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范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1

关键词：哲学观；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195-02

一、概念界定

所谓哲学观，就是哲学的自我关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从内容上讲，哲学观包括对哲学的性质、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的功能等根本问题的回答。其中，哲学的性质或哲学是什么？是哲学观的核心，它是决定如何理解和解释其他哲学问题的根本问题。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观也是其哲学的核心和灵魂。哲学观的变革必然导致哲学理论的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变革，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的功能，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它是以实践性、时代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为灵魂的为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哲学。

二、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1.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为己任的实践唯物主义。

2.以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消除人的异化的人道主义。

3.以阿尔都塞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种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落后于历史唯物主义而以实践状态存在，需要人们从理论上进行阐发。

三、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解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从而把唯物主义提升到现代形态，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2.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实在的观点是它的基本的观点，只有进入社会领域实践才扮演首要的观点的角色。

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是从历史存在出发解释一切哲学问题的唯物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本质及其依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并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现象世界背后的绝对本源，由此整个世界要么被归结为“自然物质”，要么被归结为“抽象的精神”。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把本体和现象、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其结果是主体成为与外在对象，甚至与自己肉体相分离的纯粹的自我意识，客体成为脱离了人没有人文意义的抽象物，人的主体性无法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导致对人的拒斥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从近代本体论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实践论思维方式，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即“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结果，是对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本体和现象关系的实践理解方式的结果[1]。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康德的影响。从主体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出发看问题的思路是康德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根本性成果。

2.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转换。近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哲学的任务是探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追求绝对真理，为科学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通过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考察自然界，也有自己的自然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联系人的实践及其人类历史来考察自然，其目的是更好地关注人类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本质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它必须将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3.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功能的转变。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这一论断概括了马克思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以追求终极知识和绝对真理的知识论哲学。长期以来，哲学以“科学之科学”自居。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作为揭开世界最终奥秘、颁布绝对真理的最高科学的幻想逐渐破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自己对思辨哲学的反射。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止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赢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思辨哲学脱离实践，脱离人现实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失去生存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宣告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彻底终结。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引起了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2

关键词：对立论；哲学范式；倒退说；马克思

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以教科书改革为标志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时代”、“教科书改革时代”、“后教科书时代”。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科书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反思中急需突破的藩篱，缘由在于它部分地丢弃或歪曲了马克思本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论述。然而纵观教科书改革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哲学论争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型所带给学术界的整体印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阐释力并没有增强，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应该算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难题”，对此破解的通道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在深度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试图“回到”或“走近”马克思，在重返马克思的阅读中，改变以往一些僵化的理解。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其实这与前一种有着共同点：“重读马克思”。不同点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通常认为教科书是与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同的、以恩格斯为始作俑者的一种旧哲学范式下的“旧解读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通过“中介式方法”，即在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后的“进步”的格式塔话语逻辑下，让另一条马克思本人的“新解读模式”显现出来。国内哲学界如此流行的话语，就笔者研究看来，有诸多的困惑，在此撰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哲学界方家。

困惑一、“对立论”解读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追问

非历史性地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并且把实质是“退却”的“西文本”中“新哲学”范式的直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将马克思放置在表层看来“离我们很近”的现代哲学范式下来解读。通过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由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为“中介式方法”，极力阐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在“西语”模式的文本解读中产生了一条“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读模式。这是一条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后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以及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明显存在着异质性的“话语体系”。而面对这一“文本危机”，这些学者必然采用了这样的划分方式：“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表述。”。这一条解释路线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由于这一解释路线的始作蛹者是恩格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①上个世纪20、3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的发表，于是前一种解释路线“面临挑战”，出现了“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正是这些手稿的发表为这一潜在的解释路线的出场准备了条件。②“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这“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③

这样势必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对立起来，认为前一条解释路线“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基础部分进行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而“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与此不同，它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前一解释路线“面临挑战与危机”。他们“宣言式”的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②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路向中，还有学者以“两种哲学范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由此该学者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④

另外有学者认为：“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传统，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看成是彼此难分的‘一整块钢’”，而对于国内哲学界近些年来对马恩对立论的阐述时，该学者认为“应该承认，这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他看来存在以下差异：“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①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则更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于是这样一种“分离性”的认识便在他们的“前见”中早已默认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差异解读模式是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为背景的，在国内哲学界这成为了一条隐性运作的逻辑方式渗透在哲学解读“样态群”中。这样一来，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便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范式转型中被彻底改写了。由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和谐发展观必然被一道指责为旧哲学范式、变成了“二元对立”知性思维②、旧唯物主义、“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再是一种“发展史”，而成为了一种“倒退史”。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方式的解读方案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样一条“解读模式”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真正解读成一个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毕生志业的革命者，而被装扮为一个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哲学创造的经院学者。这是否是这种转型被确认为进步的时候，应该展现给世人的理论承诺呢？难道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的互文本阅读中，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真正从“他者”之中得以显现吗？在这样一个以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为自诩的“最高深的学问”中，有些学者似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③这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原则和立场的主动放逐，当然更谈不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开放性不是以牺牲掉自己内在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为代价的。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原则界限的“栅栏”，把解构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语境在非批判地挪移成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西文本”自身作为西方现实制度本身的观念补充不说，但就哲学层面来讲，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品格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从而成为了思辨哲学的附庸。

困惑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进步说”抑或“倒退论”

范式转型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哲学界这几年所讨论的问题域来讲主要有“五大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④。而学术界为何乐此不疲地建构各色哲学范式呢？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基于此种转型的合法性依据，一批主流学者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它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种“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被阐释为“四个超越”：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由此，该学者指认：“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①

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种“哲学范式转型”能否是哲学的进步？转型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型很难认定为“进步”。首先，这种哲学转型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在“进步说”的学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的。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而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则可以借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起来。浅层上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哲学走向是完全奠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因为真正客观维度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本体论”被从哲学上完全抛掷以至于沦丧到单向度的主体一面。

其次、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过程中，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②这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感情的世界的范围内。”③ 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何在？正确反映对象从何谈起？说主客二分不是指主客“绝对分立”。本体论上讲主体与客体都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合一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哲学家们令人晕眩的哲学话语”，主客二分便是最简单的道理。

再次，哲学范式转型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倒退。这几年对国内哲学界出现了海德格尔“幽灵风”，有学者直抒在接受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后，才明白了“新哲学”。我们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哲学贡献。但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语体系在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势必是语境的非法移植。在海德格尔“去蔽说”看来，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而将以悬置。事物的意义就在于我观之，物开显之。这种说法直接针主体反映客体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当他拒绝在认识论问题中谈论真理，而欲将真理置于本体论来探讨的时候，这里的“本体”如果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视角来讲的话，他确实是回答了最高问题，但只是肯定了物对“观念”（思）的依赖作用。在一切真的标准以“玄妙的物的对于思的显现”的时候，实质上是忘却了“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异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这样一来，海氏难免进入了对“自在之物”的怀疑，从而进一步走进了不可知论。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转型到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也是学界论争实践本体论以及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落脚点。在国内生存论学者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生存论的起点，现代哲学生存论的兴起及其问题框架，乃是康德有关哲学人类学在现代哲学的复兴及延伸，这一背景框架，也实质性地呈现了现代哲学生存论的问题背景”。“生存论关涉的正是其中的自由世界”①康德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正是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生存价值，蕴含着生存论意识维度。这样到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认为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的。将真理从人的生存本体论加以理解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生存只不过是否定了社会关系现实的客观性，抽象地追问人生意义，而对真正人的物质需要的遗忘罢了。悬置“自在世界”走向“属人世界”的主张遮蔽了两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它是反对任何脱离社会历史前提的本体论哲学，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瓦解古典人本主义而走向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一切形态的(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本主义哲学的”②

困惑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化诉求”还是“中国化问题”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备现实性关切及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艰难历程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同时要求世人对之加以不断的解读与发展。然而，在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学术的幌子”从事“贵族化”、“孤芳自赏”性的理论研究现象。一种以人的解放学说为诉求的科学学说被解说成为了一种知识精英们手里把玩的“文本”。其主要有这样一些状况：首先，树立起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以此规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最为流行的生存论研究，在一批学者看来，他代表了当今哲学的未来走向而且是最为合理的哲学形态。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出现了范式转向以“生存论”为主轴的理论样态。这是理论上为马克思能够走近当代所做的“创新手法之一”。还有的为了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性，不惜在西方哲学家的文本中苦苦寻觅出只言片语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于是大加渲染。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要靠自身的理论与现实来证实，还是要依靠西方哲学家的某些未经语境勘证的片语来保证呢？事实是，在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桩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驳难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诘难史、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所取得的基本原则性的结论，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出现了“马赫翻案风”以及不可知论盛行其世的“渊薮”。其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逾越的“中介”。有学者直言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中介式方法”,即以西方哲学为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在我看来，这种中介是一堵“墙”，通过此墙才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而此墙已经被西方哲学“制度化”或别一种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们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现代的秘方要在现代西方哲学王国中寻求。近两年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人们还对现代性博大内涵缺乏深入理解时已经扑面而来，在挖掘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国内开始运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马克思是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生存论意蕴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的言说变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杂烩，只要我们能从现代西方哲学中读出一种自认为可以学术炒作的“佐料”，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学者卖弄文骚的形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异质性被搁置，在“对话”的“学术幌子”道说出各色奇异的“咒语”。

那么，是否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要学术性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应该以“中国化问题”为理论起点、中介、旨归。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关怀维度、价值性的批判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不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互文本阅读”所能够给予的，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转向，才能够真正走近马克思主义。

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习惯于在原著中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结论来论证某些观点。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有足够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列宁则更加尖锐地指认：“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②说立足中国现实，不是我们常识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切近思考这样的逻辑，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从词句对词句的喧嚣中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诉求”下，词句对词句性地旁征博引被看作了哲学研究的“常道”，而一些紧密关注国内外社会思潮涌动的、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阐释的学者被认作为哲学研究的“非常道”。前一阵子，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学者的“集体失语”，这就足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了“距离”。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大批经典著作就是在批判各色有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潮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词句对词句的对话与承接中“闭关自造”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重新阐释。①

最后，在全球化视野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开放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在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给予充分研究，提炼出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成果。

①俞吾金：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1)；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j ].江苏社会科学，2003(4)；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j ].哲学动，2004（12）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33、37页。

③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142页、 143页、145页。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45页、48页、49页、39页。

④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j ].哲学研究，2005，8.

①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 j ].东岳论丛，2004，5.

②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对学界批判“二元对立”知性思维的理论倾向提出了批判，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5

③ 汪信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方向 [ j ].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

④ 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与辨[j]黄海学术论坛2007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

①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还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8页

②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 j ]. 2002，1.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62页

① 邹诗鹏：生存论的论域及其限度[j].哲学研究，2006

② 刘怀玉：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 j ].哲学动态，2003.9.目前国内对生存论反思的文章已经有些文献可以参阅，比如文兵《生存论质疑》，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5.李海清的《海德格尔幽灵》。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页、742-743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2页、58页

①对此，我已经专门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国内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参见拙著《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马克思——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化”》，即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3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定位与实质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了解的不足，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均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只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思想萌芽。李达则不同，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阐释、再创造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新探索，而且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上，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基本定位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开篇就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类认识史的总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因而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原理、观点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富有生命活力不能离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定下了基调。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他与陈独秀的观点分歧上。陈独秀与李达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态度大相径庭。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因此，他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论。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偏重实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轻视倾向。只有在深刻掌握理论的同时，使之转换为科学的方法去指导革命实践，才能顺利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革命成功。因此，笼统地要求多点实践、少点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李达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并强调：“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显然，李达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强调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实质。

一般来说，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具备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李达是通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李达全面批判了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一是批判了“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的说法。李达指出，中国现在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发达，但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要大得多，而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与欧美日本也没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现时的革命。二是批判了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指出“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事业的发达，因此，“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②三是针对梁启超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看法，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教训。”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观点。四是为社会主义进行正名。梁启超和张东荪都是以社会主义运动热心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的论调一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主张资本主义。在李达看来，张、梁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是通过劳资协调以救资本主义之弊。李达指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思维定式对社会主义的附会。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生与实质。他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社会主义运动在于设法造出共有的生产机关，避去欧美资本

主义制度的弊端，使生产得到有秩序、有政府的发展。李达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基本准确阐述了马克思的原意，分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改造中国？李达认为，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①不难看出，李达的这个观点是很有前瞻性的，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

李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1923年秋，李达因与陈独秀存在严重分歧而脱党。脱党期间，李达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工作中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期间，他的一系列哲学着译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方面的深入探索，一方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及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李达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唯心史观社会学和历史机械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具体探索和运用了一些特殊的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法论武器。

(1) 社会矛盾分析法。社会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激烈的社会矛盾，李达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分别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和具体分析，提出并论述了由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以及民族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国际半殖民地”的结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

(2) 社会结构分析法。李达特别重视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上层建筑可直接影响或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李达还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3) 系统分析法。李达是最先进行系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的

合体。社会是人类的系统， 社会之中有三个要素，即物、人与观念。社会的系统中，含有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的系统。这三个系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构成社会的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是互相调和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换言之，这三个系统若不是互相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②显然这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4)阶级分析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坚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不仅科学阐明了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提出了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并由此全面阐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政党和个别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

2. 大量翻译唯物辩证法着作，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贡献

李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对于当时处于理论饥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当时翻译的众多辩证法唯物论着作中，对我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着作，就是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也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哲学着作。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多次多遍批读了此书的全部，重点批注了部分章节，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大多源于此书。

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吸收改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吸收改造《教程》中认识辩证法的内容。毛泽东对《教程》第2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约28000字）批划了9000字，写了约40多条共1700字的批注，并在赞同原着观点的基础上对精要部分进行了归纳、转述，其中关于主观认识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关于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关于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客观世界；关于认识过程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关于实践是真理的证明，贯穿于认识全过程，是认识之第一的和根本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错误的分析等，则直接被《实践论》作为观点或资料采用。二是直接改造《教程》中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对《教程》第3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约46000字）批注有120余条，约10000字，毛泽东将内部矛盾决定一切客观过程的发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仅要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还要认识事物各方面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渗透；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矛盾的解决方法与对抗的解决方法不同；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及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观点，直接纳入或改造为《矛盾论》的观点体系之中。三是吸收其他重要的观点，如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能动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方面，而旧唯物论是被动的反映论；不顾内部情况，全然从外部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是错误的；理论是政治斗争的主因素、组成部分，离开辩证唯物论就要犯大的政治错误；本质的矛盾或根本的矛盾才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据等，这些都吸收在毛泽东后来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之中。

3.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非常盛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本体论的实践论，其实这个观点在李达于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有相似的提法。李达在这本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着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作是一种历史观。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李达并不认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而是看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可以称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呢？李达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起点是政治生活实践。李达认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现实实践中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通过研究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强调和凸显的本质内容是生产实践。李达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第三，从根本上解决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是由于在认识论中引入了实践概念。李达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正是实践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

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的唯物论”的提出，意义非同凡响：一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有利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一个突出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释和维护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与此同时，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

1.在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

毛泽东于1950年和1952年重新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主动承担起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任，分别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书和一系列的解读文章。李达在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进程。例如，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法，李达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指出：“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

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又说:“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②李达的这些思想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在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反对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李达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能采用教条主义来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1956年，他针对当时某些人的论文不断复述经典作家和伟大人物的论点发表了《谈“百家争鸣”》一文，尖锐地指出：“这种缺乏探索精神的、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

3. 在反对重实际、轻理论的倾向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4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

【正文】

一、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

“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至多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本体论(一般世界观)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灵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普遍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自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或人的问题。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总体性哲学”，在他看来，“总体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类历史有“总体性”，因此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特别强调：“认识到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引者注)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动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认为，“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实践派”的观点时说：“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强调社会历史问题、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时，其“主题”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晰和确定的，但是确实有启发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历史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哲学活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

(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即把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颠倒”说提出质疑，他们强调这种颠倒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在于发现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柯尔施说：“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柯尔施和施密特在这里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仅仅从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还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全部意义，用实践出发点代替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颠倒，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形态。

(三)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彼德洛维奇说：“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在传统的理解中，关于人的本质，主要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解不能说错，但没有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并不是讲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是讲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具体本质，必须看他或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或更一般地说，是实践。马克思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正是在实践中，人们存在着具体的社会关系。

(四)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范畴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卢卡奇在谈到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说，实践概念是“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他自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弗兰尼茨认为，“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尽管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时常常否定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而且对实践的物质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肯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是对物质的理解，而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五)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传统理解始终没有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仍然把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某种既成的、非主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把对象理解为历史地生成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大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卢卡奇在讲到意识的现实对象时，直接表述了马克思《提纲》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他认为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坚持“创造的原则”，(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作为意识对象的“现实……无论如何它要高于那种产生于经验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决不同于经验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变异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识对象的历史生成性，他说：“被判断的对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施密特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予的客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予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要求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实践派”波什尼亚克说：“存在并非某种在(主体)以外的东西；人就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人意识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内，存在意识到了它自身。”(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二、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一视野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而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否定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说：“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就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把所有哲学分为三类：“感受的哲学”、“整理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唯物主义属于第一二类哲学，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第三类哲学，马克思的“创造的哲学”“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在讲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时说：“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名词——‘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的根源的第二个名词上面。”(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的“超越论”对整个“西马克思主义”思潮产了重要的影响，其他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明确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实际上是沿着葛兰西的“超越”路线走的。

(二)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所谓“二元论”思维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批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把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一种“二元思维”而加以否定。柯尔施在批评“庸俗社会主义”时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萨特在批评“自然辩证法”思想时说：“这一教条主义的源头来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观点时说：“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在这声辩论中，……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所取代了。”(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接受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就必须承认哲学基本问题，谁就必须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谁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谁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倾向在于否定、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承认往往是口头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坚持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

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时，形成了他们的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把精神活动也看作是一种现实，或是现实的一个要素。卢卡奇认为，“现实”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基本因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而且同样真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诸多方面。”(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它们……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各种科学意识，“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说：“无论是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去谈实践的构成因素，但是从他们反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他们不是把实践看作是人们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把意识、理论看作是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因素。更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活动直接看作是实践的一种方式，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生产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其他的基本实践。这里有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还有理论实践……”(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还说：“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反映，检验马克思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也不是社会历史实践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注：参见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页。)

无论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还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或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都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现实”、“实践”是相对于意识、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的“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存在”或“社会存在”。把理论看作是现实、实践或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马克思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生活决定意识”、“理论反映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反对“自然辩证法”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思维叫作“形而上学”而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没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扩大到自然界。”(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而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由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至少会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从形式来看，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否定就是放弃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最终会导致放弃唯物主义的所有阵地。放弃了物质本体论这个重要阵地，也就不能坚守其他阵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以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为根据否定物质本体论。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认识人和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殊本质，但也要认识人、社会历史与自然运动共同的本质，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就是物质本体论。因此，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与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不相关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谈论物质本体论不多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谈得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由先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决了，马克思的任务主要不是重复前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的理论，而是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超越直观唯物主义而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自然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理论重点是制定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谈得不多不等于没有，马克思是谈到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

在认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卢卡奇借口思维对象的变易性否定反映论，他说：“如果变易的真理是将要被创造出来而尚未产生出来的未来，如果它是种新的东西，存在于各种倾向之中，但这些倾向(借助于我们的意识)将会变成现实，那么，思维是为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如果事物不存在，思维何以‘反映’?……在‘反映’论中，我们发现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理论上的具体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对物化意识来说很难统一。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事物被认为是概念的反映，还是概念反映了事物，这都无足轻重。在这两种情况下，两重性都依然如故。”(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卢卡奇这里所说的“两重性”，指的就是“二元论”。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讽刺普遍地受到抛弃。”“在这场生动的、时而是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拯救‘反映论’这一由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T.巴甫洛夫发展起来的认识论基石。针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三个主要的反对理由是：首先，它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又回到了一种18世纪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在反映是一切意识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中，内含了明显的教条主义；第三，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意识实际上远不是消极地伴随并复制物质的过程，它常常预见和设计尚不存在的物质客体，试图通过说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中讨论的是‘创造性的反映’来重新定义反映论，给人一种专门为此约定的印象，根据这种约定，反映的概念便以这种方式被夸大到使人完全不知其所云的地步。”(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六)否定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2-0043-04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22.022 [本刊网址]http：∥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人了中国，开始逐渐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特别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以上两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就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体系。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打天下”，亦即如何革命；后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治天下”，亦即如何建设。两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做出各种研究分析，而笔者则试图从哲学的视域下去研究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因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构当代形态下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李达、艾思奇等人的探索

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是他的《社会学大纲》，在此书第四版的序言中，他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著述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飞跃的时代……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这本书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这本《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李达在书中系统而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此外，李达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的命题，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李达这种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的解读，不仅在当时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革命的指南，而且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埋下了伏笔。对于李达的这本《社会学大纲》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他在读这本书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认为，“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达比较深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1936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一书名闻天下，《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破天荒的创举，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使许多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振奋了精神，投身于伟大革命的怀抱。后来，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给艾思奇写信说道：三十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但由于国家的满目疮痍，民族苦难深重，个人出路渺茫，理想破灭，精神上极端苦闷，痛苦，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大众哲学》之后，精神为之一振，觉悟到只有通过奋起抗争，才能挽救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于是毅然投身革命。不仅如此，事实上连和这两位当时在中国政坛上可谓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十分欣赏《大众哲学》，说：“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颇多”。更是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甚至说“乃败于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大众哲学》的广泛传播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大众哲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威力，应当说，这是由于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当时许多中国人迫切想知道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杰出作品。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提出，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思想上是不是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理论上、思想上批判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

李达.艾思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将不断地被后人加以继承、丰富和发扬光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哲学思想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摸索和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哲学思想的诞生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同时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百年探索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

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我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有宇宙而无我，今知事不能，盖我即宇宙也”。反映在历史观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主张有一二天才出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反映在政治上他主张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开端，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思想逐步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在往后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思想走向完全成熟时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从而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对象，斗争的方式以及革命的最终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充实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掌握真理；科学运用矛盾规律，根据客观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主、客、敌、我等多方面力量的消长，制定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由此种种，形成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都是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

哲学著作中的“两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践论》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实践论》中着重而具体地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由此可见，是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中心线索将以上四个环节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之中，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完整的阐发和论述。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开创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决了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果说，李达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还得出了结论：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那么，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存在的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矛盾论》则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多层面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包括：（1）矛盾的普遍性，（2）矛盾的特殊性，（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5）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做出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有些观点是本人的原创，他首次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精湛的哲学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矛盾论》中十分凝练地阐述了矛盾的精髓问题，他写到：这一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认识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对范畴的辩证关系，是因为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着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教条主义，二是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叫狭隘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狭隘经验主义都是片面的，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因此强调矛盾精髓的目的，就是主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通观《两论》，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在理论上建立一套形而上的哲学体系，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良方，用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遵循传统哲学从概念，范畴进行逻辑推理的思路，而是始终地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需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振聋发聩地强调“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由此可见，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而展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就是为了廓内残留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从而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际的需要。

总而言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思想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伟大的一次“变革”，它诞生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智慧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和倒退――中的极左“斗争哲学”

从1968年到1976年，这10年，我们的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劫难。从哲学上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到完全的沉寂和停滞之中，一方面在认识论上背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严重歪曲和篡改，成为了极左的“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只讲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讲斗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只讲飞跃，不讲渐进；只讲否定，不讲肯定。这种极左的斗争哲学，其实质就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尚方宝剑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可以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了大幅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几乎每一条都遭到了歪曲。正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极左的政治运动在中狂飙突进，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哲学理论

邓小平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说它一脉相承，是因为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以哲学思想为其基础的，说它与时俱进，是因为哲学思想主要是用于革命事业的，而邓小平的哲学理论主要用于新时期下的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关于两者关系，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直言不讳地就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实践观，（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3）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开放论。如果说，前两项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然带有哲学思想的浓重印迹，那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哲学思想无疑是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样邓小平就把建国后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发掘出来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邓小平主张一切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以简明扼要的话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可以说，它从整体上开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内容，是我党长期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飞跃――和谐社会构建理论

首先要说明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狭义概念，若以广义的“和谐社会”自我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努力构建了，而把和谐社会构建写进报告列成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是同志，在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次可以认为是第三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精华，做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和谐社会”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经典《周易》之中。事实上，《周易》的基本核心思想与价值理念就是“和谐”。《周易》认为，对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太和”。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处于一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这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自《周易》提出了这个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著名政治家奋力追求的理想，而2004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讲矛盾的“同一性”，也讲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与和谐。这一点恰好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中国化的又一大飞跃。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具有同一性的理论，也是汲取了《周易》中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而且两者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本身也具有某种丰富的作用，如对于马哲中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汲取《周易》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哲学理念来进行调节和平衡。其实我们党中央很早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相结合起来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政治等问题。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同样具有某种中国哲学的色彩。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而中国传统哲学向来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相互的协调。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之中，人顶天立地在三才之中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只有与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样，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而结出的又一理论硕果，可以把它归结到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中。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群众路线虽是我党首创，但它却极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最早鉴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这种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成熟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在中国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着丰富与补充。作为古代民本思想一向都是有着双重价值取向的，一方面，为后人提供爱民重民的理论素材，另一方面，也为精英人士在理论局限时找到了出路与方向。中国共产党创立群众路线理论，无疑是为了进一步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转换与跨越，从而更好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个人梦、家庭梦、民族梦、国家梦、世界梦！

总而言之，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大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至深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具有一致性。在当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并存，表明了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6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抑或是实践论，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无疑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因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也就尤显得必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块，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结构模式。而列宁则很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认识论，毛泽东也主要是从认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和发展的。近些年来，马克思的实践论思想得到彰显，人们又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都包含哪些内容呢?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宽阔视野和博大精深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单一的学说，而是一个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在内的哲学体系。它与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提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人们通常把第一方面关于思维与存在何者为世界本原的问题称作本体论问题，把第二方面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看作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存在一个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存在同一于思维。这个“存在同一于思维”是指实践过程中客观实在符合或趋同于人的意识，而非唯心主义的“存在即感知”。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的理念是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就是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就是使客观世界按照人的意识转变为符合人的意愿和需要的模样。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仅仅只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而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这三个方面所对应就是哲学的三个领域——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其问题也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看成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三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其逻辑体系的建构则可以从哲学基本问题人手，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三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上同时展开，从而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开放性。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及其内部关系概括为“一体三论”的模式。“一体”，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亦即形而上学。“三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那么，“一体三论”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二、“一体三论”的逻辑结构

(一)“一体”与“三论”之间的关系

在“一体三论”的框架中，哲学基本问题是第一层次的问题，“三论”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各论中的分支学科是第三层次的问题。如果用金字塔作比喻，哲学基本问题是这个金字塔的最顶层部分，“三论”是中间部分，“三论”的下线学科——各分支学科则是底层部分。“一体”与“三论”的关系，也就是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三个方面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联系在一起。其联结点是三个问题和三个基本命题，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先的问题和存在先于思维的命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和思维同一于存在的命题，存在是否同一于思维和存在同一于思维的命题。

“一体”与“三论”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一体是“神”，三论是“形”；从结构上看，一体是“骨”，三论是“肉”。也就是说，两者是神与形和骨与肉的关系。

(二)“三论”之间的关系

1、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

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它集中地表现在是本体论居先于认识论还是认识论居先于本体论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从学说的产生看，本体论要早于认识论，但从逻辑上看，认识论应先于本体论。首先，本体论对“存在”的追问最终都要涉及我们是如何认识“存在”或“是”这个问题，即认识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所认识的对象和进行认识的主体，以及我们的认识方式是否正确、可靠。没有对怎样认识的了解，就无法洞察和理解世界的本质或事物的终极原因。其次，本体论对“存在”的追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涉及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就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认识论问题。再次，本体论同认识论的关系不同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是本体论视野中的关系，存在自然要先于意识。而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是一种学说与另一种学说的关系，是同一层次中两个单元的关系，而不是上下层次之间的关系。本体论以“存在”为追问对象，但其本身却是关于“存在”是什么的各种理论的框架，是观念的集合物。因而，它不能成为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认识论要居先于本体论，并且是本体论的前提。 2、本体论与实践论的关系

本体论是“追问”的学说，因而也是观念的学说。实践论的主题是如何改变世界，自然也可以说是行动的学说。本体论与实践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与关于行动的学说之间的关系。因而，本体论也就成为实践论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实践论中，观念要先于行动，观念是先在因素，处于指导地位；观察和行动都是在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观念渗透于实践的整个过程。

本体论居先于实践论，也就从逻辑上明确了理论指导实践，观念创造生活，意识反作用于存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同时也说明了这一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并不矛盾，因为后者实际上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的。因为对观念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必然要回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上。而从认识论的立场上看，“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表述的正是反映论的观点。实际上，不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运动以及我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已雄辩证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存在同一于思维。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可能还要花费更多时间在黑暗中摸索；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当代中国就难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而新时期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目的就是指导我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因此，明确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关系

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实践论是认识论的前提。认识之所以可能，光有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是不够的，还要有实践作为中介，实践渗透于认识的全过程。从反映到规范或切分，都需要有实践的参与；而认识正确与否，亦需实践加以检验。实践领域的存在是认识论论域存在的先在条件，也是认识论形成发展的外部条件。

4、“三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惑着人们，主要原因是实践论的缺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出场，填补了哲学面向生活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空白，第一次使哲学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也使其内部各部分的关系清晰起来。概括地讲，“三论”之间的关系是：本体论是实践论的前提，实践论是认识论的前提，认识论是本体论的前提。本体论是实践论的前提，是指其对“存在”的追问而形成的各种观念是行动的先在条件。因而，在社会实践中，观念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实践论是认识论的前提，是指实践的方式和实践的内容是认识论讨论认识何以可能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必设条件，当然也包括实践是认识的中介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认识论是本体论的前提，则指对“存在”的追问和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认识的全程介入。

从总体上看，“三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系统中各个单元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关系。各个单元之间，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相互独立是指每个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论域，单元与单元之间有明确的界线，一个单元不能融入另一个单元或者与其合并或作为其基础。它们各有各的前提、基础、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和基本命题。每个单元所处的论域都是一个独立的参考系。各个论域都有与其相匹配的概念和命题系统。具体地说，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论域，其含义可能就不同。例如，“意识”一词，在认识论中，它包含主观性质，认识功能和意识内容三层意思；而在实践论中，“意识”与现实相对时，它就是意识与行为的统一体，其表现形式是人。因此，讲意识创造世界，也就是讲人创造世界。道理很简单，在现实世界中，意识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而人也不可能没有意识而能成为实践主体。因而，一个论域中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是不能径直推广运用到其他论域中的，正如经典力学的原理不能推广应用到量子力学中一样。不同的论域有其不同的约束条件。而相互联系除指各个单元之间特定的前提关系外，还指这些论域，以及各个论域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命题在哲学的整体视域上是互为一体的，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例如，列宁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备受争议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整体视域上的跨域界表述。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模式

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哲学文本已是一种客观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对其文本思想的解读，却可以因解读模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意义。因而，采取什么样的解读模式，也就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的解读模式，如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主体论、人学，等等。这些解读模式的出现，既是对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挑战，同时，又将自己置于一个被比较和选择的竞争环境中。这是当代哲学研究繁荣的一个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与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模式相比，“一体三论”作为一种解读模式，其框架的理论特征是明显的。一是将哲学基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并将其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赋予形而上学以确切的含义，藉此区别于本体论。二是将世界观与本体论挂钩，从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位置。同时，也赋予本体论新的内容，使其成为包括各种“观”的学说。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三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贯彻到反映论中，确立了反映论的二元框架，使马克思的主客体说得到充分的彰显。四是确定了实践论的论域及其哲学位置，使实践论成为与本体论、认识论并列的哲学学科，从而凸显了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辩证本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说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方法论作为真理，在源头上是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并在人们社会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邓小平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客观存在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必然前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服务于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最基本哲学方法论同具体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实践的历史。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所创立的并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终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去解释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离开这一目的的哲学方法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是理论的，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加工制作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明的是“世界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解决的是“世界怎么样”。它们互为表里，共同说明和解释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以理论为其表现形式。也正是由于其理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然而，以往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一辩证本性时，往往只重视理论性，而忽视了实践性，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像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仅仅适用某些领域，它适用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所有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的与时俱进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它高度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来源于具体实践，总是用于指导具体实践问题，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离开具体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特殊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和“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产生，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要运用于具体实践，才有它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才能在现实中扎根发芽成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它的生命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上，往往只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从而导致为学习而学习，不是有针对性地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其结果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应运而生。事实上，、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这种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也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要重视普遍性，又要重视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包含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从实践而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在理解这一点时应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正确反映的这个“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前的“客观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后的“客观世界”?应该说，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这个“客观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贯穿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客观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将来的“客观世界”。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即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具有主观性，比如对“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各自的表述就不同：马克思有时用“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时用“自然辩证法”，列宁用“客观实在性”，用“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来说，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相对的，即这个“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因而反映那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也是特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过去割裂了它们之问的内在联系，只看到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或者相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其绝对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连续性或过程性。这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而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发展也是无限的；二是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随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必然无限地向人类认识长河不断地增加其成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而也就具有无限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无限性，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间断性。这也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认识的广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大体方面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已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从所有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广度来说都有待扩展。二是从认识的深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比较接近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已经比较透彻地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比较近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都完全地正确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深度来说都有待深化。正因为如此，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出解决世界所有方面所有层次问题的答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看到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或者相反。这是出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这必然导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必将胜利，那就不如赶快实现它，而不必朝三暮四。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而看不到其无限性，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者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法解决将来的问题，那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呢?既然如此，不如不要它了。这是由于不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限性和有限性辩证关系的缘故。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篇8

    论文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建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还把上海大学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在该校设立社会科学系,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主讲教师.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更为全面,不再限于仅仅介绍唯物史观,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和理解,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始进入规范化阶段。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受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很大。日本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并不全面.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概括为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大多数学者,无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都受到日本理论界这种观点的影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深的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试图用进化论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条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整合起来,这同日本理论界三大部分平列的观点相比,要深刻一些,但李大钊的说法毕竟不够准确,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际。瞿秋白精通俄文,在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从另外一个渠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似乎没有受到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比李大钊等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互辩律的唯物论,二是历史唯物论,三是经济学说,四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四部分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理论体系。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瞿秋白十分重视互辩律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总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至于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总起来说,互辩律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宇宙观和统一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是其在具体研究领域的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瞿秋白提出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

    瞿秋白所说的“互辩律唯物论”(有时他也采用音译“第亚历克蒂”),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称谓。他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从日文套用过来的译名。想创立一个新的译名。无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传开来,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哲学术语.已很难再作变更。因此,瞿秋白的互辩律唯物论的提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事实上,瞿秋白的四分说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分说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也许是针对中国理论界存在的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单独突出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是以‘现代的’或互辩的(Dialectic)——即第亚历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曜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纠正了李大钊三分法的缺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鉴于中国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已有所了解,而对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十分熟悉,瞿秋白便担负起了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担。瞿秋白写了许多讲义、文章,出版了许多译着,堪称是在中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社会哲学概论》从“哲学之唯物论唯心论”讲起,论及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生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现代社会学》更为具体地绍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并详细论证了“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他翻译了多篇苏联学者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文.还翻译了郭列夫着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在此书译本的附录中,有瞿秋白撰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瞿秋白还发表《自由世界和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等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影响。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绍述,侧重于以下几方面内容。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瞿秋白以前,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缺乏了解。瞿秋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他在《社会哲学概论》中指出,最初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后知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囝他明确地指出,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人若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dcM0nde)——他立刻就遭到的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这里所说的“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把各种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他认为唯心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他指出,有的唯心主义者纯粹以个人主观意识的“独在论”(唯我论)为出发点,提出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的唯心主义者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提出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认为思维或意识为第一性的,而存在或物质为第二性的,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除了我的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超个人意识”,还是把物质世界看成精神的派生物。“超个人的意识之学说,最巩固的就是黑智耳(黑格尔)和塞林(谢林)的学说,他们的‘绝对精神’就是一种超个人的意识,——其中似乎能包含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界。然而塞林的见解以为宇宙只是这一精神的‘自念’。黑智耳的哲学系统里所谓‘绝对的’逻辑过程很重要,所以宇宙是这一‘绝对精神’的‘自想’——逻辑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瞿秋白还对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有两重原因。其一,历史原因。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形成唯一主义的错误认识。在人类初期。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为有神灵在支配着世界“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地引导到‘客观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定’等类的学说。”因此,“凡是与唯物论相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的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其二,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生活现象十分复杂,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形成唯一fl,主义的错误认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暂时归之于神归之于上帝。”“一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务里,常常发现以前所引为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况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

    从上述瞿秋白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绍述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问题,把握得还不够到位。他对唯心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某些合理的内核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认识得也不够深刻。事实上,唯心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把认识上的曲线简化为直线.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加以夸大,导致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特别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着重绍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他指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织或混和的方式。”整个宇宙就是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地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物质并不消灭,也不发生,只是时常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罢了。这就是物质不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