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职称论文范文

历史职称论文篇1

一、高职院校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高职类本科学生的特点分析

就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1）学生来源分析。学生来源分为两部分：90%左右的学生来源于职高生；10%左右学生为民族生。（2）学生人文知识背景分析。对于职高生而言，高中期间不学历史；初中的基础也不扎实，几乎相当于没有学过。民族生的人文知识比职高生还要薄弱，因此老师在给职高生上课时不仅要讲基本史实的内容，还要讲理论的内容，就会导致在有限的学时内，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往往会顾此失彼。（3）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在高职类院校中，学生更加重视的是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因此，绝大多数学生认为人文学科是无用的，特别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高职类院校，对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样的思政课的态度尤为如此。

2.高职类院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现状

（1）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

基于高职院校学生的现状，在“纲要”课学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教师要把大部分课时放在理论教学上，几乎没有多余的课时来进行实践教学，这就导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

（2）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陈旧、单一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基于高职生、民族生历史基础较弱的现状，依然采用的是传统的授课方式，主讲基本历史史实，进行满堂灌式的方式，教师以教材为中心，主讲教材内容，学生被动学习，被动接受教材知识。与此同时，考试方式也以考查理论知识为主，闭卷考试，高职生和民族生用同样的试卷，一考定终身。结果民族生在考试中效果很差，不及格率在所有考生中最高。

（3）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内蒙古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年轻化，职称较低，教学任务量都很大，每学期每位思政教师上课人数达到1000人左右。教师把大量的时间用到备课、上课、考试、判卷上，基本没有时间提高自己、搞科研和写文章，整天处于疲倦状态。

二、高职院校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纲要”课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因此，“纲要”课的32学时里，在保证基本的理论教学的情况下，我们拿出8个学时观看相关历史影片，演唱红色歌曲，背诵毛泽东诗词，参观本地红色纪念馆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

2.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

“意见”中明确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认真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法越来越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学生的青睐和肯定。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主要针对高职生和民族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教师的引导下激发学生去主动发现、思考、探索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3.加大师资力量

“纲要”教学改革需要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所以，高职称、高学历的思政教师的积极引进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注重现有教师的全面业务素质和学历水平的提高。笔者所在学院思政教师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职称基本是讲师，个别是助教，严重缺乏高级职称及学科带头人。为此，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各种渠道提高自己，促进整体业务水平。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教师间的相互学习，解决大班授课的情况，积极寻找更适合学生的不同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模式。

历史职称论文篇2

一、征文指导思想与征文主题：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开展对《新青年》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史的研究。

二、征文对象：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党校、高等院校、社科、文博系统等单位有关人员。

三、论文题目：征文通知中的选题（见附件），仅供参考，作者可结合主题自行拟定论文题目。

四、论文要求：1. 每篇论文的字数宜控制在8000字左右（含注释，有重大创见的文章字数不限），正文前须附300字左右的摘要和6个以内的关键词。2. 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页下注）。出处为著作的，要依次注明作者、著作名称、卷次、出版社和出版年份、版次（建议用最新版本）、页码;出处为期刊的，要依次注明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出版年和期号、页码;出处为报纸的，要依次注明作者、文章名称、报纸名称、版面和出版年月日。3. 字体要求：论文标题用小二号宋体加粗，副标题用小三号仿宋体，作者单位及姓名用4号楷体，二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正文用5号宋体。摘要和关键词用5号楷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4. 来稿请用word文档格式。请写明作者姓名、性别、职务、职称、电话、电子邮箱、详细通讯地址与邮编，以便联络。5. 报送的论文，必须是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不得一稿多投。来稿内容、作者提供的图、表及引文等，如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与法律责任，由作者解决或承担。

五、论文投稿方式及截稿日期：论文截稿日期为2015年6月10日。投稿电子邮箱：;联系人：周晓辉;手机： 13719079096电话（传真）：020-28865081。

附件：征文参考选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代章）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

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2015年4月20日

历史职称论文篇3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 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 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 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 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 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 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 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 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 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 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 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 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 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 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 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 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 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 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 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 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 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 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 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 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 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 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 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 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 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 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 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 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 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 响。

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 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 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封建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历代翰 林还编撰各类书籍典册，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 任。唐以后流传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 以“四大书”著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 《册府元龟》，除《元龟》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时由翰林学士李方、 扈蒙等主持编撰的。再如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 都由翰林负责，清朝修书的机构四库馆就设在翰林院内，修书期间先 后有数以百计的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时，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 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 济天下”的抱负。从唐末翰林充当反对方镇，打击宦官，巩固统一的 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踊跃议论朝政，批评时事，推进文治，历代翰 林都积极发挥了他们在当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 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种古代 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也对全社会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虽 然不同时期的翰林官权力轻重不同，作用大小各异，但翰林的社会地 位始终非常优越，明清人甚至视“点翰林”为人生最荣耀之事。这种 社会风气，在客观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业的发达，促进民众文化素质 的提高。不可否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政策，是封建王 朝借以推动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

历史职称论文篇4

本文拟就当前《清史·史表》的纂修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史表”在《清史》中的地位与功能

自司马迁撰著《史记》之后，千百年来，“史表”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裁体例不断发展、完善，后人对其功能的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史记》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史记正义》载：“谱，布也，列其事也。”唐刘知几曰：“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所以自古以来即有“谱表”、“表谱”并列之称。明于此，即可理解为什么《史记》以来，历朝作表，繁简不一，无一定之格式，均以内容需要而定，与今日之表格记事，相去甚远。

以上是就表的形式而言。至于“表”之功能，纪传体中纪、志、表、传各部之间的关系如何？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曾言：“《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曰表也”。也就是说，司马贞认为，表之功能，在于将不显著的史事用表之形式，明白清楚地表列出来。

唐刘知几曾提出：纪传体史书中“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既明确了纪、志、表、传之间的相互关系，又点出了“表”之作用，主要在“谱列年爵”。

《明史》总裁王鸿绪则曰：“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

这里，王鸿绪又强调了“史表”的另一个功能，即通过“谱列年爵”来总结历代君主用人是否得当。

此外，史家赵翼在论《史记》中亦指出：“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史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也同样在论述纪、志、表、传之关系中，点明了“表”之作用，在于“以系时事”。

就上述诸家所言，明确纪、志、表、传本属一体，互为弥补，各有侧重，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若如前人所言，“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功名显赫者，则系之以列传，其无积劳亦无显过，列传之不可胜书，而举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则于表中载之；又其功罪事实列传中有未能系备者，亦于表中见之”。将史表之功能，仅看作“用人贤否，以资考义”的工具； 或将表作为拾遗补缺，其罗列之内容仅为“微而不著”之事，如此，又似乎失之偏颇。

罗尔纲先生在总结《太平天国史》体裁时，曾批评司马贞，认为其所言“表的作用，是表明微而不著的事，这个说法是片面的”，并引用梁启超的观点，说明史表亦可驾御史之大事，即“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故表可将“复杂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

近人傅振伦在评论《清史稿》时，更将史表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其言曰：“史之有表，盖所以提一书之纲要，为传记之总汇，节烦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为此，我们可将“史表”在纪传体史书中的功能和作用，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提纲挈领，为全书之纲要。也即前人所言：表之为用，“不仅旁行斜上，而在乎钩玄提要”，系“一代之纲纪”。尤其是《清史·史事表》上下两卷，在通纪8卷、典志39卷、传记22卷中，确应发挥“提一书之纲要，为传记之总汇”的作用。

2．补纪、传之不足。作史无表，则列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故万斯同言：“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3．眉目清晰，一目了然。由于史表体裁之特点，前述梁启超语，史表亦能将史事“化繁赜为整饬，化乱芜为简洁，使读者一目了然”，与全祖望在建议《明史》中增设“属国表”、“土司表”时所言，“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4．准确完备，便于检索，为读清史者之工具书。章学诚在论述纪传体史书时曾言：“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正因为史表全、简、确、明的功能和特点，所以古往今来好的史表著作，均为人们案头的必备辞书。

5．文省事赅，节约篇幅。如果说，完整、准确是史表之生命，那简约无赘，便是史表最突出的风格。因此，简明划一、文省事赅，亦应是史表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正如傅振伦所言：“节烦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二、《清史·史表》编纂的几个问题

由于史学界同仁和史表编纂者对纪传体史表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一或认识不到位，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关于纠偏补课的问题

建国以来，由于现代章节体史书的盛行，史学界用纪传体体裁编写的史表成果十分稀缺，至于迄今尚在的、曾研究撰写过清史史表的作者，更是廖若星辰。这就使得清史项目启动以来，史表撰写体裁的调研工作明显不足，遴选史表项目主持人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之后，各类史表虽已大部分立项，但包括史表组成员和各史表项目主持人在内的史表撰写人员，都还存在一个“纠偏补课”的问题。所谓“纠偏补课”，即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传统史表的研究与撰写，改变以往或轻视史表，或只能查阅而不会编纂的窘况。与此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什么是“史表”？传统史书中“表”的功能和特点是什么？传统史表与当代学者所著之史表（如台湾魏秀梅女士《清季职官表》）的差异及利弊如何？今天纂修《清史》应如何确定“史表”的地位？史表与通纪、典志、传记、图录等部分的关系如何？“史表”中的“人表”（即各类职官表、封爵表之简称，下同）应如何创新；“事表”（即《史事年表》与各类以个案为表列对象的，如《教案表》等，下同）该怎样书写，才能反映出新世纪清史的最高学术水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2．关于换位研究的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的“史表”项目主持人并未深入地研究过纪传体史书的“表”，所以很容易出现用已习惯的现代章节体史书的写法来作史表，这在某些“事表”项目方面，表现的较为突出。所以如何从纂修宗旨、体裁体例、选材界定、文字表达等各方面，从“史书”“史论”的思路，转化到传统“史表”的思路。即从专题史的研究，如近代教案史、中外不平等条约史、清季报刊史等，换位到用传统史表对某一专题的史实作表列概述。“史论”与“史表”，二者间多有不同，如前者为章节体或纪事本末体，突出的是观点和立论，要求是史料愈丰富愈好，论述愈缜密愈好；而后者则为纪传体中的史表，栏目、要素为先，重要的是界定、取舍，表列的是同类事务的相对独立的个案，要求的是全面、准确、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3．关于《清史》各部件的关系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有的“史表”项目，总想在自己的表中解决更多的问题，故栏目设置过多，内容过于复杂，结果作了通纪、典志、传记该做的事情，自己的精华反倒被掩盖了。因此，明确《清史》各部门的功能和特点，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各司其事，各负其责，是完成“史表”项目，避免大清史内容重复、叠床架屋的关键之一。

4．关于篇幅字数的问题。

不论“人表”还是“事表”，在立项之前，其成果的数字估算，颇为费事。因“史表”与纪传不同，其计算字数系以页面为准，又受到版本和栏目的制约，故其具体字数很难估计。但整个《清史》项目要求有一个字数的规划，并将其写入每个项目的合同书中。以致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史表”（人表、事表均有）项目即将合同上的最终成果字数，有计划地分配到各阶段、各栏目，以便“圆满”完成合同任务。按说，事先规定各项成果的字数，是不科学的，如果再不科学地设置栏目、界定选材、简明书写，那带有水分的成果肯定是低水平的。因此，一方面要强调篇幅字数必须服从学术质量，各项成果愈严谨、愈精练愈好；另一方面在各类史表的编纂过程中，注意适当调整字数，修改合同，以期在过程中解决问题。

5．由于《清史·史表》大小不一，许多表事属首创，加之前期的调研工作不到位，史表体裁的确立相对滞后，所以有些表在立项时，对其实际内容和工作量估计不足，尤其是首批立项的史表及某些超大型的史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恐怕困难较大。因此，为保证《清史·史表》的质量，这些史表完成的周期，亦应相对调整。

三、《清史·史表》“人表”应如何创新

按传统的“史表”体例而言，“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如以类别而论，又有人表、事表、地表之别。今《清史目录》第六稿中的“人表”，则囊括职官表（包括中央与地方）、世系封爵表、中外使领表、历科进士表，为传统史表中内容最丰富的“人表”。就清代史表而言，其有代表性的前人与当代学者之成果，主要有《八旗通志·表》、《清史稿·表》、萧一山《清代通史·附表》、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和魏秀梅《清季职官表》。其中《八旗通志》、《清史稿》内的职官表和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的体例均为年表，即以年系人，以人系事。此种体例的最大特点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按年索阅，眉目清晰，便于查找同一年同类横向的职官内容，如同一年之军机大臣、同一年之六部尚书、同一年之总督，皆言简事赅，一目了然。但由于清代官员往往连年而任，故其职官年表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空格太多，版面浪费太大。如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煌煌四大册，除附录人名录外，共3124页，其中部院大臣年表、满汉侍郎表、满缺侍郎表共726页，几占钱表的四分之一。而钱表的全部职官表亦仅仅是《清史·史表》中“人表”的一半（因钱表无世系封爵表、中外使领表、历科进士表等），故囿于《清史·史表》字数的限制，史表组拟将《军机大臣表》、《大学士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表》等，这些统称的职官表及《清末内阁表》（因此表历时较短，内容繁杂），不能不用年表的体例外，其余的职官表，则借鉴萧一山《清代通史·附表》中的《清代宰辅表》、《清代督抚表》和魏秀梅的《清季职官表》体例（萧表的《军机大臣表》和魏表的《军机大臣表》、《大学士表》亦均为年表），采取一职一表的方式。

严格地讲，这种一职一表的方式，并非传统纪传体中的“表”，因从《史记》中的十表，到《清史稿·表》内的职官表，除《史记》中的《三代世表》、《秦楚之际月表》和《清史稿》内的各类世表外，其余诸表均是以年系人、以人系事的年表。魏秀梅女士在萧一山《清代督抚表》以职系朝，以朝系人，以人系事（即督抚表内分四阶段，以顺康雍乾嘉历朝总督表为“总督上”；以道咸同光宣历朝总督表为“总督下”，巡抚亦同样分为上下两部分；某职下以各朝分栏，一朝一栏，一栏数人，连续书写；如顺康雍乾嘉历朝的山西巡抚，可在“巡抚上”某页见之，道咸同光宣历朝的山西巡抚，可在“巡抚下”某页见之）的体例之下，改为一职一表，即以职系人，以人系事，每栏一人，中分姓名、任职时间、任职类别、离职时间、离职原因、备注等六格。魏表体例的优点，主要有四：一是节省版面；二是一任官员只占一栏，任离职时间及类别首尾相贯，无需翻页而览其全貌；三是其内容较《八旗通志·表》、《清史稿·表》、萧表、钱表等更为丰富；四是与前述职官年表相反，其便于查找同类纵向的职官内容，如同一职官的吏部尚书、同一职官的总督、同一职官的布政使，从前至后，亦可一目了然。但缺点是分格较多，略嫌琐碎，不便按年索阅，如欲查阅某年六部尚书为何人，某年各地总督为何人，均不能一览可得。

在上述成果利弊互见的基础上，《清史》“人表”该如何取长补短，有所创新？我想，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充分注重前车之鉴。前人曾指出总结传统史表的弊端，是（1）“有性质相同，而体式不一者”；（2）“有分别项目，本无一定标准者”；（3）“有因横格太多，分截转行，而反使系统惑乱者”；（4）“亦有本无纵横关系，而漫为添格者，淆乱分错，先后异辙”；（5）“至于空格辽阔，浪费纸幅，抑又其次。”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1）（2）问题，在《清史》各类史表的凡例和内容的界定上，一定要做到科学、准确、严谨；对（3）（4）（5）之弊端，则重点从体裁体例和栏目的设置上加以解决，以免重蹈覆辙。

其次，鉴于史表的功能和特点，清史史表的体裁体例和栏目设置应以简约为上。就当代的史表编纂成果而论，目前“以职系人，以人系事”的魏表体裁，和“以年系人，以人系事”的钱表体裁，是清史史表比较成功的两种类型。针对魏表失之琐碎的毛病，是否可先明确“人表”栏内不可或缺的几大要素，如职官表中姓名、任职时间、任职类别、离职时间、离职原因等；然后用通栏的办法，即一人一栏；其中姓名一格，任职时间及类别、离职时间及原因一格，这样通过减少中间的竖格，以避免魏表的不足。

其三，针对魏表不便按年索阅的问题，主要考虑如何解决横向的职官联系，是否可将魏表中官员的任职年号提出，放置每页清帝年号第一次出现的表腰位置为注，栏内则直书某年某月某日。同时在每页页眉或表头位置上，加注本页所录官员任职的始末时间及职官称谓，如“道光2年——咸丰3年直隶总督”等。如此，既可节省字数，又能减轻查阅有关同年同类职官的负担。

其四，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无疑是迄今各种清史职官表中最完整的年表。在学习的过程中，清史史表组的研究人员已借鉴了其超越前人的诸多优点，如职官表中除任、离职时间外，还要有来因与去职两大要素，并注意官员职位变化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在时间的书写上，以干支注明实际日期，并用阿拉伯字加注公元时间于后，以及大学士表、部院大臣表均采取满汉分栏（表）之法等。

在此基础上，鉴于《清史》的撰写宗旨与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并不一样，故钱表的某些地方亦需修改和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1）钱表用特别符号代表某官兼某职的做法，既省字不多，又添凌乱，初识者还须翻阅凡例，反到费时费力，不如用简明文字替代。（2）有关官名与地名的缩写问题。有清一代的行政建置及行政区划，前后不一，其职官之管辖与称谓亦多有变化，如直隶省原称北直隶，顺治二年（1645）改称直隶；六年（1649）置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其后两次裁复，雍正二年（1724）方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终清未变。因此，清代的官名与地名之缩写，应十分慎重，稍有不当，便会造成混乱。（3）清代文武官员之升迁降调等情，内容十分复杂，其表达之属词多达近百种，钱表于此一律简化，自然掩盖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如同一“处死”，清时就有“弃市”、“正法”、“斩”、“枭首”、“赐自尽”等，如均用一“杀”字，则不能完全说明当时的历史事实，而上述词语之差异，恰好反映了清代不同的刑律层次和统治者的政策差别。类似这些与职官和封爵变迁有关的属词，我们认为应本着“要而不繁，准确划一”的原则，尽可能地保留属词背后的历史信息和学术含量。

其五，除体裁体例外，今清史职官表还可在表的内容上有所完善和超越，这其中除了校勘补正之外（囿于当时之历史条件，钱表编纂难免有诸多讹误阙漏之处），某些极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亦可增添列入。如两任官员及官员在任期间的属护问题，是清代官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但其在钱表中显有遗漏。再如钱表各类职官的任、离职时间，均以上谕的时间为准，但实际情况往往与之差距甚大，有些官员甚至从未到任。如果依据相关档案文献，添录各类职官实际到、离任的时间，则对读者帮助更大。

至于《清史稿·表》的设置及其表中的缺漏与不足，容作者专文另议，此不赘。

四、《清史·史表》“事表”该如何撰写

《史记》作十表，其中有“事表”内容者几占一半，除“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四表外，“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则既有大事记，又存有将相大夫等职官栏目，可谓人表事表合璧。其后历朝之史，或无表，或少有“事表”，直到《元史》表六、《明史》表五、《清史稿》表十，均无“事表”。今《清史》拟作史表十三卷，三十一表，其中“事表”即有五卷，七表，占总“史表”量的38%。因此“事表”的设置，既是《清史·史表》的一大创新和亮点，亦是《清史·史表》成功与否、学术水平高低的一大关键。

《清史·史表》中之“事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有清一代大事为主的“史事年表”；二是以同类个案排列为序的各种“事表”，如《中外约章表》、《教案表》、《文祸表》、《报刊表》等。两类“事表”均以“事”为中心，故与突出职官、封爵要素，准确布列的“人表”不同。至于如何才能高质量地完成上述两类“事表”，前人之作史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清人潘耒上《修明史议》中曾言：欲修好明史，应“搜采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因“博则无疏漏之讥，精则无抵牾之病，分则众目之有条，一则大纲之不紊，直则万世之公道申，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宽则察之而无疵，简则传之而可久”。纂修《明史》的总裁官徐乾学在《修史条议序》中则更具体地指出，在史料方面，应广搜博采，“集众家以成一是”；在史法方面，则“当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失实，又不可偏听乱真”；在史记方面，则提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的叙事标准。

就《清史·史表》中的“事表”而言，我觉得以下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事表”所录个案的界定问题。“事表”与“人表”不同，“人表”重在全、准二字，即某官某爵所收录之人，不仅内容要准确、精当，不能缺失有误，而且人物要完整，一个都不能少。而“事表”内容庞杂，层次不一，其间多有模糊之处。因此，首要解决的是界定问题，即何谓“教案”，何谓“文祸”。如清代教案，史学界有几十、上百直至两千件之说，如何界定取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科学的界定及明确的撰写凡例，并以此严格取舍，才能使诸多个案集成的“事表”，真正作到不阙不滥。

2．“事表”所录个案的取舍问题。“事表”的另一特点就是有些表需收录的内容太多，如清代《史事年表》涉及面极广，即凡有关国之兴亡，世之治乱，统治阶级内部之纷争，内忧外患之交困，政治制度之沿革，经济文化之变迁，军事活动之始末，行政机构之变更，重要官员之升黜，各类典章之制定，大政方针之实施，民族矛盾之激化，反清抗清之义举，对外关系之冲突变化，以及重大科技之发明，重要学者之活动，重要学术著作之问世，重要官书之编定，重大自然灾害之发生，以及必要之统计数字等等，均需收录。如此庞杂的内容，在一个篇幅十分有限的史表中，何者该取，何者该舍，自然是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

3．“事表”的体例和栏目设置问题。传统“史表”与今日表格记事不同，其实质就是仿照谱牒，分类排列，按年次或类别列记复杂事件的一种文体，其功能和特点尤在简明。故我们设想，是否应尽量减少中间的竖格，统一采取一事一栏的办法（《史事年表》可一年一栏），如《中外约章表》，名称一格，签约时间、地点、人物、语种、主要内容为一格，前边各要素之间，或中间空一字，或用黑体字，以显突出。

4．“事表”的书法问题。“事表”的内容一般均为个案史实的简约概述，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农民起义与对外关系等内容，如《史事年表》、《教案表》、《文祸表》、《中外约章表》、《报刊表》等，而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又大都为封建官书。因此，如何“秉笔欲直，持论欲平”，“不扬善，不隐恶”，又能正确地反映国家清史编委会的立场和观点，是“事表”、也是整个《清史》的难点与重点。鉴于史表与历史文章和专著不同，表文中一般不用引文，亦无须注明出处，故原始档案中的诸多封建术语，应尽量避免使用。

5．“事表”的文字篇幅问题。“事表”与“人表”相比，除观点倾向之外，其文字的要求更高，否则，难以成表。《清史·史表编纂则例》（草案）规定，各表中行文，均用浅易文言，但参与“史表”编撰工作的中青年专家较多，文字工夫略有不足，故有的“事表”文字松散，多赘，几经改写，仍不到位；或样稿合格，其余成果又复原貌，这种现象应极待改进。考察司马迁之《史记》，其《秦楚之际月表》中记载公元前秦二世二年，史事中字数最多的为汉刘邦故事，连标点才112字；而萧一山在《清代大事年表》中， 记咸丰三年字数最多，共13事，364字。这些前人作表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历史职称论文篇5

[关键词] 中职学生 历史 需要

据2010年11月24日《中国教育报》消息，全国中职学校当年招生830万人，与普高招生人数大体相当。今后，高中阶段教育每年的招生人数必须达到职普比例持平的要求，也就是说中职学生将稳占高中阶段受教育人数的半壁江山，成为与普高教育相当的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大军的素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然而，从很大意义上说，现阶段的中职学生仍然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基本上是被重点高中或普通高中拒之门外的“差等生”。很多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知识负债多，学习基础差，“听不懂，学不会”，跟不上课，日积月累，导致怕学、厌学、不学、辍学；行为随意，凡事图一己之私、逞一时之快，莽撞行事，不计后果；抗挫能力弱，遇事走极端，做事顺利就得意洋洋、自高自大，稍遇困难则低迷颓废、自暴自弃。这些状况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相去甚远，并进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1］历史教育是人性的培养基，蕴藏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2］中职学生历史知识欠缺，甚至十分贫乏。初中三年的历史学习并未给他们留下多少深刻印象，加上历史学科是开卷考试，学生往往是一书在手，别无他求，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就局限在教材上那些僵死的知识点，况且，随着中考的结束，学生又把历史“还给”了老师和教材。近些年来，数量不菲的小说、影视作品都以历史为素材，对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演绎，任意地戏说。这些经过改编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学生所接触到的历史已经不是真正的历史。中职学校不开设系统的历史课，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基本上也就止步于初中历史课堂和生活中的影视作品。贫乏的历史知识，歪曲的历史形象，简短的人生阅历，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不利于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构建和提高。

一般说来，对历史的思索总是从事后开始的，学习历史总是从事情的结果入手去追溯它的发生与发展。历史思索的这一特征以及这种思维所产生的历史解释，常常被人戏称为“事后诸葛亮”，这其中，隐约地透露出一点人们对历史学的失望与期待。历史并不是落后与陈旧的代名词，相反，历史与现实、与社会发展、与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的发展需要掌握丰富知识当然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人才，认真学习历史既是提高自身修养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汲取历史智慧，了解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了解认识历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重要性经常是潜在的，不易为人所注意。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历史学习观念应该是建立过去与现实联系的桥梁。学习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做史料的搜集者、过去事件的复述者和总结者，学习历史是为了形成分析事物的能力，为现实服务，用历史思维方法通过分析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指导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

2011年5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美国已完成了消灭本・拉登的行动；我们对全球传递美国价值观的承诺不变；事实再次证明，美国一旦决定去做，就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这不由让人想起近10年前的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恐怖袭击，损失惨重，蒙羞受辱。之后，美国联合盟国出兵阿富汗，打击，通缉本・拉登，国际反恐进入了新阶段。

的确，本・拉登死了。但问题是9・11事件是个“偶然”吗？毁灭了吗？恐怖主义消失了吗？恐怖主义使用极端手段，不惜滥杀无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破坏起码的人类道德界限，损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危害巨大，是国际社会的公敌。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背景，经济上的不公平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政治上的不合理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民族、宗教、文化矛盾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可以说，9・11事件是殖民余毒、霸权政治、经济旧秩序、宗教矛盾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存在，恐怖主义就不会烟消云散。因此，反恐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了解世界近现代史，就会知道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助于我们增强理解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美国以恐怖对恐怖，以非人道对非人道，这种“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态度本身很容易激化新仇旧恨，擦出更多的恐怖主义火星，让世界不得安宁。美国完全不顾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现实，限制乃至剥夺他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执迷不悟地强力推行其价值观，这本身就违背历史发展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其本质是为保持其大国地位和侵略扩张寻找借口、打气加油。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文化，以“和”为最高价值，提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宽容，和同万方。《论语》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言论。所谓“和而不同”，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肯定多样性的统一，容纳不同的意见，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而不同的精神就是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汇通精神。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提倡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是“善”的文化，不少西方智者提出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弥衡世界矛盾。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就认为，只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挽救人类灭亡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学生走出校门，走进“世界工厂”，从事着生产经营，谈论着经济全球化，殊不知全球化历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推倒，不正是500多年前哥伦布船队抵达新大陆的壮举吗！此前漫长的岁月，人类分居在地球的东、西两半，互无往来，实际生活在半球化的范围内。1492年10月8日，两半球居民首次相会，西半球居民将哥伦布一行人当作天外来客，盛情迎接款待，却丝毫不知道，这一天标志着西半球居民那种地广人稀的自由生活的终结，而哥伦布自己，至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是“新大陆”，丝毫也不知道他建树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功。

历史职称论文篇6

一、我国会计称谓的缘起

总会计师，无疑属于会计的范畴。既然属于会计的范畴，就可从会计的起源来探究会计的名与实问题。 会计作为一种职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但会计在几千年的发展中， 也必然有其不变的东西存在， 这就是会计的灵魂，会计的灵魂应该是不变的，直到这种职业发生质的变化，有其名无其实，或者无其名也无其实。

对我国会计这一名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大禹时代。舜为支持大禹治水，全国的人、财、物等多由禹来调度，这样禹就涉及到了如何理清这些人、财、物的问题，客观上促使了会计的产生。 禹治水，虽辨证地采用了“疏”而不是其父“堵”的办法， 但禹仍是十分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的家就在浙江绍兴的苗山下，大家体谅禹的辛苦， 每年就到禹的家中去理财算账，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算账理财的活动叫做“会稽”， 而苗山也就此改名为会稽山。会稽也即会计稽核之意， 《史记・夏本记》记载：“禹会诸侯江南， 计功而崩， 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这或许就是会计的由来，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 会计是由事而得名的。

以此足见“会计”历史之悠久。据载，我国周代即有专设的会计官职，掌管赋税收入，钱银支出等财务工作，进行月计、岁会，一般而言，每月零星盘算为“计”，一年总盘算为“会”，两者合在一起即“会计”。《孟子・万辛》篇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按照湖南师范大学张以文的注解，其意即“孔子曾经做过管理库房的小吏，他说，算账记数必须要准确才行啊！”而兰州商学院周一虹教授，说起会计的起源，却强调会计的产生是因人而生，即会计是和人结合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和事的结合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会计更多指的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而不单单是说所从事的记账算账报账诸如此类的事。会计，当而已矣，当译为“会计，就是把事情处理的合适罢了”。

笔者认为，周一虹教授所强调会计与人的结合更强于会计与事的结合，是为了强调会计是一种职业，这是一种“名”，这种“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不可改变，也是无需改变的，会计仍是有长久生命力的。而会计人所从事的会计事业，会计的内涵与外延，是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常演常新的，如会计的技术等方法论。例如，1494年，借贷记账法在意大利的产生；英国工业革命后，成本会计的产生与发展；经济繁荣后，“经济警察”注册会计师的出现；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统一会计准则的诞生；乃至今天我国会计的国际趋同。但无论如何演进，会计的实质始终都未突破会计之名的包容，换言之，会计之名，仍足以包含会计之实。所以辩证地看，会计的名与实，目前仍处于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和平相处的历史阶段，而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仍是会计改革的主基调。

二、我国总会计师名实之辩

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及总工程师曾经或将仍要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在总会计师领域，出现了相当于总会计师职务的多种叫法，这种称谓将来的发展方向如何，职能定位如何等，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妨在与财务总监及首席财务官简要对比中，探究一下我国总会计师的由来及走向，从而去感知我国总会计师名称与实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总会计师制度是新中国建立后，借鉴原苏联的高度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模式而来的。在历史上， 总会计师往往带有双重身份，既对国家负责， 也对单位的“一把手”负责。而追溯财务总监与首席执行官的产生，则会明显地看到这种称谓或制度是起源于市场经济， 是“委托-”关系的产物。财务总监及首席财务官制度都是主要为所有者服务的，是所有者为有效控制经营者而建立的一种制约制衡制度或机制。 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同。目前，我国对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及首席财务官在称谓、职权、功能、定位、作用、 资格及能力等方面尚没有一个统一而规范的界定。总会计师仍主要使用于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会计师是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 属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 业绩评价由企业内部负责； 财务总监制度主要用于现代股份制企业及上市公司；首席财务官主要集中于有国际背景的海外上市公司或国际化的跨国集团公司。

通过上述分析，并不能简单得出总会计师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一结论。当前，总会计师仍在承担着会计的使命，并非说总会计师的名字必须改为从西方舶来的财务总监或首席财务官，才能适应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才称得上是与时俱进，才叫国际趋同。这样恰恰混淆了会计之名是因事还是因人而生的问题。会计的起源强调会计的产生是因人而生，即会计是和人结合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和事的结合而产生的，即，会计更多指的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而不单单是说所从事的记账算账报账诸如此类的事。显然，现阶段我国会计的实质仍未突破会计之名的包容，会计之名仍足以包含会计之实。所以，有着悠久历史的会计并无需退出历史舞台，而会计所从事的工作也并不会因为会计的名字而受到制约。总会计师，亦然。正如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国际财联第41届世界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的总会计师尤其是大型企业、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总会计师，已经成为企业价值的创造者、资本运营的设计师、财务创新的引路人、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

当然，在称谓使用上的混乱，常常也会带来相应的地位、职权、功能、定位、作用及资格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对于名实之辩，历史上也有诸多的事例。如宋朝著名的宰相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写道：“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又如至圣先贤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些大家都讲到了正名的重要性。同样，对于总会计师而言，也极具借鉴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甄别的是，总会计师这个称谓是否已背离了会计的外延与内涵，是否必须改为财务总监或首席财务官，才能让“总会计师”们名正言顺，名实相符，从而才能在其位谋其政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会计，就像我国的国运一样，有一个家道中落的事实，落后了，就要面对，就要追赶，就要学习，所以我国有了学习西方的首席财务官等制度，积极促进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但借鉴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形成和实践着的蕴含“中国元素”的会计思想、观点和方法尽快系统化、知识化和体系化。借鉴，重在实际而非形式；借鉴，杜绝做表面文章。我国依照西方规则没有错，但若不面对中国的现实、不实现会计准则的“本土化”，必将使我国的会计事业边缘化。笔者认为，山东经济学院王爱国先生的思考，对于我国总会计师的名实之辩，也有着同样的价值。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首席执行官等制度，但要学其精神实质，不在于把其名字搬过来就好，而重在更新总会计师的实质性职责，即，总会计师条例的修订，要重在于实，而无需谄媚于名。名字完全可以多元，但可规定不管何种称谓，都统一要受《总会计师条例》的约束。

三、我国总会计师实质性内涵辨析

总会计师的称谓，决定于总会计师的地位，总会计师的地位，又必须凭借其职责与权限作支撑，没有实质上的职责和职权，地位就是一句空话，没有地位，何种称谓也是妄谈。目前我国总会计师的主要工作职责，根据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中有关总会计师职责权限的规定，其主要承担四方面的职责：会计基础管理、财务管理与监督、财会内控机制建设和重大财务事项监督等。同时，也赋于其四方面的权限：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财务人员配备的人事建设权和企业大额资金支出联签权等。但在多数企业的实际运作中，依据实际履行的职责的权重却多不一样。在总会计师的履职中，总会计师在主要时间及精力上的分配也大相径庭。这些，都需要在总会计师名实之辩中予以辩证地思考。

近年来，我国总会计师的地位整体上正日益提高。显然，在总会计师地位上的这种变化，是因为总会计师的职权变化而来的，而并不是由总会计师的称谓变化而带来的，也不是将称谓改为西方的财务总监或首席执行官就能提高或发生重大影响的。在这种现状下，笔者认为总会计师的实质性内涵如职权、地位是重点，称谓则相对是次要的，即总会计师职能的尽职与拓展才是当务之急。基于此，总会计师的近期职能，主要仍在于四大基本职能的切实履行上，这仍是总会计师的根本所在。而我国总会计师中远期的职能，要向战略管理、资本运营、风险管理等延伸及转变，这应该是总会计师与时俱进的使命所在。诚如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所言，会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中心，总会计师作为会计管理的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在战略规划管理、企业价值管理、流程系统管理、业绩评价管理、经济秩序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及日益重要的作用。

基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我国企业的运作形态，辩证地看待我国总会计师这一称谓，并没有改变的必要。因为总会计师的骨子里，仍是会计，会计指的是一种职业，以及从事该职业的人，总会计师也是指的一种职业，以及从事该职业的人，而总会计师的实质与内涵也是要不断变化的，总会计师的实质与内涵，正是通过总会计师的职能的拓展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总会计师条例》的修订，尽可以拓展总会计师的职权，而总会计师也尽可以叫总会计师，不必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进行更名。我国一千多万会计人只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力戒浮躁、肤浅及浮夸之风，坚守、赓续与弘扬中华民族会计学统、会计学术精神与文化，则目前总会计师的名实之辩当休矣。

参考文献：

［1］高洪海：《总会计师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中国会计报》2011年9月。

［2］郭道扬：《论会计的职能与本质》，《经济学研究［日］》，1998年第5期。

［3］郭道扬：《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国总会计师协会：《2011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2011年6月18日。

［5］方耀民：《从国外CFO制度谈我国总会计师的定位》，《经济师》2007年第7期。

［6］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中国CFO能力框架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历史职称论文篇7

一、由音声人探音声署

1.“音声”二字的由来

“音声人”一词最早见于唐高宗时撰成的《唐律疏议》：

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617年）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

上述音声人是在太常寺作乐的乐人与工乐者的地位不同，属于地位低下的“配隶之色”，最初在州县并不存在，义宁以后州县同时存在，与之前的太常音声相比意义有所改变。

《新唐书》卷48“百官三”载：

唐改太乐为乐正、有乐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二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

上述材料可以反映出，唐前期在太常作乐的音乐人法律身份各异，故出现了乐户、音声人、散乐等等称呼。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身份的变化对在太常作乐的各类人的称呼出现混同，这一时期音声署的概念范围发生了变化。《新唐书・礼乐志》卷22中载：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在盛唐时期，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弟子都聚集鼓吹署，这些统称为音声人，其人数多至万人。由此得知，盛唐时期太常上番服役的音乐歌舞百戏的乐人都被称为音声人，乐户似乎已与音声人没有了区别。音声人一词的使用范围已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官府用来指称太常一部分乐人的用语逐渐扩延至泛指从事音乐歌舞的音乐人员。

《通典》载：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这里记录了国家每年都会定期对司农户进行检阅，其容貌长相端正者可以归于太乐中，与乐户统称为音声署。司农户属于官户，按《唐律》其身份是低于音声人，但在盛唐已将之称为音声人，这并非说明音声人身份下降了，而是音声人的含义发生了扩延。

《新唐书・礼乐志》中记载：

玄宗既知音律……梨园法部，更置部音声三十余人。每宴乐，则宰臣尽在，太常教坊音声皆至，恩赐酒撰，相望于路。？？

此段材料讲述了唐玄宗擅长音乐，设置的教坊、梨园里的音乐人员也称为音声。

综上可知，音声人最早出现在中国唐朝，它产生之时特指一种专门在太常作乐的乐人，别于乐户，发展到唐朝中期以后，其概念发生了变化，所有在太常上番服役的音乐歌舞百戏的乐人都被称为音声人，乐户似乎已与音声人没有了区别。音声人一词的使用范围已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官府用来指称太常一部分乐人的用语逐渐扩延至泛指从事音乐歌舞的音乐人员。原本身份低于音声人的司农户在盛唐时期也称之为音声人，玄宗时期教坊、梨园中的乐人也称之为音声人。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演变音声人的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发生了概念范围的扩延，但一直与音乐密不可分。

2.新罗与唐的关系

公元427年高句丽国迁都平壤，从此在朝鲜半岛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一时期新罗采取主动与唐朝交往的策略，公元660年和668年唐朝联合新罗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经过唐朝新罗战争，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小部分领土，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此时的新罗虽然疆域扩大，实力增强，但经济文化等方面迫切需要稳固和发展。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最后的“论曰”中说，新罗之所以“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就是要袭中国“圣贤之风化”以革新罗的“鸿荒之俗”。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所记载，新罗积极吸收唐文化与唐关系也极其密切，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效隋唐，建立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教育制度。公元640年，善德女王“遣子弟人唐，请人国学”？？，唐朝初年，新罗正式派遣留学生来求学，682年新罗建立“国学”，747年又改为“太监学”，贵族子弟以长达9年的修业期限学习经典汉文化。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留学生的人数达到216人之多。？？此外，据《旧唐书・新罗列传》记载，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通过留学生的派遣，新罗不断吸收唐朝的音乐文化。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伽琴，很多学者认为是参照中国的筝而制，《三国史记》卷三十二：“伽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新罗在文武王金法敏四年（664年），派遣乐师星川、丘日等28人到唐朝学习唐乐，并带回了12种乐器。新罗末期的汉文诗人崔致远年少时到中国求学，在唐朝任官职，后来归国，其中他的诗作《大面》，收在了《全唐诗》中。

黄金面色是其人，手抱珠鞭役鬼神；

疾步徐移呈雅舞，宛如丹凤舞尧春。

大约6世纪到8世纪，新罗流行的“乡乐”在音乐上虽为传统的朝鲜音乐和歌曲，但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除了朝鲜固有的民间抒情歌曲、历史神话歌曲以外，还吟咏“汉词”和印度“梵呗”的古典诗歌，其中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三国遗事》记载有“乡乐”14首，其中都是用汉字来标记。另外，“乡乐”外的“唐乐”则是从唐代传入的宫廷俗乐。

总之，新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与唐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朝是新罗与中国的历史交流频繁高峰期，新罗是在唐的协助下完成统一的，政治机构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借鉴的唐的制度，经济上也与唐的交往不断，同时，唐朝作为当时的强盛之国，必然会引来周围别国的仰慕和仿效。新罗借鉴唐“音声人”中的“音声”二字应用于音乐机构的名称，显然是符合常理的。下文我们将从音声署内部的职官情况进行判断，以做进一步的推论和判断。

二、音声署内部乐官探源

音声署内部乐官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和中国古代或者唐代有一定的联系？是本国自设还是完全借鉴？如下我们将对二者内部乐官进行相关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对音声署研究探讨。

《三国史记》卷38：

新罗官号，因时沿革，不同其名言，唐夷相杂，其曰侍中，中等者，皆唐官名，其义若可考。曰伊伐，伊尺等者，皆夷言，不知所以言之之意。？？

上述文字是说新罗的官名，随着时间的演变是不同的，其官员的设置是唐朝职官和新罗本国职官的混合，其中称为侍中、郎中等官，都为唐朝乐官名称；称为伊伐、伊尺等的职官都为新罗当地的称号，其中的含义并不了解。由此看来，新罗机构的确立及其内部官员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唐文化，但是也有着不少本土文化在里面，下文我们将从新罗时期的不同的机构着手分析其官职情况，从而进一步明确的判断音声署的相关情况。

《三国史记》卷38：

音声署属礼部。景德王改为大乐监，惠恭王复故。长二人，神文王七年改为卿，景德王又改为司乐，惠恭王复称卿，位于他卿同，大舍二人，真德王五年置，景德王改为主薄，后复称大舍，位自舍知至奈麻为之。史四人。？？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知：音声署内部的乐官有大舍、长、卿、司乐、主簿、史大舍在不同的机构中，所处的阶品是一定的，其中与主簿属于同一级别的职务，为舍知（13等）与奈麻（12等）之间的职位，其人数在不同的机构不等，一般为2至6人。

我们可以得知史的职位位于先沮知（17等）与大舍（12等）之间，其中人数的设置根据不同机构而不尽相同，其中音声署内部有四人。卿（监）属于同一等级的职务其等级是随机构的不同而不同，如在兵部等级处于沙（8等）或阿（6等）之间。在四天王寺成典中是位于奈麻（11等）和阿（6等）之间的职位。由此可见，卿（长、司乐）在音声署中的级别较高是处于6等到11等之间的地位。

音声署内部上述乐官，究竟是借鉴唐朝而设？还是朝鲜本国固有？“新罗官号……唐夷相杂，其曰侍中，郎中等者，皆唐官名，其义若可考。曰伊伐，伊尺等者，皆夷言，不知所以言之之意。”文中讲到侍中、郎中等者为唐朝官名，音声署中虽未出现侍中、郎中，但是其内部的舍、史、卿皆属于中国古代官职。

舍人始于先秦，本为国君、太子亲近属官，隋唐时，中书舍人在中书省掌制诰（拟草诏旨），多以有文学资望者充任，隋炀帝时曾改称内书舍人，武则天时称凤阁舍人。宋初亦设此官，实不任职，另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起草诏令。明清时于内阁中的中书科，亦设有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朝鲜的新罗时期，“舍”被用在不同的机构中，所处的阶品是一定的，其中与主簿属于同一级别的职务，为舍知（13等）与奈麻（12等）之间的职位，其人数在不同的机构不等，一般为2至6人。由此看来，其名称最初为中国古代官名，而到了朝鲜内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罗处于统一初期其官职许多都源于中国，但并未像中国那样分工明确、划分细致，在各机构中都会用统一的名称，其级别也基本相同，只是人数略有差异。

史官是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在朝鲜的新罗时期，我们在上文中得知的职位位于先沮知（17等）与大舍（12等）之间，其中人数的设置根据不同机构而不尽相同，其中音声署内部有四人。由此看来，史原为中国古代的官职，而在新罗时期其名称被借鉴用于各种不同机构，在不同机构其职位大致相同，而不像中国古代划分的那样细致。中国古代音乐机构中又专门的乐官，而史则不参与其中，如唐朝的大乐署中的官职为：令、丞、乐正、典事等。新罗的音声署，则引用了中国古代官职“史”这一名称来充当乐官，其内部含义和中国古代的史官相差甚远，由此看来新罗在借鉴的同时融入了自己本民族思想的特点。

卿，为古代高级官名，在周代的时候卿已经是一种高级职务了。随着时间的迁移，在唐代以后卿的用法，特别是在政府范围内又有新的变化，“卿”成为皇帝、国君对臣下的专有称呼，这个称呼，一方面取魏晋时期“卿”里上级对下级、尊者对卑者的意味以及一种亲切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唐朝“卿”广泛用于官场、宫廷之间的用途。朝鲜新罗时期，卿同样被用于所设的各种机构，而在不同机构中的等级是随机构的不同而不同，如在兵部等级处于沙（8等）或阿（6等）之间。在四天王寺成典中是位于，奈麻（11等）和阿（6等）之间的职位。由此可见，卿（长、司乐）在音声署中的级别较高处于6等到11等之间的地位。

由此看来，音声署的内部乐官名称源于中国，但其内部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一是因为新罗为统一不久的国家，其各方面设立还不够健全，所以相对笼统，并不完整；其二，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罗是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适应本国当时状况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化。

综合音声署的机构名称的来源、内部乐官情况以及新罗与唐的密切关系来看，音声署的设立与唐文化息息相关，有着唐文化深刻的印迹。音声二字最早出现于中国隋末唐初的义宁时期（617―618），但新罗与唐政治文化的正式交流开始于留学生的派遣为公元640年，善德女王“遣子弟人唐，请人国学”，为新罗派遣唐留学生的开始，同时，根据朝鲜半岛最早有关音声署的资料《三国史记》卷38记载，真德王五年（651年）音声署已经存在，并结合新罗与唐交往的历史史料，推测出音声署设立的时间段为640―651年之间，它源于中国唐朝，借鉴了“音声人”中“音声”二字，应用于音乐机构的名称称之为“音声署”。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欧阳修《新唐书-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唐]杜佑《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6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2，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首尔：影印本，1998年版。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历史职称论文篇8

【内容摘要】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是时代的需要和学生发展的必备条件，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要体现的基本要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要努力探索，不断追求，认真学习和研究新课程改革精神，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抓手，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高中历史 创新学习 教学策略 

作为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课程的高中历史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后普通高级中学的一门主要课程。它包含了历史中最基本的内容。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我们要不断反思，不断研究的课题。 

一、历史教师自身创新意识 

我们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了，好习惯的养成要有坚强的毅力，要持久地有意识地培养。诚然，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总结积累，而是要尽可能地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学会去解决问题。我们要经常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思考，我们的课堂设计是否具有创新精神。我们的课堂活动是否能够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如何进行高中生历史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以鼓励学生参考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提出新问题。那么，如何进行教学的创新精神培养和创新能力发展？我们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寻更有效的教学策略，活化課堂教学。在活化的课堂中，我们开发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锻炼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大家都知道，学生对这门学科有了兴趣的时候，他（她）才能把这门学科学好。假如学生对我们的历史学科没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放弃这门学科的学习。 

如，分析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背景，则应挖掘出日俄战争的影响。1904年日俄战争的结果，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小国日本打败了领土面积是其60倍的专制大国沙皇俄国，给清政府震动很大，清朝地主官僚当中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促成了“预备立宪”骗局的出笼。这样一环套一环的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才会逐渐浓厚，学习积极性也才会慢慢提高。总之，学生学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干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这样就会使学习过程充满乐趣也更容易成功、成才。 

比如说，在教《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时，我就以韩国学者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这一谬论来引起话题，让学生来讨论，学生很快就对这一话题产生兴趣。 

2.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教学过程评价 

在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能够使得我们的课堂教学和谐融洽，各种活动的开展得以顺利进行，各种能力的培养得以实现。 

师生关系是教学中的最重要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我们要亲近学生，接近学生，拉近与学生的关系。这样，教师心情舒畅，学生情绪高涨，整个教学过程就会顺畅。所以主体参与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状态。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感情投资，创设历史课堂教学的情感效应，以提高历史课堂效率。关注学生的情感，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学习自主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才会增加。 

3.注重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发展课堂教学，就要尊重课堂教学的发展规律，因为学生是学习发展的主人，只有学生动起来，学生才能在自主、合作、探究中获得体验式阅读学习真正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时刻关注学生发展的需求，以学生学习中存在和暴露的问题和困惑为教学的起点，确定教学目标和实施教学行为。在教学中，要注意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分层练习。点燃学生创新的火花。新课程改革要求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指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开展多向的课堂交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显示出学生的主体性。我们一定要记住，教师只能是导演。我们除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外，还要拓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指导和协助学生经常思考所学知识，既能做到新旧知识的衔接，又能使新知识当中涵盖旧知识，做到环环相扣，逐层推进。 

4.抓好课堂讨论的核心问题 

教师要结合实际，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增加思维训练量，创造性地变换思维训练形式，把学生引入一种积极思维的状态中。让学生的创新思维成为一种常态。 

如“资本主义的产生”一节中，“有人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这一思考题，书中只是讲了些历史事实，没有较强的语言概括能力和一定的历史理论基础就不能答出来。我们便以此为突破口，将题目分解成几个方面，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回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发展态势怎样？ 

课堂讨论中，我们充分运用新课程理念和盐城教育局提出的让学引思的策略，切实把创新精神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 

结束语