一个问题:恩格斯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着作有相当一 部分是与马克思合写的,或者是经马克思本人审读、认可并高度赞扬的,马克思怎么可 能容忍他在原则问题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加纠正?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哲学着作 也一贯遵循了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又有何歪曲之处?3.列宁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 思想是有所增益、有所发展的,这种增益和发展诚然有它的侧重点,但根本原则与马克 思的哲学并无二致,歪曲之处又何在?4.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述确有严 重缺点,但这些缺点远不足以否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说他的哲学思想是 有严重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说他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则不可。 顺便说到,人们常常以《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标本,而不提斯大林的其他着作( 例如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这 也有欠公平。5.中国人对从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并不是盲目信奉、亦步亦趋 的,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就有很多批评,更不用说对苏联教科书和《简明哲学词 典》的批评了。中国人在八十多年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何尝真伪不辨,误入歧途?

三、中国人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世 界上的学说多矣,中国人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垂青?就因为中国人需要拿它做思想武 器。现在有些学者不大喜欢“武器”这个词,似乎一说“武器”,就有污学术殿堂的纯 洁。可是马克思本人就说他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当时中国人是没有闲暇做不 食人间烟火的纯学理研究的,他们要找的确实就是武器。而衡量武器优劣的标准当然是 效果,也就是看某种武器对解决中国的问题“灵”不“灵”,中用不中用。那时的中国 人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引入了好多在西方曾经很“灵”的武器,拿到中国来就不“灵”了 ,因为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的理论,而中国已经没有 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学生”希望也像“先生”一样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可是“先生”却要“学生”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拿着这些武器, 根本看不清中国何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症结,按照这些理论制定的方案也一个一个地碰壁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产生于西方,但 它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视野 比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广阔得无比。用这种理论看世界、看中国,许多过去解不开的谜 顿时就解开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从根本方向上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 时候只有十三个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仅仅花了二十八年就了“三座 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当时“引进”的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但这种 赝品居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明效大验,岂非神话?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利用“五四”运 动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钻了空子,“乘虚而入”的。这也不能服人。且不 说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说就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极而言之,即使真的“断裂” 了,成了真空了,为什么别的外来理论不能“乘虚而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有人说这是靠武力。这也说不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 产党人开始没有一枪一弹,后来有了军队,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而“三座大山” 拥有的武力则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性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来解释如此大事,如何说得通?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走样”的问题?当然有。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着 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 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 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倒退,是思维水平的降低。

一种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而又有所前进。这是大好事。不允许后一种“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化石。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 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在发展,他的哲学本质上 就是批判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批判自己,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 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 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五、对马克思着作文本的系统研究确实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工作,丝毫不能看 轻。过去的工作远远不够,而且也不能说过去对马克思原着的理解就足够全面准确,没 有任何偏差和误读。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读马克思的原着,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 解马克思的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可 是,要求不爽毫厘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 去解读文本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大活人。无论你怎样努力避免前见,你还是不可能彻 底摈除自己的“主体性”:你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框架乃至感情气质 等等,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你的解读方式,使你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 不爽毫厘。你自以为你解读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其实却未必如此。即使 你一字不漏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而且以汉学家训诂考据的精神去皓首穷经,你 也未必就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极而言之,即使起马克思本人于地下,请他自己把 自己当年着作中的思想准确无误地复述一遍(这应该算是彻底地回到马克思了),他的话 对听的人来说也还是文本,也还是有个解读的问题,其困难与解读马克思当年着作文本 的困难并无二致。何况,即使所有的人都能解读得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完全一样, 也还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还没有 开始解决。而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即使彻底“回到”了马克思,对中国的意义也是很有 限的。中国的朴学家尚且讲“通经致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可以不顾实践的需 要吗?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八十多 年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 过程。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理论的反思,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它的逻辑,揭示 它的机制,阐明它的意义,总结它的经验,预测它的前景,规范它的道路,推动它的发 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是又一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外来 哲学是否可能民族化或本土化问题的一个特例。

对这种可能性持极大保留态度的研究者并不否认被人们称为“某某哲学某国化”的现 象。不过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并非某某哲学的某国化,只不过是误认为如此而已。 其主要理由是,哲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可分离,特别是与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可分 离。具有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在哲学的一些关 键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约性,甚至找不到对等的语词来翻译这些概念。勉强翻译了,本 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语词的习惯用法来理解这些外来概念,结果是歪曲 了这些概念的原意。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某某哲学某国化了,其实往往是某某哲学被某 国误解了。被误解了的某某哲学当然已不是某国化了的某某哲学,而是另一种与某某哲 学不相干的东西。当然,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也没有绝对否认某某哲学某国化的可能性, 但认为要实现某某哲学某国化,就必须首先不断地改变某国的传统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 ,一直改变到与某某哲学所由产生的那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一模一样为止。这 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从古希腊哲学这个源头传下来的。不真正理解古希腊哲学就无法理解全部西方哲学,也 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古希腊哲学的最根本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却不可通约, 所以迄今为止,中国人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直在误解马克思主义哲 学;自以为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成了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不相干的东西。要改变这种状况,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 语言习惯。只有改变到同西方人一样了,跨过了这个文化鸿沟,中国人才可能理解西方 哲学,也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还没有进中 国的大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也还没有出现。

对上述这些看法,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一、哲学与产生这种哲学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但既为哲学,无论“形而 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具有普适性的内容,而 不可能只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语言习惯和 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 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扦格不入。即使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 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何至于彼此的思想 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 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疾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 ,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全人类的。它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 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 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中国人理解了佛教哲学并把它改造成了许多派别的中国化的 佛教哲学。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

二、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确实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 式和语言习惯当然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 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今 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也不见得处处准确,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并无重大误解, 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 刻,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 存在,那就未免远离事实了。

三、这些研究者的想法实际上也行不通。即使中国人花费几百年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 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了,跨过了这个鸿沟,终于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也不过是把 中国人变成了西方人,让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思维,那样说话。可是,黑格尔说得好: “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 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注:黑格尔:《致J·H·沃斯的信》,苗力田译编:《黑 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所以,黑格尔说他自己“也在 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想这也就是在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 国的财富吧。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也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 中国话”,也就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也就是还得从鸿沟的彼岸跨过来。 可是那岂不又得花几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中国人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不是为了皓首穷经。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 须两次跨过中西文化的鸿沟,而每次跨越又难于上 青天,那恐怕“化”业未成,早该索 中国于鲍鱼之肆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总结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当然是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便规范 未来。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别无他途。但总结经验也有方 法问题,方法不同,结论必异。以下几点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

一、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问题

凡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有其事的研究者,都不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但具体谈到何谓成功,何谓失败,看法就 各不相同。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比在 真理问题上的标准复杂得多,因为这是价值问题,单说以实践为标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归结起来似乎有两种:1.看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本人的 原意是否符合,从反面说也就是看是否“走样”。比如,与斯大林和前苏联有瓜葛的, 便是歪曲了马克思,算是失败;凡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结合的,就是“儒家化”、“封 建化”,也是失败。我以为这种标准是不合理的。斯大林和前苏联的问题前已论及,不 再赘述。至于与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有分析地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特别是中国传 统哲学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然要求。离开这些,中国化从何说起?这当然不是说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处 处成功,没有失败,但这要具体分析。2.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 。我以为这个标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比如的哲学思想与王明的哲学思想,邓小 平的哲学思想与“两个凡是”的哲学思想,何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 说到底就是用这个标准判定的,而这个判定并不错。当然,仔细分析起来情况也并不那 么简单,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哲学的指导作用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数学或 自然科学的定理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那样线性。哲学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 往往隔着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以至哲学思想正确的人可能办错事,哲学思想不正确 的人也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成功。所以,如果机械地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来反 推出哲学思想的正确与否,又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在理论上是站不 住的。第二,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利与否这件事本身也需要判定,这种判定也很复杂:对 某种方面有利可能对另方面不利,一时有利可能长远不利,反之亦然。而且,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又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在不同领域里衡量有利或不利又 有更具体的尺度,这就更为复杂。但是,这两重困难的存在只是告诉我们运用这个标准 的时候要防止简单化、线性化,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是根本不合理和不可操作的 。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成功与否还是可以判定的。

二、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问题

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即语境),经 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使今天在另 一种主客观条件下实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确实有过许多 错误,但有些错误并不是由哲学思想上的错误(或缺陷)造成的,就不应往哲学上“上纲 ”;有些错误特别是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确与哲学思想上的错误有关,对这些错误 就必须深入地揭示它的哲学根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训。但是,不论对待 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有 些错误在当时就是可能避免、应该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交学费”之类的托词来曲为之 辩;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 为尺度来苛责前人。当然,既同为错误,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但所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 不同的。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才会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三、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问题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瑜.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D].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2]马美红. 马克思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D]. 河南大学， 2010.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6

一、马克思主义与会计理论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概念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理论，即说理立论①。是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体系②。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 Littleton）认为理论是对实务（事实和行动）的解释和行动的理由③。

会计理论是一个分歧较大的概念。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理论是前后一致的综合，可以说明和指导会计人员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信息活动的诸概念④。闫达五教授认为会计理论指的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关于会计实践的知识体系。广义上来讲，会计理论不仅包括概念、模式、假说，也包括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会计原则与准则。

在了解上文定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会计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其中的认识与实践等范畴充分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定义中；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会计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利润的形成等，也都构成了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会计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会计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的原则到实务中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无一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的运用。

一是物质性与会计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具有客观性，而会计中的客观性原则正是世界物质性原理在会计中的首要体现。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客观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一切会计记录、计算、直至编制会计报表都应以核实后的合法凭证为依据，从而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验性。

二是运动观点与会计恒等式。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会计以货币资金的运动为研究对象。运动观主要体现在会计存量等式和会计增量等式上。存量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是企业资产的静态等式。而增量会计等式反映出企业在特定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动态等式。

三是时空观与会计假设。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延展。空间观在会计中的体现就是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会计核算空间范围，超出这个空间，就不属于本主体的会计核算。与此相关的还有产品成本核算等。而时间观这一哲学原理在会计中的具体体现有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资金周转观念和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

四是普遍联系观点与会计核算。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会计上来说，一项业务的发生从原始凭证开始，到记账凭证，再到总分类帐、明细账，最后汇总成财务报表。彼此之间的勾稽关系与核对都是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

五是质量互变规律与会计科目。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超过一定的度以后，量变将产生质变。在会计中，资产的耗用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将会转化成利润表中的费用继续存在。这些都是质量互变规律在会计上的重要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会计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影响着会计研究方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我们把握会计这一事物的途径、方法、工具和方式的总和。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表明的，会计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社会学和经济学法等。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

无论上述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都是西方会计学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国情，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方法完全照搬过来，而是将这些方法用在特定的适用场合，并且去完善它、发展它。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哲学方法。著名的会计学家葛家澍在对会计对象的研究中就采用辩证的观点解释资金，认为资金的取得与运用是矛盾的两个侧面：资金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也必有来源。只有从两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确认识资金。

二是经验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通过会计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知识并总结经验，最终将其运用于今后的会计研究，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认识论的运用。

三是实证方法。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实证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实证方法可以弥补规范会计理论体系的不足，还有利于把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促使我国会计研究改革面向更为实务的方向。

四是历史方法。通过研究会计学科、企业的历史数据等大量资料，概括出研究对象的某种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今后研究中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揭示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且具有稳定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预测未来。

五是系统科学法。系统科学研究方法更加鲜明的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寻求系统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方法更适应于研究复杂的事物。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会计研究方法中的体现还有逻辑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量化的方法。

四、总结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7

哲学史有本来的哲学史和书写的哲学史之分。本来的哲学史是历史的东西，书写的哲学史是逻辑的东西。如何看待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是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重视历史的东西而忽视了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范式一直建立不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也无法以哲学史的身份加以叙述。为此，本文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以期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范式。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第二，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我们还必须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由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决定的。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反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展开的。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改良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没有看到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因此，要恢复马克思的革命传统，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从这一观点出发，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在西方，柯尔施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讨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观点经过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的发展，创造了以文化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东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当时流行的以新康德主义或马赫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创造了以自然本体论为核心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通过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创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了充分的阐释，使马克思哲学中在19世纪没有充分发展的内容全部展示出来了；另一方面是创造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有了传统的分化和哲学形态的变革，从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发展的格局。在这双重的价值中，前者给了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更广阔的视野，后者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多元形成和哲学形态的变革，使我们能够从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哲学方法篇8

［关键词］马克思;法哲学;国内研究现状;法治建设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只有深入把握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应当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观点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体系的宏观论述。2000年以后理论界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特别是2005年以后，相关论文与专著大量出现，出现了一些针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中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性探讨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专项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理清国内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提供更充足的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显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阅读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法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对于法哲学的定义和学科属性，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孙国华、张文显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是法学一个分支，其最终属于法学。法哲学是以法的一般理论为研究对象，揭示法这一社会现象辩证发展规律的独立学科，是法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法学这座宏伟建筑物的基础科学。吴晓明、刘日明、林喆等学者认为法哲学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吕世伦、文正邦、傅季重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既属于法学，也属于哲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性的学科。文正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1］16对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之分，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显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一书中认为法理学和法哲学具有内容和研究范围上的一致性，二者是可以交互使用并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中国当前当前的实际而言，并不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法理学的法哲学学科。［2］1－3而刘日明、文正邦等学者则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正邦指出法哲学与法理学虽然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这种普遍性的研究程度和研究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法哲学和法理学是两个不同理论层次的概念，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1］17－18由于对于法哲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张波在《马克思法哲学内涵研究》中将国内对马克思法哲学定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革命民主主义哲学，认为它是民权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有机整合体。第二种认为马克思法哲学是一种权利哲学，以权力为起点，主要是法和自由两个方面，对人格和财产等方面也给予探讨，集中展示了社会市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基于感性的原则而对法进行批判。［3］7－8

二、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演进过程的研究

目前，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认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德国哲理法学派的法哲学思想，进而创立了自己的法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例如:周雯雯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中，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发展历史概括为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两大阶段。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德法年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成熟阶段的标志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使其法哲学思想的体系更为完善。［4］刘日明所著的《法哲学》一书中采取了三阶段的划分方法。第一阶段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到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和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彻底颠覆阶段。［5］160－163李恩好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中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马克思求学时期的对法哲学思想的探索阶段。第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批判阶段。第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的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与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阶段。第四，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颠覆阶段。［6］但无论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理论界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从唯心主义到不彻底唯物主义，最后向彻底唯物主义转化的过程，并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公丕祥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中从法哲学本体论、法哲学价值论、法哲学方法论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对这三个层面的论述正是为了解决法是什么，法应该是什么以及法如何解决问题这三个问题。［7］付子堂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一书中从法的客观基础观、法的阶级意志观、法的历史发展观、人的自由发展观、部门法律观五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进行了论述。［8］杜万华在《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一书中则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两方面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杜万华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中包含着法律利益论、法律意志论、法律的国家权力理论三个要素，而动态体系则是由法律的起源理论、法律的发展变化理论和法律的消亡理论三个要素组成。［9］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更为细致，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李可的《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的方法论、价值论和具体制度构想进行了研究。［10］而杨春福的《权利法哲学导论》一书则专门对马克思主义权利法哲学基本观点进行了研究。［11］也有学者立足某一马克思著作探析其中蕴含的法哲学思想。如王蓉在《论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论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法哲学思想。［12］30－31周尚君在他的《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作为研究其法哲学思想的切入点，对马克思的法哲学与法哲学思想变迁史的衔接、《巴黎手稿》在马克思与西方法哲学传统衔接方面的重要地位、“异化”概念如何成为自由法哲学的新起点、马克思法哲学的自由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后自由主义的自由学说及其法哲学存在何种关联等一些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13］

四、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的研究

在厘清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行探讨和研究。如汪家宝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14］、杨东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5］、周雯雯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16］等文章都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刘惠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政治秩序建设》中则探讨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指导作用［17］。李笑囡、武杰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影响》一文中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8］140－141。吴晓明、刘日明合著的《近代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意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陷入被历史所遮蔽的命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把握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划定马克思法哲学与形而上学法哲学及各种空想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第二，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境域，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第三，要坚持批判精神，用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法权体系。最后归纳性地指出马克思法哲学理论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有:首先，“要从我国现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去理解和考察法权关系及其本质来历。”其次，对于现代法权体系既要吸收又要超越。最后，“坚持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的消除与现代法权的发展走的是同一道路的原则，走发展现代法权与消除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相统一的路子”。［19］314－324文正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自由观对中国实行法治和宪制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思想理论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对推进和深化我国宪制建设以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和健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的理论基础作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对我国构建反腐倡廉的制度和体系的思想武器作用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1］27－31武建敏的《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阐释》从马克思的实践法哲学出发，指出“中国法治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行动”。书中对中国当前的文本化法治即以制度为基础推进法治实现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治存在着法治意识缺失的问题。无论是人民还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都并未真正地形成尊重法律、遵守规则、将法律作为生活组成部分的法治意识。而实践法哲学除了回答了当前中国文本化法治所追求的法治理想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实现的问题之外，更启示我们法治的实现要依靠行动，要在不断的、反复的实践中才能推动法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法律制度的进步，促进社会法治的真正实现。［20］281－297

五、研究展望

从改革开放恢复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成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更多表现为学术论文的形式，专著仍然较少。二是研究过程中对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借鉴较少。三是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既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面进行把握。而目前国内研究的学科分化现象较为明显，显现出了一定的学科局限性，给研究的继续深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此，笔者认为今后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在如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探讨。第一，要厘清基础概念。目前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一些的基础概念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提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马克思法理学思想”、“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提法并列存在，而三种提法的背后，其研究内容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差距，可见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哲学”、“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概念混同使用了。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并不能随意彼此替代。因此要更好地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理清基础概念，明确究竟“法哲学”是什么，“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很有必要的。第二，要立足著作文本和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分散于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之中。一方面其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以专门的著作论述其法哲学思想，这都加大了我们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的难度。因此要使研究进一步深入，更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中，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本质。并且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中，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真实意蕴而非研究者主观添加与臆想的意蕴。第三，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法治相结合。对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不能满足于仅仅理清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更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相结合，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丰富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增加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明确中国法治建设应当坚持的道路，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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