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范文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1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图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独立，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图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图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图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图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图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图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独立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图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再者，亲代交流的其他参与者也应该引起重视。我国隔代抚养的现象非常普遍，祖辈与儿童的交流同样很多。另外，随着父亲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儿童的照顾和教育中，研究也开始关注父母双方与孩子的互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Pancsofar＆Vernon-Feagans，2010)。已有研究表明，学前期是父亲积极卷入最多的时期(Bruce&Fox，1999；Woodworth，Belsky,&Crnic，1996)，在儿童快速习得重要的社会认知和语言技能的婴幼儿期，父亲可能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Coley,2001；Nelson，2004)。在与国外的研究进行比较时，也应该关注祖辈或者父亲与儿童的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作用。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2

1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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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ley，T.B.Meehl revisited：A look at paradigms in psychology.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89；9：30～36.

4Robins，R.W.，Gosling，S.D.，& Craik，K.H.Psychological scienceat the crossroads.American Scientist，1998；86：310～313.

5Glassman，W.E.Approaches to psychology（3rd.ed.）.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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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eahey，T.H.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 Hal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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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raham，S.Most of the subjects were white and middle class：Trends in published rearch on African Americans in selected APA journals，1970～1989.American Psychologist，1992；47（5）：627-639

11Smith，P.B，& Bond，M.H.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Analysis and perspectives.Hemel Heman，Herts：Harvester Wheatsheal，1993

12Wilson，L.M.Consilience.New York：Alfred Knopf，1998

13Orne，M.T.On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experiment：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1962；17：776-783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3

1.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学科研究内容主题的归类分析，二是已有的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三是较成熟的相关母系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析，四是对前三项研究加以归纳演绎并寻求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出发展中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为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明确的研究范式。

体育社会心理学在国际上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学科结构性要素的研究略显不足；通过三条路径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了个体社会心理、群体行为、社会文化三个层次的学科研究体系。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高校网络文化；实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4-111-03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更是党的十对全体国民提出的重要课题。在高校，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把高校校园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增强大学生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认同度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高校师生通过网络进行的校园工作、学习、娱乐等活动中形成的文化，是校园文化内容得以表达和实现的条件与载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促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些因素既有利于大学生创新意识、自强意识、创业意识、成长意识的形成，也给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挑战。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和完善校园文化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把符合时代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先进科技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念通过网络渠道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师生共进”的和谐氛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校园化，促进全体师生的全面发展。

当前，文化的交融与繁衍日益广泛，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特征隐性存在于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受西方不良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片面追求个体自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思想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充分发挥高校网络文化的潜性教育作用和渗透作用，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精神已是当务之急。把高校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增强大学生对高校网络文化的认同度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网络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充分发挥高度自主的创造性。大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创建数字化互动媒体，如论坛、博客、QQ群、手机短信等形式，以发送和接收数字化信息为核心内容，不断提升青年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创建、参与中的互动、开放、平等又凸显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大大激发了学生对校园网络的参与热情和兴趣。在参与、互动、创建过程中，学生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借助高校网络文化形态进行传导和散播。这就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到高校网络文化的视野中加以思考，以校园网络文化为载体和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建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关涉校园网络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对社会文化“热点”和学生思想“兴奋点”的内容要深度挖掘、深入解读。在理论课课堂上围绕“热点”问题，选准时机，找准事件，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深入挖掘其教育内涵，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引导教育。

2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高度开放的社会性为大学生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高校网络文化具有“载体移动方便，信息来源高度开放，交流共时互动，传播跨越时空和身份界限”的开放性特征。同时，它还“打破了校园疆界，破除了地狱鸿沟”。为大学生的沟通、交流架构了桥梁。此外，校园网的网络信息资源极为丰富，这些资源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精神食粮。但同时又易引起学生对信息资源内容的误解，对信息处理的错误观念，导致信息污染、信息过载的现象，这又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身心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文化选择功能，“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对各种环境影响进行选择和调节，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有意识地抵制环境中的消极影响，甚至转移环境影响的某些因素，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轨道，从而创设一种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情景”。因此，在理论课教学中，应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网络文化中的主导性作用。

3 高校网络文化复杂的价值多元性挑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网络社会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尖锐矛盾和冲突的纷繁芜杂的多元世界。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对现实高校校园文化和社会网络文化的共同反映。信息来源的开放性带来了内容的多元化，加之新兴社会文化传播方式以更为自由的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使各种社会舆论信息良莠不齐，这些状况冲击并消解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导致少数学生社会道德生活呈现多元价值标准并存的局面。这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维护和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困难和障碍。面对如此复杂形势，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其文化整合功能。要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性，积极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有效地传送给受教育者，内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与自觉追求，并始终引领各种文化思潮有序发展和谐共存。在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要对校园网络文化呈现出的多层面、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分门别类，有效识别，唱响主旋律，使校园网络真正成为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新阵地。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

高校网络推动了大学生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巨大变革。在现实社会中，随着互联网与手机的联合与发展，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的依赖性愈加强烈。网络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和虚拟性，使得部分大学生完全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从虚拟空间中得到心灵的慰藉、情感的满足。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填补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助，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但同时，网络中的污浊和混沌也在腐蚀着他们的意志和心灵，迷惑他们的行为选择。高校网络文化的这种特性对大学生性情的培养、行为的规范增加了难度，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同时，把高校网络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任务。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是以高校教师与学生作为建设主体，以高校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网络渠道为载体的校园文化。因此，依据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鲜明的育人导向功能，探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如何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准确概括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网络文化的特殊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围绕党的十报告中提出的“立德树人”的先进理念，对高校网络文化功能的研究应以育人为主旋律，构建智育、德育、美育、行育、教育“五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1 智育，主要是培养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能的锻炼开发大学生的智能。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程性研究，积极构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一体化”的高校校园教育网络，营造积极健康的育人环境和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提升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愿科研、自专学术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校园网络文化的智育功能。

2 德育，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方法艺术，遵循思想道德形成规律。将学生内在需求和时展相结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着眼于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国内外发展现状，解决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着眼于时展语境，利用校园网络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3 美育，是指以美育人，使大学生在美的创造和鉴赏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逐渐实现心理更加健全、人格更趋完美、个性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这就要求高校网络文化的建设要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大美育”观为指导，高校网络文化内容要能够切实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例如，网络文化内容按照美的内涵分设“内在美”和“外在美”两个专栏。“内在美”专栏可通过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等优秀作品的正能量的发挥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在美”专栏可设置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内容，打造青年学生喜爱的时尚、健康主流，在传递富于美感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对美的外在表现形式加以正确引导。

4 行育，主要指对大学生进行网络行为教育，加强高校网络的行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良好行为规范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高校网络建设要抓好网络舆情工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积极关注校园网、博客群、网络社区、BBS论坛等网络空间，真正参与相关内容的建设与交流，建设公平、公正、和谐、友好的网络舆情队伍，营造积极向上的高校网络主流舆论。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要积极主动研发网络产品，如师生共创微电影作品，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网络文化教育活动，利用大学生喜欢的个性化沟通平台，如博客，对大学生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切实提高大学生的网络素养。

5 教育，指大学文化育人既要通过显性教育方式。如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等具体形式来实现，又要通过隐性教育，即大学的学风、教风、校风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和“润物细无声”的隐性途径来实现。这就要求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要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坚持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在高校网络文化中营造和谐、唯美的校园文化，注重寓教于“境”。如将学校的校史、优良传统记载于网络文化中，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学校的独特气质和校园气派，自觉地融人到校园情境中。此外，校园网络文化还应匹配相关课程教育的教育资源，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相关人物的介绍、评论。通过榜样人物实例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总之，高校网络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根植于社会，容易受到社会网络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受到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和碰撞，更易呈现思想纷呈的局面。因此，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原则，以培养德育、智育、美育、行育、教育“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切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提升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效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目前，很多学校开辟了高校校园网络并将其作为“第三课堂”与理论教学的“第一课堂”、课外实践的“第二课堂”并驾齐驱。网络课堂具有超越时空、随时随地开展工作的育人优势。因此，优质的校园网络文化能够协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1 建设优质高校网络文化，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网络既是舆论阵地，又是思想宣传阵地。对高校来说，积极采取措施，创新方法，开拓路径，不断加强校园网络管理，营造健康、积极、文明的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和谐、优质的高校网络文化，充分发挥高校网络文化的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以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为基准，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的现实问题。例如，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实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目的；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现存的社会问题，不被现实问题所困惑。强化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使高校网络真正成为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阵地，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

2 构建教师网络实践平台，提高教师师资水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集知识传授、人格感染、心灵对话于一体，对教师的人格修养、道德品行、理论素养、学识水平都有特殊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体现在理论教学的“第一课堂”、课外实践的“第二课堂”，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更表现在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传承与散播为途径的“第三课堂”上。因此，构建教师网络实践平台，提高教师网络技术水平，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素质与修养，控制校园网络的不良信息，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特殊表现形式。这就需要建设一支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各方面知识较为全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管理队伍。首先，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网络培训管理，在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时刻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关心的思想理论问题给予正确引导和及时解答。其次，还要组织大学生进行网络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正确引导培养大学生协助教师做好网络监管工作，努力创造先进、和谐、优质的高校网络文化。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5

该理论在社会学层面上对活动进行分析，将个体活动纳入到包含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以及分工六个要素，囊括生产系统、消费系统、交换系统及分配系统四个子系统的网络之中。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一个社会文化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处于由人和物组成的社会大系统之中）；一个历史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在与时俱进和分布在人类的文化之中）；中介行动的理论，关注行动者和其文化工具，文化工具是活动的中介”［4］。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研究中来分析活动，并且产生了一些普遍接受的实践方式。恩格斯托姆在对一系列研究进行分析后，总结了运用活动理论分析活动系统的五个原则：一是以集体的、中介的、对象性的、与其他活动系统相互关联的活动系统作为分析的单位；二是重视活动系统中的多元观点；三是注重活动系统的历史性，即要从活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探寻活动的问题和发展潜能；四是认为矛盾是活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五是活动系统在发展中可以进行拓展性的变革，成员在矛盾出现时能进行

反思和寻求改变，从而推进整个系统的质的转换［5］。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对心理素质基本涵义的界定，吸收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关于人类文化与活动在人的心理品质形成中起关键作用的思想内核，突出了“内化”在心理素质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地位。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我们探讨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的理论基础之一。

心理素质形成机制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解读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心理机能（相当于我们讲的心理素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由个体自我建构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实践活动的内化。我们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依据，从心理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主体（人）的心理素质是如何在实践活动（指一切关乎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中发生、形成和发展的，为科学探讨心理素质形成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实践活动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泉

承认实践活动是解释人类意识的本源，实践活动是人类意识的创造者，是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首要原则。维果茨基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活动观，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人们的心理机能是在实践活动（主要是交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维果茨基提出了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即“人的心理活动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同步的”［6］。主体正是通过不断的参与实践活动，才实现了对低级心理机能的改造，发展出来高级的心理机能。根据人类意识的本质源于实践活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活动是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主体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活动，个体的心理素质才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活动究竟是如何塑造个体的心理素质的呢？这可以从活动的整体性、建构性、开放性、阶段性等基本特征来加以解释。首先，活动具有整体性特征。活动的整体性指的是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完整的活动既包括了主体的感性实践活动，又包括主体的精神活动，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实践活动。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在活动中形成的心理素质本身也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综合体，既容纳了内隐的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又涵盖了外显的适应性品质，是心理与行为的统一体，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其次，活动具有建构性特征。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主体在一定目的驱动下所从事的主动建构、积极探索、不断改造的创造性过程。由于活动的建构性特征，心理素质在功能表现上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个体采取主动的行动，探索、改造环境和自身。这也正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体现。再次，活动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活动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活动内容的丰富性、活动过程的动态性、活动空间的变化性以及活动结果产物的多样性。活动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受到活动开放性特征的影响，个体的心理素质也明显表现出静态

与动态的统一。心理素质形成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性特征。最后，活动具有阶段性特征。活动的内容和水平是依据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序展开并分阶段提高的，在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活动的特点、内容、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主体心理素质发展的内容、特点和水平既有量上的差异也有质的不同。

（二）内化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解释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具有社会起源性。在说明高级心理机能的起源问题时，维果茨基写到，“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不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并不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机制本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乃是个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动方式———总之一句话，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的，甚至在转化为心理过程时其实质仍然是准社会的……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成为个性的机能及其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总和。”［7］。列昂节夫进一步将内化解释为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精神活动的过渡，由于这种过渡的结果，“对付外部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转变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到了特殊的转化———概括化、言语化、减缩化，而最主要的，是能够超出外部活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8］。换言之，内化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转变、改造的过程，是以新的心理机能的诞生为结果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可以加深我们对心理素质概念的理解。心理素质是人内在稳定的心理品质，其形成是一个由外在刺激向内在品质转化的过程，具有自组织特征和功能，从人的习惯中得以表现［9］。从本质上看，心理素质属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它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高级心理机能发生的基本规律———内化。但是，与维果茨基将内化仅仅理解为个体掌握符号工具，改造已有心理机能的论点不同，我们认为，在心理素质发展过程中，内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促进更高水平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或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对已有的内化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发展。列昂节夫曾经提出，掌握工具不仅是拥有工具，而且意味着掌握使用工具的程序［10］。例如，成人记忆与儿童记忆的区别不是因为儿童使用了外部符号而成人使用了内部符号，而是对有助于记忆的程序的内化水平不同，内化的是程序而不是符号。综合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的观点，在遵循内化理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们开展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证探讨获得的初步结果，提出了以形成策略为核心内容的心理素质形成（内化环节）过程（整合）模式，即自我认识———动情晓理———策略导行———反思内化———形成品质［11］。在具体的实践中，首先向学生提供活动情境，让学生在现实情境问题解决中发现自我，分析自我，进而激发改进、完善自我的内在动机；其次向学生提供相应的策略训练，让学生在讲解、讨论、操作、辨析等活动中，掌握思维与行动的策略与方法；再次经过有目的巩固练习、实际操作、问题解决、归纳总结等促进内化的活动；最后通过实践运用达到形成观念、反思体验、形成稳定品质之目的。由此可见，我们对心理素质形成外源性机制的探讨，既基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又从内化的基本过程揭示上丰富和发展了内化观。#p#分页标题#e#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条件

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文化起源是被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但是，学者对文化作用的具体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对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维果茨基最初将文化的作用抽象为社会往活动，局限在个体互动层面解释心理机能的发展；列昂节夫则提出要区分集体活动与个体活动的本质性差异，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探讨集体活动对心理发展的意义。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将发展局限于探讨在一个小的社会性“氛围”内，这种“氛围”被视作为特定文化的个体化获得的内化过程提供了输入［12］。他们对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对心理发展的意义，却没有作更多的说明。恩格斯托姆是最先考虑活动的集体性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之中，才能理解人类的活动和心理发展。此外，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学发展观也强调了对个体发展的考察不能停留在个体的微观系统层面，而应当在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发展。实践共同体理论则把发展研究延伸到学校之外，将社会世界的结构纳入到分析的范围之内，考虑在真实的实践背景下主体的社会化问题。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个体心理发展需要以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作为依托。实践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依托作用，在于其所具有的实践本质，而心理素质本身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来说，实践共同体首先强调了学习情境的真实性。实践共同体理论批评了传统学校学习的去境脉化，主张恢复学习的实践本质，强调个体的学习应当身处于与知识对象有关的具体境脉之中，因为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解决实践问题的价值。其次，实践共同体具有意义协商的特征。通过有意义的协商，个体可以逐步达到对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让共同体成员建立起对共同体的归属观、互相之间的信任观、互惠感以及分享感；同时，个体也可以在协商中学会倾听不同的经验与观点，并分享各自的智慧，实现共同的发展

。最后，实践共同体可以为个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气氛，共同体中积极健康的舆论气氛、和谐的人际关系与民主的管理形式可以更好地激发个体的动机和潜能，促进个体更加主动地投入到集体活动中。显然，这种基于实践共同体的活动是心理素质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满足心理素质结构中认知、个性以及适应性各成分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为主体心理素质健全发展的基础。

（四）情境默会知识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上文提到的有关心理素质形成的整合模式中，策略训练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持认知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策略训练可以培养个体的程序性知识。但是，坚持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研究者却认为，脱离具体情境的程序性知识对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是没有益处的。他们认为，个体通过融入实践共同体的活动当中，不仅可以拥有在头脑中表征的显性知识，更可以获得与特定任务情境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

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13］。这种默会知识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所锤炼出来的、有关实际行动的知识，是个体对特定问题情境的直觉把握，是指导个体行动的“视域”（Horizont）。默会知识的习得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与学习者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授式的学习方式对形成默会知识是无能为力的。而基于实践共同体活动教学法恰恰可以弥补传统教育中的缺陷。我们在心理素质的培养中虽然也强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已有经验和知识，但这只是开始阶段的“铺垫”。学生心理素质培养重点是引导个体将学习到的新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情境问题解决之中，在实践中检验新知识的有效性，并以此为依据，将有效的新知识与情境联系，通过主体内化机制使之转变成为稳定的、内隐的情境默会知识，实现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自然融合、浑然一体，成为相对稳定心理结构和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情境默会知识的形成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心理素质研究的启示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维果茨基所开创的独树一帜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心理学园地中经久不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该理论对克服现代心理学的危机，解决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因生物学化、数学化倾向面临的困境有方向性意义。同时，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思想对我们开展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心理素质研究也提供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第一，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基于个体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观点而提出的，它弥补了传统西方心理学过分强调人本身（生物人）的缺陷，强调文化、历史、活动等情境因素在人（社会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们研究心理素质这样的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课题具有方法学借鉴价值。

第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高级心理机能发生机制———内化机制的探讨，对深化心理素质的外源性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阐释人类意识形成的内化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探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智慧活动的形成过程，以加里培林的智力多阶段形成理论（TheoryofStepwiseFormationofMentalActions）

为代表［14］；另一种是探讨在组织学习中成员黙会知识的形成过程，以知识创造模型（ModelofKnowledgeCreation）、扩展学习模型（ModelofExpensiveLearning）以及知识建筑模型（ModelofKnowledgeBuilding）等为代表［15］。前者通过实证研究初步揭示了学生智慧活动的形成机制，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学科知识领域（主要是算数、书法等可以客体化的学科），无法有效地迁移到其他领域，尤其难以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学习，但仅仅描述了默会知识的传播、转化等外部行为过程，而没有真正揭示其内部的心理机制。显而易见，这两种内化机制的探讨，所涉及的对象仅仅是我们讲的心理素质的一部分，所以其研究结论不能简单用来说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但对科学揭示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有积极启发作用。

第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强调人的心理（包括认知、情绪以及人格），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心理的社会文化属性，超越了传统西方心理学的个人主义研究取向，启示我们应该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考察心理素质的形成及其发展。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指导性参与”（GuidedParticipation）的方式组织干预［16］，将成人指导与同伴合作结合起来，融合支架学习与合作学习的优点，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p#分页标题#e#

第四，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强调特定“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制约作用，强调发展是环境系统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传统心理学为追求所谓的普遍性真理，将个体发展所处的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干扰变量排除在研究之外，这就造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日益自然科学化，抹杀了人的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坚持心理发展的系统观，坚持“只有通过对发展系统从分子到文化的所有水平上因素间的多水平的、互相的和持续的交互作用的考察才能了解发展”［17］。这种系统论思想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类心理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发展结果的多样性，要深入探讨心理素质本质内涵及其形成机制，除个体变量外，还必须对有机体与环境系统之间复杂的关联进行细致探索，把研究结果放到一个更大的结构、过程和系统中来理解和解释，强调个体功能及其发展对社会、文化和物理环境紧密的依赖关系。

第五，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理解意识的本质时，强调人类心理的活动建构性和文化中介性，反对传统的经验论和理性论，重视研究方法的变革。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看来，传统心理学所使用的观察法、实验法等经验方法忽视了意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这些脱离情境因素而单独考察某一方面的心理机能的方法是无法解释个体发展过程的。因此，需要使用新的研究方法。由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特别强调对个体意义建构过程的分析，微观发生法（MicrogeneticMethod）成为研究者的首选。在微观发生法中，自变量是儿童及其所处情境，因变量是心理发展的新质发生的过程，注重引发和记录新质出现的即时过程，尤其关注儿童与成人交往过程中心理发展的中间形式，从而揭示文化传递和心理发展的机制［18］。这种方法很适合于对具体的心理发展过程的分析和发展机制的探讨。此外，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还坚持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信念，特别重视干预性研究，进而发展出了以发展性工作研究（DevelopmentalWorkResearch）、临床活动法（ClinicofActivity）以及五维模式（FifthDimension）等为代表的形成性干预（FormativeIntervention）［19］。与传统干预方法相比，形成性干预的实验目的具有变化性与不确定性，实验情境更加自然与真实，实验过程更具动态性，实验结果非标准化，实验者与参与者（主试与被试）存在着积极的互动［20］。这些特点使得该方法能够更好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保证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可推广性。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研究方法对心理素质研究的启发是，在发展性研究中，尤其是对心理素质形成机制的探究，特别需要具有良好生态效度和可推广性的干预研究。这种干预研究不再是实验室中简单的剥夺或者是丰富实验条件，而是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系统中形成干预，促进心理素质的发展。这种结合文化背景的干预性研究，不仅能够主动地促进个体的发展，还能更有力地揭示真实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6

文 / 贾春峰

为什么说要重提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基石与核心？因为它曾经是世界范围内企业文化理论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提法、一个重要论断。

20世纪80年代初，当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刚提出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雷期?E.迪尔和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咨询专家阿伦?A.肯尼迪在对几十家企业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出版了《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精神支柱》一书，书中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五大组成要素，而“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基石与核心”这个重要论断就出自这五要素之中。从作者的用语来说，书中有价值、价值观、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价值体系等说法。该书从1981年7月出版到现在已经整整31年了，现在结合关于“培育企业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谈谈个人的感悟和感想。

第一，价值、价值观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基石，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全新的重要命题和重要论断。当时的企业文化本身只是一个新概念，而要进一步提出企业文化的核心什么、基石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这就使得企业文化大大深化、深入前进了一大步，具有了全新的意义。这个论断提出后，企业的发展包括中国各行业企业文化的发展实践都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我们想一想、看一看，那些企业文化建设纲要和企业文化手册，不都是在前辈们开拓出的这个理论引领下前进的吗？如今，过了31年后，我们这些企业文化的实践者、研究者又进一步重提并聚集一堂讨论这个问题，这就证明了当时提出这个论断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常讲理论创新，这个论断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由实践升华为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在已有知识上、已有文献论述上、已有前车之鉴上组合拼凑而成的。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是真正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

第二，企业文化的五要素论认为，价值来自特定经济环境中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的尝试。而这里提到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非常重要。价值以具体的词语给职工规定出成功之路，它影响到公司的所有方面，包括从制造产品到怎样对待工人。在强文化公司中，都有由职工共享的丰富而又复杂的价值体系。作为赢得成功的企业的哲学实质，价值为所有的职工提供了共同的方向，并指导着他们的日常工作。成功的企业经常是因为他们的职工对组织价值的确认、信奉和实践。这就是说，价值、价值观、价值体系都不是悬在空中的，而必须为广大员工所确认、信奉和实践。这个提法很重要。我们现在常讲企业文化“落地”，这里所讲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必须为广大员工认同、确认、信奉，要实践，变成实际行动，这就讲到了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落地”的实质。如正泰集团的班组文化、中信重工的岗位诚信、岗位文化都是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落地生根的一种有效形式，具有很好的经验。班组文化建设是正泰文化的一个亮点，通过班组中最基层的文化建设，使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理念为广大员工确认、信奉和实践。

第三，企业文化五要素论把英雄或英雄人物，列为第三大要素，并认为这是“企业真正的要素”。英雄是那些体现企业文化的人物，是价值观的人格化，他们是职工有形的学习楷模。如果价值是文化的灵魂，那么英雄就是价值的化身和组织机构力量的集中体现。英雄是中流砥柱，是火车头。英雄是一种象征，但离我们并不遥远，他能被每个到职才几个月的员工所耳闻目睹。我认为，企业文化五要素论的英雄论，是特别值得推崇的一个重要之点，也是对我们具有深刻启迪意义之点，就是把英雄人物与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融为一体。企业的英模事迹并不是同企业核心价值观相隔离、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相融的。企业故事同样是企业价值理念不可分开的，所以我们叫故事理念化、理念故事化。《玉柴故事》里讲的企业英模的创业业绩，讲了故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玉柴的核心价值，亲切感人，是玉柴文化在价值观人格化上的积淀，编得好。

第四，在英雄人物中还有个“共生英雄”的提法。这也值得我们重视。何谓“共生英雄”？简单地说，就是同企业共生共长、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从《玉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领导者、管理和员工，故事就在身边，感到亲切。我记得，五要素论提出“共生英雄”概念后，当时美国报刊曾有过讨论。《幸福》杂志也就是今天的《财富》杂志，就什么是共生英雄专门进行过讨论，其结论是“你必须将心放在企业上，企业必须在你心中”，实现“我的心在企业，企业在我心中”这样“人企合一”的境界。我们建设企业文化，不就是要造就这样的“人企合一”的境界吗？“你必须将心放在企业上，而企业也必须在你心中”，企业家、企业中上上下下的成员，可以说奉行这样的座右铭、实践这样的座右铭的人越多，企业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就越强大。

第五，企业五要素说就其整体来看，不仅有价值观、价值理论体系，而且还有习俗和仪式，有文化网络，有行为方式，这体现了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的有机统一、理念文化与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我们今天的企业文化手册的设计，突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文化和以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为基本内容的行为文化，突出这两大内容，可以说这同五要素说的架构设计、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个人认为五要素说的是企业文化初创时期形成而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巨大影响力的企业文化奠基性的经典篇章。

第六，这次学术论坛的主题选得好。价值观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包括许多深刻内容、又可以进而分解为许多方面、意义重大的塑魂工程，是塑造企业之魂、塑造企业家之魂、塑造企业管理者之魂、塑造广大员工之魂的系统工程。魂之所在，力之所系；魂魄健全，力之勃勃。这里包括培育、提炼、总结、实施、贯彻、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等一系列环节和不同层次的持久不息的有效工作。这次学术论坛专门就此展开深入讨论，我认为意义重大。在全党全国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在新形势下讨论这样的主题，一定会对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和发展起到积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举办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高层论坛上，我在发言开头就说到，企业文化建设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该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成了“一个体现”，这样改也可以，我同意。但我说企业文化是国家整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从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二是从企业人员、企业职工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来考虑的；三是从企业文化的现状以及在我国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来考量的。有这么多企业界人士和理论研究者共同参与构建企业文化体系，我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化创举，是当代中国值得称道的、不可小看的一个历史性的文化景观。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 “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尼兰贾娜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渐渗入翻译理论界,许多英美翻译理论家开始对蕴涵于翻译文本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予以关注和重视,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等热点问题。例如,1997年,著名的美籍芬兰裔翻译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1999年,美籍爱尔兰裔比较文学教授玛利亚・铁木志科出版了《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英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哈里什・特里维德合编了一部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2000年底,加拿大翻译学者雪莱・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了另一部关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论文集《改变术语:在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等等。这些论著直接关注和审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翻译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基本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翻译界的最新理论探索。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比较

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只关注于语言内部结构与构成规律,缺少对语言系统外部的关注,即只重视内部语言学而不重视外部语言学,所以许多与翻译内部有关的因素或领域被忽视或有意排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使得我们对翻译中的诸多因素予以排除,使翻译研究置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这些论点使得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一些盲点,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这些盲点是研究者从来不注意翻译活动中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起制约作用的若干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因素,也没有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场所和文化语境。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纳入过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他们必然走入一个误区:矢志不渝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性”。尽管多年来这一目标一直在被追寻中,可又总是那么虚无缥缈,使得翻译之中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理论与事实不断发生激烈碰撞,甚至是冲突或矛盾。

与传统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性存在。这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同置于它所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与此相比较,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则更像是在实验室里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我们不否认实验室数据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但常识也告诉我们,那样的数据并不能揭示翻译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貌。除了实验,成熟的科学研究还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对翻译实践进行文化考古式的实地考察,并发现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差异,从而证明了“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后殖民背景下翻译的“暴力政治”体现

对于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行为我们关注的是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的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的“暴力政治”主要体现在翻译中的“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

1.翻译中的“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系统,始终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那意味着帝国的一言堂,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控制。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迫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种东方主义范式深深影响着翻译的语言学与符号学层面,强行撒播着它自身的概念框架。这种东方主义的翻译观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者色彩。

2.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萌芽于欧洲并通过殖民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信念。根据这一信念,欧洲是全球的中心,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它的边缘。

“欧洲中心主义”实际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翻译实践以帝国主义掠夺式翻译为特征,其典型表现是在翻译中以我族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价值观为中心,在有选择地译介异族文本时,写入本土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从而压制原文充满文化异质成分的话语,造成“改写”或“篡改”。这种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形成的归化翻译规范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的文化掠夺。韦努蒂认为,这种不尊重出发文化、压制文化差异的归化翻译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是针对出发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施暴行为。

3.翻译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信念,认为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拥有某一共同的遗产,如文化、语言、历史、意识形态、遗传或种族背景等等,同时认为:(1)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群体内成员”应该被清除、放逐或剥夺其投票及其他权力;(2)所有外国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害的,理应抵制;(3)任何种族、人种、文化或语言的混合或杂合都是不纯洁的,理应清除。

如此定义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就是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同义词。具有民族主义情节的译者和学者希望在翻译中保持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因子多持否定态度。在翻译实践中,民族主义的翻译观往往体现为归化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文化自恋。

四、后殖民语境下建立翻译伦理的重要性

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

伦理是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即社会性的,所以交往伦理是人类交往行动中的道德规范,而翻译伦理学则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翻译伦理是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或称作商谈伦理学而提出来的。交往伦理学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它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使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翻译活动是跨文化的交往,为了使文化之间进行健康的交流,更需要有道德规范的制约。我们看到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有一段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冷战结束后,原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让位给了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现象还十分严重。一些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或同化是普遍现象。在翻译领域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趋势。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强劲的势力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西方译界,而边缘文化在中心文化的强大的权力话语面前显得十分软弱,甚至患上失语症。这不仅反映在翻译的数量与质量上,而且表现在译者对待异文化的态度上。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政治,即“东方主义”、“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使得翻译伦理的建立变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翻译活动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中,道德与伦理的制约就显得重要了。要进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伦理学应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出版社,1989.

[4]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6]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7]吕俊.翻译研究:走过解构通向交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的建构意义[M].外语与外语教学.

[8]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心理行为与文化论文篇8

一、校园流行文化及其特征

校园流行文化是指高校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得到同辈群体认可的，包括行为模式、心理特征和生活形态等。主要包括流行产业、流行新品以及流行话语。它的特征主要有：

1.多元化。各种西方的思潮、话语、主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空间，使得校园流行文化多元化和多种标准，这容易造成大学生价值选择的迷茫。

2.世俗化。在高校校园流行文化中更多的是其娱乐性和对现实社会的调侃，网络运营商为了获得高点击率从而摄取商业利益，其传播的所谓流行文化往往是以迎合大众的感官愉悦程度为检验标准的，这样势必导致世俗、庸俗文化产品的产生与流行。

3.虚幻化。在目前快节奏、就业难、压力大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往往会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大学生一旦对某种流行文化产生兴趣，常常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并且极易产生浮躁的心态。对流行文化的过分沉溺，容易导致大学生逃避现实生活，去追求一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精神需要。

4.娱乐化。流行文化的娱乐化特征极易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对于一些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大学生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反思，而是当做一种娱乐和调侃来追捧。而这样的非理性的文化现象对一些优良传统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二、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当前大学生比较关注的文化现象、社会事件等引入课堂、将部分优秀、先进的流行文化元素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这样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知识，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提高大学生的技能和技巧，密切大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2]

2.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

校园流行文化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生活化、交流娱乐化、平等互动化等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鉴校园流行文化的这些特点，利用网络、短信等丰富课程教学方式，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3.校园流行文化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谐教学氛围的建立

把校园流行文化引入政治理论课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在教学过程中，与校园流行文化相结合也能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把校园流行文化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活跃和丰富教学氛围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校园环境，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形成和谐教学氛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消极影响

1.校园流行文化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地位受到挑战

校园流行文化虽然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但是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的兴起促进了校园流行文化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网络游戏、青春偶像剧、网络影视、流行音乐、偶像崇拜等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普及率和关注度却不是很高，校园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从而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3]

2.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正常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秩序

目前，大学生逃课现象严重，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逃课的原因有些同学是因为热衷于网上聊天或网络游戏等，手机文化、网络文化等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秩序。

3.校园流行文化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道德观。目前，校园中流行的考证热文化，热衷于计算机、英语这些实用性课程的学习，导致某些大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加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没有什么功利性，很多学生认为学与不学这门课程都没有关系，这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四、校园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结合校园流行文化的特征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特别是积极影响，进一步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借助校园流行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和生活化、丰富教学手段与方法、增强互动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教学内容长期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要，从而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实效性。而校园流行文化贴近生活，关注社会热点难点，满足了大学生对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借鉴流行文化的这一特征，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学生现实生活，把学生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社会热点引入课堂，增强教学内容的社会现实性和生活化，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2.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样性和互动化

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提高教学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以借助网络、短信丰富教学手段，可以通过网上或生活中的典型事例为教育素材，如将反映强烈的社会事件引入课堂，还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短信文化来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通过手机短信、QQ、微博、微信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发言权和选择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对话、交流、讨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筛选、扬弃与吸收，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使其自身文化素质和发展过程成为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自动化过程。[4]

3.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校园流行文化

校园流行文化的思想多元化使得大学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认同感变弱， 校园流行文化在给大学生群体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思想观念。 其中一些不良思想如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悲观主义等观念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政治性和主导化， 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导作用，培养大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课程教学和引领校园流行文化，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流行文化，要切实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校园文化的主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校园流行文化的主流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学生的人生准则。

4.积极利用校园流行文化的先进因素，提高思政理论课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